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代人的不幸，是出生在一个“读书无用”的年代，而我个人的幸运，则是在那个年代瞎猫撞死耗子般读了不少书。我上小学时，当时在北京三十五中上中学的表姐兼做学校图书馆的管理员，可以把封存在库里的“禁书”偷偷搬回家读。那都是些竖版、繁体字、纸页脆黄的洋书，一大串书名至今刻在我的记忆里，比如许多年后才知道是“世界名著”的《地心游记》《上尉的女儿》《俊友》《红与黑》和《高老头》。我很喜欢“俊友”这个词，因为在那个年代的特殊而疲乏的语境里，“俊”和“友”这两个字是凑不到一起的。记得我还读过《红岩》《新儿女英雄传》，很为小说里宁死不屈的主人公们的豪迈气概所感染，那时候并没人告诉我这些书是“毒草”。
毫无疑问，对于十岁左右的孩子来说，那些书我只能囫囵吞枣似的翻着字典读，最大的收获是学会了繁体字。再有就是染上爱捻纸页的癖好，这或许就是我为什么习惯了电脑写作却无法读电子书，想来手感早已成了读书快感的一部分。
在表姐的影响下，我还从读书痴迷到抄书。她花了一年时间抄完了《牛虻》，我也一笔一画地用繁体字抄下了《安徒生童话》，从那之后对我来说，印着红字的浅棕色日记本皮和浅蓝色墨水的视觉记忆与遥远、陌生大陆的奇妙童话再难剥离。
当时，我家住在一个拥挤、已变成了大杂院的四合院东跨院里，原是书房的三间高台阶的大北屋，地板上的漆早已磨没，木雕隔断上的字画用高丽纸糊盖。我和表姐、外婆睡在最小的一间。表姐会在每天睡觉前躺在对面的小床上给我念一段她新抄的书，我至今记得，当她讲到牛虻抛弃他的吉卜赛情人时，我居然蒙着被子哭了……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因为文学感动，尽管那只是小说里最无关紧要的一个情节，尽管当时的我幼稚得还不懂情感。在小说的结尾，牛虻在写给革命伴侣琼玛的遗书里有一首小诗：“无论我活着，还是我死了，我都是一只快乐的大苍蝇。”其实，小说里写的是“飞虻”，表姐怕我不懂，故意念成了“大苍蝇”，让我至今不忘。
家里只有一张属于父母的书桌，孩子读书，要么蹲在大门道外的上马石上，要么骑坐在高高的、包有铜皮的门槛上，要么坐在走廊下的小马扎上，要么就在煤炉旁或被窝里。屋里的灯泡是15瓦的，光秃，昏黄，夏天的时候还垂着刺鼻的敌敌畏布条。就这样，我成了班里第一个戴近视眼镜的红领巾。
当然，也有些书是正经渠道得来的，比如浩然写的《西沙儿女》《艳阳天》和《金光大道》，以及父亲从单位领回来的、印有“供批判使用”字样的《水浒传》，总之，只要是书模样的东西，只要我能够拿到手，我都会读，甚至包括母亲床头的《赤脚医生实用手册》——我对“男女有别”的最初知识就是从那里面的线描穴位图上获得的。现如今，原来学院胡同一号的大四合院早已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是金融街上的高楼大厦，那时的生活成了一段被遗忘的记忆，但读书的记忆却像圣母升天，带了光环。
不过，我真正意义上的读书还是从中学开始。1978年，改革开放拉开序幕，书籍也迎来了一次大解放。上有邓小平倡导发展科学，尊重知识，下有两岁就能背几十首诗的“神童”宁铂被树做榜样，一时间读书成了风行的时尚。我记得，当时第一批重见天日的文学书大多还是繁体版，想来那时候社会上的读书欲望是那般强烈，出版社甚至来不及重新编辑，改排简体。那时是纸媒的黄金时代，买报读报是人们每天里的一件要事，感觉一日不读就会落伍。那时的报纸并没有铺天盖地的广告，但是新华书店每发行一部小说，报纸上都会刊登一则消息，这样的场景是经常发生的：市民们天不亮就赶到王府井或西单新华书店门前排队抢购同一本书。那时人们的读书热情真可谓“如饥似渴”，这也感染了年少的我。有一个星期天，我攥着一块多的零花钱，天不亮就赶到王府井新华书店排了半天的长队，买到了一本竖版的《牛虻》。揣着书步行回家，兴奋和幸福感无以言表，那是我生平第一次自己购书，那一年我十三岁。这本《牛虻》我读了不知多少遍，封面木刻是一张疤痕明显的男人脸，李俍民是被我记住的第一个译者名。
高一那年，结识了同样嗜书的男生李夏，我俩几乎每个周末都一起蹬车按照习惯的线路转遍城里为数不多的几家书店。有一次，李夏一下子买了十本《少年维特的烦恼》，顺手给了我一本，没想到这本绿皮的薄薄的小书成了我情感教育的启蒙读物，它让我又记住两个名字：歌德和杨武能。
年轻时交友很重要，李夏是我读书生涯中一个重要的朋友。那时候我喜欢去他家玩，有时一连几日吃喝拉撒睡都在他家，就是为了看书。虽然后来他从事计算机业，文学书看得少了，但是我每出一本书，都会想着要送给他，怀念少年读书狂的日子。
20世纪80年代，随着国门打开，出版业变得日益繁荣，读遍了古典的世界名著，而后开始读海明威和劳伦斯、海勒和川端康成。即便在北医读本科，我读过的文学书也远多过医学书。记得有一个冬夜，我和一个同学聊欧文·斯通写的凡·高传《渴望生活》，一直聊到天亮。一夜的飞雪，校园里皑皑一片。在回宿舍的那段路上，心里亮着一盏温暖的灯。舍友们陆续起床，我们一起有说有笑地去教室上课，我像一个间谍，不动声色地坐在他们中间。
改革开放不仅引入了文学，也引入了思潮。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即便没有给我们带来直接的财富，也给了年轻人对未来的梦想，如今这代人已成了中国经济建设的中流砥柱；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像烛光照亮了人类内心生活的幽暗地带，揭示了我们心理深层未探究的奥秘；而美学热、哲学热和科学热，更让读书的潮流漫延得深远，让个体思考的问题和自觉担负的责任从某种角度上讲升华于日常琐碎计较的物欲之上。现在回想，80年代人的精神气质之所以特殊，是因为改革开放让人开阔了眼界，充满了憧憬，全民读书使人们的身心染上了特殊时期的理想主义色彩和个体觉醒后的集体梦想。
对我来说，80年代是我在家乡生活的重要阶段，透明而浪漫，坚实而诗性。人在青春年代，大多有过迷恋诗歌的日子，不过对我来说，与其说迷恋诗歌，不如说是迷恋诗人，包括雪莱的私奔、拜伦的跛足和叶赛宁的躁郁，在我看来都很高贵。时过多年，有一首拜伦的短诗至今能背：“我总想把琴弦弹唱得欢乐，／可忧伤强做的笑颜／就像墓碑上的紫罗兰垂着露。／虽然我有许多爱我的伙伴，／可是我的心哟，依旧孤独。”其实现在读来，这首诗并不深刻，但由于对应了那时期多愁善感的心境，所以记忆很深。
另外，法国作家莫洛亚写在《拜伦传》里的一句话也对我影响很大：“惟有拜伦，曾是拜伦的诱惑者；惟有拜伦，会严惩拜伦身上的拜伦；惟有拜伦的摧毁者，将是未来世界的拜伦。”我把这句话视为自我反叛的启蒙，我对生活的态度和对自我的认知，就是在一系列貌似懒散、内核激烈的自觉反叛中形成的。所以，我很庆幸自己的青春是在改革开放最蓬勃的前十年里度过的，如饥似渴地读书，是在人性中自由地穿行，对一个人心性、情感、承受力和理解力的影响是巨大的。在书里，我可以饱尝爱的狂烈与冷落，找到情感的解脱与宣泄，发现生活的误区，透视到灵魂的原色。在用文字构筑的空间里，我既是主人公，又是评判者，既是美好的拥有者，也是磨难的受难者，局限的个体生命在文字中得到无限的伸延。我通过读书知道并相信，今后生活的幸福与否，都将建立在自己爱的能力上。
爱读书的年轻人梦想多，我那时的最大梦想就是，一个人光着脚，到世界上走走。“流浪”，我很喜欢这两个诗意的字眼，带着地上的泥，牵着天际的云。对那时的我来说，阅读就是一种流浪，这种流浪与其说是时空的，不如说是心灵的，是一种在虚构中的真实成长。
1991年深秋，正在中国音乐学院读研究生的我，终于实现了流浪的梦，搭乘十天的国际列车从北京到了匈牙利，将自己投进一个全然陌生的实验场，行囊里揣的唯一一本书，就是那本《渴望生活》。再有，就是带着自己年轻的本钱。当我在布达佩斯东火车站跳下站台时，感觉自己就像一位准备屠龙的少年英雄。我不信命，但有件小事又叫我不能不信：当年我学钢琴时，能够弹奏的第一支曲子就是勃拉姆斯的《匈牙利舞曲5号》。
时光一晃过去了二十七年，现在我在国内和在国外生活过的岁月正好相等，对我个人来讲，漂泊的生活让自己身上80年代的理想主义状态从某种程度上得到了“保鲜”。自我出国之后，国内的改革开放也继续了二十七年，这期间有彷徨、跌撞和摸索后的坚定，作为海外华人，我始终用客观的眼睛关注着。都说“出了国的人会更爱国”，这话的确是有道理的，因为人在异邦，你身上所携带的民族性和与异邦文化相异的传统性会显现得更加充分，甚至会形成难以避免的冲突，这时候你会更自觉地思考自己是谁，代表谁，保留什么，如何保留——不仅如何保留，还有如何传达、沟通、接受和修正。在国外生活，我既不主张绝对地继承，也不赞同盲目地接受，而是认为应该坚持跨文化视角，怀着包容、理解和尊重的态度，持建设性的初衷和批评性的认知，成为不同文化的沟通者和融合者，即所谓的“世界公民”。正因如此，我和我身为汉学家的妻子艾丽卡一起，自觉扮演起文化桥梁的角色。
许多人可能不信：十五年来，我翻译了二十多部匈牙利作品，但我从没“正式”学过匈牙利语，甚至连语言班都没上过。对我来说，酒馆、咖啡馆是我的语言学校，朋友们和字典是我的老师，再有，就是得益于我出国前后的疯狂阅读。
十分幸运，我刚出国不久，就结识了历史学家海尔奈·亚诺什先生。1992年，他在我最落魄的时候帮了我。通过他，我认识了许多匈牙利作家，包括后来的国际布克奖得主、《撒旦探戈》的作者——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
拉斯洛喜欢中国文化，1990年就曾出访中国并写了一本游记，写下了他想象中的古典中国和亲眼看到的改革下的中国。1998年，我陪他沿着李白的足迹走了十座城市，目睹了改革开放二十年后的中国，江河的巨变令我惊叹，民生的改善也让人欣慰，我们还沿途做了一系列采访，触到了改革后人们的内心生活。回到匈牙利，他写了一部游记《只有星空》，我也兴奋地记录下一路所见所想。也正是那次，我对拉斯洛的文字产生了好奇，于是翻着字典开始阅读他的小说，由于他的句子太长太绕太复杂，我干脆逐字逐句动笔翻译，没想到之后一发不可收，不仅翻译成瘾，而且自己也写起小说来。不久前，我翻译的《撒旦探戈》出版，成了我们文学缘分的见证。
文学很重要，往往一两位作家的几部作品就能够影响世界对一个国家的印象和了解。2002年凯尔泰斯·伊姆莱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使当代匈牙利文学在世界范围内受到了关注；同样，几年前莫言戴上了诺奖的桂冠，客观上为中国文学做了一个广告。回顾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历程，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就是打开了国门，为文学松绑，将外国作品请了进来。无论余华、莫言，还是苏童、阎连科，无不在创作的过程中从外国文学中汲取了养分。有人说，最好的汉语在翻译文学里，这话听起来夸张，但细想实际是有道理的，想来现当代中国文学的成长，离不开外国文学的输血。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不仅让中国读者开阔了眼界，也为中国作家提供了相对自由、开阔的创作空间，涌现出一大批优秀作家、诗人和有影响的作品。正是这四十年的成长和积累，为今天的中国文学“走出去”提供了资本和可能。
记得1990年代初我刚到匈牙利时，匈牙利人对中国文学的印象基本上只限于古典文学，像《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金瓶梅》《儒林外史》《老残游记》等经典小说早在五六十年代就有了匈文版，从《诗经》《乐府》《楚辞》到李白、杜甫、白居易的诗词，从《易经》《论语》到《孙子兵法》，光《道德经》就至少有五六个译本，但对现代文学的介绍却少得可怜，除了鲁迅的杂文集和老舍的《猫城记》外，只有古华的《芙蓉镇》和溥仪的《我的前半生》。到了90年代末，在匈牙利的书店里仍很难见到中国作品，即使偶然出现一两本涉及中国题材的作品，也局限于伤痕小说或美女小说。像余华、苏童、莫言、刘震云这样优秀作家的名字，只是近些年才被介绍到匈牙利，特别是这两年中国政府在“请进来”的同时力推“走出去”的计划，让匈牙利读者逐渐走近了中国当代文学。
去年我和妻子艾丽卡合作，将诗人吉狄马加的诗集《我，雪豹……》翻译成了匈语，并请匈牙利诗人朋友参与润色，由匈牙利笔会推出，并跟匈中友协合作，在布达王宫内的塞切尼国立图书馆里举行了新书发布和中匈诗歌朗诵会，续上了已经中断近半个世纪的中匈诗歌交流。要知道，在吉狄马加之前，匈牙利人读过的中国自由体诗，还局限在郭沫若、艾青、徐志摩、闻一多的作品上，他们即便听说过北岛、杨炼的名字，也从没有读过。现在，若没有中国政府在文化领域的发力，很难想象日趋边缘化了的诗歌能够突破市场经济的绞杀“走出去”。然而，一旦走了出去，诗便会变成外国人心中的中国式浪漫。匈牙利人很喜欢李白，他们觉得李白带着现代性，诗人苏契·盖佐不久前还写过一首诗，讲述他在北京的一家酒吧里听到李白谈论死亡，我刚翻译了他的一部诗文选《忧伤坐在树墩上》，里面就选入了这一首。
同是去年，我和妻子还做了一件开拓性的事情，将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的《山东汉画像石汇编》译介到了匈牙利，让当地人第一次了解到汉画像石这一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古老艺术形式。当地发行量最大的《匈牙利民族报》用了四分之一的版面介绍了这个大部头作品，文章的标题很赚眼球——《来自新丝绸之路的奇神怪仙》，副标题更长，“与罗马帝国同龄的中国画像石记录下了神话故事与日常生活”。可以理解，面对不知汉朝在何时、山东在何地、画像石为何物的匈牙利读者，要想吸引他们读这篇文章，确实需要在标题和副标题上下一番功夫。我读完之后，不能不称赞，这是一篇内容稠密、表达清晰、说古论今的文化普及范文，介绍完山东介绍孔子，讲完了汉代再讲汉画像石，回顾完中匈交流的历史又展望未来的合作远景，谈了古代的丝路又谈“新丝路”，当然还不忘介绍这个大部头出版的前因后果，讲解几句拓片的制作，甚至提到了东汉辞赋家王延寿……显然记者为了写好这篇文章，认真地做了很多功课。新书发布会刚刚开过，匈牙利总理办公厅就打来电话索要样书，还有艺术史学家打算进一步研究这些石头里的秘密……就这样，一部画册，突然打开了一扇穿越历史的时光之门。这个项目不仅得到了中方“丝路书香工程”和“齐鲁文化典籍翻译工程”的资助，也得到了匈牙利国立图书馆的支持，说它是新丝路的成果丝毫不拔高。
更值得一提的是，匈文版《山东汉画像石汇编》的出版人不是别人，正是二十多年前曾在我最落魄的日子里救助过我的好朋友海尔奈·亚诺什，他现在既是匈牙利国立图书馆副馆长，同时也担任Q.E.D出版社社长。早在我们相识之前，亚诺什就对中国文化感兴趣，在我们相识之后，他更是爱屋及乌，先后出版了由哲学家、汉学家考拉冲·伽伯尔翻译的匈文版的《道德经》和《易经》，在匈牙利还没有中文输入法的时代，书里的中文小楷都是我用毛笔亲手写的。因此，这次当我要为《山东汉画像石汇编》寻找出版社时，首先想到的就是他。由于我们亲人般的交情和信任，他答应得毫不犹豫，并把这部书做得漂漂亮亮。今年，我们再次合作，艾丽卡翻译，我来校订，亚诺什出版，推出了匈文版《中国民间孤本年画精粹》，用浓艳、多彩的民间艺术再让匈牙利的读者惊艳一回。
在别人看来，天时地利人和，搭筑这座中匈文化交流的桥梁对我来说似乎只是举手之劳，轻而易举。只有我自己心里最清楚，在这看似水到渠成的成功背后，离不开出国前的疯狂阅读和出国后的漂泊，离不开这从友情变成的亲情。对我来说，我脚下的新丝路，既是用自己的青春铺出来的，更借力于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劲风。我希望中国会继续开放，将胸襟敞向大海，将眼界投到远方，让中国文学涌入世界文学的海洋。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