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我以为奶奶不过是海南乡下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老太太：瘦弱的她总是穿着深色的中式立领偏襟上衣和完全没有款型的肥大裤子，头发盘成髻，整齐地梳在后面。唯一让我吃惊的是，这样一个典型的海南女人，在当年重男轻女颇严重的海南乡下竟然掌握着我们这个家族的话语权，而在当地颇有些名望的爷爷反而被她的光芒掩盖。
我第一次见到奶奶是1974年我第一次返回海南老家时。
20世纪70年代的海南还较为落后，而父亲他们这一辈读书人在中学念书时的口号就是“闯过琼州海峡”。我父亲当年成功考上了湖南的大学，大学毕业后因成绩优异而得以在当地成家立业，扎下根来。说是落叶扎根，其实也是两个在大学校园里相识、相知、相爱的“黑五类”子女抱团取暖，相互扶持着共渡难关。父母两人薪资微薄，每个月的收入掰着用后，所剩无几。母亲在酒厂里做技术员，跟工人们抢着做脏活、重活。父亲是学校里的老师，为了贴补家用，挖空心思赚外快，为了争取给补习班上课的机会，他主动提出先不要报酬，终于如愿以偿成为补习班的老师。父母除了殚精竭虑地想法子保住现有的工作，下了班还要一个学裁缝制衣，一个学修锁、修单车，随时准备着失业后能靠手艺混口饭吃。
所以那时候返琼探亲对于父母来说是一次艰难的抉择：微薄的积蓄寄回家也许能派上大用场，若用作从湖南回海南农村的路费，也就消耗殆尽了。前途茫茫，老家的亲人们也在苦苦挣扎：两个叔叔因为贫穷尚未婚娶，只能将两个姑姑嫁给有姐妹的男方，用换亲的方式娶来了两个婶婶；其中一位姑姑有了意中人，以死抗争，也没能逃脱命运的安排。
很多年后，母亲在背地里还跟我嘀咕：“真不知道你奶奶当年是怎么想的……”
返乡的事最后也是奶奶拍板：不寄钱了……回来吧，总得见最后一面。
回乡的旅程是狼狈不堪的，然而我还小，幼小的心灵里记录的都是光鲜的一面：每个人都很热情，虽然我和哥哥完全不懂海南话，家乡亲人们的普通话也很成问题，但每个人都用最诚挚的笑容和反复的拉手来表达发自内心的亲热。奶奶总是慈爱地看着我们，有一天还给我们端上了小小一截白肉，我一口咬下去，顿觉口齿留香，那份鲜美令我至今难忘——我记得那似乎是龙虾肉，但也许是螃蟹腿，这个谜团我始终没有解开。姑姑们回到家与我们短暂寒暄后就陪着奶奶在厨房里忙碌：日子好或是不好，都是生儿育女、操持农务与家务；不管心里有没有怨，都被无情的现实裹挟着向前而行。
老家祖屋的门口有一条小河，当时河水很清澈，父亲带着我们在里面游泳，指着远处的青山向我们炫耀：“这才是明山秀水啊！”一不经意，哥哥从河旁的岩石上一跃而下，溅起一池水花，把我呛得直咳，这样讨打的壮举父亲也一笑了之。老家，在我的心目中，是一个宁静、祥和，有美食，充满了笑脸的净土。
奶奶口中的“见最后一面”当然没有成为最后一次：随着1978年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尊重知识分子成了当时社会崇尚的风气，父母的工作越来越顺心，我们家的日子一天天地好了。奶奶还来了一趟湖南，我们全家人收拾得齐齐整整地拍了一张全家福。我们兄妹俩被父母鼓动着将过年的压岁钱全都贡献出来，家里也终于有了一台9英寸的黑白电视机。每天上完晚自习，我就飞奔着回家，指望能看上《射雕英雄传》的尾巴。回乡也不再变得艰难，每隔几年，一家人就打扮得体体面面地回老家去探亲。叔叔们来接送的交通工具从自行车变为小摩托，嘟嘟嘟地在乡间的田野里飞驰。他们敞开了新换上的白衬衣，衣襟在猎猎风中呼啦啦地飘摇着，而母亲喷了点摩丝、打理得好好的卷发却被狂野的风吹得蓬乱。一切都生机勃勃，充满了希望。爷爷奶奶搬离了破旧的祖屋，盖了一幢小平房，我们在遥远的老家有了属于自己的一个小房间。孩子们都不再向别的小伙伴炫耀他们的新屋了：家家户户都在盖房，体面些的把内墙都贴上了雪白的马赛克瓷板。姑奶奶家开了一家小小的冰棍厂，我们去探望她时，被热情地迎入了厂里，嘴里塞一根，手里再拿两根，那滋味，甭提多开心了！饭桌上的菜品丰富多样：奶奶煎炸的鸡蛋肉饼，爷爷用小火精炖的五花肉，姑姑们回来现做的糯米椰丝卷、花生糖……我们的回乡之旅是温暖的、香气四溢的。奶奶无疑是忙碌的，家里的大事小事都是她拿主意，迎来送往，安排家事，操持家务；爷爷经常是微微笑着，沉默寡言地看着我们。每天的午餐后，奶奶总会为他备上一份切好的苹果——这是他从小养成的餐后习惯，现在终于恢复了。夜深人静时，偶尔会有人来急切地敲门，不一会儿便见着手电筒的灯光摇晃着，和着奶奶压低的声音，远去了。我这才知道奶奶以前是镇医院的妇产科医生，因为技术好，退休后经常有人来请她做产科检查和接生，算得上当地颇有名气的一个产科专家了——当然这是我现在的说法，当年我想的是：哈，奶奶还是个接生婆啊！
1988年是一个不寻常的年头：海南建省，成立经济特区，父亲和当年众多闯过了琼州海峡的老乡们怀着激动的心情纷纷返回了故乡。当时海口市中心一带到处都是从祖国各地来的大学生们。他们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倚在椰子树下，弹着吉他，吟唱着或忧伤或豪迈的歌曲；龙昆南路上尘土飞扬，菜地被填平了，马路被拓宽了。一个新的时代就在这片喧嚣中拉开了帷幕：“十万人才下海南”，人们从内地蜂拥而至，有的揣着资金，更多的是赤手空拳却怀着火热的梦想和奋斗的激情。港台的商人们也接踵而至，他们雄心勃勃地巡视着这片处女地，小心翼翼、循序渐进地展开了他们的探险。我后来工作的公司便汇集了来自五湖四海的各色人物：大老板来自香港，有资金，有订单；小老板是第一拨“闯海人”，在银行、外贸单位摸爬滚打多年，有当地的资源。他们旗下两员大将是两口子，林业大学一毕业便风风火火地南下闯荡。丈夫一米八的大个子，猫在深山老林里为公司镇守木材厂；妻子是位典型的湖南美女，一头时髦卷发，被老板们派去农场的家具厂里做厂长。他们角色各异，境况迥异，却都是在时代的巨浪袭来时敢于纵身一跃的弄潮儿，联手在那个风云际会的年代画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然而处在一个时代变革漩涡中心的我们当时是懵懂而天真的：那一年我忐忑不安地踏上了去上海求学的旅程，而即将完成学业的哥哥豪情万丈地向我们宣告：“你们放心，我以后会买车的，不是摩托车哦！”
这一回迁于我们整个家族而言亦是非同寻常：我父亲的四个弟弟妹妹因为“文革”失学，困于乡下多年，这一回全家最有出息的老大终于作为急需人才回到了万象更新的省会，全家人都觉得有了顶梁柱。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当父亲与奶奶详谈是否帮助叔叔姑姑们时，奶奶做了一个令人惊异的决定：叔叔姑姑们靠他们自己发展，希望父亲全力培养好下一辈。
虽然有不满，家乡的亲人们最终接受了这个安排。而父亲也因此得以在职业生涯中保持廉洁的作风：他的四个弟弟妹妹，唯有大姑来父亲的学校做了一份临时工，叔叔们和小姑都留在了乡下，延续着他们往日的生活；而我们家族的十个孩子都十分争气，无一例外地考上了省会的中学，在大姑的悉心照料下健康成长。他们成人后或是在省会或是在内地安家落户，而叔叔姑姑们最后也靠着孩子们享了后福。
父亲在教师和校长的岗位上兢兢业业，为家乡培养了很多优秀的学生。父亲不但被评为特级教师，而且还是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多次被评为劳模。而随着父亲在行业内的名气越来越大，不少家长带着礼物来家里求父亲办事。而父亲始终坚守正道，秉公办事。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与我们素昧平生的家长为了孩子的学业鼓足勇气敲开了我们家的门。父亲读了孩子的文章后不但破格收下了他，还替他减免了学费。感怀在心的家长一年后从乡下扛来了一捆他亲手劈好的干柴作为礼物送给父亲，以表达感谢之情，父亲破例收下了这份特殊的礼物。我当时看着厨房地板上的柴木，深深地为父亲感到骄傲：我父亲的爷爷曾是老家县城的教育局局长，爷爷是乡村学校的教务处处长，父亲的所作所为，从不曾辜负我们这个教育世家的清名。
这份坚持，满含着家乡亲人的理解和支持。而所有的光环，只集中在父亲一人的身上。
哥哥工作不久后就下海，随着他事业的兴旺发达，他当年要买车的豪言壮语也很快成为现实。
1998年，我获得了赴美留学的机会，让奶奶深感欣慰。记得她同我坐在老屋灶房前的小板凳上，拉着我的手激动地说：“我很开心，你替奶奶实现了梦想……”她说：“我六十年前在广州读完了中学，准备去日本留学，手续都几乎办好了，结果……”六十年前是1938年，日本大举侵华，国家处于危难之中，奶奶的留学梦也就破碎了。
赴美之前，年近八十的奶奶坚持要来广州给我送行。她阔别广州已整整六十年，当年在广州读书时，她寄居在亲戚家一栋两层楼的房子里，楼前有一个院子，如今，这座宅院还在。她带我上了楼，指着最边上的一个房间说：“这是我当年的房间。”
房间很宽敞，窗外正对着一树芭蕉，这里是一个能令少女怀梦、憧憬未来的安乐窝。她人生的另一面此刻才在我眼前展开：即将留学日本的富家少女在战乱中回到了祖籍地，在当地开了一家妇产科诊所——这在20世纪30年代的海南是多么的惊世骇俗；她嫁给了从广州银行辞职返乡的爷爷，生了五个孩子；海南解放后进了镇里的医院；“文革”中被划为“地主婆”；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才真正过上了安稳富足的生活……
命运于奶奶，真是喜怒无常。它在她的美梦即将成真的时刻将梦想捏为齑粉，并将她一生囿于一个偏僻贫穷的乡村里。而她穷其一生，与命运勉力周旋。
在她将我送上国际航班的那一刻，我想，她当年留学未成的遗憾终于弥补上了。
埋藏六十年的梦想，终于由我来实现了。此刻，她是欣慰的，我是骄傲的。
在我走了很远的路，看了很多的风景后，我对奶奶的敬意愈深。她去世时，我正怀着孩子，经历着美国高科技泡沫破灭后的经济大萧条和“9·11”恐怖事件的余波震荡：周遭很多的朋友失去了工作，无力支付房贷，失去了在美居留的合法身份；新毕业的校友在疯狂地发简历，母校的院长特意给校友们写了一封情深意长的邮件，恳请校友们竭尽全力来帮助这批倒霉的学弟学妹们。而正在经历着一轮又一轮的裁员和道别的我们在朝不保夕的焦虑中挣扎，充满了听天由命的无奈。奶奶逝去的消息令我难过，更令我怅惘。当年她拖着年迈的身体将我送到广州，当我们并肩站在曾承载着她少女梦想的那个房间的门前时，我们祖孙间完成了一份无言的交接：六十年前的那个无忧无虑的少女的生命在我的身上得到了延续，而我将带着她的梦想在异国他乡继续前行。
而我，是否实现了那份承诺？
人生，真是一个又一个的轮回。当我的孩子一天天地长大，当我为了他的前程而时常担忧、费心筹划时，我常常会想起奶奶的当年。无论时代的环境是逆是顺，我们的祖辈和父辈都选择了沉淀，选择了安心，尽最大的力量为下一代提供安宁的成长环境，使我们得以积累能成就我们一生的才能和人生智慧。当同为中国留学生的丈夫在兼职时得罪了公司里的某位副总裁，过关斩将争取来的位子眼见不保时，我给他讲了父亲的故事，他立即向公司表示：“这个位子本就是实习工作的延续，我热爱这份工作，希望能有机会继续学习，我愿意放弃报酬，免费为公司效劳！”他的主管感动得几乎落泪，立即回复：“你放心，我一定会竭尽全力为你争取！”
漂泊在海外的日子也总会和故国家乡发生奇妙的关联。有一天当我的一位领导将我叫到一旁，笑眯眯地问“我的哥哥想去中国做点生意，你有没有什么建议”时，我心里惊讶不已，但转念一想，这也很正常，公司最近强攻中国市场，已经签下好几张大单，大家的目光都在关注着中国：高层们在研究中国，布局在中国的销售网络，中低层的同事们也希望能搭上这趟顺风车，实现自己的职业理想。
不久之前，我的哥哥在中国热情地接待了我那位领导的哥哥，当我的领导向我道谢时，我温和地回答：“所有的闯海人都是值得钦佩的。”
不知从何时起，来自故土的庇佑已延伸到千里之外。
再强悍的个人，若身处一个悲剧的时代，能做的也只有韬光养晦的隐忍，能筹划的不过是养精蓄锐的蛰伏。而一个家族的崛起，说到底，是凭借着一份深厚的底蕴和奋力一搏的勇气，在伟大的时代到来时抓住了机会，成就了梦想。我想，闯海精神已融为那片土地的魂。
每年的春节，我们兄弟姐妹都会携家带眷从四面八方赶回老家，到爷爷奶奶的老屋前聚餐：大人们打几轮牌，孩子们大呼小叫地玩花炮、收红包。几十年前的七口之家现在已枝繁叶茂，成了五十几号人的大家族。满头银发的父亲担当了奶奶当年的角色：掏出一大把红包发给孙辈。母亲会略有些尴尬地唠叨：“让你多包点，这么少，好意思吗？”父亲笑笑，泰然自若地挨个发他的小红包。
这样的场景，我远在千里之外，也能历历在目。闭上眼，我能听到牌桌旁的哄笑声，听到花炮绽放时孩子们的尖叫声；我仿佛又看见了那条蜿蜒的小河，看见爷爷默默地守在炉火前为我们炖红烧肉，偶尔瞟一眼院子里精神抖擞地指挥着姑姑、婶婶们准备宴席的奶奶。
我的奶奶，差一点点，也成了“闯海人”呢。
这样的回忆，总令我在微笑中红了眼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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