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人最近老往房产中介跑，她又想换房了，选中城郊河畔景地小区新开盘的一处高层。她嫌城中心吵得慌。新居背依锡伯河，南望学院区，最是宜居。这已是十年间第三次换房了，这样倒腾来倒腾去她就不知道烦。
四十年不算长，也不算短。我从一个风华正茂的青年学生变成两鬓霜白的半大老头儿，仿如白驹过隙，梦幻般变化的节奏平生出隔世的惶惑。山还是那座山，河还是那条河，然物是人非，朴素的美又平添时尚，很难找到怀旧的入口了。
1978年我读初三，夏末秋初，我家新房竣工了。原来住的两间土房，推倒重建后变成三间，也是土房。多了一间房，仿佛这个世界无限大，兄弟几个不再和父母挤在一个火炕上。每年麦子收割后，麦秸是断不可扔掉的。我们乡下习惯将麦秸叫苫草，每年雨季到来前，用苫草苫房，这样房子就不会漏雨。爸爸是苫房的高手，手里的木拍有节奏地拍打，苫草便均匀铺在房顶上，密度和厚度适中，风吹雨淋竟然纹丝不动地贴在房顶上。爸爸经常被请去苫房，那些年不知给多少家铺过苫草，遮挡了多少风雨。我读高中去县城住宿，考学毕业后分到他乡。再次回到故乡，三间土房摇身变成砖瓦房，唯有院子里那棵老榆树未变，鸟巢里正孕育着几只雏鸟。
1983年8月，我走进了巴林草原。初秋的草原荡漾着牧草的醇香，即便是旗政府所在地大板镇的马路上，也有毛驴车或马车穿梭而过，从牧区进城的老乡多穿着蒙古袍。看到他们，我想到父母，在从牧区迁往农区前，他们也是这身装束。听到蒙古话，备感久别邂逅般的亲切。
旗人事局在一幢灰砖灰瓦的平房里，同来的还有其他高校毕业生。接待我们的是位蒙古族女同志，或许她遇到不顺心的事了，脸色冰冷得让人发怵。把证明材料交给这位冷姐后，就在政府宾馆静候。宾馆是平房，红砖红瓦，八间客房对称排列。几十棵柳树看来有些年头了，蓬开的树头枝条下垂，像密发垂肩的妇人。我人生地不熟，连一个沾边的远房亲戚都没有。目睹他人四处活动，投亲靠友想留城，我不急不躁，心里释然，买几本小说躲在房间里阅读。几天下来，我与基度山伯爵在孤岛上相会，与格里高利一起蹚过静静的顿河，窥视于连与德·瑞纳夫人月光下偷情，聆听克利斯朵夫悠扬的琴声，巴黎圣母院的钟声敲响了，我疲惫地躺在床上，望着初秋的太阳把院里的柳树涂抹成金色。几位出去找路子的同学回到宾馆，有滋有味地细数外面世界的精彩，好像他们从战场凯旋。我不感兴趣，满脑子装着苔丝、聂赫留朵夫和玛丝洛娃，工作就听从政府的安排吧。
大约十天以后，分配方案下来了。我清晰地记得冷姐那天像分配房间一样，把我们摆放到最需要的地方。那几个使尽浑身解数的做了无用功，耷拉着脑袋，垂头丧气的样子。
我被分到草原深处的一个畜牧工作站。身在“象牙塔”时对未来做过多种设想，唯独没有想到会再回到草原。坐在车上，我的脸色比人事局的那位大姐强不了多少。命运好像跟我开了个玩笑，几年前我玩命地拼搏，终于挣脱束缚一样走进城市求学，可最终我又被送回原点，唯一不同的是农区换成了牧区。
听说要来一位大学生，畜牧工作站像迎接新娘一样给我腾宿舍，把纵横交错的蜘蛛网清理干净，站长派人到镇上来接。当我兴致勃勃搬着行李走出宾馆时，看到接我的“专车”就停在柳树下，毛驴正在吃草。
“驾！”毛驴听到指令如同被踩下“油门”，快速行走在草原上。前面是一道沙漠，在绵延起伏的沙漠上行走，就像爬不出叶片的甲虫。赶车的是位蒙古老汉，尽管他很健谈，可蒙汉夹杂的语腔还是弄得我有些蒙圈。我出生时父母已从牧区搬到农区，我那点儿蒙古话对付日常用语还凑合，与这位车夫对话就有些吃力了。他说是畜牧站雇的他，来回一趟二十元，我暗暗咋舌，这车费与我月工资一半相当，我感到有些奢侈。走过沙漠是一片湿地草原。太阳越过头顶，阳光里裹着甘醇的味道。在湿地草原上行走要格外小心，稍有不慎就会陷进绿草下面的沼泽中。车夫扬起鞭杆在空中潇洒地一甩，发出清脆的鞭响，就像打个优雅的响指，毛驴在他的指挥下巧妙地躲过坑坑洼洼的沼泽。
“咦咦咦”这是左转向的指令，“喔喔喔”便是右转舵，草原上的牛马都能听得懂。毛驴膘情并不是很好，坐在车上我清晰地看到驴背两侧凸显的肋骨，不禁想到手风琴键。来到一座木桥边，这是我看到的最简陋的桥了。木桥下溪水淙淙，没有桥墩，十几根枕木并排挤在一起，形同江面上的竹排，枕木上铺垫树枝，上面铺着黄土，已经被来往车辆碾压得“衣不遮体”，两端裸露的茅茬就像老人龇出的牙齿。还没上桥我就开始颤抖，认定这种所谓的桥根本无力承重，可车夫竟泰然自若，娴熟地挥舞鞭子，把车趔趔趄趄地赶上陷阱似的桥面。遗憾的是我们一路行进，我竟不知他的名字，以后再也没见到他。
我领到了工资，月薪42.5元，那天是8月3日，对这个日子，我记得与生日一样牢。
牧区地方大，近十亩的院落只有五间房子，孤零零立在院中央。单位同事都是蒙古族，他们交谈全用蒙古语，我半半拉拉听懂一些。下班以后，整个大院就我一个人住宿，寂静得让人发毛，我发自内心地羡慕城市的嘈杂。尤其是夜间，躺在床上听着草原的风不厌其烦地吹，震得门窗无节奏地乱颤，心里下意识地惊悸，总觉得有个面目狰狞的魔鬼潜伏在黑魆魆的暗处，指不定哪会儿破门而入。
生活是色彩绚烂的，意识上的偏执和糟糕的情绪迷蒙了我，实际上并非像我目击的那样枯燥，草原的博大胸怀和草原人的忠厚仁爱，校正了我的人生坐标。苏木（相当于镇）驻地有机关学校，供销社家属院有位姓乌的额吉（大娘）对我很好，经常叫我过去喝奶茶，吃奶制品。一把二胡与我相依相伴，琴声悠悠，月亮走我也走。在团市委上班的同学来旗里下乡，绕道来探望我，记得那是一个风沙肆虐的下午，仿佛他来自另一个星球，我如同见到久别的亲人，有一种不知所措的感动。我初来乍到，在包村时同事让我负责相对轻松的家属村，挨家挨户做防疫时，牧民几乎把我摁在凳上留下吃饭。家属村西面是一片平坦的草原，有位叫哈斯的青年主动教我骑马。开始我战战兢兢，哈斯说只要双腿夹住马肚，身体前倾，马跑得越快，身子越稳。牧民自酿的马奶酒，就像葡萄酒一样，后劲足，在吉日木图家，我喝得酩酊大醉。我尤喜欢住牧民的蒙古包，地上铺着羊毛毡，睡梦中常常被牛羊的叫声惊醒，走出蒙古包，空旷的草原在夜幕下安眠，天空缀满繁星。至今我还保留着牧民大妈萨仁送给我的云钩靴，千针万线缝缀着爱的质朴。我渐渐爱上这里，爱上了淳朴善良的草原人。在那里工作两年后，几经辗转，我又回到了城里。
这些年来，我的工资连滚带爬蹿升到八千多，可与儿子相比却是中等水平。我念念不忘第一次领取四十几元工资的地方，曾经怀着感恩和怀旧的心态故地重游，那里已经变得我认不出来了。机构改革把苏木撤并了，机关单位撤走了，足球场一样的畜牧站大院改成饲养场。原来的二中成了浩饶沁嘎查村部。最让我惊喜的是，当年来时走过的沙漠变成了绿洲，墨绿色灌木丛滋养双眼，那片沼泽地开发成了稻田，北面的一级路两侧立着绿色的护栏，再往北是集通铁路，那座摇摇欲坠的木桥，消失得无影无踪。蒙古包不见了，清一色的砖瓦房排列得酷似城里的格局，厨房、客厅、餐室、卧室，和城市的商品房相差无几。牧民后生很少骑马了，小汽车静卧在房前屋后，有线电视、太阳能热水器等电器配置很齐全。手机使用相当普遍，我在集市还目睹一位蒙古族大妈熟练刷二维码，那位常叫我喝奶茶吃奶豆腐的额吉已经举家迁到城里。
说到从草原走进城市，我的进城之路可是充满了煎熬。
那时的大板镇还没有一幢住宅楼，即使是平房也相当紧张，我唯一的志向是分到公房，无奈僧多粥少，那么多老同志排在前面，只能望洋兴叹，暗暗地祈盼。结婚时单位腾出一间宿舍，这等窘状迫使生育孩子的计划一推再推。后调入政府大院，条件有所改善，无非是一间宿舍变成两间。在狭小的空间里，鞋架成了书橱，餐桌兼做书桌，有时也坐在矮凳上伏床疾书，给报刊投稿，在无奈的状态下激发出的适应力连我自己都佩服。1990年秋，我终于有了自己的房子。尽管只是两室一厅，建筑面积五十六平方米，可对我来说已经是小康生活了。两年后房改，以优惠价八千元买下，须知这八千元有一半是借的。靠两人每月合起来百元上下的工薪弥补买房的亏空谈何容易。恰在这时父母相继离世，两个弟弟上学的费用压在肩上，无奈之下爱人辞职下海了。我至今还记得爱人下海捞回第一桶金的情景。“你猜我赚了多少？”故作神秘的姿态让我怦然心动，幸福感涌遍全身，我们家从此跨入“万元户”的行列。不久，我们家的住房就换成了跃层式的宽敞新居。又过了几年，举家搬进新城，住上了高层。每次乔迁，都是一次生活的跨越，伴随着城市成长，房价日新月异。
前不久我再次回到阔别多年的大板镇，这座草原新城变得靓丽明秀，《草原上有一座美丽的城》这首草原人作词作曲的歌曲，在大街小巷回荡。变化的速度实在太快了，感觉像是走在时间的前面。
提到车子并不陌生，最早家里有辆毛驴车，乡下人习惯叫“驴吉普”，我去草原深处上班时，就是坐的“驴吉普”。现在的车子与四十年前的毛驴车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初中时徒步上学，学校离家五公里。那段乡路，记载了那段徒步人生。在我眼里，自行车是令人羡慕的奢侈品，极少数同学骑着自行车穿行而过，简直是一种高傲的炫耀和无言的挑衅，看得人心里痒痒的。参加工作后我开始攒钱，我想买辆自行车。工资不高，除去生活开销，满打满算每月只能存十元。经一年多锲而不舍的努力，钱攒够了，还是不能买车，因手表、自行车之类要凭票供应。单位不定期有指标分下来，如何公平公正分配让领导挠头，遂采取传统方式——抓阄。那次手气好得让人难以置信，一百多人十辆自行车，我竟然摸中一辆，我终于有了自己的“飞鸽”。骑车的感觉真好，随着骑车技术日趋娴熟，我可以做出前后左右几种上车动作，就像孔乙己的“茴”字有多种写法一样，我甚至可以一只手扶把，另一只手悠闲自如，随手按几下白馒头一样的车铃，“丁零零”如同吹着潇洒的口哨。下班第一件事就是擦车，把“飞鸽”擦得一尘不染，怕雨淋着搬进卧室，让它享受与主人同睡的待遇。爱人坐在后座上，幸福一路，温馨一路。十年后换成了摩托，用脚一踩，发出令人惬意的轰鸣，骑行在上班的路上，屁股后头一缕白烟，行人被掠过身后，顿有一种夸张的自豪感。淘汰的“飞鸽”备受冷落，摆在角落无言昏睡，最后觉得碍事碍眼就送到了乡下。
“买辆车吧。”这样的动议是上世纪80年代提出的，可时光辗转到2007年，城里的私家车已不在少数，这一提议才得以落实。爱人整天泡在驾校，前进倒车，左右转向，回到家还不停地重复动作要领。拿到驾照那天，像买彩票中了头彩，开上自己的车来到郊外，湛蓝的天空云卷云舒，查干沐沦河绕城而过，一派葱绿中格桑花争艳。遗憾的是没有车库，老式楼房设计时压根儿就没有考虑这一点。当下城市成长的速度惊人，住宅小区吹泡似的崛起，困扰人的不是人没地方住，而是车存放在哪里，商场或酒店若没有停车场，指定影响生意，违章停车罚款倒成了不少人担心的问题。城市马路几次拓宽，可还是照样塞车。
清明回乡祭祖，早晨遛弯儿见一年轻人开车匆匆驶向田野：“凤阁的车陷在地里了，我去帮他拖出来。”如今的农村，土房基本绝迹了，街巷都铺着水泥，小汽车黄牛一样卧在房前屋后，不会开车就像当年不会骑自行车一样，是不入流的。还是那段五公里的乡路，宽阔的黑色路面平展延伸，距离似乎缩短了。
我的故乡，我的草原，在与时俱进中重做了系统，沙漠变绿洲，沼泽成稻田，艰苦的工作环境转换为追索回忆的休闲胜地。“驴吉普”和苫房退出了历史舞台，淳朴忠厚的乡亲们过上了舒心的新生活，房子车子票子便是最好的诠释，是草原人可触可摸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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