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四十年”丛书-中国梦与非洲梦 张晓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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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7年出生于湖南。1988年至今一直从事对非洲贸易,从最开始的三四个客户,扩展到鼎盛时期的四十几个客户,贸易金额从几万美元增长到四五百万美元。被非洲客户亲切地称为“兄弟张”,主要将五金工具和小型设备等产品推荐给非洲客户。主要市场在尼日利亚,也包括埃及、坦桑尼亚、贝宁等。2005年成立自己的公司,2015年随妻女定居英国伦敦。

    1988年冬,公司举行的那场打字比赛,开启了我多彩人生的幸福之门。我从两百多名同事中脱颖而出,勇夺第二名。加上英语口语比较流利,我立即被业务繁杂、单据繁多的工具科的罗科长委以重任,赴埃及开罗参加1989年国际五金展。

    拿到出国任务通知书的当天,我就迫不及待地给家里拍了电报,告诉父母这一特大喜讯。那几天自己步子格外轻快,没人的时候还不忘吹吹口哨。一个月之后从公司回家乡过年,家里大门上,父亲手书的大红对联格外醒目,左联是“爆竹声声辞旧岁”,右联是“红梅朵朵送出国”。儿子能够出国,在当时是多么光宗耀祖的事,比我几年前考上大学,更让家里扬眉吐气。掌管家里财政大权的继母,破天荒地拿出200元钱,买了一大堆平时都舍不得买的好菜,在他们看来,我又一次给父母长脸了。父母穿上过年的新衣,父亲邀请了单位合得来、合不来的所有同事,热热闹闹地办了好几桌。那餐饭吃得比年夜饭还久,父母都喝醉了。

    春节后,我去公司的行政办公室,领取500元的出国服装补贴。当时每个月工资才100多。对于突然到手的厚厚一叠10元大钞,我兴奋激动了好几天。怀揣这笔巨款,我去了市中心的友谊华侨商店。在西装柜台前徘徊良久,终究舍不得出手,最后花了百来块钱扯了三米“的卡”布料,送到附近的裁缝店。半个月后,去试做好的西装,盯着镜中的自己,左看右看,感觉像在做梦,想起人们常说的“人靠衣装马靠鞍”。当时没有料到,我人生的第一套西装,后来一次都没有穿过——北非的埃及,2月底已是艳阳高照、干燥炎热,连长袖单衣都穿不住。后来,经济条件改善,我开始在专柜购买西装。这套西装就一直搁置着,这些自然是后话。

    置好西装,经过反复比价,我又买了两件条纹短袖衬衣,没有人告诉我穿西装得配长袖衬衣。好在,这阴差阳错买的两件短袖,在埃及开罗还真派上了大用场。然后买了几双厚薄不等的袜子,想到终于可以将那两双有些破洞的袜子更换掉,心里美滋滋的。接着买了双本地产的黑色三接头皮鞋,虽然,心里痒痒地惦记着上海产的皮鞋,但究竟还是舍不得买。没想到,后来,在埃及那酷热干燥的地方,不到半个月,我那双新皮鞋接头的地方就开裂了。

    如此一番精打细算下来,所有行头开销还不到200元。想起老家用了十几年的两个做饭的铝锅,其中大的那个既蒸饭又烧全家人的洗澡水,好几次因为自己看书入迷,忘记及时从煤气灶上挪开而被烧得变形了。于是,“挪用”公司给的置装费,买了个双喜牌的高压锅,一个大的铝锅,连同剩下的200元“巨款”,寄回仍旧拮据的老家。

    出发前半个月,接到北京总公司电话通知,让我和同事各带上四十斤大米。那一刻我和同事都蒙了:“我们是去出国吗?”加上那时候粮食是每月定量的,只好写信向父亲求援,同样蒙了的父亲赶紧找农村的亲戚帮忙,扛了一麻袋米来为我送行。

    就这样,拎着几十斤米,我第一次跨出了国门。到了埃及,才明白总公司领队的良苦用心。埃及当地主食是干硬的面包,搭配烤牛肉。刚开始尝尝鲜还行,连续吃上几天就不习惯了。多数人开始牙疼上火,严重者已无法如厕,整个人都蔫了。这时,各自携带的特色产品就派上用场了:湖南、江西的大米,山东的花生和大蒜,大连的墨鱼干,广东的腊味和咸蛋……(现在出国,这些东西已被有些国家的海关列为禁止携带物品)厨房被堆得满满当当。两位精干的上海大姐被委以主厨的重任。早上,大家分工协作准备早餐,并将当天的中餐一起做好,打包带去展馆。晚上回来,大家轮流做晚餐。不但终于吃舒服了,还节省下来了不少餐费,大家琢磨着该为家里添置台什么进口电器。

    因为胆大心细,兼之英语口语也不错,领队吩咐我协助管理财务,每三天定时去附近的银行用美元兑换埃及镑。当时汇率是1美元兑换2.4埃及镑。当年的埃及在铁腕人物穆巴拉克总统的领导下,物价稳定,秩序井然。

    为期半个月的展会结束后,领队给了一周的时间,让大家分组自由活动。我们先去了世界闻名的胡夫大金字塔。站在浩瀚的沙漠边沿、雄伟的金字塔附近,我们感到自己是如此渺小。金字塔历经千年的风吹日晒,巨大的石块表皮有很多地方脱落了,但人们感受到的震撼和肃穆却丝毫没有减少。不远处,当地人正在搭架维护外表斑驳的狮身人面像。

    晚上,我们去参观了尼罗河边的埃及铁塔。那铁塔高度可能有巴黎埃菲尔铁塔的一半,被装点得五彩缤纷。周边是游客聚集及饭店区域,人潮涌动。但因为是伊斯兰国家,公开场合不能喝酒,所以,没有我们常见的吆五喝六的高声喧哗,相反,有一种静谧,就像大家眼前静静流淌的尼罗河。

    我们抽空去拜访了新结识的两个客户。其中一个后来跟我做了很多年的螺丝批生意。他年过六十,但是保养得极好,看上去不过四十多一点。他介绍自己只有四个人的前店后仓的公司时,非常自豪地说,他的产品销往附近的两个国家已经超过十年了。中国产的螺丝批比他们以前从迪拜进的手柄更大、刀杆硬度更好,真正算得上价廉物美。他边娓娓道来,边亲自动手研磨了一大杯咖啡豆,再拿出三个杯子装好,每个杯子足有半杯的咖啡粉。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喝咖啡,或许,从那刻起,非洲就走进了我的生活。至今,我已喝过无数杯咖啡,但那杯浓烈的咖啡,略带没有完全溶解的颗粒,却成了我记忆中永远的一个定格。就像我熟悉的非洲人,简单直率,感情浓烈又朴素。只是,我没有料到,再次踏上非洲的土地,竟然是二十年之后。

    开罗之行后的二十年,我陪着非洲客商们辗转于中国各地,他们看我、看中国的眼神,由平淡到感慨再到惊叹……

    事业之余,我忙于料理家里的事情,操心着柴米油盐、孩子上学……我的衣橱里整整齐齐地挂着一排西装,橱柜下是同样整齐摆放的各款皮鞋,而最里面,仍然挂着我花费百来块做的从未真正穿过的第一套西装。

    2009年3月,我到达尼日利亚拉各斯国际机场。

    让我吃惊的是,机场十分简陋。一踏进出入境大厅,一股热浪迎面扑来。墙上不多的几台风扇嗡嗡地摇着,感觉不是送来清凉,而是在推送热浪。远处卫生间的指示灯箱歪斜着,上面布满了灰尘和蛛网。人们不断地用纸巾擦汗,拿翻开的护照扇风。那些身着橄榄绿制服的海关人员居然可以纹丝不动,神态安详,慢条斯理地翻找每本护照里的签证,还不时地让旅客出示邀请函一类的证明文件。这儿,没有任何优先通道,各类肤色的人们都等候着。

    飞奔而来的客户连忙道歉,不停地解释因为道路过分拥堵才迟到了。他直接将我的拖杆箱往后排座位上一扔,崭新的深色皮座上立即显现红土的轮印。坑坑洼洼的道路上车流很密,车与车都贴得很近。客户不停地刹车,我感觉自己仿佛坐在中国农村的拖拉机上。客户抱歉地说,全国的路况都差不多,机场到市区的主干道还算是宽敞的,其他的道路至少窄一半。我思忖着,这大概意味着“拖拉机”要变成“过山车”。

    来到预订的酒店,条件跟80年代国内的县城招待所类似,但是价格却奇高,每晚130美元。哪怕住一周也没有折扣,还得入住时一次性全部付清。“你们是这样待客的?”我与客户开玩笑。

    使用半尺长的L形铜钥匙,捅开老式的横挂锁,推开沉重的房门,进入昏暗的房间。定睛好几秒钟才能辨清物体,摸索半天,在门边找到垂吊着的电灯拉绳开关。灯泡点亮了,是一般工地上使用的那种插口式的白炽灯泡。忽然记起,客户曾向我采购过几个集装箱的这种老款灯泡,以60瓦和100瓦的居多。在万里之遥看到自己经营的产品,这种亲切感多少减轻了自己进入房间的种种不适。17英寸的小彩电是那种旋钮开关在右边的,那时在中国已经很少见到了。暗红色的拉毛墙壁,铺设着暗红色的缝隙大小不一的地砖,再搭配咖啡色的木制家具,整个房间显得很暗。唯一的白色,是悬在床头的壁挂式空调,因为有些旧了,成了米黄色。见我拿遥控器想去开空调,客户忙解释说,要等到晚上八点左右,宾馆自己发电后才能使用。推开吱吱作响的另一扇木门,比卧室稍小一点的卫生间呈现在眼前:立式的洗脸盆,四周有些泛黄的污渍;螺旋式的铜质水龙头,不紧不慢地滴着水;污渍面积更大的白色浴缸里,躺着一个红色的塑料水桶,冲凉的花洒也被顺手放在里面。客户又向我解释,城里很多区域没有自来水。大家都自己打井,将水抽到跟屋顶一样高的黑色橡胶水塔里,所以水压非常低。热水器很多时候点不着火,得将热水接到桶里洗澡。

    就这样,熬到晩上八点多,一直大汗淋漓的我终于可以洗澡了。

    花洒挂上去,热水器真的点不着火,只好将它取下来,悬吊在桶里,再去开热水器,这才听到弱弱的打火声音。那涓涓细流要装满一桶,估计得等上十分钟。趁这间隙,循着声音去拍打花斑蚊子。来之前,我特意去国内的卫生防疫中心注射了防登革热、防疟疾、防黄热病的好几种疫苗,还带上了好几种常见疾病的应急药。对非洲蚊子,我心怀恐惧。好在非洲的蚊子没有国内的狡猾,直来直去的不绕弯,我拿出小时候在家乡对付蚊子时练就的本领,不一会儿,就拍了十多只,都没见血。看样子,这儿的蚊子比较讲规矩,不到时间不开工。

    我正在洋洋自得,突然,灯灭了,黑暗立即包围了一切。我手里还握着卷起的报纸,不清楚方位,只好站在原地等着,感觉蚊子要对我发起反攻。此时的等候显得如此漫长,大约五分钟后灯又亮了,我赶紧冲凉。

    第二天,我早早起床。尼日利亚很多地方仍然没通火车,从拉各斯去其他城市,只能坐飞机。我被告知,这里不能通过电话或者网络订票,只能在机场购买。不过,飞机出行属于奢侈享受,所以,基本上无须提前购票。

    仍旧漆黑的门口隐隐约约地停了台车,却不见司机。询问服务员,他笑着一指,那车子后面的大树底下不是吗?我睁大眼睛,辨认了好久,原来皮肤黝黑的司机,还穿了件黑色衣服。

    客户阿里(Ali)的门面在当地的五金批发市场。建筑老旧,货品堆得满满当当,让人担心会不会塌下来。不少摊位的货样都摆到了门外,使得狭窄的过道更加拥挤,不时有顾客因为边走边搜寻产品而被绊到。嘈杂的人声,被摆放在店面门口的发电机的巨大轰鸣声盖过。刺鼻的尾气,伴随着人们拖鞋扬起的尘土,在燥热的空气里盘旋,久久不散。但是,门面里外的人们都笑容灿烂,悠闲交谈着,仿佛一切就该如此。

    阿里有两个对开的门面,每个不足六平方米。粗糙的砖墙上密密麻麻挂满了各式样品。几种新款的畅销产品,都被挂在容易拿取的位置。每个门面里,都有三个年轻人在照看着。产品目录繁杂,这些年轻的员工却能随口报出产品的价格。

    阿里自豪地介绍,这些年轻人,一般都是雇主的亲戚或者朋友的孩子,他们十三四岁就跟着雇主,无怨无悔、勤勤恳恳地工作。没有工资,雇主只管吃管住。五六年之后,雇主高兴了,会一次性地给他们一到两万美元,资助他们自立门户。万一遇到经济萧条,他们也可能只拿得到三五千美元。

    见阿里这会儿来的客户比较多,我请他的一个员工领我去看看本(Ben)的摊位。我担心若没人引路,自己会迷失在这错综复杂的“迷宫”里。七拐八拐地走了五六分钟,我们来到本的摊位。这儿阳光直射,里面凌乱的情形一目了然。本一边笑着站起身,将店里唯一的凳子让给我,一边吩咐忙着记账的小姑娘,从她身后的纸箱里抠瓶矿泉水递给我。这儿也是三个年轻人,他们看上去年纪更小。记账的小姑娘在刺眼的阳光下,将旁边一叠小纸条上的品名和数量,登记在一个大的硬皮本上。她用纤细的手指随意地抓着圆珠笔,歪着头认真地书写着。意识到我在盯着她工作,小姑娘抬起头,给了我一个礼节性的微笑,露出一口洁白整齐的小贝齿。在那皮肤紧致而黝黑的脸上,这一抹笑容显得格外耀眼,如同深色绒盒里一串晶莹的珍珠。

    经过没有扶手的水泥楼梯,我们上到二楼本的办公室。透过楼板的一些破洞,可清楚地看到一楼密集晃动的人群。本熟练地使用拉绳开关,启动了门口的迷你发电机。狭小的办公室里摆了两张1.5米左右的办公桌和一个双层的简易木柜。木柜下层塞满了各种样品,上层杂乱地堆着些文件夹和样本。挂在窗户顶上的空调,在这个如同面包车大小的狭窄空间里,效果非常好。没几分钟,就感觉清凉了。现在我终于明白,那次本走进我国内的办公室,脸上那种惊奇羡慕的表情。

    在这狭窄的空间,有点发福的本勉强坐下去之后,肚子紧紧地贴着办公桌的抽屉,拿出他在中国购买的手提电脑,调侃着说:“怎么样?我以前跟你诉苦,说自己每天都在煎熬,没骗你吧?我们今天过的日子是不是相当于你们改革开放之前的生活?”

    亏他还记得“改革开放”这个词。几年前,我向他清晰地描述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变,也将之前的生活描绘了一番,本似乎刻骨铭心地学会了这几个中文字——“改革开放”。

    “你看,我们这儿几十年了,没有任何的改变!”本嘟囔了几句。他的办公室虽然窄小,但是比起一楼的门面还是稍微清静些。除了办公,还能躺在办公桌上稍微休息下。夏季,每天他们都得冒着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十七八岁的年轻人靠体力,对三四十岁的人们而言,则完全凭毅力。整个市场里,几乎看不到五十岁以上的经营者。

    尼日利亚,这个拥有1.73亿人口(占非洲总人口的16%)的国家,目前已是非洲最大的经济体。

    与尼日利亚客户打交道近三十年,中国的日新月异让他们目瞪口呆。略懂中文的本曾告诉我,他们尼日利亚的国歌是《起来吧,同胞们!尼日利亚人听从召唤》,“你们中国人的‘起来’,是一跃而起,我们的‘起来’却是半梦半醒”。

    刚开始,尼日利亚连电报都很少,生意往来靠信件交换信息。遇到火烧眉毛的事情,才使用昂贵的DHL(敦豪航空货运公司)快递。到了1997年前后,开始有人使用手机,电子邮件跟着慢慢普及。

    西方社会对中国产品在非洲大受欢迎颇有微词,殊不知,这其中饱含中国几代人辛勤耕耘的心血。比如销往非洲国家的工具,为了保证品质,1995年以前,工厂都使用进口钢材来生产,后来,国内的材料改进了,工艺设备也改进很多,逐渐地,都使用国产钢材,不但价格低,有部分产品的品质还超过了国际著名品牌IRWIN(欧文)。就拿手板锯来说,我们跟IRWIN一样使用65号锰钢,取代刚开始的50号碳钢,以保证锯片有足够的韧性和硬度。同时,根据非洲人高大有劲的特点,加大了拨齿的距离,将欧美人习惯的9齿10点改为7齿8点,相应地每个锯齿变大了。再将通常的双面磨齿改为三面磨齿,这样一来,提高了锯子的锋利度,减少了锯齿的摩擦,大大加快了切削的速度。因为有了这样与众不同的品质,这款产品在尼日利亚市场全面战胜了老牌IRWIN,获得了绝对第一的销量。

    经过几十年的合作,非洲客户们喜欢称我为“兄弟张”,遇到家有喜事,都会第一时间告知我,若是婚礼大庆,更是盛情邀请我前往。

    就这样,几年前我重访尼日利亚。经历过中国改革开放巨变的我,对他国的发展变化尤为敏感。

    拉各斯城区不少地段在修建轻轨,工地上到处都是中国建筑的标识。由中国承建的尼日利亚沿海铁路也于2014年动工了。2016年,中尼签订了货币互换协议,现在,部分业务已经能够直接以人民币进行结算。而我的非洲朋友们更是学会了使用支付宝,“扫一扫”成了他们说得最地道的中文。

    本举着手中的华为手机向我招手,他告诉我,尼日利亚智能手机市场份额中,三星占了34%,华为只有4%。中国产品质量不错,但还要学会讲故事。年轻人喜欢“酷”,所以,产品得酷。

    我问本:“非洲还比较落后,可你们怎么总笑得那么阳光灿烂呢?”

    本想了想,说道:“贫穷不可怕,只要有希望。兄弟张,你们有中国梦,而我们,也有我们的非洲梦。你不是常说,有梦的地方就有希望嘛。”本雪白的牙齿在阳光下格外明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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