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年锦时从指尖滑落，韶华春光在红尘中流过，但总有一些回声栖息于岁月之树，开出满枝繁花，令我们在花树下流连品赏。
四十年，克绍箕裘，弦歌不辍；四十年，风云际会，华章如诗。
第一个十年：轻轻敲醒沉睡的心灵
我是你簇新的理想
刚从神话的蛛网里挣脱；
我是你雪被下古莲的胚芽；
我是你挂着眼泪的笑涡；
我是新刷出的雪白的起跑线；
是绯红的黎明
正在喷薄；
——祖国呵！
——舒婷《祖国呵，我亲爱的祖国》
2018年的这个黄昏，我在玫瑰馥郁的塞纳河边，回望1978年夏虫啾啾的麻阳溪，那是我读中学的地方。我看到自己穿着皱巴巴、打着补丁的衣裤，第二次坐在高考考场中，愁眉不展。
我们这一代人的作文是通过写大字报练习的，阅读训练是通过背诵“老三篇”[1]完成的，音乐启蒙是在无数次观看样板戏中实现的，审美能力是在看苏联、阿尔巴尼亚和朝鲜电影中培养的。小小年纪，一人能把《智斗》从刁德一到胡司令再到阿庆嫂的所有唱段连同过门一并完成，《战地新歌》可以从第一册唱到第三册，能背《列宁在1918》中瓦西里的台词；会插秧割稻，淘粪耘田，挑水打柴，养猪卖菜；学天津小靳庄的农民冲上赛诗台喊口号……当然，我们还读浩然，看小人书，我们会这会那，就是不会数理化和英语，梦想高中毕业后去插队，做一名光荣的女拖拉机手，豪迈地站在绿油油的田野上放歌。
除了高尔基的《我的大学》外，压根儿就没想到大学和我们有什么关系。
历史大变革之前，往往静若止水，接着便是排山倒海般的壮阔波澜。国家突然恢复中断了十年的高考，猝不及防中，希望和压力一道从天而降。1977年12月，我以十四岁在校高中生的身份（未毕业）被学校选送去参加高考，因惧怕而哭哭啼啼，坚辞不去。被绑架似的，我手忙脚乱被逼上考场。在录取率仅为4.7%的这次“省考”（各省自行出卷）中，我的分数应该可以上专科学校，爸妈说，还是等正经高中毕业再去好好考吧！半年后，我懵懵懂懂再次迈入考场。墙上挂着“一颗红心，两种准备”的标语；社会应考青年捏紧拳头，坚信“考上与否，就是穿皮鞋和穿草鞋的区别”……这一次我轻松过关，成为我们县第一中学那年唯一考入本科的文科生。这次高考俗称“国考”（“文革”后第一次全国统考），610万人报考，40.2万人考上，录取率仅仅6.6%。
不知不觉中，我亲历了中国高考历史的重要转折，也见证了“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激烈竞争。后来的四十年里，我总会伸长脖子嗅着那夹杂地瓜干、爆米花和的确良气味的空气，频频回首自己和整个民族命运改变的那一年。
大学里我读的是政治教育，心里没有“漫卷诗书喜欲狂”的快乐，而是充满了惶惑。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我们入学几个月后召开了，“两个凡是”被否定了，席卷全国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石破天惊，改变了两代人的思维，话剧《于无声处》横空出世，重评瞿秋白《多余的话》振聋发聩……1980年，“潘晓”以“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的追问引发数千万青年对人生观的大讨论。
小小少年多烦恼，我内心疑虑重重，囫囵吞枣地啃着枯燥的《资本论》和《反杜林论》。粮票、布票、糖票总是不够用，肚子总是饿得咕咕叫，每一餐都要打半斤饭，终于吃成了小胖子。班上同学年龄悬殊，有的当过小学校长，有的当过村支书，有的是或现役或退役的兵哥兵姐。期中考试时，忽听说年龄大我一倍的师兄请假回老家，原来，他的妻子生了一对双胞胎！周末，我们潜伏到连江琯头镇偷偷购买从台湾运过来的尼龙面料和羽绒衣；穿喇叭裤留长发的“不良青年”手提日本三洋双卡录放机，播着港台“靡靡之音”招摇过市，管理人员伺机而出剪破他们的宽裤腿；邓丽君的歌曲也悄悄在大学校园流传开来；中文系的才子到各个宿舍兜售油印粗糙的“朦胧诗”集，我们在系阅览室读卢新华的《伤痕》、礼平的《当晚霞消失的时候》、古华的《爬满青藤的木屋》和《芙蓉镇》，由此窥到了新时期文学的第一抹曙光；在外语系蹭西方文学的课，眼前打开了一道神秘的世界之门，由此知道莎士比亚、歌德、托尔斯泰等西方文学巨匠，埋下了我出国的种子。
与“文革”前“老三届”（指1966、1967、1968届初、高中毕业生）相对应，“新三届”（指1977、1978、1979级大学生）的称号，就像接头暗语，素不相识的人只要一说“我是七八级的”，便一拍即合成为“自己人”。新三届中很多人后来成为各行各业的中流砥柱甚至国之栋梁。身处这不可复制的特殊人群，我时常自问：有没有辜负“七八级”这一光荣的名称？
第二个十年：抬头寻找天空的翅膀
让青春吹动了你的长发让它牵引你的梦
不知不觉这城市的历史已记取了你的笑容
红红心中蓝蓝的天是个生命的开始
——罗大佑《追梦人》
2018年的这个午后，我在暖风拂面的多瑙河边，回望1988年秋风瑟瑟的官沙田，那是我供职的高校所在之处。我看到自己在齐秦“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的歌声中爬上学校拉煤的卡车，灰头土脸一路狂奔到报名即将截止的市招生办。
在此之前，我被分配到山区教书，由于山区师资缺乏，我一直未获准报考研究生。青年教师们进行了一系列抗争，我终于得到这一次的考研机会。很幸运，我被华东师大中文系录取为文艺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接下去的十年，我看到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两德统一，邓小平视察南方、香港回归……国际形势风云诡谲，中国改革开放深入推进到各个领域，一切过往的经验都在重构。存在主义、解释学、现象学、结构主义等各种哲学思潮流派充斥着我们的话题；听格非讲写作，听王晓明讲鲁迅，听宋琳谈诗，与王安忆、孙甘露在同一间教室讨论先锋文学的精妙；看李宗盛、罗大佑的演唱会也是我们生活中重要的内容。
那时的上海，艺术和学术气氛浓厚，探索戏剧十分盛行，我们宿舍三个女研究生与学校艺术团的同学一道，在上海戏剧学院同学的指导下，找来了一个复旦大学女生写的本子，演出了一部很另类抽象的海派话剧，讨论存在主义问题。演员只有一男二女，不仅有对白，还有歌舞，颇具古希腊悲剧之风，时光和场景在幻想与现实之间交替。演出开始，大提琴乐声缓缓地流出，在舒曼的《梦幻曲》中，大幕徐徐拉开。女主角执着地追索生命的答案，真诚动人；仙女们在有些荒诞的喜多郎的乐声中翩翩起舞，少顷，却化作古希腊歌队与追问者一问一答；我负责现场配乐，捏着一把汗；上戏的同学指挥着灯光操作者。整场三幕话剧，在如此巨大的礼堂里，挤满了观众，没有麦克风，除了舞台上的台词和配乐，还能听到观众的心跳。
演出结束后的一段时间，每天都有人谈论这场小小的校园话剧。在此之前，华东师大的礼堂从未有过彩色灯光演出，因为我们的“创举”，以后每次演出甚至开大会，主办者都要在灯上贴红红蓝蓝的色纸或者架起追光灯。不夸张地说，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为大家打开了一个新的思路。从现在来看，这场话剧仍是很前卫很小众的，富有探索性、象征性和思想性。我们的表演很稚嫩，但是态度很认真；我们的思考很淳朴，但并不浅薄，所以引发很多共鸣。这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青年的共同特点。我们没有任何功利性的考虑，自己贴钱花时间去做，没有人褒奖我们，我们没有因此当上学生干部，也没计入个人档案和成绩，连照片也没留下一张。上戏的同学不计报酬，往来奔忙；华东师大虽然没给经费，但是也十分宽容并包，同意我们在学校最重要的大礼堂演出。
后来我们毕业了，老狼、高晓松《同桌的你》和《睡在我上铺的兄弟》等校园民谣代替了崔健的《一无所有》和《一块红布》，窦唯、唐朝乐队风靡一时。女孩们的发型，从麻花辫换成了长卷发，又从长卷发换成披肩直发，衣着材质从乔其纱换成棉布，又从棉布换成真丝。市场意识和消费主义登场，娱乐至上来袭，理想主义衰退。而我们心中笃定沉着，青春的记忆，就像一首牧歌，留在我们心中的这幅图景，将一直鲜活美好。
第三个十年：让我拥抱着你的梦
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让往前走的继续走，让幸福的人儿更幸福……
——《南方周末》1999年新年献词
2018年的这个夜晚，我在滴水成冰的多瑙河边，回望1998年春水荡漾的榕城。我看到我站在大学讲台上侃侃而谈，授课之余，背着采访包风尘仆仆。我以记者这一职业的眼光打量社会各个层面发生的变革，看到自由与桎梏、传承与反叛、进取与踌躇、理性与冲动，各种力量互相博弈、此消彼长。
高考这扇通向象牙塔的门，依旧是时代的风向标，是全民热议的话题。那几年的作文题目很多是话题作文，比如以“假如记忆可以移植”“答案是丰富多彩的”“心灵的选择”等为题作文，富有生活气息和时代气息。2001年，国家取消对高考考生“不超过二十五岁”和“未婚”的限制，于是考场上出现了七十二岁高龄的考生，连考十多次均落榜却毫不气馁。
作为读者和观众，我眼角的余光也饶有趣味地扫视文坛和娱乐圈：80后作家韩寒、郭敬明、张悦然等成为文坛新星；男神柳云龙因《暗算》而走红；韩剧风靡全国，偶像剧登场……
进入21世纪，申奥成功，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中国越来越融入世界，互联网驶上快车道，资本摆开盛宴，中国的经济和政治按自己独有的方式和逻辑出牌。大哥大、BP机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翻盖、直板、滑盖等各种小型手机成为人们的新宠。我用了几个月的工资买了一部爱立信，之后又陆续使用过诺基亚、索尼、摩托罗拉、三星等外国品牌，直到现在定格于国产华为。
我们唱着《走进新时代》，告别了以“物”为中心的消费时代，进入多元消费的时代，大多数人再也不用为吃穿发愁，提高生活质量成为首要话题。分配住房政策结束了，房地产业方兴未艾，我经常陪想买房而又举棋不定的闺密去看房，巴望着再等一等也许会降价。有些人老也买不上房，有些人囤了好多套，有些人专职炒房，甚至炒到国外。最火爆的是全民炒股，人们奔走相告关于购买原始股的信息，连菜市场上的大爷大妈都貌似成了股票专家，几乎无人怀疑可以一夜暴富。我也于最高潮时茫然无知地被裹挟，股市终于在2007年涨到最高的6100多点时发出了撕心裂肺的长啸，穷凶极恶的股灾降临了，900多只股突然跌停，我的全部积蓄血本无归。
尽管如此，物质的繁荣仍是不争的事实。当商品短缺的基因一去不复返，在各种行业中，目标为一枝独秀的自我推销成为最重要的技能——不仅职场如此，情场也如此。社会上出现一个新名词：剩女。伴随着物质的过剩，我和很多大龄女性一道也“过剩”了，报刊副主编或主编的职位只能给自己减分；副教授和副编审的光环，不能阻止自己陷入被适婚男性遗忘的尴尬境地。老妈忧心忡忡给她的昔日老同学打电话，为宝贝女儿寻觅对象，也全然不顾女儿面子，四处给适龄男士写信。工作之余，到麦当劳约会、参加各种联谊会、网上相亲，成为我当时生活的主旋律。
这真是一个五味杂陈的年代。
第四个十年：为明天献出虔诚的祈祷
我送你离开 千里之外 你无声黑白
沉默年代 或许不该 太遥远的相爱
——方文山《千里之外》
2018年，我在沉郁古典的萨尔札赫河畔，回望2008年喧闹繁华的闽江之滨，那是我魂牵梦绕、亲人居住的家园。我看到自己乘坐国航班机，飞越万里来到欧洲。一眨眼，世界变成平的，地球村越来越小，生活越来越丰富多彩，一个沸腾的时代已然来临。
游学途中，我和一个奥地利男子建立了一个中西合璧的家庭。这十年，我以“第三只眼”看中国，我看到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看到杭州G20峰会上中国的自信与担当，我看到阿尔法狗打败李世石之后，人工智能“少女诗人小冰”竟然作出“她嫁了人间许多的颜色”这样清新脱俗的诗句……
有人说，如今物质主义、拜金主义甚嚣尘上，理想主义已经过气了，但我却说，世界已然越来越斑斓多姿，生活已然越来越丰富多彩，不能再用简单的是非对错和单一的价值观来判断这个多元繁复的社会。这个十年，提供了比以往多得多的渠道、平台和机会，与其做判断，不如去实践，以自己的姿态参与进去。我希望可以用文字呈现我看到的世界、讲述我体验到的中国，为绚烂的世界再添一笔色彩。
2015年，我在《福州日报》上开设专栏《从三坊七巷到阿尔卑斯山》，立于东西文化的交叉点上，写下自己在奥地利萨尔茨堡收获爱情养育后代的故事，写下“到阿尔卑斯山耕云读雪，到多瑙河畔酌酒赏花，到亚得里亚海钓水樵山”的经历，写下乡愁，思考华人移民在异国流徙中的文化困境和自我突围等问题。2017年，我出版了《萨尔茨堡有张床》，以自己的异国婚姻经历、双重世界、两面人生，呈现东西方不同的价值观、各种文化冲突与交融等问题。2017年金砖国家峰会在厦门召开，我参与撰写的“你好，福建”丛书作为峰会国礼，赠送给参会的各国元首和嘉宾。我很欣慰我能在文化交流中扮演一个使者的角色，向世界介绍中国，讲述中国故事。
2018年4月，奥地利总统和总理联合率团，带领包括内阁部长、联邦商会主席等在内的高规格代表团访问中国之后，我协助拍摄制作了电视专题片《相约音乐之都萨尔茨堡》，担任撰稿人，并作为东南卫视客座主持人采访了奥地利萨尔茨堡市的市长，携奥地利丈夫和女儿作为中西合璧家庭的代表为该片出镜。
中国和奥地利之间有古代贸易大道“丝绸之路”；到今天有引领世界科技前沿的中奥量子通信合作项目搭建的“空中丝绸之路”；近来，中奥还建立了友好战略伙伴关系，不论是高层政要还是普通百姓，两国人民之间的交往，筑起了一道“情感丝绸之路”。在这条“情感丝绸之路”上，我好比一头驮着东方文化财富的骆驼，穿行在这一个十年、下一个十年。
注释
[1]“老三篇”：是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期间写下的三篇经典之作《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的统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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