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分析的出发点是认为在下述两者之间存在着明显分歧：一方是由诸如科恩、肖和麦克默特里等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所界定的历史唯物主义，另一方是由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在解释过去时实际运用的那种形式的马vii克思主义，诸如我所敬佩的罗德尼·希尔顿和罗伯特·布伦纳。首先，哲学家强调社会的阶级关系（或“生产关系”）是由它的生产力（用通俗的话说，是由它的技术和社会生产率水平）决定的；而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却强调阶级关系在决定生产力发展的形式和速度上所具有的重要性。其次，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倾向于将马克思主义视为一种总体性的、具有普适性的人类历史哲学，它以生产力的增长为前提；而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却倾向于强调特定社会所走的不同历史道路，以及阶级斗争在决定选择何种道路中的作用。再次，哲学家认为，马克思主义提供给我们一种主张历史是进步的理论；而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却将马克思主义视为启发我们提出假设并形成概念的灵感源泉。简而言之，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用表述“统一性”的术语，将历史唯物主义视为对一揽子问题的答案；而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却用表述“特殊性”的术语，将历史唯物主义视为启发人们提出问题的灵感源泉。[25]
对这两种对历史唯物主义解读的一种反应，是对马克思的著作做正本清源式的研究，以厘清两种解读中哪一种更接近马克思的“原意”。问题是，当我们这样做时会发现，马克思的著作本身存在着深刻分歧，致使两种思想流派都有权宣称他们对马克思的解读具有文本上的权威性。尤其是在下述两者之间存有巨大分歧：一方面，马克思在诸如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他的社会理论所做的清楚的、纲领性的阐述，是以社会生产力的首要性为立论基础（将在第三章予以考察）；而另一方面，他对实际历史进程的许多分析所暗含的认识则倾向于强调社会生产关系的首要性，以及阶级斗争作为历史变迁动力的重要性（将在第八章予以考察）。既然两种解读都能够通过援引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宣称自己具有合法性，所以问哪种解读“最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原意”（马克思主义者倾向于将该问题同哪种解读“最正确”的问题相混淆）是没有意义的。关键的问题在于，哪一种对马克思的解读对指导实际历史研究最有用。我将论证，马克思主义有关社会生产力具有首要性的命题需要接受逻辑的和经验的检验，而另一种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传统，即强调阶级和阶级冲突的传统，对历史学家最有用。不过，接受这后一种马克思主义历史编撰的传统绝不必然导致接受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不论马克思主义者有多迷恋“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理想，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在实质上要优于马克思的革命政治学。
尽管本书的第一版获得了一些积极的评价[26]，但我目前倾向于同意一些评论者的批评，他们批评本书过于关注马克思主义有关生产力具有解释上的首要性的命题，结果，对马克思主义的其他同样受到质疑的命题未做出考察，或未做出深入的考察。[27]我在本书的“第一版序言”中提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两个中心命题，其中一个命题宣称，“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解释了社会生产关系的性质”，我对它做了最充分的批判性考察；而另一个中心命题——它宣称社会的生产关系构成“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决定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却未受到严格的批判性考察。例如，我对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考察（见第十二章）就倾向于不加批判地接受这种思想，即“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28]。但是，人们能够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做出批评，批评它将社会存在等同于阶级地位的倾向。正是那些受韦伯传统影响的社会学家论证，经济意义上的阶级只是造成“社会差别”的一种可能的理由，而其他形式的差别——诸如种族、性别、地位、等级——不可能还原为阶级的不平等，它们具有同等重要性。因此，社会权力（经济的、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有多种形式并基于不同的基础，它们形成不同形式的社会集团，其中没有哪种权力能够被自动视为具有普遍的或必然的社会首要性。[29]
马克思主义者并没有忽略这些非阶级形式的不平等。恰恰相反，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就将存在于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地位和等级同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意义上的阶级区分开来。[30]而且，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家也对非阶级形式的不平等做了大量研究，尤其是对性别不平等的研究。[31]正如一些女权主义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所论证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者倾向于将阶级社会中的性别关系视为是由财产关系“支配的”，或相比财产关系，它处于次要或从属地位。[32]因此，马克思主义者通常会根据它们对特定生产方式再生产的有益作用，对性别关系做一种功能解释。[33]家长制由此被视为处于次要地位，是社会生产方式的衍生物，而不是被视为一种不依赖他者的、有其自身合理性的社会不平等形式。[34]另一种做法是，马克思主义者以一种特定方式简单地将非阶级形式的社会不平等附在他们分析的后面，不知不觉地陷入一种对社会结构做多元解释的泥沼。我自己在《马ix克思主义与历史学》出版后所从事的经验历史研究中，一直试图强调——用韦伯的方法——多种不平等向度（阶级、性别、等级、身份、地位，等等）对个体进行塑造的不同方式，他们由此成为各种社会集团的成员，当然这些集团之间有交叉。例如，在英国中世纪，神职人员所享受到的特殊权益和犹太教徒所面临的社会歧视都不可能还原为阶级不平等。[35]这些社会差别是“一种自成一体的存在”，它既不等同于，也无法还原为那些源于社会生产方式的关系。[36]
其次，马克思和恩格斯用“经济基础”和“政治与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的隐喻对社会进行了理论解释。我对此的考察（见第九章）表明，莫里斯·戈德利耶（Maurice Godelier）对诸如阿克顿、普列梅内茨、莱夫和卢克斯等马克思主义批判者的批判做出回应，他们提出了所谓的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渗透、无法严格区分”的问题。对这些批判者而言，所谓的“上层建筑”现象，诸如政治和思想，并不仅仅是反映社会的经济基础，或甚至是与基础发生相互作用；它们实际上就是社会经济基础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如果马克思主义在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所做的区分无法成立的话，那么将后者从前者那里推演出来就是不合法的：因为，人们不可能说，x产生y，如果y实际是x的一部分的话。[37]事实上，尽管我仍然相信，戈德利耶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新阐释为马克思主义做了成功辩护，使其免受这种高水平批判所带来的冲击。但我现在要论证，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作用这一更为直接的问题面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实际上已经失去解释力。[38]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尽管反对者经常攻击马克思主义，攻击它忽略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所起的积极的历史作用。但我认为这是不能成立的，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自身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中就提到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在19世纪90年代所写的那些著名通信中，恩格斯正是援引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互动关系”来反驳马克思的批评者对经济还原主义的指责。[39]马克思主义者面临的问题是，如何保持这种对政治和思想积极作用的认识，而同时又不放弃他们有关社会生产方式具有首要性的主张，毕竟，这种主张赋予作为一种社会和历史理论的马克思主义以独特性。我们能够在阿尔都塞对历史唯物主义所做的结构主义解释中看到x这种两难处境。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尽管E.P.汤普森攻击阿尔都塞的理论是经济还原主义，但在认识到历史解释中存在复杂的相互作用方面，阿尔都塞的理论（至少作为一种马克思主义）实际是首创者，这是事实所在。阿尔都塞并非将社会还原为它的生产方式，而是对生产方式进行了重新界定，使它包括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诸层面（或诸实践），其中每一个层面都是“相对自主的”，拥有它们自身的发展史。他没有假设在经济同政治和意识形态之间存在单向的决定关系，而是论证，特定的生产关系也许会预设法律、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这些要素为其存在条件。[40]许多历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倾向于接受这种观点。因为很简单，人们很难看出马克思主义有关它的独特见解到底是什么。换句话说，还原论问题不可能简单地通过援引“国家和意识形态的相对自主性”的说法加以解决[41]，即使用经济的最终决定作用加以限定[42]也无济于事。简单地抛弃基础和上层建筑的隐喻并非解决办法，也许可以通过谴责恩格斯，而不是谴责马克思本人来加以解决。[43]成问题的不是有关基础和上层建筑的隐喻，而是它试图表达的思想，即有关社会因素具有层次性或因果不对称性的主张，它赋予作为一种社会理论的马克思主义以独特性。[44]
因此，在拒绝还原论的同时，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经常会滑向多元论。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马克思主义必然会走向终结。这种倾向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所做的复杂历史分析中表现得更为明显。例如，东欧农民在中世纪晚期和现代早期沦为农奴，而此时西欧的农民却赢得了自由，布伦纳对其中的原因做出解释——下文我将这种解释描述为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具有价值的表现所在（见第八章）。布伦纳摒弃了传统观点根据人口变化所做的解释，他给出的分析明显奠基于马克思主义有关阶级斗争具有首要性的命题。布伦纳论证，正是西欧农民共同体所拥有的强大力量，使他们能够抵制中世纪晚期封建领主对他们利益的侵害，由此赢得自由；而东欧农民共同体的软弱意味着他们无力抵制地主施加的压力，由此开辟了通向农奴制之路。问题在于，当他解释东欧农民共同体的力量为什么弱于西欧农民共同体时，布伦纳列举了一系列历史原因，诸xi如东欧缺乏公用土地、那里个体化的耕作方式而不是高度发展的公用土地制度居于统治地位、东欧乡村的规模过于狭小、村镇缺乏对领主权力的制约、政治征服的影响，以及特定的国家体制，等等，它们都不可能还原为阶级结构或阶级斗争。因此，阶级斗争的结果不再能简单地构成一种解释，它本身变成某种必须根据一系列因素加以解释的东西。[45]在现代早期的法国，农民财产权和绝对君主制国家形成了很强的相互依赖关系，在布伦纳对这一现象的解释中也包含了类似的多元论。他指出，绝对君主制绝非社会变迁的简单“表现”（像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所宣称的那样），它本身就是导致这种变迁发生的积极力量。[46]
这种多元论并非仅限于布伦纳的作品，而是渗透在最近大部分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中。[47]例如，它表现在科里根（Corrigan）和塞耶（Sayer）对现代资本主义为什么会首先在英国出现的解释中，他们根据英国国家形成和国家形态的独特性做出解释；它也同样表现在吉诺维斯（Genovese）解决两难困境的尝试中，他宣称，社会的上层建筑是“由基础产生的，但这种上层建筑也根据它自身的逻辑发展，并反过来对基础产生反作用”。[48]类似地，在一篇明显意在为基础和上层建筑隐喻辩护的论文中，帕克（Parker）论证，现代早期历史变迁的动力无法在阶级斗争或经济发展中找到，但可以“在国家的作用中”，尤其是在由战争压力和宗教反抗促成的绝对君主制国家的兴起中找到。[49]事实上，这种解释提供给我们的是多样的相互作用的力量，是“无限多样的局部因素”，[50]它们总起来导致某一特定历史结果的发生。这种对历史的解释是非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和韦伯式的社会学所熟悉的，但却无法与马克思主义有关经济基础具有首要性的命题（甚至是由戈德利耶重新界定的）相契合。正如基钦在评论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高质量研究时所说的那样：“从事专业研究很可能比理论建构更为复杂，但它也非常有可能囿于专业训练，而无法明确认识到或表达出那种复杂性。”[51]
不可能仅仅通过将历史唯物主义从一种狭隘界定的“经济”层面具有首要性的命题转向更广义界定的“阶级具有决定作用”的命题，就能避免这种多元论对马克思主义造成的威胁。[52]解释上的多元论并非仅仅xii暗含在马克思主义的这种传统中，该传统强调生产关系和阶级斗争，而不是生产力的历史作用。[53]由此可见，对下述任何类型的马克思主义而言，只要它们拒绝还原论和试图根据多种历史力量的相互作用来解释历史变迁，多元论都是一种无法回避的问题。[54]正如受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传统影响的哲学家所论证的那样，对导致某一特定事件发生的多种因素而言，不可能宣称其中某种因素具有解释上的首要性。各种原因在现实世界中都是客观存在的，至于我们选择强调哪一种和将哪一种视为是重要的，大体上取决于我们自己的主观目标，取决于我们认为读者具有的阅读能力或阅读兴趣，提出一些新的历史问题能够引起他们的关注。[55]根据这种观点，不仅马克思主义有关经济具有首要性的命题注定是错误的，而且任何在历史解释中试图确定某种客观因素具有首要性的尝试都注定会失败。[56]换句话说，不管我们明确表述的理论是什么样的，但事实上我们都不可能不是多元论者。正是这一事实，使我们能够很容易地将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所揭示的各种历史真相纳入到正统历史学的轨道中。
正如高质量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所表明的，马克思主义者很容易摆脱还原论的魔咒，而它的批判者通常会将还原论视为导致它失败的关键所在。但是，马克思主义者只能以滑向多元论为代价才能避免这种危险。因此，马克思主义似乎无法成功地摆脱这两种命定的束缚。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受到这种批判，并不意味着历史学家必须“抛弃”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57]相反，我们的任务是将他们的深刻见解纳入到一种有关社会结构的多元观和对历史变迁的多元解释中。每一代人都会形成他自身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的观念，可能是尊重，也可能是妖魔化，或窃为己有。即使在我们不同意他们的那些方面，他们的研究也向我们提出了许多重要问题。正是带着这些问题，历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继续他们的探索。像社会学一样，在历史学中，“我们从一位重要学者所xiii犯的错误中学到的东西，比从泛泛之辈正确的研究中汲取的还要多。”[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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