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79年考入大学，1987年随着出国大潮漂洋过海。如今，我在大洋彼岸感受着“中国热”。
一、所里来了中国人
上午的咖啡时间，刚在桌边坐定，简的声音飘过来：“前几天刚来的那个中国人跟谁干？”话音一落，大家的目光一齐投向我。我想起老板从中国科学院捞来的那个研究员，这个叫东的男人貌似是宅男，怎么一来就被他们盯上了？着实不是本人感受力迟钝，在研究所混饭十几年，同胞如此受关注的情况并不多见。
研究所最近跟中国来往频繁，名目也较杂。年轻面孔大多是我们所与中国的大学、研究所联合培养的博士生。这些孩子对出论文的兴趣远甚于对所谓尖端技术或先进仪器的兴趣，有的干脆带了数据，一来就直奔主题——缠着导师修改文章。除此之外，也有一些短期来访的大学教授或研究员。东属于后者。可能比较年轻，尚需学术资本，已是副研的他像一只充了气的皮球，到处找活儿干，还睁大着一双雷达似的眼睛，寻根问底，大有不“偷”到点核心技术誓不罢休的架势。
谁知生活跟渴望成功的东开了个玩笑。前几天下午，老板找到我，说需要东的工作许可办理安全检查。我用中文问老板身后一脸无辜的东：“你有工作许可吗？”东递上他的护照，上面只有一个一次性入境的公务签证。原来东是他们单位第一位来加拿大的访问学者，单位的办事人员只熟悉美国的签证种类，对加拿大的一无所知。我把老板的原话翻译给东听：“没有工作许可，不允许用所里的电脑，不可以独自进实验室。换句话说，你去这栋楼里的任何一个角落都需要有人陪着。老板的意思是你也不必来所里了，因为我们实验很忙，不可能抽出一个人全天陪你。”
上网查了一下，中国境内补办工作许可需要两个月，这意味着访问期为两个月的东将无功而返。这可把这位雄心勃勃的年轻人吓坏了。他火速跟国内工作单位的相关部门联系。交上材料三天后，东的工作签证办下来了。
东终于可以像大家一样自由出入，上内部网了。虽然他的英语还有待提高，就像老板告诫我们的：大家要小心，东说“yes（是）”的时候他不一定“means yes（是‘是的’的意思）”。东很满足，结束被边缘化的处境，挖金寻宝，不虚此行。老板很高兴，费了那么多周折，不就是为了弄个不花钱的劳力使唤嘛，虽然英文不好，但说不出不代表做不出，东的专业知识并不弱。我很欣慰，从东的身上，我看到了中国学术界的希望，也意识到中国确实已今非昔比。
单就经费来源一项，已足以让人感受到这种升腾。过去出国人员不是从世界银行贷款就是靠CIDA（加拿大国际开发署）项目资助，现在中加学术交流多由中国单方面出资。东这次来加，以及两个月后我老板去中国，全部是由中国方面负担。我有一种久违了的扬眉吐气的感觉。
虽然当地主流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并不多，但是，中国公司成功买下加拿大的油砂矿、通用电气公司积极寻求在中国的发展机会等等，这一个个让人刮目相看的事实，让“中国”成为“大国”的代名词，“中国人”成为“聪明”的代名词，“中国热”成为“时尚”的代名词。这个神秘的东方古国正在成为全球关注的热点。
我接住来自桌子四周的目光，微微一笑：“哦，你是说那个个儿不高、英文发音很有趣的家伙吗？他是我们组的，来自中国北京，访期两个月。”看到他们脸上满意的神情，我暗自责备自己：什么时候沦为狗仔队了？再想一下，就乐了：被人在乎的感觉很爽，不是吗？一波刚平，一波又起。
在东与我们的合作项目里，还包括我老板去中国为期一周的访问，费用也全部由中方出。过去这类事是这么操作的：中方买好机票，订好酒店，甚至请好陪吃人员，外国专家只需在合适的时候，出现在合适的地点就可以了。谁也没料到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突然变得困难重重。
首先是从今年开始，加拿大农业部出台了一项新规定，就是政府工作人员出国，并由对方出资的，机票必须先由加方购得，然后向对方出具invoice（发票）报销。据称这涉及政府雇员的旅行保险等事项，几乎毫无商量的余地。而中方坚持，中方可以支付外国专家的一切费用，唯独不能向国外汇款。因为这是一个国家特批课题，而非国际合作课题，这项规定涉及财务政策，不可更改。
其次，我老板坚持要住Holiday Inn（假日酒店），而离东的单位最近的Holiday Inn开车也要半小时以上，并且由于位于闹市区每天早上严重堵车，这给中方负责陪吃早餐的人员带来很大不便。过往的外宾都是住单位招待所，并且强调这个招待所是专为贵宾准备的，虽然外表普通，实际级别很高。可我老板是一个较真的人，他说他是高级研究人员，出差住宿标准是四星级以上的酒店。他坚持要住Holiday Inn是因为这是一家美国人开的酒店，生活习惯会比较适合他。在这一点上，双方再次陷入僵局。
几个回合交涉未果，中方的主要负责人发话了：别人都没问题，就这个人这么挑剔，我们有我们的规矩，实在不行就不要他来了。你可以告诉他，中国不是三十年以前的中国了。这可急坏了东。他的研究项目跟我老板极其相近，他正想着以后两人申请一个国际合作课题，争取来加进修一年呢。而且，为了申请这次中国之行，我老板已经填了大量表格，现在再说不邀请他，肯定会彻底得罪他。
东找到我，让我从中周旋一下，千万促成这次中国之行。其实依我对我老板的了解，他倒没任何瞧不起中国的意思。他这人就是一个典型的加拿大人，从没去过中国，对中国零认识，吃中餐要先服助消化片，Holiday Inn在这边也不算多高级，他不过是怕自己不习惯罢了。
那怎么办呢？刚拿到工作许可的东，数次与国内领导、会计等相关人员沟通。由于时差关系，这些沟通全部是深夜进行。眼看双方坚持自己的原则，似已无法调和，一日，我老板突然提议：“机票我自己支付如何？”我很错愕：一向霸道的老板什么时候学会让步了？中国，真的成了他非去不可的地方？
小组会上，老板面带笑容，慈祥地问东：“下周我带你去参加一个国际会议，另外，你还想学什么技术？”
此时距东回国只有两周了。
二、戈温的中国情结
最近戈温对我频频示好，弄得我不知如何应对。被她虐惯了，猛然来了个180度大转弯，有点不适应。
戈温是温室的劳力工，一个中年白人妇女。我们在温室做的实验是需要温室工人做日常打理的。虽然我们的要求都是通过填写工单直接发到他们的头儿那里，但遇到需要特别交代的地方还是要跟工人当面说的，这其中就有戈温。戈温个儿不高，腹部有不少赘肉，眼神阴郁，显得不那么友好。但是有两件事，让我知道她不只是不爱笑，还是个白人至上主义者。
第一个事件是“味道风波”。新上任的农业部责任副部长来我们所参观。这是惯例，每一任部长一上任，先到下面的研究中心转一圈，算是打个招呼，免得见了面都不认识。讲完话后，问大家有什么问题。这种询问属于礼节性的，一般没有人会提问，但这次来的这个副部长长得慈眉善目的，看上去比较亲民，所以就有人提了，而且很尖锐：中午吃饭时，餐厅的气味很怪异，令人难以忍受。
这个人就是戈温。
自从所里华人研究员明从中国招了几个中加合作培养的博士研究生，所里的中国人多了起来，餐厅的微波炉马上就不够用了。午餐当地人大多带三明治，不需要热，中餐恰好相反，不热就没法吃。所以到了午饭时间，厨房里满眼都是等着热饭的同胞。而且他们就像原来的我一样，不懂尊重当地人的语言习惯，一边等热饭，一边操着乡音浓重的普通话大声聊着天。
事实上，让我隐约不安的还不光是公共场所大声喧哗这一项，更让人担心的是中餐的气味。人少时不觉得，现在人一多，就形成了势，蒜香、酱爆，豆豉、糖醋，一旦混杂在一起，就形成一股独特的气味。如果我是当地人，走进这个怪味扑鼻的厨房，也不会没感觉的，除非我的嗅觉失灵了。
戈温说完，下面鸦雀无声，我感觉会场的空气都快凝结了。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副部长脸上。我在心里猜测，这个握有员工“生杀大权”的人肯定会打太极吧。没想到，这位胖胖的、气色红润的长官操着动听的美式英语，极其肯定地说：“不能忍也得忍，加拿大是个移民国家，农业部更是倡导雇员肤色、族裔、文化平等的政府部门，员工的生活习惯应该得到尊重。”
要不是副部长大人此时就站在我面前，我真不敢相信这话是出自一个白人之口。我环顾四周，没错，我此时就坐在以白人为主的人群中，责任副部长在告诫他的雇员接受中餐的强烈气味。我相信这不是作秀，因为无论明从中国收罗多少博士生，中国人在这里都是少数群体，这个农业部最有实权的人没有必要取悦我们而得罪占绝对多数的他的同胞。
再看看戈温，脸上表情复杂，似已认命。
第二件事是“语言紧箍咒”。有一天，研究所每月一期的内部期刊What's Green On（《绿色消息》）上出现了一条消息，标题是“工作场所的官方语言”。不长，只有一段话，这段话的大意是：根据《官方语言法》第五条，英语和法语是联邦各部门的官方语言。联邦雇员在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可以使用的语言仅限于英语或者法语。工作场所包括办公室和实验室。使用英语和法语之外的其他语言可能会导致同事之间的交流障碍，并引发严重健康和安全隐患。
这天中午吃饭时，我们中国人饭桌上的所有同胞都传看了这条消息。大家默默地看完，竟无一人说话，气氛有点沉闷。
“这不是啥新鲜事，早就知道有这个规定。”有人打破沉默。
“这个时候抛出这条似乎有点意味深长哦。”
“那些白人是不是听我们说中文刺耳啊？副部长说尊重别族人的生活习惯的话音还没落，又抛出这个话头，什么意思嘛。这些白人也够虚伪的。”来自武汉大学的胖女生情绪有点激动。
“嘘——”明示意，“我说同志们，大家以后说话小点声行不？我看这条消息提得很及时，公共场所不要大声喧哗，尤其不要用中文大声喧哗。”
“那我们以后就跟洋人一桌吃饭得了，融入主流。”武汉女生赌气地说。
“那也不成。不是还有味道问题嘛。”也确实是这样的。我们中餐，哪怕不用醋，不用酱油，就这么简单地炒一下，微波炉一热，都会产生一种很特别的味道。
“我们中国人就是太善于揣摩别人的言外之意。依我看，这个规定呀它没别的意思，就是提醒咱们别中文用顺口了，忘了不懂中文的大多数。据说过去就有过这样的情况，实验室的药瓶上用印地语标注，别人看不懂，差点出事儿。”明想息事宁人。他手下有两名技术员是中国人，现在又从中国招来几个学生，他的小组在公共场合用中文的可能性最大。
“还有一种可能，副部长大人嗅觉比较迟钝，听觉比较灵敏。”大家七嘴八舌地说。混乱之中有个声音飘进我的耳朵：
“我听说是戈温去所长那里告的状。”又是戈温！这人一定跟中国人有仇。
因为这两件事，我对戈温一直退避三舍，基本跟她零交集。现在她突然示好，并没有给我带来惊喜，反而引起了我的警觉。那天她又来跟我套近乎，问“今天很热”的中文怎么说。前面几次来，我已经应她的要求教了她用中文说“你好！我叫戈温，认识你很高兴”。我实在忍不住了，问：“你打算去中国旅游吗？”她笑眯眯地说：“不是。是我女儿去中国教英文了。我对中国很好奇。”
原来是这样！我知道她女儿是学教育的。这段时间加拿大政府为了削减开支，关闭了不少生源不是很好的中小学。估计她女儿在这边找不到工作，只好去中国教英文了。戈温对我套近乎，似乎我就是那个给她女儿饭碗的中国。我觉得好笑，嘴上还不忘客气一番：“这没什么，中国很需要你女儿这样的人才的。他们像当年的白求恩一样，是去帮助我们中国的呀。”我心里却在为强大起来的祖国自豪：中国终于有能力疏解发达国家的就业压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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