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前，当我还在偏僻农村上山下乡的时候，不会想到自己的命运将发生巨变，成为多个领域的“第一”或前锋：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最早一批负责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政府官员之一，最早留学海外的MBA（工商管理硕士）之一，第一批大型跨国公司的高管之一，最早一拨进入国际主流社会的中国大陆留学生之一，较早回国创业的海归，多家中国海归社团的创办者，中国较大规模社会智库的创始人——而这一切，都源于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
磨难·幸运·命运转折
1976年初夏，18岁的我下乡来到四川省金堂县龙王公社接受再教育。每天早上，我五六点钟出门干活，晚上十点才能收工，辛勤的劳动每天换来的是可怜的值两毛钱的工分。在这个小乡村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参考消息》、英语广播讲座成为我最大的慰藉。炎炎酷暑，蚊虫侵袭，我穿着长衣长裤坚持读书；瑟瑟寒冬，我喝着辣椒水坚持读书，因为我始终坚信“吾身虽居寒室里，环球风云装胸中”（我当时写下的诗句）。
1977年10月，恢复高考的消息如一声惊雷响彻中华大地，万分激动的我知道，改变命运的机会终于来了。1978年初春，我如愿以偿地收到了翘首以盼的大学录取通知书，很幸运地被广州外国语学院（简称广外）录取。山清水秀、琅琅书声、良师益友，广外实现了我上大学的梦想。那个年代，中国说英语的人还非常少。记得有一次成都来了一个外国专家做讲座，人们都觉得特别稀罕，围了个水泄不通。多年的观察与思考告诉我，我的所学终将派上大用场，尽管当时绝大部分人并不了解和认可英文专业。1979年的一天，当学校大喇叭里传来中美建交的消息时，我深刻感受到中国将进入一个开放的时代，而这个时代将与我息息相关。
广州地处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区，除了大学课程学习，我时刻关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社会的躁动与争论，并不断思考人生的意义。广外四年，我的眼界、心胸都接受了一场洗礼，在广外的见识和积累为我走向世界更广阔的天地打下了基础。
北京·海外·贯穿东西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国际经济贸易成了改革开放的最前沿阵地。大学一毕业，我被选拔到对外经贸部，成为一名参与中国对外经济合作的官员。作为国内最早一批负责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官员之一，我见证了开放与经济全球化的力量。在与国外政府部门、企业打交道的日常工作中，我发现了自身知识的不足，萌生了出国留学的冲动，我想通过留学看看外面的世界。我选择了MBA这个当时国人还比较陌生的专业，成为最早一批赴加拿大读MBA的中国大陆留学生中的一员。
留学不只是学习知识这么简单，更要融入当地社会，近距离了解、参与主流社会与文化。在留学期间，我尽量找机会到大公司实习，曾在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从事项目融资工作，也曾在加拿大城市联合会工作过，参与接待了中国市长代表团，历时一个月，我陪代表团跨越加拿大东西南北，考察了西方现代社会的方方面面，构建起跨文化交流沟通的渠道。1990年，在加拿大魁北克驻中国香港和大中华地区首席经济代表的公开竞聘中，我从数百人中脱颖而出。在任职期间，我对中加经济和贸易合作做了大量的研究，提出了很多很好的建议。我还策划了90年代初期中加之间的多次高层互访，推动了中加之间的合作。
通过国外大学与国际社会的十年历练，我深刻体验了西方文化和制度的精髓，开阔了眼界，形成了开放的思维方式，为我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国际化的背景和基础。
社团·公益·社会企业家
容闳，一直是我敬仰的人物。作为一名当代留学生，我希望自己也可以为国家的留学事业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20世纪90年代，我回国不久就加入了欧美同学会，想通过这个中国留学人员最大的平台汇聚更多志同道合之人，推动中国海归事业。2002年，我提议创办了欧美同学会商会，为中国日益增长的海归群体中的商务精英搭建一个平台，我被推举为商会的创始会长，开创了中国欧美同学会办会的新模式。在商会的基础上，我和田溯宁、王波明、李山、汤敏、王维嘉等又组织创办了高端海归的精英组织“2005委员会”，我担任了创始理事长。戴维·伯恩斯坦认为，商业企业家对经济而言意味着什么，那么社会企业家对社会变革而言就意味着什么；他们是那些为理想驱动、有创造力的个体，他们质疑现状，开拓新机遇，拒绝放弃，为建设一个更好的社会而努力。我想，任何一个健康的社会都是政府、企业、社团三足鼎立的——不仅是企业发展，社会的变革也需要企业家来参与推动。在那些正处于急遽转型矛盾多发期的国家，社会企业家的贡献对于社会和谐意义更为重大。
咨政·建言·启迪民智
2008年，“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奥运精神深深感染了我。这一年，我正好50岁，到了“知天命”的年龄，回首穿梭于东西方的这几十年，我深刻感受到当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一个国家不仅需要基础设施等硬实力，同样需要智库等软实力。
智库发端于西方，要做最原汁原味的智库，就要去发端地看个究竟，了解彻底。于是，在广泛阅读文献，研究了数百家智库之后，我先后赴美国、加拿大及欧洲等地，实地考察了30多家国际现代智库的“样板”。我申请去全球排名第一的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做访问研究员，切身融入西方智库当中，去体验它的运作模式和研究方式。此后，我和我太太苗绿博士一起，又专门去哈佛大学做访问研究，对国际智库进行比较研究，回国后在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大国智库》一书。所有这些经历，更加坚定了我做好一家国际化社会智库的信念，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CCG成立十年来，我们始终以中国与全球化事业为己任，基于人才国际化、中国企业国际化、全球治理以及国际关系等领域的扎实研究，出版了“国际人才蓝皮书”“企业国际化蓝皮书”系列，包括《中国留学发展报告》《中国海归发展报告》《中国国际移民报告》《中国区域人才竞争力报告》《中国企业全球化报告》等，系统全面地分析留学、海归、国际移民、企业全球化的现状、特点与趋势，奠定了CCG在相关研究领域的权威地位，影响社会大众，推动舆论形成共识。
智库要成为有决策影响力的研究机构，需要在重大公共政策的制定上，提供独立、专业、可操作和富有建设性的解决方案。十年来，我们通过国家课题、政策报告、建言献策等方式，影响和推动着政府相关决策与制度创新。2008年，作为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国际人才战略专题研究组组长，我参与了《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的起草工作，积极推动“千人计划”的出台。之后，我们推动了《中国留学人员回国创业启动支持计划》的制定颁发，这一支持全国留学人员回国创业的重要政策实行至今，产生了巨大社会影响。2013年，CCG参与了中央统战部和欧美同学会的“留学回国人员面临的形势及未来发展战略建议”及“关于进一步加强欧美同学会建言献策功能的建议”等课题研究。研究中提出的欧美同学会应成为智囊团、人才库、民间外交生力军等新定位和设想，得到了欧美同学会百年庆典大会的采纳。此外，《关于提升中关村国际人才竞争力的建议》、关于华裔卡的建议等均得到中央领导批示与关注。
学术论坛和咨询活动对智库发挥政策咨询、议题设置、引导舆论、达成精英共识等方面的功能有重要积极作用，是智库“咨政启民”的重要途径。CCG在立足研究的基础上，依据自身的研究领域形成了几大品牌论坛，为社会提供理性、客观的思想与观点，引导舆论，教育公众，服务公众，以此促进公民社会的发展。2017年，中国企业国际化论坛、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中国人才50人论坛三大品牌论坛入围中国学术论坛影响力排行榜前100位。这是CCG系列论坛社会、学术影响力的有力体现。我们通过论坛、圆桌会、研讨会等多种形式为中国乃至全球搭建了一个聚焦全球化的平台与桥梁，为全球化理念在中国的传播及社会共识的凝聚起到枢纽作用，为政策制定、企业发展和社会认知提供参考，为不断变化的国际形势下中国继续推动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完善对外开放战略布局，促进包容性全球化提供智力支持。
智库可以独立第三方身份担当“民间外交使者”，搭建国际交流平台，开辟高层对话的“第二轨道”。作为社会智库，CCG率先“走出去”，积极进行民间外交的有益探索。历时十年，我们的足迹已遍布美欧亚的很多国家，为中国与世界的交流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在当今纷繁复杂的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下，CCG扮演了一个国际化社会智库所能扮演的最积极和最有效的角色。
十年磨一剑。我和CCG的努力得到了国内外的认可。2018年1月，在全球最具影响力的智库报告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全球智库报告2017》中，CCG 位列“2017全球顶级智库百强榜单”第91位，成为首个进入世界百强的中国社会智库，并在“2017全球最佳社会智库145强榜单”上榜的5个中国社会智库中位列第一。
1978年，我有幸搭上了改革开放这班车，从此，与改革开放同呼吸共命运，亲眼见证、参与了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风雨历程。2018年是贯彻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也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站在这个新的历史节点，我将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带领CCG笃志践行国际化智库在新时代的历史使命和担当，为中国与世界的稳定、发展和繁荣贡献绵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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