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被迫要在总体上对马克思的各种论断下结论，即以冷战方式予以肯定或完全抛弃时，时间已经过去很久。当有可能建构许多种有文本支持的马克思，其中一些马克思能够为另一些马克思所反驳时，决定支持或反对“马克思”是没有意义的。有主张生产力决定论的马克思和强调阶级具有首要性的马克思。有主张经济决定论的马克思和强调在“经济基础”与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之间存在辩证互动的马克思。有主张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他将人仅仅视为是经济关系的表现；同时也有将人视为是他们自己历史的剧作者和剧中人物的马克思。问这些中的哪一个是“真正的”马克思同样是无意义的。关键是要探求哪一个是最有用的马克思。

    对马克思最有益的解读是强调社会生产关系而不是生产力具有首要性。正是生产关系使我们能够在不同社会之间做出区分，它同时决定着生产力的发展速度。生产力确实对社会生产关系的性质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尤其是，它们发挥着一种“消极”的决定作用，[994]即设定了生产关系不可能存在的边界和限度：一个掌握渔猎技术社会的社会关系肯定不同于掌握微型芯片计算机技术社会的社会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生产关系应该同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相适应”，生产关系在功能上可以由生产力的需求加以解释，或由于它们具有所谓的内在发展倾向，生产力因而成为推动社会变革的原动力。对社会生产关系所采取的形式，不可能给出任何单一的、一般性的解释。

    能够合理地将历史唯物主义解读为这样一种历史哲学，即一旦我们向它提出问题，它就能够自动地给出答案；但将它视为一种历史理论会更为有用，它使我们能够提出问题和假设，而不是作为提供现成答案的工具。正是它提出的概念和问题，而不是它进行研究和证明的方式，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同其他类型的历史学区别开来。

    马克思对社会科学的主要贡献是，他根据生产关系来对不同的社会进行分类。不过，必须强调的是，不能似是而非地将这些生产关系视为社会的经济基础，因为它们还包括那些发挥生产关系功能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因素。根据它们特定的剥削或“剩余”劳动形式，马克思提出了他对社会类型的分类方法，但就我们目前的研究目标而言，此类概念必须予以抛弃，因为它们依赖的是主观性很强的道德标准。马克思历史理论的核心是一种对阶级关系进行分类的类型学。我们是否将此类关系视为“剥削”关系，对我们发挥作为“公民”的职责至关重要，但此类判断不可能作为一种具有普适性的对社会关系进行分类的基础。

    的确，更一般地看，在马克思的政治学和马克思的历史学之间做出区分是重要的。接受马克思有关历史的论述，并不必然要信奉他的革命政治学，他的革命政治学也并不是运用他的历史研究方法就会必然得出的。因此，我们很有可能今天接受马克思主义有关向资本主义过渡或清教具有社会吸引力的解释，但明天却投保守派的票。马克思社会分析的基础是他对人类解放可能性的更宏大的关注，尽管如此，但他的分析必须根据其自身价值，而不是根据他进行分析时的革命动机来做出评判。马克思建构他的社会理论最初的动力来自于他的革命政治学，但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的价值通常会遭受损失，这是由于它与政治的联系常常会将马克思的各种假设转化为信条（例如，劳动价值论）或转化为过于简单的政治宣传（例如，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995]

    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彼得·埃布尔教授问道，是否值得付出努力去理解马克思。为给我们自己所生活世纪的真正社会理论奠定基础就有如此多的研究需要去做，为什么还要去研究19世纪的思想呢？[996]对这个问题的一种回答是，不管社会理论处于什么样的发展状态，但绝大多数历史编撰仍然处于一种前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阶段上。尤其是，尽管绝大多数最能引发人们兴趣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都是关注前工业社会的，但恰恰是在历史编撰的这个领域，强调社会对政治和意识形态制约性的马克思主义却并未产生什么影响。对马克思多样的，甚至矛盾的论断进行辨析，会使历史学家提出的问题、概念和对解释形式的认识更为深刻，这将体现在他们的历史著作中。站在马克思的肩膀上，我们也许能够脱颖而出。马克思的深刻洞察力使我们能够看得更清和更远，但正是这种对马克思的辨析却是许多历史学家迄今尚未去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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