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阅读本书时不难发现，里格比的研究涵盖了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全部内容，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存在和意识，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尽管里格比教授就我们对唯物史观的传统解释，作出了较全面的批驳和颠覆性解释；尽管我们不能赞同作者对唯物史观基本概念的界定和对唯物史观基本原理所作的替代性解释，但由于以下原因，我们还是将它介绍给国内学术界，尤其是历史学界。
首先，里格比教授从有利于深化历史研究的视角对唯物史观给出积极评价，值得我们思考。里格比如此评价马克思的历史理论讲：“不管社会理论处于什么样的发展状态，但绝大多数历史编纂的状况仍然处于一种前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阶段上。尤其是，尽管绝大多数最能引发人们兴趣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都是关注前工业社会的，但恰恰是在历史编纂这一领域，强调社会对政治和意识形态制约性的马克思主义却并未产生什么影响。对马克思多样的，甚至矛盾的论断进行辨析，会使历史学家提出的问题、概念和对解释形式的认识更为深刻，这将体现在他们的历史著作中。站在马克思的肩膀上，我们也许能够脱颖而出。马克思的深刻洞察力使我们能够看得更清和更远。”（见本书边码第301页）观察当前中国史学界的研究现状，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已经成为一种形式用语，各种西方史学思潮和方法论正在取代成为史学研究的指导理论，即现时所谓的史学研究指导理论的多元化。为此，西方一些史学理论研究者对待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科学态度应能引发我们深思。
其二，史学界对唯物史观理论体系做“正本清源和与时俱进”的研究已是不能须臾搁置的大事。但这种研究首先是要熟悉经典作家的著作，特别是一些重要的著作。同时，还应基本掌握唯物史观研究的学术发展史和目前的研究现状，以确定自己的研究起点，并明示自己研究的合理性和创新性所在。回顾自从马克思和恩格斯于《德意志意识形态》正式创立唯物史观以来已历经的一百六十多年，大体经过了四代人的探究。西方马克思主义诸学者像卢卡奇、葛兰西、科尔施、哈贝马斯、阿尔都塞等人已是第三代。虽然他们更多关注于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研究批判，但都提出了自己对唯物史观全面的或部分的解释·第四代则是西方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学派·科恩·埃尔斯特·威廉姆·肖等是其代表。唯物史观是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主要研究对象，科恩的《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威廉姆·肖的·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均试图全面研究唯物史观解释体系。我们对唯物史观理论体系进行全面或部分地研究，有必要了解几代人在相关研究上的观点，以及他们各自的优点和问题。
其三，里格比教授对唯物史观的理解从方法论上有值得借鉴之处。像对唯物史观的检验问题，一些学者往往就某些个别观点断言唯物史观已经过时。但里格比教授却提出：“对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真正检验并不是检验他有关历史社会的零散论述是否准确，而是检验他提供的方法和一般概念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使我们实现对过去的理解。”（见本书边码第217页）又比如教授强调马克思研究的目标是历史表象下蕴含的因果关系：“历史研究是对因果关系的研究，在解释一个时代的意识形态时，我们不可能仅仅接受那个时代对它自己的看法。至少在这种假设中，马克思的历史方法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科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见本书边码第295页）再比如教授非常强调经验历史研究的重要性。可以说，这抓住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经验研究的精神实质：“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它所涉及的是历史性的即经常变化的材料；它首先研究生产和交换的每个个别发展阶段的特殊规律，而且只有在完成这种研究以后，它才能确立为数不多的、适用于生产一般和交换一般的、完全普遍的规律。”[999]
此外，里格比教授还提出了一些唯物史观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也将对我们有所启示。
里格比教授的这本著作介绍了西方现有的两种对唯物史观的解释体系：一种是以科恩为代表的传统解释模式，这种解释模式以“生产力在整个历史解释中居于首要地位”为核心命题，建构起唯物史观的解释体系；另一种是里格比在本书中提出的替代性解释模式，这种替代性解释模式以“生产关系在整个历史解释中居于首要地位”为核心命题，建构起唯物史观的解释体系。他认为，后一种解释模式对指导历史研究最有价值。译者认为，两种解释模式虽各自都存在自身的问题，但相比之下，里格比教授提出的替代性解释模式从基本立论上就值得商榷。
里格比教授的替代性解释模式说“生产关系在历史解释中居于首要地位”。那么，我们要问：生产关系又该由什么决定？生产关系又是怎么发生变化的？我们的结论是：生产关系绝非历史演进因果链条的终极一环。生产关系本身有着复杂的内部构成，其构成要素本身也不是平等并列，而是存在着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曾明确指出：“与分工同时出现的还有分配，而且是劳动及其产品的不平等的分配；因而产生了所有制。”[1000]可见，“生产关系在历史解释中具有首要性”这个命题是难以成立的。如果进一步加以辨析，我们将会看到，里格比教授的替代性解释模式存在着以下诸问题：
首先是这一立论的出发点有待商榷。里格比教授明确表示，他所关注的不是对马克思的哪种理解最正确，而是哪种理解对指导历史研究最有用。他甚至讲，将马克思解读为“生产力决定论者”或“生产关系决定论者”都可以找到文本支持，因而也都是合理的。所以，问哪一个是真正的马克思是没有意义的。（见本书边码第viii页）按照教授的这种认识，岂不是可以任意从唯物史观中各取所需地拿出立论依据？！果真如此，对唯物史观的研究也就成为多余的课题。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明确表述了生产力在历史解释中具有首要的地位。他的历史理论的逻辑体系是，人们要生存必须首先解决吃喝住穿问题，即进行生产活动。于是，才有了在生产中的交往，形成生产关系，并形成与生产关系相适应的政治和法律关系，或曰上层建筑。所以马克思反复强调：“人们在发展其生产力时，即在生活时，也发展着一定的相互关系；这些关系的性质必然随着这些生产力的改变和发展而改变。”[1001]尽管有论者，包括里格比教授，拿出通过上层建筑来改变生产关系的事例来反对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命题，[1002]但马克思其实已经论及：“各代所遇到的这些生活条件还决定着这样的情况：历史上周期性地重演的革命动荡是否强大到足以摧毁现存一切的基础；如果还没有具备这些实行全面变革的物质因素，就是说，一方面还没有一定的生产力，另一方面还没有形成不仅反抗旧社会的个别条件，而且反抗旧的‘生活生产’本身、反抗旧社会所依据的‘总和活动’的革命群众，那么，正如共产主义的历史所证明的，尽管这种变革的观念已经表达过千百次，但这对于实际发展没有任何意义。”[1003]也就是说，没有生产力实质性的发展，要想实现生产关系的根本性变革是不可能的。所以说，以实用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最终将会导致“多元化的马克思”，从而抹杀马克思理论相比其他理论的优越性。
其二，在对唯物史观基本概念的界定上存在缺陷。对唯物史观的基本概念做科学的界定是对唯物史观的解释体系进行合理阐释的基本前提。但恰恰是在基本概念的界定上，无论是以科恩为代表的“生产力首要性”解释模式，还是里格比教授所主张的“生产关系首要性”解释模式，都有值得商榷之处。科恩保留了生产力的“要素构成说”，认为生产力包括劳动能力和生产资料两大类。[1004]里格比教授更是全盘接受生产力的要素说，“生产力的性质也许可以在劳动过程的三要素中予以明确地考察”（见本书边码第17页）。但是，对“生产力”概念的这种界定源于对马克思有关劳动过程三要素论述的误用。[1005]一个最普通的常识是，“过程”不是“力”。“力”是能力，是主体自身在生产生活过程中形成、积累起来的经验、技巧、诀窍等等；它的衡量标准是劳动生产率。[1006]
在对“生产关系”的界定上，里格比教授注意到了他之前的学者对“物质的关系”和“社会的关系”所做的区分，对其中“物质的关系”解释为劳动的分工关系。他明确地将劳动分工归入了生产力的范畴。但这种将劳动分工关系置于生产力范畴是值得商榷的。首先，劳动分工是一种关系，不是力；其次，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明确指出：“任何新的生产力，只要它不是迄今为止已知的生产力的单纯的量的扩大（例如开垦荒地），都会引起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分工，分工的阶段依赖于当时生产力的发展水平。”[1007]可见，劳动分工关系同生产力并不在同一层面，而是受生产力发展的制约。里格比教授既将劳动分工归于生产力的范畴，又不承认生产力相比生产关系具有解释上的首要性，从而彻底断裂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因果链条，也就为他所主张的生产关系决定论开了方便之门。
对“上层建筑”的界定，里格比教授同样有他独特的见解。他认为无法预先将某些因素归入经济基础或上层建筑范畴，而是要看这些因素具体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如是发挥经济基础作用，那就归入经济基础范畴；如是发挥上层建筑作用，就归入上层建筑范畴。这种界定，抹杀了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做出区分的可能性，而马克思是明确了两者的区分的。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明确指出：“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1008]可见，经济基础明确是指分工、分配、交换、消费等关系，而上层建筑是指维系现存生产关系的政治、法律和意识形态。由是，我们可以历史地观察到，当现存的分配关系、生产资料占有关系同生产力的发展、劳动分工关系相一致时，上层建筑会通过对这种生产关系的卫护与稳定作用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当生产关系已经不适应生产发展时，上层建筑则会通过政治、法律和意识形态诸手段阻滞生产关系的变革，从而阻碍生产力的发展。
从以上事例不难看出，里格比教授对唯物史观基本概念的界定目的在于支持他所提出的“生产关系决定论”式的解读，并认为这是最适用于指导历史研究的。其实，从本质上讲，这乃是一种过于强调人的能动性的对唯物史观的“唯意志论式”的解读。
其三，里格比教授所持的乃是多元论的解释模式。他毫不隐讳地讲：“不管我们明确表述的理论是什么样的，但事实上我们都不可能不是多元论者。”（见本书边码第xiii页）他否定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关系，认为在许多情况下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的发展；否定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关系，认为只要发挥了经济基础的作用，上层建筑也能够被纳入经济基础范畴。由此，以往被纳入上层建筑范畴的因素也可以被归入经济基础，甚至生产力范畴。我们无法想象，在背离马克思历史理论所揭示的层次分析方法或因果链条追溯的方法后，马克思的历史理论还留下什么。
此外，里格比教授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评价则更需我们郑重地加以辨析。
不过，我们还是要感谢里格比教授。他的这部书为我们展示了当今学术界围绕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诸命题产生的争论和诸家的观点。即使教授在书中直陈他对唯物史观某些基本观点的批评，也会从反面给我们以警示，促使我们进一步做出多层次、多侧面的思考，而这一切都将对促进和深化我们对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研究有所裨益。当我告诉里格比教授他的书即将由译林出版社翻译出版，希望他能为中译本写一篇序言时，他非常爽快地答应了，并询问我希望他写什么和什么时间交稿。很快，他就将一篇高质量的中译本序发给我，对《马克思主义与历史学》成书以来，英国学术界对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研究状况做了简单而明晰的介绍。对里格比教授的帮助，我再次致以谢意！
我还要特别感谢彭刚先生为出版这本译著做出的努力！我阅读里格比教授的《马克思主义与历史学》一书是在本世纪初。有鉴于该书乃西方专业历史学家对马克思历史理论所撰写的专著，尽管其中阐发的不少观点有待辨析和批驳，但它却涵盖了当代西方学术界对马克思历史理论的争论，实在是一本供我们了解西方史学理论研究动态的必读书。我迫不及待地将它翻译出来，希望能介绍给同仁们。而在苦于无从联系到出版单位时，彭刚兄向我伸出援助之手。经彭刚兄的大力促成，译林出版社很快解决了版权问题，并同我签订翻译合同，使这个译本能很快和读者见面。对译林出版社能够出版这本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的译著，我要表达崇高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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