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我也刚刚四十出头，几乎就是伴随着改革开放长大的那一代人。从十五岁离开祖国追随父母去法国读书，到十三年前毅然决定回国，我一直坚信我的梦想，也很幸运，在回国后这十几年的“外交生涯”能帮我完成这个梦想：成为中法友谊的桥梁。从小到大我一直有一种感觉，仿佛小小的自己一直被一片巨大的光芒笼罩着，那光芒是金色的，照耀着我的前半生，让我一路梦想成真。现在想来，那就是改革开放带来的幸福的光芒吧。
家乡富贵娇娇女，侨民二代前行人
我出生于浙江杭州的一个企业家家庭。祖父是杭州老一辈的企业家，新中国成立之前曾经营义昌丝绸厂；外祖父是虔诚的传教士和商人，每个周末都带着外祖母、妈妈和我去教堂做礼拜。因为父亲被分配到浙江青田医院当医生，我从小是在青田医院的大院里长大的。那时候医院还是清一色的红砖二层楼房，家属住宅与医院各科室还没分开，记忆里我家被医院的产房、手术室、X光室、太平间等包围着，常能听见婴儿的啼哭声、家属的痛哭声，从小便见多了生离死别、人情冷暖，这让我对生死看得很淡，从不惧怕。人来到这个世上就是要开心生活，让自己开心，让身边的人开心。
我出生的年代，“文革”刚结束，正赶上中国开启新的篇章。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中长大的我，从小被祖父祖母、外祖父外祖母等长辈们宠爱着，几乎没吃过什么苦。每次从青田到杭州去，都会收到一大堆礼物，像电子琴、漂亮的衣服、洋娃娃、酒心巧克力等，可以说我是被捧在手心上长大的。大人们也从不说以前的苦，爸爸那时候在医院当医生，妈妈在刺绣工厂做女工。改革开放以后赶上了第一波市场经济的大潮，我们家开起了刺绣作坊，专门做被套、枕头、床单上的绣花，从最初的手工绣花到使用机器绣花，后来又接触到了服装。因此我们家也成了当地第一批“万元户”，是大院里最早拥有电冰箱、电视机、洗衣机、电子琴的家庭。我还记得当时学校里组织给熊猫捐款，我能捐上五块十块。妈妈总是教育我们要多付出，要与人为善，她是那种大智大善的女人，人缘很好。妈妈正直善良的品格也深深地影响了我们。在这样衣食无忧的环境下长大的我，以为生活会一直就这么持续下去。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内兴起了一波到国外求学经商的“出国潮”。我的家乡青田几百年前就有“出国”的传统，清初已有县人侨居国外，他们循着陆路经西伯利亚前往欧洲从商（大多经营青田石制品），到现在青田亦有“侨乡”之称，侨民分布在世界各地。我读初中的时候（上世纪80年代末），青田许多人都“出去”了，我的爸爸妈妈后来也出国了，留下我和读小学的妹妹在杭州的亲戚家。他们去了法国，妈妈依旧从事服装生意，爸爸只能到餐厅去工作。回想起来，他们出国后的情景与当年热播的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几乎如出一辙，一切都是从零开始。
我当时并不知道，也不能理解，爸爸妈妈为什么要放弃国内那么优越的条件选择出国。而对于当时的我而言，生活在美丽的大城市杭州，比在青田像是更好了，依然是不愁吃穿，我的成绩也总是全班数一数二的，爸爸妈妈每个月都会寄法郎回来给我们，但是我并不开心，也终于尝到“没妈的孩子像根草”的滋味。我无比地思念他们，等我初中毕业的时候，我坚持要去法国，我要和爸爸妈妈在一起。那是1990年，我刚刚十五岁，妹妹才十岁，爸爸妈妈把我和妹妹接到了法国。
爱与志向，可以兼得
到了法国，对我来说第一大挑战就是要学法语。当时我读的法国学校有一个“不会法语班”，班上有二十个学生，其中有五个中国人，其余来自德国、土耳其等国家。如果我的法语在短时间内不过关，就很难再继续求学。法国义务教育是到十六岁为止，如果不能继续读书的话就只有进入社会，找工作，谋生活。眼见着我们班上的绝大多数同学都因为语言不过关而不得不放弃读书，有的去家里帮忙，有的去餐厅打工，让我十分坚定一件事情，就是我一定要继续读书。
决心是有了，但求学之路并不顺利。经历了两年得零分（老师刚开始都打零分，到后来实在不忍心就不给我打分了）和留级，我哭了好几次，一度陷入迷惘。当时我的一个好朋友，也是父母朋友的儿子告诉我一句法国谚语，“一点一点坚持，鸟儿能筑好它们的巢”，以此鼓励我。在这样的日积月累中，我一点一点背，终于克服了语言这一关。到法国的第五年，我考上了巴黎六大（也称“皮埃尔和玛丽居里大学”，法国最好的理工科大学，曾培养出大批世界著名科学家，其中有多名诺贝尔奖获得者，被多项世界排名评为法国第一和世界顶尖大学），就读计算机专业，后来硕士攻读的是“集成电路与微电子”专业，一直读到硕士毕业。
大三的时候，我认识了我的先生。他当时在巴黎七大，读医学院，是我认识的华人中唯一一个医学院毕业的双博士。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胖胖的样子像个厨师，一点也不像是未来的医生。我们有共同的语言和人生目标，他比那些追我的法国男生明显更有吸引力。或许这也反映了我们家庭骨子里传统的一面，我一直知道我会和中国人结婚，我的孩子会是中国人，包括我的妹妹也是，我们的另一半都是中国人。二十六岁的时候，我们在法国结婚了。我进入了世界500强飞利浦荷兰跨国集团驻巴黎公司工作，做产品研发部集成电路芯片设计的科研人员和软件开发工程师；我的先生在巴黎最大的皮提耶－萨尔佩特里厄尔（Pitié－Salpêtrière）医院急救中心工作。
在法国的生活，与在国内几乎不能相提并论。父母住在巴黎第十区，虽然房子比在国内的大，但是生活却艰难得多。后来随着我和我的先生生活条件不断改善，有了车有了房也有了假期，每年暑假回国度假，都是我们非常欢乐的时光。但是在法国，关于中国的变化，媒体报道总是呈现出两面：有说好的，会说中国有“无限的商机”；而持反面意见的，会把中国人说成“活得跟蚂蚁一样”。在法国众说纷纭的言论里，我们总是渴望多获知一些来自祖国的消息，想知道祖国发生了哪些变化，想知道我们的朋友、家人都好不好，也会想着，或许我们会再回来。
2005年是中法文化年。我先生随他的博士生导师布鲁诺·里乌（Bruno Riou）先生（急救中心主任、巴黎六大副校长）回国访问，他任翻译。他们访问的其中一站是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其间结识了武汉大学中南医院院长周云峰先生。访问结束时，周云峰先生向我先生发出了邀请，希望他来武汉建一座急救中心。
那一年，我和我先生都正值而立之年，报效祖国、学以致用一直是我们内心的强烈愿望，医院的建设，祖国的召唤，任务重大，使命光荣，机会难得。我的先生决定回国工作，我也随即辞去了在法国待遇优厚的工作，一起回到了中国。
翩翩外交官，浓浓中法情
回国之前，我们对武汉这座城市一无所知，一切都要重新开始。抱着满腔热情回来的我们，忙着新的工作，适应新的生活。先生很快投入繁忙的工作中，这时我也有了第二个孩子。我一边准备迎接新生命，一边寻找新的工作机会。从十五岁那年去法国到随先生回国，我心底一直藏有一个梦想：希望能为中法交流做一些有益的事情。或许是上天眷顾，很快我就得到了在法国驻武汉总领事馆工作的机会。儿子刚满月，我就迫不及待地进入了工作状态。
在法国驻武汉总领事馆文化处任文化专员助理，对我来说一切都是从零开始。那时领事馆只有文化处和签证处两个部门，文化处实际承担着文化、教育、科技、经济等除签证以外的所有事务。我开始接触各行各业的人、各种各样与以往完全不同的工作内容，面临着语言能力、沟通能力、组织能力不足的一系列挑战。我突然发现，我的法语运用还不够自如，因自小离乡中文表达也不够好。对于理科出身的我来说，除了每天要接触、处理大量信件、报告和文章，还要参与活动策划组织、与各方面的协调沟通，这些工作都不是易事。其间，我还作为总领事的助理和翻译，协助各项工作开展和活动的落地。终于在摸爬滚打中，我开始适应并逐渐驾驭所承担的各项工作。不久，首届夏至音乐节在武汉落地并成功举办，武汉由此成为第一个举办中法音乐节的城市，极具标志意义，这为促进武汉与法国的友好交往开了一个好头。
第一次让我领略到外交的魅力，让我知道外交是什么，外交领域都需要做什么事情，什么是中法合作，得益于一次偶然的机会。还记得那是个周末，时任法国驻华大使高毅（Philippe Guelluy）、法国建筑大师岚明（Denis Laming）来武汉访问，在与时任武汉市市长李宪生会见时，当时负责安排会见的法国驻武汉总领事费勇（Michel Freymüth）一时找不到合适的翻译，我主动要求顶上了。担任临时翻译的我，第一次有机会近距离感受外交的魅力。会面中他们所表现出的人格魅力、丰富的知识经验和观点交流，在谈笑风生中你来我往。这次偶然的经历，对我之后更好地承担起工作职责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从此，我开始努力学习外交理论，实践外交方法，探索外交秘诀。
而让我有机会真正参与和见证两国外交史上重大时刻的，是那一年（2006年）时任法国总统希拉克访华行程中的武汉之行。因为之前我在成功举办中法音乐节中的表现，当时的总领事费勇先生借调我作为他的助理，全程参与了希拉克总统武汉之行的筹备和实施工作：四个月的筹备，几百人的代表团安排，包括全程策划、组织协调、接待等事宜。像这样的中法两国之间最高级别的访问活动，对于那时候的法国驻武汉总领事馆，对于总领事费勇，对于我，以及对于武汉，都是一次极大的考验。
在武汉期间，希拉克总统与武汉市政府官员就进一步加强法国和武汉之间的合作交流、提升合作水平形成广泛共识。希拉克总统一行参观了神龙汽车公司并出席神龙二厂奠基仪式，参观了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急救中心，对中法合作的良好态势给予了高度评价。总统一行还游览了东湖之滨的李白放鹰台，总统夫人饶有兴致地参观了湖北省博物馆。
希拉克总统访问武汉行程结束，总统座机离开武汉的那一刻，我们的整个访问实施协调工作才宣告圆满完成。至此，我有幸参与了推动和深化武汉与法国合作交流的重大历史进程，见证了中法友好交往的重要篇章。希拉克总统对武汉之行给予了高度评价，法国媒体从多角度详细报道了希拉克总统的武汉之行，专题集中介绍武汉市。以希拉克总统的成功访问为契机，武汉与法国的合作交流进入了新阶段。
通过从事外交工作的实践和思考，我对“外交”的含义和本质也有了新的理解。我认为，外交既然是人类行为的本质表现，因此真正的外交应当是“人的交往、理解和合作”的外交，其本质是和平友好的外交，是沟通协作的外交，做好外交工作一切取决于“人”。武汉与法国的关系能够进展得这么好，重要原因就在于人的因素发挥了根本作用。武汉人与法国人的互相欣赏、互相沟通、相互理解，为武汉和法国之间建立牢固有效的友好关系奠定了坚实基础，并将这种关系不断提升。希拉克总统访问武汉后，赞誉武汉为“法国最亲近的中国城市”。时至今日，法国总统、总理都来过武汉访问，武汉已成为法国投资最为集中的中国城市之一，是法国在中国有最大工业投资项目的城市之一，是法国人最多的中国城市之一。武汉与法国科教、文化交流的规模和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去法国留学成为武汉籍留学人员的主要选项。在这样的背景和发展势头中，我的人生转折由此开启，很幸运地成为促进中法友好合作交流的纽带和桥梁。
挑战自我，超越自我
2007年起，我开始正式担任时任法国驻武汉总领事费勇先生的助理和翻译。费勇总领事在武汉任职期间，被评价为最受媒体欢迎的外交官，他是个完美主义者、工作狂和好客的人。与他共事三年，我从一个有着一定专业基础的专业人士逐渐转变为一个“万事通”，撰写、翻译演讲稿、工作报告和各种信件，与政府机构及科技、教育、文化、经济等各界人士联系、沟通、谈判和协商，策划、举办各类大型活动，事无巨细。这个过程中，在提高全面驾驭能力的同时，活用外交技巧和秘诀至关重要，最重要的是强化团队的执行能力，发挥其协同作用，要“让大家感觉到自己被重视”，相互理解、相互信任、善于沟通成为一个团队能打硬仗、能打胜仗的关键。
2010年，为加强经济工作，法国驻华大使馆将经济处从原经济商务处独立出来，专设武汉经济处并向全球征聘经济副领事。征选时间超过半年，历经数轮笔试和面试，最终我被确定为经济副领事。由此，我成为法国驻华使领馆第一位华人领事，也是目前为止唯一连任两届的华人外交官。自2010年起，作为法国驻武汉总领事馆经济副领事、经济领事，我主管湖北、湖南、江西地区与法国的经济合作。
此时武汉与法国的合作进入了一个相对减缓的“瓶颈期”。随着希拉克总统来访效应的递减，武汉和法国的经济技术合作仍停留在汽车领域。寻找契机、突破“瓶颈”迫在眉睫，也是我们武汉经济处面临的最大难题。突破瓶颈要从增进联系、方便交往入手，我提出以开设武汉—巴黎国际航线为突破口，扩大并深化武汉和法国合作交流的设想。在各方都还缺乏信心的情况下，我加强了与政府和有关机构的沟通、交流，组织中法双方机构进行协商和相互考察，终于在两年后的2012年，促成武汉—巴黎直航航线正式开通，武汉成为继北京、上海、广州之后，法航在中国开通直航的第四个城市。武汉—巴黎航线的开通，极大地便利了武汉乃至中国中西部地区与法国的商贸往来，对增进中法合作意义重大。
我们经济处对接中国“引进来、走出去”的对外开放战略，引介、帮助更多的法国企业来武汉投资发展，通过各种形式帮助指导武汉企业到国外发展，整合国际资源，拓展国际市场，合作范围不断扩大，由汽车领域进一步拓展到电力、交通、能源、水务、环境、建筑规划与设计等多个领域。作为中法两国国家级合作项目，中法武汉生态示范城项目于2014年“中法建交五十周年”之际，在习近平主席访法期间正式签署合作意向，确定生态城选址武汉市蔡甸区，倡导低碳生态和产城融合发展理念，打造城市可持续发展典范。同时，中法两国发表联合声明，共同开创紧密持久的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新时代。习近平主席指出：中国梦是法国的机遇，法国梦也是中国的机遇。开创紧密持久的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新时代，是我们唯一正确的选择。中法两国和两国人民在实现中国梦和法国梦过程中相互理解、相互帮助，共同实现“中法梦”。习主席对中法关系的高度评价和前景展望使我们深受鼓舞，进一步增强了信心。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时期，得益于祖国对外开放的兴起，我能够到世界发达国家深造、学习。同样，得益于对外开放新进程，以及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我有幸参与并见证了中法关系的发展变化和合作交流的历史新进程，在构建武汉与法国友好合作关系、促进双方合作共赢等方面，贡献出我的一份绵薄之力。六年职业外交生涯，两任经济领事工作，让我越来越有信心继续为促进中法友谊与合作交流奋斗终身。2016年，在我的领事任期结束的时候，我选择了继续留在武汉，开始了新的人生选择——创业，为了中法友谊，为了合作共赢。新公司秉承BBM（Best Best Me）理念：我希望新公司“为最优秀的公司服务”，成为“最优秀的公司”，成就“最优秀的我”。根据市场服务需求和业务发展需要，两年来我已先后创设了三家企业：百优翻译、百优咨询、岚明建筑设计。
创业之初，家里人并不支持，认为这条路太辛苦、太艰难，可是在我的坚持之下，最终家人以及同事、朋友也理解并愿意支持我。我知道，我还能为中法合作做更多的事情：在同样的领域，武汉还没有一家专业的法国咨询公司；很少有人有我这样的经验和经历；我想要经历这个从0到1的过程。这也是在外交领域工作多年带给我的最大收获：喜欢创新，喜欢去挑战各种不可能。我没有创业者的焦虑，因为我知道只要我把各个环节做好，只要能让我的能量最大限度释放出来，这就够了。对于四十一岁的我而言，创业不是唯一的路，却是最合适的路。法国的浪漫让我懂得，如何在工作与生活之间找到最舒服的姿态，活得优雅、独立而且自信。我的孩子们，或许也是受我的影响，学会在中国与法国之间吸收好的养分，长成独立、特别的大人。
这就是我的前半生。时代造就了我，也成就了我。中国改革开放的四十年，就是我的半生，而我相信未来还有很长的路，中国在一路向前，我们也在开创人生新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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