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夏很普通的一天，我离开了出生和长大的古老的城市北京，走向那不知未来的远方，本来签证的目的地是美国，因为囊中羞涩所以飞机票只买到了广州，打算从广州搭乘火车去深圳过关经香港转机。
关口到了，我知道从这个叫深圳的小镇走过那座叫罗湖桥的木桥，就算是出境了。谁知一下火车，一股又闷又湿的热气流就迎面来了个下马威。从未经历过南国的夏天，着实快被这气流窒息了。刚下过雨，深圳火车站出站口又没有水泥地，只在一个个水洼上铺着一块块铁皮，人们拎着行李一蹦一跳地向关口走去。
过了关口，入境香港后，需要转乘另一列开往红磡车站的火车。车厢内乘客寥寥，较为空旷。我从车窗向外望去，一片片芦苇闪过，不见什么房屋，却能看到远处的菜田。路过一片退了潮的海湾时，还能见到几只白鹭孤傲地站着，或似在树丫上睡着了。我开始想：“难道香港就是这样？看来也不过如此。”转念一想此番出国目的是去美国读书，香港怎样与我似乎并无多大关系。
火车抵达，站在红磡的海边向香港岛望去，对岸高楼林立，鳞次栉比，似海市蜃楼，也似梦幻虚空，那么地不真实。我那时才明白：这才是到了摩登的现代大都会香港。夏日的下午，酷热难当，但站在海边仍觉得清风拂面，海峡之间，小快艇和渡轮在银光闪烁的水面上滑过。
一切的计划都赶不上变化，我后来居然就鬼使神差地留在了香港，定居了下来。
明明使用着同样的文字，但广东话却像是外星语言，听不懂说不通。那时的香港，没有人说普通话。到香港的第三天，姨父叫我帮忙买两根腊肠，我对卖熟食的售货员说：“广东腊肠。”他听不懂，我说“腊肠”，他比画了一个将面拉长的姿势，我又摇头，后来我看到上面有些挂在那做样品展示的腊肠，就比画两根手指，售货员终于明白了，却摇了摇头说：“卖晒（卖完了）。”我以为“卖晒”就是腊肠在香港的叫法，就点了点头：“两根卖晒。”那人像看外星人一样看着我摇了摇头，不再理我了。我迷惑又沮丧，只好转身去超市买了那种用绳子扎起的不太新鲜的腊肠。
读书、工作、生活都在香港，克服语言障碍后，我渐渐爱上了这个城市。那时的香港日新月异，一个月不去中环就不知又是哪一栋楼被拆掉重建了，刚记住的大厦名字，很快又变更了。
地铁更是方便快捷，但我有个习惯，喜欢乘坐渡轮往来湾仔和尖沙咀之间，横渡维多利亚海峡时，可以望着两岸的变化，尖沙咀又盖起了一组大厦，湾仔又出现了更高的楼，金钟兴建的大楼刚刚打破了世界最高的纪录……就这样天天见证着香港的发展。
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香港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玩具、电子、服装、金融、零售各行各业都充满着朝气。我很幸运找得到好工作，先在一家知名的英资公司，后又转入中资的华润公司。
1982年，中英开始对香港回归事宜进行谈判，在撒切尔夫人提出“主权换治权”的条件时，邓小平坚决反对并断然拒绝，提出必须整体收回香港。香港市面上也出现了一些不稳定的现象，股市下跌超过60%，地产金融危机来临，银行被挤提。那是我第一次亲历金融危机。当时的我只是一个半工半读的学生，绝对的“无产”阶级，对于这些时代的波澜就像是个局外人，但是它们在我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后来工作的华润公司，是当时中资在香港的“领头羊”，办公大楼就在湾仔海滨，并非很摩登的大厦，给人以深厚稳重的感觉，门前那几根粗壮敦实的大柱子显露着强大支撑力。可是有一段时间，柱子的周边都放上了两圈沙包做保护，门口安保明显加强。公司的同事纷纷购买人身意外保险。
但随着“股照炒，马照跑，舞照跳”声音的叫响，“五十年不变”的方针深入人心，香港慢慢稳定了下来。
与此同时，改革开放的春风也吹拂着香港。与香港毗邻的深圳成为连接香港与内地的纽带和桥梁。香港人是聪明的，最早嗅到了先机。那时国家政策是吸引境外资金在内地开厂及生产，一夜之间香港的工厂不论大小，几乎是争先恐后地进入深圳。香港的搬厂热潮一直延续到90年代中期。
社会上大事在不停地发生着，从不会有间断或让人喘口气的时间。
不知不觉，我在华润公司已经工作了近十年，从一名小小的文员做到秘书主任。在这个大家庭中我找到了归属感，有了些依赖。
命运是不会让人停滞不前的。在积累了一些经验、人脉和关系后，我们决定创业，自己干贸易。当时得益于改革开放，中国独特的魅力吸引了世界的目光，外资企业纷纷来中国寻觅商机，而我们公司则为欧美商人和内地公司提供贸易服务，互通有无。那段日子忙碌而充实，今天与欧美商人面对面地谈判，明天与内地公司谈合作，在谈判桌上周旋，使我的活力倍增。香港人和外国人不擅在酒桌上谈事情，都是坐在会议室中，正襟危坐，一板一眼，针锋相对，反而使我没有太大的压力。
在生意场上没多久，香港又遭受另一波金融危机的冲击。我们决定移民，新西兰本是我们的第二选择，但申请递交才一个月，就接到了批准通知。
我一向是思维比较直截了当的人，不会过多地去想问题，就向前走。告别了香港又来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但这次对我来说适应得更快了。在这里迎接了小儿子的诞生后，我计划休息一段时间。
没想到一位老上司（其时任中国驻新西兰大使馆商务参赞）找到了我，让我负责筹办中新建交十五周年庆祝活动的重头戏——在新西兰举办中国产品展览会。我在华润公司工作时，参展的黄金时期一年要参与三十六场中国产品展览会，经验是丰富的，但那是整整一个部门很多同事一起合作的。而在新西兰，从头到尾都得我一个人挑大梁，集策划、指挥、操办、运输、订馆、装潢、接待等工作于一身。这是一个大挑战。但我们还是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受到了中国驻新西兰大使馆的好评及鼓励。这些展览使新西兰的商家目睹了中国制造业的崛起。有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第三次……
在一个环境中生活太久时，就总会有新的挑战来找你。虽然一些大的新西兰公司曾找过我为他们工作，包括The Warehouse（新西兰首屈一指的大型仓储式超市），但我都没有接受。在新西兰六年后，我决定回流香港，和我先生及伙伴们一起再干一场。
六年没有回国，当我携家带口回到香港时，我坦然地接受了新的挑战。1995年，在香港重新安顿好之后，我们全家先来到了深圳旅游。这时的深圳再也没有芦苇荡浅滩的景色了，这里逐步形成了一个新城市。虽然在路边还可以看到有一些破旧民居，但一条笔直的大道通往华侨城方向，路经锦绣中华、世界之窗、科技馆等主题公园。那时我们从新西兰回到香港不久，为这小小渔村只经过十年时间就发展成为一个新城市而感到惊讶。
接下来的工作几乎就是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来。
公司代理的都是外国品牌，和厂家合作进入内地市场。一开始我们全力以赴协助那些外国工程师，亲力亲为地带着他们在全国各地安装生产线。令我奇怪的是，外国工程师安装生产线时，中国的工程师和工人们却在私底下用中文说着如何如何可以省事，怎样就可以代替。当时我没将这些话翻译过去，生怕会影响了他们双方的关系。但是我私底下还是为厂家遗憾着：那么昂贵的一条生产线，能这样那样改动吗？为什么不按照正确的方法解决问题呢？他们这样做会不会影响生产线的寿命？会不会影响产品的质量？我哪里知道，那是在学习外国先进的生产线的基础上对其进行改进，不久之后这家工厂就照猫画虎自己制造出了生产线。在这点上，我还真是佩服中国工程师，他们真的是敢想敢做。正因为有了这样的一群工程师和工人，经济才发展得这么快。
那时，内地公司总想刷新对外出口额，国家还对出口产品给予优惠的退税政策。但是产品的质量是出口的关键。我也曾义务在广交会上帮助内地的工厂推销产品，我曾为一家名声很大的国营工厂带起了一个外销队伍，教他们怎样算每个货柜货物量和价格浮动量，根据不同地区的客人怎样报不同的价格，等等。
由于内地的经济在改革开放后发展得很快，市场变化很大，我们也必须不断地调整生意的方向，香港接触外来的信息很快，我们也看到了一些非常好的销售管理的先机。我们以北京为基地开展了新的项目，将境外先进的管理经验带进内地。
1997年，香港回归了，令我们这些在香港的创业者信心倍增，坚信前景会更加美好。正当人们在欢天喜地庆贺时，金融危机又一次降临，在索罗斯横扫泰国、韩国之后，又对港币进行了围剿，当时的港币就像是坐过山车，整个香港都在颤抖，所有人都在胆战心惊。但是这次香港却得到了中央政府的支持，在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的公开言明支持下，香港财政司出手与对手开战，屡战不败的索罗斯第一次战败而归。这也是香港人第一次感到有了祖国做后盾的好处，期望以后生活因有了靠山会更好。
2003年，回归进入第六个年头的香港走出了金融危机的阴影，旅游业和出口贸易双双劲增的势头让香港各界为之振奋，人们开始谈论如何削减财政赤字，如何让香港经济重上巅峰。然而就在这年春天，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非典”席卷香港。随着这死亡率极高的凶狠病毒的到来，首当其冲的就是医院的医护人员，一批批的医生和护士倒下，另一批从其他专科调来的医生、护士顶上。被隔离的人员越来越多，医护人员被证实患病人数日益刷新。媒体上报道医护人员人手严重不足，一度人心惶惶，市民连上街都戴着口罩自保。在此困难时刻，香港人不是怨天尤人，而是团结一致、互相支持。众多社会团体、企业和民众自发捐款捐物，加入抗击“非典”的行列。香港疫情也受到了中央政府的高度关注。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郑重宣布，凡是香港需要的医疗卫生物资和医护人员，中央政府全力支持，一切需要保证供得上、拿得出，全部费用由中央财政承担。无偿援助香港的大批口罩、眼罩、防护服等用品很快就送达香港。中央政府还组织了一批医护人员在深圳准备着，一旦香港召唤就立即奔赴过去应急。当香港市民知道这些情况后，心里很感激。这也是中央政府送来的温暖。
6月下旬，香港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在香港淘大花园向媒体和公众宣布，已经得到世界卫生组织的正式通知，将香港从非典型肺炎疫区名单中除名。香港在中央政府、特区政府和全体市民的努力下，终于度过了艰难的时刻。
在香港奋斗的日子是愉快的。遗憾的是，正当事业发展得还算顺利时，我却因为急症住进了医院，一条大静脉的栓塞差点要了我的命。做了手术后，病情得以稳定。我决定回新西兰休养。
时隔二十多年后回到新西兰，我发现这里和当年我刚移民过来时已经完全不一样了。那时华人并不多，我们一直在努力地让新西兰民众了解“中国制造”；而现在无论是大型商场还是小商店，到处都摆着“中国制造”的货品。侨办、侨联不断将国内高水平的文艺节目带来这里，中新文化交流变得愈加频繁。以前没有什么华人社团，现在由于华人成倍地增多，华人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各放异彩。就算不怎么会讲外文，仍旧可以生活在自己人的圈子里，而且过得很精彩，只要你有兴趣爱好就能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中国国力的强大，使这里的华人感到自己可以挺胸抬头，可以扬眉吐气。这些改革开放后出国来的新移民，就像是一支生力军，在这美丽的国度绽放着光芒。
从那个夏天走过罗湖桥之后，不知不觉已奋斗了近四十年。岁月匆匆四十年，白发已悄悄爬上了鬓角。青涩岁月里的故事像悠悠的白云，在记忆的天空里徜徉，凝聚着游子无数的思绪。不管出国多少年，不管离家有多远，在生活和工作的路上都有祖国的影子相伴。这种感觉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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