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疑，马克思本人相信，他已经发现了历史的真正基础，即物质生活的生产和由它所创造的市民社会，而这是较早期研究者所忽略的。法国和英国的研究者主要关注于政治领域，而德国的研究者甚至更加远离现实，他们只是根据“纯粹精神”来描绘历史，“把宗教幻想为历史的动力”。法国和英国的研究者（事实上，马克思指的是苏格兰的研究者）最多只是“首次尝试”为历史提供一种唯物主义的基础。[330]正如我们上文提到的，普列汉诺夫和列宁都相信马克思理论的正确性，并在马克思对社会发展根本原因的揭示上看到了他思想的伟大。然而，正是马克思本人指出，“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331]那么，马克思对自己思想具有原创性的评价，究竟是否准确呢？
“在对人们——当他们已经联合形成社会时——如何进行活动所做的每一项研究中，排在第一位的关注对象应该是他们谋求生计的方式。伴随这种方式的变化，他们的法律和政治体制也必然会发生变化。”这种认为社会学应该首先研究社会的生产基础的建议，并非是来自布哈林，而是来自罗伯逊于1777年撰写的《美洲史》。[332]在1777年之前，相信人类历史是由谋求生计的不同方式依次更替的信念——依次经过狩猎、放牧、农业和商业四个阶段——是“启蒙运动时期社会思想的组成部分……很少有历史学家和社会思想家不受它的影响”。[333]罗纳德·米克对18世纪这些法国和苏格兰思想家的研究令人振奋，对所有那些相信生产力决定论是马克思的创新性研究成果的人而言，它应该作为必读性材料，因为到1780年，“四阶段理论”已经成为一种有关历史发展的逻辑体系的完整理论，而且被视为是对过去社会进行研究的重要指导性原则。例如，在有关法学的系列讲座（1762—1763年）中，亚当·斯密力图在这四个经济发展阶段的框架下考察所有权的起源和历史。斯密根据人口的压力来解释社会的演进，因为人口的增长造成了对新资源的需求。每个发展阶段都产生了与之相应的所有权关系、法律和政府类型。“根据对事物的某种观点，艺术、科学、法律、知识，甚至德行本身全都与这样一种东西相适应，即为人们提供肉、酒、服饰和住宿的活动。”[334]约翰·米勒在《等级的起源》（写于1771年）一书中对这种理论进行了熟练和全面的应用，该书用四种谋求生计的模式解释了生活方式、社会不平等及家庭和政府内部各种关系的演进。[335]
马克思不可能不知道这些理论，因为古典政治经济学就是从四阶段理论演化而来的，它是要对人们目前所处的第四个阶段的运行方式予以详细说明。[336]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写于1776年）对他那个时代的经济做了说明，他正是将四阶段理论作为其研究背景的。斯密区分出狩猎者的社会（“社会发展的最低级和最原始状态”）、放牧者的社会（“社会发展的较为进步的状态”）、农耕者的社会（“社会发展的更为进步的状态”），最后是制造业和劳动分工获得显著发展的社会。每个社会都有它自身的战争类型和军队规模；每个社会都有不同的司法形式，它取决于所有权关系的不同发展阶段；每个社会都有相应的和不同的社会不平等和政治依附形式。在用于商业、教育和维护君主尊严的支出方面，这四个阶段中的每一个阶段也都是不同的。[337]到1844年，马克思肯定已经非常熟悉斯密的著作，这无疑是在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前。
到1844年，马克思肯定也已经非常熟悉马尔萨斯的著作，后者同样接受了四阶段理论，而且揭示出每个阶段由于经济资源的不同，能够供养的人口数量也是不同的。例如，在最低级的狩猎—采集社会，人口必然是稀疏分布的。尽管如此，他同时论证，在社会发展的这四个阶段中，人口增长都表现出相同的趋势，即超出社会所能供给的生活资料水平的趋势，并借助相同的控制手段以保持需求和供给的平衡。[338]由此可见，马克思强调生活资料生产的根本重要性，这不大可能被说成是他对历史理论的独创性贡献。因此，诸如《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至多只能算是将法国和苏格兰启蒙思想家所主张的唯物主义发展到了极致。[339]
不仅在赋予物质生产以首要性方面，这些研究者影响了马克思，而且，他们提出的一般性历史和社会假设，也在19世纪40年代对马克思生产力决定论的形成产生影响。像马克思一样，斯密等研究者也假设，“人是能动的，具有改善物质生活条件的内在倾向”，“人有改善他生存状况的倾向和能力，通过这种倾向和能力的发挥，他能够从一种进步水平发展到另一种进步水平”。社会发展的编年史可以根据这种改善自身能力的发展程度来加以编撰。这样一种理论将使历史学家能够观察到真正的人类历史，并且“深入到事件的表象背后，而庸俗的历史学家只会专注于表象的细枝末节”。最后，就像马克思认为的那样，生活资料的生产方式是社会和政治组织的，以及道德、行为方式和思想观念的本质性基础。[340]
马克思受到18世纪唯物主义的影响，不仅是通过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这种研究开始于1843年秋——获得的，而且也是通过研究圣西门获得的，后者是他非常尊敬的人。[341]圣西门本人也表达了对诸如罗伯逊和弗格森（Ferguson）等苏格兰启蒙思想家的敬佩，他们正是基于四阶段理论对市民社会做出研究的。圣西门将他们的研究视为是撰写一部有关人类发展的真正历史的开端，这种历史将深入到政治、宗教和军事史实的表象背后。[342]对圣西门而言，社会就是一个工厂，而“人”本质上就是一种工作动物，不停地进行生产和消费。[343]以“工业社会”的产生这一根本性趋势为基础，中世纪和现代欧洲的历史表现出一种连续性，而工业社会又是以科学知识和工业进步为基础的。这种社会已经取代了较早期的教会—封建社会，后者是以神学和低水平的生产力为基础的，它是通过征服，而不是通过贸易和制造业聚敛财富的。中世纪自治城镇的兴起、宗教改革运动，以及英国、法国和美国的革命仅仅是这种历史的几个片断，是迄今尚未完成的那种发展的组成部分。[344]
圣西门继承了18世纪的信念，即相信人类历史在本质上是进步的，它最明显地表现在四阶段理论中。从中可以推断出，社会制度将在某些时候与社会需求相适应，而在其他时候会变得不一致：“直到15世纪，世俗权力仍然掌握在贵族手中，这是有益的，因为在那时，贵族是最有能力的实业家。他们指导农业生产，而那时农业是唯一重要的实业。”[345]马克思如下论断的思想来源是非常明显的，即“那些使一定的生产力能够得到利用的条件，是社会的一定阶级实行统治的条件”[346]。圣西门指出，社会最终将完全抛弃封建制度的残余，“工业家”，即勤奋工作、爱好和平并有益于生产发展的社会阶级将掌握政治权力。[347]因此，在将生产描述为社会组织的主要目标方面，在认为社会毁灭自身的萌芽就存在于那些将使社会组织形式变得多余的力量的产生和发展方面，圣西门对马克思的生产力决定论产生了重要影响。[348]但这并不是说在两位思想家之间不存在本质的区别。马克思当然不会接受圣西门的下述观点，即强调知识的增长是经济变迁的决定性因素，或认为每种社会制度都是应用某种特定哲学体系的结果。[349]尽管如此，但圣西门的影响却是真实存在的。人们过多关注于德国古典哲学对马克思的影响，大大超出了它所应受关注的程度。对那些希望寻找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根源的人而言，他们至少应该在同等程度上去关注“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社会主义，而不仅仅是关注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对马克思的影响。
到1845年底，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始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时，他们已经在思想上为接受生产力决定论做好了准备。受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影响，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写于1843年）中论证（正如马克思后来所提出的），“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350]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果体现在他1844年完成的《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在书中马克思接受了经济学家的下述观点，即“人”在本质上是生产者和消费者，劳动成为他思想的中心范畴。对马克思（正如对黑格尔和政治经济学家一样）而言，劳动是最重要的人类活动形式，生产是人借以创造其本质的手段。正是自由的生产活动将“人”和动物区别开来。生产对人而言的中心地位构成了马克思对异化做出批判的基础。由于强制性、劳动分工和非人的劳动条件，工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遭受异化，致使一种本来由“人”创造的制度却变成人的统治者。[351]然而，尽管这些著作已经表现出唯物主义的倾向，并且强调生产的重要性，但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或《经济学哲学手稿》都还不是阐发生产力决定论的文本。马克思揭示出，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基础，但他并没有进一步指出，市民社会依次又是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相适应的。1844年手稿对生产，尤其是生产中的异化多有论及，但无论在这里，还是在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写于1844年）中，都未能将生产力描述为社会的基础或历史变迁的动力。
在第一次游历英国期间（从1842年11月到1844年8月），恩格斯写作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五十年后，恩格斯回忆了这次游历对他所产生的影响：“我在曼彻斯特时异常清晰地观察到，迄今为止在历史著作中根本不起作用或者只起极小作用的经济事实，至少在现代世界中是一个决定性的历史力量。”这些经济事实形成了现代阶级对立所由产生的基础；这些阶级对立，在它们因大工业而得到充分发展的国家里是政党形成的基础，因而也是全部政治历史的基础。[352]在1844年3月，恩格斯宣称，尽管未受到欧洲大陆一个世纪革命的影响，但英国却经历了一场真正的社会革命，它发生的变革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大。到9月，他再次指出，英国工业的迅速增长是一场革命，它构成“现代英国各种关系的基础，是整个社会运动的动力”。这场工业革命最重要的结果就是无产阶级的产生，首先是在城镇，接着是在乡村，它是伴随着小农场主被租佃农场主驱赶离开土地而产生的，这些租地农场主雇佣挣工资的劳动力从事生产。这场社会革命不仅创造了无产阶级，而且增加了英国资产阶级的财富和影响力。[353]
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恩格斯对这些思想进行了整理，该书是他在1844年回到德国后写作的。在书中，恩格斯重复了他过去的认识，即英国无产阶级是在18世纪后半期发生的工业革命的产物。接着，继珍妮纺纱机引入后，农业也被纳入这一进程，农村无产阶级由此形成。单单就是这样一种很不完善的机器甚至就能改变下层阶级的社会状况，更别提一种相互依赖，并且配合默契的机器系统所造成的变化。在对工厂生产兴起的探讨中，恩格斯认为，“小工业创造了资产阶级，大工业创造了工人阶级，并把资产阶级队伍中的少数选民拥上宝座，……但时机到来时，无产阶级将看到，他们要推翻现存的社会秩序是多么容易”。这场工业革命“引起了市民社会中的全面变革”，这场革命的“主要结果”就是无产阶级的产生。[354]在这种意义上，恩格斯的著作是他19世纪40年代在曼彻斯特生活的产物，而曼彻斯特是新工业资本主义发展的中心，伴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阶级的极化和社会冲突的加剧也随之发生。[355]
对恩格斯在英国生活经历所获得的认识的第一次表述是在与马克思合写的《神圣家族》中，它是和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在同一时期撰写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写道，“批判的批判者”在考察“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时忽略了历史运动：“难道批判的批判以为，它不去认识某一历史时期的工业和生活本身的直接生产方式，它就能真正地认识这个历史时期吗。”[356]不过，正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写于1845年11月到1846年8月）中，“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第一次得到了比较系统的阐述”。[357]1844年的手稿援引了一种有关人本质属性的哲学观念，即从事生活活动的人是一种自主的、自由的和创造性的生产者，以此论证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同自身和自然界的关系都被异化，被外化。[358]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这种将“人”视为生产者的非常抽象的观念，在下述判断中具有了一种经验意义，即历史在生产力的增长和形成相应的生产关系中产生了一种连贯性。《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有关生产力在决定社会关系（或交往形式，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那时对它们的称谓）上的作用的判断，仅仅是来自对恩格斯直接经验的概括，即他有关技术变革对社会影响的直接经验，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对此做了勾勒。《德意志意识形态》甚至重复了恩格斯较早期的判断，即大工业生产创造了无产阶级。[359]
罗森堡等人希望否定马克思是一位生产力决定论者，他们宣称，马克思认为阶级斗争才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但他们必须面对一个令他们尴尬的事实，即马克思本人否定了这种对他成就的解释。在1852年写给魏德迈（Weydemeyer）的信中，马克思指出，他配不上如此的荣誉，即作为现代社会中存在阶级或阶级斗争发现者的荣誉，因为这已经由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所发现。马克思宣称他只是发现，“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360]尽管马克思就这一发现要求获得荣誉，但恩格斯至少有同样的权利要求获得荣誉。由此，生产力决定论能够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出现，长期发挥影响，但它首次被提出是在恩格斯，而不是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361]恩格斯持有的经验主义信念，即“要知道布丁的味道，最好自己品尝”，被归咎于他在曼彻斯特的经历。那么，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下述信念而言，即社会的生产关系是由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的，该城市肯定也要负责任。[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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