怕开会

    这一段时间老是开会，云里雾里的，把人弄得神情沮丧。我不喜欢那些空谈会议的一个重要理由是，我很怕被那些神志不清的思想和言语把本来很明白、很清晰的自己弄得迷糊。很多发言人完全没有清晰的思维，却海阔天空如乌贼一样喷墨。有时候听着听着，反而把自己弄得无所适从。打个比喻来说，开座谈会就像众人围坐着一个本来很清澈的水池，这个人跑去冲着水池扔一把沙，那个人也跑去冲着里面扔一把沙。到了最后，本来是一池清水，硬是弄得混浊不堪只能养乌贼了。所以我参加这样的会议，每次结束之后，蓬头垢面的我总是要呆坐半天，让这些灰尘沉淀下来，使自己重新变得清澈。好久，才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我一直以为，这个世界的很多东西，是被那种理解力差的人搞乱了。有很多东西本来是很清晰的，但因为有那些理解力差的人掺和进去，或者夹杂些私利的成分，也就搞乱了。大概，社会就是这样吧，这些，也是世界无可奈何的一部分吧！

    无趣之人

    生平最怕的，可能就是那些无趣之人了。我一直害怕与无趣的人面对面或者办事。恰巧今日外出办事，碰到一个无趣之人，真是使尽了浑身解数，言语也尽量巧簧，却如泥牛入海，如撞南墙，把自己弄得灰头土脸，满身尴尬。

    人生一世，趣味是相当重要的，所谓面目狰狞，言语无味，说的就是那样无趣之人。茨威格曾经专门为无趣的人写过文章，当时大有感慨，随手抄在本子上，但岁月荏苒，不知丢到哪儿去了。只是记得茨威格狠狠地抨击了那些无趣之人，以为这个世界被那些无趣之人统治简直是一场灾难。无趣之人能让世界偏离本来面目，把人与人之间弄得神经兮兮，寡然无味。

    关于趣味，袁宏道曾有妙语：“世人所难得者惟趣。趣如山上之色、水中之味、花中之光、女中之态。虽善说者不能下一语，唯会心者知之。”

    日本清少纳言的《枕草子》中曾写过“被人瞧不起的事”“可憎的事”“无奈的事”“尴尬的事”“难堪的事”等，却没有写到无趣的人。我这里试着以她的笔法写那些无趣的人：

    不懂得幽默、不会放松自己神情的人。

    明知自己错误，却要一直嘴不服软瞎搅和的人。

    思维狭窄，却自以为是，所到之处，乌鸦成群，乱飞乱叫。

    遇到权势，便一脸媚笑，甘当孙子的人……

    投机取巧

    现在中国菜的烹饪中一个普遍的现象就是味精加得太多。尤其是在饭店里，味精好像不要钱似的，结果一顿饭后总是感到嘴里有一种浓烈的干苦，像轻度中毒。

    味精的历史我不太清楚，不过中国的味精似乎是从日本传来的，日本叫作“味之素”。但味精在很多国家是不太用的，有的国家还禁用，说对身体不好。西餐大多不给用味精，只用一点野生的香料、佐料调味。比如说在法国，往往用一种“普罗旺斯草”，这种东西是一种香料，更是一剂调味品，它主要生长在法国普罗旺斯省一带，将之烘干后，切成碎末，放在菜里，就成了一种调味品。有人说普罗旺斯草实际上就是新疆的孜然，也就是烤羊肉串时经常使用的一种东西。但这东西显然不如化学成分的味精来得鲜。

    中国菜在味精传入之前，在烹饪上主要靠火候、工艺以及菜肴之间的搭配来调理味道。李渔曾经说烧菜的关键是：“有味使之出，无味使之入。”菜与菜之间的搭配尤其重要，比如说笋和肉一起烧，笋和肉的味道都会相当好。过去皇宫的膳食煲鱼翅汤，要先将鱼翅浸水三天，去骨，然后加上老鸡、鸭子和新鲜肘子肉煲成的汤，放入姜、葱，再煲上八九个小时后，汤才会变得原汁原味，鲜美无比。现代中国人肯定不可能这样“白费工夫”，现在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汤要是不够鲜的话，肯定会加一把味精进去。

    所以对于中国目前的烹饪来说，过量地使用味精明显的有一种投机取巧之嫌。而中国菜的味精多而泛滥，这明显地跟中国人的国民心理有关。从某种程度上说，味精就像是一个小小的阴谋，而国人总是擅长一些小小的阴谋，投机取巧，以显出自己的聪明。我的一个朋友，前几日回英国，就从国内带了两袋味精。他说，这平常是不用的，等到请老外时，加上一点，会诓得他们眼睛发直。

    读董桥

    无事在家读董桥。读董桥的文章真是一件快事。我感觉董桥的文章就像是考究无比的名瓷茶具，有一种无比清洁的精神，白里透彩，既实用而又可以清玩。这样的文字读着让人神清气爽。不像我们所见到的很多文章，总有着一种泼妇骂街的味道，或者怨妇自怜，或者是纯粹的口水之作。

    文章与文章是不相同的，文章的精神，实际上也是作者的精神。相比较而言，大陆作家在这方面就有明显的不足。大陆上一代的作家学者写小说、做文章都很沉重，故作姿态，故作深沉，故作使命。

    在我看来，一个时代有着一个时代的趣味，也有着一个时代的精神。比如托尔斯泰，那真是属于十九世纪的古典精神，一副较真和严肃，悲天悯人，救人度己。当今社会是不可能产生托尔斯泰这样的大师的。我现在看托尔斯泰，总觉得他的思考和悲悯给人一种“愚公移山”的感觉，似乎不仅是与真理过不去，更是与自己过不去，不把自己打拼下去誓不罢休。现在的人当然不会这样执着，也都是自爱的，一个个聪明刁钻，似乎连什么费神的事都不会去做，尚未下海，便已知“苦海无边”了；尚未前进，便已经“回头是岸”了。现代人最聪明的表现在于什么呢？当然是及时行乐，身体重于意识，行为大于思想。

    张国荣

    张国荣昨晚自杀。看到一则逸事，对张国荣有了些好感。说是张国荣在拍《霸王别姬》时，给张国荣化妆的一个北京京剧院的大姐平时在家里饱受家庭暴力，经常是鼻青脸肿地来片场。后来电影拍完，全剧组的人以及家属在一起吃庆功宴，刚好那位“野蛮大哥”也在场。就在大家推杯换盏之时，张国荣忍不住了，一拍桌子，冲着那位大姐的丈夫怒吼：“你要是以后对再对她使用暴力，当心我从香港找人废了你！”

    张国荣虽然是个女儿心，但仍是个有血性的人。在这一点上，他要比贾宝玉强。

    在植物园

    合肥的植物园最佳所在算是靠董铺水库那一边了，视野一望无际，水清得泛蓝，看得人神清气爽，天地一体。于是坐在湖畔的树林里什么事也不干，只呆呆地在那里看水。从上午9时一直看到中午12时，一直到饥肠辘辘，才依依不舍地离开。临走时突然发现，我身边的那株玉兰花，来的时候还含羞未放，走的时候，已是姹紫嫣红了。

    翻闲书

    又是浮生难得半日闲。久雨初晴，春光乍泄，闲来难得好心情，于是倚在书架边胡乱翻旧书。看到一则标题：“养花治懒病，遛狗养精神。”不禁莞尔一笑。这样的对联明显是篡改的。清代张佩纶曾有一首《晚香》诗，写得极好：“市尘知避客，兀坐玩春深。火烬茶烟细，书横竹个阴。惜花生佛意，听雨养诗心。傲吏非真寂，虚空喜足音。”这首诗极有意境，一派高妙豁达。尤其是“惜花生佛意，听雨养诗心”两句，极妙。也难怪李鸿章一眼看中了这个东床快婿。在我以前的笔记本上，还莫名地抄了两句诗，没头没脑的，也不知是谁的，好得也让人神清气爽，那两句诗是：“庭空月无影，梦暖雪生香。”

    中国古代的有些人真是不可以小瞧的，高人一拨一拨的。民间也是藏龙卧虎，把人生玩得月夜花影，细雨和风。明朝有一个志明和尚住在南京牛首山，曾写过四十首打油诗，题目竟叫作《牛山四十屁》，每一首都好，极有趣味。最妙的一首叫作《叫春》：“春叫猫儿猫叫春，听它越叫越精神。老僧也有猫儿意，不敢人前叫一声。”

    能将诗写得这样洒脱有趣无奈会心的人，必定有人生的大境界了。起码有着苦中作乐、活色生香的悟彻，随处都是真性情，遍体都芳香。所谓俗人说雅话也是俗，雅人说俗话也是雅，真是那么回事。因为雅俗不是表，而是内在的精神。从志明和尚的这一首诗中，我们就可以得出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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