三国志

    《三国志》，断代纪传史，西晋陈寿撰，刘宋裴松之注。陈寿，生于公元233年，卒于公元297年，字承柞，西晋史学家，安汉（今四川南充）人。陈寿早年拜史学家谯周为师，攻习《尚书》、《春秋》三传，精读《史记》、《汉书》。在蜀汉时，曾为卫将军主簿、东观秘书郎、散骑黄门侍郎。他为人正直，因与宦官黄皓不和，而使仕途连遭挫折。蜀汉灭亡后，陈寿成为一介布衣。

    《三国志》全书共65卷，其中《魏志》30卷，《蜀志》15卷，《吴志》20卷，记述了自黄巾起义至晋灭吴统一天下，从公元184年到公元280年近100年的历史。此书别具一格。它约成书于晋惠帝时，时人推崇作者“善叙事，有良史之才”。后人把《三国志》与《史记》、《汉书》、《后汉书》合称“前四史”，在史学上有较高的地位。

    作品写人叙事详实生动，取材审慎，文笔简洁，各传中选录的一些文章也颇有文学价值。据有关资料记载，《三国志》面世后，即有夏侯湛自毁《晋书》的故事。它对后世以三国故事为内容的小说、戏剧，特别是对《三国演义》的创作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它也是官方人士必须修读的“二十四史”之一。

    三国，即东汉末魏、蜀、吴三国鼎足而立时期。对这个历史时期的划定，史学家们观点不一，一般有三种说法。第一种划分，以公元220年，曹操去世，其子曹丕废汉帝，建立魏国，为三国开始年份。到公元280年，司马炎打败吴国，建立西晋王朝，全国又恢复统一为止，共61年的时间。第二种划分，是以曹丕建立魏国开始，到公元265年司马炎废魏帝，建立晋朝共46年的时间。还有一种划分，即把三国上推到公元196年，曹操迎汉献帝至许昌，“挟天子以令诸侯”，魏国羽翼丰满，汉朝名存实亡、风雨飘摇之时算起，终于公元280年，晋灭吴为止，则整个三国时期，即达84岁高龄了。

    东汉末年，中原大地狼烟滚滚，各地军阀割据称雄，连年征战，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经过一段漫长的相互攻战兼并过程，最后只剩下魏、蜀、吴三家势力强硬的对手，为中国统一奠定了基础。从这一点上来说，三国的出现较东汉末年的群雄争霸，是历史的一个伟大进步。陈寿为了纪念这段历史，于是修《三国志》。

    陈寿在《三国志》中对诸葛亮推崇备至，高度评价了诸葛亮一生的业绩和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但对失街亭及“将略非其所长”等也不讳言，既不以私情命笔，又能扬其善而不引起短缺。对于曹操的描写，挟汉献帝迁都许昌，他用史笔点出是董卓等人出的主意，记述了曹操受命为魏公、魏王的真实过程。但对司马懿受禅代魏的描写在《魏书》中只用“如汉魏故事”五字，足以令人深思。

    由于陈寿在撰写《魏书》、《魏略》时，是秉承司马懿意旨所写的，所以书中在个别记述上也存在一些失实之处，如诬称曹爽有“无君之心”等等。《三国志》中还将三国的鼎立和蜀汉的失败，都归于大命，在一定程度上宣扬了皇权神授的观点。此外陈寿担任过巴郡的中正官，这种品评人物的习气对《三国志》中人物的价值观也多少受到了一些影响，如对历史人物偏重于他们的才华和胆识方面的描写。

    搜神记

    《搜神记》，东晋史学家、文学家干宝所着。干宝笃信鬼神，他写《搜神记》的目的即是为了“发明神道之不诬”（《搜神记·自序》）。换言之，他搜神记异，是要给天命观提供例证，这就决定了本书不能不充斥宗教迷信观念。但是，由于所采故事有不少积极健康的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因此本书也有不少积极健康的内容。

    今本《搜神记》中464则故事，见于干宝以前的志怪书和其他书籍者约200则，其余则是“采访近世之事”。

    《搜神记》的内容大体上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1，神仙术士及其法术变化，主要集中在卷1到卷3；

    第2，神灵感应，集中在第4、5卷，其中“董永”条记载董永和七仙女的故事，这就是着名“天仙配”故事的本源；

    第3，卜梦，集中在第6至10卷；

    第4，物怪变化及灵奇之事，集中在第12、13卷；

    第5，鬼事及还魂事，集中在第15、16卷，其中有不少佳作，如吴王小女故事、卢充故事、王道平故事、河间郡男女故事等；

    第6，精怪故事，载于17、18、19卷；

    第7，报应故事，集中在第20卷，主旨讲善恶报应；

    第8，神话和其他怪异传说，集中在第14卷；

    第9，历史传说，集中在第11卷，如韩凭夫妇、东海孝妇及干将莫邪等，其东海孝妇的故事则为后来关汉卿的《窦娥冤》所吸收。

    《搜神记》虽然写的多是神灵怪异的荒诞故事，但也保存了不少优秀的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如《韩凭夫妇》、《干将莫邪》、《三王墓》等篇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残暴本质，歌颂反抗者的不屈精神，《李寄斩蛇》记述少女李寄不顾个人安危，机智勇敢为民除害的事迹。

    《搜神记》内容庞杂，描写细致生动，对人物刻画也注意到鲜明的个性，初具小说的格局，在我国小说发展史上有一定的地位。

    拾遗记

    《拾遗记》，又名《拾遗录》、《王子年拾遗记》，志怪小说集，东晋王嘉所着。王嘉，字子年，陇西安阳（今甘肃渭源）人。

    《晋书》本传云：王嘉“滑稽好语笑，不食五谷，不衣美丽，清虚服气，不与世人交游。隐于东阳谷，凿崖穴居，弟子受业者数百人，……着《拾遗录》10卷，其记事多诡怪”。可知王嘉是当时颇有名望的方士，书中所记也多是诡怪神仙之事。

    作品中有关古史部分多是荒诞怪异的神话，与史传不合；汉魏以下也有许多道听途说的传闻。末卷还记叙了昆仑等9个仙山。但文字绮丽，人物和结构都接近小说。

    现传本约经过南朝梁宗室萧绮的整理，首有萧绮序。

    神仙传

    《神仙传》，志怪小说集，东晋葛洪所着，共10卷。葛洪，生于281年，卒于341年，字稚川，自号抱朴子，丹阳句容（今江苏句容）人，信奉道教。作者自序称，此书是为了回答其弟子滕升于仙人有无的问题而作的：“秦大夫阮仓所记有数百人，刘向所撰又70余人，然神仙幽隐，与世异流，世之所闻者，犹千不得一者也。……今复抄集古之仙者见于仙经、服食方及百家之书，先师所说，耆儒所论，以为十卷，以传知真识远之士。”

    书中所记仙人除容成公、彭祖两人与刘向《列仙传》重出外，其余都是补《列仙传》所无的。所录84人，充满金丹道教的内容。但描写仙人神态也有生动之处，如王远、麻姑二条写蔡经见麻姑手爪似鸟，想到“背人痒时得此爪以爬背，当佳也”，很有情趣，后为李白游仙诗所化用。又如描绘仙人的种种神奇变化，想象生动，对后世神魔小说有一定影响。

    思旧赋

    《思旧赋》，属晋赋，向秀所着。赋前有序，说明是为了怀念亡友嵇康、吕安的。

    向秀是“竹林七贤”之一，与稽、吕二人交谊最深，曾与嵇康一起打铁，又和吕安一起灌园。嵇、吕因反对司马昭而遭诬杀。向秀慑于司马氏的威势，不得已而赴洛阳应举。这篇赋便是他应郡举归来，经过嵇康的旧居有怀而作的。

    作者因闻笛声，触景生情，追忆了往日朋友的志趣高雅、心胸旷达的音容行貌，以反衬今日人去楼空，笛声无主的悲凉。氛围极其惨淡萧瑟，让人感受到时代的黑暗，故友遭遇的惨痛和作者内心的苦闷彷徨。体小章短，刚开头却又煞尾，蘸满血泪，读之令人生悲。

    三都赋

    《三都赋》，属晋赋，左思所着，成文时间约在晋武帝泰始8年（272年）至太康3年（282年）间。

    《三都》由《蜀都》、《吴都》、《魏都》3篇组成。前两篇分别由假想人物西蜀公子和东吴王孙盛称三国时蜀都、吴都的形势之重，物产之丰，宫室之丽，民俗之华，最后一篇则由魏国先生盛赞魏都之宏丽壮观与政治举措之修明，对曹操统一北方的功业多所颂扬。赋中指出了立国之根本在于政治之修明，不在于自然山川之形胜。

    全赋采用一种纪实写真的笔法，辞采秀丽，气势宏博，虽模拟汉代张衡《西京赋》、班固《两都赋》，但后来居上，超越了前人。曾轰动一时“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晋书·左思传》）。

    归去来辞

    《归去来辞》，东晋辞赋名篇，陶渊明所着。原题《归去来兮》，萧统《陶渊明传》及《文选》删去“兮”字，称《归去来》，后加文体“辞”，合称《归去来辞》。

    晋安帝义熙元年（405年），陶渊明41岁，因家贫子多，迫于生计，出任彭泽令。不久产生厌倦情绪，80余天之后，挂冠而去，赋《归去来辞》。史传皆载：渊明为彭泽令，上级郡督邮来县，县吏要他“束带见之”，他甚感屈辱，表示不肯为了五斗米的薄禄向乡里小人折腰，当天即解印归田，赋《归去来辞》。但作者在序文中不说此事，只说“程氏妹丧于武昌，情在骏奔，自免去职”。因此有些学者对渊明去职之事的原因多有争论。

    赋中作者以任运委化、乐天知命的思想，在田园故庐的闲静生活中，体会到欣愉的人生趣味和高洁自足的人生境界，从而冲淡了一生仕途的失意和现实贫困的生活。

    文章写得既深沉又恬美，字里行间饱含着诗情画意，神态旷远，辞意畅达。宋代欧阳修说：“晋无文章，唯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一篇而已。”

    桃花源记

    《桃花源记》，东晋散文名篇，陶渊明所着。约写于宋武帝永初2年（421年），是作者晚年之作。大概受当时战乱中人民被迫“逃亡去就，不避幽险”的历史真实和北方坞堡组织的启发，结合前人记载的有关传说，幻想成篇的。

    文中通过武陵渔人误入桃花源之事，展现了一幅没有世网羁绊的人间乐园的图景。在那里，一切都那么单纯，那么美好，人人劳动，怡然自足，“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没有君王，没有剥削，一切都与现实社会的战争动乱、污浊虚伪形成相反的对照。文章形象自然、逼真，引人入胜。

    《桃花源记》给后世文学以极大的影响。王维有《桃源行》诗，韩愈有《桃源图》诗，刘禹锡、王安石有《桃源行》诗，苏轼有《和桃源诗序》等，在历代的诗文中，更是常被作为咏叹的一种境界。

    博物志

    《博物志》，志怪小说集，晋代张华撰。共10卷，因原书早已散佚，现在的版本多从《艺文类聚》、《太平御览》中摘录，且有增加，因此这本书不只是张华原文。

    书中内容庞杂，分类记载了山川地理知识以及一些异境奇闻、神仙方术的传说，其中对于中国西北地区天然气、石油的记载，对地质勘探有参考意义；对一些传说的记录，也对人们研究古代文学、历史人物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

    宋代李石有《续博物志》10卷，补张华之不足。

    西京杂记

    《西京杂记》，历史小说集，旧托为西汉刘歆撰，实为东晋葛洪所着。全书原为2卷，后宋人又分为6卷，共计129条。“西京”即西汉都城长安。

    书中所载多是西汉统治阶级和文人的遗闻轶事，有一定思想内容，但也时有怪诞之语。其中的故事、文学形象常被历代文学家所采用。

    文赋

    《文赋》，古代文论专着，西晋陆机所着。用赋体形式写成，文前有序。

    在《序》中，陆机具体阐述了写作此书的目的，也提出了文学批评中的一个具体问题，即“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故写此专论“以述先士之盛藻，因论作文之利害所由”。在正文中，陆机将文学创作分为准备阶段、构思阶段和具体创作阶段来探讨文学的本质问题。

    作品在创作的准备阶段，注意到了作家本人的修养及自然和社会生活对创作的影响；在构思阶段，提出了“精骛八极，心游万仞”的想象的作用，还强调了文学创作中的形象化，即“虽离方而遁圆，期穷形而尽相”；在创作阶段，主张文学作品要内容、形式兼重，所谓“理扶质以立干，文垂条而结繁”的“文质统一”说。《文赋》还特别提到了创作中的灵感问题。

    《文赋》在中国文论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清代章学诚认为“刘勰氏出，本陆机氏说，而昌论文心”，对后世影响极大。

    恨赋

    《恨赋》，抒情小赋，江淹所着，载于《文选》卷10。

    小赋抒写了“自古皆有死，莫不饮恨而吞声”的主题，把由死亡而带来的夙愿难酬，遗憾怨恨当成一个普遍永恒的存在来表现。

    赋中写了帝王之恨，列侯之恨，名将之恨，美人之恨，才士之恨，高人之恨，困穷之恨，荣华之恨，虽然各有特点，但饮恨而终却是一样的。典型地体现了作者的生死观，具有一定的时代性。

    此赋虽然专写悲哀惨淡的景象，但因写了一些豪杰高士的遭际，如李陵、嵇康等，因而显出一股悲愤、激昂之气。清许梿在《六朝文絜》中说：“慷慨激昂，读之英雄雪涕。”加上文辞清丽，历代传诵不衰。

    十洲记

    《十洲记》，志怪小说集，1卷，全称《海内十洲记》。旧本题汉东方朔撰。实为六朝人依托成书。

    作品记述汉武帝听西王母说海外十洲，亲问东方朔，东方朔依次回答十洲上神仙所居及怪异之物，颇多虚诞杜撰之言。又附有沧海岛、人丈洲、扶桑、蓬邱、昆仑五条。此书保存了不少神话及仙话材料。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此书“盛称武帝不能尽朔之术，故不得长生，则似道家夸大之语”，这也是方士托言于汉武帝和东方朔来宣扬方术的小说。

    南北朝民歌

    《南北朝民歌》，从晋室南渡到隋代统一，270余年，南北形成对峙局面。在如此漫长的时间里，由于生产条件的悬殊，政治环境的差异，以及地理、风俗等各方面的不同，在文学上，也形成南北不同的色彩，这在民歌中反映得尤为明显。

    首先从诗歌的题材方面来看，南朝民歌尽管数量多，但题材比较狭窄；北朝民歌虽然数量少，但题材相当广泛。现存南歌约有400多首，主要分为“吴声”和“西曲”两大类。在内容上几乎是清一色的情歌。而且所写的大多是以女子为第一人称。其中的男女私情，往往是“非礼”的关系，或是私相爱慕，或是萍水相逢，充满了对感情热烈而执着的追求。这些现象的出现，应是有其社会根源的。

    江南自“永嘉之乱”后，中原人民大量南移，农业、手工业、商业都有很大的发展，尤其是沿江的许多城市，如建康、江陵、襄阳等，空前繁荣。而这些都市中，又聚集着大量的中小商人、手工业者、无业游民。他们家庭中的妇女，因生活的环境和社会地位，对于礼教的观念较为淡薄，在男女爱情问题上也更为热烈、恣肆。而民歌中对此的表现，又恰恰迎合了当时腐败了的上层阶级的胃口，故得以广为流传并被大量保存。

    现存的北朝民歌，只有60多首，内容却相当广泛，战争的频繁、生活的艰苦、民风土俗、北国的风光景物等等都有涉及。如那首着名的《敕勒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寥寥几笔，勾勒出北方草原雄浑苍茫的壮丽景象，这在南歌中是没有的。当然，最突出的是，北歌中出现了《木兰诗》这样一首堪与“汉乐府”中的《孔雀东南飞》相提并论的优秀长篇叙事诗。

    其次，从语声方面来看，南歌婉转清丽，北歌质朴明快。尤其是南歌中大量使用了双关隐话，使诗歌更显缠绵含蓄。双关隐语的构成，主要是利用谐音字和一字多义，故有两种情形。第一种情形是同音同字：“合散无黄连，此事复何苦？”“散”既是药名，亦喻聚散之“散”；黄连之味“苦”又喻相思之“苦”。第二种情形是同音异字：如“莲”双关“怜”，“丝”双关“思”等等，如“雾露隐芙蓉，见莲不分明”。这些手法的大量运用既是南方民间习俗在诗中的渗透，也给诗歌添上了几分活泼与生动。北歌的语言，却以质朴明快、刚健有力见长。没有南歌的精巧文辞，更不用双关隐语的技巧。

    再次，从形式体制方面来看，南北朝民歌均以五言四句占多数，这种格式对五言绝句的形成，有较大的影响，不过南歌中有五言三句、五句、六句者，为北歌所无；北歌中的七言二句、四句体也不见于南歌。

    最后，南北朝民歌的整体风格特征亦与语言特征及反映的感情特征相关联。南歌委婉细腻，北歌豪放粗犷，这与地理环境差异也有一定关系。南方气候温暖湿润，河网密布，物产富饶，容易陶冶出以明丽妩媚为特征的艺术情趣；北方是一马平川，景观缺少细部的变化，生活相对简单而严峻，大自然却有南方无法比拟的博大、崇高和雄浑，这样的环境较容易铸就北方人民宽阔的胸怀以及豪迈而又质朴的审美特征。因此，同样是爱情歌曲，南歌真挚缠绵，北歌大胆干脆。

    对后代影响巨大而足以代表北朝民歌最高成就的当然是《木兰诗》。《木兰诗》在我国古典诗歌发展史上，初次塑造了一个英姿飒爽的具有典型英雄性格的女性形象，再配上北方雄浑的自然景色，画面气魄宏大，读来令人意气振奋。《木兰诗》在体式上使用杂言，轻便灵活，接近于口语，既注意押韵，又注意韵脚的不断转换。诗的结构、布局也极有特色：铺排时淋漓酣畅、简略时则惜墨如金，如木兰10年的戎马生涯，只用了20个字便一笔带过。另外故事情节特强，比喻新奇幽默，叙事与抒情相糅合等等也都是这首诗的特点。

    玉台新咏

    《玉台新咏》，东周至南朝梁代的诗歌总集，南朝陈徐陵辑，共10卷，是继《诗经》、《楚辞》之后中国又一部诗歌总集。书成于梁代，收录了东周至南朝梁代的诗歌769首。前8卷为五言诗，第9卷为歌行，第10卷为五言二韵之诗。

    徐陵在序言中谓此集旨在“撰录艳歌”，所取大多绮罗脂粉之词，但又去古未远，保留了一些有意义的作品，如曹植《弃妇诗》、庾信《七夕诗》、《古诗为焦仲卿妻作》等皆首见于此书。刘肃《大唐新语》曰：“先是梁简文帝（萧纲）为太子，好作艳诗；境内化之，浸以成俗，谓之宫体。晚年改作．追之不及，乃令徐陵撰《玉台集》，以大其体。”故《玉台新咏》所录诗，与“宫体诗”自是有别。

    作品以清新流利为主，又录许多民间歌谣。现存的版本以明代无锡孙氏活字本为最早。1955年文学古籍刊行社有影印本。

    孔雀东南飞

    《孔雀东南飞》，原名《焦仲卿妻》或《古诗为焦仲卿妻作》，是最早的着名叙事长诗。《孔雀东南飞》，最早见于徐陵所编《玉台新咏》，现在流传的诗作有355句，1775言，其篇幅之长，是在它以前的叙事诗中所没有的。

    诗中叙述了汉末庐江郡的一幕家庭悲剧。女主人公刘兰芝，17岁嫁给了庐江小吏焦仲卿。夫妻感情甚笃，但焦母不喜兰芝。尽管兰芝日夜服劳，行为谨慎，仍遭焦母苛遇。不到3年，兰芝终被焦母逼归娘家。夫妻被迫痛离，初尚寄团聚之望，后却完全变成泡影。县令、太守先后遣媒为其子向兰芝求婚。兰芝迫于官势与兄威，先拒绝而后假允，并与仲卿密定同死之计。婚娶之日，兰芝自沉清池别世，仲卿亦自缢于庭树之上。

    诗歌具有深刻而巨大的社会意义和思想意义。它在我国诗歌史上，第一次以宏伟的篇幅、完整的故事情节和完美的艺术形象，描述了一对青年夫妻的爱情悲剧，真实地反映了我国封建时代的社会现实，并通过描写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问题，即封建制度下的婚姻问题，深刻地揭露和有力地鞭挞了封建礼教和封建伦理制度的罪恶，热情地歌颂了青年男女忠贞的爱情和为忠于爱情而宁死不屈地坚决反抗封建恶势力的叛逆精神，表达了广大人民争取婚姻自由的必胜信念。

    诗歌叙述完整，描写细致，尤其是以生动的情节、典型的对话，成功地塑造了几个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刘兰芝是我国古典文学中光辉的妇女形象之一；焦仲卿是非分明，最后也走上了以死徇情的彻底反抗的道路；而焦母和刘兄，则是封建礼教和宗法势力的代表。诗的结构谨严，剪裁得当，语言生动活泼，具有很强的表现力。

    诗歌在思想和艺术方面，都是汉乐府叙事诗发展的高峰，也是我国文学史上现实主义诗歌发展的重要标志，是古代长篇叙事诗歌的艺术典范。它与《木兰诗》可谓异曲同工，被并称为我国诗歌史上的“双璧”。它经过文人加工，成为了汉魏乐府群珠中的一颗最耀眼的明珠。千百年来，在我国诗歌发展史上闪耀着灿烂的光辉。由于它所提出的问题，是封建社会一个极其普遍的问题，这就使得这一悲剧具有高度的典型意义，从而感动着千百年来的无数读者。“五四”运动直到解放后，它还不断地被改编成为各种剧本，深为广大人民所喜爱。

    世说新语

    《世说新语》，南朝宋中文学家刘义庆所撰。全书按内容分类记事，共计有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等36篇。该书主要记述汉末至东晋间文人名士的言行风貌，比较清楚地反映了士族阶级的精神面貌和生活方式。

    《世说新语》的大部分篇幅是描写“魏晋风度”、“名士风流”，我们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士族名士有意玩弄风度、风流自赏的情态。如《任诞篇》记王子猷雪夜访戴逵，乘兴而往，兴尽而返，却不必见戴，可以见出其人适意而行、崇尚自然的作风。

    《世说新语》的一些记载，还客观地暴露了司马氏统治的黑暗恐怖和豪门士族生活的奢靡堕落。但总的来说，它没有反映当时的阶级矛盾，对统治阶级的生活记载也缺乏批判态度，思想上有着很大的局限性。

    《世说新语》在艺术上具有较高的成就。鲁迅说它“记言则玄远冷峻，记行则高简瑰奇”，可以视作其在艺术上的总特色。该书善于通过富有特征性的细节描写，勾勒人物的性格和精神面貌。如《忿捐篇》写王蓝田吃鸡子，仅仅通过几个小动作，就把王蓝田的性急，绘声绘色地刻画了出来。该书还善于用对比的手法，突出人物的性格。如《德行德》记管宁割席的故事，通过管宁、华歆对金钱和权贵的不同态度，揭示了两人品格的优劣，虽仅只61字，却有情节，有动作，十分紧凑精彩。

    该书还善于把记言记事相结合，如《雅量篇》描写晋孝武帝见了彗星之后，深夜入园中对星空举杯祝酒说：“长星劝尔一杯酒，自古何时有万岁天子！”这种行动和话语，把他见到彗星后故作达观的心理完全表露了出来。

    《世说新语》的语言精练含蓄，隽永传神。明胡应麟说；“读其语言，晋人面目气韵，恍然生动，而简约玄澹，真致不穷。”可谓确评。

    《世说新语》是记叙轶闻隽语的笔记小说先驱，也是后来小品文的典范，对后世文学有深远影响。唐王方庆的《续世说新语》、宋王谠的《唐语林》、明冯梦龙的《古今谭概》等，都深受其影响。《世说新语》中的“谢女咏雪”、“子猷访戴”等故事，成为后世诗文常用的典故；另有一些故事，则成为戏剧家小说家创作的素材。

    后汉书

    《后汉书》，纪传体断代史，南朝宋范晔所着。范晔，生于公元398年，卒于445年，字蔚宗，顺阳（今河南省浙川县）人，南朝宋时史学家，是我国南朝时一位较早注意声律、文笔问题，具有进步文学主张的作家。曾任尚书吏部郎、太子詹事等职。因涉嫌迎立彭城王义康案被杀。时年48岁。《后汉书》收录了许多政论和辞赋，共120卷，其中本纪、列传部分为范晔所撰，志部未完便遭杀害。

    范晔写的纪传，笔势纵横驰骋，语句精炼紧凑，颇具骄文句法。对人物形象的刻画，生动、真实、活灵活现。名篇有《班超传》、《张衡传》、《范滂传》等。

    《后汉书》记叙了自汉光武帝刘秀推翻王莽政权，改年号为建武元年（公元25年）到汉献帝建安25年（公元220年）整个东汉时期，前后共196年的历史事件。

    在东汉时期，私家着述史书的人很多，范晔博采各家之长，着述传记90篇，梁时，刘昭取晋司马彪《续汉书》中的“八志”补入范晔所着之史书，北宋人将两书合刻为一本，名为“后汉书”。范晔根据东汉时期多出现太后听政的现象，特为皇后立纪，对部分列传也采取了相应归类的方法，创立了《党锢》、《文苑》、《独行》、《列女》等类传。本书以文采着称于世，其中的序论和赞尤为突出，作者曾自诩为“奇作”，写人叙事，简明周详，生动感人。而且文中收录了大量的东汉时的散文、辞赋、诗歌。

    作者在叙述史实时，继承和发扬了史家“寓论断于序事”的传统，有意识的反应了自己的政治观点。如通过李固、陈蕃的事迹，赞颂了爱国志士壮烈殉国的节操，推崇与邪恶势力进行斗争的无畏精神。对那些苟且偷安、只知道保自己乌纱帽的人提出了尖刻的指责，对当时的社会现实进行了有力的讽刺。作者还通过这部史学着作表现出了一定的唯物主义观点，对宿命论思想进行了批判。

    《后汉书》是一部具有较高思想价值和文学价值的史学着作。在编写体裁和思想内容等方面，它与别的史书不同，有其独特的风格和特征，而且，它打破以往修史的局限，第一次在正史中开辟《列女传》篇目，从而奠定了妇女在史学中的崇高地位。

    唐代时，有关人士把《后汉书》与《史记》、《汉书》合称“三支”，足见该书之深远影响。

    文选

    《文选》，也称《昭明文选》，中国现存最早的古代诗文总集，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在东宫时召集文人们共同编订。

    《文选》30卷，共收录作家130家，作品514题，上起子夏、屈原，下迄于梁普通7年（526）以前。从文章分体说分为赋、诗、骚、七、诏、册、令等38类，大体概括为诗歌、辞赋、杂文3大类。这体现了编者对文体分类及源流的理论观点。

    《文选序》讲到选录标准，一般不选经书、诸子着作、繁博的记言文、记事的传记。但史书国的赞、论、序、述部分可以收录，入选的诗文只有善用典故成辞、形容比喻，又辞采精巧华丽的文章，才合乎标准。可见编者试图用南朝文笔之辨的理论来划分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反映出当时重辞采的文学风尚。其中选录《饮马长城窟行》等汉乐府民歌、陶渊明诗8首、《古诗十九首》和鲍照作品18篇，都很有价值。

    此书自唐初李善加以注释后，广为流传。唐以后文人往往视之为学习诗赋的范本。杜甫教他儿子“熟精文选理”（《宗武生日》，宋人有“文选烂，秀才半”（陆游《老学庵笔记》）的谚语。后人研究《文选》及李善等人的注释，形成了“文选学”。

    幽明录

    《幽明录》，志怪小说集，南朝宋刘义庆撰。原书已佚，鲁迅《古小说钩沉》辑集佚义260多条。作品多记神仙怪异、人物灵异之事。其中《刘晨阮肇》一节，记载刘晨、阮肇入台山遇仙女的故事，多为后人引为典故。唐传奇《游仙窟》在构思上也受其影响。《卖胡粉女子》和《庞阿》写男女爱情，也是较好的故事。

    《幽明录》根据前人旧说纂辑而成，故不少故事与《列异传》、《搜神记》、《搜神后记》相同。

    文心雕龙

    《文心雕龙》，古代文学理论着作，南朝齐刘勰所着。约成书于南朝齐和帝中兴元、二年（501~502年）间。

    这是一部在魏晋以来已经出现的文学理论着作基础上总结性的巨着。内容精博，体系严密。共10卷，50篇，包括总论、文体论、创作论、批评论4个主要部分。

    总论五篇，论“文之枢纽”，是全书理论的纲领。其核心是《原道》、《征圣》、《宗经》3篇，要求一切要本之于道，稽诸于圣，宗之于经。宗经即强调五经是一切文体的本源，例如赋、颂、歌、赞，都源于诗经。他还提出了宗经的具体要求：“故文能宗经，体有6义，一则精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直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这6条要求，就是贯穿在全书中的对文章肯定与否定的原则标准。如《辩骚篇》称赞屈原能“取熔经意，自铸伟辞”。

    文体论20篇，每篇分论一种或两三种文体，对各种文体的源流及作家、作品逐一进行研究和评价。比之曹丕《典论·论文》、陆机《文赋》要详细周密得多。

    创作论19篇，分论创作过程、作家个性风格、文质关系、写作技巧、文辞声律等类问题。

    批评论5篇，从不同角度对过去时代的文风、作家的成就提出批评，并对批评的态度、方法作了专门探讨。

    最后一篇《序志》说明作者的创作目的和全书的部署意图。

    全书虽贯穿了原道、宗经、征圣的儒家思想，造成一定局限性。但在具体的文学批评中，提出了许多精辟见解。

    其一，初步建立了文学史观。他认为“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注意到时代和社会政治生活对文学盛衰变化的影响。如论建安文学“雅好慷慨”的风格出于“世积乱离，风衰俗怨”的现实环境。《通变篇》还系统地论述了历代义风的先后继承变革的关系。

    其二，总结了文学创作的经验。他强调文学创作要“吟咏情性”、“为情而造文”，反对“为文而造情”（《情采》）。并重视情感在文学创作全过程中的作用。还对“情”与“景”的关系、风骨、艺术想象等问题作了阐述。

    其三，专门探讨了文学批评的方法论。他认为批评家要有深广的学识修养，采取“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的态度，从多方面加以观察。

    《文心雕龙》的许多精辟见解，对唐以后的作家、批评家有相当大的影响。

    研究、注释《文心雕龙》的着述颇多。如范文澜：《文心雕龙注》、王元化：《文心雕龙创作论》、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拾遗》等。

    诗品

    《诗品》，古代诗歌评论着作，南朝梁钟嵘撰。所论的范围主要是五言诗。书中将汉至梁代的诗人122人，区别等第，分为上、中、下三品，分别予以评论，故称为《诗品》。

    钟嵘在书中批评了当时诗坛存在的堆垛典故和刻意追求声律的弊病。《诗品序》说：“至乎吟咏性情，亦何贵于用事？”而堆垛典故则使诗歌“殆同书抄”。又说沈约等人提出的四声八病的诗律，“使文多拘忌，伤其真美”。但他笼统地反对讲四声、讲格律，又有偏颇之处。

    《诗品序》还提出了对诗歌的看法，即强调赋和比兴相济为用；内在的风力与外在的丹采相互配合。依此品评诗人和作品的风格，他说左思诗“得讽喻之致”；评曹植诗“骨气奇高，辞采华茂”，都很准确。他还注意摘引和称许辞采华美、奇警秀拔的名句，如论谢灵运诗“名章迥句，处处间起”；论谢朓诗“奇章秀句，往往警遒”。

    书中表现出一定的文学史观。如概括论述了五言诗的产生和发展。由于《诗经》主要是四言体，故有“四言正体”的传统看法。钟嵘则认为四言诗“每苦文繁而意少”，而五言诗“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从理论上为五言诗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又如他论每个诗人的风格，总是指出其“源出”某人，注意前人的影响，其中不乏精辟的见解，但也有牵强附会的地方。

    钟嵘强调好诗要有“滋味”，使人“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文已尽而意有余”，这一点为后来许多人所接受和发挥，如司空图、苏轼以至王禛等，并成为以后对诗、文创作共同的审美要求。

    《诗品》是第一部论诗的着作，在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有很大影响。

    别赋

    《别赋》，南朝梁赋，江淹所着。《别赋》载于《文选》卷16，与《恨赋》是姐妹篇，《恨赋》以激昂胜，此篇则以柔婉胜。

    作品把离别的痛苦和感伤，提高到人类情感最高最深的层次，并通过贵戚之别，侠客之别，从军之别，方外之别，夫妇之别，情侣之别的各种场面的描绘、渲染、烘托，把离别所引起的千种风情，万般无奈，写得丝丝入微，韵味悠长。如百感凄恻的游子，幌然有亡的居人，泣沥感奋的剑客等，至如“春草碧色，春水绿波，送君南浦，伤之如何”等语，移情之力，不可阻挡！最后作者归结到“有别必怨，有怨必盈”的感慨，与篇首的“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相呼应。

    全篇情调深柔凄婉，又呈现一派秀色，不流于轻靡。清词丽语，音韵铿锵，成为六朝骈赋精工化进程上的一个新起点。

    哀江南赋

    《哀江南赋》，骈赋名篇，庾信所着。

    庾信几代仕梁，梁因侯景之乱，都城失陷；迁都江陵后，又被西魏攻陷。庾信刚好出使西魏，家国覆亡，自己又被羁留而仕北朝。《北史·庾信传》载：“信虽位望通显，常作乡关之思，乃作《哀江南赋》以致其意。”《楚辞·招魂》曰：“目极千里兮伤春心，魂兮归来哀江南。”梁武帝都建业，元帝都江陵，二都本楚国故地，故名《哀江南》。赋前有序，陈述了作赋的动机是悲慨身世，悼思家国。

    赋以作者的家世生平、亲身经历为线索，对梁朝由兴盛到衰亡的全过程，做了痛定思痛的追述。其中，对梁朝君臣“以干戈为儿戏，以清谈为庙略”的腐败无能，以及互相内讧，骨肉相残的行径，进行了揭露和指责，赞颂了梁朝将士英勇牺牲的精神。对无辜的平民在战争中“城崩杞妇之哭”的惨相，给予深切的同情，并对自己沦落异邦，死生契阔的遭际，流露出日暮途穷、不可问天的沉痛。赋在一片故国乡关的思念中结束。

    作者大量用典使事，引古类今，更浸入了一层历史兴亡的悲感。行文纡曲转折，声律严整，呈现出雄劲苍凉、毫不拘泥的自由气息；既富于骈语丽句，又具有散文精神，是六朝骈文中的优秀代表作。

    续齐谐记

    《续齐谐记》，志怪小说集，南朝梁吴均着。为续南朝宋东阳无疑《齐谐记》而作，取《庄子·逍遥游》中“齐谐者，志怪者也”命名。全书共1卷。现存传本只有17条。

    书中所记多怪诞之事，但文辞优美，多有佳作。不少故事广为流传，如7月7日牛郎织女银河相会等。鲁迅辑录15条，收入《古小说钩沉》。

    高僧传

    《高僧传》，又名《梁高僧传》，僧人传记，南朝梁代僧人慧皎撰写。

    作品记载了自东汉永平年间迄梁代天监年间着名僧人的传记。全书13卷，将诸位高僧按“译经”、“义解”、“神异”、“习禅”、“明律”、“忘身”、“诵经”、“兴福”、“经师”和“唱导”归入10类，详细记载了佛教传入中国的情况及佛经翻译情况，还研讨了文人和僧侣们的关系以及他们受佛教影响的情况，也涉及到一些僧侣们的文学创作活动。

    此书对研究中国的佛教发展源流，探究文人们的思想轨迹有很大的史料价值，其中的一些典故，常被后代文学家所采用。

    水经注

    《水经注》，北魏时期地理着作、散文作品，郦道元所着。郦道元，生年不详，卒于527年，字善长，范阳涿鹿（今河北涿县）人。

    此书是为魏晋时代无名氏所着《水经》所作的注释。但以《水经》为纲，博采汉魏以来许多山川风物、历史掌故的文献，并根据作者游宦时“访渎搜渠”的调查记录，叙述了1389条水道的源流经历，以及沿岸的山川景物和故事传说，实际上是一部别开生面的学术着作。

    从文学上看，这部书形象地描绘了中国各地的山川景物，成为南北朝山水散文的佳作。如《江水注》中“巫峡”一节，描写巫峡两岸的山势、水流、四季景色变化，语言明快而清新，历来为人传诵。其他篇中也有许多形容真切的写景名句，如写水的清澈，便有“漏石分沙”、“渊无潜甲”、“俯视游鱼，类若乘空”等不同的形容。

    行文以散体为主，也兼采骈文的修辞手法。唐代柳宗元，宋代苏轼的山水游记散文，都受到《水经注》的影响。

    洛阳伽蓝记

    《洛阳伽蓝记》，北朝散文着作，北魏杨衒之所着。杨衒之，北平（今河北遵化）人。东魏武定5年（547年），因行役重过洛阳，见“城郭崩毁，宫定倾覆。寺观灰烬，庙塔丘墟”，“恐后世无闻，故撰斯记”。“伽蓝”是梵语“僧伽蓝摩”的省称，即佛寺的别名。

    全书5卷，分叙城内、城东、城南、城西、城北各地70多处佛寺的建筑规模及兴废始末，也记录了有关的政治历史事件、社会经济情况，以及风俗人情、神话异闻、歌谣音乐等。如末卷叙宋云与僧惠生向西域取经170部事，历载所经各国风土人情。有的篇目也讽刺了北魏王侯穷奢极欲的生活。

    全书善于用简短的文字叙事写人，条理清晰、生动形象。今人范祥雍有《洛阳伽蓝记校注》。

    颜氏家训

    《颜氏家训》，北朝散文着作，北齐颜之推所着。颜之推，约生于531年，卒于590年，字介，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人。

    作品共20篇，主要是以传统儒家思想教训子弟，讲如何修身、治家、处世、为学等。其中往往穿插叙述作者的亲身见闻，反映出南朝、北朝士族风尚的不同。

    作者批评南朝士大夫浮华柔弱，不能“应世经务”，也对北朝士族不讲气节深为不满，如《教子》篇，讽刺北齐一个士大夫教子弟学鲜卑语，弹琵琶，以便事于公卿。《文章篇》记录了一些南北朝作家论文的见解，也发表了作者对文章的看法。作者反对南朝的“浮艳”文风，比刘勰更激烈。

    全书以说理为主，但也引一些故事作证，不乏描写生动的笔墨。语言通俗平易，接近当时口语，在南北朝文学史上别具一格。今人王利器有《颜氏家训集解》。

    木兰诗

    《木兰诗》，是北朝长篇叙事民歌，梁朝时编入《鼓角横吹曲》。同题诗有二首。此诗约作于北魏末年，最早见于陈光大2年（568年）僧人陈智匠所编的《古今乐录》中。《文苑英华》和《古文苑》都误以为是“唐人诗”。

    《木兰诗》歌咏了少女木兰女扮男装，代父从军12年，胜利归来的故事。塑造了木兰端庄从容的行貌和保家卫国的英姿，从而烘托出北方民族战争的背景和在这种背景中北国儿女的尚武精神。

    全诗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花木兰显然是北国少女中一切美好品貌的集中代表，冲破了封建社会中重男轻女的观念。

    《木兰诗》写得刚健浑朴，具有典型的北朝民歌特色，同时又显得柔情婉转，回环跌宕。从征前“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的场面描写；从征途中“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胡骑声啾啾”的反复咏叹；以及胜利归来后“脱我战时袍，着我旧时装，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的绘声绘色，把木兰这位女中豪杰的单纯真挚的情态神气写得栩栩如生，跃然纸上，令人神往，并使中国民歌口语化的艺术，达到了峰顶。明胡应麟说：“五言之赡，极于焦仲卿妻；杂言于赡，极于木兰。”

    《木兰诗》在民间流传极广，它和汉乐府诗《孔雀东南飞》被后世称为是中国诗歌史上异曲同工，先后辉映的“双璧”。

    敕勒歌

    《敕勒歌》，北朝民歌，是乐府杂歌篇名。

    史载北齐高观为周军所败，曾使敕勒族人斛律金唱比歌以激励士气。歌词系从鲜卑语译出：“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故其句长短不齐，诗歌描绘了北方草原苍茫辽阔、牛羊繁盛的景象，气象雄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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