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随后对马克思做出解释的人而言，生产力决定论之所以能够取得支配地位，有两种主要原因。第一，马克思本人并未对他的历史方法或理论做出详细的界说。在那些马克思确实明确做了一般性论述的地方，它们通常都是生产力决定论性质的。第二和第三国际的理论家在马克思那些警句式的话语中（诸如，“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等等）找到了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钥匙。[291]首先，正是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在这里有意识地提出了其研究的“指导性原则”——强化了人们对马克思做生产力决定论式的解读。随后的马克思主义者发现很容易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拣选出一些相关的明确论述，例如社会的生产关系与它的生产力相适应；一旦这些生产关系与不断增长的生产力的要求相抵触，它们将必然被抛弃。[292]直到今天，对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研究仍然经常忽略马克思实际著书立说的历史，而倾向于将《〈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论述做出推而广之的理解。[293]
第二，根据马克思的明确论述，对马克思做生产力决定论式的解读不仅是合法的，而且也非常适合于第二国际的政治实践。对这一代的马克思主义者而言，资本主义的灭亡和社会主义的降临都同样是不可避免的。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在同一年出版。他们各自的命题被很好地统一在考茨基的著作中，他论证，正如生物的进化是不可避免的一样，因为物种要么灭绝，要么适应它们生存环境的变化；资本主义，像封建社会一样，也注定会灭亡，这并不是由于道德家的谴责，而是由于社会发展本身。[294]因此，第二国际从马克思那里选择接受了一种经济决定论，其中政治发展被视为是经济变迁的表现，而经济变迁依次又是以生产力的增长为前提。[295]葛兰西将这种必然主义和“机械决定论”视为某种形式的慰藉，即在人们失败时能够给予他们的：“我只是暂时的失败，从长期看，历史发展的趋势是对我有利的。”不过，考茨基认为，必然主义并不是失败者的救命稻草，更确切地说，它是源自对工人运动持续发展产生的信心。[296]正是这种对工人阶级社会影响力将不断增加的信念，与第二国际理论家的生产力决定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在许多方面，第三国际的政治实践都代表了与第二国际的一种彻底决裂。对于资本主义自身的发展确保社会主义在未来必然胜利的信念，可能会导致政治实践中的消极被动，这是葛兰西所承认的。布尔什维克党用政治的主动性和首要性替代了经济的首要性和政治上的消极被动倾向。正是出于这种原因，葛兰西将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革命欢呼为“反对资本的革命”。第二国际对马克思主义所做的“机械式”的理解，未能使社会主义运动为应对即将到来的政治危机做好准备，这导致第二国际在1914年的解体。而布尔什维克党对马克思主义做了“唯意志论式”的理解，强行推进历史变革的步伐，结果导致了专政、官僚制度和警察控制，正如考茨基所警告过的那样。[297]
然而，尽管布尔什维克党的政治实践暗示了一种非常不同的马克思主义观，即不同于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所理解的那种马克思主义观，但这种变化并未带来任何历史理论上的创新。在俄国革命过程中，列宁也许会拒绝普列汉诺夫的政治立场，但他继续将普列汉诺夫——一位主要的生产力决定论者——推荐给年轻的共产党员们，“因为世界各地有关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没有比他的更好的”[298]。确实，第二和第三国际理论家的著作进一步证明，政治立场不可能简单地从理论立场中推导出来。普列汉诺夫和考茨基拒绝承认由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合法性；在孤立的国际背景下如何推进革命的方式问题上，布哈林、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也存在分歧。但是，他们都统一于一种观念上面，即将历史唯物主义理解为某种形式的生产力决定论的观念。
普列汉诺夫和考茨基
俄国马克思主义者G.V.普列汉诺夫对生产力决定论做了最系统的阐述。确实，对普列汉诺夫而言，承认生产力对社会所起的首要性作用是马克思伟大之处的最明显表现，而且他回答了令早期思想家陷入困惑的社会进化之谜。18世纪法国的唯物主义者（诸如爱尔维修、霍尔巴赫）认识到，“人性”并非永恒不变，而是随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不过，他们认为这种环境是由社会“舆论”支配的。普列汉诺夫论证，作为结果，他们既不能解释社会环境的变化，也无法解释“舆论”的变化。类似地，在根据社会阶级冲突解释政治事件（诸如英国和法国革命）上，法国复辟时期的历史学家（基佐、梯叶里、米涅）要早于马克思，其中社会阶级以特定的所有权关系为基础。但他们却无法解释所有权关系产生和变化的根源，而只能求助于“人性”观念，这种缺陷也是圣西门和乌托邦社会主义者们所共有的。普列汉诺夫认为，马克思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对德国唯心主义者所取得的进步进行了综合，在于他强调人类历史中存在着冲突和变迁，在于他强调这种变迁的物质根源，而这些都是早期的思想家所无法理解的。[299]
普列汉诺夫的目标是反驳民粹派（Narodnik）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民粹派将历史唯物主义解释为一种有关历史的“要素”理论，其中经济仅仅是历史发展中诸多要素的一种——即使是最重要的那种。对普列汉诺夫而言，这些“要素”是抽象的结果，它歪曲了实际社会历史运动的复杂性。人类只有一种单一的和不可分割的历史，即它自身社会关系发展的历史，这种历史“是由每个特定时期生产力发展的状况决定的”。[300]马克思的成就是揭示出，所有权关系不可能由“人性”加以解释，历史变迁也不是绝对精神的展开，如黑格尔所认为的那样。相反，“社会历史过程的主要原因是生产力的发展”。[301]
“人”在本质上是一种“制造工具的动物”的思想，是普列汉诺夫对历史唯物主义做出解释的中心所在。他甚至宣称，马克思历史理论的全部精髓就包括在马克思的这句话中，“在改造外部世界的同时，人改变他自身的本性”[302]。换句话说，人类的发展就在于劳动工具，也即“人造器官”的不断完善。普列汉诺夫从这种发展中推演出了人类社会的全部历史。生产力决定每个社会的生活方式。澳洲野蛮人的全部生活依赖于他们打猎时所使用的回旋飞镖：“如果野蛮人变成土地耕作者的话，那他的全部习惯、思维方式和‘本性’都将会改变。”根据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我们能够预测相应的阶级关系；根据生产力的增长，我们能够解释特定所有权关系的兴衰。根据生产力的发展，我们能够解释家庭的发展史、私人所有权的演化、国家的出现，以及特定习惯、观念和政治理论的产生，甚至国家之间关系的特性和它们之间战争的形式。[303]
不过，普列汉诺夫意识到，人们完全有可能对他的生产力决定论提出同样类型的反对意见，就像他自己对马克思以前的社会理论家提出的反对意见一样，即如果我们根据生产力的发展来解释社会和政治的变迁，那么又根据什么来解释生产力的这种发展呢？像马克思一样，普列汉诺夫简单地假设，生产力具有内在的发展倾向，即使在某些社会条件下，这种发展是以“极慢的速度”实现的。他更关注的问题是，生产的发展为什么会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上存在着非常大的不平衡。普列汉诺夫并不认为能够根据种族的不同来解释这种差别，因为制造工具的能力在人类历史和各个“种族”中都是普遍存在的。[304]马克思已经提出了这个问题，并给出了答案：“不同的公社在各自的自然环境中，找到不同的生产资料和不同的生活资料。”[305]这里关键的变量不是种族，而是地理环境，因为正是地理环境“使人类的各个种族不能在同等程度上实际利用他们的‘创造’能力”。通过对生产力增长施加的决定性影响，地理环境因而会对社会发展施加“决定性”的影响。所以，那些缺乏适合开采矿物的地区不可能通过独立发展走出石器时代，美洲印第安人的发展就受到缺乏适合驯养的动物的局限。[306]
但是，以“地理环境决定论”这一异端邪说为由来谴责普列汉诺夫是错误的。[307]第一，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提出了非常相似的观点。[308]第二，普列汉诺夫清楚地了解伏尔泰对孟德斯鸠所主张的地理环境决定论的批判。伏尔泰指出，许多非常不同的社会制度却能够存在于同样的地理条件下。普列汉诺夫自己也指出，凯撒时代的英国社会非常不同于他自己生活时代的英国社会，即使英国的地理环境在这两个时期是非常相同的。因此，对现代研究者而言，基于如下理由来反对普列汉诺夫对地理环境的强调，即以东欧在同样的地理环境基础上形成了四种不同的社会制度为理由，是不合适的；普列汉诺夫本人已经提出了这样的论点。[309]普列汉诺夫并不认为，相对不变的地理环境能够解释变化速度更快的社会演进。确切地说，普列汉诺夫并非援引地理环境来解释生产发展在不同地区出现的不同道路和不同速度。地理环境只是赋予了发展生产力的可能性，但有可能是这里以一种方式发展、那里以另一种方式发展，这里发展得快些，那里发展得慢些。所以，地理环境只是在最初发挥一种动力作用，因为一旦特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已经存在，那它们就有可能决定相对不变的地理环境所能发挥的影响力的大小（正如在凯撒时代的英国和现代英国之间的差别一样）。生产力的特定发展水平不仅决定自然能发挥多大的影响力，而且也创造着特定的生产关系，生产关系有它们自身的发展规律。很明显，普列汉诺夫并未试图根据自然环境的变化来解释社会的变迁。他要努力解释的是，为什么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是不断变化的。[310]即使人们不愿意接受普列汉诺夫的观点，但似乎也没有理由给他的理论加上“地理环境决定论”的标签。
考茨基也同样坚持生产力决定论的那些为人们所熟悉的原则，但他同时将该理论体系化，并对理论的一些细节予以精炼。因此，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相适应；生产力具有内在的发展倾向，对此生产关系至多只能是暂时迟滞它的发展；私人所有权伴随着生产力和劳动分工的发展而产生；劳动分工导致不同社会阶级的形成。[311]与马克思和普列汉诺夫一样，考茨基的生产力决定论也是以将人类的本质特征界定为一种类的属性为前提的。人类不是根据生产加以界定的，因为鸟也“生产”巢穴；甚至也不是根据使用工具加以界定的，因为动物也能使用树枝和石头作为保护自己或砸开坚果的“工具”。不过，尽管动物能够找到和利用自然存在的工具，但人类却能够创造工具，用它们来生产产品，甚至用这些工具制造其他工具。不像动物的四肢，这些工具能够迅速加以改进，以致人类迈向一个新王国的道路被打开了，该王国的发展以生产力的增长为基础。[312]
普列汉诺夫发展了生产力决定论，并以此来驳斥某些人的论断。这些人宣称，马克思主义将人类真实历史的复杂性简化为对经济因素的被动反映。考茨基也希望强调人类社会组织的复杂性，但在这样做时，他常常会暗中违背他所阐释的生产力决定论。承认多种因素在历史因果关系中的作用常常会威胁到考茨基理论阐释的主导性逻辑，它以生产力的首要性为前提。在《伦理与唯物主义历史观》中，考茨基先是告诉我们，“每个社会都是由它掌握的工具制造技术所塑造的”。但他接着告诉我们，这并不意味着社会结构能够从生产的技术条件中推导出来，因为许多不同的社会在使用同样的工具。例如，与小农经济相对应的可能是亚细亚生产方式，那里需要中央政府来组织灌溉设施的建设；也可能是封建生产方式，那里受到游牧部落的威胁；还可能是奴隶生产方式，它在靠近海岸的地带，从事商业贸易，形成城市经济，在适于放牧的丘陵地带，形成农业经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研究并不必非得从生产力出发，但必须重视对地理和历史条件的研究。[313]当考茨基（像普列汉诺夫一样）提到，尽管社会生产关系是由特定生产力造成的，但这些关系反过来又影响生产力的发展，而且在有它们自身的发展规律[314]时，生产力的决定作用被大大弱化。正如麦克默特里所宣称的，如果技术是“马克思的上帝”的话，那么在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那里，技术有成为牛顿式的第一推动力，推动整个体系运转的危险。但在这样做时，它也创造出了有其自身运动规律的社会制度。当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承认社会变迁的复杂性，承认地理环境、社会和技术的相互作用时，他们也就与他们自己所做的明确论断和主导性假设产生了矛盾。
布哈林和斯大林
布哈林认为，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曲解了马克思的真正意图，这种曲解导致社会民主党在1914年的背叛和工人阶级表现出爱国倾向。尽管如此，但他的《历史唯物主义》（写于1921年）——是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科书或入门书籍而写作的——却非常乐于向人们推荐普列汉诺夫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著作，而且概括地介绍了生产力决定论的内容，这种介绍并没有对该理论的系统阐释，即由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所做过的系统阐释提供什么新的东西。[315]尽管布哈林并没有说出什么新东西，但他的《历史唯物主义》还是值得扼要地加以考察。首先是因为它强调，第二和第三国际之间的政治决裂并未导致对马克思历史理论在解释上的任何根本性变化，其次是因为该著作作为一本教科书的特点，意味着有关生产力决定论的假设是以最明白易懂的形式阐述的。
布哈林对社会变迁做出解释的基础是这样的一种假设，即生产力具有内在的发展倾向。对布哈林而言，这种假设是不言而喻的，因此无需为它做辩护。从这种假设可以推断出，每当生产关系变成生产力发展的桎梏时，它们都必须加以抛弃，以使生产力能够不受阻滞地增长。[316]如果“发展”命题是被简单地假设为正确的话，那么布哈林至少试图为首要性命题做一些辩护，首要性命题是指社会生产关系同它的生产力相适应。他论证，一个社会不可能一方面拥有以机械化为基础的社会技术，另一方面却拥有以手工工具为基础的社会关系。因此，我们可以根据对社会现有技术的适应来解释经济，这个论断适用于古代世界的奴隶制，正像它适用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关系一样。[317]事实上，布哈林将他需要证明的东西视为是想当然的，即某些以手工工具为“基础”的社会关系是同机械生产不相适应的。但正如一位更老到的生产力决定论者所承认的，如果某些生产力排除了某些生产关系的存在，那么，某些生产关系也将排除某些生产力存在的可能性；如果计算机排除了实施奴隶制的可能性，那么奴隶制也排除使用计算机的可能性。就其本身而言，布哈林的论证并不是对生产力首要性的证明。[318]
因此，布哈林并未在普列汉诺夫研究的基础上有所推进。他甚至接受普列汉诺夫将地理环境作为历史变迁原初动力的观点，认为这解释了一些国家为什么走上不同的社会演进道路；但他同时承认，一种静态的地理环境不可能解释任何一个国家的历史发展，地理环境对社会的影响是由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的。布哈林研究的一个进展是预见到巴里巴尔后来所强调的一种观点，即社会生产力并不包括特定的工具，甚至不包括各种工具的总和，而是由“整个工具体系”所构成，尽管这种深刻见解被接下来的论断所削弱，即“当然某种类型的工具总是居于主导地位”。[319]非常合乎逻辑地，他以如下论断作为结论——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在过去六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都忽视了这种论断：“任何对社会的研究，对增长条件、增长形式、增长内容等的研究，都必须从分析生产力或社会的技术基础出发。”[320]
正如我们上面提到的，第二和第三国际之间的政治决裂并不是以抛弃生产力决定论为标志的。该理论的地位并未受到第三国际政治立场改变的威胁，这种立场的改变是伴随着斯大林的崛起和“社会主义的一国胜利说”的出现而完成的。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很多方面借鉴了布哈林《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例如就地理环境和人口在历史变化中的作用，斯大林提出了非常相似的观点。此时的斯大林是否会去关注人们对他剽窃行为的谴责，我们持怀疑态度。斯大林的生产力决定论以当时已为人们所熟悉的论点为基础，即生产力具有内在的发展倾向，因此必然会抛弃那些已经不再同它们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在以社会和它的生产力之间的这种对抗和矛盾关系为标志的各种社会形态中，资本主义是最后一种社会形态，但在苏联，生产关系已经和谐地适应于生产力的发展。[321]当斯大林试图确定导致历史变迁的特定生产力发展水平时，他的独创性表现得尤为明显。例如，原始共产主义与以石器为工具的时代相对应，但伴随着金属工具、农业，以及由手工业分离造成的社会劳动分工的出现，它让位于奴隶制。封建制是在金属加工技术和农业技术改进的基础上产生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与机器的出现相联系，但资本主义本身只会导致生产力的危机，由此导致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因此，生产力，尤其是劳动工具的变革“迟早会导致生产关系的相应变革和发展”。[322]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是否是生产力增长的结果，是在1938年的条件下，斯大林不可能允许去进行检验的问题。
列宁和托洛茨基
在这个时候，人们也许还能期望对斯大林做出批判的一个人就是托洛茨基，他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一直都在全面地批判斯大林的内外政策。然而，尽管托洛茨基在政治上已经与斯大林决裂，但这并不必然导致他在理论上也与生产力决定论决裂。相反，他的《我们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写于1939年）接受了斯大林在一年前写作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即“根据生产力（例如，技术的）的增长和劳动组织的发展”[323]，可以解释社会从原始共产主义，经过奴隶制、封建制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演进。这并不是说托洛茨基在抄袭他政敌的观点。因为早在1906年，他就论证，“马克思主义教导我们，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社会历史的进程”。[324]
由于对普列汉诺夫的敬重，列宁赞同生产力决定论原则，这并不会令读者感到奇怪。在他的《卡尔·马克思》（写于1918年）一书中，列宁用一段来自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长篇引文来总结历史唯物主义的内涵，而《〈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是表述生产力决定论的最重要的文本。为了使读者不再有任何怀疑，列宁强调，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历史学有两种缺陷，其中一种缺陷就是未能将社会关系体系的根源追溯到“物质生产所达到的发展水平”。生产力是社会的基础，由此可以推断出，“所有思想……都根源于物质生产力的状况”。[325]在较早期的一篇论文《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中，列宁论证，马克思用一种体系完整的理论结束了较早期对历史解释的混乱局面，这种理论表明，“由于生产力的增长，一种更高级的社会生活制度是如何从一种较低级的制度中发展而来的——例如，资本主义是如何从封建制度中发展而来”。[326]我们这里要关注的不是这样一种说法，即列宁和托洛茨基的政治实践，或他们对特定历史事态的分析与这些一般性的论断相矛盾。目前我们感兴趣的是，在明确坚持生产力决定论原则上，他们是一致的，而两个人的分歧在于他们对这种学说原创性的评价上。对列宁而言，正像对普列汉诺夫而言一样，生产力决定论原则是马克思伟大思想成就的标志。但事实上，托洛茨基更接近真理，他论证，“很明显，有关社会发展的这些基本主张已经由亚当·斯密阐发过”[327]。现在，我们必须转向去考察生产力决定论的理论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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