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实质看，生产力决定论是指，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解释了社会生产关系的性质，以致当生产力发展时，社会关系也被迫发生改变。这里不是按年代顺序筛查马克思的著作以说明他的观点，我们认为，厘清马克思生产力决定论的七个重要论点会更有用些，他是从《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开始阐发这些论点的。因此，我们在第七章对生产力决定论的批判也是从这七个方面做出的。在整个讨论中，我们需要将两个非常不同的问题区分开来：
（a）马克思是生产力决定论者吗？
（b）生产力决定论对社会结构和历史变迁做出了解释，这种解释在逻辑上能站得住脚吗，在经验上能加以证明吗？
我们不应该将这两个问题混淆起来去论证：
（a）因为马克思是生产力决定论者，所以该理论必然是正确的（马克思一贯正确）；或
（b）因为这种理论是不正确的，所以马克思不可能持有它（马克思从不会错）。
1.不进行生产，人类不可能生存，人类社会也不可能存在。
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这样的历史活动，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人们单是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去完成它，现在和几年前都是这样。[155]
尽管直到现在，历史著作很少提到物质生产的发展，即整个社会生活以及整个现实历史的基础。[156]
其内涵当然是，因为这些需求的满足是人类生存的根本前提，所以它们在历史因果关系中也是具有根本重要性的原因。
2.人类以一种独特的方式从事生产，正是这种方式将他们同其他动物区别开来。
可以根据意识、宗教或随便别的什么来区别人和动物。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时候，……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157]
劳动资料的使用和创造，虽然就其萌芽状态来说已为某几种动物所固有，但是这毕竟是人类劳动过程独有的特征，所以富兰克林给人下的定义是制造工具的动物。[158]
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的、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在这里，我们不谈最初的动物式的本能的劳动形式……我们要考察的是专属于人的劳动。蜘蛛的活动与织工的活动相似，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他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159]
恩格斯更简明地表述了这种区别：
人类社会和动物社会的本质区别在于，动物最多是搜集，而人则能从事生产。[160]
生产力决定论的第一个要点暗示，生产是历史发展中的根本要素，因为在能够创造历史之前，“人”必须进行生产；第二个要点暗示，因为“人”也许能够被界定为制造工具的动物，所以生产肯定具有因果关系上的首要性。
3.1.一般而言，社会生产关系（或“交往形式”）是由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的（“首要性命题”）。
如果“要点1”和“要点2”只是暗示了生产对人类社会的根本重要性的话，那么“要点3.1”则是一个更具体的命题，即劳动过程的性质导致某种特定的生产关系。这正是科恩称之为“首要性命题”[161]的内容。因为这一命题是生产力决定论的本质所在，所以要求做最详细的引述来证明它的合法性。《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系统提出他有关历史发展的生产力决定论解释的第一部著作：
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经验的观察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根据经验来揭示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同生产的联系，而不应当带有任何神秘和思辨的色彩。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但是，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162]
这里，马克思表明，我们能够设想生产中的个人，他们形成各种社会关系。不过，他后来指出，“说到生产，总是指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社会个人的生产”。[163]不可能设想一个纯粹进行生产的时刻，它在人们形成各种社会关系之前发生，这是对生产力决定论提出批评的一种主要理由，下文我们再予以详述。因此，在对马克思的生产力决定论提出批判之前，我们必须首先确立它的合法性。
马克思最著名的一个论断是，他的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164]换种说法，物质生活的生产（这里被描述为生产方式）创造了各种不同的社会交往形式或市民社会。马克思非常具体地指出，“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因而，始终必须把‘人类的历史’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和探讨”。[165]马克思一再强调，社会关系的某种形式与生产力发展的确定阶段相适应：
一切对于后来时代来说是偶然的东西，对于先前时代来说则相反……是与生产力发展的一定水平相适应的交往形式。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关系就是交往形式与个人的行为或活动的关系。[166]
市民社会包括各个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167]
地租、利润等这些私有财产的现实存在形式是与生产的一定阶段相适应的社会关系。[168]
在小工业以及到目前为止的整个农业中，所有制是现存生产工具的必然结果。[169]
由此可见，马克思创立了一种有关社会的三层次解释模式，其中，生产力创造某种生产关系，依次又有特定的国家形式与后者相适应。[170]类似地：
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但这里所说的人们是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他们受自己的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的一定发展所制约。[171]
接着，马克思批判了一些思想家，他们将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同“进行统治的个人分割开来，主要是同生产方式的一定阶段所产生的各种关系分割开来”。[172]再次地，马克思将生产方式（这里指生产过程）同由它产生的社会关系区别开来。
《德意志意识形态》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世时并未能出版，马克思后来调侃道，既然已经澄清了问题，那么他和恩格斯就把手稿留给老鼠的牙齿去批判吧（“事实上，手稿保存到今天，确实已有大量鼠咬的痕迹”[173]）。有些学者也许会由于这是一部早期的，未能出版的手稿而无视它的一些论断（尽管手稿未能出版并不是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未做这方面的努力），尤其是因为恩格斯后来曾谈到，这部著作只是表明“当时我们在经济史方面的知识还多么不够”[174]。尽管如此，但《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阐发的生产力决定论不可能作为他们年轻时的错误认识而不加理会，因为马克思在他整个一生的探索中都一直在不断地重复这些论断。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费尔巴哈和青年黑格尔派做了清算之后，马克思的下一个论战对手是法国社会主义者蒲鲁东。在对蒲鲁东的批判（在他写于1847年的《哲学的贫困》中完成的），以及与此相关的通信中，马克思对生产力决定论做了最明确的论述。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对他的理论做了著名的表述：
经济学家蒲鲁东先生非常明白，人们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中制造呢绒、麻布和丝织品的。但是他不明白，这些一定的社会关系同麻布、亚麻等一样，也是人们生产出来的。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联。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他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175]
但是，马克思这里再次是用生产方式指代进行生产的方式，即人们谋取生计的方式，而且认为正是劳动过程中的变化构成历史变迁的动力，它既创造特定的生产关系，接着又创造新的生产关系：
生产力在其中发展的那些关系，并不是永恒的规律，而是同人们及其生产力的一定发展相适应的东西，人们生产力的一切变化必然引起他们的生产关系的变化。[176]
在1846年12月写给安年科夫（Annekov）的一封信中，马克思发展了他对蒲鲁东的批判，他在信中论证，尽管蒲鲁东认识到了历史中存在着进步，但他却不可能对这种进步做出解释。马克思提出了他自己对社会进步的解释：
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和消费形式。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相应的社会制度、相应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一句话，就会有相应的市民社会。[177]
人类历史随着人们的生产力以及人们的社会关系的越益发展而越益成为人类的历史。[178]
在将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必然对应关系描述为一种功能关系方面，即根据特定生产关系所发挥的有益社会功能来解释其存在上，生产力决定论的现代支持者是追随马克思的：
人们永远不会放弃他们已经获得的东西，然而这并不是说，他们永远不会放弃他们在其中获得一定生产力的那种社会形式。恰恰相反，为了不致丧失已经取得的结果，为了不致失掉文明的果实，人们在他们的交往方式不再适合于既得的生产力时，就不得不改变他们继承下来的一切社会形式。我在这里使用“交往”一词是就它的最广泛的意义而言的，就像在德文中使用“Verker”一词（即就“交往”而言，马克思意指社会交往形式）。[179]
马克思批判蒲鲁东没有认识到，在人们的生活过程中，他们会形成彼此之间的某种关系，而“这种关系的性质必然会随着生产力的变化和增长而变化”。蒲鲁东犯了将经济范畴视为是永恒不变的错误，而事实上它们只是适用于特定历史时期的规律，即“适于一定的生产力发展阶段的规律”[180]。这里，马克思的生产力决定论以两个论断为基础，但后来马克思自己对此做了否定：第一，我们能够设想进行生产的“个人”，然后他们建立社会关系，但生产本身事实上就是一种社会行为；第二，历史发展的特定阶段可以由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予以确定。[181]
尽管马克思后来对这些假设提出了质疑，但他对蒲鲁东的批判却是以生产力决定论为基础的。因此，当1865年J.B.施韦泽（Schweitzer）写信表示支持他对蒲鲁东的看法时，马克思重申了他在1846年做出的批判：“[蒲鲁东]在研究经济范畴时带有思辨哲学的幻想……他不是把经济范畴看作历史的、与物质生产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理论表现。”[182]1847年底，在布鲁塞尔向德国工人协会所做的多次演讲中，马克思以一种通俗形式对他的历史理论做了表述。生产力再次地被确定为导致社会变迁的根本原因和能动力量：“社会生产关系，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和改变的。”[183]
我们将在下文论证，在《经济学手稿》和《资本论》中，马克思对自己的生产力决定论提出了一种未明言的批判。尽管如此，但将马克思的思想演变视为一种单线式的发展，已经背离了他早先做出的一些判断，这是非常错误的。恰恰相反，在19世纪50和60年代的著作中，马克思在继续重复他早先提出的有关生产力具有决定性的论断。甚至那些拒绝接受生产力决定论的马克思主义者也不得不承认，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是一部公开承认生产力决定论的文本，该文本是诸如科恩、肖和麦克默特里等研究者提出对马克思解释所依据的最重要的资料。稍后，我们将对《〈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做出细致考察。这里，我们只是引述他所做的明确论断：“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184]在对这部著作的评价中，恩格斯强调马克思做出了“革命性的发现”，“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这并不令人感到奇怪，我们也许应该注意到，马克思本人能够对这种评价施加主要的影响。[185]
前面已经提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赞许地引用了富兰克林对人的界定，他将人界定为“制造工具的动物”。从该定义中，我们能够推断出：“动物遗骸的结构对于认识已经绝迹的动物的机体有重要的意义，劳动资料的遗骸对于判断已经消亡的社会经济形态也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186]马克思非常明确地将生产工具比作动物的遗骸，它反映着动物的特殊构造。有人也许会提出反对意见，认为当马克思宣称，将社会的不同经济形态区分开来的是他们“怎样”生产，而这个“怎样”可能就包含了社会关系，因此不可能用这个说法来支持对马克思做生产力决定论的解读。不过，马克思曾明确指出，就“怎样”而言，他指的是生产技术，例如他强调：“在从工艺上比较各个不同的生产时代时，真正的奢侈品在一切商品中意义最小。”[187]马克思从中合逻辑地推导出了它的经验结论：
尽管直到现在，历史著作很少提及物质生产的发展，即整个社会生活以及整个现实历史的基础，但是，至少史前时期是在自然科学研究的基础上，而不是在所谓历史研究的基础上，按照制造工具和武器的材料，划分为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的。[188]
马克思的结论是从他较早期的论断中合逻辑地推导出的；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问题在于，历史学家（马克思主义的或非马克思主义的）很少能够听从马克思的忠告。
最后，应该提醒注意的是，恩格斯提出了许多一般性的论断，它们重复着马克思有关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具有首要性的命题。例如，在1884年写给考茨基的信中，恩格斯宣称：
轮作制、人造化肥、蒸汽机和动力织布机是与资本主义生产不可分割的，正如野蛮人的工具是与他的生产不可分割的一样。野蛮人的工具制约着社会，就像新工具制约着资本主义社会一样。[189]
在1894年的一封信中，恩格斯说明了他和马克思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质所在：
我们视之为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的经济关系，是指一定社会的人们生产生活资料和彼此交换产品（在有劳动分工的条件下）的方式。因此，这里包括生产和运输的全部技术。这种技术，照我们的观点看来，也决定着产品的交换方式以及分配方式，从而在氏族社会解体后也决定着阶级的划分，决定着统治和被奴役的关系，决定着国家、政治、法等等。[190]
由此可见，恩格斯在社会产品的生产和分配之间做出区分。生产是主导性的因素，它构成产品分配，因而也构成阶级划分的基础。在为《共产党宣言》后来出版的几个新版本所写的多个序言中，恩格斯做了同样的区分，例如，他一方面提到“经济生产”或“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另一方面提到“社会结构”，认为后者“必然”源于前者。[191]最近一些学者对法国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提出批评，批评他持有的是一种“李嘉图式”的生产和社会关系概念，其中生产被完全视为技术条件，社会关系被视为分配关系。由此，他将“经济”同“社会”区分开来，但他未能认识到，对马克思而言，生产既是物质产品，同时也是社会关系的生产。这里，我们不去关注对阿尔都塞的这种批评是否正确。[192]我们感兴趣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产力决定论是否仅仅包括这样一种“李嘉图式”的生产观，这种观点认为，个体首先开始生产，然后才创造相应的社会关系。我们不应该认为，将社会组织等同于“分配”是恩格斯在马克思去世后提出的一种错误认识，能够不予理会。在生产和社会关系之间做出区分不仅是马克思的生产力决定论所暗含的基础，而且马克思也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专门提到这种区分，即工业、商业、生产和交换“制约着分配，不同社会阶级的划分”。[193]我们将在下文论证，对这种李嘉图式的生产观，马克思确实提出了批判，换句话说，马克思对自己所提出的生产力决定论提出了批判。需要再次强调的是，我们的目标不是试图证明马克思的思想具有前后一致性或统一性，而是关注“他的思想表现出的、但又未明言的内部分歧、缺陷、疏漏和矛盾”[194]。
3.2.马克思不仅提出一般性论断，认为社会生产关系是由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的，而且他还用许多历史实例来说明这一论断。
正如我们上文提到的，马克思曾将史前时期划分为石器时代、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这应该被视为是对他持有生产力决定作用观点的证实。根据社会劳动分工的演进，即工业和农业之间、城镇和乡村之间、行业内部、国家之间的分工，《德意志意识形态》对人类历史做了更细致的分析。在追溯社会演进上，劳动分工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概念，因为它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提供了一种度量。“任何新的生产力……都会引起分工的进一步发展。”生产力和劳动分工所达到的发展阶段又决定“民族的整个内部结构”。[195]接着，马克思用具体历史实例来进一步说明他的理论。
（1）原始共产主义社会
马克思论证，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导致特定所有制形式的出现，或换句话说，导致特定形式的“对他人劳动力的支配”。[196]因此：
第一种所有制形式是部落所有制。它与生产的不发达阶段相适应，当时人们靠狩猎、捕鱼、畜牧，或者最多靠耕作为生。在后一种情况下，它是以有大量未开垦的土地为前提的。在这阶段，分工还很不发达，仅限于家庭中现有的自然形成的分工的进一步扩大。[197]
当然是恩格斯，而不是马克思，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写于1884年）中对人类史前史做了最详细的考察。恩格斯宣称，他的这部著作是在“执行遗言”，即实现马克思阐明摩尔根在《古代社会》（写于1877年）中所获得的研究成果的全部意义的遗愿，摩尔根以他自己的方式，重新发现了由马克思在19世纪40年代发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198]相比将史前时期划分为石器时代、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的做法，摩尔根提出了对史前时期更为复杂的描述。尽管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中接受了上述那种简单划分，但他保留了依据生活必需品生产的主要技术来对阶段进行划分的做法。因此，“人类进步的一切大的时代，是跟生活来源扩充的各时代多少直接相符合的”。[199]摩尔根将社会演进划分为三个时期：即蒙昧时期、野蛮时期和文明时期，又将前两个时期细分为低级、中级和高级三个阶段，他是根据“生活资料生产中取得的进步”做如此划分的。例如，在蒙昧时期，人类是靠渔猎为生的；而在野蛮时期，标志性特征则是动物的驯养和植物的种植。摩尔根还根据技术上的差异对蒙昧和野蛮时期做进一步的阶段划分。因此，蒙昧时期的中级阶段以使用火为标志，野蛮时期的低级阶段以陶器的使用为标志，等等。这些阶段都是依据生产的进化来做出划分的，恩格斯认为，正是这一事实使得摩尔根的发现变得无可争议。[200]
（2）古代社会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确定的社会演进的第二大阶段是古代的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形式。在这种类型的社会中，几个部落合并建立一个城市，其中作为公社所有制的一种形式，奴隶为城市所有。不过，公社所有制逐渐让位于私人所有制。从某种意义上看，这个历史阶段是充满矛盾的。生产力得到提高和劳动分工也已出现，后者反映在城乡之间、国家之间、工业和海外贸易之间，及公民和奴隶之间的对立上。[201]另一方面，尽管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已经超过了最初期的部落社会，但它们仍然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上，以致“每个人不是做奴隶，就是拥有奴隶”。[202]
同样地，恩格斯后来也在生产力的发展和奴隶制的出现之间确立了联系：
为了能使用奴隶，必须掌握两种东西：第一，奴隶劳动所需的工具和对象；第二，维持奴隶困苦生活所需的资料。因此，先要在生产上达到一定的阶段，并在分配的不平等上达到一定的程度，奴隶制才会成为可能。要使奴隶劳动成为整个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还需要大得多的生产、贸易和财富积累上的增长。[203]
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恩格斯发展了他和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的观点，即人类历史是生产力增长的历史，由此也是劳动分工和社会阶级发展的历史：
一切部门——畜牧业、农业、家庭手工业——中生产的增加，使人的劳动力能够生产出超过维持劳动力所必需的产品。同时，它也增加了氏族、家庭公社或个体家庭的每个成员所担负的每日的劳动量。吸收新的劳动力成为人们向往的事情了。战争提供了新的劳动力：战俘变成了奴隶。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在使劳动生产率提高，从而使财富增加并且使生产领域扩大的同时，在既定的总的历史条件下，必然地带来了奴隶制。从第一次社会大分工中，也就产生了第一次社会大分裂，分裂为两个阶级：主人和奴隶、剥削者和被剥削者。[204]
伴随着生产率的持续增长，在奴隶主和奴隶之间的分工变得更为普遍，同时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差别也越加明显：
于是发生了第二次大分工：手工业和农业分离了。生产的不断增长以及随之而来的劳动生产率的不断增长，提高了人的劳动力的价值；在前一阶段上刚刚产生并且是零散现象的奴隶制，现在成为社会制度的一个根本的组成部分……
随着生产分为农业和手工业这两大主要部门，便出现了直接以交换为目的的生产，即商品生产；随之而来的是贸易，……除了自由民和奴隶的差别以外，又出现了富人和穷人的差别——随着新的分工，社会又有了新的阶级划分。[205]
（3）封建社会
如果古代世界的奴隶劳动反映了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的话，那么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确定的第三种所有制形式，即中世纪的封建所有制形式也是如此。封建时代的所有制的主要形式：一方面是土地所有制和束缚于土地所有制的农奴劳动，另一方面是拥有少量资本并支配着帮工劳动的自身劳动。这两种封建所有制形式都是与社会生产力的不发达状态，以及由此产生的有限程度的劳动分工相对应的：“这两种所有制的结构都是由狭隘的生产关系——小规模的粗陋的土地耕作和手工业式的工业——决定的。”在农业中，分工因土地的小块耕作而受到阻碍，与这种耕作方式同时产生的还有农民自己的家庭工业；在工业中，各业手工业内部根本没有实行分工，而各业手工业之间的分工也是非常少的。[206]在《资本论》第3卷有关封建地租的分析中，马克思重复了他在封建所有制形式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之间确立的联系。他论证，任何生产方式都需要管理和秩序，以使社会稳定得以维系：
在生产过程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关系的停滞状态中，一种生产方式所以能取得这个形式，只是由于它本身的反复的再生产。……
……但是，因为这种剩余劳动的形式即徭役劳动，是建立在一切社会劳动生产力的不发展，劳动方式本身的原始性的基础上，所以和在发达的生产方式下特别是资本主义生产下相比，它自然只会在直接生产者的总劳动中，取走一个小得多的部分。[207]
但是，马克思这里再次假设了一种预先存在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由此特定形式的剩余劳动（在上述例子中是封建地租）能够从其中产生。
（4）“亚细亚”生产方式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在最早形式的部落所有制、古代城市的公社—国家所有制（它逐渐演化为一种以奴隶制为基础的生产方式）和封建所有制形式（它以农民的农奴化为基础，农奴向贵族缴纳地租）之间做出区分。上述的每一种社会形态都与生产力和社会劳动分工发展的特定阶段相适应。[208]不过，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并未提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在我们对前资本主义各生产方式的考察中，亚细亚生产方式是我要考察的最后一种所有制形式。佩里·安德森指出，从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关中国和印度的著述中，我们“不可能推演出一种连贯一致或系统地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说明”，因为他们对亚洲社会的解释在许多观点之间摇摆不定。[209]尽管如此，但我们还是能够将这种生产方式的中心特征确定为这样一种状况，即农民生产者不是面对私人土地所有者，而是直接隶属于国家：“那么，地租和赋税就会合为一体，或者不如说，不会再有什么同这个地租形式不同的赋税。”[210]正是赋税和地租的这种合二为一，界定了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本质特征，尽管在诸如这里盛行水利灌溉农业、国家对土地的垄断，或部落共同体的所有权等问题上，马克思的含混认识引发了许多争议。
可以肯定，马克思在一般意义上指出，亚细亚形式的所有制关系是由生产力和劳动分工发展的特定阶段决定的：
劳动主体所组成的共同体，以及以此共同体为基础的财产，归根到底归结为劳动主体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而和该阶段相适应的是劳动主体相互间的一定关系和他们对自然界的一定关系。……财产最初意味着（在亚细亚的、斯拉夫的、古代的、日耳曼的所有制形式中就是这样），劳动的（进行生产的）主体（或再生产自身的主体）把自己的生产或再生产的条件看作是自己的东西。因此，它也将依照这种生产的条件而具有种种不同的形式。[211]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中重申了这种论断，他指出，亚细亚的和古代的生产方式存在的条件是“劳动生产力处于低级发展阶段”。[212]他还确定了在这种生产力较低发展水平下存在的特定劳动分工，它构成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基础。古代世界的显著特征是在城镇和乡村之间劳动分工的发展与不同社会利益的形成。[213]而亚细亚生产方式存在的前提却是制造业和农业在小范围共同体内的结合，由此该共同体成为自给自足的，并且包括了进行生产和剩余生产的全部条件。[214]作为农村共同体自给自足特征的结果，在所有共同体所有制形式中，亚细亚生产方式“必然保持得最顽强也最长久”，它简单的和不发达的劳动分工“为理解亚细亚社会的长期停滞提供了一把钥匙”。[215]
（5）资本主义社会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的全部兴趣是要证明，资本主义并不是一种永恒存在的社会制度，它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会永远地存在下去。他的目标是要揭示，像所有较早期存在的阶级社会一样，资本主义也是一种在历史上短暂存在的社会形态。它在特定的时间出现，有其自身的特殊发展规律，并将（马克思满怀信心地预言）以同样的方式走向灭亡，即“资产阶级用来推翻封建制度的武器，现在却对准资产阶级自己了”。[216]马克思将资本主义的存在同生产力发展的特定水平相联系，正如部落的、古代的、亚细亚的和封建的生产方式与物质生产发展的特定阶段相适应一样，这并不会令读者感到奇怪。因此，现代资本主义农业的出现是以新社会关系的引入，即以在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关系的引入为前提的。依次地，这种关系又是“以产业、商业和科学的一定发展，简言之，以生产力的一定发展为基础的”。[217]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这种对应关系并非仅仅局限于农业，因为“一般说来，以资本和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生产，不仅在形式上不同于其他生产方式，而且也要以物质生产的全面变革和发展为前提的”。[218]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具有特殊活力的生产方式，它在加速社会生产力的增长上引人注目。不过，资本主义不仅确实会促动生产力的发展，而且它本身也是“把生产力的全面的发展，把自己的现有前提的不断变革，当作它自己再生产的前提”。[219]因此，作为一种社会关系，资本形成的基础和条件是“物质生产力的这种特殊发展阶段”。[220]我们将在本章5.2小节中对资本主义与生产力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做进一步的探讨。
4.生产力决定论的第四个主要论点是，生产力在整个历史过程中具有内在的发展倾向（“发展命题”）。[221]
对诸如科恩等学者提出的辩护而言，证明生产力不仅在整个历史过程中会不断地发展，而且具有内在的发展倾向，是至关重要的。[222]如果无法对此做出证明，例如，如果生产力的发展是由生产关系或由来自社会上层建筑的思想意识决定的，那么，为生产力在社会演进中具有首要地位所做的全部辩护都将失败，由此必须承认某种其他因素才是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关键决定因素。
麦克默特里指出，相比任何其他原理，马克思更有力地强调了生产力在整个历史过程中不断发展的原理，而且是反复予以强调的。[223]这种对马克思的解读是夸大其词的，即使它是正确的，但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有一种解释生产力为什么应该会不断提高的理论，却是错误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肯定假设了生产力是不断发展的，他们偶尔也做这样的断言，但他们从未对这为什么应该是事实所在提出任何解释。因此，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断言，“生产力的增长、社会关系的破坏、观念的形成都是不断运动的，只有运动的抽象才是停滞不动的”。[224]在《资本论》第3卷中，马克思再次断言了生产力的增长：
就劳动过程只是人和自然之间的单纯过程来说，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对于这个过程的一切社会发展的形式来说都是共同的。但劳动过程的每个一定的历史形式，都会进一步发展这个过程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形式。这个一定的历史形式达到一定的成熟阶段就会被抛弃，并让位给较高级的形式。[225]
在其他著作中，马克思并未如此多地断言生产力的增长，只是简单地假设它的存在。例如，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论证，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相适应。由此可以推断出，社会形态的历史就是“发展着的，由每一个新的一代承受下来的生产力的历史，从而也是个人本身力量发展的历史”。[226]生产力的“一切变化必然引起生产关系的变化”，[227]这被简单地视为是想当然的。马克思至多只是描述了生产力的这种演进：“这种发展是自发地进行的，就是说它不服从自由联合起来的个人的共同计划，所以它是以各个不同的地域、部落、民族和劳动部门等等为出发点的，其中的每一个起初都与别的不发生联系而独立地发展，然后才逐渐与它们发生联系。”[228]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宣称，在生产过程中，人们形成了“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但生产力为什么就应该发展并没有得到解释，它只是被简单地假设为论证的前提。[229]马克思告诉我们，社会的生产关系必须与不断演进的生产力相适应，由此社会发展的“文明的果实——已经获得的生产力就不会被剥夺”，因为“人们永远不会放弃他们已经获得的东西”，但是这仍然没有解释居于首要地位的生产力为什么会不断发展。[230]生产力已经获得的发展被视为一种经验事实，它表现在劳动分工不断进化的社会发展趋势上。但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未揭示，生产力为什么必须不断发展。我们将在下文讨论科恩的“发展命题”时回到这一问题。[231]
5.1.社会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相适应（命题3）。而且，生产力具有内在的发展和变化倾向（命题4）。最终会到达一个时间点上，此时，社会生产关系滞后于生产力的发展，并变成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因此，为了使生产力能够继续发展，这些过时的生产关系将被抛弃，新的生产关系将会产生。
生产关系滞后于生产力的发展，这是生产力决定论的一个中心假设，因为，正是生产力被视为是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动力和特征。对马克思而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这种矛盾是理解人类历史的钥匙：“按照我们的观点，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232]人类历史据说是由各种社会交往形式（部落的、古代的、封建的、资本主义的等）的更替构成。各种交往形式的“联系”就在于：“已成为桎梏的旧交往形式被适应于比较发达的生产力，因而也适应于进步的个人自主活动方式的新交往形式所代替；新的交往形式又会成为桎梏，然后又为别的交往形式所代替。”[233]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并非仅仅是一种经济现象。它的影响能够渗透到社会结构的各个层面，因为它“每一次都不免要爆发为革命，同时也采取各种附带形式，如冲突的总和，不同阶级之间的冲突，意识的矛盾，思想斗争，政治斗争，等等”。[234]毫无疑问，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是表述生产力决定论思想的关键性文本——假设，生产力是人类历史中的能动要素，它会定期消除社会对它施加的限制：“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235]每当社会生产发展到矛盾的临界点时：
这个一定的历史形式达到一定的成熟阶段就会被抛弃，并让位给较高级的形式。当一方面分配关系，因而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一定的历史形式，和另一方面生产力，生产能力及其要素的发展，这二者之间的矛盾和对立扩大和加深时，就表明这样的危机时刻已经到来。这时，在生产的物质发展和它的社会形式之间就发生冲突。[236]
因此，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237]从这些论述中可以推断出，当成为新生产关系的载体时，一个特定的社会阶级可以在历史的某个阶段成为革命阶级，新的生产关系也能够使生产力继续得到发展；但接着，当那些关系变成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桎梏时，这个阶级就会变成反动阶级：
那些使一定的生产力能够得到利用的条件，是社会的一定阶级实行统治的条件，这个阶级的由其财产状况产生的社会权力，每一次都在相应的国家形式中获得实践的观念的表现，因此一切革命斗争都是针对在此以前实行统治的阶级的。[238]
5.2.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做出一般性判断，认为社会的生产关系会定期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而且，他们还给出具体的历史实例，说明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存在的矛盾，以及通过社会革命对矛盾的解决。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论证，伴随着劳动分工的发展，即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阶级社会从最早期的部落社会形态发展而来，这种部落社会实行的是公社所有制。[239]不过，对从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向阶级社会的过渡给予最多关注的是恩格斯，他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对此做了详细论述。恩格斯论证，生命的再生产包括两个方面，即经济生产和种的繁衍。因此：
劳动越不发展，劳动产品的数量、从而社会的财富越受限制，社会制度就越在较大程度上受血族关系的支配。然而，在以血族关系为基础的这种社会结构中，劳动生产率日益发展起来；与此同时，私有制和交换、财产差别，使用他人劳动力的可能性，从而阶级对立的基础等等新的社会成分，也日益发展起来；这些新的社会成分在几个世代中竭力使旧的社会制度适应新的条件，直到两者的不相容最后导致一个彻底的变革为止。[240]
就生产力具有内在的发展倾向和这种发展导致新的社会关系产生的假设而言，这段话是对生产力决定论的一种经典表述。必须再次强调，不应当把曲解马克思的责任都推到恩格斯的头上。恰恰相反，恩格斯只是将马克思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论述的总体框架应用于对这一特定历史事例的研究中。
令人感兴趣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试图根据生产力的发展来解释从古代向封建生产方式的过渡。确实，他们曾论证，罗马帝国的衰落使得生产力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劳动分工也出现倒退。[241]就社会将抛弃那些已经变成生产力发展的桎梏的生产关系而言，马克思举出的经典例证是从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过渡。根据《共产党宣言》，资产阶级产生于封建社会内部，不管他们是作为一个受封建贵族压迫的阶级、一个自治的共同体，还是作为君主制下可向之征税的第三等级。换句话说：
资产阶级赖以形成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是在封建社会里造成的。在这些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封建社会的生产和交换在其中进行的关系，封建的农业和工场手工业组织，一句话，封建的所有制关系，就不再适应已经发展的生产力了。这种关系已经在阻碍生产而不是促进生产了。它变成了束缚生产的桎梏。它必须被炸毁，它已经被炸毁了。[242]
这段话包括了生产力决定论的全部重要内容：有关生产力不断发展、生产关系最终转化为生产的桎梏的假设，以及有关在与这些桎梏的冲突中，能动的生产力最终必然会取得胜利的论断。
在《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确定了财富发展的各种形式，是它们最终导致封建生产方式的瓦解：
封建制度也随着城市工业、商业、现代农业（甚至随着个别的发明，如火药和印刷机）而没落了。
随着财富的发展，因而也就是随着新的力量和不断扩大的个人交往的发展，那些成为共同体的基础的经济条件，那些与共同体相适应的共同体各不同组成部分的政治关系……也都解体了。[243]
正如我们上面提到的，封建生产方式的标志性特征是两种所有制形式：一种是以农奴制为前提的土地所有制结构，另一种是以个体手工业者为前提的城市制造业，这些手工业者通过联合建立了行会制度。[244]两者都对资本主义的发展造成障碍：农奴被束缚于土地之上，无法成为工业发展的自由劳动力后备军；对个体手工业者实施管理和保护的行会制度同样限制了自由劳动力市场的发展。因此，工业资本主义的兴起导致了新兴的工业资本家同封建贵族和行会师傅之间的冲突：“工业资本家这些新权贵，不仅要排挤行会的手工业师傅，而且要排挤占有财富源泉的封建主。从这方面说，他们的兴起是战胜了封建势力及其令人愤恨的特权的结果，也是战胜了行会及其对生产的自由发展和人对人的自由剥削所加的束缚的结果。”[245]列宁后来认为，马克思最伟大的成就是创造了一种逻辑上连贯的历史理论，该理论表明：“作为生产力增长的结果，另一种较高级的社会生活制度是如何从较低级的社会生活制度中发展而来的，例如，资本主义是如何从封建制度中发展而来的。”[246]而这并不令人感到奇怪。
6.从本质上看，生产力所具有的首要性在于它对社会生产关系的决定性。不过，从另一种意义上讲，它也具有本质的重要性，因为生产力是生产关系的基础，而生产关系依次又是社会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基础。
对马克思有关“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著名隐喻，存在许多争议。[247]人们通常认为，马克思的隐喻提供给我们一种有关社会的两层次解释模式，即经济基础层次（生产方式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组成）与政治和思想的上层建筑层次（上层建筑由政治制度、思想和文化组成）。[248]事实上，马克思反复指出，我们能够区分出社会的三个“层次”。像人们通常所了解的那样，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对这种思想做了最明确的表述：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249]
这段为人们所熟悉的引文长期以来成为思想发展的障碍，但细心的读者会注意到，马克思并没有说，生产关系是社会的基础。更准确地说，生产关系是法律和政治的上层建筑与确定的社会意识形式的基础。不过，马克思这里使用了一个错误的隐喻，因为这种“基础”原来还有它自己的一个基础。正如国家和思想同阶级关系相适应一样，这些关系同生产力发展的确定水平相适应。
因为这一点能够非常合逻辑地从生产力首要性命题中推导出，所以无需做大量引述以确立它的合法性。正如我们上文提到的，生产关系据说是由于生产力的原因而产生的。一个特定的阶级之所以能够取得社会统治地位，是因为它的统治最适合于生产发展的某个特定阶段。因此，国家是“统治阶级的各个人借以实现其共同利益的形式，是该时代的整个市民社会获得集中表现的形式”。[250]现代国家因而是“资产者为了在国内外相互保障各自的财产和利益所必然要采取的一种组织形式”。[251]
马克思不仅将这种观点应用于对国家的研究，而且也应用于对意识形态的研究。因此，有着广泛劳动分工的现代社会——其中生产者通过商品交换而彼此联系在一起，而商品是人类劳动的产物——在基督教，尤其是在新教中找到了最适合它的宗教形式，这种宗教崇拜抽象的人。在较不发达的生产形式中，人们之间的关系并未采取这种抽象的形式，“人”与“人”之间和“人”与“自然”之间的狭隘关系“观念地反映在古代的自然宗教和民间宗教中”。[252]这里，我们不去关注马克思的分析是否正确，而是要确定他提出的是一种有关社会的三层次解释模式，即包括生产、社会关系、意识形态和政治的形式。
根据这种观点，思想和政治制度植根于社会的经济结构，这无需做过多的阐述，因为这里我们关注的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马克思有关社会决定国家和意识形态论断的内涵和价值将在第三部分予以详细讨论。
7.最后，马克思宣称，正如封建生产方式阻滞了生产力的发展一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会成为现代生产力持续发展的障碍。结果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危机，由此为人类向更高级阶段的过渡准备了条件；新的阶段即社会主义生产方式。
迄今为止，生产力决定论被描述为一种历史演进理论，原则上看，它能够同时为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所接受。马克思的最终论断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向了生产力决定论的政治寓意。不过，应该注意到：
（a）即使人们不同意生产力决定论，也有可能成为社会主义者。
（b）即使接受生产力决定论，但也有可能否认马克思的预言，即生产力的发展将导致社会主义的实现。例如，能够论证，工业的增长将导致剥削的继续存在，而不是被消灭。[253]
生产力决定论的政治寓意将在下文予以更全面的讨论。这里，我们只需解释，马克思为什么相信社会主义将从资本主义的发展中产生。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统治已经变得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不相适应。结果将是危机、革命和新统治阶级即无产阶级的出现。就其本质而言，资本主义推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但正是这种发展为新社会关系的产生准备了条件。因此，“共产主义革命将不是由‘富于创造性的、社会上具有天赋的人组成的社会机构’来指导，而是由生产力引导其产生”。正是资本主义本身带来的生产力增长，使社会主义的成功变得可能。过去，“人们每次都不是在他们关于人的理想所决定和所容许的范围之内，而是在现有的生产力所决定和所容许的范围之内取得自由的”。[254]那是由于在过去任何时代，生产力处于欠发达状态，所以，消灭私有制“是不可能的，因为根本还没有具备这样做的物质条件”。[255]正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取得的生产力发展，为“实现解放所需要的物质条件”做了准备。就其本质而言，资本主义“力求全面地发展生产力，这样就成为新的生产方式的前提……在这里生产力的自由的、毫无阻碍的、不断进步的和全面的发展本身就是社会的前提，因而是社会再生产的前提”。[256]
资本主义不仅创造了充裕的财富；而且这种财富越来越多地以一种社会化的形式出现，这使得资本家阶级对于生产而言变得多余。通过银行，货币资本表现出一种社会特征；伴随着股份公司的发展，个体资本家的监督职能逐渐消失，由他们雇佣的经理所取代。[257]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劳动分工的扩大，生产越来越多地以社会合作为前提。对社会而言，资本家阶级已经变成多余的阶级，正如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封建贵族变成多余的阶级一样。[258]简而言之，资本主义的显著特征是“社会的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的不相容性，也必然越加鲜明地表现出来”。[259]
资本主义变成社会生产力增长的桎梏，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复论述的一个命题。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就论证，在现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过程中，会“达到这样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上产生出来的生产力和交往手段在现存关系下只能造成灾难，这种生产力已经不是生产的力量，而是破坏的力量”。[260]到1848年，马克思已经乐观地认定，“几十年来的工业和商业的历史，只不过是现代生产力反抗现代生产关系、反抗作为资产阶级及其统治的存在条件的所有制关系的历史”。[261]生产力的发展造成了资本主义的商业危机，对生产增长的阻滞造成了无序状态，以致资产阶级“用来推翻封建制度的武器，现在却对准资产阶级自己了”。[262]恩格斯后来评论，1848年的经济发展水平“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的程度”，他和马克思错误地将资本主义临死前的痛苦挣扎理解为新社会诞生前的阵痛。[263]尽管如此，但马克思和恩格斯仍然相信，资本主义被新社会取代的时刻终将来临，而且它将是资本主义本身所创造的生产力的结果。
正是在《经济学手稿》和《资本论》中，马克思首次确定了那种桎梏的确切性质，即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对生产发展所强加的桎梏。特别地，马克思将利润率下降的趋势视为是资本主义对生产进步所设置的根本障碍。因此，有关利润率下降趋势的规律“从每一方面来说都是现代政治经济学的最重要的规律”。[264]那么，在什么意义上能够说利润率的不断下降是生产力增长的结果呢？又在什么意义上说资本主义阻滞了社会生产力的增长呢？马克思论证，利润率的计算方法是，由剩余价值组成的利润比上投向工资的资本价值（可变资本）与投向原材料和机器的资本价值（固定资本）之和，即S/C+V，这里“S”表示剩余价值，“C”表示固定资本，“V”表示可变资本。马克思宣称，伴随着生产力的提高，相比可变资本，固定资本所占比率将会增加，因为生产力的这种进步意味着每个工人所使用的机器和原材料将会增加。但只有活劳动，即可变资本才创造剩余价值。固定资本只是将体现在自己身上的那部分劳动力传递到最终产品中。最终产品的价值包括可变资本的价值、在生产期间被传递的那部分不变资本的价值，及工人所做的剩余劳动的价值。因此，可变资本和固定资本的相对比例会对利润率产生关键影响，因为可变资本在总资本中所占的比率越小，利润率也就越低。“固定资本相比可变资本的逐渐增加必然导致总利润率的逐渐下降。”[265]
我们目前暂时不去关注马克思的理论是否与事实相符，如果读者尚未理解利润率为什么会下降的话，他们也不必为此而忧心忡忡。就我们的研究目的而言，关键在于说明，马克思有关生产力的发展、更多地使用机器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这些都是资本主义内在的发展趋势——为什么会导致利润率下降的结果。[266]这个结果对资本主义而言是灾难性的，因为利润率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推动力”。[267]换句话说，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以利润生产为基础——和生产力的增长之间存在着矛盾，它将导致利润率的下降。这种矛盾表现为严重的动荡和危机。因此，“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自身”。[268]
因此，资本主义已经变成阻滞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它必然会发生危机，但同时它又使资本不断社会化，财富也不断充裕，使一种新社会形态的出现成为可能。总之，资本主义不仅使社会主义的实现具有了理论上的可能性，而且实际地创造了它的掘墓人，他们将使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他们是革命的阶级，即无产阶级：
随着工业的发展，无产阶级不仅人数增加了，而且它结合成更大的集体，它的力量日益增大，它越来越感觉到自己的力量。[269]
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的革命的阶级。其余的阶级都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日趋没落和灭亡，无产阶级却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270]
资产阶级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271]
我们无需做详细的引述来证明这种观点的存在。重要的是要注意到，马克思的革命理论来源于他对历史的生产力决定论式的解读：“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胞胎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272]正如杰弗里·霍奇逊所指出的，马克思的论断“既无理论意义，也无实践重要性”，因为人们不可能知道，生产力在什么时候算是充分发展的。[273]想必是，如果一场社会主义革命将资本主义推翻了，那么这就是生产力已得到充分发展的标志。问题是，我们只能在革命发生后才知道这一点。在此之前，理论并不能对行动提供任何指导。马克思本人从未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存在，以生产力决定论为基础，他继续保持着社会主义革命必然发生的信念。正如他在1850年所写的：
在这种普遍繁荣的情况下，即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正以在整个资产阶级关系范围内所能达到的速度蓬勃发展的时候，也就谈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只有在现代生产力和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这两个要素互相矛盾的时候，这种革命才有可能。……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可能发生。但它正如新的危机一样肯定会来临。[274]
生产力决定论从一种有关人性的理论出发，提出一种对社会结构和历史变迁的解释。它在对革命必然发生的预言中划上了句号。在将“马克思的上帝”归结为技术方面，麦克默特里是正确的。[275]正如克伦威尔相信，他的胜利是必然的，是上帝福佑的结果一样。因此，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不应被视为必须改变现实以实现的理想，而应被视为现实社会的“现实的运动”。[276]在任何情况下，对必然性的理解都不应导致做被动的观察者，静观历史变化。相反，它赋予努力争取胜利的克伦威尔和马克思以更大的力量和信心。
8.马克思真的是生产力决定论者吗？
我们已经论证，马克思的生产力决定论是一种逻辑上连贯的理论。通过反复引证使读者认识到这一点是非常必要的，因为一些评论者否认这种对马克思解释的合法性。甚至罗森堡这样一位有着广博见识和引人关注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论及技术时，也否定马克思是一位技术决定论者（就技术而言，罗森堡是指生产力，是人作用于世界并由此实现他的真正本质的手段）。罗森堡承认，能够援引马克思著作的“某些段落”来支持对马克思做生产力决定论式的解读，而且在争论最激烈的时候马克思通常也会提出一些支持做这种解读的“警句式”论断，但罗森堡否认这些段落代表了马克思的“真正意图”。[277]任何仔细阅读了本章的读者都会承认，马克思的生产力决定论决不仅仅是一些警句式的论断，也不是他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论述中的一时失误。[278]那么，罗森堡为什么不愿意相信马克思是一位生产力决定论者呢？首先，因为马克思强调技术创新是一种社会过程，在经济和社会之间存在着彼此的相互影响。换句话说：
（a）马克思持有与生产力决定论不相一致的观点；
（c）因此，马克思不可能是生产力决定论者。
敏锐的读者会注意到，这种推理过程缺少了一个中间项：
（b）马克思不可能持有前后不一致和矛盾的观点。
我们这里恰恰就是要论证，马克思确实持有自相矛盾的观点，我们的任务不是去确定他真正想要表达的是什么（假设有可能确定其真实意图的话），而是要确定我们希望利用他理论中的哪些成分。罗森堡在两种场合都表达了这种观点。他正确指出，在对特定历史时期的研究中，马克思并没有运用生产力决定论，因此，他认为马克思不可能真正持有这样一种理论。罗森堡再次假设，马克思不可能是自相矛盾的，我们这里的论点也变成只是在马克思明确表述的一般性观点同他的一些特定历史分析中所暗含的认识之间的矛盾。[279]类似地，罗森堡宣称，《共产党宣言》“明确驳斥”了将马克思解释为生产力决定论者的观点，因为它对资本主义兴起的解释不是以生产力的增长为前提，而是作为对不断扩大的市场和赢利机会的反应，这些都是与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相联系的。[280]即使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兴起的解释是充分的（对此存在争议），但它再次表现出，这种解释与生产力决定论不相一致，因此马克思不可能是生产力决定论者，因为他不可能自相矛盾。马克思也许拥有独一无二的能力，即从未自相矛盾过，直到我们证明将此作为隐含的假设支撑我们对他做出解释是不明智的时候。
即使如此，一种以财富增长为前提对历史做出的解释为什么就同生产力决定论不相一致，绝非是明白易懂的，财富增长是由贸易增长、劳动分工和资本积累造成的。无疑，亚当·斯密和考茨基都是生产力决定论者，但他们都努力将这两种解释结合在一起。[281]那些相信《共产党宣言》对生产力决定论进行了坚决的驳斥的人，也许应该反思一下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的如下论述：
资产阶级赖以形成的生产资料和手段，是在封建社会里造成的。在这些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封建社会的生产和交换在其中进行的关系，封建的农业和工场手工业组织，一句话，封建的所有制关系，就不再适应已经发展的生产力了。这种关系已经在阻碍生产而不是促进生产了。它变成了束缚生产的桎梏。它必须被炸毁，它已经被炸毁了。[282]
《共产党宣言》论证，伴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增长，以及它们对阻滞其发展的所有制关系反抗的增加，类似的变化也会在资本主义社会发生。[283]最后，罗森堡论证，当马克思指出“动物遗骸的结构对于认识已经绝迹的动物的机体有重要意义，劳动资料的遗骸对于判断已经消亡的社会经济形态也有同样重要的意义”[284]时，这只是表明，劳动工具是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关系的表征。正如温度计只是显示但不决定温度的高低一样，技术也只是表现但不决定社会关系的发展水平。[285]类似地，在从某些方面看是非常优秀的著作《马克思与无产阶级》中，麦卡锡论证，“马克思似乎不可能持有这种观点，即技术决定生产的社会关系”。尽管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是“不明确和不严密的”，但他似乎只是认为，生产力是生产关系性质的表现。[286]对罗森堡和麦卡锡对这段话的解释，有两种反对意见：
（a）尽管马克思指出，劳动工具是社会关系的表征，但他同时也强调，他想到的那些工具是生产的“骨骼和肌肉”，即赋予某个物种以独特结构的要素。
（b）更重要的是，尽管马克思指出，劳动工具是社会关系的表征，但他并未指出，它们仅仅只是表征。他既未肯定，也未否定它们的决定性作用。因此，马克思是否持有生产力是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决定性因素的观点，只能从其他段落中求得证明。
在本章中，我们最后一次对马克思做冗长的引述以支持这种观点，即根据他经过深思熟虑的明确论述，对马克思做生产力决定论式的解读是非常合理的。这段话不是来自引起巨大争议的文本，而是来自1849年的《新莱茵报》，它是马克思在1847年所做演讲中的一段话，马克思在其中表述了对布鲁塞尔德国工人协会的看法：
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影响自然界，而且也相互影响。他们只有以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动和相互交换其活动，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有生产。
生产者相互发生的这些社会关系，他们借以相互交换其活动和参与全部生产活动的条件，当然依照生产资料的性质而有所不同。随着新作战工具即射击火器的发明，军队的整个内部组织就必然改变了，各个人借以组成军队并能作为军队行动的那些关系就改变了，各个军队相互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
因此，各个人借以进行生产的社会关系，即社会生产关系，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和改变的。生产关系总和起来就构成所谓社会关系，构成所谓社会，并且是构成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古典古代社会、封建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都是这样的生产关系的总和，而其中每一个生产关系的总和同时又标志着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特殊阶段。[287]
生产力在不断发展，这些生产力决定着社会关系的性质，社会关系将随着生产力的进步而发生变革，这些都是这段话中明确予以肯定的内容，即生产力决定论的内容，它也是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和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反复重申的内容。不难揭示，马克思是一位生产力决定论者，但问题在于揭示，除此之外他还是什么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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