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四十年”丛书-我为中美搭建文化交流之桥 刘凤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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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8年出生,笔名白雪,新疆乌鲁木齐人,祖籍河北。现居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Phoenix)。1982年获新疆大学数学系学士学位,1998年获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计算机硕士学位。曾为新疆师范大学讲师,美国霍尼韦尔公司计算机软件工程师。2002年创办北美女人创作协会,2005年出版《她在海那边》(中国文联出版社)。持有美国教师资格证,2010年至2014年在美国公立高中教书。2008年在美国创办孟子中文学校并任校长至今,为美国孩子了解和学习中国语言、文化提供平台。

    2018,美丽而令人心颤。时钟撞击“花甲”,岁月逝于瞬间。国内历练与海外打拼、文化碰撞与时代变革,使我置身于雄伟的历史画卷。童心未泯的我,正站在明亮的教室里,教一帮金发碧眼的“洋娃娃”学习中文、唱儿童歌曲、跳红绸子舞。那红红的绸带伴随着家乡的音乐和孩子们的歌声,飘得好高、好远……它穿越了时空,从此岸飘向彼岸,飞到了四十年前一位秀丽姑娘的手指间。那姑娘正在一间农场的教室里,对着一群孩子,教他们学习知识、编织未来。

    一、相会在70年代的大学校园

    1977年的秋天,新疆乌鲁木齐西郊农场泛着金黄,霞光映照着上山下乡知青们的面庞。寂静的大地忽听一声惊雷:国家恢复高考制度!这个重大的好消息,令知青们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历经了十年动荡,人们总是被重大的新闻所震慑。1976年大半年,举国上下哀乐不断,周恩来总理逝世、朱德委员长逝世、毛泽东主席逝世,唐山大地震二十四万人失去生命。转而到了10月份,“四人帮”被一举粉碎,欢庆的歌声飘荡在空中。一个民族的悲与喜,在祖国这片大地上演得淋漓尽致。

    从高考消息发布到考试开场,只有一个多月时间。1977年12月,我加入了全国五百七十万人的高考大军。在“百里挑一”的录取比例下,幸运之神降临,我被新疆大学数学系录取。1978年3月入学,成了一名大学生。

    新疆大学位于新疆首府乌鲁木齐,是全国重点院校之一。1977年高考招生,学院决心收罗人才,凡是第一志愿报考新疆大学并且取得高分的,没有一个能漏网去内地大学的。数学总分100分,我考了93分,算是让自己骄傲了一把。数学系招收了两个班,一个汉族班,一个少数民族班,共有六十名学生。刚刚从混乱的教育体制中走出来的我们,个个惜时如金,埋头苦学,每天都是宿舍、教室、食堂三点一线,恨不能把被耽误的时间都补回来。八个女生住在一个几平方米的宿舍,上下铺紧挨着,狭小的空间充满着理想、奋斗和爱情故事……

    2007年,我回国参加入学三十年同学聚会,几乎认不出母校的面目。校园里高楼林立,当年的数学楼早已被新楼取代。那平房旧宿舍早已无影可寻。可喜的是我们入学后新建的女生宿舍楼还在,年头虽老,倒还“风韵犹存”。那破旧而温馨的食堂,早已改成了豪华汉族餐厅。这正是我们同学聚会的地方,桌上摆满了山珍海味。难以想象,同样是这群同学,四十年前竟凭饭票吃饭,男生大部分都吃不饱,有的女生省下半个馒头留给心上人。

    几对大学情侣如今成了老夫老妻,他们双双走入新数学楼参观。走廊宽敞,教室明亮,教师桌上有电脑连接到智能白板,好羡慕新时代的大学生有优越的物质条件和丰富的学习资源。近年来出现的智能手机和微信,功能强大到可以视频电话、语音聊天。在同学微信群里,多年未见的同学聚在一起,聊天犹如面对面。

    有了手机和微信,大学校园里似乎也安静了许多。四十年前校园里的高音喇叭也变成了古董文物。然而大学期间我主要的音乐收听渠道就是校园有线广播。改革开放打破了样板戏一统天下的局面,文艺百花齐放,涌现出了许多流行歌曲。彼时,优美的旋律从高音喇叭中传出,拨动着年轻的心弦,记忆犹新的一首歌是《年轻的朋友来相会》:

    年轻的朋友们,今天来相会,

    荡起小船儿,暖风轻轻吹。

    花儿香,鸟儿鸣,春光惹人醉,

    欢歌笑语绕着彩云飞。

    啊,亲爱的朋友们,

    美妙的春光属于谁?

    属于我,属于你,

    属于我们八十年代的新一辈!

    ……

    妙龄芳华,在“春光惹人醉”的校园里,谁去想象三十年后的模样?然而这首歌如预言般地,将年轻的心带入了“举杯赞英雄,光荣属于谁”的远久盛宴。如今这盛宴已经在同学间进行过多次了,两鬓斑白也无止息。时光荏苒,斗转星移,我们的祖国已经立于世界强国之林,无数英雄的奋斗和努力汇成了一部强国交响曲。

    二、异乡打拼路漫漫

    1982年2月我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了新疆师范大学数学系教书。我的同窗,后来成为我先生的他也被分配到一起。生机勃勃的改革开放为前途和理想大开绿灯。摆在年轻人面前的主要有三条路,即“红路”“黄路”和“黑路”。

    “红路”是走仕途。党政机关部门急需接班人,大学毕业生有不少被分配到自治区党政机关工作。国家还重点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大学生作为“第三梯队”,从内地分派到新疆接受锻炼。师范大学就有好几位内地来的第三梯队成员,都在教学第一线。

    “黄路”是下海经商。当时已经有“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思想指导,许多年轻有为的人辞职自己办公司。1983年五笔字型的研发,为计算机的汉字快速输入开辟了蹊径。计算机软件公司和计算机印刷公司也像雨后春笋般涌现。新疆师范大学计算机系开始参与北大方正的排版印刷技术研发和商务活动。我的先生刚刚拿到计算机硕士学位,也被派到北大方正学习交流。在下海经商的机会面前,书卷气十足的他却不为所动,因为他早已立志“两袖清风做学问”。

    “黑路”是国内求学或者出国留学拿洋学位,毕业时戴上黑帽帽。我先生英语好,在读硕士时参加过湖南省英语考试竞赛并获得第二名,他的理想是出国留学。

    1990年,我先生赴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自费留学,一年后我带着三岁的儿子来美国凤凰城陪读。

    凤凰城是亚利桑那州首府,人口居全美第五。但是该城市过去华人少,居住得也比较分散。20世纪90年代初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读书的华人不超过三四百。整个城市没有地道的中餐馆,中餐馆的饭菜都是经过改良而符合美国人口味的。所以每当从国内探亲回来,我就会有个把月吃饭没有味道。

    近些年来,随着赴美学子与日俱增,州立大学已经有了几千名中国留学生。大学附近和华人居住集中的地带,中餐馆也应运而生。四川麻辣、东北小吃、陕西泡馍等各类餐馆都相继开张,且生意红火。

    我和先生出国前都是大学讲师,月薪200余元人民币,我们没有任何积蓄。先生赴美时,双方父母给他凑了机票钱。他勤工俭学,学费大半是向同学和朋友借的。我一来就到中餐馆打工,而日用品则靠买旧货或捡旧家具解决。我们从来不舍得下餐馆。有时带儿子去麦当劳解解馋,我们俩看着孩子吃得香,摸摸口袋,只有几块打工挣来的血汗钱,哪里舍得给自己花。

    当时出国被称为“洋插队”。洋插队和土插队的区别在于社会地位的差异。在农场,作为有知识的青年,我被选派到学校教课,做代理出纳员,为生产队写各种稿件,在全场万人大会上发言,等等,都是被器重的角色。

    然而初到美国时,我的学历和大学讲师的资格都得不到承认,一切都要从零开始。因生活所迫,我需要去餐馆打工,周围的太太们和我的境况差不多,我们就联起手来,每人一周抽出一天照看所有人的孩子,其余的妈妈们就出去打工。

    我打工的餐馆,老板是位老华人,很喜欢讲过去的经历。他上世纪40年代从广州来美国做苦力。当时美国还实行种族隔离政策,华人属于有色人种,子女不能就近入读白人学校,因而每天要走很远的路,去上专门为有色人种设置的学校,连公共汽车也只能坐有色人种的。

    当老板说到毛泽东主席时,便开始眉飞色舞,说他很喜欢毛泽东主席,因为让华人扬眉吐气。他说黄华外长的英语很好,但是在联合国会议上发言也只用中文,这让华人前所未有地挺起了腰杆。老板的兄弟姐妹一大家子都定居美国,在国内已经没有亲人,但他身体里流淌着的中华民族的血液,与生俱来,不可改变。出国时间越长,对祖国的依恋越深。因为“娘家”强大了,自己就有了尊严。

    三、一个大国悄然崛起

    先生硕士毕业后到一家公司就职,我便考入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当时学计算机很热门,工作好找,因此在国内学中文的,甚至学体育的都改行学计算机。1998年我拿到计算机硕士学位,并在大公司霍尼韦尔找到了工作,成为计算机软件工程师。

    工作五年后,由于工作环境和身体状况等原因,我辞职准备在家休养一段时间,但实际上并没有真正闲下来。一是义务做了社区中文学校的董事长,二是组织创立了北美女人创作协会,写文章,出版书籍,向国内的亲人倾吐在异国的各种挣扎。在我的积极努力下,北美女人系列丛书之《她在海那边》和《女人三十不愁嫁》于2005年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

    然而,当我们留美女性将目光聚焦于个人打拼、倾吐人生酸甜苦辣的时候,世界格局正在发生着巨大变化。而这种变化早几年就已经开始了。

    2001年,美国发生了“9·11”事件。那天早晨我上班一进公司就觉得气氛不对,有人抱出一台电视机来看,纽约双子塔倒塌的画面非常惨烈。那一天,大家都吊着脸没有心思工作。第二天看见邻居眼睛哭得红红的,说是她和孩子们哭了一遍又一遍,美国人经受不了这种打击,那几个月美国教会人群爆满,向上帝呼求。2003年,小布什总统又发动了伊拉克战争。

    “9·11”事件带来的损失和战争的开销,使得美国经济走向低迷。而在这期间,一个大国在悄悄崛起。中国的经济蓬勃发展,其速度令世人震惊。美国人开始对学习中文有了兴趣,华人的地位也在悄然改变。

    在美国,华人当中文老师不足为奇,但是华人竟然当起美国白人大学的校长来,这令许多美国人不爽。2008年到2014年,一位中国教育学博士坐了七年白人的传统宝座——某社区大学校长。他刚上任不久,我参加了那所大学的一个公开会议。一位校行政官员发言说:“当时听说中国人要来当我们的校长,我简直不敢相信。这个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

    2006年,大儿子考上了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商学院。系主任对他们新生讲的第一件事就是:在未来的二十年,若想做生意必须和中国打交道,因此必须学好中文。这话不仅仅是说说而已,他们暑假把学生送往中国学习,后来又在中国开设了分校。其实美国许多大学都在中国开有分校。我的一名学生就被纽约大学上海分校录取了。

    更有甚者,一所美国中小学已经在中国开了十几所分校。其分校在中国的收费很高,小学生一年的学费也要3万多美元,但是注册的人还是挤破头,由此可见国人为获取优质教育资源而不惜花费重金的教育投资理念。

    四、打开一扇文化交流之窗

    2008年,我开办了“孟子中文学校”,教美国人中国的语言和文化。学校一成立便跟英特尔公司打上了交道。

    2000年前后,美国公司都把工厂往中国搬。英特尔这样的大公司也不例外,他们准备把凤凰城的整个晶片工厂搬到大连,于是他们选中了孟子中文学校为员工培训中文。员工们学习热情很高,一拨学完又来一拨,一年后全部搬到大连。有的几年后回到美国,又到孟子中文学校继续学习。

    世界经济格局的改变,令许多美国家长对孩子的知识结构进行重新规划。他们最初是觉得新鲜,认为孩子们学习中文有可能多一个生存技能,现在是认真,认为孩子们不学中文简直就像缺了一条腿。于是乎,凤凰城从幼儿园到小学,从初中到高中,从公立学校到私立学校,中文课遍地开花。如果哪个学校没有开设中文课,简直就是落伍了。

    2010年,我被聘请到公立高中当老师。因为是刚开设中文课,一个学校提供不了一天五节课的教师工作量,所以我不得不一天跑几个学校上课,非常辛苦。另外,根据教育部门要求,我不得不同时修完了三十多个教育学分,并考取美国的教师资格证。

    又是几年的拼搏,我已无暇顾及自己创办的孟子中文学校,学校奄奄一息。然而,每当暑假前,都有大量的家长打电话或发邮件要求我继续开办中文夏令营。还有的家长告诉我,他们宁愿放弃家门口的学校,也要开车一小时送孩子去上沉浸式中文小学。这些家长不是律师就是医生。他们让孩子学习中文的执着来自对于中国未来的乐观。这种态度极大地感染了我,使得我痛下决心,辞去公立学校的教师职位,全职开办课后孟子中文学校和中文夏令营。

    孟子中文学校的学生当中,有一部分来自没有任何中文背景的美国家庭,这些家长对中文感到神秘和向往,愿意花重金送孩子去中国游学。另一部分来自混血家庭,这些家长有一种危机意识,怕中国的文字和文化会被下一代遗忘,他们都有一颗中国心。还有一部分孩子是从中国领养来的,大都是女孩子,养父母们生怕她们忘记自己是中国人,送她们学中文,带她们回中国,到当初领养她们的孤儿院或原来寄养的家庭去看看。他们当中有许许多多感人的故事。

    开办学校的同时,我也兼顾着北美女人创作协会的事情。这个协会成立至今已经有十七个年头了。协会成员包括才女江岚、枫雨、楼兰、凡草等人,成员们笔耕不辍,希望能写出时代好作品。三年前,在社区的喜迎新年晚会上,协会成员又同声唱起了《年轻的朋友来相会》这首歌。激情洋溢的表演,把大家带回了青春年代。

    四十年的穿越,在宏伟的历史变革中演绎。我们这一代人,是跟随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成长起来的。当把个人的人生轨迹放到时代的大背景下去审视时,我不得不发出这样的感慨,我们是改革开放一路风雨的见证者,是推动者,也是成果的受益者。有人问我,你为祖国的发展做了什么?我说,我奋力拼搏,教美国人学习中国的语言和文化,在远隔重洋的祖国和美国之间架起一座文化之桥,也算是对祖国建设的一份贡献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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