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前，美术被看作“偏门”，有些人虽然很喜欢画画，却很难以此为生：他们中的大多数进了工厂，绘画特长也只能施展在车间里和工会的板报上。改革开放的四十年里，不仅人们的物质生活得到了改善，文化环境也多元、丰富了起来，对美的诉求甚于以往。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我有幸以绘画为职业，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中追求艺术理想。近几年欧洲的朋友常邀我去办展览，我作为华人画家在西方社会逐渐有了影响，欣慰之余也深知这一切得益于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成果——祖国强盛是我在海外得到尊重与认可的前提。
一
三四岁的时候，我就很爱随意画一些东西，也谈不上绘画，就是一些简单的涂鸦。那还是在60年代，物资很匮乏，也没有水彩笔、蜡笔，连纸本这类文具都很紧张，于是粉笔、红砖头就成了我最好的画画工具，好在我的父母是医生，平日能余下些稿纸给我画画。
记得有一回，我仰着头反复看窗外电线杆上的灯，看久了就画了出来，母亲看到我的画很是意外，叫来父亲一起反复端详后问我：这真是你画的？！很少接触绘画的他们似乎惊异：这么小的孩子能画出这样的画？自此，我画画的爱好便引起了他们的注意，他们也为我找来了更多的纸笔鼓励我画，这在当时的家庭教育中已算难得。
一次偶然的机会，父母的一位老朋友来医院看病，当时这位老师的多本连环画集已在国内出版。父母请他给我做一些小示范，他给我讲了一些基本的绘画常识，鼓励我多动笔，这算是我接触到的第一位美术老师。
上了小学，每天上学我都出门很早，但母亲却意外地接到老师的通知，说我经常不按时上学。母亲起初不解，希望我能解释，我就带着她去了每天早上都会路过的用滑石和红砖头画画的空地——原来每次迟到都因为我在这画画而忘了时间。看到画满画的墙面和地面，母亲意识到了我对画画的浓厚兴趣，回家同父亲商量，以后能否让我走美术专业的道路，父亲表示忧虑。
六七十年代的中国，美术专业还非常小众，人们深受“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思维影响，认为学美术没有什么出路，父亲也不赞成我在美术上过于投入。母亲却希望我能继续画画，认为坚持自己的爱好，一定能出成绩。我清楚记得当时父母在这件事情上有过几次争论，我学习画画的事才渐渐被父亲默许。
我父母都是大学生，他们内心希望我也能考上大学有所建树。1977年恢复高考时我才十二岁，对美术高考认识很模糊，根本谈不上有什么规划，只在心里希望将来能一直画画。现在回想，那时的坚持纯粹就是出于对绘画的喜爱。
1982年我考进了青岛六中，那是岛城第一所美术职业高中。一进高中我对大学就有了向往，想要参加美术高考：一是这样能满足自己坚持画画的心愿，二来也能照顾到父母对我未来发展的期望。高二的时候我提前参加了美术高考，未能如愿，第二年再考仍未过关，直到第三年我才考入了山东艺术学院。那时高校美术专业招生名额很少，有人考了五六年才考进大学也不足为奇，即便这样，大家无不感念高考的恢复，若非如此，绘画发展为职业不知要等到何时。
二
山东艺术学院是一所集音乐、美术、戏剧等艺术专业为一体的综合性艺术高校，气氛活跃。那会儿学校周末晚上有舞会，课余生活非常丰富，这却令父母较为担心：他们叮嘱我考进大学不容易，要将所有的精力用到学习和创作中去。只要能画画，我都愿意顺着父母，所以我的大学生活主要在画室和图书馆中度过。
80年代以前，人们的文化生活可以说是在一条线上：电影、文学、音乐、绘画等精神营养皆来自苏联，“红光亮、高大全”成为当时评价艺术创作的最高标准。进入80年代，学院专业课程依然延续苏联的教学体系：写实绘画是美术教学的主要部分。当时以客观再现为出发点的绘画我也认真学习过，这种总是在重复某些东西的绘画，不是我想要的表达方式。当时学校刚刚有了外文阅览室，向师生提供一些外文书籍、画册，我常去阅览，从古典主义、写实主义看到印象主义、现代主义，很多新的绘画风格是在那里接触到的……
1989年，我大学毕业后留校工作，我并没有全身心投入绘画创作中，我想停笔反思，希望从当时绘画界“千人一面”的模式中解脱出来，寻找一种新的可能。
90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化，海外、港台流行文化向内地席卷而来：北京的地下摇滚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唐朝、张楚成为那个时期音乐人的代名词，谭咏麟、童安格、齐秦的歌曲响遍街头巷尾，新潮的人们以出入马克西姆西餐厅为荣……暂歇画笔的我也喜欢上了这些东西，投身于音乐。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我对情绪的表达有了新的认识，潜意识里这些新的体悟拨动着我绘画的神经，我开始重执画笔，要在绘画表现上探索一种新的面貌。
沉寂两年后，我画了一批新作品，在省政协大厦办了一个小型画展。这些作品在形式、手法上与以往的画作有很大的不同，很多同仁、老朋友看过我的画展反响不一。有人说很好、耳目一新、很另类，大多数人不敢相信这是我的作品：具象与写实的影子不见了，让人有些“看不懂”。有人甚至直言说我怎么画得越来越差了，以前画得那么好，不知道现在画的是些什么东西，从前一身的写实功夫算是废了。这是画圈里的一些评论，一般观众更少有人能接受我的新风格。
改革开放中经济的发展也带动了文化交流，拓展了人们的视野，促进了人们思想解放和观念更新。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大众审美意识悄然转变，我的画风也开始被小部分观众认可。90年代末，我在学院的名人画廊办了一次展览，没有想到反响特别好。当时院长杨松林先生对我的绘画给予了充分肯定，鼓励我到北京办画展。北京是中国艺术的前沿阵地，办展览的事当时不敢想。杨松林院长随后给我写了一封介绍信，让我带给北京美协主席刘迅先生，推荐我在国际艺苑办一次展览。到国际艺苑做展在当时很不容易，不仅需要等档期排队，还要接受审核，门槛比较高。刘迅先生看了我的作品以后当即给予肯定，但要听艺委会的评审意见，让我等通知。两个月后我得到了通知，开始筹备北京的展览。
1999年12月底，我的展览在北京国际艺苑开展，参观展览的人很多，反响很好。让我意外的是，北京几所高校的美术系教授十分欣赏我的画，希望我能去他们的院校教色彩课程。其中包括李天祥和赵友萍夫妇，他们是中国油画界的大家。我的画能在几年时间里从不被理解，到获得业内权威和专业人士的一致好评，这得益于社会艺术理念的不断转变。
三
因为北京展览的影响，有越来越多的人请我去高校交流绘画创作经验，也有一些企业家因为喜欢我的画，给予我一些支持。还记得刚参加工作的时候，一个月工资七十多元，我每月买画材的开销就要两百多元，有时甚至连吃饭的钱都很紧张，需要朋友周济才能度日。在教育产业化、学院扩大招生的背景下，我周围很多朋友纷纷办起了美术培训班，有的朋友让我去代课挣一些外快，我也心动过，随后考虑培训教学会很牵扯精力、占用时间，会影响到自己的绘画创作，所以还是谢绝了。我屏蔽外界的干扰，咬牙坚持在绘画上继续探索，今天回想起来，那段艰难的经历是一笔不可多得的财富，如果当初没有这种坚定，也很难说之后所办的一系列展览能有什么影响。
从90年代开始，我相继结识了一些来山东工作的外国专家、学者，他们对我的画很赞赏，说我不同于大多数中国画家，作品别有特点。这些外国朋友时常带他们的朋友来看我的画，这样我的作品在济南竟也有了一群外国“粉丝”，这在当时也让我颇为自得。然而真正引起国外的注意还是在2010年10月，那时我受法国马赛市政府邀请，在马赛举办“日出·马赛”画展。起初只是抱着交流尝试的态度，不承想却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用一位法国画家朋友的话来说：不仅仅在美术界，我的画展让全马赛都兴奋了。
马赛市政府作为主办方，为展览宣传做了五十五个六米高的巨幅海报，立满市区；法国国家电视台、《普罗旺斯报》等主流媒体也相继对画展进行了报道；三百多位来自各界的嘉宾出席了展览的开幕酒会，其中有法国原总理德·维尔潘先生、马赛市市长、议员、中国驻马赛总领事……嘉宾们纷纷向我表示祝贺，一位在马赛生活了三十多年的法籍华人激动地说，他来法国这么多年，第一次看到法国各界这样仰慕一个中国人，此刻他感到无比自豪和激动。这样高规格的接待，也体现了西方主流社会对一个中国艺术家的肯定和尊敬。
据展馆统计，整个展览为期二十二天，参观人次近七千，而同一时间其他的展览参观人次最多也只能达到三千。现场画册、海报被抢购一空，找我签名、合影的人排成长队，有的观众从周边城市专程赶来，还有的观众看过展览后，又多次带着朋友返回展馆再次参观。在许多人的心目中，法国是个浪漫、纯粹的艺术国度，我的作品能在法国被这样追捧，当时感觉好像做梦一样。
我一直坚信，绘画的价值在于作品要有自己独到的绘画语言。油画源自西方，作为一个中国画家，我希望能通过自身的探索实践，将东方精神融进油画创作中，继而形成自己的风格。并不是要用油画技法去表现国画山水，或者仅是水墨到油彩的工具转换，而是对一些更本质的东西进行探索，才能形成绘画的独特性。
如果法国有任何一位与我风格相同的画家，那边的观众不会接纳我这个外邦人——高卢人特有的高傲让他们对待艺术十分严苛。一位法国观众曾坦言：他看过很多人画马赛，但没想到有人能将这座城市画得这样与众不同。这些作品居然还是出自一个外国人之手，当下的法国反倒没有这样的画家，作为法国人他甚至感到惭愧。
由于画展所产生的影响，在年底的网络投票中我被选为当年马赛市最受欢迎的人。塞尚的故乡艾克斯市、沃内勒市相继邀请我举办画展，马赛高等美术学院院长邀请我为该学院的油画研究生举办学术讲座——“爱，推动艺术的进步”，我的作品《日出·马赛2》也被马赛市政府收藏。为了表达对作品的尊重，法方计划举行收藏典礼时在作品上搭一面法国国旗，由马赛市市长戈丹先生揭幕，这是法国官方的最高礼遇。得知此消息，我十分激动，并建议他们在这幅作品上也覆盖中国国旗，因为我是一个来自中国的画家。他们尊重了我的建议。
因临时决定，五星红旗竟一时找不到。几经周折，在翻译的帮助下联系到一名在艾克斯的中国留学生，他有一面中国国旗，只是艾克斯与马赛距离不近，典礼开幕前几分钟才将国旗送到现场。晚上，近百位马赛的各界精英、名流出席收藏典礼，五星红旗成了活动的焦点。戈丹市长在典礼仪式的致辞中表示，能举办周仕超的画展是马赛市的荣幸，作品《日出·马赛2》将永久陈列在马赛市政大厅。揭幕仪式上的五星红旗为典礼赢得了喝彩。
展览期间我有幸结识了七十九岁的老艺术家盖伊·杜蓬，他是法国南方表现主义的杰出代表，虽然我们语言不通，年龄差距也很大，但在绘画的探索和研究上我们有着共同的理念和追求。他对我的作品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这样的画面正是许多法国画家想要寻找的感觉，在你的画里我看到了。你的作品既有西方色彩的感染力，又有东方的理念和视角，这对我很有启发。”他邀请我在“日出·马赛”展览结束后，到他生活的城市举办“交互马赛”的联展，由于杜蓬在法国南部的影响力，展览非常成功。市长及周边城市的市长、议员等都前来参观，对中法艺术家的联展给予了高度评价。2011年年底，我邀请杜蓬先生在北京举办“马赛之光”联展，马赛市副市长、法国驻华大使和文化参赞以及法国学术界、企业界的二十多人专程出席了这次展览的开幕式。在开幕式上，受马赛市市长戈丹先生的委托，副市长哈曼先生授予我“马赛荣誉市民”勋章，以表彰我对中法文化交流所做出的贡献。通过联展，中法双方加深了交流，中国给杜蓬及随行的法国朋友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在北京期间，他画了很多速写，回到法国以后还专门办了有关中国的展览，向他的朋友们介绍中国的故宫、长城，以及他在中国的所见和感受：通过艺术，可以打破种族、文化之间的隔阂而产生共鸣。
四
我的画展在欧洲影响力逐步扩大，有些外国人不相信，甚至不愿意相信我是中国人：很多外国人对中国抱有不小的偏见。我在欧洲接受媒体采访时，常有一些记者会有意诱导我说一些偏激的话，我都直接回应，纠正他们的偏见。只要在采访和交流时遇到对我产生疑惑的人，我都直接在他们的手掌上清楚地写上China。近几年有的文人、艺术家带着情绪出了国，在海外受到一些政治团体的利用，发表一些片面偏激的言论，为了个人名利不顾国家形象蒙损。我认为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应该感恩养育自己的祖国，专注于画好自己的作品，埋怨与发牢骚其实也意味着自身能力的不足。
在一次画展中，我结识了一位德国教授，见到我时她有些激动，眼睛里闪烁着泪光，告诉我这是她第三次来看我的画展。她双手捧着我的画册看着我说，在东方，她最崇尚日本文化，其次是韩国文化，边说边从挎包里拿出一个日式化妆品盒给我看。这位教授说2008年她到过中国，对中国的发展感到惊讶，但没有特别的好感。她被这次展览的作品深深打动，十分惊讶于这些作品是出自中国画家之手，她坦言这次展览改变了她对中国以往的认识。随后她请我在画册上签字留念，我写下：“感谢与您的交流，很高兴通过艺术使您对中国的认识有了全新的转变。”
在法国，我和朋友聊天时说到这段经历：油画的力量居然大到能改变一个人对中国的印象；画油画这边的氛围很好，在这里我充分感受到人们对作品的理解，对艺术的尊重，对艺术家的热情！他笑着跟我说：“法国可不缺油画家，大多数引不起他们这么大兴趣，对你算是例外。”
起初我以为他是在恭维我，时间久了我渐渐意识到：他们是由衷地喜欢我的作品。从2010年举办“日出·马赛”画展以来，收藏我的作品的欧美藏家也多了起来，其中有法拉利家族等。
也是在2013年，我应意大利菲拉格慕家族的邀请，参加佛罗伦萨艺术基金的典礼。菲拉格慕先生提议与我合作，以我的作品《里程》为图案推出一款限量版丝巾。直到今天还有朋友告诉我，在欧美的电影、电视节目中仍时常见到嘉宾或演员佩戴这款丝巾。
嘉丽萨酒庄是法国普罗旺斯的一座百年酒庄，酒庄选择了我的画普罗旺斯风景的三幅作品，将其设计成酒标，推出了三款红酒，这些红酒后来成了爱丽舍宫的国宴用酒之一。起初这种艺术向高端商业品牌上的衍生发展让我感到新鲜，但随后我就清醒认识到：我作品的艺术价值绝不是促成这些合作的全部因素——在中国经济的全球影响力空前发展的今天，华人艺术家的标签成了我的好运符。
2015年，我成为法国著名评论家克劳德·达拉斯笔下的第一个华人艺术家：他为我撰写的个人传记Zhou Shichao的英法双语版在巴黎首发。早在2012年他跟我说想为我写本个人传记时，我连忙拒绝，总觉得自己的成就不能跟那些被他撰写过传记的大师相提并论。中国人对树碑立传这个事看得很重！我知道达拉斯十分欣赏我的作品，我担心这会影响他在为我写传记这件事上的客观判断。后来他跟我谈：首先，他肯定我作品的水准和影响；第二，在法国甚至欧洲极少有华人艺术家的传记；第三，当今的国际趋势中，流行打“中国牌”，他认为一本以纪传体形式展现一名优秀华人画家艺术历程的书，会受到大家瞩目。那就写吧！2013年11月，年近七十的克劳德·达拉斯第一次来到中国，分别在青岛、济南和北京——我成长、生活和工作过的地方，为我的第一本传记采集素材，整个写作过程历时两年。
2016年10月，我应邀在摩纳哥游艇俱乐部举办个展。这个俱乐部是由摩纳哥皇室建立的，是全球顶级的俱乐部之一，会员都是欧洲的名门贵族，我认为这是通过作品展示中国文化的一个很好的平台。开幕酒会上，主持人为我一一介绍前来出席的嘉宾，他们都是各领域的精英和代表人物。俱乐部主席在致辞中强调，这个展览有着特殊的意义：这是俱乐部成立以来第一次举办个人展览，我也是第一个被他们邀请来办展的华人艺术家。晚宴上，嘉宾们除了和我谈论中国的文化和艺术之外，他们各自与中国有关的经历和见闻也成了交流的主题。那个夜晚真是应了我那次画展的主题：“金色时光”。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各领域的飞速发展也为中国文化走出国门、面向世界创造了一个“金色的时代”。国家之间的互相尊重与认同，不仅依靠经济的往来：经济合作是建立在利益关系的基础上，而对一个民族最深层的尊敬源于对它文化与品格的认同。在中国国际影响力日渐增强的今天，文化艺术的繁荣已成为民族崛起的重要标志，越来越受到世界关注。作为一名中国艺术家，我为此感到无比自豪。愿中国优秀的艺术与文化能继续走出去，让世界真正地认识一个美丽富强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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