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

    《三国演义》诞生于元末明初，由罗贯中在民间传说和有关话本、戏曲的基础上写成的。

    《三国演义》是我国最有成就的历史小说，始于黄巾起义，终于西晋统一，展现了公元184年到280年间的历史风云画卷。作者通过集中描绘三国时代各封建统治集团之间的政治、军事、外交斗争，揭示了东汉末年社会现实的动荡和黑暗，谴责了封建统治者的暴虐，反映了人民的苦难，表达了人民呼唤明君、呼唤安定的强烈愿望。另外，《演义》沿袭了平话“拥刘反曹”的传统，体现了封建时代人民拥明君、反暴君的共同愿望。

    《演义》是根据正史记载和民间传说加以扩展而成，基本上采用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但在许多情节的设置和历史人物的塑造上，又充满了浪漫的传奇色彩，体现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结果。

    《演义》的结构以蜀汉矛盾为中心，以三国矛盾斗争为主线来展开情节，既保证了前后发展的一贯性，又富于曲折和变化，于清晰明朗的脉络间，构成了古典小说中少见的既宏伟又严密的结构。

    《演义》的中心内容是演绎各集团间的各种矛盾斗争乃至战争，这一切都是通过复杂的故事情节来完成的，而在讲述一个曲折的故事时，作者又总是以人物为中心。例如对那场着名的赤壁之战的描写，作者使用了8回的篇幅，细致、周到地一步步推动情节：游说江东、孙吴内部的矛盾、孙刘联盟的形成、双方的备战等，全都一一道来，而这些情节的描写，又都是为了突出诸葛亮的作用，显示诸葛亮高超智慧的目的。

    《演义》常用虚、实结合的手法来讲述战争。还以赤壁之战为例，对于孙刘联盟，作者不惜笔墨、不厌其详，而对于败方曹军只作简单叙述，这样详略得当，既节省笔墨又突出了重点。

    《演义》为古典小说的人物画廊贡献了众多鲜明的形象，它在人物塑造上的成就，标志着中国古典小说人物塑造的新发展。《演义》往往将人物置于激烈的矛盾冲突之中，来展现他们不同的性格特征。如在赤壁之战中，同时表现了诸葛亮、周瑜的雄才大略，黄盖的赤胆忠心，鲁肃的正直敦厚，蒋干的自作聪明。

    在描写人物时，《演义》所运用的夸张、烘托、对比等手法，显示出作者极高的艺术造诣。如“关公温酒斩华雄”一节，作者并不详述关羽的武艺如何高强，胆识如何过人，而是通过预先描写华雄非凡的勇猛，交战时震天动地的鼓声，那碗尚有余温的酒来表现关羽的神勇。

    《演义》的语言通俗、简练、明快。人物语言富于个性化，张飞的豪爽、关羽的高傲、曹操的奸诈、孔明的智慧，常在简练的几笔勾画中显露出来。

    水浒传

    《水浒记》是施耐庵创作于元末明初的一部历史小说。

    它是一部以北宋末年宋江等起义为题材的长篇英雄传奇小说。宋江起义在历史着作中有零星记载，其结局则说法不一。南宋时水浒故事已在民间广泛流传，成为说唱艺术的重要内容。宋末元初的《大宋宣和遗事》中涉及水浒故事的内容比较简单，但已初具规模，是现存较完整的水浒故事话本。元代出现了一批水浒戏，其中关于梁山伯情况的描写已接近《水浒传》，对李逵、宋江、燕青等人物的描绘已比较生动。施耐庵、罗贯中就在这些民间故事、说唱文学的基础上，经过艺术加工和再创作，完成了不朽的巨着《水浒传》。

    《水浒传》艺术地再现了农民起义发生、发展直至失败的全过程，塑造了起义英雄的群像。它揭露了封建统治阶层的罪恶，指出人民起义的原因是“官逼民反”。高俅是统治集团的代表，他因擅长踢球，受到宋徽宗宠爱，做了太尉之后便与蔡京、童贯等狼狈为奸，操纵朝政，利用职权迫害王进、林冲。高俅的义子高衙内、弟弟高廉、蔡京的女婿梁中书等同样无恶不作。书中还写了一批形形色色的贪官污吏、豪强恶霸如张都监、西门庆、郑屠等，他们也压榨、迫害着百姓。在这种黑暗的社会现实中，“官逼民反”就成为必然。

    《水浒传》的后半部通过义军受招安、征方腊等情节，写出了起义失败的悲剧性结局。这个结局与梁山首领宋江形象的复杂性密切相关。一方面，宋江不满现实，仗义疏财，不顾危险救助朋友，富有领袖魅力，一再卷入起义活动之后终于成为义军首领；而另一方面，他头脑中存在根深蒂固的忠孝节义观念，这种观念始终影响着他的行动，并一步步引导义军走上了失败的道路。在宋江身上，集中体现了作品中宣扬的“忠义”思想，“忠”即忠君，也就是作品中反映出的“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思想；“义”指彼此间的义气，但它要服从于“忠”、“孝”。“忠义”观念使起义的失败成为必然。

    《水浒传》自问世后即广泛流传，家喻户晓，明清统治者污蔑它是“诲盗”之书，却屡禁而不能止。它对后世英雄传奇类小说、戏剧、民间文艺的影响很大。

    西游记

    《西游记》是明代吴承恩所着的一部白话长篇小说。

    《西游记》的故事来自于唐太宗贞观年间，僧人玄奘历尽艰难险阻，到印度取经的真实事迹。唐僧取经的故事，600年来在民间广为流传，经过无数人的创造、取舍、增删、修改、加工，吴承恩集大成并完成最后的写作。全书共100回，41个故事，于1592年由金陵书商世法堂唐乐刊刻出版。

    玄奘西行取经，是宗教史上的创举，是历史上的真实事件，而《西游记》一书已将主角唐僧换成了孙悟空。读者所关心、所惊叹的不是佛经本身的价值，“真经”已引不起读者多大的兴趣，倒是一路的艰难险阻，成了人们关注的热点。为牵动人们的视线，极尽取经路上的艰难，作者设置了离奇怪诞的“八十一难”以及一路上的神奇怪异、动人心魄的神魔冲突，以反映取经过程中遭受的折磨和极致的艰辛，“真经”已成了“成功”和“目标”的象征。在中国人的心灵里，一切成功都是来之不易的，要想获得成功，实现崇高理想，必须付出代价，作出努力。《西游记》的主题，鼓励的就是“历尽磨难，终成正果”的信念。人们关注着“八十一难”的过程，是因为这一系列的折磨与“历经磨难，终成正果”的中国式心灵开始了共同的脉动。

    《西游记》的写作采用了浪漫主义的手法，是以具有充分的现实生活为基础的幻想情节来表现生活的。无论是大闹天宫，还是西天取经，虽都是以超现实的幻想构思而成，但它却是封建社会现实生活和在封建制度的压榨下，被压迫人民的斗争性格和理想、愿望的艺术概括。

    《西游记》风行以后，对人民的精神生活和文化生活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明代，福州地方的人家，户户都为孙悟空设家堂，许多地方还兴建了孙大圣庙。清代，以《西游记》人物故事而发明酒席间的游戏“寻唐僧令”风靡一时。

    《西游记》成书以前，唐僧取经的故事便早已传到国外，成书以后，更是迅速走向世界，而且受到海外读者的欢迎和文学界的关注。英国汉学家安东尼说：“《西游记》是中国传统小说中的精品之一。”法国当代比较文学家艾登堡给予《西游记》很高的评价，他说：“没读过《西游记》，就像没读过托尔斯泰或陀斯妥也夫斯基一样，这种人侈谈小说理论，可谓大胆。”这话虽欠理性，充满个人的感情色彩，但也可从一个侧面看出，《西游记》在世界小说史上，有它一定的价值，也足见它的影响之巨、之深、之广。

    金瓶梅

    《金瓶梅》，明代长篇小说，明代隆庆至万历年间成书，作者署名兰陵笑笑生。《金瓶梅》共100回，版本有明代万历丁巳（1617年）年间“东吴弄珠客”序的《金瓶梅词话》系统和明代崇祯年间的《原本金瓶梅》系统。

    小说以土豪恶霸西门庆发迹暴亡为中心，描绘了上自封建最高统治机构，下至市井无赖所构成的一个鬼蜮世界。西门庆是个破落财主出身，由于“发迹有钱，专在县里管些公事，与人把揽说事过钱，交通官吏，因此满县人都怕他。”他不择手段地巧取豪夺，聚敛财富，荒淫好色，无恶不作。他有一妻五妾，大多是由他奸淫拐骗而来，妻妾之间，争宠吃醋，互相陷害。后来，西门庆又贿赂宰相蔡京为义父，步步高升，官至山东理刑正千户。他更加肆无忌惮，谋财害命，霸占良家妇女，直至纵欲暴亡。小说虽然写的是宋代的人物和故事，而实际上却反映了明中叶的社会现实，通过西门庆及其周围人物的种种活动，暴露了明代中叶以来封建社会的黑暗与腐朽。

    《金瓶梅》在中国古典小说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它是我国第一部文人独创的长篇小说，它以现实社会及家庭日常生活为题材，着重写市井间世俗情态，开了“人情小说”的先河。它在创作方法上的写实的特点以及题材和细节描写等方面对《红楼梦》有明显的影响。

    当然，《金瓶梅》存在着一些严重的缺点。作者对现实黑暗的暴露，缺乏鲜明的爱憎和严肃的批判。在解释人生和社会生活方面，带有明显的宿命论思想。小说中大量的淫秽描写，使小说丧失了美学价值，并为后起的淫秽小说开了不良的先例。

    临川四梦

    《临川四梦》，汤显祖的主要戏曲作品，包括《紫钗记》、《牡丹亭》（又名《还魂记》）、《南柯记》和《邯郸记》，合称“临川四梦”或“玉茗堂四梦”。

    “四梦”就其思想内容而言，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写人间的真情，这除《紫钗记》之外，更具代表性的，就是可列于世界名剧名着之林而毫不逊色的《牡丹亭》；另一类是对仕途人生的反思，对矫情的批判，如《南柯记》、《邯郸记》。

    为什么四梦取材都与梦相关呢？这是因为“四梦”的主题反映出作者对人生、对社会的认识。前一类是封建思想、程朱理学对人间至情的压制，使相爱着的青年男女只能以梦托情；后一类表现出作者对当时的宦海沉浮视现为顷刻间便归于幻灭的一种梦境的清醒的反思。名之为“四梦”，可谓匠心独具。

    《牡丹亭》是他的代表作，同时也是中国戏曲史上杰出的作品之一，它通过主人公杜丽娘和柳梦梅看似荒诞的生死离合的爱情故事，歌颂了渴望爱情自由、追求个性解放的人文精神，揭露和批判了封建礼教的冷酷虚伪。作品中深刻贯彻了作者崇尚真情、反对假理的思想，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牡丹亭》在当时就已产生很大的影响。

    封神演义

    《封神演义》，明代神魔小说，许仲琳所着。许仲琳，号钟山逸叟，其生平事迹不详。根据日本库藏的明万历年间刻本上注题：“钟山逸叟许仲琳编辑。”通常人们都以许仲琳为该书作者。他大约生活于明代隆庆、万历年间。《封神演义》全书100回，是许仲琳在宋元两代讲书人的话本《武王伐纣平话》基础上，参照历史博采民间有关殷周斗争故事的传说，并加以虚构演绎而成。

    《封神演义》主要讲述的是武王伐纣的故事。小说开头第一回到30回，以及87回到结局，基本取材于《全相平话武王伐纣书》，并借鉴了明代嘉靖、隆庆年间余邵鱼主编的《新刊京本春秋五霸七雄全像列国志》西周部分内容，辅以其他史料和幻想成分，扩充改编而成。

    小说从纣王帝辛到女娲宫进香，调戏女娲娘娘开始，以女娲吩咐千年狐狸精、九头雉鸡精和玉石琵琶精三妖“托身宫院，惑乱君心，使武王伐纣，以助其功”为楔子，详细叙述武王代纣，姜子牙封神的经过，揭露纣王设炮烙、剖孕妇等暴行。作者假借历史事件托古讽今，曲折地反映了明代社会厂卫特务横行、帝王骄奢淫逸的现实生活，表达了人民对暴政的痛恨和反抗，以及对仁政的渴求和向往。

    书中把武王伐纣确定为正义的事业，积极地宣扬了“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的具有进步意义的历史观。对哪吒闹海和剔骨还肉的描写，表现了反封建伦理的叛逆思想。但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和作者本身思想的狭隘性，《封神演义》在内容上也存在着一些缺陷，一定程度地宣扬了宿命论，肯定神权、王权以及女人祸水等封建思想。鲁迅评其“较《水浒》因失之架空，仿《西游》又逊其雄大”。

    尽管如此，《封神演义》仍不失为一部具有较高思想性和较高艺术性，我国古代的一部具有较高文学成就和具有一定影响，深受广大读者欢迎的神魔小说。

    牡丹亭

    《牡丹亭》，另名《还魂记》，明代传奇剧本，明汤显祖所着，共55出。是根据明话本《杜丽娘慕色还魂记》创作的。

    作品描写了一个凄婉的爱情故事。杜丽娘游园伤春，梦中与书生柳梦梅相爱，从此思念成疾。临死自画小像，藏在后花园太湖石底。不久，柳梦梅游学至此，拾得丽娘画像，遂与丽娘鬼魂幸福相处。后来，柳梦梅在丽娘鬼魂的指点下，打开坟墓，杜丽娘还魂回生。

    作品通过杜丽娘为情而病死，为情而复生的故事，深刻地反映了封建理学对人的个性的摧残、压抑，热情歌颂了青年人追求爱情和个性自由的斗争。

    主人公杜丽娘的形象塑造得十分成功，是古典文学里继崔莺莺之后出现的最动人的妇女形象之一。杜丽娘是大家闺秀，从小在封建家长的严格管教下长大。但礼教锁不住人的自然天性。丽娘由《诗经·关雎》而伤春寻春，她感叹自己颜色如花，却不得早成佳配。梦中，她与书生柳梦梅相爱，由于梦中的爱情难以寻觅，感伤而死。后来，柳梦梅游学到此，她又为情而复生。执着地追求爱情，要求个性自由发展是这个人物形象的基本特征。

    汤显祖在《题词》中说；“如丽娘者，乃可谓之有情人耳。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通过这个形象深刻地表现了反对程朱理学、封建礼教的主题。

    《牡丹亭》是明代后期浪漫主义文学中最具现实意义的杰作，剧本通过“梦而死”，“死而复生”的幻想情节，深刻地表现了作品的主题。剧本的抒情色彩很浓，作者以抒情诗的手法，表现人物的内心感情，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和抒情气息。

    作品的语言“奇丽动人”，富于表现力。在曲调上，不少地方突破了南北曲的旧格律。《牡丹亭》在当时影响很大，“《牡丹亭梦》一出，家传户诵，几令《西厢》减价”。《牡丹亭》是中国戏曲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三言”

    “三言”，话本小说集《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的合称，明末冯梦龙纂辑。“三言”是我国文学史上着名的白话短篇小说集，它的问世有力地推动了晚明时期拟话本的创作活动。

    《喻世明言》，原名《古今小说》，大约刻于泰昌、天启之际，所收多为宋元话本，少数明人拟话本。其中不少作品取材于现实，描写了市井细民的生活，表现了他们的思想感情。如《宋四公大闹禁魂张》歌颂了见义勇为、蔑视官府的宋四公，表达了人民反抗剥削压迫的愿望。《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反映了市民的婚姻爱情观念。《羊角哀舍命全交》、《吴保安弃家赎友》、《范巨卿鸡黍死生交》等歌颂了朋友的情义。《沈小霞相会出师表》则是直接反映当时统治阶级内部忠奸斗争的作品，描写了反权奸严嵩的斗争。这些作品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时代的特征。

    《警世通言》刻于天启四年。所收宋话本和明代拟话本共40篇，其中的优秀作品，多取材于现实生活，描写、反映市民的生活与思想情趣。其中描写爱情的作品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如《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玉堂春落难逢夫》、《白娘子永镇雷峰塔》等，描写了封建社会中妇女的不幸遭遇，歌颂她们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大胆地追求幸福与爱情。也有一些描写市民阶层在封建统治下所遭受的迫害以及他们的反抗斗争的作品，如《崔待诏生死冤家》等。

    《醒世恒言》刻于天启7年，所收宋元话本和明代拟话本40篇，其中大部分为明代拟话本，这些作品多取材于现实生活和民间故事，其中关于婚姻爱情之作占有突出的位置，这些作品歌颂了青年男女对爱情的追求，对封建礼教的抗争，以及对爱情的忠诚、专一。如《卖油郎独占花魁》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反映了市民阶层的爱情观。歌颂朋友的情义和患难相助的精神在《醒世恒言》中也很突出。《施润泽滩阙遇友》，歌颂了两个小手工业者之间的友谊，表现了文学作品内容的一个新方面。另外，《灌园叟晚逢仙女》、《一文钱小隙造奇冤》表现了人民对封建压迫的不满和反抗情绪。

    “二拍”

    “二拍”，明代拟话本小说集《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的合称，明末小说家凌蒙初所着，共收作品78篇。其中绝大部分是他根据“古今所闻”“演而成说”的创作。取材较为广泛，有相当数量的作品描写了明代市民阶层的生活和他们的思想意识，以及揭露了封建社会和官场的黑暗、腐败，比较深刻地反映了晚明的社会现实。

    “二拍”中描写商人的作品很有特点。《转运汉巧遇洞庭红》是描写商人出海经商的作品，反映了当时商人们追求钱财的强烈欲望和海外冒险的理想。《叠居奇程客得助》描写了商人囤积居奇的手段，程宰囤依靠海神的指点，发了大财，反映了商人的幻想，表现了他们的精神世界和经营准则。《乌将军一饭必酬》反映了市民阶层对经商行业的重视。“二拍”中反映婚姻爱情的作品也较突出，如《满少卿饥附饱飏》、《错调情贾母詈女》、《李将军错认舅》等，描写了青年人对爱情的追求和忠贞，并提出男女在爱情生活上的平等问题，表现了市民阶层的婚姻爱情观念。“二拍”中还有些作品，揭露了统治阶级的荒淫腐朽和凶残贪婪。如《青楼市探人踪》揭露了官僚地主图财害命的罪行。《赵县君乔送黄柑》描写了统治阶级的荒淫无耻。

    “二拍”中宣扬封建迷信和因果报应的思想比较严重，而且书中多有猥亵的描写，有些作品利用前人题材近乎抄袭，以致成就远比“三言”中的明人拟话本逊色。

    平山冷燕

    《平山冷燕》，清代小说，书前署“狄岸山人编次”，据考，可能为康熙时嘉兴人张匀所作。

    小说20回，描写才女山黛才华过人，每与慕名者比试诗文，皆胜人一筹，享誉京师，下至平民、上至皇帝都闻其名。同时，有女子名冷绛雪，也具才情，但为小人陷害，将其强行买下欲送与山黛之父为侍女。冷早已闻山黛之名，有心与她结识，便将计就计，前往山府与山黛相聚。二人结为知心，互敬互爱，终日相守切磋诗文。此时有书生两人名叫平如衡、燕白颔，皆为有才之士，慕两女之名，化装来到京师，欲与她们较量诗文，后在科场会试中，平与燕均得高中，皇帝爱才，亲自做媒，使平与冷、燕与山得成眷属。

    小说情节曲折，缠绵委婉，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一些现实，在当时颇为流行，但其思想内容的肤浅、单薄，终未能脱出对才子佳人小说之窠臼。

    说岳全传

    《说岳全传》，全称《精忠演义说本岳王全传》，清代长篇小说，大约出现在康熙、雍正年间，由浙江仁和（今浙江杭州）人钱彩编次，福建永福（今福建永泰）人金丰增订。此二人生平均不详。

    岳飞故事在民族矛盾尖锐的南宋时期就已广泛流传。明中叶后，权奸当道，国势日危，借以寄寓“思良将”思想的各种“岳传”小说应运而生，先后出现熊大木的《大宋中兴通俗演义》、于华玉的《按鉴通俗演义精忠传》等书。这就使清代的钱、金二人能在一个较好的基础上进行加工创作。他们描述“岳武穆之忠，秦桧之奸，兀术之横”，不仅为了安慰风波亭上的忠魂，还有借南宋之历史教训，宣扬民族意识，悼念明朝爱国志士，谴责汉奸外寇之意，因而在乾隆年间遭到禁毁。

    全书共20卷80回。前61回主要写岳飞，后19回写岳家后代继续抗金，报仇雪恨的故事。

    作者笔下的岳飞是一位民族英雄和爱国将领的形象，他军令森严而待人宽厚，经常以爱国思想教育激励部下，以至岳家军作战目的明确，同仇敌忾，所向无敌；更了不起的是他能平等待人，团结一切抗敌力量，共保宋室。这种描写固然有一定历史依据，但更主要的却是作者顺应时势，通过形象描绘，把重视人民抗敌力量的卓识远见赋予了岳飞。这是前代“岳传”中不曾如此突出描写过的。另外，书中对一群参加抗金斗争的草莽英雄也有出色的描写，其中最突出的是牛皋。他的性格接近张飞、李逵，有着鲜明的爱憎，为人憨厚仗义，敢于直斥皇帝，宁肯重新落草，决不接受招安。他抗金不是为了效忠皇帝，而是为国为民排难。他的形象生动感人，极富个性特征。

    小说的意义在于歌颂了以岳飞为首的一群民族英雄，鞭挞当道的权奸及昏庸的皇帝。然而作品中也过多地宣扬了封建的愚忠、愚孝等道德观念，同时，又把岳飞与权奸、强寇的矛盾解释为前世冤孽，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作品的思想意义和社会内容。

    《说岳全传》的作者抱着“不宜尽出于虚，而亦不必尽由于实”的创作态度，广泛汲取了前代“岳传”的精华，使作品充满生活气息和传奇色彩，同时，也明显地保留了民间话本的许多痕迹。它对后世的影响很大，不少故事情节被改为戏曲在民间流传，如《牛皋扯旨》、《柜中缘》、《挑滑车》等都在舞台上获得长久的生命。

    聊斋志异

    《聊斋志异》，清代文言小说集，蒲松龄作。全书共419篇，其故事大都取自民间传说和野史佚闻，多半是花、妖、狐、鬼的故事，虽然荒诞离奇，情理却十分真实，反映了当时广阔的现实生活，提出了许多重要的社会问题。

    书中描写爱情婚姻的作品最多，也是写得最精彩的部分。它们通过花妖狐魅和人的恋爱，反映了当时广大青年男女对理想爱情的追求，对封建礼教的反抗。《婴宁》、《莲香》、《香玉》、《小谢》等篇都是写男女自由恋爱的故事，篇中的女主人公不顾封建礼教的约束，按照自己的感情意愿大胆追求所爱之人，虽几经周折，终于获得幸福。《鸦头》、《细侯》、《连城》、《宦娘》等篇则着重揭露封建势力对青年爱情的种种阻碍压抑，《连城》尤为曲折动人。故事写连城之父征诗择婿，乔生的诗得到连城的喜爱，却因家贫不为史家允婚。连城背叛父亲走下的婚约，结果被迫病死。乔生前往临吊，一恸而绝。他在阴间找到连城，并在朋友帮助下，被许还魂。作者歌颂了这些青年男女对爱情的专一，表现出强烈的反封建礼教的精神。

    小说集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揭露科举制度的种种弊端。在这些篇目里，作者饱含感情地控诉了科举制度埋没人才的罪恶。《叶生》中的叶生“文章词赋，冠绝当时”，却屡试不中，郁闷而死。《素秋》、《神女》、《阿宝》等篇都暗示了科举考试的贿赂公行，《司文郎》、《于去恶》等篇则有力地讽刺了考官的有眼无珠。《司文郎》写一个瞎和尚能从烧成灰的文章中嗅出其好坏，通过他的口说：“仆虽盲于目，而不盲于鼻；帘中人并鼻盲矣！”讽刺极为尖锐深刻。《于去恶》进一步揭出了这些考官鼻目双盲的底：“得志诸公，目不睹坟典，不过少年持敲门砖，猎取功名，门既开，则弃去；再司簿书十余年，即文学士，胸中尚有字耶？”愤激之情，溢于言表。

    《聊斋志异》的再一个重要内容，是揭露现实政治的腐败和贪官暴吏的罪恶。这类作品反映了封建社会的根本矛盾，具有更高的思想价值。《促织》写皇帝喜斗蟋蟀，地方官媚上邀宠，借端勒索，成名一家为捉一头蟋蟀应付官责，几乎家破人亡的故事，从一个侧面暴露了统治者的荒淫昏庸。《席方平》则写席父为人逼死，席方平魂赴冥司，代父伸冤，可是从城隍到郡司乃至冥王都受了贿赂，席不仅不能伸冤，反遭种种毒刑。故事虽写幽冥，实为影射现实。此外，《梅女》、《梦狼》、《野狗》、《公孙九娘》等篇都有对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们残酷迫害良民百姓的深刻揭露，作者通过这一幅幅画面真实地反映出封建社会“强梁世界”的本相。

    小说集中还有不少歌颂人民反抗斗争及其高尚品质的篇章，如《向杲》、《崔猛》、《宦娘》等。但由于作者的思想局限，书中也有一些比较消极落后的内容，如宣传因果报应和色空观念等，此外还有一些色情描写，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作品的思想意义。

    《聊斋志异》具有独特的艺术成就，是我国历史上文言小说的高峰之作。作者继承了六朝志怪和唐宋传奇的传统，又以传记体的形式组织构思故事。他把花妖狐魅和幽冥世界等非现实的事物组织到现实生活中来，又极力把它们人格化、社会化，通过人鬼相杂、幽冥相间的生活画面深刻地反映了现实矛盾，同时又充分利用花妖狐魅和幽冥世界提供的超现实力量，生动地刻画了作者的理想人物和生活境界。这样就构成了作品想象丰富奇特，情节变幻莫测，境界神异瑰丽的独特风格。

    小说塑造了一系列令人难忘的艺术形象，大都栩栩如生，具有鲜明的个性。如青年女性形象，有感情缠绵、温柔拘谨的青凤，也有天真烂漫、肆意言笑的婴宁；有爱诗善歌却心境悲苦的林四娘，也有顽皮活泼，乐不知愁的小谢。同是痴情才子，孙子楚为人迂讷，乔生文质彬彬，耿去病狂放不羁，安幼舆挥霍仗义。作者既赋予花、妖、狐、魅人的面貌个性，又写出他的原有的物性，同时注意在矛盾斗争中显示人物个性，并善于通过生动的细节描写和个性化的对话刻画人物，使书中形象各具面目，极少雷同。作者既创造性地运用古代文学语言，又适当吸收和提炼了当时的方言俗语，同时间用骈词俪语，形成典雅工丽而又生动活泼的语言风格，极富形象性和表现力。

    《聊斋志异》问世后，人们竞相传写，备受喜爱，它对清代后出现的文言短篇小说有很大的影响。

    《聊斋志异》现存的版本主要有：手稿本，仅存上半部；乾隆16年（1752年）历城张希杰的《铸雪斋钞本聊斋志异》，分为12卷，有目488篇；乾隆31年（1766年）青柯亭刻本，即一般通行本的底本，分为16卷，400多篇；1962年中华书局出版的《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采录最为完备，共收作品491篇。

    儒林外史

    《儒林外史》，清代长篇小说，吴敬梓所着。此书约在作者30多岁时动笔，将近50岁时才完稿。最初是以抄本在社会上流传，传说为50回。吴去世十几年后，扬州有55回刻本问世，但此本至今未见，现存最早刊本是嘉庆8年（1803年）的卧闲草堂本，共56回，但第56回似为他人所补。光绪年间又有60回石印本，末4回亦似他人所补。现通行人民文学出版社55回本。

    书中描写了形形色色的读书人，作者表面写明代，实则将雍正、乾隆时代之怪现状描写尽致，穷极文士情态。作者首先批判的是科举考试和八股制度。开篇就写了两个科场中人物周进和范进。他们原是淳朴老实人，到50、60岁也未考上秀才，结果是一个一头撞在贡院号板上几乎撞死，一个中了举人反而高兴得发了疯。他们受科举制度毒害如此之深，以致丧神失魄，精神失常。另外一些读书人，头脑完全被功名利禄所占有，根本没有真才实学。张静斋、汤知县等在一起谈论历史人物，竟将本朝人刘基的史实都弄错了。科举制度还使人们道德败坏，廉耻丧尽。如匡超人原是一个朴厚之人，靠自己的辛苦劳动维持生活，但考中秀才后就变得虚伪、奸诈、为非作歹；严贡生道貌岸然，却抢别人的猪，霸占他人田产；虞、余两家的举人进士，不送自己的叔祖母、伯母、叔母入节孝祠，反而去送地主豪绅方老六的母亲入节孝祠。凡此种种，揭露了在科举制度毒害下，知识分子灵魂的扭曲和道德的沦丧。

    同时，作品还充分暴露了封建礼教的虚伪和残酷。严监生的小舅王仁是科场出身，因收了严监生的200两银子，便不顾骨肉之情，怂恿严监生在自己的亲妹妹王氏咽气之前，把妾扶正。王玉辉的女儿要为丈夫殉节，王不但不制止，反而支持她，结果女儿绝食而死，王仰天大笑曰：“死的好！”作者通过对这些愚昧虚伪、贪婪卑怯的灵魂的描写，深刻地鞭挞科举制度和封建礼教的罪恶。

    小说还批判了清代吏治的腐败，揭露了官吏的昏庸和暴虐，如写王惠出任南昌太守不久，衙门内便都是“戥子声、算盘声、板子声”。彭泽县令为了表明自己的治内之绩，当押船人来控告两船盐被劫的时候，他不去追索抢劫犯，反而将舵工打得皮开肉绽。小说深刻揭露了他们貌似清官实为民贼的本质，反映了当时政治的颓败腐朽。

    作者在鞭挞这些丑恶灵魂的同时，又通过对正面人物王冕、杜少卿、荆元等人的描写来寄托自己的理想。这些人正直纯正，高洁脱俗，蔑视功名利禄，分别以卖画、卖文、做裁缝为生，拒绝走科举仕进的道路，和那些堕落文人形成鲜明的对照。作者还用抒情的笔调，描绘了下层人民中一些善良正直的人物，透露出对这些人物的热爱和赞美。

    书中没有一个贯穿全书的主角，每个故事相对独立，“全书无主干，仅驱使各种人物，行列而来，事与其来俱起，亦与其去俱讫。”（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作者用这种方式展示了多层面的人物形象，增加了反映社会生活的深度和广度。在语言上，《儒林外史》以刚劲、犀利、辛辣见长，描写人物往往只用几笔就能状貌传神，绘声绘色，情态并茂。尤其在讽刺艺术上，小说超过了前代任何作品。

    《儒林外史》作为中国小说史上第一部长篇讽刺小说，它对后世的讽刺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晚清的谴责小说如《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乃至现代鲁迅的小说创作，无不从中汲取营养。它和《红楼梦》都是我国长篇小说趋于成熟的代表之作。

    红楼梦

    《红楼梦》，原名《石头记》，清代长篇小说，作者曹雪芹，全书120回，一般认为后40回为高鹗所续。后40回尽力描摹前80回对后来情节的暗示，一一交代人物的结局，使《红楼梦》成为一部结构完整、首尾齐全的作品。但续作不少情节背离了原作精神，如写宝玉的中举及贾府的复兴等，在人物描写中也有不少歪曲和庸俗的笔墨，其思想和艺术成就与原着有相当距离。

    小说以贾、王、史、薛四大家族为背景，以贾宝玉、林黛玉的爱情悲剧为主要线索，写出了当时具有代表性的四大家族的兴衰过程。其中又以贾府为中心，揭露了封建社会后期的种种黑暗和罪恶，指出其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对腐朽的封建统治阶级和行将崩溃的封建制度作了有力的批判，使读者预感到它已经日暮途穷，必然走向灭亡的命运。

    小说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上，以精雕细琢的功夫，描绘了一批富有典型性格的人物形象。其中贾宝玉是小说的中心人物，他一生下来，家庭就为他安排了一条功名富贵、荣宗耀祖的道路。但他却在一群天真纯洁的女孩子们的影响下，养成了放荡不羁的性格，女孩子们冰清玉洁般的世界和以世俗男性为中心的封建统治势力形成鲜明对照，使宝玉受到感染和启发。姑娘们的被侮辱、被损害又极大地激起他的义愤，激起他对统治势力的憎恨，渐渐地形成了他的叛逆性格。他尊重个性，尊重女子，认为人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有善恶、美丑、真假之别。贾家把重振家业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可他却偏偏看不起科举仕宦，视仕途为畏途。他和林黛玉的爱情是建立在共同反对封建主义人生道路的基础上的。因此更带有鲜明的叛逆性。这种爱情愈发展，和封建势力的矛盾就愈尖锐，终于在封建势力压迫下酿成悲剧。

    作者在宝玉身上寄托了自己的人生理想，显示了一种新的时代特征。但宝玉毕竟是个贵族公子，他对自己所属阶级的认识不可能是彻底的，他的反抗偏于消极，除了追求真挚的爱情和自由的生活外，还找不到更新、更明确的理想和出路，最终只有逃避现实，循入佛门。

    林黛玉是作品中的另一个贵族叛逆者，她出身于“清贵之家”，因父母早丧而寄居贾府。环境的冷酷龌龊，使她过早地体会了世态炎凉，形成了多愁而又敏感的性格。她孤僻、任性，常以“比刀子还厉害”的语言，揭露自己看不惯的现象，并且和宝玉一样，鄙视封建文人的庸俗，诅咒八股功名的虚伪，因此在封建家庭里显得落落寡合，只有和宝玉之间的爱情，才成为她生活中的精神支柱。但由于她感到随时可能失去爱情，于是更加脆弱、伤感，陷入痛苦而不能自拔。黛玉与宝玉的爱情遇到了极大的压力，但她始终保持与封建势力不妥协的态度，对宝玉的爱情也至死不变。临终前，她一面吐血，一面焚诗稿，以死向这个黑暗社会表示最后的反抗。

    和林黛玉相反，薛宝钗仅受封建道德影响很深，表面上“罕言寡语，安分随时”，实际上有她的“青云”之志。在关系复杂、彼此勾心斗角的贾府里，她“不关己事不开口，一问摇头三不知”，与上上下下的人处得十分融洽。她为了达到做宝二奶奶的目的，极力逢迎讨好贾母和王夫人。她常常用“仕途经济”等封建说教规劝宝玉，由于生活理想的不一致，她并没有得到宝玉的爱情，最终也做了封建主义的牺牲品。其他人物如聪明泼辣、虚伪恶毒的王熙凤、奴颜婢膝的袭人、聪明灵巧的晴雯、仗义倔强的尤三姐等，小说都有出色的描写。

    小说的结构宏伟而又自然，似乎是生活的再现。它完全打破了传统小说的单线式结构，把人物和事物放在错综复杂的环境中，与生活里的各种矛盾线索齐头并进，并揭示出中心情节和其他情节之间的内在联系。作者尤其工于生活细节及人物内心世界的描写，这些描写既发展了故事情节，又使人物性格显得有血有肉，细腻生动。同时，作者把以女孩子为中心的大观园和以男性为中心的统治者群对比着写，以后者的庸俗、虚伪衬托了前者的纯洁美好，深化了作品的主题。

    《红楼梦》的语言是我国历代小说中最成熟、最优美的，洗练而自然，朴素而多彩，准确而传神，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

    《红楼梦》的影响是巨大的，它给后代作家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借鉴。200多年来，人们对《红楼梦》的研究一直没有间断，大量研究着作相继产生，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红学”。

    《红楼梦》的版本有两个系统，一是“脂评本”，一是“程高本”。“脂评本”是早期抄本，附有“脂砚斋”等人的批语，仅80回，题名《脂砚斋重评石头记》。这个系统较有影响的是“甲戌本”，存16回；“己卯本”，存43回又两个半回；“庚辰本”，存78回。另有《乾隆抄本百二十回红楼梦稿》，为120回，前80回据“脂评本”抄集校改。“程高本”是程伟元、高鹦用活字排印的120回《红楼梦》，于乾隆56年（1791年）出版，称“程甲本”，第二年程、高又进行修订出版，称“程乙本”。“五四”以后，社会通行的是标点出版的“程乙本”。198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红楼梦》校注本，前80回主要以“脂评本”系统的“庚辰本”为底本。

    镜花缘

    《镜花缘》，清代长篇小说，李汝珍所着。李汝珍，字松石，直隶大兴（今北京市）人。《镜花缘》的写作前后经历20年左右，其间三易其稿。原拟写200回，最后只完成了100回。

    小说可分为两大部分。前50回写唐朝武则天当政之后，非常得意，在残冬大雪天中诏令百花齐放，众花神不敢违命。上帝闻之大怒，将百花仙子和99位花神贬入凡尘。百花仙子托生为秀才唐敖之女，名小山。唐敖赴京应试，中探花，却又因与则天的政敌结拜兄弟被革去功名，于是看破仕途，与妻弟林之洋出海游历经商，经历了“女儿国”、“君子国”等30多个海外奇国，见识了许多奇风异俗，营救了一些由花神降生的女子。后唐敖在小蓬莱成仙，小山寻父到蓬莱，未见父亲，却得父信，将泣红碑的碑文录下后，上船回国应考。后50回写武则天开科考试女才，由花神降生的100名才女中第，设“红文宴”，才女们拜谒宗师，连日饮宴，弹琴赋诗，论学说艺，各显其能。会后各自散去，改名为唐闺臣的小山再度出海寻父，入山不归。

    小说的主要内容为歌颂女子才学，反映她们在社会生活及政治地位上的平等要求，表现出作者尊重妇女的民主意识。作者笔下的女子，有的文采惊人，有的深通医理，有的精通数学，有的胆识过人，都是巾帼奇才。如黑齿国的红红和亭亭，竟把天朝大贤多九公问得抓耳搔腮，汗如雨下；女中剑侠颜紫绢能飞檐走壁，来去无踪；上官婉儿胸罗锦绣，口吐珠玑，惊倒满座朝臣。作者对她们加以赞美和歌颂，其意义在于对女子长期被压迫的历史的批判，对“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伦理的否定。

    作者参照《山海经》等书的记载，在小说中虚构了30多个海外奇国，充满了传奇色彩。其中通过好让不争、宁损己不损人的君子国，民风淳厚待人宽大的大人国等虚无缥缈的奇境，寄托自己的社会、政治、文化理想，同时，又通过对喜爱奉承的翼民国人、贪心自私的长臂国人、吝啬成性的毛民国人的描写，讽刺批判了封建社会的丑恶现象，是一幅幅生动幽默的封建社会的漫画。

    《镜花缘》的文学价值主要在前50回，后50回主要是论学说艺，数典谈经，流于呆板枯燥。书中还保存不少宣传节孝观念和因果报应等内容，并通过“镜花缘”、“水月村”等细节，说明人生的虚幻，劝诫人们逃避现实。在结构上，故事与故事之间缺乏有机联系，显得比较松弛。在塑造典型生动的人物方面也略欠功力，不够成功，书中重要人物如唐敖、林之洋、唐小山等均未能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说唐演义全传

    《说唐演义全传》，又称《说唐全传》，清代长篇小说，着者佚名。全书共68回，因曾与《说唐后传》合刻，又改名《说唐前传》

    明代将隋唐之际的变乱演为小说的风气已日益兴盛，民间亦早有此类题材的说唱流传，到了清代，出现褚人获的《隋唐演义》，《说唐演义全传》亦继之产生，成为当时有影响的讲史小说之一。从全书来看，作者受民间说唱文学的影响更大，不拘泥于史实，具有鲜明的民间文学色彩。

    小说从秦彝托孤，隋文帝平陈，统一南北写起，一直写到隋末农民大起义，唐代削平群雄，唐太宗登极为止。书中描写了隋炀帝的荒淫残暴，宇文氏的骄蛮凶狠，老百姓的水深火热。而全书更着力刻画的是一群起义英雄的形象，他们虽然出身于不同的阶级阶层，有各自不同的职业，但都不满于隋朝的黑暗腐败，因而走上反隋起义的道路。

    小说具有民间文学中善于叙事铺陈的特点，展示了较大的历史画面和众多的人物形象。其中塑造得最为成功的是草莽英雄程咬金。他出身微贱，是个没有遮拦天不怕地不怕的人物，作者把他那蛮横而率真、淳朴而诙谐的性格写得十分鲜明生动，深受读者喜爱。其他人物如视死如归的单雄信、宽厚善良的秦琼，武威果敢的尉迟恭，也都神态各异，栩栩如生。但小说中的“气数”、“真命天子”等观点却表现出浓厚的封建正统观念和宿命色彩。

    《说唐演义全传》标题似为讲史，实际上是一部英雄传奇小说，是当时历史演义向英雄传奇演变的代表作，不少说唱艺人将它改编演出，戏曲舞台也不断搬演，因而广为流传。其后又出现曾与《说唐演义全传》合刻的《说唐后传》16回，又名《罗通扫北》；《说唐薛家府传》42回，在此之后又有《征西说唐三传》、《反唐演义传》等续书。

    现存有清代乾隆癸卯（1783年）刊本10卷，另有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的陈汝衡修订本。

    隋唐演义

    《隋唐演义》，清代历史演义小说，褚人获作，共20卷100回。

    唐宋以来，以隋唐史事为题材的稗史传奇流存甚多，不少文人将此演为小说。明代罗贯中即编有《隋唐志传》一书。正德年间，林瀚对此书有所改订。褚人获根据林瀚改订本《隋唐志传》和佚名《隋炀帝艳史》，再参考讲隋代故事的《大业拾遗记》、《海山记》、《迷楼记》、《开河记》，讲唐代故事的《隋唐嘉话》、《明皇杂录》、《开元天宝遗事》、《长恨歌传》、《太真外传》、《梅妃传》以及民间说唱中大量的隋末英雄故事，编成《隋唐演义》。

    此书从隋文帝伐陈，杨广阴谋夺取太子位开始，到唐明皇之死为止，共写了170多年的历史故事，“叙述多有来历”。全书分为3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写秦琼、单雄信等英雄人物的聚散，第二、三部分分别写隋炀帝和朱贵儿、唐明皇和杨贵妃的两世姻缘，其中穿插瓦岗寨英雄聚义、花木兰代父从军、唐太宗文治武功、武则天改元称帝等史事。小说反映了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揭露了他们的腐朽、奢侈、荒淫和残暴：杨广为了夺取太子位，不惜运用一切卑鄙手段扩充自己的势力，终于把哥哥杨勇杀掉；杨国忠和安禄山为了争宠而互相倾轧，结果导致了天宝年间社会的大动乱；杨贵妃姐妹为满足自己奢侈糜烂的生活，大量挥霍百姓血汗。

    同时，小说也描写了在黑暗政治统治下所爆发的一系列农民运动，歌颂他们的勇敢和义气。这些草莽英雄对贪官污吏刻骨痛恨，对劳苦人民深切同情，他们把贪官的财产分发给饥饿的人民，还拘捕了奉命点选秀女和诈骗财物的宦官，杀死了凌辱民女的权豪公子。作者在这些英雄身上寄托了自己的理想。

    本书在塑造人物方面颇受《水浒传》的影响，如富于反抗精神的秦琼，坦率真诚的程咬金，足智多谋的徐懋功，刚毅勇敢的单雄信等，都写得生动逼真，个性鲜明。小说语言具有民间说唱文学的格调。但由于情节过于芜杂，结构也失于松散，内容上有不少因果报应的描写，使小说的艺术性和思想性都受到影响。

    东周列国志

    《东周列国志》，清代长篇小说，冯梦龙、蔡元放编撰，是用浅近文言写成的春秋战国时代“列国”的故事。明代嘉靖、隆庆间余邵鱼根据元代以来关于列国故事的平话编成《列国志》，分为8卷，从“苏妲己驿堂被魅”写到“秦始皇统一天下”，全书分节不分回，每节随事立题。明末冯梦龙根据史传对它进行修订，删去了与史实不合的部分和周宣王以前的一段历史，成为108回的《新列国志》。清代乾隆年间，秣陵（现南京）人蔡元放又对此书作了一番修润，加上序、读法、评语和注释，因为写的是宣王以后的事，故名之为《东周列国志》，20卷，108回。蔡元放，号七都梦夫，又号野云主人。195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重版的《东周列国志》又作了某些校正，取消了评、注、读法、序和分卷。署“冯梦龙、蔡元放编”。

    这部小说起于周宣王滥杀臣民，止于秦始皇统一天下。全书叙述了春秋、战国时期500多年历史，内容十分丰富。小说的故事情节，主要是根据《左传》、《国语》、《战国策》、《史记》的记载，又采用《吴越春秋》等先秦传说故事作补充，按时间顺序串连起来，加以敷衍，成为一部完整的历史演义小说。

    小说对当时封建统治者的昏庸荒淫给予比较深刻的揭露和讽刺，谴责了贪婪、奸诈的佞臣，赞扬了那些忠心为国、深明大义的王侯将相以及机智果敢的豪侠。其中有不少富有深刻意义的篇章，如《卫懿公好鹤亡国》等。书中每个故事独立成篇，而又相互关联，情节曲折，引人入胜。人物描写也比较鲜明生动，用三笔两笔便能勾勒出人物情态。但小说的线索稍显繁复，内容上所宣传的“愚忠”、“愚孝”观念也削弱了其思想意义。

    长生殿

    《长生殿》，清代传奇作品，洪昇所着。洪昇，清代戏曲作家、诗人，出生于明亡后第2年，家庭受到清王朝迫害，他自己在京城长期过国子监生的生活，后因在佟皇后丧期演唱《长生殿》获罪，从此失去仕进机会。晚年因醉酒落水而死。

    洪昇创作《长生殿》经10余年努力于康熙27年定稿。他在《例言》中，清楚地叙述了《长生殿》的创作过程：“忆与严十定隅坐皋园，谈及开元、天宝间事，偶感李白之遇，作《沉香亭》传奇。寻客燕台，亡友毛玉斯谓排场近熟，因去李白，人李泌辅肃宗中兴，更名《舞霓裳》，优伶皆久习之。后又念情之所钟，在帝王家罕有。马嵬之变，已违夙誓；而唐人有王妃归蓬莱仙院，明皇游月宫之说，因合用之，专写钗盒情缘，以《长生殿》题名，诸同人颇赏之。乐人请是本演习，遂传于时。盖经十余年，三易稿而始成，予可谓乐此不疲矣。”洪昇精通音律，富有才情，在创作中又广泛听取意见，在立意、结构、词语、曲调方面无不经过精心推敲，使此剧在艺术上达到清代戏曲创作最高水平，与孔尚任的《桃花扇》堪称双壁，世有“南洪北孔”之说。

    《长生殿》以安史之乱为背景，写唐明皇、杨贵妃的爱情故事。上卷写李、杨之间由声色之好发展为真挚相爱，但由于他们耽于安乐，沉湎于情场而致朝政败坏，藩镇叛乱，造成了国家危亡，也带来了爱情悲剧，皇帝不得不在马嵬坡下缢死了爱妃，以挽救政治。下卷着重写他们在阴阳间生死不渝的刻骨相思，最后感动天地鬼神，让他们同登仙篆，升入天宫，得以永久团圆。作者联系他们的爱情发展，揭开了安史之乱前后广阔的社会背景。剧中通过《贿权》、《楔游》、《权哄》、《进果》等出，揭露了皇帝及其贵戚们的穷奢极欲，弄权误国，官僚们的趋炎附势，对老百姓的肆意践踏。在《疑谶》等出中精心塑造了郭子仪、雷海青这两个出身低微的英雄人物，并借此抒发作者忧国忧民、愤世嫉俗的心情。作为生活在民族矛盾尖锐时期的清初作家，作者对作品中侵入中原的番将安禄山及觍颜事敌的朝臣寄予强烈的憎恨，在《骂贼》一场中借雷海青之口把投降分子骂得体无完肤。

    在作者笔下，杨贵妃是一个值得同情的悲剧人物。作者有意避开她和安禄山等人的关系，突出她对爱情的忠贞，细腻生动地描写了她在宫廷中争恩擅宠的生活，成功地塑造了一个既骄纵、又软弱的宠妃形象。唐明皇虽然是帝王家少有的钟情者因而值得同情，但作者对其纵情声色的生活给予了较多的批评。作者一方面同情赞美李、杨之间的爱情，一方面又批判他们的爱情带来的政治恶果，这给作品主题造成一定程度的矛盾。但作者解释自己的创作意图说：“然而乐极哀来，垂戒来世，意即寓焉”。

    《长生殿》在艺术上是很具特色的，作者继承《梧桐雨》、《浣纱记》通过爱情故事反映一代兴亡的手法，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中选取李、杨的悲剧爱情为素材加以虚构，李、杨爱情和安史之乱同时展开，互相交织，又以金钗细盒为线索，情节严密曲折，场面壮丽阔大，同时，又时时运用对比手法，如朝廷生活与民间生活对比，忠臣与奸贼对比，深化了主题，增加了艺术感染力。在风格上，前半部以现实主义描写为主，细腻、逼真；后半部则呈现强烈的浪漫色彩，天地之间、阴阳两界交叉出现，幽魂、凡人互寄感情。这种写法体现了作者的创作意图，寄托了对忠贞爱情的歌颂，但也显得前后风格不尽统一。

    《长生殿》曲词清丽，充满诗意。全剧具有浓厚的抒情色彩，深受观众喜爱，当时民间流传有“家家收拾起，户户不提防（《长生殿》曲词中有“不提防余年值离乱”之词）的口谚，足以说明它的影响。

    桃花扇

    《桃花扇》，清代传奇，孔尚任所着。孔尚任，字聘之，又字季重，号东塘、岸堂，又号云亭山人，山东曲阜人，为孔子64代孙。

    《桃花扇》的创作经过10年的惨淡经营并三易其稿，于康熙38年（1699年）完成。它与洪昇的《长生殿》被称为当时剧坛的双壁，使清代传奇创作进入高峰。当时有“南洪北孔”之称。

    《桃花扇》传奇共40回，写明末复社名士侯方域侨寓南京，经朋友杨龙友介绍，与名妓李香君相识并订下终身。阉党阮大铖欲结交侯方域，托人送去丰盛的妆奁，被李香君严词拒绝，坚决退还。后侯方域为阮大铖谗害，被迫离开南京，避难于淮安漕抚史可法处，与香君分离。李自成进京，崇祯帝缢死煤山，阮大铖、马士英等拥立福王得势，大力逮捕复社诸人，并逼迫李香君嫁漕抚田仰。香君坚决不从，血溅在与侯定情的一把宫扇上，后杨龙友在扇上点染成一枝桃花。清兵南下，国破家亡，李香君、侯方域在道观里会见，被道士点化后，双双出家归入道门。

    孔尚任借侯李的“离合之情”，意在写南明“兴亡之感”，“令观者感慨涕零，亦可惩创人心，为末世之一救矣”（《桃花扇小引》），创作意图十分明确。

    作者在剧中对南明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和腐败的政治作了广泛和深刻的揭露，对昏淫的福王，倒行逆施、出卖民族利益的权奸阮大铖、马士英，争夺地盘、互相残杀的高杰、刘良佐等，给予了严厉的鞭挞，并表现了他对城市下层人民的同情，对爱国将领的赞扬，同时揭示了南明灭亡的历史教训。作者虽然怀着对明亡的遗恨，但由于本身是清朝官吏，加上严酷的文字狱，因而对当时的民族矛盾采取了回避态度，甚至称赞清兵“杀退流贼，安了百姓，替明朝报了大仇”，同时对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表示了明显的敌意，又掩饰了侯的变节，使作品进行历史总结的正确性和深刻性受到一定影响。

    作者在剧中成功地塑造了各类人物形象，李香君的形象尤为鲜明生动，她聪明、勇敢、重情义、有节气，虽然身为卑贱，却有明确的生活目的和理想。作者通过对她一行一止、一颦一笑的细致描写，刻画了她深明大义、爱憎分明的鲜明形象。《却奁》一出，充分显示出她虽陷于情网，却决不与权奸同流的清醒头脑，《守楼》表现了她与迫害者的顽强斗争精神，《骂筵》中更揭示了她关心国家命运，反对权奸卖国的可贵气节。其他人物如风流倜傥的侯方域，慷慨捐躯的史可法，侠义幽默的柳敬亭，圆滑世故的杨龙友，都写得各具个性，栩栩如生，呼之欲出。

    作者在创作中非常重视历史事实。原书有《考据》一篇，专门列举剧中重要历史事实所根据的文献资料，这种忠于客观史实之作，在明清戏剧作品中实属少有。但作者并不囿于史实，而是经过精心的艺术构思，全剧通过象征候、李爱情命运的一把扇子，把包括南明兴亡史的复杂情节有机地串连在一起。从赠扇定情始，侯、李的爱情就开始和当时的政治斗争紧密联系；斗争尖锐化，香君受辱，血溅桃花扇；最后，张道士撕扇，侯、李归入道门，暗示了国破家亡的残酷现实。《桃花扇》的出现使历史上“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一类的创作达到新的艺术高度，它把侯、李的离合之情与南明的兴亡结合得更为紧密。传奇《媚座》出总批说：“上半之末，皆写草创争斗之状，下半之首，皆写偷安宴乐之情。争斗则朝宗分其忧，宴游则香君罹其苦。一生一旦，为全本纲领，而南朝之治乱系焉”，清楚地说明了作者的艺术构思。全剧情节紧凑、细密、曲折而又前后照应，角色的分配、由白的分工等都独具匠心，实属清代戏曲史上的压卷之作。

    三侠五义

    《三侠五义》原名《忠烈侠义传》，是长篇侠义公案小说，清代无名氏根据说书艺人石玉昆说唱的《龙图公案》及其笔录本《龙图耳录》编写而成，全书120回。清人俞樾加以增删修订，改写成《七侠五义》。

    小说叙写宋朝包拯在侠客、义士的帮助下，审奇案、平冤狱、除暴安良的故事。书中塑造了一位铁面无私、不畏权势的清官形象，曲折地体现了人民的愿望。其中包公平冤狱、“铡庞昱”、“除藩王”等情节，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封建统治的黑暗，表现了人民群众的斗争精神。书中穿插了大量侠客活动，既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正义行为，也表现出他们忠心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本质。

    《三侠五义》情节纷繁曲折而又条理清晰，语言通俗，保留了宋元以来说书艺术的生动活泼、直截明快的特色，对以后的公案小说产生过广泛的影响。后来《小五义》、《续小五义》、《英雄大八义》、《英雄小八义》等续书的纷纷涌现，都是受它直接影响的结果。

    孽海花

    《孽海花》是清朝末期的一部在思想和内容上具有进步革命倾向的历史谴责小说。最早发表于1905年，共计6回。作者是金松岑。金松岑（1874~1947），江苏吴县人，爱国学社重要成员。曾与章太炎、邹容一同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孽海花》后经曾朴修改、续写，编成一部60回的长篇小说。曾朴（1872~1935），清代小说家，字太朴，后改字孟朴，又字小木、籀斋，笔名东亚病夫，江苏常熟人。留世作品有诗集《未理集》、《羌无集》、《响沫集》，散文集《推十合一宝文集》等，与李宝嘉、吴趼人、刘鹗并称清末四大小说家。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将这部小说与《官场现形记》、《廿年目睹之怪现状》及《老残游记》并称为清代四大谴责小说。这部小说自问世以来，曾再版多次，印数达数10万册，是一部很有社会影响的作品。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正处于一个历史的大变革时期。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腐败的清政府敲骨吸髓的勒索，使天下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日益加深，人民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这个时候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越来越多的倾向于革命，并积极地宣传民主主义革命思想，从而出现了很多经典的文学作品。《孽海花》便是这些作品中具有代表性的着作之一。

    《孽海花》以小说主人公傅彩云和金汮的婚姻生活为主要线索，以真实的历史事件以及真实的历史人物，深刻地提示了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斗争，达官显贵奢靡的生活以及吏制的腐败，向人们展示出了一幅正在走向灭亡的封建王朝真实的历史画卷。《孽海花》通过真实描写，愤怒地谴责和声讨了腐朽的统治者，发出了“四百兆同胞，愿你早登觉岸”的呼唤，并且从不同的角度，对社会上层的活动，如改良思潮、洋务派的产生、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等军事外交方面的斗争做了不同程度的反映，深刻地表现了唤起民众的主题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倾向。

    小说的第一回是相当精彩的部分。它向读者展示了一个醉生梦死、歌舞升平的世界。而当厄运来临之际，这些花天酒地之中的人们各显其形。有主战的，有主和的，有如惊弓之鸟的，有袖手旁观的……作者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拿起笔，写下了30年的血和泪。

    《孽海花》以恢弘的视野，超越当时中国社会现实的领域，描述了日本、俄国、德国的政治生活，并借俄国作家托尔斯泰、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文章，论述俄国初期革命运动的情况，同时以俄国人毕叶的话，宣扬“天赋人权，万物平等”的民主主义启蒙思想。仅就此而言，该书堪称第一部描写民主革命和民族革命的作品。这在同一时期的着作中，是一个伟大的壮举。

    《孽海花》中的人物在实际生活中都是有其原形的，书中的孙汶便是现实生活中的孙中山，龚和甫便是谭嗣同，方代胜便是袁世凯的化身。作者通过对这些人物的描写，把揭露的矛头直接指向满清最高统治者——慈禧。中法战争失败后，慈禧更加苟且偷安，朝中似是歌舞升平。在甲午中日战争中，她竟然置国家安危于不顾，动用海军军费修建颐和园，供自己享乐之用。而朝中的一般官员则仍然纵情声色，麻木不仁。作者以“奴乐岛”的岌岌可危暗喻了满清王朝必将灭亡的必然趋势。作者还以饱满的爱国主义热情，描绘了以孙汶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并详细地叙述了诸多革命党人的战斗历程。文中对革命党人所从事的革命活动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对以孙汶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寄予了极大的希望。

    《孽海花》的语言洗练，富有感染力，鲁迅先生早就称赞它“结构工巧，文采斐然”。

    老残游记

    《老残游记》，晚清谴责小说，刘鹗所着。刘鹗，字铁云，又字公约，号蝶隐，又号洪都白炼生，清末文学家、古文字学家。1857年生于江苏丹徒（今江苏镇江）一封建官僚家庭。刘鹗自幼聪慧，但无意科举，厌恶八股。钻研过天算、医学、水利等。曾因治河有功，官至知府，后弃官经商。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时，刘鹗从占领北京的侵略者手中购买了原属于中国人的，被侵略者抢走的国库中的粮食，以赈济北京难民，而被清政府以私售仓粟罪发配新疆，于1909年客死迪化（今乌鲁木齐），时年52岁。

    刘鹗的留世作品有《铁云诗存》、《弧角三术》、《治河七说》、《勾股天元草》、《三省黄河图说》、《要药分剂补正》、《历代黄河变迁考》等。同时，他在甲骨文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曾与王懿荣共同编刻第一部甲骨文汇编《铁云藏龟》，奠定了我国古文学基础。

    《老残游记》与同时代的《官场现形记》、《廿年目睹之怪现状》等小说，以暴露官场黑幕而闻名于世。其最大的特点是对当时所谓的“清官”，进行了揭露和嘲讽。作者有云：“赃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可恨人多不知。”故而作者着意刻画了一系列丑恶可憎的“清官”面孔，旨在告诉人们行将崩溃的封建官僚制度的腐败已无可救药。另外，书中还展示了作者的道德观念和美学思想，因而在我国的近代文学史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20世纪初，一向闭关自守的中国，从1840年开始，近经历了60多年的风风雨雨之后，再也难以支撑将倾之大厦。西方列强侵入中国后，威逼软弱无能的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为了更多地掠夺中国的财富，西方列强相互之间加剧了在华利益的争夺，促使处于封建社会的中国急速地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转化。此时的清政府为了满足侵略者的欲望，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开始对广大劳动人民更加残酷的敲诈和剥削。清政府吏治的腐败和官场的黑暗，使人们彻底失去了对它所抱的希望。《老残游记》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

    《老残游记》全书以一个手摇串铃的江湖医生老残的见闻和活动为线索，重点刻画了玉贤（毓贤）、刚弼（刚愎）两个官吏酷行暴政的形象，揭露当时官场的黑幕，反映晚清社会的弊端。小说的故事情节经历了由暴露赃官到批评清官的过程，其中掺杂了作者新颖、独到的认识和见解。因此鲁迅先生说：“历来小说，皆揭赃官之恶，有揭清官之恶者，自《老残游记》始也。”

    《老残游记》描写了当时“清官”玉贤、刚弼的主观臆断，草菅人命。玉贤，自称清正廉明，暗地里贪婪成性，甚于赃官。当地老百姓说：“俺们这个玉大人，真是了不得，赛过活阎王，碰着了就是个死！”言语中流露出对“父母官”的畏惧和痛恨。刚弼，故作善性，却残忍毒辣，是“下流的酷吏”。老残看不惯他，大闹公堂，斥问刚弼：“天理何存？良心安在？”

    对于如玉贤这些自以为是的“清官”们，作者积压在胸怀的愤怒通过笔端发泄了出来，他说：“官愈大，害愈甚：守一府则一府抚，抚一省则一省残，宰天下则天下死！”这是小说的主题，彻底暴露了即将毁灭的封建王朝统治。

    《老残游记》在艺术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作者十分注重叙事写景，鲁迅先生称“叙景状物，时有可观”，从而形成了它的独特风格。

    官场现形记

    《官场现形记》，清末最具代表性的谴责小说，李宝嘉所着。李宝嘉，1867年6月1日出生在江苏武进（今江苏省常州市）的一个书香之家，名宝凯，字伯元，号南亭亭长。曾多以讴歌变俗人、春居士、戏主人等笔名撰文。留世作品有《官场现形记》60回。《活地狱》42回、《中国现在记》12回、《海天红多雪记》20回、《文明小史》60回，以及《庚子国变弹词》等。

    李宝嘉的父亲是山东的一个官吏，在其3岁时病故。李宝嘉寄居伯父李翼清家中，在伯父的教诲下长大成人，因此他在思想上深受其伯父的影响。

    李宝嘉17岁的时候，以第一名考中秀才，但不久彻底背弃了仕途道路，来到上海办报。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开始了他的文学创作活动。李宝嘉对中国许多社会问题进行了认真的思考，为他创作《官场现形记》奠定了深厚的思想基础。李宝嘉注重吸取西洋文化中的营养，眼界开阔、高远。他创办了《游戏报》、《世界繁华报》，还曾任《指南报》的编辑，向世人介绍了一些西洋的文化思想，使人耳目一新，受到读者的欢迎，故而当时的上海在他的影响下，掀起了一股小报风潮。孙玉声在他的《李伯元》一书中曾称之为“小报界鼻祖”。李宝嘉一生呕心沥血，家境贫困，最后积劳成疾，于1906年辞别人世，时年仅40岁。

    《官场现形记》巧妙地采用了夸张的艺术手法，塑造了一系列典型的活生生的艺术形象，对昏庸腐败的统治者以及愚昧奢淫的封建官吏进行了极大的嘲讽，在一定意义上展示出一个没落的封建王朝走向灭亡是其必然趋势。

    《官场现形记》写于1901~1905年。这时正是我国封建社会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转变的历史时期，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异常尖锐。内有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运动，外有资本主义的侵略。甲午战争失败之后，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洋人成了清政府的“太上皇”，中国面临着被西方列强瓜分的危险。这时的统治集团内部，从上到下，由文至武，自朝廷到地方的各级官员都处于一种麻木状态。他们既愚昧、贪婪又腐朽荒淫。对外卑躬屈膝，狼狈为奸，对内则欺诈百姓，横征暴敛。正是因为他们的堕落，进一步加速了中国社会向半殖民地转化的进程。当初，善良的中国人民对清政府还抱有一线幻想，希望它振作起来，奋勇抵御外来的侵略，但是在饱受了一次次欺诈掠夺之后，人民仅有的一线幻想终于破灭。人民群众开始武装起来，直接向侵略者发起了抗争。然而清政府则与侵略者相互勾结，对人民群众的反侵略斗争进行了残酷的镇压。《官场现形记》正是这种历史条件下的产物。

    《官场现形记》集中地暴露了统治集团内部的腐朽，暴露了清政府各级官员贪婪成性，腐化奢侈，愚昧无知，欺压百姓以及对强盗卑躬屈膝、认贼作父的丑恶嘴脸。

    《官场现形记》以典型特征以及夸张描述等艺术手法，塑造了一流的艺术形象，每一个人物都揭示了每一段故事的主题。如小说中的胡华若受上司之命前往严州剿捕匪盗，他并没有那么做，而是洗劫了当地一个村庄，并且编造了一个数额六七十万银两的开销而班师回朝。对于这一人物的描绘，反映了当时朝廷命官借朝廷之名洗劫百姓，以及朝廷命官骗取朝廷银两，形成了朝廷出钱，供应官军抢掠朝廷子民普遍的客观现实，暴露了当时统治阶级内部欺上瞒下，官逼民反的社会问题。小说中的赵温则是一个口是心非言行不一的市侩小人。他口口声声说什么：“知府在省里我在县里，我管不着他，他亦管不着我”，实际上，他为能够见到黄知府费尽了心机。这一人物的刻画既提示了统治集团吏治的腐败，也提示了官场中的虚伪。还有一个文制台，他对内淫暴，对洋人则恭顺倍加，一个典型的奴才走狗姿态。

    《官场现形记》所刻画的人物群体中的每个艺术形象，都从不同角度暴露了统治者的昏聩、腐朽，并以其自身的行为，对统治者进行了嘲讽和谴责。

    《官场现形记》的成功之处，在于它让人们在笑声中获得了启迪，让内心的郁闷之气得到了发泄。鲁迅先生这样解释该书问世后所取得的轰动效应：“特缘时势要求，得此为快，故《官场现形记》骤享大名。”

    廿年目睹之怪现状

    《廿年目睹之怪现状》，晚清谴责小说，吴趼人所着。全书共108回，是一部带有自传性质的小说。吴趼人，生于1866年，名沃尧，字小光，又字趼人、茧人，广东南海人。因久居广东佛山，取笔名：我佛山人。出身于没落的官僚家庭。年轻时到上海谋生，后又游历日本。1904年在湖北美国人开办的《楚报》任主编。不久辞职到上海，曾参加禁约运动。此后不久死于上海。

    吴趼人创作了小说20余种，如《恨海》、《痛史》、《劫余灰》、《两晋演义》、《九命奇冤》等，以及短篇9种，是当时文学创作最多的一个作家。提倡历史小说“借古鉴今”，主张“寓教育于闲谈”。《廿年目睹怪现状》是其最着名的代表作，与当时的《孽海花》、《老残游记》、《官场现形记》并称为晚清四大谴责小说。

    《廿年目睹之怪现状》写的是1884年中法之战到1904年前后20年间，清王朝崩溃前夕社会上的种种“怪现状”。全书以自号“九死一生”，把20年的所见所闻贯穿起来。全书通过对官场许许多多“怪现状”的描写，抨击了清王朝的腐朽、堕落。小说还写了肮脏、龌龊的商场、洋场，无情地嘲讽了那些假才子、假名士不学无术、冒充风雅的丑态。

    清朝末年，中国经过一系列内忧外患之后，国势衰落，官吏昏庸、政治腐败。清政府靠加税卖官来增加财政收入，官场上混乱不堪，官吏们奉行的为官诀窍是“多磕头少说话”，大多在政治上无所作为，而对内大量的搜刮民财，对外屈膝投降，讨好侵略者。

    1859年，英法两国公使各带一支船队进入大渡口，大渡口军民奋起抵抗，打退了英法海军。1860年，英法两国海军再次出兵占领了天津，进逼北京，软弱无能的清政府无力抵御外来的侵略，咸丰皇帝弃宫而逃。英法两国军队一路杀入京城，并洗劫烧毁了宏伟的圆明园。随后俄国又侵占了我国的大片领土，中法战争中，清政府不战而败，法军则不战而胜，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北洋水师全军覆没。面对软弱无能的清政府，帝国主义列强加剧了在华利益的争夺，此时的中国犹如一块肥美的猪肉任人宰割。《廿年目睹之怪现状》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产生的。它有力地谴责了官场的黑暗，政府的腐败，批判了社会道德的沦丧，深刻地揭露了清政府的卖国行为，指出了清政府的灭亡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戊戌变法之后的1903年，吴趼人应梁启超之约，为《新小说》杂志撰写长篇小说，前后共发表了4部，其中之一为《廿年目睹之怪现状》，但写到第45回时，《新小说》停刊，至1909年底该书才出齐108回。《廿年目睹之怪现状》从官场、洋场两个角度取材，反映的社会生活面十分广泛，当时造成的影响达到“家喻户晓”、“妇孺能道之”的效果。

    相较之《孽海花》、《官场现形记》、《老残游记》，《廿年目睹之怪现状》有其特色。

    《廿年目睹之怪现状》的作者在小说中曾借书中人物卜士仁之口对当时官场做了精辟的概括，“至于官，是拿钱捐来的，钱多官就大点，钱少官就小点；……至于骨子里头，第一个秘诀就是要巴结。只要人家巴结不到的，你巴结得到，人家做不出的你能做得出。”九死一生也对官场大发感慨：“这个官竟然不是人做的。头一件要学的就是卑污苟贱，才可以求得着差使；又要把良心搁在一边，放出那杀人不见血的手段，才能寻得着钱。”淋漓尽致地揭露了官场的丑恶。

    小说还对当时官员们应付侵略者的奴颜婢膝，和卖国行径进行了揭露和谴责。一位总理大臣在给江西巡抚的信中竟然如此说道：“台湾一省地方朝廷尚且送给了日本，何况区区一座枯岭，值得什么！将就送了它吧，况且拿了回来，又不是你的财产，何苦呢！”一个“何苦”，就将美丽的庐山拱手送给了侵略者。

    《廿年目睹之怪现状》这部带有作者自传性质的作品所揭示的主题，体现了一个中国作家最起码的良知和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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