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樟柯导演的电影《二十四城记》中说：“仅你消逝的一面，已经足以让我荣耀一生。”成都东郊的红楼，仿佛是时光刻录机，承载了我近四十年的记忆，那段岁月虽已溜走，但足以让我回味一生。它经历了风霜雨雪，经历了改革变迁，经历了辉煌岁月，也经历了寂静时光。如今，再次伫立在红楼下，过去孤独的傲然挺立变成了今天的高楼簇拥，我不得不惊叹成都改革开放的翻天巨变，感慨我的人生竟然与这座红楼结下了深深的情缘……
说起这座红楼的历史，还要回溯到上世纪50年代。那时，中国上下都点燃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激情，对于成都这座西南重镇而言，工业的迅速崛起是快速推进城市化进程和经济发展的基础与前提。因此，当时成都市政府将东郊片区设立为工业集中发展区。1953年初，国家正式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政府初步规划在成都东郊建成一个以电子、机械、仪表工业为主体的大型工业区。这项规划在1955年获得了国务院批准，成都量具刃具厂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项目。1956年，哈尔滨量具刃具厂委托苏联专家规划厂房设计图纸，并交给成都量具刃具厂建设，就这样，具有浓厚俄罗斯风情的成都“莫斯科红楼”拔地而起，成为东郊一道亮丽的风景。
1980年，我十七岁。父母都是由北京机械技工学校毕业分配到成都量具刃具厂（以下简称“刃具厂”）的职工。母亲在卡尺分厂铣工小组干活，而父亲在工具科从事技术管理工作。高考失利，让我放弃了继续学业深造的梦想，我开始渴望工作，进入这家国有企业的愿望越来越强烈。母亲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就悄悄对我说：“文静，你哥哥马上要生小孩儿了，现在我们厂还可以实行‘顶岗’制度，要不你顶替我进刃具厂上班吧？”我满心欢喜地给了母亲一个大大的拥抱。就这样，我和这座红楼的情缘从那一年就开始了。
“顶岗”的程序并不是那么简单，经过一系列折腾，我终于收到了进厂报到的通知。母亲看见我高兴的样子，笑着对我说：“明天我带你去。”第二天早上，母亲带着我来到了刃具厂的大门——红楼前，我第一次和它相见。它给我的感觉是那么的雄伟。周围光秃秃的荒野映衬出它的自豪与荣耀。我站在红楼前许久，母亲拍了拍我的肩膀：“文静，以后的路靠你自己了，走吧……”我回过神来，跟着母亲来到红楼左边的大钻头分厂报到，我被分到了大钻头分厂外圆磨小组，做了一名磨工。当时的心情激动、兴奋，还略带一些自豪：我进入刃具厂工作了，我也成了一名国有企业的工人。
从工作第一天开始，我就在心里不断地提醒自己：不能给母亲丢脸，要努力上进，奋勇争先。我的踏实努力被单位领导和同事们看在眼里，于是连续几年都被评为“三八红旗手”和“先进工作者”。不知不觉自己也已经二十多岁了，到了恋爱结婚的年龄。在父母张罗相亲五六次都没有成功之后，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我寻找到了生命中的那份爱情……
我记得那是1986年5月13日，因为当时国有企业经济效益特别好，全厂所有的生产部门几乎都在加班，我当然也不例外。从早上八点持续加班到晚上八点，除了中午吃了两个包子，一直没有休息。下班之后，拖着劳累疲惫的双腿刚到红楼时，突然下起了暴雨。我恰巧没带雨具，又饿又困，心里感到烦躁不安。就在此时，我身后突然有只大手拍了我一下：“来，拿着。”我转身一看，一个帅气的小伙子微笑地看着我，我愣了一下，然后一边接过伞，一边说：“谢谢，请问你……”他没有等我把话说完，就把自己的外套往头上一遮，快步跑入了雨中，消失在大门口。我一边感动一边疑惑地回家了。一连好几天，我拿着他的伞往返于单位和家，想碰巧遇见他把雨伞还给他，但是都没有见到他。就这样到了年底，我又一次被分厂推荐评为“先进工作者”。依照惯例，每个分厂的“先进工作者”要到红楼下集体合影留念。这一天的合影居然让我意外地又一次看见了他……我们就这样在1986年12月“先进工作者”的合影上留下了美好的青春记忆。这是红楼见证我爱情萌芽的照片。那天之后，我们谈起了恋爱。
1987年10月，我和刘刚决定结婚。在拍婚纱照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的红娘是这座红楼，所以，红楼成了我们的主要外景地。我们结婚之后，住房成了一个关键的问题。我父母家虽然是一套三室的房子，但是我哥哥一家住在那里，如果我们也住在里面的话，极为不便。而刘刚父母家只有两个单间，厕所和厨房还是公用的，并且他的弟弟和妹妹也都没有结婚，家里的空间更为紧张。我们前思后想，决定在外面租筒子楼单间，面积嘛，只有11平方米，虽然空间比较狭小，并且厕所和厨房都是公用的，但毕竟过上了自己独立的生活，虽然刚开始不太适应，不过仍然有一种独立的自豪感。随着自己收获了爱情，工作似乎更加顺风顺水，单位领导见我工作认真，将我从生产线磨工岗位上撤下，调至办公室从事描图、资料管理工作。
结婚不到一年，好事接踵而至。1988年8月，我生下了爱情的结晶，是一个儿子，取名刘长宇。儿子虎头虎脑，甚是招人喜爱。那时的产假90天，母亲在我家里细致呵护、照顾我和孩子。产假结束前的一个下午，风和日丽，我和丈夫带着儿子出去散步，不知不觉走到红楼前，我们又说起了我们相遇时的情景，于是丈夫对我说：“既然我们跟红楼有缘，那就在这里照一张相片吧，也纪念我们儿子的出生。”丈夫立刻去照相馆请来摄影师，给我们一家人在红楼前拍了一张全家福，这是红楼见证我幸福生活的照片。
产假结束后，我回到单位上班，没过多久赶上了成人高考。经分厂领导推荐，我参加了刃具厂职工大学的成人高考，幸运地被录取，开始了三年的脱产学习。在学习的三年中，我忙碌而幸福。白天在学校上课，下午放学回家写作业，到了晚上陪儿子和丈夫说说话，我的婆婆在我家里帮我带儿子，所以我非常感谢她，让我能够腾出时间来完成上大学的梦想。
1991年12月底，我顺利毕业了，一种成就感和自豪感油然而生。我还记得拍毕业照的那个下午，阳光明媚，我作为班长，将我们班二十多个同学组织起来，又是在红楼前排好队，再把给我们上过课的老师一一请来，就这样拍下了毕业照，这是红楼见证我学业有成的照片。
1992年1月，我回到大钻头分厂继续工作，很荣幸被推荐担任团支部书记，于是在本职工作之外还负责团支部的工作。现在回忆起来，我真正得到组织能力方面的锻炼，还真要归功于那几年担负团支部的工作这一经历。1992年9月，我从描图、资料管理工作岗位调至人事管理岗位。
随着时间的推移，儿子逐渐长大，11平方米的房子已经不能满足我们一家三口的正常生活，我和丈夫为此甚是烦躁，无奈之下给儿子买了一个折叠床，白天把床收起来，晚上吃完饭再把折叠床打开。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推进，私营企业不断崛起，像刃具厂这样的国有企业受到市场经济洪流的冲击，与私营企业一比较，在体制机制、生产效率、产品更新换代等方面明显处于劣势。我清晰地记得，1997年下半年，由于厂里效益不好，连续三个月每人只发200元定额工资。回过头再来说说住房，1999年9月，刃具厂的三栋集资房建好了，准备便宜点卖给厂里有住房困难的职工。我和丈夫分别写申请、打报告，在一系列努力之后，幸运地排到了105号，尽管当时轮到我们选房时已经没有好楼层了，但是我们依然心满意足地选了七楼（顶楼）。三个月后，我们告别了生活了十二年的筒子楼单间，搬进了具有独立厨房和洗手间的新家。搬进去了才欣喜地发现，我们家阳台正对着刃具厂的红楼，拉开客厅的窗帘，我就能够一眼看见红楼。
搬进新房不久，刃具厂乃至整个东郊工厂的重要转折点来了。成都东郊原来是城郊，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这里已然成了城区的一部分，固定居住人口迅猛增长，而工业区带来的“三废”问题以及热岛效应都对城市环境造成不良影响。与此同时，传统工厂出现厂房破旧、设施老化、工艺落后等问题，亟待改革，政府从多方面思考，初步构想将东郊工业区企业往成都市区外搬迁。2001年8月，市政府印发了《关于成都市东郊工业区产业结构调整的思路和建议》，2002年1月，下发了《成都市东郊工业企业搬迁改造暂行办法》，要求调整区域内的严重污染企业、高能耗企业和大运输量企业必须实施搬迁改造；一般性工业企业应服从城市规划主动实施搬迁改造；严重亏损、资不抵债、不能偿还到期债务、扭亏无望的企业就地关闭依法破产。东郊工业企业将重点向成都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西区、新都、青白江等方向转移。由此，东郊国企轰轰烈烈的搬迁改造序幕拉开了。
东郊国有工厂的搬迁不是一件小事，涉及一百多家企业、十几万名职工。对我们双职工家庭而言，更是影响巨大。2002年5月，由于领导的安排，我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工作了二十二年的大钻头分厂，被调到了红楼右边的电子量具分厂从事行政管理工作。周围一些工厂被关闭破产，一些工厂开始启动搬迁工作。我虽然不知道我们刃具厂的未来会怎样，但我相信国企改革一定是利国利民的好事情，未来的道路肯定会越走越好，便一如既往地做好本职工作，安心等待我们厂搬迁改造的那一天。
2004年，我们刃具厂发布了搬迁的消息。首先是成都市二环路东三段的厂区要往三环路以外搬迁，所有的老厂房要全部拆掉。我最为牵挂的还是那座见证刃具厂发展的红楼的命运。丈夫告诉我，最初计划是一并拆掉的，后来厂领导和成都市委、市政府领导多次协商，终于保留下这一建筑，其余建筑全部拆掉。其次，就是老厂拆迁，新厂地址位于成都市新都区三河场。鉴于厂里很多职工的家距离新厂远的问题，工厂的政策是：愿意继续在刃具厂工作的职工，发放遣散费（按工龄计算）的30％；不愿意继续在刃具厂工作的职工，发放100％的遣散费。我和丈夫商量了很久，还是决定继续留在厂里工作。于是问题就出现了，去了新厂，就不能每天回现在的家了，很不方便。我和丈夫商量了一下，把现在老厂旁边的集资房住房卖了，在新厂附近买了一套住房。从那年起，我离开了那座红楼。在搬迁的过程中，厂里对红楼也进行了修缮粉刷。
2014年，我们电子量具分厂被卡尺分厂合并，变为电子量具工段，我被任命为电子量具工段工段长。从2014年到2017年，我带领工段的职工努力工作，我们连续三年都是产值最高的工段，而我也连续三年在总公司年终总结大会上以“优秀工段领导”的身份讲话，获得了总公司董事长和总经理的表扬。
人总是不知不觉就老了。2018年，为了照顾生病瘫痪的母亲，我放弃了返聘工作的机会，提前半年办理了退休。每天的生活从工厂转移到了母亲家里：早上起来做早餐，吃过早饭后推着母亲到楼下花园里透透气，到了中午回来做饭，下午给母亲按摩，晚上做晚饭。每天重复单一而充实的事情，但心里始终对原来的工作有一份怀念，不时地还要给单位的同事打电话聊两句工厂的现况才觉得心安。最想念的要数那座见证了我近四十年人生的红楼，离开它十四年了，真想再回去看看。
4月5日，中午吃饭时，母亲跟我说：“文静，今天天气不错，我很久没有去原来的老厂了，正好刘刚今天休息，我们下午开车去看看吧。”母亲一句随意的话让我很意外，也很激动，连连答应。饭后，丈夫开着车，我带上父母亲一起来到了老厂。老厂已经大大变样了：原来的厂区上盖起了通瑞浅水半岛的商品楼房，厂医院变成了成都中铁二局玛塞城的商品楼房，厂小学变成了电子科技大学附属小学。这一切都让我觉得很陌生，只有那座红楼还屹立在那里，已成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我推着母亲，与父亲、丈夫一起来到红楼的面前。当年我刚进厂时，它是周围最高大的建筑，而如今，它是最矮小的一个。我父亲说：“文静，我们要不在这里照张相吧？”于是我们四人在红楼前拍了一张照片，记录下这温馨的一刻。
我站在那里突然思绪万千：第一天进厂工作，当选劳模，我和丈夫邂逅，儿子出生，职大毕业，第一次住进自己的房子，以及今天故地重游，这一切的一切，仿佛是命运将我和这座红楼紧紧地连在了一起，它见证了我的事业发展和家庭幸福的收获，也见证了改革开放四十年成都东郊的变迁。想到这里，我的眼眶红了，母亲坐在轮椅上，抬起头看看我，我轻轻地拍了一下母亲的肩膀，对她说：“妈妈，当年刚进厂第一天，你对我说以后的路靠我自己了。今天，你对我还满意吧？”母亲笑了，我也笑了。
（张文静/口述 刘长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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