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幽州台歌

    《登幽州台歌》，诗篇名，初唐诗人陈子昂所着。

    万岁通天元年（696年），武则天派建安王武攸宜征契丹，陈以右拾遗随军参谋。攸宜出身豪贵，不晓军事，子昂曾献奇计，未被采纳。这诗是从军失意之作。

    全诗短短四句，然语言苍劲奔放，风格高峻，富于感染力，表现了诗人怀才不遇，旷怀古今，无限孤独的情怀，历来为人们所传诵。

    滕王阁序

    《滕王阁序》，全称《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骈文篇名，唐代诗人王勃所着，收集于《王子安集》。唐高宗上元2年（675年），27岁的王勃省父路过洪州（今江西南昌），参加官员们在滕王阁举行的一次盛会，写下此文。由景入情，一唱三叹。

    作品先写滕王阁所在地区的地势形胜、物产珍异、人物荟萃；逐渐转入叙述盛会，写滕王阁及其周围；再陡转笔势，感慨物存人亡、岁月无情；最后归结宴席，照应开头。有“胜地不常，盛筵难再”的悲感，但不乏“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的积极乐观。艺术性高，是一篇典型的骈文。

    作品属对严格，四六句的形式整饬，讲究声律词采。铺排、描摹、叙事、抒情熔于一炉，对偶、声韵、事典、辞藻自然去雕饰。打破一般骈文叙写风物模山范水的雕琢藻饰旧格，把情致融入绮丽的词采和生动的描绘，呈现一幅色彩鲜明、情景交融的画图，格调高逸，寄意深远。

    文章语气奔放，文字明丽。内容充实，有真情实感。为骈文范本，传诵不绝。

    春江花月夜

    《春江花月夜》，乐府《吴六歌曲》名，相传为南朝陈后主所作艳曲之一，原作今已不传，现以唐初诗人张若虚的一首最有名，但为拟题做诗，已非原曲调。

    张若虚的这首诗历来传诵不绝，被许以“孤篇压全唐”的地位。诗以春江花月夜为背景，细致、形象而又有层次地描绘相思离别之苦，其中虽有些消极感伤情绪，但基调是好的。

    本诗词清语丽，韵调优美，初步洗脱了六朝官体诗的浓脂腻粉，为唐诗中少有的佳作。

    古镜记

    《古镜记》，隋末唐初小说，作者王度。王度，生卒年不详，隋大业初为御史，大业8年（612年）兼着作郎、秦诏撰国史。大业末写作《隋书》稿未完成，约于唐武德初年去世。

    《古镜记》写主人公王度从汾阴候生处得到一面能辟邪镇妖的古镜，于是按时间顺序，记叙古镜降妖、伏兽、显灵、治病以及反映阴阳变化的诸种灵异。

    作品叙述中虽透露出一些现实生活的影子，但主要是宣扬迷信和天命至上的消极思想。篇中侈陈灵异，辞旨诙诡，犹有六朝志怪遗风。但以12段独立故事贯串成章，结构上有进步，并加强了细节描写和人物对话，稍有文采，代表着小说从志怪演进为传奇的一个发展阶段。

    《古镜记》载于《异闻集》。《太平广记》也采录。

    琵琶行

    《琵琶行》，叙事长诗，唐代诗人白居易作，见《白氏长庆集》。作于元和11年（816年）秋谪为江州司马的第2年。

    诗中内容写自己送客湓浦口时巧遇琵琶女，通过这个原为歌妓的商人妇富有感情的弹奏，知道她沦落身世的悲凉，引发自己被贬失意的悲愤心情，表达了“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怅恨。

    本诗叙事委婉曲折，脉络分明。先写琵琶声，引出琵琶女；再写琵琶女弹奏，自叙身世；最后两相比照，有相通的身世遭遇，同病相怜，托出题旨。

    人物描写细腻入微，结构上虚实结合，富于变化。用萧瑟落寞的江头秋景烘托全诗气氛，用弹奏技艺的精妙绝伦引发联想，红极一时的色艺与凄凉可悯的晚景比衬，时而婉曲掩抑，时而痛快淋漓，令人感叹。对音乐的描写尤为精彩，用一连串生动的比喻，平仄换韵、错综变化的富于音乐魅力的语言，或以声摹声，或以无声衬有声，把乐曲的抑扬顿挫表现无遗，创造性地写出琵琶音乐的复杂性和多面感，再现音乐的意境和形象。人物感情自然地揉进流转和谐的韵律，完美统一。

    此诗当时传唱极盛，有“胡儿能唱《琵琶篇》”之誉。

    柳氏传

    《柳氏传》，唐代传奇，作者许尧佐。许尧佐，生卒年、籍贯、字号均不详。德宗时，考中进士，贞元10年（794年），应制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及第，为协律郎，赴四川幕府判官。又举宏词科，为太子校书郎。官至谏议大夫。

    本篇写寒士韩翊与柳氏的爱情悲欢离合故事。柳氏本为李生妾，爱慕韩诩，李知其意，便将柳嫁韩。安史之乱时，柳剪发毁形，寄身佛寺。韩入平卢、淄青节度使侯希逸幕为书记。两京收复后，韩翊使人潜寻柳氏，并寄以诗曰：“章台柳，章台柳，昔日青青今在否？纵使长条似旧垂，亦应攀折他人手。”柳氏感泣，并回诗，希望团聚。但不久柳又为京中番将沙吒利劫去，几经周折，才在有虞侯许俊的帮助下夫妻团圆。

    本篇歌颂了坚贞的爱情，并从侧面反映了安史之乱及战后番将跋扈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柳氏的形象刻画较为成功。叙事完整，情节发展有波澜，有不少动人的细节描写。

    本篇收入《太平广记》，孟棨《本事诗》也载录，文字有差异。“章台柳”故事在当时流传很广，词牌中的（章台柳），即由此而来。后世演为多种戏曲，如明梅鼎祚《玉台记》等等。

    莺莺传

    《莺莺传》，又名《会真记》，唐代传奇，元稹撰。原题《传奇》，《太平广记》收录时改作《莺莺传》，沿用至今。写张生与崔莺莺恋爱，后来又将她遗弃的故事。关于张生的原型，宋代王铚《传奇辨证》考证为元稹本人，今无异说。关于崔莺莺的原型，王或认为是唐永年县尉崔鹏之女，今无定论。

    文中的莺莺是一个写得很成功的艺术形象。她出身名门，深受封建意识的熏陶，举止端庄文静，有强烈的爱情要求，但又在内心隐藏得很深。甚至在外表上有时会做出完全相反的姿态。本来她通过侍女红娘已用诗同张生互通心曲，但当张生按约赴会时，她却又“端服严容”正言厉色地数落张生的“非礼之动”。但几天之后，她忽然又采取大胆的叛逆行动，主动夜奔张生住所幽会。“曩时端庄，不复同矣”。崔莺莺的这种矛盾和反复，真实地反映了她克服犹豫、动摇而终于背叛封建礼教的曲折过程。但在她的思想深处，并没有彻底摆脱社会、出身、教养所加给她的精神桎梏。当她遭到遗弃后，竟认为“始乱之，终弃之，固其宜矣，愚不敢恨”，只能自怨自艾，听从命运的摆布，表现出思想性格中软弱的一面。

    作品对她的性格和心理刻画得比较细致，使得这一形象有血有肉，异常鲜明。相比之下，张生的形象则写得较为逊色。他对莺莺始乱终弃，是封建制度下醉心功名的士子的真实写照。作者为了替他辩解开脱，篇末不仅使人物形象前后不统一，也造成了主题思想的矛盾。作者赞许他为“善补过者”，反映了世界观中的封建道德伦理观念。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评论说：“篇末文过饰非，遂堕恶趣”。

    《莺莺传》的故事流传极广，后世许多作品都是据它演变而来。如金代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官调》，元代王实甫的杂剧《西厢记》等等。《西厢记》已成为中国许多戏曲剧种的传统剧目，家喻户晓。

    酉阳杂俎

    《酉阳杂俎》，唐代笔记小说集，段成式撰。段成式，唐代小说家、骈文家，字柯古，临淄（今山东淄博东北）人。父文昌，官至宰相。段成式以荫入官，为秘书省校书郎，终太常少卿。与李商隐、温庭筠长于以四六体写章奏等公文，因三人排行均为第十六，时号“三十六体”。段成式，能诗，但无特色。所着以《酉阳杂俎》最着名。酉阳，即小酉山，在今湖南沅陵，相传山下有石穴，中藏书千卷。梁元帝为湘东王时，镇荆州，好聚书，赋有“访酉阳之逸典”语。《新唐书·段成式传》称他“博学强记，多奇篇秘籍”，因此以家藏秘籍与酉阳逸典相比，所撰书内容又广泛驳杂，故命为《酉阳杂俎》。

    《酉阳杂俎》前集20卷共30篇，续集10卷共6篇。分类编录仙佛鬼怪，人事以至动物、植物、酒食、寺庙等等。一部分内容属志怪传奇类，另一部分记各地及异域奇物，略似西晋张华《博物志》。书中所记，或采缉旧闻，或属自撰，“多诡怪不经之谈，荒渺无稽之物，而遗文秘籍，亦往往错出其中，故论者虽病其浮夸，而不能不相征引”。

    其中有些篇目相当隐僻怪异，如记道术的叫《壶史》，抄佛书的叫《贝编》，述丧葬的叫《尸穸》，志怪异的叫《诺皋记》等等。续集中有《寺塔记》2卷，详述长安诸佛寺的建筑、壁画等情况，保存了许多珍贵史料。

    有《津逮秘书》、《四部丛刊》影印明刊本等，均为30卷。

    蜀道难

    《蜀道难》，诗歌篇名，原为乐府《瑟调曲》名，唐李白所着。据孟棨《本事诗·高逸》载：李白初至长安，贺知章访之，见《蜀道难》诗，极力夸赞，呼李白为“谪仙”。

    诗歌以“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这一夸张的诗句作为主旋律，一唱三叹。先将神话传说引入诗中，想象太阳御者羲和飞禽走兽的畏难却步及行人的抚膺长叹，突出了蜀道的险峻。继而设想行人在蜀道上所感受到的恐怖的环境气氛，突出了蜀道的险畏。最后从自然形势的描写转到历史教训的提示，暗示对蜀中政治形势的隐忧。

    诗中运用了夸张、比喻、渲染、暗示等表现手法。时间上从古到今，景物上由远及近，感情上由浅入深，充分表现了蜀道之难。但由于诗人的豪放气魄贯注全篇，使读者不因蜀道难险而生畏，相反却领略了山川的壮丽，诗中的暗示也丰富了该诗的内涵。所以殷瑶称赞此诗“奇之又奇，自骚人以还，鲜有此体。”（《河岳英灵集》）。

    三吏

    《三吏》，唐代组诗《新安吏》、《潼关吏》、《石壕吏》的总称，杜甫所着。

    唐肃宗乾元2年（759年），郭子仪、李光弼等九节度与史思明战于相州（治所邺城，今河南安阳），败溃。时杜甫自东都洛阳归华州，途中闻见有感，因作“三吏”、“三别”，反映官府强行征兵的现实。

    《新安吏》总言点兵事，通过与县吏的对话，写不满18岁的“中男”被迫从。《潼关吏》借关吏之口写潼关要塞的修筑和防守。《石壕吏》写一“三男邺城戍”“二男新战死”的老妪在官吏的怒呼催逼下“急应河阳役”的不幸遭遇。

    “三吏”从安史之乱中取材，同情离乱之世百姓的不幸，揭露人民群众同封建官府的矛盾，讴歌人民群众为反抗安史叛军而忍受巨大牺牲的正义感，显示了诗人浓重的忧患意识。

    “三吏”采用对话体叙事，用口语如实反映当时现实，成为继承汉乐府“缘事而发”传统、因事立题的记事名篇，也体现了杜甫沉郁顿挫的艺术风格。“三吏”被后人视为“诗史”，对新乐府诗有深远影响。

    三别

    《三别》，唐代组诗《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的总称，杜甫所着。

    唐肃宗乾元2年（759年），杜甫自东都洛阳返回华州途中作。时郭子仪、李光粥等九节度与史思明战于相州（治所邺城，今河南安阳），败溃，官府因强行征兵。《新婚别》以洞房花烛夜新娘子声口写新郎被迫从军造成的离别。《垂老别》写一子孙阵亡的老人毅然从军时与病弱老妻的离别。《无家别》写一从前线逃回的老兵满目疮痍、归而无家。

    “三别”从安史之乱中取材，如实反映了安史之乱给农村带来的凋敝和给百姓造成的痛苦。以独白体摹状普通百姓面对乱世离别的心理，使“三别”在艺术上有极高成就，颇能代表杜甫沉郁顿挫的艺术风格。而对百姓苦难的深深同情和对怨怅无奈中巨大报国热情的歌颂，又显示了诗人因意命题的记事名篇的人民性和危难中的忧患意识。

    “三别”被后人视为“诗史”，对新乐府诗有深远影响。

    秦中吟

    《秦中吟》，政治讽喻组诗，唐代白居易所着。作于宪宗元和初年为谏官期间。其时白居易屡上奏章请革弊政，为宦官及旧官僚集团所切齿痛恨而遭排挤，得以深入生活底层。这组诗共10首，分别名为：议婚、重赋、伤宅、伤友、不致仕、立碑、轻肥、五弦、歌舞、买花。

    内容写豪门贵族的荒淫无耻、横征急敛及百姓生活的疾苦，谴责黑暗政治及宦官藩镇互相勾结、危害人民和国家的罪行。思想倾向鲜明，对当时的社会问题作了较深刻的揭露和批判。属五言新乐府诗，风格深入浅出、平易通俗，词句简单流畅，自然朴素。当时传诵甚广，影响很大。

    长恨歌

    《长恨歌》，诗歌篇名，唐白居易所着。元和元年（806年），白居易任盩厔（今陕西周至）县尉，与友人陈鸿、王质夫同游马嵬坡仙游寺，有感于唐明皇、杨贵妃的史迹，应王氏之请，写下这首七言古诗。陈氏为之作《长恨歌传》，于是诗传一体，相得益彰。

    诗前半讥刺唐明皇荒淫好色、任用非人，具体描写由此而招致的安史兵叛、娥眉惨死的悲剧，重在批判，辛辣沉痛。诗后半极力抒写唐明皇对杨贵妃的刻骨相思，重在歌颂，委婉神情。关于此诗主题，向有争议，或持讽喻说，或持爱情说，或持二者兼具的双重主题说，迄无定论。

    诗中主人公均为历史人物，但诗人没有拘泥于史，而是兼采传说逸闻；没有沿袭陈腐的传统观念，将杨贵妃视作“祸水”，而把变乱的祸根归咎于唐明皇的“重色”，表明李既是爱情的追求者，又是爱情的破坏者。爱情的追求与破坏的冲突，天人之隔和生死之别的矛盾，就构成了作品中男女主人公的“长恨”。

    在艺术表现上，诗中既有现实的描绘，也有浪漫的想象，故事情节曲折多变，人物形象丰满生动，叙事、写景和抒情融为一体，语言优美，音律和谐，是中国古代久负盛名的长篇叙事诗之一。

    秦妇吟

    《秦妇吟》，叙事长诗，唐代诗人韦庄所着，中和3年（883年）作于洛阳。曾流传一时，诗人因此获“秦妇吟秀才”之称。晚年出于某种忌讳不愿后人提及，《浣花集》、《全唐诗》均不录，以致长期失传。

    诗作是1899年后始从敦煌石窟写本中发现的，现收入《全唐诗外编》。长达1666字，为现存最长的唐诗。

    诗中写诗人中和3年3月在洛阳城外遇见一位逃难的长安妇人，通过妇人之口，叙述她在黄巢起义军攻入长安后的亲身遭遇和所见所闻。思想内容复杂，虽然客观上反映了官军腐败残幕的情况，但绝大部分篇幅是辅叙黄巢起义军攻进长安后烧杀淫掳的“暴行”。带有某种片面性。

    诗作结构宏伟，布局谨严，全为倒叙，倒叙中又有若干插叙和倒叙，脉络分明，选择典型的场面和情节，波澜壮阔，大笔点染全景，工笔描绘局部，铺叙跌宕，层次感强。时间跨度大，所叙时间自880~883年，有4年之久。洋洋洒洒，细腻而不繁琐，流畅舒展。标志着中国诗歌叙事艺术的发展。

    封建论

    《封建论》，散文篇名，唐代文学家柳宗元作，见于《河东先生集》。

    唐代中期，有人迎合藩镇割据的政治需要，逆时代而鼓吹恢复分封制。作者针对现实，从史论角度作此文。强调指出封建制的形成非“圣人之意”，是秦以前的历史条件决定的。文章排举周、秦、汉、唐四代史实，论证社会政治制度的变化，阐明秦以后中央集权的郡县制代替世袭领主的封建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针砭封建制危害统一、堵塞贤路的种种弊病，突出郡县制的巨大优越性，表达作者维护统一、任用才俊、善制兵守的进步政治主张。

    论点集中，有破有立，反复辩证，逻辑严密，分析透彻精辟，说服力强。语言精简犀利，气势凌厉。后人誉为“千古绝作”，是作者政论散文中的典范作品。

    师说

    《师说》，散文篇名，唐代文学家韩愈作，见于《昌黎文集》。作者在文章结尾说明了写作此文的起因：“李氏子蟠年17，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不拘于时，学于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师说》以贻之。”文章也为他所推行的古文运动服务。

    全篇围绕“传道授业解惑”立论。首先论述“学必有师”的道理，指出“人非生而知之者”，必须从师；告诉人们“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谁掌握“道”谁为师。接着尖锐批评了当时士大夫间“耻学于师”的现象，用具体事例十分鲜明地论证他们的错误。最后进而申说“圣人无常师”、“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的论点，阐述“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的辩证思想。

    文章摆事实、讲道理，逻辑严密，用对比手法从正反两方面反复论证，分析透辟，富有说服力，且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笔调活泼，散句与偶句错综，对比排偶灵动承转，使文章气势沉雄，音调抑扬有致。其中道理，在当时有进步意义，在今天也有现实价值。

    永州八记

    《永州八记》，唐代散文《始得西山宴游记》、《钴鉧潭记》、《钴鉧潭西小丘记》、《至小丘西小石潭记》、《袁家渴记》、《石渠记》、《石涧记》、《小石城山记》的总名，柳宗元所着。这8篇山水游记均作于永州司马贬所，故名。

    永州山水胜迹处穷荒僻远之地而无人赏游与柳宗元英才见弃的不幸遭遇极其相似，这种沦落知音的关系使作者能够忘情于山水之中而得片时慰藉。另一方面，山水景物带有幽冷寂寞的感情色彩，表现了作者对理想的执着和在极度苦闷中寻求寄托的心态。

    《永州八记》继承《水经注》的传统，准确细腻地刻画山水景物的具体特征和姿态神情，语言精致清丽。如“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彻，影布石上，怡然不动，俶尔远逝，往来倏忽，似与游者相乐”（《小石潭记》）以动写静，游鱼的活脱自在和潭水的清冽神韵均跃然纸上。

    《永州八记》使山水游记成为一种独立的散文体裁，在散文史上有不可磨灭的地位，对后世山水游记的写作有深远影响。

    阿房宫赋

    《阿房宫赋》，唐赋篇名，杜牧所着。其借阿房宫的兴毁论秦亡的内在原因，总结历史教训。

    文章前四句“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寓深婉劝讽于强烈感情之中，奠定全文遒劲明快的基调。接写阿房宫气势规模宏大，楼阁桥路结构精巧繁丽，宫女极多宫用极费，奇珍异宝不可胜数，显出阿房宫兴造的艰难、宫中生活的奢侈淫靡和宫女精神生活的不幸。后两段水到渠成，展开议论。秦统治的奢侈残暴带给人民极大的灾难，“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戍卒叫，咸谷举”，阿房宫也随着“楚人一炬，可怜焦土”了。“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饱一己私欲而不能“爱人”，必然亡国。“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虽然杜牧因“宝历大起宫室，广声色，故作《阿房宫赋》”，但作品提供了更为深刻的历史借鉴。

    《阿房宫赋》继承赋的传统手法而有发展，铺排夸饰，瑰奇雄伟。前两段极力铺写烘托渗透着浓烈的感情色彩，有对人民苦难的深深同情，有对秦统治者不恤民力的强烈抨击，叙述、议论、描写能有机结合为一体。

    作品笔势遒劲锋利，语言简洁形象，比喻丰富，骈散兼行，句式多变，读来琅琅上口，节奏感极强。

    霍小玉传

    《霍小玉传》，唐代传奇小说，蒋防所着。

    小说记一个妓女的爱情悲剧。

    霍小玉本是霍王庶女，父亲死后母女被逐，流落长安娼家。陇西书生李益入长安，思慕名妓，闻小玉才色双绝，小玉亦爱慕诗才，遂海誓山盟，得相恩爱。两年后，李益中拔萃科官授郑县主簿。临别小玉愿再恩爱8年，期满后许益另择良姻；益感激流涕，许以婚约而别。到任旬日，益从母命就婚“甲族”卢氏，遂与小玉绝。小玉耗尽家资，访卜求巫，多方打探，均无益消息。益之友人崔允明不忍，告知小玉益别娶事，小玉委顿恨叹，因卧床不起。后某黄衫豪客骗益至小玉住所，小玉持酒委地，曰：“我为女子，薄命如斯！君是丈夫，负心若此！”言死后必为厉鬼惩益之薄情，乃长恸号哭数声而绝。后李益因迭遇怪事而累疑妻妾，三娶而皆离散，终郁郁不乐。

    霍小玉爱情悲剧是门阀制度下“痴情女子负心汉”的常套，但霍小玉形象的光辉动人处在于她敢爱而又敢恨。爱得缠绵深挚，显示出中国女性的善良温婉；恨得傲骨铮铮，表现了封建时代弱女子对罪恶的门阀制度和负心薄情的鞭笞。

    小说善于从社会环境与人物性格的关系着眼，通过对比烘托使人物形象鲜明丰满。“唐人小说记闺阁事，绰有情致。此篇尤为唐人最精彩动人之传奇，故传诵弗衰”。明汤显祖《紫萧记》、《紫钗记》发展了这一故事。

    南柯太守传

    《南柯太守传》，唐传奇小说，李公佐所着。

    小说描写东平游侠士淳于棼的故事。淳于棼家住广陵郡（今江苏扬州）东10里，宅南有古槐一株。贞元7年9月生日，与朋辈豪饮于树下，大醉归卧。梦中二紫衣女使奉槐安国王之命相邀，乃坐青油小车，入古槐穴中，进“大槐安国”。娶金枝公主，出为南柯太守。守郡20年，饶有政绩。乃迁官晋爵，位极人臣。生五男二女，荣华富贵，世人莫及。其酒友周井、田子华亦得重用。后与檀罗国交兵不利，而公主早死，梦护丧至京，宠衰谗起。因不拘细行，广为交游，受国王疑忌，被遣归家。及醒，斜阳犹未西落，二友人尚在。乃与二友人寻槐下洞穴，城郭宫殿宛然，群蚁隐聚其中。于是大悟，栖心道门，弃绝酒色，三年后卒于家中。

    小说借淳于棼南柯一梦，影射封建官场的盛衰无常，表达了富贵浮云、浮生若梦的思想。放荡无行的酒徒淳于棼的发迹和败落，正是中唐社会蚁聚钻营，勾心斗角的官场速升速沉和炎凉世态的写照。

    作品语涉神怪，而生活气息浓郁；情节变幻曲折而叙事详尽周到。淳于棼梦醒掘穴，似乎梦境是现实人生的演述，而现实人生又成了梦境的延续。明汤显祖据此撰有《南柯记》传奇。

    维摩诘经讲经文

    《维摩诘经讲经文》，又称《维摩诘经变文》，唐代敦煌变文作品。根据《维摩诘经》引申、敷演而成。“《维摩诘经》原是释经里最富于文学的趣味者之一，覆被讲唱者将这故事作为‘变文’，放大了许多倍，更成为一部宏伟无比的杰作”。

    作品主要写佛在庵园会上欲派一弟子前往维摩诘居士处问疾，最后文殊应命前去的故事。形式上先引一段经文，然后边讲边唱，加以渲染。

    据郑振铎推测，原有30卷以上的宏大篇幅，今能见到的，不过3卷。其余有的已遗失，有的流落国外。有罗振玉辑本，收入《贞松堂藏西陲秘籍丛残》。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出版的《敦煌变文集》并存有6种残卷。

    花间集

    《花间集》晚唐五代词选集，五代后蜀赵崇祚编，共10卷，选录唐末五代词500首。赵崇祚，字弘基，生平事迹不详。据欧阳炯《花间集序》，此集当成书于后蜀广政3年（940年）。在1900年敦煌石室藏《云谣集杂曲子》发现以前，被认为是最早的词选集。

    五代十国时，西蜀恃山川险固，受战祸较少，王衍、孟昶先后割据蜀中，沉湎于歌舞伎乐，曲子词也因之盛行。当时蜀地聚集了许多文人词客，赵崇祚收18家词，作为歌伎伶人演唱的选本。其中温庭筠、皇甫松为晚唐曲子词作家，列于卷首，以示西蜀词派源流所自。和凝是北汉宰相，长于短歌艳曲，有“曲子相公”之称，张泌或疑为南唐词人。

    此外，温词秾艳华美，韦词疏淡明秀，代表词集中两种风格。内容大都写贵族、官僚冶游享乐的颓废生活，描写“绣幌佳人”的“娇娆之态”。题材比较狭窄，但有部分作品，如鹿虔扆的《临江仙》抒写“暗伤亡国”之情，欧阳炯的《南乡子》歌咏南方风土人情，能脱去浓腻的脂粉气息，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有四印斋影刻宋淳熙本，明毛晋刊本，又有影印明万历玄览斋刊本12卷附外2卷。另有今人李一氓《花间集校》本，1981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

    踏莎行·候馆梅残

    《踏莎行·候馆梅残》，北宋词，欧阳修着。他在北宋文坛力倡诗文革新运动，是当时文坛领袖，擅长于散文与诗词，开一代风气。诗歌有以文为诗的倾向，有时不免流于枯燥。词则受五代冯延巳影响。《踏莎行·候馆梅残》则可为他在词方面的代表作。

    这首词抒写羁旅之人，面对春山春水，黯然神伤，怀念远方的亲人，曲折委婉，凄清动人。先写自己途中所见，忧愁袭来，“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下阙设想亲人也在思念他，站在高楼危栏处，翘首眺望，泪水盈盈。而所见又是什么呢？“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以此归结全词，给人留下无穷思念。

    这首词也是宋初婉约派的代表作之一，可见，宋词还未脱尽五代的影响。

    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北宋词，苏轼于丙辰即熙宁9年（1076年）年作。作者在宋词中为豪放派的代表，该词可视为作者同作代表之一。在词前作者有一小序交代写作缘由，“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

    作者当时身在密州，词写诗人月下醉后的心情，其中包含出世与入世的矛盾，圆缺离合的矛盾及诗人对矛盾的心理态度。

    词分上下两阙，上阙写诗人对青天的疑问，表达了一种欲离人世而不舍的心情。下阙先写月光的照耀下的凄清景象，抒发诗人无限惆怅的心情。“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全词笼罩在浓厚的抑郁气氛中，是作者潇洒豪放心绪中蕴含消极放浪思想的典型反映。

    明妃曲

    《明妃曲》，北宋诗，王安石作，是他诗歌的代表作之一，作于仁宗嘉佑4年（1059年），共两首。

    王安石在北宋神宗时锐意改革，集政治家与文学家于一身，常在诗中表达他的政治见解与抱负。其诗明朗刚劲有余，蕴藉含蓄不足。在他诗中有广泛的社会现实，且诗见识渊博，阅历深广，常能给人以启迪。

    在诗中，先从明妃的绝色写起，交代她出塞的原因，中间写了画师故意丑画昭君的典故。接着写昭君出塞后对祖国的回忆，对故国的怀念，也流露出不为人知的感慨。“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该句点明了该诗失意情绪的浓厚，也反映了作者在热闹的现实中自己心态的另一个侧面。

    梦溪笔谈

    《梦溪笔谈》，笔记体综合性学术专着，北宋沈括撰，因写于润州（今江苏镇江东郊）梦溪园而得名。

    此书26卷，又有《补笔谈》3卷、《续笔谈》16卷。分故事、辩证、乐律、象数、人事、官政、权智、艺文、书画、技艺、器用、神奇、异事、谬误、讥谑、杂志、药仪17目，约600条。

    内容涉及自然科学、人文科学以及政治、军事、法律、文学、艺术等方面，不少创造性的见解都处于当时世界领先地位。如《活板》等篇目记录了毕昇在11世纪40年代创造活板印刷技术和使用活板印刷的情况，是可贵的历史资料。

    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最大的编年体通史，是北宋文学家、史学家司马光主编。宋英宗时，作者对战国和秦代史事写了8卷，称为《通志》。英宗治平元年（1064年），皇上赏识并配助手继续编撰。历20年，于神宗元丰7年（1084年）完成，共354卷。因作者系反对王安石新法的保守派代表，作书旨在为帝王统治提供借鉴，宋神宗赞其“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故赐名《资治通鉴》。

    所记史事上自战国周威烈王23年（前403年），下迄五代周显德6年（959年）共1362年。以朝代为纪，分为周、秦、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唐、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16纪。取材博综17史，以及唐以来的“稗官野史，暨百家谱录，正集、别集、墓志、碑碣、行状、别传”以及小说等300多种。先由助编者刘侵攽、刘恕、范祖禹等人按年代先后汇成长编。再由司马光详考校订，经删削、润色、整理而总其成。

    全书采用编年体，也吸取纪传体之长，以年月为经，以史实为纬，叙事脉络分明，不仅史事发展叙述十分明了，而且重大事件前因后果及各方面的关连交代亦很清楚。语言简洁生动，通俗流畅，结构严格完整，颇具文学价值，后世仿撰者甚多。

    全书尽管多记政事和军事，极少经济和文化，但它作为一部成功的集体史着，仍然是我国古代继《史记》之后的一部最优秀的通史巨着。

    夷坚志

    《夷坚志》，是我国文学史上最长的一部笔记体小说集，产生于南宋时期，是洪迈花了20年的时间完成的。洪迈，生于1123年，卒于1202年，字景卢，别号野处，鄱阳（今江西波阳）人。南宋文学家。洪皓之子，与其兄洪适、洪遵都有文名，时称“三洪”。

    洪迈撰有《夷坚志》、《容斋随笔》、《史记法语》、《经子法语》、《诗话》、《四六丛话》、《琼野录》、《野处类稿》、《南朝史精语》，散文《稼轩记》，还编有《万首唐人绝句》。今存其诗80余首。

    《夷坚志》通过鬼神故事，反映了当时人们认识自然的能力，揭露和批判了宣传、传播迷信的行为，并揭示了产生迷信的社会根源，和当时的一些人利用鬼神诈骗钱财的伎俩，以及当时社会的不安定和统治阶级的腐朽和残暴。

    《夷坚志》原有420卷，收录故事约6000篇，历经数代流传，多有残缺。现存传本以涵芬楼排印本《夷坚志》206卷本最全，分初志、支志、三志加补遗4部分，约为原书的1/2。

    《夷坚志》产生的年代，正是南宋与金对峙的时期。在洪迈刚满4岁的时候，金军攻陷了东京，掳走了宋徽宗、宋钦宗及后妃宗室大臣等3000余人，北宋从此灭亡。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靖康之耻”。

    当时的康王赵构利用这个机会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定都临安，历史上称之为南宋。金军曾几度南下，赵构则失魂落魄望风而逃。这期间曾出现了一些如岳飞、韩世忠等爱国将领。他们率领宋军狠狠地打击了金军。然而昏庸的高宗赵构却在宋军接连打胜仗，士气最为高涨的情况下，解除了岳飞和韩世忠的兵权，并杀害了岳飞父子，于1141年向金投降。他以大半个中国为代价，以每年向金国纳贡，俯首称臣换得了暂时的苟且偷安。

    南宋的统治者对外投降卖国，对内则残暴地欺压百姓。满足于半壁河山的苟安，纵情地享乐，人民在动荡的社会中过着极不安定的生活。面对昏庸的皇帝和腐败无能的官府，天下百姓无所依靠。他们渴望有一种力量能使自己的国家强大起来，能使自己的生活得到安定，他们在精神无所依托的情况下，把自己所有的希望全部寄托在了神的身上。

    当时的一些道人及江湖术士，利用人们的这种心理，装神弄鬼欺诈百姓，荒唐之事层出不穷。由于“神鬼”的欺诈，更加深了人民生活的苦难和精神的恐慌。《夷坚志》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

    《夷坚志》书名夷坚，取意于《列子·汤问》篇“大禹行而见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坚闻而志之”一语。夷坚是古代传说人物。

    列御寇的原意是说夷坚闻珍禽异兽之状而记载下来，如《山海经》里记叙的内容一事，而洪迈在本书中杂录仙鬼等事，已不完全是列御寇的原意。

    另外，唐代张慎素着有《夷坚录》一书，内容尽是仙鬼诸事，所以《夷坚志》取名夷坚，不是作者凭空杜撰，而是有所根据的。

    乐府诗集

    《乐府诗集》，乐府诗总集，南宋郭茂倩编，共100卷，是收罗乐府歌辞最完备的一部总集。乐府原意是掌管音乐的官署。汉魏、两晋的中央政府常常设有音乐机关，制定乐谱，采写歌辞，训练乐工。后来凡由乐府机关采写、配乐并演唱的歌辞就称乐府诗，也叫乐府。

    乐府诗来源有二：一是从民间观风采集而来的歌谣；二是文人依曲谱创作的作品。《乐府诗集》收录了汉代到唐五代的历代乐府诗，以及汉以前的古歌谣。分为12类：（1）郊庙歌辞12卷；（2）燕射歌辞3卷；（3）鼓吹曲辞5卷；（4）横吹曲辞5卷；（5）相和歌辞18卷；（6）清商曲辞8卷；（7）舞曲歌辞5卷；（8）琴曲歌辞4卷；（9）杂曲歌辞18卷；（10）近代曲辞4卷；（11）杂歌谣辞7卷；（12）新乐府11卷。每一类又分若干小类。

    《乐府诗集》所收集的诗歌，大多是优秀的民歌和文人因乐府旧题创作的诗歌。特别是汉乐府民歌，“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广泛深刻地反映了人民的现实苦难和思想感情，如《陌上桑》、《东门行》、《战城南》、《孔雀东南飞》等，具有高度的现实主义精神，其艺术成就、表现方法、语言形象等都成为中国诗歌艺术的楷模和渊源。

    全书各类有总序，每一曲有题解，对各种曲调及歌辞的起源和发展，做了考订，“征引浩博，援据精审，宋以来考乐府者，无能出其范围”（《四库全书总目》）。每一题以古辞居前，历代仿作依次列后，对研究乐府诗的源流和发展有极大的参考价值。现有宋《四部备要》本、《四部丛刊》影印本、1955年文学古籍刊行社据宋本出版的影印本。1979年中华书局重加校勘整理，标点重印，书后附有作者索引和篇名索引。

    满江红·怒发冲冠

    《满江红·怒发冲冠》，南宋词，岳飞作，大约作于宋高宗绍兴2年（1132年）前后。作者为着名爱国将领，力主抗金，反对和议，为奸相秦桧谋杀。他将爱国激情融入诗词中，光芒四溢，真挚动人。

    《满江红》上阙开首即道“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点明天气、地点与人物心情，表达建功立业的豪情。下阙回溯靖康之变以来的变故，国仇家恨，耻辱必雪，立下决心，展望美好未来。

    全词慷慨激昂，气壮山河，乃英雄诗人的英雄诗篇，犹如一篇檄文，激励了无数爱国志士，也成为中华民族宝贵遗产之一。

    窦娥冤

    《感天动地窦娥冤》，简称《窦娥冤》，中国十大古典悲剧之一，元代戏剧家关汉卿的作品。

    剧作取材于汉代“东海孝妇”的故事，较为客观地反映了元代的现实生活，有力地抨击了封建社会的严酷与黑暗；歌颂受害妇女即女主人公窦娥坚贞不屈的反抗斗争精神。贫儒窦天章带着7岁女儿瑞云流落楚州，因生活所困，借得寡妇蔡婆20两银子。一年来，本利共为40两。窦天章根本无力偿还，又欲上京求取功名。蔡婆乘机索瑞云为童养媳，改名窦娥。窦娥婚后不久，丈夫去世，婆媳俩相依为命。

    一天，诨名叫赛卢医的医生在蔡婆前往讨债之时，为赖债竟将蔡婆骗至野外，想用绳子将其勒死，恰巧被泼皮无赖张驴儿父子所救，他们乘机逼蔡婆婆媳二人改嫁他们父子二人，否则仍要将其勒死。蔡婆被迫答应，并将张驴儿父子带到家中，窦娥坚决不允。但张驴儿父子赖着不走。张驴儿在汤中放下毒药，想毒死蔡婆霸占窦娥，不料被其父误饮身亡。张驴儿再以此胁迫窦娥未成，便向官府控告窦娥杀人。昏官桃杌严刑逼供，窦娥坚贞不屈，转而刑拷蔡婆。为救婆婆，窦娥屈招，被徇私枉法、草菅人命的桃杌冤判死刑。临刑前，她发下了3个誓愿：斩后血不落地而飞溅高挂的白练，六月降雪3尺以掩其尸，楚州干旱3年。窦娥死后，誓言全部应验。3年之后，其父窦天章已官为廉访史，到楚州查卷审理囚犯，梦中得知女儿向他诉说冤情，使窦娥终得昭雪平愤。

    剧作最突出的成就是塑造了窦娥这一光辉的女性形象。在她短短的一生中，经受了丧母、离父、丧夫的打击，高利贷的迫害，泼皮无赖的欺压，贪官污吏的毒刑，以至含冤而死的种种不幸，几乎集封建社会妇女所受各种压迫于一身。同时，也充分体现了下层妇女的善良和人民群众的反抗精神。特别是窦娥在赴刑场的路上那悲愤填膺、呼天号地的指斥“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对天地鬼神和对黑白不分、是非颠倒的现实社会发出了震撼人心的控诉和无情的批判。窦娥的冤死，更有力地揭露了“衙门自古向南开，就中无个不冤哉”的封建社会这一普遍的现实。而那3桩誓言的实现，则富于积极浪漫主义精神，充分体现了人民对正义的渴求。而窦娥冤屈得到昭雪，更表现了窦娥宁死不屈的抗争精神，表明了黑暗腐败的元代社会人民群众伸冤复仇的强烈愿望和正义不可战胜的巨大力量。

    剧作结构完整，曲词精练朴实动人，被明人孟称舜赞为“词调快爽，神情悲悼，尤关之铮铮者也”。700多年来，它历久不衰，被改编成不同的剧种多次上演。早在140多年前，它就被欧洲人译成了法文，后又被译成了日文在国外流传，它就像王国维所说那样，是“留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的杰作。

    西厢记

    《西厢记》，元代戏曲作家王实甫的代表作，也是我国较早的一部以多本杂剧连演一个故事的剧本。

    该剧以唐代传奇《莺莺传》为依据，以金人董解元《西厢记清宫调》为底本提炼加工而成。但《王西厢》与《董西厢》具有很大的不同。在文学样式上，前者为戏曲杂剧；后者为说唱文学；在表现方法上，前者为代言体，后者为叙述体；在艺术成就上，前者情节更为紧凑，人物性格益趋丰满，后者情节稍嫌疏散，人物性格尚欠完整。因此，《王西厢》是对《董西厢》进行了一番扬长避短的再创造。

    该剧热情歌颂了崔莺莺与张生为追求爱情幸福所展开的斗争，在错综复杂的矛盾纠葛中，塑造了几位具有鲜明性格特征的人物形象，如聪明机敏而又具正义感的红娘、深沉娴静而又富叛逆性格的崔莺莺、热烈大胆而又不免软弱的张生等。

    作品善于通过细腻曲折的心理变化表现人物性格的发展；善于利用情景交融的手法烘托情节的气氛，衬托人物的内心活动；善于化用诗词中富于音乐美、图画美的语句和汲取生动有趣的民间口语，形成文采灿然而又自然流畅的语言风格；在结构上突破了一本四折、一人主唱始终的体制，具有独创性。

    它是古典戏剧的现实主义杰作，虽被封建卫道者诋毁为“诲淫”之书，但问世以来却一直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与关汉卿《拜月亭》、白朴《墙头马上》、郑光祖《倩女离魂》一起被誉为元代四大爱情剧。当时及后世的很多爱情戏剧或小说都蒙受了它的影响。

    琵琶记

    《琵琶记》，改变自民间流传的南戏《赵贞女》，元末明初戏曲家高明所着。高明，字则诚，温州瑞安人。

    《琵琶记》南戏在北宋末年产生于浙江温州一带，之后一直流行于南方民间。南戏虽然产生较早，也具有深厚的民众基础，但由于封建士大夫的鄙视和排斥，这种民间的戏曲形式没能向更高水平发展。元代北方杂剧南移之后，南方的舞台一度被这种更为成熟的戏剧形式所占领，南戏更趋于衰落。到了元末，社会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动，加之南戏本身具有体制自由、表演灵活的优点，并在和北杂剧接触的过程中汲取了北杂剧的长处，因而南戏逐渐发展成为更加完善的戏剧形式。一些文人开始对南戏加以注意，并积极从事南戏剧本创作，使南戏出现了复兴的局面。这一时期，高明的《琵琶记》成就最高，影响最大，因此，被称为南戏“中光之祖”。

    作品描写了书生新婚两月，奉父命赴京应试。中状元后，牛丞相奉旨招他为婿，他以家有父母妻室辞婚，继又向皇帝辞官，均不获准，被迫入赘相府。适值家乡连遭荒旱，家庭生活的重担全由妻子赵五娘承担。赵五娘暗吞糠粃，将求得的赈米侍奉公婆。年迈的双亲盼子不归，气饿而死。赵五娘剪发买葬，后背琵琶弹唱乞讨，上京寻夫。幸赖牛氏贤德，使其夫妻重聚。最后以一夫二妇归家庐墓3年、一门旌表结束。

    这部戏宣扬了封建伦理道德，创造了赵五娘这一具有传统的美好品质的妇女形象。《琵琶记》在情节结构、人物塑造、语言运用上都获得很大成功，因此成为南戏中之佼佼者。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