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名记者，也是一个画家、摄影家和纪实文学作家。改革开放对我的人生影响非常大，我很庆幸自己遇上了这么好的一个时代，它使我的人生有了更多可能性，增添了许多色彩，也使我勇敢地走向世界舞台。我从1991年起以民间交流的方式，自费在六大洲60多个国家面向政府、大学、社会机构和新闻媒体，举办了数百场以当代中国故事为主题的演讲，积极向各国传播中国故事，推动世界聆听中国声音，用自己的方式去参与改革开放。其间收获了很多友谊、感动，发生了许多值得一生铭记的故事。我的对外交流故事，还得从三十七年前讲起。
瑞士：因画结缘，首开先声
我出身于一个书香之家，从小对绘画情有独钟。20世纪80年代，我如愿成为湖北省美术家协会会员。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国家向世界敞开了大门，不少外国人怀着强烈的好奇心来到中国，其中也有画家。1981年，我在长江三峡的客轮上画水彩写生时，邂逅了瑞士画家彼得·迈耶先生。他非常喜爱我的画，我们的友谊也自此开始。
在相识相知的前十年，他常常从瑞士给我寄来小礼品，而我就回赠他水彩画。在第十一个年头，他所在的奥尔滕市的泽塔美术馆馆长在他家看过我陆续寄去的20多幅水彩画后，非常惊讶，赞赏道：“这些画既不失西方水彩画的清亮和明丽，又有中国水墨画的韵味！”于是邀请我去瑞士举办画展。1991年7月，我带着80多幅水彩画到了瑞士。
那个年代，我们国家改革开放不久，瑞士距离中国又十分遥远。瑞士人对中国了解极少但又十分好奇。在展厅里，观众问了我很多匪夷所思的问题：“中国女性是否还在缠小脚？”“你爸爸是否蓄着长辫子？”……我意识到，西方社会对当代中国存有严重的文化偏见与政治隔膜。尽管国内并无任何组织和领导向我交办外宣任务，但20世纪90年代资讯相对发达的瑞士人居然对现代中国如此陌生和疏离，令我顿生焦虑，作为中国公民，强烈的国家责任感油然而生——我有义务向瑞士朋友说明当今中国正在飞速发展进步的真相。于是我主动向画展邀请方提议：请为我安排一场中国主题的演讲吧！没想到获得了邀请方的积极支持，他们也十分渴望更深入地了解他们眼中的神秘东方国度，了解那里正在发生的事情。
1991年8月20日，我在奥尔滕市最大一座新教教堂的宽敞会议厅里举办了人生首场海外主题演讲——《今日中国的文化艺术》。听众均为瑞士扶轮社成员，全是瑞士工商界卓有成就的知名人士。我在演讲中穿插了各种生动的故事情节，对中国文化和社会现状进行了客观讲述，不断激起掌声和各种提问。新华社日内瓦分社记者施光耀当晚在电讯稿中写道：“余熙的演讲受到瑞士人民的热烈欢迎。”瑞士多家媒体也相继报道评论我的演讲内容及绘画展览，中国的不少媒体（《参考消息》等）译载了这些文章。
初战告捷，我信心陡增并得到启示：身处国外的中国公民很适合做中国国家形象的传播者和代言人。中国故事，原本人人可讲啊！这次演讲不仅有效拉近了瑞士人民与今日中国的距离，也拉开了我“公共外交”生涯的序幕。
美国：争取讲述真相的机会
自1991年瑞士之行后，我常常奔波于国外，跑了全球六大洲60多个国家，见缝插针地寻求各种机会讲述中国故事，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是我讲述中国故事的主要对象国。
1996年2月9日，位于华盛顿的美国国务院外交学院中文系邀我去做一场中国文化主题演讲。正当我着意介绍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精粹时，台下年轻学子却纷纷举手，要求我就中国最新政治生态进行介绍。我知道这些“准外交官”将会被派往美国驻华大使馆等机构任职，其渴望知悉当今中国社会现状的心情十分迫切。我决定立即调整主题，把介绍文化改为介绍时政，包括介绍中国人权、知识产权、政治体制改革等社会问题。我将自己长期新闻实践所积累的大量信息，与个性化的经历和见解进行整合，并结合中国社会改革开放以来飞速进步发展的历史性进程，将其演绎成具有生动画面感的社会故事。果然，这些美国准外交官顿时兴趣高涨，提问声与掌声交替响起。
令我感到十分惊喜的是，三年后的1999年，我应邀在北京的美国大使馆举办“余熙走向密西西比美术摄影展览”。开幕式上，当年听众之一的美国使馆三等秘书詹姆斯一眼便认出了我。他激动地拽着我的手连声说：“您那两个小时的演讲令我至今难忘，它帮助我感知了真实的中国！”
曾多次有听众问我，你在国外遇到过尴尬或气愤的事情吗？
说实在的，尽管去了那么多国家，我却很难回忆起有什么特别不愉快的事情。我信奉“慎独”的法则。“人必自重而后人重之。”若要人们尊重你，首先得尊重人。无论行走到哪个国家，我对自己的品行、举止、谈吐等都有严格要求，这样谁会刻意给你制造不快呢？但有一件事情，确实让我十分气愤。
那是2014年2月，我因公赴美采访。抵美当日即获悉，美国《世界日报》等媒体相继转载BBC（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请看中国怎样愚弄世界》，主题为“中国崩溃论”。该文所讲的部分内容是关于武汉的，明显偏颇失实，不仅令在美侨胞读者愤愤不平，也令我这个对武汉市情比较了解的人十分气愤：这明显是在歪曲事实，混淆民众视听，玷污中国形象！我深感自己的责任重大，我要澄清事实，把真相告诉美国民众！
尽管我在美国这些城市停留时间非常短暂（每地只有两三天且日程极满），但我仍然设法争取到中国驻芝加哥和驻旧金山总领事馆及匹兹堡大学孔子学院的支持，在匹兹堡、芝加哥和旧金山相继成功举办了三场演讲会。听众大多是美国媒体记者，包括《世界日报》（美东版、美西版）和《芝加哥论坛报》的多位主编。
演讲会上，我讲述了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城市建设发展的多个故事，特别是我亲身经历的武汉发展故事，实事求是地介绍中国地方政府建设城市的状况，有针对性地就BBC报道的某些不实内容做了澄清。中国两个总领事馆的总领事、匹兹堡市市长和匹兹堡大学校长，均对我运用自己掌握的信息和亲身经历讲述真实的中国表示赞赏和支持。演讲次日，美国三个城市20余家媒体相继发稿传播我的观点，《世界日报》和“世界新闻网”等六家媒体还明确引用我驳斥“中国崩溃论”的原话，这对当时涉华负面舆情的遏制起到了一定作用。《芝加哥论坛报》主编伯根还热情邀请我访问该报社并与总编辑和多位主编座谈交流。
冰岛：对话总统，落实文化节
通过讲述中国故事，“影响有影响的人”，以民间力量架设中外友谊之桥，是我给自己确定的任务之一。而“冰岛·中国文化节”的举办，中国文化艺术绽放在冰岛这个美丽遥远的国度，起源于我与冰岛总统的一次交谈。
2005年，我自费访问冰岛时，有幸得到冰岛共和国总统奥拉维尔·格里姆松的邀请，到其官邸做客。在与总统的交谈中，我吃惊地得知，冰岛与中国建交三十多年来，从未有任何中国文艺团体来冰岛举办过文化交流活动。总统说，高昂的国际旅费是“拦路虎”。
原来，远离欧洲大陆的冰岛共和国，北衔北极圈，孤悬茫茫北大西洋之一隅，与世界其他国家的交流均不便利。即使从相对毗邻的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前往冰岛，其往返航空费也昂贵得惊人。倘若从中国往返冰岛，其国际旅费及在冰岛生活的费用，将是从中国前往西欧和北欧任何国家同期价格的数倍。因此，中国长期以来没能与冰岛之间开展大型文化交流活动，高昂的活动经费乃是不容小觑的“拦路虎”。
了解到这样一个情况，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遗憾，但也不能因此望而却步呀！我对格里姆松总统讲述了中国的璀璨文化，中国的京剧、杂技、水墨画等等。总统听得十分入迷。我谈道，这样璀璨的艺术文化积淀，如果冰岛人民无缘相见，是很大的遗憾。冰岛人民如果有机会欣赏、领略中国的文化艺术，将会是莫大的幸事。但中国是第三世界国家，冰岛最好能全额承担相关费用。总统对我的建议似感意外但依然颇为欣赏，表示愿意考虑。
2006年，我携新出版的长篇纪实文学《约会极地之缘——冰岛八日》二度赴冰。在新书发布会上，我继续用中国故事打动冰岛外交部部长、教育科学文化部部长等政要，敦请冰方力邀中方组团赴冰交流。回国后，我继续用中国故事游说感染冰岛驻华大使贡纳尔松。2007年2月，贡纳尔松大使以朋友身份从北京来到武汉我的家中做客，转达了冰岛政府的决定：冰岛准备全额出资（折合550万元人民币的冰岛克朗），邀请百位中国艺术家赴冰岛举办中国文化节。我心里一阵高兴：终于可以让冰岛人民在家门口感受到中国文化艺术的魅力了！
2007年9月29日，是我最难忘的一天，“冰岛·中国文化节”在冰岛科波沃隆重开幕。仅开幕当天，就有包括总统在内的600多位冰岛各界知名人士光临，整个活动的参与人数超过冰岛全国国民的半数。许多冰岛人一连数天频频光顾展览馆和演出场地，他们在中国文化艺术作品和表演前如痴如醉，流连忘返；更有不少冰岛人由此萌发了前来中国访问、旅游的念头。
在这次文化节中，我的个人画展“当东方哲学邂逅北极之光——余熙冰岛主题抽象水彩画展览”，有幸被冰岛政府邀请，列入开幕式项目之一。在宽阔的艺术博物馆展厅里，我创作的30幅抽象水彩画作品被镶嵌在精致的镜框内陈列。专程从武汉运来的200本画集也被陈列于展览现场，任由观众免费取阅。
冰岛总统格里姆松先生和夫人，中国驻冰岛大使馆临时代办雷云霞女士，中国文化代表团团长、武汉市委书记苗圩先生，以及几百位冰岛嘉宾联袂出席了我的画展开幕式。格里姆松总统和夫人再度与我相见，双方都十分高兴。总统回忆起两年前他在总统官邸会见我的情景，同时关切地询问我的画作是什么时候创作的，画了多长时间。总统还高兴地接受了我赠给他的《约会极地之缘——冰岛八日》《当东方哲学邂逅北极之光——余熙冰岛主题抽象水彩画》两部冰岛主题新书。他友好地用双手拿起两部新书，与夫人一起，站在我的画作前面与我合影。总统还在展厅里的留言簿上热情洋溢地题词，称我是在“不懈地架设冰中文化交流之桥”。科波沃艺术博物馆馆长说：“余熙先生画册中的英文版《道德经》，能有效诠释画幅意境，使冰岛观众得以形象地了解中国传统文明与当代艺术之间的关系。余熙先生的绘画作品和画册起到了教科书的作用。”曾到我家做客的科波沃市市长比尔吉松先生，在画展开幕式上与我重逢时，高兴之情溢于言表。他紧紧地握着我的手，又是问候又是感谢，半天都不松开。
11月18日，画展结束几天后，我收到科波沃艺术博物馆馆长的电子邮件。她欣喜地告诉我，我的画在冰岛受到少见的欢迎，展品被冰岛观众收藏了近半数。这于我而言真是一个太好的消息：多年来，我多以自费的方式从事着民间国际文化交流活动，能出售自己画作贴补一下活动的支出，岂非好事一桩？
此后，我又促成冰岛科波沃市与武汉市缔结为“国际友城”，中国与冰岛的距离更近了。
初心：不惧“拦路虎”，推进对外交流
我的对外交流生涯也并非一帆风顺。除去旅途疲劳，语言障碍和经费短缺是我对外交流的两大“拦路虎”。
1991年首次赴瑞士办画展前，我就决定自学德语。当时我是《长江日报》政文部的记者，日常采访任务极其繁重，每天傍晚发完稿后我便蹬上自行车飞奔至数公里外的夜校。为防课堂上因极度疲倦而打盹，我常猛掐自己的手臂来保持头脑清醒。短短三个月，我提前完成原本需一年才能完成的德语基础课程，工作中也未漏报任何重大文化新闻，只是手臂上留下片片瘀青。旅瑞的第三个月里，瑞士《奥尔滕日报》记者吃惊地写道：“中国这位记者的德语由生涩到逐渐流利，现在不仅能够接受本报专访，还能直接讲述中国的故事了。”
高昂的费用也曾令我在对外交流之旅上陷入困境。我出国讲述中国故事，除偶尔参加官方团外，经费基本靠自筹。而出国的费用对我这样一名普通的记者而言是非常高昂的。为了实现心中的“中国梦”，我一边节衣缩食，一边办展卖画筹款，加上政府、报社和朋友的帮助，方才勉强维持了一次又一次的高昂支出。还记得2005年出访冰岛那次，我为省钱而提前在网上预订廉价青年旅馆，并选择最便宜的狭窄上铺，结果半夜因翻身跌落地上。在外国吃的主餐也多为国内带去的方便面。有人不解地问：“你独自在国外，这样苛求自己，何苦呢？”我回答：“‘位卑未敢忘忧国’是植根于我心底的价值观。只要祖国的国际形象能够得到提升，个人这点苦累微不足道！”
去任何一个国家前，我都会做大量的功课。我是自费出国，支付不起请翻译的高昂费用。我采用的方法，一是多语种综合发力，即大胆地用德语、英语、西班牙语、法语中的单词词根进行“杂糅”，加上肢体语言，再结合语言环境与背景，往往都能传达大概意思；二是在比较重要的场合就广泛借力，通过中国大使馆、大学、社会团体及华侨华人的帮助，满足诸如正式演讲、接受记者采访、与政府首脑会见等重要场合的语言需要。所以，我在这条路上也得到了许多人无私的帮助，在此我要衷心地感谢他们！
我觉得，外语非常重要，但并不是走向世界不可逾越的绊脚石。外语，充其量不过是工具而已。排在第一位的，是探求世界的巨大勇气和投身公共外交的满腔激情。无论前行的路有多么艰难，我都不会忘却我的“初心”——用一种优雅的姿态、平和的心态和艺术的状态，奋力实现心中的梦想，为推动我们国家对外开放与交流的进程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对外交流之路，道阻且长，为什么会坚持这么多年？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动因是，我们这代人，有深深的危机感和使命感。经历了各种各样的变迁，改革开放让我们遇上了美好时代。我们希望看到，日益蓬勃发展的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永世交好。中国的发展需要世界，世界的发展也需要中国，增进世界人民对中国的了解，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
这么些年来，我的心头一再地感受到这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它使我一次又一次地迈上不同国家的演讲台。而今的我，已年逾六旬，依然乐此不疲地将这重担扛在肩头奋力前行，余生我仍会力争把每一个中国故事都讲述得隽永而富于感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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