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夏我来到美国。出国前我在浙江师范学院宁波分校中文系学习，属于“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届大学生。到美后先进修英语，年底通过“托福”考试，次年进入波士顿麻州大学读英文系。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留学生人数尚少。记得我的第一个英语老师课后曾邀我去喝咖啡聊天，说见到我这个中国大陆来的人感到很稀奇，就好像见到火星人似的。
麻大算不上名校，但对我这个读本科的自费生来说，首先要考虑的是学费。麻大是公立大学，学费比较低廉，然而这也只是与私立大学相比而已。5000美元一年的学费对我来说也是一个不小的负担，因为我唯一的经济来源就是业余在餐馆打工挣钱。除了学费，还要维持生活。波士顿地区住房向来不便宜，如在剑桥一带租个有卫生间和厨房的房子最少要300美元一个月。好在我对住房条件要求不高，而且也很幸运地找到一个约十平方米带小厨房的阁楼小屋，月租只要140美元。
于是那段时间我每天上午上课，下午课后去餐馆打工直到深夜，读书做功课只能白天见缝插针再加午夜下班后完成。虽然这种生活对今天的年轻人来说可能太辛苦了，但我这个曾经在山区度过九年农村生活的老知青反而觉得日子过得很充实。当初插队时到农忙季节一天干上十五六小时重体力活是常事，而且除去吃用，年终分红所得无几。现在至少吃得饱穿得暖，住处有电有自来水。本着挣什么钱过什么日子的原则，仗着自己还年轻又能吃苦，除去学费及生活开销，我竟然还能稍有盈余。
本来能维持这样的生活我已经很满意了，只是没想到我的日子就像小农经济似的，风调雨顺的时候日子还过得不错，但一旦遇到天灾人祸可就麻烦了。1983年初，一场几乎致命的飞来横祸落在我身上。我虽然侥幸不死，却不得不暂时停学停工养伤。生活一下子变得十分困难。
幸好我一向爱好运动，身体底子还不算太差。到夏天自觉身体已基本复原我就又去上课打工了。作为留学生，我必须向麻大留学生办公室为缺课一学期申请补假。留办负责人贝蒂与我私交不错。听说了我的遭遇，她表示同情，说有什么事需要她帮助就告诉她。我谢了她，但也没把此事放在心上。
年底有一天贝蒂给我打电话说她有个朋友在找房客，问我有没有兴趣，要是有就去见个面。我开始还有些举棋不定，只是觉得不好意思拒绝她的好意才答应了。结果见面后不久我就成了芭芭拉·立普克太太的房客。
芭芭拉五十八岁，是小学五年级教师。祖上原是德国犹太人。她祖父在19世纪末移民到美国。父亲是美国第一代电视商，与罗斯福总统是朋友。母亲是美国第一代女医生，毕业于有名的卫斯理女子学院，曾与宋美龄是同学。芭芭拉的丈夫赫伯原是麻大化学系教授，也是个长跑爱好者。我刚到麻大，贝蒂带我参观校园时遇到过赫伯。他个子不高，六十岁左右，穿着短裤背心满头大汗地正在跑步。看到贝蒂，他就停下来跟我们聊了一会儿。谁也没想到1983年底，老人参加一次长跑比赛，跑到终点时心脏病猝发而倒在地上，抢救无效竟去世了。
我搬进了芭芭拉家。她家在地处波士顿西郊的牛顿中心。一座红砖小楼，坐北朝南。这里环境优美。后来有个朋友从纽约来看我，见到这里的景色感叹道，这里美得像疗养院似的。
芭芭拉只收我120美元的月租，说只要能抵消暖气水电费就可以了。在后来的十数年中，我这个房客和芭芭拉这个房东的关系跟寻常的房客房东关系不太一样。一般情况下，随着物价上涨，房东也要给房客涨房租。而我们的情况却是我这个房客屡屡要求涨房租而房东不肯涨。结果直到1998年我终于搬出芭芭拉家时，她也仅仅收我200美元的月租。
我很自觉地承担起芭芭拉院中的体力活，如春夏剪草修篱、秋季清扫落叶、冬天凿冰铲雪等。我住的房间有单独的卫生间，只是厨房与芭芭拉合用。我们关系很融洽。平时吃饭各吃各的，但不时也互相邀请一起用餐。芭芭拉厨艺极佳。我从她那里学到了不少西餐西点的做法。至于我自己，因是家中长子，从小就干家务。父母都做得一手好菜，我也深受影响。可以很自信地说，我的厨艺不输美国普通中餐馆的厨师。每次请芭芭拉及她的朋友吃饭时，我总是变换花色做出不同的菜肴。芭芭拉对此也赞不绝口。
然而我从芭芭拉那里获益良多的远不止厨艺。首先是我的英语进步很大。我们经常聊天。芭芭拉非常健谈。我们的话题从个人经历到中西文化，可以说是无所不谈。不知不觉中，我的英语口语越来越流利。芭芭拉还不厌其烦地帮我修改我用英文写的文章、故事。开始时红色的叉杠圈点落满全纸，弄得我羞惭不已。随着时间推移，纸上的红叉逐渐减少。再到后来，她基本上就是在欣赏我写的故事了。
1985年夏我取得了英文学士学位。暑假期间，我到一所公立学校暑期班教了一学期小学英语。同事听说我是到美国先读英语学校再进大学读英文系的，都有些吃惊，说起初还以为我是波士顿地区长大的本地人。我觉得我的这点进步是跟芭芭拉的帮助分不开的。
从1985年秋季开始，我开始攻读英语教学和英美文学这两个硕士学位。有一阵我在写一篇研究汉语歇后语的文章，因为我觉得此前人们对歇后语的定义、结构、表达方式、使用环境及意义了解得不够完整深刻。总的来说，歇后语是汉语中一种以语言文字游戏为表达方式的语言现象。除了分析讨论歇后语本身的特点之外，我也根据自己的经历及对英语的理解做了一番比较。我觉得可以提出一个假设，即英语中基本不存在这种以语言文字游戏为中介的现象。为了证明这个假设，我还专门请教了好几个教授。他们在仔细思考后也表示同意我的看法。
然而没多久，我就自己推翻了这个假设，原因在于和芭芭拉的一番对话。芭芭拉除了是教师之外，还是个讲故事好手。她是新英伦地区“三个苹果”故事会会员，常邀请其他会员到家里来开故事会。我也常参加他们的故事会，并感到在欣赏故事中学到了很多东西。讲故事是一种口头文学形式。故事中经过艺术加工的英语往往诙谐风趣，寓意深远，和日常英语口语大不相同。
那天我回家见到芭芭拉，互相问候后高兴地告诉她，我前不久写的一个短篇故事在麻大文学杂志上登出来了。芭芭拉听了后大声笑着说：“I'm a lightning bug run over by a car — I'm delighted!”这句话可以直译为“我是个被汽车轧了的萤火虫——我没亮儿了”，但最后那个词又是“欣喜的，高兴的”的意思。我听了大笑，同时感到茅塞顿开，这不就是我一直在寻找的英语语言文字游戏的表达方式吗？
由于改革开放，那几年从国内来的留学生也渐渐多起来了。有不少还是夫妻一起来的。我也已经独自在美国生活五年了，我的妻子和儿子仍在北京。我很希望他们能够来此相聚，只是妻子申请来美签证一再被拒。芭芭拉知道此事后说她会尽力帮助我们。
几天后，芭芭拉先为我妻子出具了一份经济担保书，不久又和几个同事朋友约好在1986年暑期一起去北京旅游观光。她说她早就想去中国看看故宫、长城及其他名胜古迹，正好可以借此机会一行。
芭芭拉如期成行。在京期间她抽空陪我妻子去美国领事馆办好了赴美签证。于是，那年8月，我妻子终于来到波士顿。
北京之行成了此后芭芭拉好长一段时间的日常话题和故事内容。她说亲眼看到的中国和以前听说的根本是两码事。人们生活看来很不错，对外国人非常友善。她觉得北京给她留下的最深的印象是三“多”：人多，自行车多，西瓜多。她说原来也知道中国人口多，可是真看到那么多人还是很吃惊，也终于明白了中国话中“热闹”这个词的含义。对自行车多她的反应是如果美国也能这样就好了，骑自行车既能锻炼身体又不污染环境。可惜美国人习惯开车出门，大城市的路上连自行车专用道也没有，谁想骑车那就是拿自己的生命冒险。至于西瓜多，我知道那是因为恰逢西瓜上市季节。她说从来就没见过这么多西瓜。不管走到哪里，街边的西瓜都堆成小山，简直就是一道奇景。有趣的是这么多瓜堆在街旁，也不会有人偷。芭芭拉也对中国的美食称赞有加，说这次吃到的好东西太多了，彻底颠覆了原来对中餐的印象。
芭芭拉的长子彼得是纽约市立大学杭特学院的化学教授。听了他母亲的北京见闻后也决定去中国看看。听说我儿子仍在北京，就主动提出用跟芭芭拉同样的方式帮我儿子来美国。1987年夏，彼得一家去北京观光后，带着我儿子回到美国。
芭芭拉一家给我们的帮助是巨大的。我也常跟芭芭拉说有什么我能为她效力的事请一定告诉我。芭芭拉也并不见外，有要求就会直截了当地提出。作为老师，她的学生要是出了问题她就需要跟家长沟通。学生中有些是华人。曾有个家长是个中餐馆老板，不会说英语。芭芭拉就找我给她当翻译与家长面谈。幸好我除了普通话之外，还会说上海话、广东话等几种方言。一来二去，在芭芭拉学校露几次面后，跟她的一些同事也认识了。
我儿子名叫思正，到美国时不满八岁。他那年刚在北京上完一年级，到美后插班上二年级。他的老师说这孩子英语在进步，但仍需时日。令人吃惊的是，他的数学要比其他孩子好得多，因此老师想问问这是怎么回事。
其实中国学生的数学水平普遍高于美国学生的说法我早有耳闻，也认真思考过。关于一般美国人的数学水平，有一件小事给我印象很深。有一次和一位当护士的朋友聊天时涉及一道16加7这样的算术题。这位朋友拿出纸笔，先列了个竖式，然后口中念念有词同时左手手指依次屈伸，好一会儿终于数出个位数的结果为13，再进位，终于算出了23这个正确结果。我当时都感到有些难以置信。要知道注册护士必须是护理专业本科毕业的。算一道这么简单的加法题竟要费这么大劲，真令人吃惊。
接着，芭芭拉告诉我说思正看来很聪明。原来是她下班回家后在书房里批改作业，思正跑到她旁边饶有兴趣地看着五年级的数学作业，芭芭拉就让他试做了几个题。结果他很快就写出了答案，而且全对。芭芭拉就说怎么中国一年级学生数学就这么厉害，比这里五年级的水平还高。
不久后我和芭芭拉以及她的几个同事座谈了一次。主题就是为什么中国孩子学数学这么容易，而美国孩子通常都觉得数学难而对数学望而生畏。中国的数学教育方式是否有让美国借鉴的地方？其实这个课题早已有很多人从多方面研究过。这几位老师对很多研究结果也有所了解，如中国人历来注重教育，家长对孩子学习要求严格，还有人认为汉语中的数字表达方式比英语更具逻辑性，从而有利于学习，等等。
他们问及我的看法时，我也把自己思考的一点初步想法谈了谈。我觉得上述看法都有道理，但还有一点好像没有人提到，那就是汉语不仅有利于教数学，而且在中国古老的诗歌传统的帮助下，还能使学习数学变得更有趣。我所说的就是算术中的口诀。
大家都知道数学最基本最普遍的日常应用方式就是算术的四则运算。而四则运算中最关键的是乘法。中国孩子很早就背诵乘法口诀。每句口诀只有四五个字。由于中文字都是单音节的，所以每句都是四到五个音节。这样的句式与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的四字句和魏晋诗歌的五字句相同。现代心理学研究发现，人们的瞬间记忆基本以两秒为界，即一般人都能毫不费力地记住两秒钟内接触到的内容。就中国人说话的平均语速而言，两秒钟足够发出五个音节，再加上乘法口诀朗朗上口，节奏感强烈，所以孩子们能够很快背下从“一一得一”到“九九八十一”这一整套口诀。一旦记住就终生受用。而美国孩子学数学完全靠死记硬背，自然兴趣不高，效果低下。
芭芭拉和她的同事们听了以后点头称是，但他们的表情也显示我说的并不能解决他们面临的问题。我突发奇想地说，要是美国小学开设汉语课，孩子们学汉语学到一定程度后就可以背诵乘法口诀了，不知有多大的可行性。
他们听了有点头的，也有摇头的。我知道80年代美国公立学校的外语课只有法语和西班牙语，基本上没有开汉语课的。大多数西方人对汉语有一种先入之见，认为汉语是世界上最难学的语言，再加上华人在美国社会中是少数族群，因此教师们不觉得国家会花钱在公立学校中开汉语课。
实际上到80年代后期，中国留学生和中国移民人数已经在快速增长。随着中国经济发展速度加快及国际影响力提高，我觉得美国重视汉语教育只是时间问题。实际上，21世纪以来，波士顿地区很多公立学校都开设了汉语课。虽然不知道有没有人想到把乘法口诀放入教纲中，但至少今天时不时地能从美国人口中听到几句汉语，让人觉得变化真大。
1997年夏，我在临镇买了房子。原准备搬家的，但见到芭芭拉很不舍的样子，就决定先把自己的房子空着，仍住在她家。直到一年以后，芭芭拉终于找到了新房客，我们才离开。算来我在芭芭拉家共住了十四年。虽然我们搬走了，但离芭芭拉家不到10英里（16千米），平时往来仍然密切。
2010年初，芭芭拉去世了，那时她已八十五岁高龄。她家没有举行公开葬礼。两个月后我们接到在麻大为芭芭拉举行纪念会的邀请。到场的竟有数百人。整个会场全无一点悲怆压抑的气氛。彼得主持纪念会。他那时带了好多研究生，其中多半是中国学生，因此忙得不可开交。纪念会上先后有十多人上台发言，追溯芭芭拉的生平。讲到精彩动人处，会场上不断发出笑声或掌声。这真是个别开生面的纪念会。
芭芭拉虽然不在了，但我们永远不会忘记这位房东，也一直和彼得他们保持着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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