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因卡原名阿肯旺德·奥鲁沃列·索因卡，1937年7月13日出生于尼日利亚西部約鲁巴族世代居住的阿贝奥库塔城，父母都是约鲁巴人，信奉基督教，父亲在当地学校任学监。索因卡在阿贝奥库塔度过了他无忧无虑的童年和小学学习时期；11岁时被送往离家几十英里外的伊巴丹上中学，中学毕业后在拉各斯政府医药部门工作过一段时间；18岁时考入伊巴丹大学。伊巴丹大学当时是尼日利亚的最高学府，当代尼日利亚的许多著名作家如小说家钦·阿契贝、诗人克·奥基格博、剧作家约·克拉尔克等都先后和素因卡是同学。索因卡在大学学习期间即已开始了他的诗歌创作。1954年他获得一笔奖学金，前往英国进入利兹大学的英文系深造，利兹大学的学生剧团十分活跃，常常演出欧洲古典戏剧和现代剧，这使他对文学，特别是戏剧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兴趣。因此。在英国学习期间，他不仅参加学生剧团，还发奋攻读翻译成英文的各国文学名著。当时在利兹大学讲授世界戏剧课和易卜生戏剧课的著名戏剧评论家和莎士比亚戏剧演员乔治·威尔逊对他的影响很大，这一段学生生活为他以后的戏剧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57年，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获得英语学位，当了一个时期的教师后，便开始自己的戏剧创作。1958年，他到伦敦皇家宫廷剧院编写剧本和担任审读。伦敦皇家宫廷剧院是50年代英国戏剧活动的中心，在这里，索因卡得以大量接触英美及欧洲各国的戏剧，开阔了自己的视野。他还有机会观摩了许多名剧的导演和舞台设计，自己也参加演出和导演实践。1959年，他在伦敦举行专场演出，朗诵了自己写的著名讽刺诗《一次电话交谈》，演出了他的第一部独幕喜剧《新发明》。
1960年，尼日利亚独立后，索因卡回到自己的祖国。他周游全国，研究民间文艺，致力于把西方的戏剧艺术和非洲传统的音乐、舞蹈、哑剧等艺术形式进行有机的融合，开创了富有非洲乡土气息的西非现代戏剧。他先后组织了由教员、公务员业余演出的“1960年假面具剧团”和专业的“奥里森剧团”，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亲自筹资、编导、排演，使许多非洲新剧得以和观众见面。早在英国伦敦皇家宫廷剧院工作期间，索因卡创作的剧本《新发明》和《沼泽地居民》在伦敦上演就引起了“小小的波动”，而当他回到尼日利亚，《沼泽地居民》和他的另一剧本《雄狮和宝石》在伊巴丹上演，也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和评论界的好评，从而确定了他剧作家的地位。此后，索因卡创作了大量的剧本、小说、诗歌和散文，撰写了许多评论文章，对独立后非洲民族戏剧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60年代末，在尼日利亚内期间，他不顾个人安危，奔走在交战双方之间，呼吁停火和谈，被独裁军政府逮捕，关在首都监狱。随后又被转到北部条件恶劣的卡杜纳监狱，囚禁达两年之久。获释之后不久，他去邻国加纳和欧洲流亡了6年。1976年，他回到尼日利亚，在伊巴丹大学戏剧学院、拉各斯大学和伊费大学任教，同时从事戏剧研究。他曾担任非洲作家协会秘书长。作为英国剑桥大学和舍费尔德大学的英语客座教授，他还定期前往欧洲。他同时也是美国耶鲁大学和康奈尔大学的客座教授。1985年，他被任命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戏剧学院院长。1986年9月被选入全美文学艺术院，成为该院聘请的第三位非洲人院士。1986年10月，瑞典文学院又将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首次授予了作为一个非洲作家的索因卡，使他成为东方作家中继印度的泰戈尔、以色列的阿格农和日本的川端康成之后第四位荣膺该奖的作家。在诺贝尔文学奖宣布的第二天，为表彰其文学业绩，尼日利亚政府授予他民族勋章，巴班吉达总统还授予他尼日利亚最高荣誉称号“联邦共和国司令”。
索因卡不仅在文学艺术方面显示出才华横溢，在政治上也是一个难以抑制自由呼声的拜伦式人物，索因卡一向以直言无忌批评政治闻名，对于军政府与现任文官政府的统治，他从未放弃过批评。为此他曾两次被捕入狱。《疯子与专家》便是他的狱中之作，《死人：狱中杂记》（1972）是他追述铁窗生活的回忆录。1986年，就是他因描写军政府残酷统治的自传、诗歌和戏剧作品，获得了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1994年，他逃离了尼日利亚，定居于美国的亚特兰大，并在埃默里大学任教。
1998年，流亡中的索因卡得以重返祖国。
索因卡是具有多方面艺术才华的作家，文学创作涉及各种体裁和多种题材，已有20多部剧本、小说和诗集问世。
索因卡作为非洲最有影响的作家之一，是多才多艺并且最富有创新精神。他的创作主要是以剧本为主，他的戏剧创作丰富多彩，有喜剧、笑剧和悲剧以及富有辛辣意味的社会讽刺剧与政治讽刺剧，还有荒诞离奇的哲理剧等。他的剧本充满象征和比喻，语言犀利，剧情曲折生动，并且富有哲理性。他虽然用英语写作，但他的创作却深深地植根于非洲沃土，因此他的剧本的最重要的主题是；表现急剧变化的非洲大陆上新与旧的斗争，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矛盾，反思非洲文化和欧洲文化各自的价值，试图在调解这两者之间矛盾和冲突的过程中为非洲寻找出路。他的剧本包含着有力的社会批评，而且这些批评是以对人的本性的深刻理解为基础的。他的戏剧创作对当代尼日利亚以及非洲戏剧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索因卡从50年代末起写了十多部剧本。他的戏剧创作，以1960年为分界线，可分为两个阶段：早期的戏剧创作大多是轻快的喜剧，风格单纯、明朗，富于幽默与讽刺。主要有《新发明》（1958）、《沼泽地居民》（1958）、《雄狮和宝石》（1959）、《裘罗教士的磨难》（1960）、《森林舞蹈》（1960）等。《新发明》是一部独幕喜剧，它讽刺了南非政府种族歧视政策的愚蠢：某一天，一枚美国导弹偶然落到了南非，爆炸后全国所有的人都失去了皮肤中的黑色素，反动政府乱成一团，勒令科学家赶紧研究对策，设法识别谁是黑人，谁是白人。《沼泽地居民》是一部诗体悲剧，它描写了独立前尼日利亚沿海一带沼泽地区的农村生活。在殖民主义统治下，城市资本主义畸形发展，农村经济凋敝，农村青年流向城市，农民受到多重剥削，还要和严峻的自然灾害做绝望的斗争。剧中年轻的主人公伊格韦祖被天灾人祸逼得走投无路，终于对封建统治势力发出悲愤的控诉，但他还是不得不背井离乡，从黑暗笼罩的沼泽地投身到那个金钱统治一切的罪恶世界。《雄狮和宝石》是一部喜剧，它通过一个美貌而单纯的农村少女希迪之口讽刺了三四十年代尼日利亚的一批认为“月亮也是西方好”的时髦年轻人。村里最漂亮、聪明的姑娘希迪像一块宝石，有许多追逐者，剧情随着他们之间曲折有致的角逐展开。最后姑娘终于看穿了那个满口西方摩登名词的青年教师的浅薄迂腐，宁愿投入精明世故的老村长的怀抱。《裘罗教士的磨难》是一部讽刺喜剧，它描写一个机灵透顶的江湖传教士，专靠宗教迷信进行诈骗活动。戏剧情节妙趣横生，出色地塑造了一个察颜观色、花言巧语的江湖骗子的形象。两幕剧《森林舞蹈》是索因卡早期戏剧创作的代表作之一，标志着索因卡思想见解和创作手法已趋于成熟。这个剧本是为了庆祝1960年10月1日尼日利亚民族独立日而写的，并在庆祝活动期间由他亲自创建的伊巴丹大学剧团公演，结果获得极大成功。《森林舞蹈》是索因卡1960年至1961年依靠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提供的奖金，潜心研究非洲民间戏剧，深入到豪萨族、伊博族、約鲁巴族、富拉尼族等主要部族采访，并汲取了祖国文化的丰富养料，在广采博取的基础上创作出来的。它是欧洲现代戏剧艺术同古老的非洲民间礼仪中的舞蹈、音乐、笑剧等传统艺术奇妙结合的产物。它寓意深刻、哲理性强，在艺术上也有所创新。剧中的主人公是约鲁巴族的奥贡神——创世主与救世主。索因卡在1983年谈到《森林舞蹈》时认为该剧是以一种自己独特的眼光来看待过分颂扬的非洲荣耀的过去。“从那以后，我就在我们政治的丛林里除了跳死亡舞蹈之外什么也没干。”
索因卡后一阶段的剧作大都是在60年代初到70年代末发表的，这是他戏剧创作的成熟时期。这时期他的创作风格逐渐转入低沉、隐晦、荒诞，讽刺的笔触十分辛辣。《强种》（1963）揭露了非洲等地依然盛行的非人道暴行。向着仍处于愚昧野蛮状态下的非洲大陆发出悲痛的控诉。《孔其的收获》（1965，孔其在约鲁巴语中指专横跋扈的铁腕人物）鲜明地揭露了非洲大陆一些国家独立后出现的某些小独裁者施行的专制制度和他们个人狂妄自大的野心。《路》（1965）是他的代表作之一，虽然表现出了荒诞不经的倾向，但却反映了作者对社会、对人生的认识。《疯子和专家》（1971）是索因卡最复杂难懂的剧本之一，它揭露了血淋淋的内战，刻画了内战引起的人性沦丧，对暴力进行了无情的鞭挞。《死神与国王的马弁》（1975）探讨自我牺牲与忠于由来已久的理想的忠诚观念。进入80年代以后，索因卡还写了一些短小的社会讽刺剧和政治讽刺剧，如抗议在大米进口和分配中的贪污行为猖獗的《失去控制的大米》（1981）、抨击石油出口空前繁荣时期种种社会弊病的《歌剧文尧西》（1981）、嘲弄算命先生的《未来学家的安魂曲》（1983）和讽刺非洲独裁统治者们的《巨头们》（1984）等。索因卡的后期剧作中，早期作品的真诚玩笑气氛已经不明显，其中的讽刺嘲笑也已经不仅仅是为了取乐，而变成一种失望的苦笑。索因卡在这些戏剧里十分认真地处理社会生活中的重大事件，情调从一般的社会批评转向对社会现状和未来的深刻焦虑。
除戏剧创作外，索因卡的诗歌创作也很引人注目，他的诗歌和戏剧一样，风格多样，现实针对性很强。主要诗集有《伊达纳及其他》（1967）、《狱中诗抄》（1969）和《地穴之梭》（1972），叙事长诗《阿比比曼大神》（1976）等。
早在50年代初，他早在伊巴丹大学求学时期就开始了诗歌写作。1959年，他发表的脍炙人口的讽刺诗《一次电话交谈》，嘲弄了白人房东太太既对黑人歧视而又装腔作势的可憎面目。
1967年出版的诗集《伊达纳及其他》，诗集中的许多诗歌都是某些导致尼日利亚的战争事件启发下写出来的试图表现自己在现实冲击下的复杂情感和对某些事件的抒情式反思。这部诗集对生、死、人生进行了深沉的思索，对研究索因卡的整个人生观有很大价值。
60年代末，他在尼日利亚内战中陷入囹圄，在狱中，他在手纸上写诗。1967年，他从狱中偷送出两首诗交友人在伦敦发表，题名为《狱中诗抄》。1969年他出狱后，把在狱中构思的诗全部写出，1972年在此诗集的基础上又增添若干首诗，以《地穴之梭》之名重新结集出版。这些狱中所做的诗歌，反映了他失去自由后的种种遭遇，感想，以及对自由与光明的渴望。他在《活生生的埋葬》这首诗中写道：“十六步又二十三步。他们幽禁人类和真理，动用时间去耗费殆尽他的理性。”
索因卡在为庆祝莫桑比克对白人统治的罗得西亚宣战而写的长诗《阿比比曼大神》（1976）中，高度赞扬了莫桑比克前总统马谢尔的正义举动，憧憬了黑非洲完全摆脱白人统治的光明前景，号召非洲人民团结起来推翻白人的统治。
索因卡在诗歌创作上和他在戏剧创作上一样，也是一位大师。他的诗歌创作不仅视野开阔，涉及面广，诗的格调从悲怆到轻松，从讽刺到抒情，无所不包，无所不揽。诗歌意象丰富，饱含哲理，流露出作者道义上的使命感。
索因卡也是一位优秀的小说家，他的小说同戏剧一样，往往也采用象征寓意的手法反映现实，表现理想。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解释者》（1965）、《暗无天日的岁月》（1973），自传体作品《阿凯——童年记事》（1982）等。
他在1965年发表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解释者》（中文译名为《痴心与浊水》），描写了拉各斯一群青年知识分子在尼日利亚社会现实面前，在传统与现代文明之间所表现出的徘徊不定的困惑心境，同时比较深刻地揭露了社会政治生活中的种种腐败现象。小说表现出作者娴熟的叙述技巧，长篇小说《解释者》被评论界誉为可与乔伊斯和福克纳的作品相媲美。获得了1968年英国的《新政治家》杂志颁发的文学奖。
他的第二部长篇小说《暗无天日的岁月》（1973）以60年代尼日利亚内战为背景，以金钱、权势的罪恶和平民百姓的遭遇相互对照，描绘了一个由商人、官僚、资产阶级支配和肆意横行的虚构的非洲国家，表现了经历内战的人民的悲惨生活，力图正视噩梦般的人生，同时表现了作家的社会观点和理想。这部小说也反映了他在狱中形成的许多社会观点和理想。
在这前后他还发表过描写尼日利亚内战的小说《疯狗的灾祸》。
70年代—80年代，他还出版了两部自传体小说，《那人死了——狱中纪实》纪录了他的囚徒生活，他在狱中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另一部《阿凯的童年》则再现了作家早年在家乡的生活，这部作品用轻松愉快的笔触回忆了自己早年的生活，既表现出索因卡童年天真烂漫的情态，也可看到当时西非人民生活的些许侧影。因其成熟、优美的散文叙事技巧，被《纽约时报书评副刊》评为1982年英语文学12部最佳作品之一。
索因卡还发表过一些文学论著与散文随笔，1972年，他出版了《狱里的独木舟》，文学论著《神话、文学与非洲世界》（1975），较为全面地反映了他对文学与戏剧的许多独特的认识与观点。其他著作还有剧本《灯火管制之前》、《枝繁叶茂的紫木》、《剧作选集》等。
1995年，索因卡又出版了随笔集《艺术、对话与愤怒：文学与文化随笔集》。
1996年，出版纪实文学《一个大陆敞开的脓疮——尼日利亚危机的个人叙述》。
1998年，流亡中的索因卡得以重返祖国，回国后他完成了又一部论文集《天亮就出发》，该书记录了索因卡在那段艰苦流亡生活中的心路历程，他自称：该书的主题是“愤怒”。《天亮就出发》最近在美国出版，再次引起了文学界的注意，索因卡对文学领域的各种体裁，几乎无不涉足，他的作品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具有自己的独特风格，散发着浓郁的非洲气息。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评价索因卡是“成功地让非洲以外的人们，用非洲人的眼光看待非洲人和非洲的事件”，因此而成为非洲大陆第一位获奖的作家。
纵观索因卡的各方面创作，他的影响早已超出了非洲的地域，成为一个享誉世界的知名作家。
两场话剧《路》是索因卡后期戏剧创作的代表作之一，他因此剧而获得1966年非洲艺术节大奖。《路》全部剧情发生在一家“汽车配件商店”里，时间也是仅仅限制在一天之内，出场人物也不过四五人，其中主要人物是教授，其他人均围绕着他活动，剧情也随着他的一言一行而展开。教授曾当过教会主日学校的教师，代替教士主持过礼拜。他现在在自己开的“汽车配件商店”里，为司机们伪造驾驶执照，黑夜在教堂墓地踯躅，与鬼魂为伍；哪里有车祸，他就拿着放大镜赶去勘察，想从血肉模糊的尸体和残骸碎片上寻找说明生死真谛的“启示”。他经常不离口的一个词是“圣经”，他曾对剧中一个人物说：“《圣经》中一把烈火，我们通过传道把邪恶的东西烧了。只不过这不是你所看见的那种《圣经》。”由此可见，他所说的“圣灵的启示”、“圣经”，决不是宗教经典中所说的上帝的旨意和宗教徒们信奉的《圣经》，而是借对宗教信仰的“合法”地位来宣传民主自由的道理。教授的一些言行，如要与替反动势力服务的教会作斗争，替那些受压迫、受剥削、受种族歧视的文盲乡巴佬伪造驾驶执照，要同伙伴们“把形形色色的酒棚推倒，还放火把它们烧了，把毒害人们脑子的那些家伙赶掉”，要同那些“注定要被踩死的蚂蚁堆”生活在一起等，看来好人荒诞不经，实际上是说明剧本有一定的思想浓度。剧本最后以教授被人用匕首刺杀作结，但他在死前的谈话中已经预言道：“人要有预见，就能无所畏惧。今晚，我感到自己很有力量，但这并不异常。不过，我终于感到身心一阵激动，似乎我一直盼望着的日子终于来到了。我深信我不孤独。如果我是孤独的，我岂不是白白浪费了那么些个夜晚给你们讲道！”从这几句话里，我们可以理解他口口声声说的“圣经”、“圣灵的启示”和他所讲的“道”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实际就是以死亡的题材来提示进步的意义和代价。所以《路》的剧情和内容既不荒诞，也不晦涩难懂，它让人们对非洲、对尼日利亚的前途感到的不是幻灭和失望，而是振奋与满怀希望，因为它是有“路”可走的。
《路》在索因卡的戏剧创作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非洲和欧美的许多评论家一致公认它是具有非洲民间戏剧传统特色、最能显示索因卡的哲学观和他对非洲社会现实的态度的作品。在《路》这个剧本中深刻地体现出索因卡对尼日利亚和非洲前途的探索思想，极其完整地表达了作者对独立国家沉沦于灾祸因由的见解。很明显，在《路》这个剧本中，首先，索因卡认为某些非洲国家独立后，仍然存在着种种不合理的、甚至是罪恶的现象，其根源在于统治阶层不顾非洲社会现实，仍然照搬殖民宗主国的统治方式和方法，仍然让西方文化和西方生活方式笼罩社会，更不注意警惕殖民主义统治势力煽起部族仇恨借以继续控制本国的阴谋。索因卡在《路》里着重强调了“背叛”是非洲各国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的最大障碍。其次，非洲大多数国家在获得独立后还存在着“理想颠倒”的现象，人们为祖国独立、民族解放进行英勇顽强的斗争，前仆后继流血牺牲，可是在取得独立后，却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出现了一些不理想的、不合理的现象，甚至陷入混乱、腐败、罪恶的深渊，内战和军事政变不时在各国发生。因此，非洲许多正直的知识分子，特别是亿万仍然受苦受难的民众，产生严峻的思考；倘若殖民主义的不公正，被政治上的机会主义和社会上的特权阶层所代替，那么国家的独立又有什么用？
《路》是一出哲理剧，它从哲学和艺术上探索了死亡的实质，忠实地描述了非洲工人阶级在发展过程中所受的压力，探讨了古代传统观念对现代非洲客车司机所产生的影响。剧情错综复杂，剧中采用了瞬间重现过去场面的手法，还有假面舞蹈，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有人认为它是“荒诞派”戏剧，这是不完全切合这个剧本的实际的，因为“荒诞派”戏剧反映的是消极、悲观的思想，但索因卡并未对尼日利亚和非洲失去信心。他虽对非洲的现实并不过分乐观，但他还在进行批评，这就说明他对非洲还没有彻底失望。《路》里的人物虽然对物质贪得无厌，但他们追求的物质财富是为维持他们的生存和起码的生活所必需的。如《路》的结尾，教授在弥留之际说：“但愿能像路一样。碰上倒霉的日子，也能混上一碗饱饭，不让肚子空着，把生死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像路一样呼吸吧，变成路吧。”所以作为当代戏剧家的索因卡，他既不是完全按照非洲戏剧的传统手法写作，也不是对西方戏剧手法亦步亦趋。他是在继承非洲传统的民族戏剧形式的基础上，借鉴欧洲古代、近代、甚至欧洲现代派戏剧的某些优长（包括“荒诞派”的手法在内）之处而予以创新。索因卡之所以能超越非洲一些前辈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原因也正在于此。
另一位非洲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南非女作家纳丁·戈迪默这样评价索因卡：
“在他的书中和生命中，他一直在追逐在我们中间和我们自己身上的索命者。他揭示的东西是活生生的。
这位老虎作家赶在理论家之前抛弃黑人天性，他是一位老于世故者，他不受欧洲文学的技巧和技术的约束被某些人视为很矛盾。我曾听见他遭到黑人抨击，指他太艰涩，一般黑人读不懂；你要知道，在非洲，我们这些人有一种很麻烦的冲突，既真诚地决心要把文学那种敞开心扉的快乐给予千百万必须把这些东西视为精英的特权的人，但又深知如果你要求作家限制思想的复杂性、缩减词汇量、把引经据典的标准修剪至假设大家可以接触到的普通尺度，那你就是在阻止和消除那种文学，最终剥夺那千百万人阅读的权利。
……
索因卡通过艺术而不是教诲来证明，非洲心灵中被殖民主义者的宗教和哲学掩盖的东西既不必在非洲不可逆转地要介入的现代世界中被抛弃，也不必最终返回部落主义，而是可以与现代意识接合的（成为其一部分），一如现代意识吸纳各种思想体系及其化身。索因卡那些受西式教育的男人和女人内心包含这些神，就像西方非非洲人的思维包含着索福克勒斯、基督、笛卡尔等人。唯一的区别——最大的区别——在于非非洲人不具备非洲思想的偶像，而像索因卡这样的非洲人则抓住机会吸收西方的宗教、哲学和政治偶像。压迫者与被压迫者之间这种情况存在着一种反讽，即黑人知识分子侵吞白人的文化，而白人——即使是那些生活在非洲的白人——则没有抓住机会侵吞黑人的文化。他们宁愿把它贬低、降级成人类学，或者充其量屈尊地把它视为现代生活中一种奇特的时代错误。索因卡小说中的想象力量已经使非洲文化的要素达到西方文化的水平，因为他的小说是以一种精密的模式构思的，处于某种白人所熟悉的知识水平上，从而为白人所知晓。”
这些分析，准确地抓住了索因卡融汇东西方文化之精华而获得成功的精髓。
由此，诺贝尔文学奖的授奖词给予了索因卡极高的评价：
“在您的多才多艺的作品中，您得以将一种非常丰富的遗产综合起来，这遗产来自您的祖国，来自古老的神话和悠久的传统，以及欧洲文化的文学遗产和传统。在您这样获得的伟大成就中，还有一种第三个构成成分，一个最为重要的构成成分——您作为一位富有感人的创造力的真正的艺术家，一位语言大师，您作为一位戏剧家和诗歌、散文作家所承担的义务，那是对今人和古人的普遍而又意味深长的问题所承担的义务。我荣幸地向您转达瑞典学院的热烈祝贺，并请您从国王陛下手中接受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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