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已经出版了许多有关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著作，它们构成我目前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进行分析的起点。这些研究颇有价值，但经常也会由于共同的缺陷而使其价值受到减损，即他们都相信文本的意义可以根据作者的意图予以很好的把握。因此，评论或注释的任务，就是通过确定作者在多种著作中所表述的一贯思想，来把握作者在特定文本中的表述。这种文本分析方法在许多研究领域已经被抛弃[59]，但在对马克思的研究中仍然居于主导地位。解释者从而会试图揭示，马克思“实际说了什么”；提供“对他的一些主要思想比他本人所作的更为明晰的描述”。马克思被认为偶尔会有一些“思想上的不一致”，但总体地看，根据他思想的统一性来解释他的各种著作是可能的，也是有益的。研究者的任务是要重构这些思想，并从这些重构中推演出，例如马克思就国家（如果他曾试图就这一论题撰写一部长篇著作的话）或最近的各种东方绝对君主制理论，到底说了什么。[60]

    当然，作者的意图是对一个文本或一系列著作做出解释的重要限定因素。毕竟，不可能对一个文本做随意解释。可以肯定，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的鼓动性开篇（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中所表达的意图，与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用较少革命性语调所表达的意图之间的差异是明显的，因为他在写作后者时想到要通过普鲁士书报检查制度的审查。[61]由此可见，即使当作者的意图能够被重构时，这些意图仍然不能被视为是对文本所表达意义的证明，或视为是对它所表达意义的限定。文本的意义不是由它的某些实质内容确定的，而是由读者特定视角的解读确定的。如果历史编撰是“在历史学家和他所面对的史实之间一种持续互动过程的话”，那么对一位作者写作意图的解释就是在文本和读者之间的无休止对话的结果。[62]

    从关注作者的意图到关注读者对文本意义的解读，这种转向使对特定文本做出多样的解释成为可能。作者——在我们的例子中是马克思——不再被“设想为有着一以贯之的思想体系”，而是被视为“多种话语交汇的空间，形成一个不稳定的和不断变化的话语结构，该结构是由一组特定著作和对这些著作的特定解读方式互动而产生的，特定解读方式可以根据历史和社会背景予以确定”[63]。对文本做出解释不仅是要重构作者在文本中所表达的一以贯之的思想，而且要确定文本中存在的矛盾、缺憾和未言明的内容，即文本要掩饰的或未能解决的问题。马克思的各种著作因而不再是具有说服力的、内容全面的统一体，从中有可能厘清他真正要表述的内容。他著作的重要性既表现在思想的统一性上，也表现在各种思想之间的分歧上。[64]这并不仅仅是在暗示，有一个青年的、一个成熟的和一个老年的马克思，同时也在暗示他的个体文本也是存在矛盾和问题的。通过考察作者对隐喻的使用，能够对这方面的问题予以揭示。辨析马克思所使用的隐喻能够揭示出存在的问题，即任何试图对马克思的各种文本强加一种单一连贯意义的做法都会面对的问题。

    在作者的各种文本中寻找不一致性的做法有可能成为一种新的正统，正像过去寻找意义统一性的做法一样，这种统一性由作者的存在予以保证。[65]在本书中，我不仅认为马克思的思想存在着许多矛盾，而且认为它们并不构成一个单一的体系。相反，我们能够发现多样的马克思，既有内在连贯的马克思，也有彼此矛盾的马克思。对德雷珀而言，此类矛盾并不存在于马克思的著作中，而是片面引用的结果。为了确定马克思，例如就国家性质问题“实际说了些什么”，我们需要将马克思有关该主题的论述结合起来考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确定真正属于马克思的连贯思想。毫无疑问，做片面地引用，就认为那就是马克思“实际所说的”，这是贫乏的；然而也没有理由认为，对马克思的著作做广泛摘引，就能揭示他各种著作之间的连贯性，而不是矛盾性。德雷珀允许读者形成对马克思观点的独立见解的想法，进一步加大了找出马克思思想矛盾之处的可能性。如果读者根据他们自己的关注和偏好解读文本的话（这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发现未言明的内容和不连贯思想的几率似乎将会增加，而不是减少。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学（Marxology）并非像德雷珀所宣称的那样，是“一种最令人好奇的研究”；相反，它必然是各色读者对马克思的各种著作做五花八门解释的结果，这些著作涉及了社会理论中最具争议的问题。[66]

    因此，本书的中心任务不是重构具有某种单一、连贯思想的马克思，而是确定在马克思相互矛盾的论断中，哪些论断在分析社会结构和历史变迁中是有用的。使马克思发挥作用的最好方式是评估他对历史学的贡献，而不是去做试图确定他的话实际意指什么的无效劳动。为了评估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关键的是确定他所使用的概念和解释形式在哲学上的合理性，但仅限于此还是不充分的。同时，我们必须考察马克思所写历史著作中的方法论内涵，它们通常会对马克思明确表述的内容发起挑战。

    在评估马克思对历史学贡献的价值时，考察由现代“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所撰写的历史著作也是重要的，可以由此确定马克思有关历史的论述被运用于实践的程度。诸如克里斯托弗·希尔或罗伯特·布伦纳等历史学家著作的方法论内涵，在这里可以证明是有价值的，就像诸如卢卡奇或阿尔都塞等哲学家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是有价值的一样。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经常被视为是对工业资本主义的研究，这部分是由于《资本论》的影响，部分是由于像福斯特、汤普森和霍布斯鲍姆等历史学家著名著作的影响，这些著作同现代劳工运动有着明显的联系。然而，最近马克思主义历史著作中最能激发人们阅读兴趣的却是有关前工业社会的：戈德利耶有关原始社会的研究；德圣·克鲁瓦有关古代世界的研究；希尔顿、博伊斯和库拉有关封建主义的研究；布伦纳有关向资本主义过渡的研究。正是这些有关前工业社会，尤其是向资本主义过渡时代的研究，将在本书接下来的章节中用作对马克思论断的个案检验。

    任何历史著作的撰写都必然以其他文本为基础。这肯定也适用于本书的写作，它将评估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到科恩和布伦纳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各种阐释。广义地看，所有文本都是通过整合和分解其他文本而形成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也不例外。马克思的思想是在与黑格尔、蒲鲁东和李嘉图的长期交锋中形成和发展的。如果没有恩格斯对杜林的“科学革命论”的批判，谁会知道有杜林？本书将G.A.科恩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作为研究起点，“科恩的解释在思想界的影响力确实已经超出了此前的各种解释”[67]。科恩用两个重要命题来界定历史唯物主义：

    （a）用生产力的水平解释社会生产关系的性质；

    （b）社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的性质决定社会上层建筑[法律、政治和（也许包括）意识形态]的性质。[68]

    本书的第一部分通过考察马克思的各种著作，确定第一个命题的内涵，并讨论“生产力首要性”命题的起源和发展。第二部分提出一种有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关系的替代性解释。第三部分评估马克思有关“基础和上层建筑”隐喻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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