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任增山的妹妹嫁到安徽小岗村前，用仅有的8元钱买了一瓶茅台酒，送给任增山，“哥哥，今天你当了我们村的支书，这瓶酒权当庆贺你吧，希望你带着我们村走向富裕。”
任增山看着这瓶茅台酒，泪珠就在眼里转，如果村里不穷，妹妹怎么会远嫁到外省的小岗村。任增山激动地说：“妹妹，你就放心吧，哥哥会让任现龙富起来的，就接你们全家一起到村里住。”
几声唢呐，就把妹妹接走了，除了一个人，没有带走任何嫁妆。站在料峭的春风里，任增山看着地里稀落落的麦苗，抹去眼泪，狠下一条心，“一定让任现龙村富起来！”来到家，任增山哪里舍得喝这样好的酒，把它封存了起来，趁没有人注意，把酒埋在了屋门口左边的干瘪的藤条粮囤下。
上任后，任增山在全村800父老面前说：“三年内，我要让全村的粮食增长达100万斤，棉花年产50万斤。”当时，只收成粮食55万斤，棉花13万斤。
一年下来，满怀壮志的任增山，还是面对一组数字低下了头，5个生产队，棉花总收入8万斤，粮食60万斤。更让任增山头疼的是，5个生产小队长纷纷撂挑子不干了。任增山也看清了问题的症结，全村人也明白。队长一敲钟，大伙扛着锄头出了门。干活时，大家你说我笑，不锄草，光锄苗。妇女们在一起东家长，西家短。大家出工不出力。就是任增山有三头六臂，也督促不过来这些“出门一条龙，干活磨洋工”的人。
这时，妹妹从小岗村寄来了一封信。小岗村的18户农民冒着坐牢的危险在大包干协议上按下了手印。其实，任增山三年前就有这种想法，曾向当时的支书提出一个“胆大包天”的设想：把地全分开。妹妹当时就说：“哥哥是一个帅才。”当时的支书也明白这个理，说：“主意是个好主意，可是谁敢搞？”
第二年春天，在县城开完三级干部大会，任增山不顾一切地往家赶，及时把“生产队可以分组，农民可以分自留地”的消息告诉大家。年底，传出一爆炸性新闻，衬里最穷的任铁柱家，买回了一辆崭新的自行车。这一年，全村人的家里都有了起色，任增山一高兴，就想把那瓶茅台酒挖出来。可是看到还在倒出的那满满一囤玉米棒，就放弃了这个念头。
除了这次想喝这瓶酒，任增山还有两次想喝的冲动。
一次是1981年春天。去年春天，任增山偷偷为全村人，每人分了一亩口粮田。全村的粮食棉花成倍地增长，可是这年冬天的全会上“口粮田”受到批评。可是没过三个月，就有了合法地位，高兴，于是他就想喝了那瓶茅台酒。可是又是因为粮囤太满，茅台酒没喝成。
最后一次，是1982年的春天。“大包干”席卷全国。这次这瓶酒非喝不可了，任增山放话要请5个小队长，因为以后就没有这个设置了。可是当他倒粮囤时，又舍不得喝了，一是想到了妹妹，二是五年的陈酒了。狠狠心，他又买了一瓶茅台酒。
其实，以后的这25年，任增山不是没有喝那瓶茅台酒的念头，只是地里的收成越来越好，买瓶茅台酒不是什么问题了。就连他翻盖新房子时，也没有动那个藤条食囤的地方。更没有把酒挖出来。
小岗村也富裕了，妹妹每年都来家看哥哥一家。每次任增山都与妹夫讲那瓶茅台酒的故事。有一年，妹夫说：“我把这个故事讲给了一个深圳的老板听，那老板想出1万元买你这瓶酒。”
任增山说：“不卖，咱们又不是缺这一万块钱。有这瓶酒就有个全家人在一起的感觉。”
去年过年，妹妹、妹夫，还有大学毕业后结了婚，上了班的外甥、外甥媳妇都回来了。
妹夫问任增山：“大哥，咱们家的那瓶1978年的茅台酒还有没有？”
“有。”
“大哥，我看就把它卖了吧。”
任增山不语。
妹夫说：“10万元是你的，人家还想投资在任现龙村盖上大型的棉油加工公司。到那时，咱们村的棉花就不会卖给外人了。公司＋农户，是一种新模式。”
任增山沉默了半天说：“我知道，这样好。这样的想法就像我当年分地的想法。可是我一想起那瓶酒，就想起妹妹在料峭的春风里出门子的样子。就这么一个妹妹，远走他乡。”
妹夫又说：“现在孩子大了，都在北京工作，如果公司弄成了，我和你妹妹都来任现龙村。”
任增山高兴得流下了眼泪，“一瓶1978年的茅台酒，过去是一家人分别的见证，如今却成了团聚的红线。我多亏了这些年没有喝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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