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力决定论论证：
（a）社会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发展产生着有利影响。
（b）社会生产关系具有某种特定形式，因为这种形式在特定时期适合于生产力的发展。
（c）尽管不可能确定其中的机制，通过这种机制，生产力能够导致特定生产关系的产生；但经验证据表明，这种机制确实存在。
第七章回应如下：
（a）社会生产关系并不必然对生产力的发展产生有利影响。相反，它们经常导致社会生产力的停滞，甚至下降。
（b）在这种背景下，功能解释的有效性不再构成问题。既然社会生产关系无法功能性地满足生产力的要求，因此它们也不可能通过这样的功能作用来加以解释。
（c）无法举出经验证据证明存在着某种机制，通过这种机制，社会生产力能够导致发挥有利功能的生产关系的产生。既然生产关系并不必然发挥有利于生产力的功能，因此也就不可能提供这样的证据。
换句话说，我们之所以拒绝接受生产力决定论，并不是因为它以功能解释为前提，而是因为在某些限定条件下，它无法满足使功能解释有效的各项要求。
因此，出于逻辑和经验的原因，第七章拒绝接受生产力决定论。第八章将论证，马克思本人提供了一种替代性的历史理论，它不是以下述论断为前提的，即生产力创造特定的社会关系，而是以下述前提为出发点，即生产本身就是社会活动的一种形式。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问题，马克思提出的解释，以及最近有关这一问题的争论，说明了这种替代性方法的本质所在，并进一步表明了生产力决定论在解释上是多余的。这种替代性方法拒绝接受某种历史“哲学”，这种历史哲学将马克思主义视为针对各种问题的答案。确切地说，马克思主义只是提供了一些观念，这些观念使我们能够去提出一些特定的历史问题。这种替代性方法所依赖的不是从生产力决定论的公理中推导出各种结论，而是以经验研究为前提，解释社会演进的不同历史路径。这种替代性方法不是对马克思的“更为正确”的解读，而是对历史变迁研究的更为有益的指导。
在撰写《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马克思并未做出努力以对他的历史理论进行更为详尽的阐释。因此，他并未尝试证明他的生产力决定论是正确的，或针对可能的反对意见为它做辩护。马克思将他的理论视为是“明显不证自明的”，所以为他的主张做辩护的任务就留给了现代研究者。[363]正是在G.A.科恩的著作中，生产力决定论以其最精细的形式出现，并获得令人印象深刻的辩护。科恩认为，可以用两个“功能性”命题来界定历史唯物主义：
（a）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解释了社会生产关系的性质；
（b）社会生产关系的性质依次又决定了社会“上层建筑”（例如政治制度、法律法规等等）的性质。[364]
诸如埃尔斯特和吉登斯等学者论证，一般而言，功能解释在社会科学中是无效的。[365]如果这种论断确切的话，我们能够立即否定生产力决定论，因为它以功能解释为前提。但事实上，我们不可能立即否定功能解释，因为在某些情况下，它能够被合理地运用于社会科学的研究。不过，第七章将论证，生产力决定论并不在这种合理的应用范围之内。
生产力决定论假设，社会生产关系是由于生产力的功能要求而产生的。这就产生两个问题：
（a）生产关系会对生产力发生影响吗？（这个问题必须根据历史事实来回答）
（b）如果生产关系确实会对生产力产生影响，那么这能够解释生产关系的性质吗？
第七章将论证，社会生产关系并不必然对生产力产生影响。因此，问题（b）是多余的。换句话说，对生产力决定论的关键反对意见并不在于它是某种形式的功能解释，而在于这种理论并未揭示出生产关系从一开始就能对生产力产生影响。这不是逻辑上的失败，而是历史证据上的失败。
什么是功能解释？在何种意义上说，生产力决定论是某种形式的功能解释？从本质上看，功能解释在社会科学中是无效的吗？在功能解释中，特定形式的社会行为是根据该行为所造成的结果来加以解释的，这些结果有益于现存社会组织的存在和发展。功能解释的经典实例是霍皮人（Hopi）所跳的祈雨舞。霍皮部落的印第安人定期聚集在一起跳全部落的祈雨舞。这种舞蹈的“明显”功能似乎是一种纯粹的迷信，一种非理性的行为方式，因为祈雨舞并不会（我们相信它不会）产生它试图要达到的结果。只有当我们注意到祈雨舞的“潜在”功能时，其功能是加强这个居住分散部落的社会凝聚力，我们才能够真正去评估它的意义和解释它存在的原因。因此，一种社会制度（祈雨舞）是根据它的有益结果（社会凝聚力）来加以解释的。[366]
功能解释是如何与生产力决定论联系在一起的呢？科恩论证，一般而言，社会生产力解释了生产关系的性质，生产关系依次又决定了社会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性质。然而，科恩同时也意识到，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发展产生着重要影响，政治的上层建筑也能够影响阶级关系。[367]那么，科恩为什么不接受一种生产力、阶级关系和上层建筑彼此之间相互作用的理论呢？为什么继续强调生产力的首要性呢？科恩的回答是，社会生产关系的性质和它们对生产力的影响从功能上看是由生产力的要求加以解释的。他由此继续坚持生产力的首要性地位，而同时承认社会形态各个层面之间的相互作用。他强调，只有以这种方式，历史唯物主义那些明显矛盾的论断才能变得“彼此一致”起来——历史唯物主义内部存在矛盾，这似乎是根本无法想象的情况。[368]因此，从功能上看，生产关系由生产力的要求加以解释，“由于最重要的是不使文明的果实——已经获得的生产力被剥夺，所以必须粉碎生产力在其中产生的那些传统形式”[369]。正是因为生产关系“应该”对生产力发挥功能性作用，所以当它们变为生产力进一步增长的桎梏时，必须将它们抛弃。
应该强调指出，认为一种制度或行为方式具有某种功能，并没有必然解释那种制度或行为为什么会产生。例如，官僚制度内部的斗争会产生抑制它们僵化的结果，而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这种斗争之所以存在是为了带来这种有益的结果。在这个例子中，有益结果只是这种斗争的一种意料之外的副产品。科恩仅仅是论证，在某些情况下，功能属性（即有益结果）也许解释了产生那种结果的制度或行为。其次，应该强调指出，科恩并不是在论证一个稍后发生的事件能够解释一个稍早发生的事件。霍皮人的祈雨舞并不是由它随后产生的结果（社会凝聚力）来解释的，即它发生的倾向是由它产生某种结果的倾向来加以解释的。[370]
既然并不是所有功能属性都具有解释力，所以最直接的问题就是将那些具有解释力的功能属性区分出来。功能主义者和他们的批判者都同意，一种功能解释要是有效的，必须存在某种形式的“反馈”机制，通过这种机制的作用，某种会产生有益结果“f”的倾向将保证“e”的存在，即产生“f”的行为、制度或机构的存在。[371]例如，长颈鹿之所以有长脖子，也许可以根据它能给长颈鹿带来的有益结果来加以解释，长脖子之所以能给长颈鹿带来有益结果是因为长颈鹿以合欢树（acacia）的树叶为食物。在这个例子中，将有益结果和器官发育特点联系在一起的机制是达尔文的进化论，即偶然变异解释了长脖子形成的可能性，而自然选择解释了处于有利地位的长颈鹿获得生存和繁衍。在生物学中，我们不必在每个事例中都具体说明在其中起作用的“反馈机制”，因为有关偶然变异/自然选择的一般理论提供了这样一种普遍发挥作用的机制。[372]
社会科学家（包括历史学家）面临的问题是，他们没有与生物学相对应的一般形式的功能解释。对那些希望以功能形式解释社会制度的人而言，这种缺失无疑构成其潜在的劣势。例如，波兰的马克思主义者茨托姆卡曾论证，仅仅表明“x”有益于“y”，并不是在用那些有益结果来解释“x”的存在。“对一种系统所倾向的状态或功能要求做出说明的最精确的决定论也是无用的，除非人们能够确定使这些状态得以实现和使这些要求得以满足的实际发挥作用的机制。”然而，尽管相信功能解释对社会科学是至关重要的，但茨托姆卡也必须承认，他提出的四种机制——他认为也许可以充当解释的机制，没有一种是“完全充分的或令人满意的”。[373]埃尔斯特也强调了确定在其中发挥作用的因果机制的重要性，一旦确定了这种机制，就使人们能够不仅宣称社会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增长发挥着作用（本身是一个矛盾命题），而且还可以宣称，这些关系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们被设计用来满足生产力的要求。[374]
埃尔斯特举了一个功能解释确实在社会科学中发挥作用的例子，即芝加哥学派（the Chicago）对市场的分析。这些经济学家认为，一种经济行为——诸如引入规模经济——之所以为人们所仿效，可以根据它能够在未来产生有益结果（例如较高的利润）来加以解释，这是功能解释的一个经典事例。在这种解释模式中，并不是简单地假设确实存在着反馈机制，因为我们的确能够看到某些有益的结果。有学者将其中的机制确定为市场上的竞争和那些接受利润最大化经营策略的企业能够生存。在这个例子中，发挥作用的机制非常类似于自然选择机制，尽管没有人会假设这种机制能够整体地运用于对社会的研究。
至于这些企业为什么会接受诸如规模经济等有益的经营策略呢？可能有两种类型的答案：
（a）企业是出于“非理性”的原因才接受这些有益的经营策略。例如，公司的经理们可能是试图通过成为大企业的管理者来获得更高的社会声望。从经济方面看，他们是出于非理性的原因才接受规模经济的经营策略，尽管这些企业接受利润最大化的经营策略并非是出于经济理性，但市场倾向于鼓励它们的生存和成功发展。类似地，在自然选择中，适者生存也是在没有任何理性指导下实现的。
（b）企业也可能是出于理性原因才接受规模经济的经营策略，即企业的经理或所有者在有意识地实施利润最大化的经营策略。那些能够进行理性思考的人将会采取成功的经营策略，由此生存下来。这是一种社会科学所独有的解释形式，因为生物学和物理学无需借助意图进行解释。[375]
埃尔斯特论证，要使功能解释有效，必须确定其中的机制，它将有益的结果与发挥作用的事件或制度联系在一起。不像在生物学中那样，这种机制在社会科学中不可能被视为是想当然的，因此在每个特定事例中都必须明确地加以确定。他相信，在社会科学中，对功能解释的合法应用只有当这些解释：
（a）援引了类似“自然选择”式的机制，正如芝加哥学派在对市场的解释模式中所做的那样；或
（b）援引了人们的意图。[376]
对埃尔斯特的观点可能有两种反对意见。一种反对意见是由诸如斯廷施孔布和范帕里斯等学者提出的，他们认为存在着这样一种发挥作用的普遍机制。另一种反对意见是由科恩提出的，他认为，如果有合理的理由说明那种机制在发挥作用，那么我们实际上无需具体指出它的存在。斯廷施孔布论证，我们能够将社会视为一种“非常有趣的马尔科夫机制（Markov machine）”。正如一个无法入睡的人会翻来覆去直至找到一个舒服的姿势安静下来一样，我们也能够将社会视为处于一种变动状态，但它趋向于平衡。非平衡状态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会产生有利于变化的压力。因此，一种僵化的官僚体制不可能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它最终会消失，让位于一种更为灵活的组织形式，这种组织形式能够应对要求变革的压力。类似地，不适合现存生产力的生产关系也将被抛弃，这是伴随着社会趋向平衡的过程而发生的。
埃尔斯特的答复是，这不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功能解释，因为它并不是根据它的有益结果，而是根据它并没有破坏稳定的结果来解释一种制度的。而且，斯廷施孔布的论述既没有解释社会生产关系的起源，也没有解释它们对生产力的增长为什么应该是最优的，但是能够用他的论点来解释特定的生产关系为什么会持续存在，即根据它们将生产力增长中的危机减少到最小化的趋势来解释。这很难算得上是一种重要的反对使用功能解释的理由，因为不构成功能障碍本身就能被说成是在对社会发挥有利作用。我们仍然有“适者生存”的原则在发挥作用，即使不是“最适者生存”的原则。埃尔斯特会做出反驳，在对整个社会的研究中，我们难道能使用马尔科夫机制吗，该机制认为事物会自动趋向平衡，因为社会变迁是复杂和迅速的。同样，我们也会提出质疑，这真的能构成一种重要的反对意见吗，因为我们感兴趣的是对特定社会制度做出功能解释，例如对霍皮人的祈雨舞或特定形式的阶级关系做出功能解释。[377]
斯廷施孔布的论证有一个非常重大的缺陷，尽管我们也许希望将社会视为一种非常有趣的马尔科夫机制，但是，这至多只是一种隐喻或类比，而隐喻是构不成解释的。例如，一个为过多人口所困扰的社会，人们能够将它视为处于一种不稳定状态，但它最终将趋向于某种新的平衡。然而，根据何种理由，我们说一个社会是人口过多呢？这个问题又会持续多久呢？它将会达到一种什么样的新平衡呢？是通过饥荒，还是通过移民来减少人口数量呢？是通过兼并相邻地区，还是通过增加农业生产率，或是通过增加粮食进口来解决问题呢？一个社会为什么会产生一些特定的问题，这些问题会持续多久，会接受什么样的解决方案？这种种问题是不可能借助隐喻来予以回答的。
范帕里斯也提供了一种机制，能够将特定社会制度与它所产生的有益结果联系在一起：即试错机制。在生产力发展的某种特定水平上，人们能够试验各种不同的生产关系。很快，他们就会认识到，哪一种形式的生产关系最适合生产力的增长，由此采用这种最优形式的生产关系，直到生产力获得充分的发展，进而要求生产关系做相应的变革。[378]读者也许会觉得这种想法很奇怪，它将阶级关系想象为一种套头衫，如果尺码错误，很容易换另一件。但从本质上看，它所表达的观点还是有效的。不过，接受这类观点，埃尔斯特应该不会有什么困难，因为它包含着人们的意识和意图。由于这是一种在逻辑上有效的解释形式，所以我们必须做的全部工作就是在经验上检验这种假设，以考察社会是否在着手以这种方式试验各种生产关系。
斯廷施孔布和范帕里斯试图提供某种机制，以确定在特定制度和它的有益结果之间的反馈关系，由此证明功能解释的有效性。科恩同意，在那些能够应用功能解释的事例中，这种机制是必然存在的。他与埃尔斯特的分歧在于，他相信，社会科学家并没有义务去确定这些机制到底是由什么组成的。当然，如果我们能够确定这种机制自然是再好不过了，但如果我们没有这样做，也不能由此就说功能解释在社会科学中的应用是不合法的。科恩用生物学的类比来说明：根据对物种的有益结果和物种对生存环境的适应，进化理论解释了生物体的结构，诸如长颈鹿的长脖子。目前，借助偶然变异、自然选择和最大限度地繁衍后代，即根据达尔文的理论，生物学家能够确定这种适应机制。然而，甚至在达尔文之前，自然科学家也有可能认识到，动物的结构确实在发挥作用，并相信动物之所以拥有这样的结构，是因为这样的结构发挥着某些功能。在达尔文之前，就器官为什么具有某些功能的问题，许多科学家都无法确定其中的机制；其他人，诸如拉马克还对这种机制做了错误的解释。尽管如此，但在接受功能解释上，这些科学家是正确的，即使他们还不可能确定支撑功能解释的机制。科恩认为，社会科学目前的发展水平类似于达尔文之前生物学的发展水平，它能够观察到许多功能性联系，诸如在社会所提供的教育类型和社会的经济需求之间的联系，但是无法确定产生这些联系的机制。[379]
也许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存在一种反馈机制，甚至当我们还无法具体确定它时也是如此。这是一种非常有影响力的观点，即使在考虑到了埃尔斯特的答复之后仍是如此。埃尔斯特回应说，我们必须想到有某种因果机制在发挥作用，以将假的相关关系（“e”发生，“f”随之发生）同真正的因果关系（“e”发生，导致“f”发生），或功能解释（“e”发生，由于它导致“f”发生的倾向）区分开来。[380]科恩的首要性命题给出的是功能判断，即特定的生产关系可以根据生产力的要求加以解释。科恩承认，对生产力如何选择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问题，他并没有好的答案。[381]从中可以推断出，首要性命题的有效性依赖于能否获得适当和充分的证据，以使我们在对其中起作用的机制做出详细阐释之前就接受它。
就对历史变迁的生产力解释而言，我们的目的是评估这种解释的有效性。我们的第一个结论是，不能因为它是功能解释就否定它的合法性，需要进一步听取它的自我辩护。因为在某些条件下，使用功能解释是合法的。因此，我们必须从功能解释是否有效这一抽象问题转向生产力决定论是否合理这一具体问题，去问：
（a）社会生产关系可以根据它对生产力的功能性作用加以解释吗？（能否将功能解释应用于这一个案的逻辑问题）
（b）社会生产关系从一开始就对生产力发挥了功能性作用吗？（能否应用功能解释的经验问题）
对这两个问题，第七章将以否定的方式做出回答，由此否定生产力首要性命题的正确性。第八章将提出对长期社会变迁的一种替代性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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