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表哥在我们刘家屋场是个引领潮流的人物。
上世纪80年代，蝙蝠衫、喇叭裤刚时兴的时候，他上穿花花绿绿张开双臂如一只鸟一样的蝙蝠衫，下穿像两把大扫把一样的喇叭裤，脚蹬尖得像火箭一样的皮鞋，在乡村小路上晃来晃去，很是另类。后来兴起烫头发，表哥又在头发上大做文章，一会儿烫个爆炸式，一会儿弄个狮子头，一会儿整成个鸟窝，真是“无限风光在顶峰”。这中间还流行过拿录音机当“随身听”，表哥走到哪儿都拎着一台双卡录音机，“嘭嚓嚓、嘭嚓嚓”的，经常是人未到声先到，尤其是晚上，老远就能听出表哥来了。
那时候表哥的形象，在老人们眼里是嗤之以鼻的“二流子”，在本分朴实的姑娘眼里是“流氓”，在小孩子眼里是令人生畏的坏蛋，姨妈和姨夫干脆咬牙切齿地称他为“辱祖宗的现世报”。那时候表哥常到我们家“避难”，姨妈也常到我们家倾诉，寻求道义支持。我不像别的小孩那样怕表哥，反而还很喜欢他，他很有趣，知道许多新事物。
如果说表哥一开始引领的是“肤浅”的潮流，那么后来引领的就是“质实”的潮流。他先是倒腾板栗、核桃、天麻之类的山货，挨家挨户地收购来，然后贩到城里去，攒下几个钱后，买了辆小四轮跑运输。那时候握方向盘可来钱啦，马达一响，钱包鼓鼓。表哥是村里第一个买小汽车的，后来人家也有了，他就将车卖了，承包起荒山洼地，搞起种植、养殖业。现在全村在他的带领和帮助下家家户户搞起了种植业和养殖业，套种套养，不仅发展绿色农业，还搞起了农产品深加工，利用电商平台扩大销路，把山里的货卖到全国各地。乡亲们的日子过得红红火火。人们对表哥刚“出道”时的表现已经淡忘了，大家扎堆一块儿回忆起时也是哈哈一笑。
我前不久回乡，在表哥家吃了顿饭。我们面对满桌的菜肴还在推杯换盏，姨妈猫舔食一样，简单吃了点，说要保持身材，还要去参加一个什么社会活动。好一会儿，姨妈从里屋出来，我看到她的打扮：上穿红绸短袖衫，下穿雪白七分裤，脚上是一双白色的低帮旅游鞋。她的脸上从描眉、画眼、上粉到涂口红等化妆工序一道都没落。这时我才注意到姨妈的头发也染成了黄色。相比之下，昔日的时尚在表哥身上“春去无痕”，他的衣着与乡间普通中年人没什么区别；姨妈这身“前卫”的装束如果在当年，乡亲们不骂她“老妖精”才怪呢。我连声夸姨妈越活越年轻、越活越漂亮了。姨妈微微一笑说：“谢谢！”
姨妈出门后，我们随意聊起，原来姨妈是去参加广场舞比赛排练。跳广场舞是姨妈每天晚饭后的必修科目，已经跳了好几年了。前段时间镇里说要组织一次比赛，哪个村跳得好，就上镇里过年时举办的“村（春）晚”。姨妈是第一个报名的。家人已记不清姨妈是什么时候“脱胎换骨”，变得这么新潮的：吃饭注意营养搭配，控制食量，穿衣讲究质地款式。她越活越年轻，越活越精神，平时很注意自己的形象气质，把家当“后台”，把除了家以外的所有地方都当作“T台”，禁不住随时秀秀身材。
现在姨妈反而笑骂表哥土里土气的，像只“土拨鼠”。她常说，爱美是人的天性，尤其是女人，无论活到多大年纪都要爱美。
二
1978年5月的一天，母亲打发我去榨油坊给父亲送蒸馍。油菜收割后，父亲去生产队油坊好几天了。母亲说，等父亲回来家里的油罐就能揭得开盖了。她还说要给我做一大碗油焖饭，把我的小肚子撑得圆滚滚的。5月的阳光真晃眼，鸟儿在争吵，花儿在喧嚣，空气里飘着好闻的菜油香味儿，我背着个小包袱，哼着不知名的曲调，走在只留下一片油菜秆茬儿的田野上，不时翕动小小的鼻翼，贪婪地吸着空气中的“油星”。
我来到油坊正是晌午时分，父亲和四个汉子（我三表舅也在其中）正忙着收拾工具，摆放桌椅、碗筷，准备开饭。他们几个清一色打扮：赤裸着上身，光着脚丫，一条用各色布条织的腰带扎在腰间，将本来就干瘦的腰勒得如同一只“细腰蜂”。他们的脊背油亮油亮的，仿佛抹了一层油，连腰带都油乎乎的，好像在油里浸过。突然，在浓烈的油香中，我闻到了猪肉的喷香，一瞥，我发现角落里的简易桌子上摆放着半搪瓷盆肉，搪瓷盆呈黄色，面上斑驳的跳瓷显得坑坑洼洼的，露出里面黑色的铁。搪瓷盆敞口比脸盆小，但深度比脸盆深，里面大半盆白亮亮的长条猪肉在零星几片青蒜叶子的点缀下散发出诱人的香味。我的喉咙因吞口水而咕噜噜地响。我不时看看桌上的肉，又望望父亲。父亲一个劲儿地向我使眼色，让我走。可是我觉得双腿像挪不动似的。四个汉子中，有一个低着头耷拉着眼睑忙着洗手、盛饭，不吭声，有两个嘴上说坐下来吃吧，但听得出来很勉强，只是客套话。只有三表舅很热情，起身想过来拉我。这时父亲急剧咳嗽，甚至跺了跺脚，我放下装有蒸馍的包袱，转身就跑，三表舅追到门外喊我的乳名，叫我一起吃。我撒开脚丫跑，边跑边想着那油汪汪的白条肉，咽着口水。我知道父亲也很为难，干重体力活，几个伙伴凑钱打顿牙祭，围着一锅，你多夹几筷，他少夹几筷，各自心里把握着，谁也不会很在意，但如果平白增加一张嘴，大家心里肯定会有意见。虽然添的只是一张小孩嘴，要知道那年月粮食短缺，敞开肚子吃，小孩不会比大人吃得少。
时隔四十年，我再一次来到当年的榨油坊。想象中榨油坊肯定已是风烛残年，破败不堪了，没想到它被修葺一新，连原来的田埂小路都变成了大青石板路，物什还是当年的物什，连摆放的位置都没变，却整洁多了。原来那儿已被开发成民俗游的一个景点。我去的时候正值节假日，好多城里人对过去的这些物件感到很新鲜，嘻嘻哈哈用手机玩自拍，发微信，晒朋友圈。离油坊不远处开有一家“农家乐”，人声鼎沸，生意看起来很火爆。我驻足饭店写有菜单的牌子前，从头到尾也没找到青蒜叶炒白条猪肉这道菜。是啊，当年想吃都吃不着的白条猪肉，现在已被淘汰出餐桌，无人问津了。
三
小时候，我盼下雨又怕下雨。盼，就是下雨天不用上山放牛砍柴，不用下地干活；怕，就是房屋里到处漏雨。那时候我们家房子的屋顶一半是杉树皮盖的，一半是茅草盖的。杉树皮瓦片就是在砍树时把树皮剥下，用石板压平晒干，样子像石棉瓦。杉树皮屋顶也漏，但比茅草屋顶好些。茅草屋顶一下雨就漏，大雨大漏，小雨小漏，一到下雨我们就全家总动员，把家里能找出来的坛罐瓢盆桶全部用来接雨水。从茅草屋顶滴下来的雨水，浊黄得像酱油汤，偶尔还有几条虫子在里面游泳。我们家的厨房位于茅草屋顶和杉树皮屋顶的交界处，那儿漏得最厉害，两股屋檐水汇到一起，外面下大雨时里面甚至要披蓑衣戴斗笠才能做饭，灶台进水，柴火潮湿，浓烟呛得人直流泪，走动须像探雷似的，因为一不小心就会碰上那些接漏的器皿，做一顿饭和上火线打仗差不多，折腾得花头花脸，精疲力尽。爷爷读过几年私塾，常摇头晃脑地教我们背一些古诗，那时我对“留得残荷听雨声”“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之类的诗丝毫感觉不到美，反而认为那是一种痛苦的折磨，倒是对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深有感触。
80年代初，我们家扒掉屋顶上的茅草和杉树皮，盖上了瓦。盖瓦时是个大晴天，请了几个师傅，全家老老小小全上阵，搬的搬，递的递，热闹得像过节一样。奶奶直夸自己命好，嫁得茅屋变瓦屋，给夫家带来了好运。
90年代初，父亲推倒住了数十年潮湿逼仄的祖房，盖起了宽敞明亮的两层砖瓦楼房。父亲常以此自豪，认为他给后辈攒下了基业。尤其是几杯酒下肚后，那扬扬自得的样子，好像那两层砖瓦房是他人生一座丰碑似的。
大前年，我们兄妹仨提议把父亲盖的两层砖瓦房推倒，重新设计重新盖。父亲盖的房子虽然质量可以，但设计不合理，自来水管、电线、煤气管道和排污设施的铺排等考虑不周到，生活上有诸多不便。比方说想要添置更多的家用电器，如冰箱、洗衣机、热水器、电脑等等，原来的电线线路就无法满足用电需求；排污管道铺排得不合理，一下雨屋外就污水横流，夏天蚊蝇滋生。弟弟请人设计图纸，参照城里人住的别墅样式，楼下有客厅、餐厅、厨房、储藏间、车库、卫生间等，楼上有书房、棋牌室，每一间卧室都带有卫生间，就和宾馆的标准间客房一样，还有带小客厅的“贵宾房”等。开始父亲心疼钱，说不想折腾了，后来经不住我们劝，最关键的可能还是我儿子那句没遮没拦的话：“住爷爷家上卫生间很不习惯，我以后真不想回老家了。”父亲犹豫很久没结果的事，被孙子一句话就坚定了决心。父母和弟弟历经了一年的辛劳，终于把新房盖好。现在父母住的房间有电话、电视（大山深处，天然氧吧，气候宜人，不需要空调），带卫生间，二十四小时都有热水，舒适度绝不亚于星级宾馆；其余每个房间都如宾馆“标准间”，电话、宽带、闭路电视一应俱全。一楼的客厅、餐厅宽敞明亮；储藏间、杂物间、农具间设施齐全，布局合理；考虑到父母多年的生活习惯，特地建了两个厨房，一个专门烧柴火，一个用电和煤气。为一劳永逸地解决用水问题，我们和周围几户邻居联合起来，大家集资并一起出工出力，从远处高山上引来清冽甘甜的山泉水，建造起一个能完全满足大家生活需要的自来水池。
小楼依山傍水，周围树木葱绿，远眺群山心旷神怡，清晨常被鸟鸣声吵醒。现在儿子一放寒暑假就嚷着要回爷爷家住。奶奶和父母亲住在小楼里，天天都乐乐呵呵的。我们每次调侃父亲说：“当初说盖房，就您老不乐意，现在感觉怎么样啊？”父亲总是一笑：“不错不错，嘿嘿！”
四
我的老家位于湖南山区，改革开放前那儿的人们基本上过着“四个基本”的生活：通话基本靠吼，交通基本靠走，治安基本靠狗，娱乐基本没有。村里的人很少走出去，山外也很少有人走进来，走进来的只有货郎和补锅的师傅。乡亲们对山外的一切都充满好奇，偶尔一架飞机掠过村庄上空，全村男女老少都探出头来指指点点看稀奇。有走南闯北见过世面的回来说：那个叫“电视”的用塑料、金属和玻璃做成的匣子真是个宝，想看北京一按就是北京，想看上海一按就是上海；坐在火车上放杯水，车子开动水不会晃出来。大家都惊讶得合不拢嘴。那时候村里满山的板栗、核桃、柿子、冬笋、药材运不出去，人们也不认为这是啥值钱的东西。山外的东西运不进来，肩挑手提进来的只有煤油和盐巴，这两样东西大家每天都离不开。就这样，人们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
我第一次坐公共汽车是初中毕业时去县城参加师范招生考试。车子是教育局包租的，到县城有三个小时左右的车程，那时候我只嫌时间太短了。第一次坐车的感觉像若干年后第一次坐飞机的感觉，飘飘然的。奶奶一辈子没坐过汽车，一次到小镇上去办事，见到开往县城的客车，临时决定尝一尝坐车的滋味，花一毛钱坐两站路，没想到售票员像是理解她想实现坐车的愿望一样，直到三站后才叫她下车。奶奶很高兴，如捡了个大便宜，颠着小脚往回走。那时候初中毕业考师范学校很热门，我已经很努力了也没能“鲤鱼跃龙门”，只能上普通高中。上高中后，学校离家有五十多里路，其中有三十多里简易公路，有几辆小四轮来回跑。小四轮本来是用来载货的，由于客运赚钱些，于是全部用来载客了。从上车的地方到学校要一块五毛钱，绝大多数的时候，我掏不起这个钱，只能走路。有时厚着脸皮爬上车，车子开出没多远，驾驶员便停下车大声吆喝着收钱了，我只得下车，目送小四轮扬着灰尘将我孤零零地丢在公路边，挑着一个月吃的米和菜一步一步往学校挪，想着路，想着车，想着以后的日子，心情很复杂。
要想富，先修路。随着越来越多的乡亲们外出打工，大家越来越认识到公路的重要性。老家第一次修路是1992年冬，那年春天邓小平同志发表了南方谈话。当过兵的机灵的村支书好像嗅到了什么，挨家挨户动员修路，也向政府申请资金，政府拨了一部分钱，大部分款项是村民自筹的。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的把上等肥田让了出来，有的通情达理地迁走了祖坟。农闲季节，银锄闪烁，扁担咯吱，机器轰鸣，笑语不断，历经两个春秋，一条平整的简易公路蜿蜒在苍山翠岭间，悄然伸向家乡那个小村庄。古老宁静的小村庄由此变得热闹起来，山里的特产源源不断地涌向山外，山外时兴的家电和服装往山里拉，在这一出一进之间，“出口”远远大于“进口”，乡亲们的生活很快富裕而且丰富多彩起来。到了2008年，村里第二次修路，在原先简易公路上铺水泥，所需资金政府拨一半，村里自筹一半。乡亲们尝到了通公路的甜头，这次似乎干劲更大，自筹款村委会一宣布很快就交齐了。
现在许多人家有摩托车、电动车，有的还有小汽车、中巴车、大卡车等。乡亲们往公路边一站，手一招，脚一抬，就能乘车进城。人人都觉得自家门口连着县城，到了县城就能坐高铁，高铁更是连着省城、上海、北京，飞机连着世界，想上哪就上哪。
夕阳西下的时候，年近九旬的奶奶总爱坐在躺椅上，静静地望着屋外的公路和不时疾驶而过的车辆。我凑近奶奶的耳边，喊道：“奶奶，您想不想坐车？我叫一辆小轿车请您坐坐。”奶奶咧着没牙的嘴笑了，笑得像个小孩。
五
傍晚，我接到母亲的电话，唠了一会儿家常，临挂电话时，母亲说她从电视里看到天气预报，我们这里明儿要天凉了，让我们记得添加衣服。
放下电话，我回忆起母亲和电话的往事。母亲第一次给我打电话是二十多年前，我刚当兵，母亲想我，就揣着攒下的百十块“私房钱”来到县城邮电局，给我打电话。当时我正在离连队不远的器械训练场搞训练，值班的战友跑来找我，我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跑过去，屏声息气地听了好一会儿才听出是母亲。母亲在电话里的声音很小，比蚊子哼的声音还小，任凭我怎么喊，像是在炮声隆隆的前线喊话一样地喊，母亲也不回答，只是自言自语絮絮叨叨地说，大意是家里一切都好，让我在部队好好干，不要想家，等等。母亲突然来电话，又没完全弄明白她的意思，我忐忑不安了好些天。半个月后，终于从家信中得知，那天母亲打电话的时候，把话筒拿反了，把听的一头用来说，把说的一头用来听了，直到快挂电话时，邮电局的工作人员偶然发现提醒她，她才知道。难怪，我听她的声音那么小，她压根儿就没听到我的声音，只是心想，反正花钱了，她把心里话说出来，就当我听见了。
有了第一次教训后，母亲打电话利索多了，我几乎每次都能接到，除非有任务外出。我知道长途电话费很贵，母亲又是一个很节省的人，说一会儿，我就催母亲挂电话，母亲总是说她有钱。后来了解到，母亲每隔一段时间进城，几乎什么都不买，就为给我打电话，有时候甚至走一段路，省下车钱来给我打电话。
我拿工资后第一件事就是给家里装一部电话。我们家是全村第一个装电话的。家里有电话，母亲和我联系就方便多了，我们随时能听到对方的声音。大部分时候是我打回去，母亲偶尔打过来，说几句，我就挂断回拨过去。这时轮到母亲催促我不要说得时间太长了，电话费贵得牙痛。
我们家的电话方便了自己，也方便了全村人。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家的电话是村里的公用电话，村里在外打工的人很多，他们有什么事要和家里说就打电话到我家，有时是母亲转告，有时是通过母亲约定时间，通知他们家人到我家接电话。这项工作很烦琐，而且是无偿服务，母亲对此毫无怨言，整天乐颠颠地来回奔忙，像个通信员似的。当然邻里乡亲也会常送个瓜瓜枣枣什么的。
后来村里很多人家装有电话，年轻一点的或做点生意的腰上都别着手机，有的还不止一部，以便它们各司其职。更年轻一点的就是网民，家里有电脑，装有宽带。母亲第一次坐在电脑旁的神情有点儿像她第一次打电话，先是紧张得手不知该往哪放，不敢靠近键盘，后来渐渐放松了，用半土半白的话和她孙子视频聊天，高兴得合不拢嘴，连声说：“这东西好，这东西好，能听声音又能看到相貌。”
现在，村里留守的老人孩子都用上了手机，我父母的手机也从“老人机”换成“智能机”，我们把天南地北的亲人拉到一起，建了一个微信群，大事小事，随时吆喝两嗓子，就可举行电视电话会议；有事没事，点个赞，发段视频，晒一下“小确幸”，我们尽管相隔天涯但也近在咫尺。
我们这相亲相爱的一家人，生逢盛世，沐浴阳光，家国情牵，好事连连。改革开放打开了我们一家通向幸福的大门，相信祖国的未来会越来越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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