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我知道，至少在天亮之前马是不会累倒的，因为天马上就要亮了。
天边的黑色正在一层层地退隐，变青了，又迅速变白了。可是怎么不出太阳呢？太阳哪儿去了，不就是在东方吗？东方在哪儿？东方怎么跑到后面去了？我回过头去，看到金红已经出现，满地的光彩流溢而来。沐浴着阳光的狼群越来越远了。
马还在跑，它是跑向一片深绿的，那是三春柳的颜色，是农场的颜色——我又回来了，这一刻，我无比吃惊地意识到，不让我逃离荒原的，还有善良的马，还有凶残的狼。而在荒原，马和狼的相加，善良和凶残的相加，便是上苍的意志了。
我跳下马背，捶了一下马的屁股让它先回去，自己躺在地上，很想大哭一场，但眼泪沉默着，怎么也不往外涌了。我说如斯你等急了吧？我的逃跑失败了。
第七节
在那个被狼撵回农场的早晨，当我躺在地上欲哭无泪的时候，我惟一能做的就是告诫自己不要绝望，逃不出去没关系，因为逃跑本身比逃跑成功更重要。当这个世界不允许我用语言申诉的时候，行动就是惟一的申诉了。既然如此，我为什么不赶快去告诉人们我又申诉了一次呢？
我走向农场的平房，看到黄制服叉手立在马围子前：你到哪儿逛去了？把马累成这个样子。我正要说我逃跑了一次，就见他转身走了，又回头说，以后你不要老骑我的马，这么多的马，哪一匹都可以骑嘛。
我心说我离开了一天一夜，他居然就像两个钟头没见那样感觉稀松平常。
我说我逃跑了。他说什么？你逃跑了？怎么不打个招呼？他说罢，再也不理我，打开马围子，赶着马群走了。他的坐骑被拴在栏杆上，面前是一大堆草料。
我走向宿舍，见到范大胡子正准备带人出工。他瞟我一眼说，你吃了没有？赶快去吃，就你拖拖拉拉的。说罢用手指抠着牙把抬石头的扁担扛在了肩上。
我说我逃跑了。范大胡子根本就没听见，或者根本就不愿意在这个劳动的早晨把时间浪费在跟我啰嗦上，吆喝着别人离开了我。
我愣着，心说我千辛万苦逃跑了一次，又差一点把性命丢给狼口，你们居然无动于衷，好像我去树林子里拉了一泡屎，只不过时间稍长一点罢了。我说他妈的。——我真是失落透顶了，我气急败坏，说不出别的，只能说粗话了。
但是，没人听得见的粗话，只能是自己骂白己。我不是傻子，我不能这样，我要让你们听见我的声音。
我大步走向厨房，看到做饭的正在吃饭，就说厨房里丢了东西你们知道不？
炒菜的张少说什么东西？我说装油的铁桶丢了你们没发现？
蒸馒头的王忠说油桶不是你拿去的吗？我说你怎么知道？王忠说我就睡在这儿，看见你进来，腾空了油装上水走了，寻思你可能是想烧烫了水洗澡呢。
我这才发现厨房角落里有张床，白天放着蒸笼，根本看不出是睡觉的地方。我想怪不得我每次晚上来偷馒头时，蒸笼都在门口地上。
我说我有时候来拿馒头，你大概也看见了。王忠说半夜三更来拿馒头的多了，你也来过？我说我要逃跑，得准备干粮。
负责砍柴烧火的金路说你什么时候逃跑？我说我已经回来了。他说你见到什么了？我说狼。他们哈哈大笑。
干杂物的宋仁贵说你不老实，看狼啥地方不能看，非要逃到移民村去。
我说移民村？什么移民村？
宋仁贵说你去了你还不承认，说明你把事儿做成了。说罢流里流气唱起来：
东山的云彩西山的雨，
腿根里唱了一出走魂的戏。
我这才知道多喀克荒原有一个移民村，离我们这儿不远。曾经有个囚犯逃到那儿去以后再也没有回来。范大胡子带人去找，被那儿的女人撵出了村庄。女人们说来啊，想做女婿就来啊；不想做女婿？那就滚。范大胡子说算啦，不找啦，反正他也没离开多喀克，在哪儿都是一样地劳动一样地做人。以后，又有人跑到那儿去过，但都是为了张望一下女人，张望够了，带着满脑子的胡思乱想回来了，长夜难眠。
可恶的移民村的存在，让我的逃跑变得如此轻薄。
你说你见到狼了？移民村的女人果真是狼？她要吃你啊？她拿什么吃你啊，哈哈……
我离开了继续嘲笑着我的张少、王忠、金路、宋仁贵，准备去上工，走到半路又回来了。我想，我用逃跑申诉，你们不在乎，那我用怠工申诉呢？你范大胡子不是要求听话吗？不是非常看重劳动吗？我偏不劳动。你总得问个为什么吧？到时候我会告诉你：这就是申诉，逃跑和怠工都是申诉。
我回到了宿舍，拉开被子睡下了。
中午，回来取午饭的人叫醒了我，说范大胡子让我去工地。我不理他。他说你不去也行，我告诉范大胡子就说你病了。我坐起来说谁说我病了？我就是不去。他惊诧道，你没病为什么不去？我说我是被冤枉的，为什么要去？他说又不是范大胡子冤枉了你，你在这里说这些有什么用？谁冤枉了你，你找谁去。我说我怎么去找？多喀克这么大，想出出不去。他说你想出去就别来。我说不是我想来是他们抓来的。他说这话你不能在这里说，又不是范大胡子抓你来的。
我没话了，我说他妈的。
我知道他的话就是范大胡子的话，我知道，接下来的命运就是我的要求更加彻底地被人们忽视，直到我认可现状，或者直到我死去。
死？我这么年轻就想到死了。
下午，我躺在宿舍里，安静得就像躺在坟墓里。受不了这种寂寞，我来到户外，到处走动着，也不知要干什么，看到前面空地上有人在给骆驼戴上头套，就过去蹲在一边无聊地看着。
那人说你不去劳动在这里干什么？
我说看看。又说我以前没见过骆驼，骆驼有什么用？
那人说骆驼比人都顶用，运粮，运菜，运盐巴，什么都能驮。
我紧问去哪里驮。他说是多喀克的移民村。
又是移民村。我已经记住了：曾经有个囚犯逃到那儿以后再也没有回来。那儿的女人保护了他。我冷笑了一声，女人算什么，又不是政府。
我回到宿舍，又躺下，想着可笑的多喀克的女人，睡着了。
晚上，厨房的宋仁贵给我端来一碗打了鸡蛋的面条，说是范大胡子特意让厨房做的。他说范大胡子在厨房笑话你呢，说你害病了，不是想家病就是相思病，反正是病。说下次驼队去移民村运粮一定派你去。
我万万没想到，我的沉重的申诉会变得如此不堪，如此滑稽。我现在连愤怒都失去理由了。一种连愤怒都没有了意义的生活是什么生活？好比你明明知道也看得见你的对手是谁，但只要你挥拳你就永远只能打在空气上。你在拼命，累极了，可是你连空气是否动荡了一下也不知道。真是没劲了，我和生活都没劲了，那就告别吧，去死吧。我不是中午就想到死了吗？或许只有死，才能使他们明白：我是冤枉的，我应该申诉。
我起来吃了那碗面条，很香啊。但是很香的面条算什么？戈壁、沙漠、农场、水渠、田地、猪狗马羊、鸡牛骆驼算什么？一切就要永别了，包括母亲，包括还在远方等着我的如斯。
我扔掉了碗，来到外面，登上高岗，发呆地眺望远方。远方是云，是青色的云，已经暗淡了，连自由的云都暗淡了。
两天后我死了，大家都搞不清楚我为什么要死，为什么要偷来厨房的菜刀割破手腕跟自己过不去呢？你一个囚犯，到了这里不关不押给了行动的自由还有什么不满足的？
我死在宿舍里，大家都出工去了，回来后看见我躺在地上，地上是血，灿烂得如同三春柳的花朵。
我感觉有人在动我的胳膊，完了喊道：快去叫范大胡子。
范大胡子来了，俨然像一个送死的行家那样摸摸我的嘴唇、翻翻我的眼皮，然后哧啦一声撕下一绺我的床单，扎住了我的手腕。我被抬到床上去了。
范大胡子喊道：快去把那头白猪给我绑了。人们又都杂杂沓沓地跑向猪圈。
猪被杀了，范大胡子亲自操刀，撂倒后先是接血，接了两大碗，撒了一些盐，然后冲过来就往我嘴里灌。
也许是人血没有流尽或者是补充了猪血的原因，反正我又活了。在我睁开眼睛的一刹那，范大胡子好像遗憾地唉叹了一声说：你还不如死，死了我们这儿就少一个不干活白吃饭的人了。
我也很遗憾，怎么又活过来了呢？但一活我就再也不想死了。活着吧，就这样活着，别人能活我也能活，我跟别人有什么区别呢？
活着，就得劳动和吃饭，天天如此，毫无变化。日子单调而冗长，几年过去了，我们修通了从那陵格勒河到农场的水渠。昆仑山的雪水哗哗地流过来，庄稼顿时就精神了。我们继续开垦着农田，农场的规模越来越大，我们也越来越不知疲倦了。生活渐渐好起来，开始是一个月吃一次肉，后来成了一个星期吃一次，再后来就是一个星期两次了，有时是猪肉，有时是牛羊肉，甚至还吃过一次鸡肉。
吃鸡肉的时候，范大胡子端着碗到处乱窜：今天管够，放开肚皮吃。怎么样，我们的生活，还说得过去吧？想当初，我带着最早一批犯人来这里的时候，这里全是野马群。我说了，野马能活的地方我们就能活，我说了，谁在这里建起自己的家谁就是英雄好汉。我们都是英雄好汉，将来以后，这个家里，还要有女人，还要有孩子。
大家笑起来，鸡肉也不吃了。我也傻笑着，每当这种时候，我总是很自觉地把自己搞得跟别人一模一样。
除了劳动和吃饭，别的就没有什么了，包括读书看报这些我原先认为必不可少的生活内容。那一次，范大胡子来我们宿舍，看到我床头放着几本从西宁城监狱带来的书，就说你还有这种东西？给我一本。他挑走了最厚的一本，那是我在西宁城书店买的《世界的自然》。他当然不是阅读，而是拿去卷烟的。临走时说，你也不要再看这种东西，世界上的事情知道得越多心越烦，什么也不知道，就一心一意劳动了。
我思前想后，觉得应该赞同他的话。读书已经没用了，连消遣也算不上了，况且我们每天都被劳动、吃饭、睡觉填得满满的，哪有时间消遣。我开始虐待书，一页一页地撕了当手纸用，撕完了，我就很自然地不用手纸了。荒原上干净的土坷垃和石头终于成了我的日用品。
我发现，我已经能够平静地接受现实了，发现人世间最正常的生活态度原来是无奈，发现每当我想起如斯的时候，堵心的已不是焦虑，而是遗憾，遗憾她没有跟我一起来到荒原，发现支边青年其实跟囚犯没什么区别，假如我不是十二月聚会的成员，假如我没有被派往黄河农场驻西宁办事处，我还不是要呆在农场一年四季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都是无奈，还有什么可抱怨的？
我们全体包括范大胡子在内无奈地被世界抛弃了。我们和外面惟一的联系，便是隔一段时间就会进来个把犯人和一些囚衣。按照惯例，新囚犯一来，范大胡子就要告诉他们，这里不是监狱是农场，你们不再是囚犯而是自由的农场职工。但是我们比任何地方的囚犯都寂寞，都无奈。就像夏光明后来对范大胡子说的：我们从来就没有自由，这样的不自由是牲口的，而不是人的。
夏光明来了。那是一个霞光灿烂的傍晚，我们收工回来，老远就看到一辆黄色的囚车停在厨房前面。大家都说，又来新的了。
我好像有一种感觉，立刻就想见到这个新来的。我径直走向厨房，从门口一望，光明顿时出现了。
我不吭声，他也不吭声。不吭声的原因是想发出更大的声音来。他咚地一声把手中的碗放到桌子上，肉汤飞溅，跟他一起吃饭的司机和押解他的人同时惊呼：怎么啦？
他们还没反应过来，我们就抱在一起了。
徐可凡？你真的是徐可凡？没想到在祖国的天边还能见到你。
我泪光闪闪的。
他说哭什么？还有没有别的人？
我说没有了，就我自己。说着，就像见到了爹娘，禁不住哽咽起来。
他说你是怎么到这儿的？是不是也因为逃跑？我点头。他说听说这儿没办法逃跑？我又点头。他望一眼押解他的人说，我跟他们打赌了，要是我能跑出去，十二月聚会就平反，我们就是自由人。可凡，到这里是好事，咱们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
押解他的人冷笑一声说，只怕命运不让你自己掌握。夏光明昂奋地说，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押解他的人不耐烦地说，好好，那就创造去吧，这儿全是幸福，愿意怎么创造就怎么创造。
这天晚上，星光灿烂，风把夏天吹得无比凉爽。田野里充溢着麦子的芳香，水渠欢畅清澈，渠边的柳树，女人似的袅袅娜娜。我带着夏光明随便走动着，无所不谈。
我们都谈到了逃跑。他说他逃跑过十多次，没有一次是成功的，最后一次是在离监狱一公里外的树林子里被抓住的。他很羡慕我居然能逃跑成功，而且和如斯陕西山西地跑了一大圈。他说要是我出去，绝不可能再回到监狱，无论什么原因。人情和义气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理想。为了理想，生命都能牺牲，还顾及什么黑胖子白胖子。他说你和如斯说好，她在外面等你？我真希望她等的是我。不过不要紧，等你也一样，反正都是十二月聚会的人。咱们说好，以后谁逃出去谁就去找她，两个人都出去就两个人一起去找。找到了她再去找莫明。莫明很可能还在西安。记得我们被国民党抓住时说的那句话吗——省党部的陈丹萍叫我们干的，她给了我们跑腿的钱。这个陈丹萍跟莫明不是一般的关系，他们不会离开很远，即使离开，陈丹萍肯定知道莫明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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