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要回忆？
当我们满怀信心并拥有能力去怀抱、创造未来时，我们是否就该不断向前，不断忘记，争分夺秒地只为明天而拼搏？可为什么偶尔我们也会停下脚步，到记忆里去搜索过去？
概因那个回不去的昨天，于不经意间，一点一点仍然在悄悄地涂抹着我们未来的色彩；又常常在万籁俱寂之时，或深情或粗暴地闯入我们记忆的深处，掀开看似轻盈实则沉重的外壳，用那已被遗忘的古老言语，提醒我们：我们到底是谁，我们曾经怎样生活过。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正在逐渐向世界开启改革开放的大门，空气中到处弥漫着一股朝气蓬勃的气息。作为我国最早的经贸专业毕业生，我们也个个摩拳擦掌，办公室的墙上贴着“努力奋斗，为祖国建设争创外汇”的标语，楼道里到处传来老式英文打字机咔嗒咔嗒的键盘敲击声，走廊里急匆匆的脚步声夹着同事们彼此打招呼的声音……
我被分派到欧洲部，德国、法国、荷兰、意大利等地自然就成了出差的主要目的地。也有同学被分配到非洲部、美加部或东南亚部。在一遍又一遍背诵外贸战线“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之后，我们跨出了国门，用当时流行的语言来说，我们背负重任，奔赴不带硝烟的战场。
那时出国都是组团形式，一个团队四五十人，包括各行各业的经贸人员。尽管在当时人们的眼里，我们俨然是时代的宠儿，但严格的外事纪律让我们身在国外时，就像不带枪支的作战军人，个个都一副凛然不可侵犯的样子，时刻保持着绝不能被资本主义思想腐蚀的警惕之心。为了节省外汇，我们就像打游击战似的，三五成群分布在欧洲便宜的家庭旅馆中，早餐时叮嘱房东多煮一些鸡蛋，然后每人兜里面揣上两个当午餐；晚餐是大家最开心的时候，旅游大巴通常会把大家拉到一家中餐馆，然后每个人拿出出国前塞在行李箱中的辣椒酱、腌菜，浇在中餐馆的菜肴上饱饱地吃一顿。
遇到天气好，晩餐后大家就能争取到一些自由散步的时间。所谓自由，也是严格规定必须按组行动，个人单独外出那是绝对禁止的。
有回在德国，我们几个走着走着，竟来到了莱茵河边的一片住宅区。一栋栋整齐排列的建筑，在落日的余晖映衬下显得格外宁静和漂亮。有人提议拍照，当大家正在摆姿势时，一个金发男孩从一栋别墅的前院跑出来，见到我们，不由得发出惊讶的叫唤声，一位中年女子循声找来。该女子有和男孩一样的金发以及湛蓝的眼睛，面孔精致，一照面我们彼此都愣住了。那时候的我们，在外都身着国家统一配置的出国服装，男士一律深色的西装配领带，女士则是深色的西装外套搭配西裙。而这位德国女子身着休闲的家居装，随意而不失优雅。她笑着问我们：“你们从哪里来？”我们面面相觑，一方面遵照当时规定，我们不得与外贸客商之外的外国人交谈；另一方面，我们又被要求在外时，言谈举止要有礼有节。短暂的沉默之后，我答道：“中国，我们来自中国。”然后一行人匆匆离去。走了段路，我忍不住又回头遥望，但见那女子蹲着，面朝着我们，正在向小男孩解释着。“她在说什么呢？”我问自己。
十年后，作为一家欧洲企业的中国总经理，我邂逅了后来成为我先生的德国青年托马斯。当我和同事被邀请去他家喝咖啡时，我震惊得难以用言语来形容，托马斯的家就坐落在莱茵河边，当年那个微笑着和我打招呼的女士就是他的邻居之一施密茨夫人，以至于后来我的朋友们与我打趣说：“你大概早就知道那将是你未来的家，所以才去拍照的吧？”
命运有时就是这么奇妙，她常常会在某个时刻给我们以某种暗示，尽管当事人往往浑然不觉，但若我们沿着命运的轨迹前行，终有一天会发现原来很多事情，冥冥中早有安排，这大概就是我们常念叨的缘分自有天注定。
这些当然是后话，我们再接着说回90年代的德国。为了将外汇节省下来，购买当时国内紧缺的电器产品，在国外出差时，我们个个节衣缩食，除了中餐馆的聚餐，我们从来没有踏进过任何一家欧洲餐厅或咖啡馆，客商也不敢邀请我们，因为动辄几十人的集体行动，吓得他们都捂紧了荷包。那时走在德国的街头，烤香肠的味道总在我们饥肠辘辘的时候飘进鼻子，似要挑战我们的抵抗力。这时候我们就会摸摸袋子里早已放凉的熟鸡蛋安慰自己，终将有一天可以阔气地对摊主说：“来十根烤肠。”
有一次在德国，忽然强冷空气来袭，我们个个冻得直哆嗦，可当时德国百货店的衣服，不但价格在我们看来宛如天价，尺寸也大得可以将上衣当作连衣裙。一位热心的当地华侨闻讯赶来，将我们一行人带至一家较偏僻的商店，看到衣服上的价格，我们忍不住欢叫起来，挑挑拣拣，最终因为尺寸问题，我们女生都在童装部为自己购置了件毛衣。后来我们才知道，那是家二手服装店，里面的衣服大都是德国家庭捐赠的。
俗话说：“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就有恩怨。”若不巧这江湖还远在万里之外，隔着语言、文化、种族的障碍，怀揣一颗易感之心的我们，往往轻易就被恩怨打个措手不及。
90年代的中国，在“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口号的感召下，大家努力解决温饱问题，纷纷忙着“脱贫”，那年代自然还顾及不到猫猫狗狗们的幸福生活，或者说根本还没有养宠物的概念。
一天，我们在德国街上遇到了一场游行，游行队伍很长，人人都牵着条宠物犬。同行的小李出于好奇，想去触摸其中的一条京巴狗，结果狗的主人一把扯紧牵引绳，嘴里嘟囔着，大意是：你们这些吃狗肉的野蛮人，别碰我的宝贝。
去德国次数多了，自然能听懂一些简单的德语，又兼年轻气盛，我马上用自己不太流利的德语回敬道：“不懂得尊重他人的才是野蛮人。”德国人有点吃惊，不再吱声。
那时候在国内，我们一群年轻人统一住在单位分配的单身公寓里。每到周末，那里就洋溢着欢声笑语。经常有其他行业的年轻朋友们来访，他们怀着强烈的好奇心，向我们打听那个“外面的世界”：“西方人吃生菜生肉。”“女人们寒冷的天气还穿着短裙。”“满大街都是我们叫不出名字的汽车。”“你们说会不会有一天，不懂外语也能畅游世界啊？”
在大家七嘴八舌的讨论声中，那个“外面的世界”既神秘又有趣，让人不由得产生探索的欲望。
90年代中期，中国经济开始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因为工作、学习、访问而走出国门。
我也加盟一家欧洲企业主持中国业务。因为工作需要，更是频繁地往返中国和欧洲各地。
欧洲总部附近有家中餐馆，我与同事下班后经常去那喝碗酸辣汤，吃点饺子和春卷。那时候，中餐馆里面打工的都是兼职的留学生，去的次数多了，大家也就熟络起来。一天我正在吃饭，餐馆的服务员李丹有点羞涩地走到我面前，询问待会儿能否允许她到附近我住宿的酒店洗漱一下。李丹有着弯弯的眉毛，不大却细长的丹凤眼，笑起来有个深深的酒窝，目前正在这座城市的某所大学攻读物理方面的硕士学位。见我点头应允，李丹的眼眉都在笑，看来今晚的聚会对她意义重大。
到了酒店，李丹有点神秘地从随身挎包里取出个包装袋，放在沙发上，又蹲下身子，小心翼翼地打开，一件漂亮的晚装呈现在我们面前。看到我惊诧的神态，李丹告诉我这是她借钱从时装店“租”来的，第二天就得还回去。李丹边说边将衣服上的各种吊牌小心翼翼地摘下，又认真地包好。
“时装店的衣服还能出租？”我问李丹。
“当然不能，但因为提供一周之内的退换服务，我就去商店先买下来，明天再去退还。”
这一刻我才明白，难怪那些时装店的店员见到我们经常摆出一副鄙夷的面孔，说到底人家也识破了这其中的猫腻，碍于制度规定却也无可奈何，就只能在言行上稍作发泄了。
“等我将来学成有钱了，我一定会堂堂正正地去时装店买几套心仪的服装。”说这话时，李丹将头稍稍昂起，眼里满是憧憬。
我不忍去责备这个女孩，尽管她的做法或许已违背了诚信之道。但这个年轻的女孩无非是希望在一个重要场合，让自己的着装稍许体面点，能够给别人留下一个较好的印象。
若干年后，每当我在欧洲看到奢侈品店外排成长龙的中国人，就会想起那个笑起来有着好看酒窝的李丹：她现在在哪？是否已过上了自己想要的生活？
岁月进入21世纪，中国效率开始令世界瞩目。此时德国的托马斯已与我成了无话不说的好友。每次见面，我都会将自己生活、工作以及情感上的困惑和烦恼一股脑地倒给他，他总是那么好性情善解人意地聆听，时不时给我些建议。同行的同事和友人看出了端倪，对我说：“这德国小伙挺帅的，脾气又好，你不妨考虑考虑？”我领会大家的美意，却反问道：“难道你们认为我应该搬去德国居住？就算我可以，我的‘中国胃’也不会答应。”
“那倒是，德国菜实在太难吃了。”
“嗯，我的中国胃大概也会受不了。”
当年，“吃货”一词还没有横空出世，但对美食的执着和钟情，自古就是我们的传统。
2002年一场突如其来的SARS（“非典”）引发了全球恐慌，2003年市面出现抢购米醋和板蓝根的风潮，学校停课，工厂停产……世界卫生组织发出旅游警告。此时托马斯给我发来封邮件，说他打算来中国，因为愈演愈烈的SARS事件让他很担忧我。
如果说人生总有一些转折点的话，这个契机很可能仅仅是因为一句贴心的话，一个善解人意的微笑，抑或是脆弱时对方一个有力的拥抱。
我决定放下手上的一切去跟随托马斯。对于这一决定，身边的亲朋好友是截然相反的两种立场。我的父母亲极力支持，在他们看来，女子不应该风风火火在外闯荡，回归家庭才是本分。我的好友们却认为辛苦打拼下来的事业就这么放弃实在可惜，我不应该选择去充当“洗手做羹汤”的主妇型角色。
亲情、爱情、友情，故乡、他乡，何去何从？我究竟该怎么办？
如果说作为一名普通人，我有那么点儿不普通的特质，那就是相较于我身边的大多数人，我比他们多一份果敢，多一份将一切归零从头开始的勇气。这也让我凡事一旦做出了选择，就义无反顾。
话又说回来，伴随着第三次工业革命——数字化革命的快速发展，全球化呈现出不可阻挡的磅礴之势，空间的概念也被重新诠释。视频通话在20世纪90年代初还只是梦幻般的憧憬，到了21世纪已成了普遍的通信应用。数字化革命让隔山隔水的思念从此不再那般煎熬。
虽说跨国间的距离已不再那么令人纠结，但对于当今世界的异乡人来说，真正的考验在于：当你曾经拥有的熟悉的一切被搁下，你是否有勇气去面对一个纯粹的自己，一个不带过往任何符号和标志的单纯的自我。
曾听国内一位企业家抱怨：德国效率太低，许多事都得自己亲力亲为，耽误了他不少办“正事”的时间。
我却恭喜他“重返凡间”，那些诸事有秘书代劳、“不食人间烟火”的日子虽说不用理会柴米油盐酱醋的艰辛，却也剥夺了他在锅碗瓢盆中能享受到的人生乐趣。
宁静的德国生活，让我放慢曾经奋斗的脚步，也让我有时间去重新审视自己，去反思过往一路走来的对错。
2008年8月，儿子汤姆出生，伴随着这个新生命的降临，我也开始了作为女人的第二次成长。
空闲时间，我开始攻读幼儿心理学、营养烹饪，并满怀喜悦地记录下育儿的点点滴滴。国内我那些依然风风火火在事业上拼搏的女友们嗔怪我，认为我回归家庭之举是现代女性独立的退化，我只是笑笑。
2016年我的德国生活随笔集《遇见德国》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女友指着我书中的感悟“人生就是不停地在做选择，抓起一些，就得放下一些。豁达的人经常问自己，我得到了什么，而不是我失去了什么。选择了一条路，自然会错过另一条路上的风景，与其眺望远处，不如珍惜眼前，每个地方都会春暖花开”告诉我，她们终于明白了我的选择。
在欧洲流行这么一个典故：德国人爱法国人，羡慕法国人的生活方式，却不尊重法国人。法国人讨厌德国人，但却尊重他们。
这个典故自然来自两国历史上的恩怨纠缠。每每提及，在场的德国人、法国人都不以为忤。我将这典故告诉我国内的朋友们，大家几乎异口同声地回答：“如果必须二选一，我们中国宁愿选择被尊重。”
大概只有历史上长期被迫“跪着”的人们，才会有如此齐整又痛彻心扉的呐喊。
2017年11月11日，中国全民“买买买”的双十一购物节的同一天，德国发行量最大的新闻周刊《明镜》格外吸睛。封面采用大红底色配以黄色字母，正中间是醒目的两个汉语拼音“Xing Lai”，外加粗壮的惊叹号和一颗五角星。杂志用九页版幅论述今天的中国，并以当年拿破仑的一席话收尾：一旦中国这头睡狮醒来，全世界将被其震撼。
媒体如此兴师动众，自然又引发社会大讨论，殊不知，永远最灵敏的市场早已先知先觉采取了应对措施。德国百货公司里的指示牌上，日文部分早已被悄悄地替换成了中文；售货员们以能秀几句中文而自豪；一些号称从不打折的德国百年珠宝老店、品牌店会悄悄地为中国游客提供特殊的折扣；而德国的一些中学，也开始将中文与传统的法语、西班牙语一起列为第二外语的选项。
中餐馆已不再是廉价的代名词，德国人开始身着正装在中餐馆宴请宾客，以往以留学生为主体的中餐馆跑堂换成越来越多东欧人的面孔，餐馆老板娘一脸的无奈：家庭条件好了，孩子们都不愿吃苦了。
甚至德国电影、电视剧里，以往那些身着西装带着翻译前来并购德企的日本人，也换成了“李先生”“王先生”的称谓。
光从这些方面来看，相比过去，今天的中国足以让几千万海外华人扬眉吐气。我们常说，人若微则言轻，反之则一言九鼎，人如此，国亦如此。
但如今世上一切实力的抗衡和较量，皆包括软实力和硬实力两方面的竞争。后者让人生畏，软实力则令人生敬。
因为工作原因，我走访过不少德国的企业家，交谈中他们不约而同地提及作为企业家的责任、担当和情怀。当被问到如何看待今天的中国时，他们往往聚焦于中国的软实力上，强调在尊重、人文关怀、创新能力等方面，中德双方还存在一定的差距。
有一次我去德国南部拜访一位在德国家喻户晓的企业家，Trigema公司总裁沃尔夫冈·格鲁普（Wolfgang Grupp）先生。格鲁普先生在德国被誉为“民族之子”“企业家的良心”。历经三代的百年企业掌门人、大名鼎鼎的企业家，居然与员工们共用办公室，平时与自己的家人也是过着极为简朴的生活，据说连一个垃圾袋破了也要用胶带补补再用，可他却将大笔资金用于员工的福利安排。格鲁普先生有句名言：“作为一名企业家，如果他的员工无法凭薪水过上有尊严的生活，这是企业家的耻辱。”
如果不是亲历，我大概也会以为这只是传说。他们的言行不但让我感到震撼，更令我萌生出一种强烈愿望，希望能通过交流、访问和学习，让德国企业家的这种精神，也在中国生根发芽。
身居海外的人们常常会被国内朋友们问及：“出国之后是否更爱国了？”虽说，爱就是爱，感情不是集市上买东西，可以按斤论两来计数，但人漂泊在外，哪怕物质生活优裕，也往往弥补不了精神上颠沛流离的痛苦。因为远离，家国记忆才更加刻骨铭心。当“碧波滚滚的南海，白雪飘飘的北国”只能在梦里亲近，当家乡成了远方时，千思万绪再拌入乡愁，中国人血液中流淌的故乡情怀便喷薄而发。
谁不说自己的家乡好？谁不想自己的家乡好？故乡在，再远的征途都只是场旅行。因为有家在那，知道有一份亲情始终在为我们守候，我们才敢把梦想塞进背囊，去浪迹天涯。尽管年轻的生命会找出千百个理由去远方，但归来却只因为思念，又或许曾经的离开只是为了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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