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离开人世最初几年，我常梦到他，如果在济南，就梦到他是个病卧在床、瘦骨嶙嶙的白胡子老头儿，如果外出比如到乌鲁木齐、满洲里，父亲就是个健康快乐的中年人。大姐说，这是父亲不放心你一人外出，所以跟着你。她还说，她出差时，父亲也跟上她，每次都跟。我却不相信，如果父亲对我们如此不放心，他怎么还是离开了我们？
“你为什么不写父亲？”姐姐指责我。
“等我能替父亲脸上增光时。”我说。
这不过是我怕写不好的挡箭牌，按这个标准，我就永远不要写。不料，有一次，大姐原话照说，回答一位父执问为什么我至今还没写父亲？惹得我自己都觉得浅薄，差点儿没晕过去。可我仍然没有写，甚至于在青州史志办公室的人让给市志写父亲的传记，而且不限字数，不限题材，不限写法时。我仍难以命笔，因为有好多问题不好处理，例如，怎么样写父亲人党的事？为什么老头儿当了一辈子无党派民主人士，到了要离开人世时，却以75岁高龄人党？在父亲那样的年龄和地位，即使仍继续工作，党员不党员的也无所谓了。他老人家却一定要名正言顺地做布尔什维克！当省政协秘书长到他卧床已久的病榻前通知他已被接纳为党员时，父亲热切地问“我的预备期从什么时候算起？”回答是“您没有预备期。早就符合条件，不过工作需要留在党外。”父亲热泪盈眶，惹得一个“第三代”小家伙说了句近于反动的话：“用得着嘛？真事似的！”
“我们这些人都不如父亲！”家人常说。
在哪一方面？学术上？父亲和祖父虽是青州两代名医，却没有多少著述传世；在官阶上？父亲更不曾位极人臣……是的，是在人们心目中，特别在平头百姓心目中。
省政协一位青年背了一架照相机把父亲追悼会全过程拍了下来。后来他如数家珍地说：“马老的追悼会到了八位省长，六位大学校长，三位八十多岁的教授，还有‘活包公’方荣翔……送葬汽车占满了英雄山停车场……”
按照讲究规格者的看法，父亲备极哀荣，可以眼目了。说那样的隆重、气派，我一点儿也不在乎，倒不是实话。父亲既然在政界干了大半辈子，倘若地下有知，他不可能不在乎这盖棺论定的最后形式。何况追悼会上大部分人是自发而来，还都情不自禁地痛哭流涕，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整过父亲的人，说祖父是“土豪劣绅”的人，在批判父亲时，说他是资产阶级臭知识分子、把七个孩子培养成修正主义苗子的人。那几个处心积虑让父亲恰好在1967年春节前夕给扣发工资、成心不让他过年，却永远被我们很客气地称“叔叔”的人，在父亲的追悼会上痛哭流涕，如丧考姚。当时我很震惊，想起在父亲肯定“预后不良”，大哥转弯抹兔地问父亲后事安排时，提到要不要开追悼会？父亲说，我的事，要按党组织有关规定办，如果需要开，一定请某某和某某叔叔（―就是几位“文革”造反晓将）参加。到底是父亲早已“费厄泼赖”？还是未卜先知某某们肯定会在被他们残酷迫害者灵前良心发现？还是向他们表示：错了的是那个时代，不能全怪他们？虚弱得无以复加的父亲竟然有那样的气度襟怀和周到考虑，颇让我吃惊。
父亲追悼会后，不知是因为那几位“文革”造反晓将意料之外的灵前痛哭还是别的什么？我们同那些残酷迫害父亲的人的历史旧账从此烟消云散。
我常为了父亲机关的同志在追悼会上的表现而感动。政协许多办事的人，没有受人所遣、完成任务的做派，而是像家属子女那样哭得泪人儿一般。机关会计还讲了这么一件事：政协年龄最大的副主席王哲，在马老追悼会后好几天，忽然拄了拐杖到办公室说：“我虽然参加了对马老的悼念，可是我没有在他那个签到薄上签名，像马老这么个好人，我怎能不在纪念本上签上我的名字？我现在来补签一个名。”
更使我伤感的是没有也不可能收到讣告的人的一些表现。
一位煤店的小营业员听说马老去世，很难过地说，如果早知道，她怎么也得去送送老人家。
父亲和一个煤店营业员有何相干？我大为奇怪。
原来“文革”中有一天父亲去写煤本，煤店营业室在小窗口营业。父亲把钱递了上去后，营业员说，少十块。父亲惊奇地说：“我交的钱够啊！”营业员火了，骂道：“你这么大年纪，不讲理？”那时十块钱是普通大学生半个月生活费，也是营业员三分之一的工资，营业员当然得理论一番。父亲一听，连忙道歉说，对不起，可能我数错了。立即补交十块。下班时营业员清理房间，发现有十块钱掉在窗口下边。她连忙根据送煤地址找到了父亲所在的机关，一问之后，大吃一惊，说：“老人家还是大干部？怎么脾气那么好？受冤枉还那么有修养？”
事后父亲却说：“我算什么‘大干部’？我不过是个普通医生，草木之人。是那孩子心好，若是她为了维护自己的威信，发现了钱也不更正，我岂不成了老财迷？”
不打不相识，两人成了忘年交。
当年和父亲一起在青州工作的某阿姨在父亲去世后，说父亲的好处，说了一大堆，突然冒出一句话：“早知道马老不行了，把他的药方留下呀！”
几十年前，那位阿姨有不孕症，已做副县长的父亲就用家传秘方给他夫妇二人治病，还亲自给他们找缺药，结果他们有了一儿两女。无巧不成书，现在他们的女儿也有不孕症，还没来得及找“马伯伯”治呢，老人已驾鹤西去！
有多少人在生病时想起父亲？说不清，有很多人家，尤其是回民区的人，保留着从前父亲给他们开的药方。有病时就再拿出来用，好像那是万应灵药。
父亲从建国开始就不当中医了，却几十年一贯制，经常给人看病，他下乡去“四清”时还治好了许多久治不愈的病人。济南很多回族贫民都找过“马主任”（―父亲长期担任省民委副主任）看病。有一次，一个被大医院宣布不治的老太太给“马主任”治好了，就让孩子给送了些回民糕点来，父亲如临大敌，马上命大姐算算那些糕点的价值，加倍买东西送回去，大姐说，是不是也送点心？父亲说，不，给回民区的群众买东西得要实用的，买鸡蛋吧。于是，他的病人相传相嘱，从不给“马主任”送礼。
父亲做医生做得最成功的当然是给母亲看病。母亲在六十年代就给大医院宣布为冠心病后期，可是父亲不屈不挠地坚持用中药给母亲治了二十几年，自己开药方，自己掏钱，自己上药店取药，有缺药，就当场另换。母亲患心力衰竭，还又坚持了十几年，直到父亲去世后三年，她老人家才与世长辞。
父亲去世后，我尽量不上他经常取药的、泉城路宏济堂药店，那总会让我想起当年“第三代”小家伙病了时，老人家亲自去药店取药、和营业员谈笑风生的情景。有一次，因为其他药店缺药，不得不去宏济堂，营业员用令人泪下的语气说起马老，好像说自己故去的老人，他们说，他们现在中午仍然在马老帮他们安排的食堂吃饭！“老头”居然替药店营业员找食堂，我听了，惊讶至极。
常驻我心中的，是些十分琐细的事，感伤而近于迷信的事。
我总不能忘记，我至今不知姓名的青州阿旬和教民自发给刚刚“无常”的“马县长”隆重开经。人们说：这清真寺是“马县长”领着修好的啊！
故乡群众对父亲的种种不同称呼联系着他为大家做的许多事儿：解放前回族群众多半做小买卖，生活“三没底”：明天有没有钱吃饭心里没底；卖菜的筐破得没了底；脚上的鞋磨得没了底。那时，名医“马胡子”总是无偿地给穷苦回族群众看病。解放初县人民代表会“马主席”又组织起“没谱儿”的教民办“伊光织布厂”，成为齐鲁大地上率先发展起来并卓有成效的少数民族自救组织。不久，剃掉长胡子的“马县长”鼓励回族青少年上学参军就业，改变了回族群众落后的文化状况。五十年代末金岭镇因回汉风俗闹出了人命，回汉群众对峙，剑拔弩张，一场大械斗一触即发。又是马县长赶到现场，穿梭两边，苦口婆心说服荷枪实弹的群众，因为他的威信，避免了一次恶性事故……故乡的人谈起这些事，像说什么英雄传奇，有鼻子有眼儿，绘声绘色。
几位国家领导人对父亲的称呼则在山东传为美谈并被党史和民族工作者载人史册：1950年国庆父亲晋京观礼，华东地区少数民族观礼团推举他为代表，在怀仁堂向毛泽东主席敬酒，周恩来总理见他长髯齐胸，赞曰：“真是美髯公。”父亲叹日：有关老爷在，我怎敢当此名？局总理在延安时才是真正的“美髯公”！八十年代初，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到山东视察，亲切地询问：马老跟马本斋是一家吗？父亲谦日：我是个普通回族中医，岂敢让总书记以“马老”尊称！
父亲人硷是深秋，按季节说已不可能打雷了，那晚忽然骤雷大作，暴雨急至。第二天，一位回族医生说：“马老归真，雨打新坟，保佑后人。”这话令我感动不已。我知道，回族群众只对德高望重的长者才肯用“归真”二字。
父亲住两年半医院，他跟医生、护士、病友打交道的事深深地印在我脑海中。
父亲追悼会留下的照片中有一个牛山灌灌者的背影，我们家的人都知道这是给父亲治了两年半病的医生、胸科教授赵崇伟。其实，总是你当医生的没有把病人治好，他才开追悼会，那总有点儿尴尬。可是赵崇伟却心怀坦然地参加追悼会，拉住我们的手，哭得涕泅傍沱。我们做子女的心里更清楚：如果没有大夫们全力救治，这追悼会大概两年前就举行了。赵大夫当面对老爷子的称呼是“马老”，背地里却和我们这些没上没下的子女一样，亲切而随便地称之为“老头儿”。因为他是地道的北京人，那个“老头儿”就格外悦耳，透着亲切。有人告诉说，赵大夫把“老头儿”的病例做为治疗范例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会上报告过了，因为那类病人在先进国家也不过只有几十周存活，而老人活了两年半，这当然依赖赵大夫的妙手回春。这胸科教授可真是个认真负责的好人。父亲手术后住在观察室，他总是天一亮就跑进病房观察病情，父亲度过危险期，赵大夫用哄小孩语气说：“马老的胡子太长了，明天刮一刮，我也一起，刮个精神焕发。”他还通情达理地允许父亲在有生之日，在化疗间隙，不定期地回家享受天伦之乐，父亲恰好在家期间有了胸水而医院偏偏没床，赵大夫就亲自跑到家中为父亲治疗，用一个长针管把胸腔积液抽出来。随我进修的美国博士生戴德熙恰好跟我回家，看到那个抽胸水的场面，大为惊奇地和赵大夫用英语聊了好一阵子，然后问我，像这样出诊要多少钱？听了“一分钱不要”的回答后，美国女博士的绿眼睛瞪得溜圆。
父亲深度昏迷后，两年来让他痛苦不堪的剧咳终于停止，那天深夜，七兄妹围坐他病危的床前，大姐时时蘸了独参汤给他拭口腔、上额、舌尖，突然，护士长用消毒盘托块白纱布跑进病房，气冲冲地说：“我得把马老的嘴蒙上一点儿，他这样呼吸，太干燥了！”说着，她眼中含着泪水，用镊子将纱布夹起，用热水烫过，再晾得近于体温，轻轻地给父亲蒙到嘴上！让一位深度昏迷的病人减少一点儿痛苦，一点儿也许病人自己都已感受不到的痛苦，为了这一件小事，我永远感念这位心肠像水晶的护士长。
父亲逝后，护士长常对人们念叨：马老从不让护士为难，有时候，老护士忙不过来，年轻护士给他输液，要扎好几针，老人家非但不责备护士，还说：我的血管真糟糕！马老咳嗽厉害，医生不得不给他开带麻醉成分的止咳药，嘱咐一日三次服用。但他白天不用，集中到晚上用，他为了不影响其他病友休息，损害自己的健康。医生知道后，说了几次：你病成这个样，首先是减轻自己的痛苦，不要考虑影响不影响他人！马老却就是不听！护士长感叹：从来没见过这么有修养的病人！……
父亲住院时和“活包公”方荣翔住同一病区。那时方荣翔刚做了冠状动脉搭桥术，正在恢复期。医生严格限制他外出活动。父亲临危那个傍晚，我们七兄妹都没有吃饭，方荣翔轻轻推开父亲的房门，亲切地问：“这边坐得下吗？你们轮班上我那儿休息一会儿，吃点儿饼干？”我们认为父亲和方荣翔是同病相怜的病友，怕他伤心，父亲逝后，没给方荣翔发开追悼会讣告，估计医生也不会同意他参加追悼会。没想到，追悼会照片洗出以后，竟在人群中发现了方荣翔！原来，这位京剧名家没去贵宾休息室，悄悄去了，悄悄祭拜，又悄悄回到病房。这事可见出方荣翔为人之质朴。实际上，追悼会还没开，我们就收到了方荣翔用毛笔亲笔写的、工工整整的吊唁信：
唁函
山东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委马老不幸逝世，我表示沉痛哀悼！马老是我们一位可敬的前辈，我们共住一个医院数月，亲眼所见马老为人热情、和霭可亲，他忍痛向病魔做斗争，尊医敬护，对病友亲切关怀，对我这个演员更是关怀备至，他对党总是感之不尽。他热爱党，关心人民和事业，我们失去了马老这位尊敬约老前辈，是极大的损失。向马老的亲属和他的子女表示亲切慰问。向尊敬的马老沉痛哀悼。
尊敬的马老英名万古常青！
演员方荣翔泪书
山医附院二西病房1985年11月1日
方荣翔何以跟父亲有这么深的感情？他们做病友期间经常谈些什么？方荣翔自己是怎么跟病魔做斗争的？我曾跟“包公”约好要谈一谈。可是，我一直不敢去父亲待过的病房。一年后，方荣翔也心脏病突发去世。
父亲去世后好久，仍然有不知凶信的人给他写信。有一位在沂南工作的人，写了封非常动感情的信来，说解放初是“马县长”引导他参加抗美援朝，他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现在他在沂南工作，因为民族习惯，孩子难以解决婚姻问题，希望老首长给以帮助……还有一位医生写了信来，说他的职称和房子因为马老干预，已经完满解决了……
几年前我回故乡受到贵宾般热情接待，颇有点儿“衣锦还乡”飘飘然之感，当现任市长给我敬酒说“为本县繁荣做出重要贡献的马楚珍老县长干杯！”我猛然明白：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人们的热情主要并不是因为我是个写过几本破书的“猫儿眼”，而因为我是解放初老县长的女儿！人们不断地来跟我回忆起在“马县长”手下工作过的日子，这个跟他办过城内第一座卫生院；那个跟他一起研究过专区运动会夺标；另一个说起马县长如何解决“北城”即满族聚居区若干问题。
人生如白驹过隙，转眼百年，许多相识和不相识者的心中都留下了父亲的人生痕迹。遗憾的是，父亲自己却不知道了。
附录：卜繁祥：齐鲁回族第一人
马楚珍这个名字，对今天的年轻人来说，比较陌生，因为他离开我们已经十六个年头了。但他在半个世纪的革命生涯中，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丹心昭明，功垂青史，堪称“齐鲁回族第一人”。
（1）在中国近代史上，人杰地灵的青州市，可谓物华天宝，名人荟萃。1908年，马楚珍就出生在青州城的一个书香门第。他的父亲马德甫是秀才，当过教师，后弃文从医，成为造福一方的名医。马楚珍原名马忠宝，自幼天资聪颖，勤奋好学，小学毕业后，人山东省第十中学（现青州一中）读书，成绩优异，思想进步，曾参加过抵制日货的爱国运动。1936年从父学医多年后，他参加了昌潍地区中医统一考试，用名马初珍入试，名列前茅，名声大振，很快就在青州名闻遐迩、妇孺皆知，成为青年名医。为了行医方便，不到30岁就留须，后来长髯齐胸，给人以老成持重之感，医道又高明，乡人亲切地称他为“马胡子”。
在中学读书期间，与同学、老乡、1929年人党的冯毅之成为好友，志同道合，友谊日深。在冯毅之的影响下，逐渐对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学说，有了接触和新的认识。向往光明，追求真理，积极参加党组织的一些外围活动。后来，他的家一直是共产党地下活动的秘密联络处，并以名人身份，舍生忘死，保护共产党人。1942年，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日军驻青州司令部，扬言已将“共匪”冯毅之“正法”，马老万分悲痛，决定冒死前去收尸，幸好那是个谣言。不久，冯毅之来到马家讲述了八路军马鞍山浴血奋战，他的亲人壮烈牺牲的情景，进一步激发了马老的抗战爱国热情。
从30年代初，白色恐怖时期开始，持续到解放前夕，国共两党军队三次在青州“拉锯”，给青州人民带来沉重的灾难和巨大牺牲，马老始终以知名人士身份，积极参加党的活动、新政权的筹建工作，成为我党在青州一带牢固的依靠力量。叨年代末，为迎接全国解放，他冒着枪林弹雨，日夜兼程，在涝沱大雨中急速前进七天七夜，给在济南的地下党组织送秘密情报，并将八名进步学生，从国民党统治区转移到青州解放区，帮助他们走上了革命道路，后来，都成为革命领导干部或著名专家等栋梁之才。
（2）马老从青年时代，就积极主动地靠近党组织，为党做了许多工作。1948年，他正式脱产参加革命工作，担任过益都县镇反委员会副主任、土改委员会主任，各届人民代表大会主席等职务，后又担任县卫生院院长、县卫生科科长。百废待举，困难重重，如何发展少数民族经济，使少数民族过上好日子，一直是马老牵挂的事，他想方设法，在满族聚居的“北城”建立民族企业，组织回族群众创立“伊光织布厂”，吸纳百余名回族群众人厂，不仅发展了经济，改善了回民的生活，还培养了一批民族干部，马老在群众中威信越来越高。
1955年，马老成为青州历史上第一位回族县长，主管文教卫生等工作，他组织领导广大干部职工扫除文盲，普及小学教育，建立严格的教学秩序，提高教育质量，提高妇女儿童健康水平，修复范公亭、元代清真寺等名胜古迹，筹建县博物馆，为新政权的建设废寝忘食、呕心沥血、不辞辛苦。他不仅抓好分管工作，对党的民族、统战、宗教工作也十分热心，淄博市金岭镇回族较多，回汉同居一镇，一直和睦相处、团结友好。1956年，因恋爱婚姻问题发生民族纠纷，两族不明真相的群众分列大街两旁，民兵荷枪实弹，剑拔弩张，一场枪战一触即发。省公安厅人员万分焦急，难以解决。省有关部门考虑到，民族问题最好由民族方面德高望重、有社会影响的人士出面调解，遂急如星火地调请邻县马楚珍县长到场。马老临危受命，奋不顾身，穿梭于两边群众之间，进行有理有力有节的说服教育工作，分析利害，晓之以情、动之以理，在千钧一发之际，圆满地化解了矛盾，避免了一次流血冲突的恶性事件，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增强了回汉民族的团结，当场群众称颂：“马县长智勇双全，化干戈为玉帛。”
（3）马老长期以来是一位党外人士，但他以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处处起模范带头作用，一心为党，励精图治，政绩斐然，受到人民群众拥护、党和政府提拔重用。1958年，接到周恩来总理的任命，担任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从此，为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增强民族团结，提高少数民族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当一些地方发生民族纠纷时，马老总亲临现场，妥善解决问题，受到回汉两族人民群众的赞扬。后他又当选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荣任国家民委委员、山东省政府委员、省伊斯兰教协会主任、中国回民文化促进会委员等职，被誉为“红色民主人士”。就是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回族领导干部，“文革”也未能幸免，遭受残酷迫害，被扣发工资，烧过锅炉，扫过大明湖前的马路，后因有病被赶到干校劳动，但他的信念没有动摇，相信党，相信社会主义道路。
“文革”结束后，马老恢复了名誉，他虚怀若谷，不计个人得失，以空前热情投人工作。他衷心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蝉精竭虑，鞠躬尽瘁，担任省民委顾问、省伊协主任，又同时当选山东省人大常委、省政协常委，以古稀之年，进行频繁的社会工作，赴山东各地做社情民意调研，提议案，出主意，参政议政，帮助少数民族群众、知识分子落实政策，发展民族经济。
（4）马老几十年勤恳工作，无私奉献，年高德韵，有口皆碑。他的动力来自党的长期培养，1950年，他以“华东地区少数民族国庆观礼团”成员身份进京，毛主席在怀仁堂接见并宴请观礼团时，他代表华东地区人民向毛主席敬酒，被周总理称为“美髯公”。1964年他参加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赴金碧辉煌的人民大会堂，跟毛主席、周总理共商国事，为百姓当家作主。从普通回族医生到全国人大代表的经历，使他进一步认识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各族人民的一切，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他对党对社会主义满怀深情，并以这样的思想教育子女，他的七个儿女品学兼优、事业有成。全部毕业于全国名牌大学，成为医学、电子、文学、教育行业的杰出专家。山东省政协常委、山东大学博士生导师、著名作家、齐鲁才女马瑞芳是他的二女儿。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静仁称赞他们是“中国少数民族第一家”。
（5）1983年，马老积劳成疾，因肺癌住院，山东省委极为重视，专门从上海请来著名胸科专家为他开刀，多方治疗，以挽救他的生命。马老以顽强的毅力与病魔做斗争，他忍受着极大的痛苦，配合医护，严以律己、宽以待人，时刻为他人着想，关心病友胜过关心自己。同病房病友、著名表演艺术家方荣翔说：“马老是个可敬的前辈，对我极为关心。”
马老是位唯物主义者，对生死问题向来达观，“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他极重名节，从三十年代初期，就接受党的教育，并萌发了人党要求，可是为了工作需要，组织上一直安排他留在党外工作，人党愿望始终未实现。在病床上，他郑重提出人党申请，党组织很快对他毕生的革命经历严格审查，决定：不经预备期，直接批准他为中共正式党员。始终为共产主义奋斗、年逾古稀的马老实现了半个世纪的愿望，人生画上圆满的句号，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1985年10月23日下午，山东省政协主席李子超、省人大副主任徐建春、省委统战部部长金宝珍等领导赶往医院看望弥留之际的马老，深情地对他说：“您是党的好干部！”“人民的好干部！”“民族的好干部！”“山东的党忘不了您！”“山东人民忘不了您！”“山东各民族忘不了您！”马老脸上露出了坦然的笑容，用最后的力气说：“我为党做的工作很少，党对我关怀备至。”几个小时后，10月24日3时1分，马老飘然而逝，中共中央统战部、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静仁等发来唁电，省人大、省政协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
齐鲁回族第一人，晚年为其光辉一生，添上最壮观的一笔，他的英名永留人间。
（卜繁祥，山东青州人，山东省地质学校原党委书记，此文刊登于《民族与宗教》杂志2000年第2期）
祖父在父兄心中
20世纪80年代初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同志到山东视察时，会见各届代表人士。父亲时任山东省人大及政协常委、省伊斯兰协会主任，他参加了和总书记的谈话，耀邦同志跟父亲握手时很客气地问：“马老，您跟马本斋是一家吗？”
父亲回到家中，激动地说起此事：“总书记很尊重回族的光荣传统。”
当时我笑日：“爷爷是个老封建，怎么可能跟抗日英雄是一家？”
“放肆！”父亲板起脸说。他是出名的好脾气，所以他断喝一声，我仍嘻嘻而笑。接着，父亲惊奇地间：“怎么，你认为你爷爷是个老封建？”
“那当然。我一出生，爷爷就不让我吃奶，让‘猫’（三哥绰号）吃重奶，‘猫’长了一米七八，我还不到一米六零。爷爷真是封建到残忍程度！连他的在天之灵都仍然在重男轻女！”
这玄而又玄的话，倒不是向壁虚构。不久前，三哥回家谈话晚了，就宿在院内平房中。父母住楼里，父亲睡到半夜，忽见祖父手持长髯进了门，对他厉声说：“孩子病成那样，你倒在这里呼呼大睡！”
父亲从梦中惊醒，问母亲：“‘猫’没事吧？”
“没事。”
爱子心切的父亲惊疑不定，再也无法人睡，遂披衣下床，出楼进平房，以手轻抚三哥额头，火炭一般！试以体温计：39°5！
根据弗洛伊德学说，梦不是空谷来风，不是毫无意义，不是荒诞无稽，它是有意义的精神现象，是一种愿望的达成。父亲解释他这梦是：他下午曾为三哥诊脉，对其脉浮萦念于心。做西医的大哥、小妹说这是生物电。我这个搞文学的，总是从人的情感方面寻找事情的原因，所以我对三哥说：“爷爷那个白胡子老头儿，就是从真主的天堂往人间看，他也只瞧见马氏家族的‘千里驹’，你这个臭猫咪！”
家人常常梦见祖父。父亲在梦中向祖父学习《尔雅》；大哥跟祖父学习悬笔大字；二哥在梦中又得到一只芦花大公鸡，和小朋友们斗鸡所向披靡，他仍然把公鸡拴在祖父的床脚上，他怕鸡“脚冷”，爷爷就给垫上棉花……可是，我从来没有梦到过祖父，哪怕我也高烧39。而我即使在梦中也希望得到小时眼馋的、爷爷桌上的紫葡萄，那是哥哥常常拎出来的。狐狸得不到葡萄会说葡萄酸，我却如钱钟书先生所说：反而想象它格外甜。
并非为了对我进行什么“家史’，教育，完全是无意的，完全没有章法的，父母兄长从此常谈祖父，随着家人的回忆，我孩童时代耿耿于怀的封建家长，同一个银髯轻拂、飘然有神仙之姿的名医，同一个傲骨向俗的中华士大夫融为一体。终于有一天，这纷至沓来、反差极大的现象冲击得我夜不能寐，奋然命笔，我写着，感受到回族知识分子在长夜难明的时代深沉的苦闷和寻求，感受到中华民族在鸡鸣不已的岁月中如磐石般的重荷和抗争。思绪如奔马，笔刷刷地在稿纸上响着……红日曙窗，我的眼泪潜然而落，滴在最后一页稿纸上。
祖父，封建家长的祖父，您曾经何等绝情？竟忍心虐待摘亲孙女儿！可是，您一定懂得爱。在艰苦泥泞的人生道路上，您钟爱为人类造福的中医事业；在弱肉强食的旧世界，您笃爱自己孤立无援的回回民族；在风雨如晦的年月里，您热爱古老文明的祖国。
祖父，哦，断我母乳的祖父，我爱您！新疆人民广播电台的师歌同志告诉我：他们台请张家声先生来朗诵《祖父》时，到了最后一段，录不下来了，张家声哭了。
素不相识的张家声先生理解我，我感谢他。
《祖父》获山东省最高文学奖后，《山东文学》杂志社约请孙昌熙教授对此文发表专评。孙先生那大学问家的利刃，竟从学生习作中剔出了“艺术魔杖”，使我受宠若惊。白崇人教授的专评则更多地强调民族性，他还在文章中杜撰了一个前所未见的新名词：“族格”，以之和“国格”、“人格”并列。人们总的看法是：《祖父》比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奖的《煎饼花儿》更上层楼。老实说，我当然没有评论家分析的那样高明，聊以自慰的是，我写我之该写，爱我之所爱，纵使只是一棵不起眼的小草，却有幸生长在肥沃的民族土壤上。
《祖父》中出现的八路军鲁中军区司令员冯毅之，是左联时的作家，1981年时任山东艺术学院院长，他对我说：“我本以为你写不出你祖父的。那老人有很深的内涵。看来，还行。至少很真实。”另一位院长，上海中医学院院长王玉润教授则说，他对《祖父》有特别深刻的印象。
我向父亲转述这些老前辈的话，不无得意之色。知识分子通常要在广庭大众之下做深邃谨慎之态，庄重高雅之状，回到家中，免不了露出虚荣心这狐狸尾巴。
父亲说：“那篇《祖父》，只不过多多少少地写出了一点儿皮毛。”
兜头一瓢冷水！多么留有余地、字斟句酌：“多多少少”、“一点儿皮毛”！
大哥说：“祖父当面痛斥汉奸鲁南道尹，你怎么没写？祖父用最忌用的药治咯血，你怎么没写？”
大煞风景，好像我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爷爷那老封建成了神仙了？你们自己写去！”我只好向慈父老兄耍赖放刁。
我家中老父是中医出身，七兄妹另外六个都念的是理工科大学，我这个学文的便陷人数理化重围中，我对他们的事业没有发言权，我一碰哥哥姐姐的书，马上就被讥为“山羊看广告”。他们却个个在我面前充当文学批评家，对我横挑鼻子竖挑眼。我最小的妹妹有一次这样谈到我在一家大报做头题的文章：“姐姐以后缺几十块钱花，尽可以来找我，何必浪费脑细胞写这个？那叫什么玩意儿？连我都没脸见人。”小妹倒喜欢《祖父》，虽然她出生时祖父已魂游太虚。
又水伐来说，《祖父》作为一篇散文，也算可以了。而对于老父和长兄，远远不够。我有什么办法？他们同祖父朝夕相处、耳濡目染，祖父的一言一行、一肇一笑都活在他们心中。
遗产
父亲住干部病房时，我们常常听到说哪家的孩子为了遗产而打起来的事。有一次，我所认识的一位省领导来住院，住在父亲隔壁，我要去看他，父亲先嘱咐了一句：“到那儿别问是怎么病了的！”我很奇怪，后来才知道，那位省长是因为儿子和女儿争字画当场打起来气病的！父亲便说，还是我这样的好，两袖清风，儿孙不会为重器多，分配不均打起来！
父亲的后事办完后，和母亲一起生活的大姐对大哥说，你们太行山冷，你把父亲的猪刻皮大衣拿走吧，父亲还有一双没怎么穿的“毡瓮子”（就是用硬的毛毡做的、宽宽大大的鞋），你也拿去穿。
大哥说，我有呢子大衣哩。他走时，双手捧了沾有父亲余泽的毡瓮子下楼，边走边看手中的毡瓮子，眼泪“啪嗒啪嗒”地落在它上面。五十五岁的人哭得跟个孩子似的。大姐说，天挺冷的，你把爹的大衣穿上！硬把父亲的皮大衣给大哥披上。大哥回到他工作的地方后不久，把那个皮大衣又捎回来了，说这是个值钱的东西，家里有六个弟弟妹妹，他是老大，不能要。那毡瓮他好好放着也没穿，一看到它，就想到当年他小时候，父亲在滴水成冰的日子，整夜坐在书房里看书，每天都点上罩子灯，拿着毛笔一笔一画地写家庭日常开支账目。一个没有房产没有资财、只有妙手回春的名气、老父母在堂、七个“挨肩儿”子女得吃得穿得上学的中医，父亲身上有多大的压力！
大哥常常说起父亲一些事。大哥是长子，按家乡的习惯，他早就该“下学”学徒为父亲分忧，但是父亲在孝养年迈的祖父母同时，硬是把九口之家担起来，让大儿子到济南上育英中学。育英中学的富有学生都下馆子吃饭，进食堂的只有所谓“没谱儿的”。食堂里只有高粱面窝头和咸菜。有一次，父亲到济南看到大儿子又黄又瘦，就对校门口的饼铺说：以后让这个学生来你们这儿吃饼，你们记账，我年底一块儿付钱！大哥从此成了吃饼阶层，那阵子买卖人实在，一点也不会多记。后来大哥上医学院就，好了，享受人民助学金。大哥毕业后不久，结婚生子，当上了不大不小的官儿，正所谓如日方升，却长起一种很奇怪的病，全身淋巴结肿大，上哪儿也查不出原因。他们单位让他到青岛去疗养，暗地里却和父亲打了招呼说，大医院说你儿子得了阿杰金氏病了，就是恶性淋巴癌。父亲好几天睡不着，在那儿谋划：儿子眼看要死了，得把孙子接回来，好减轻儿媳妇的负担，她还年轻呢，路子长着呢……父亲想来想去，觉得事情不能就这样“认”了，于是，他把大哥从疗养院叫了回家，自己给他治，不久，大哥回去上班，没事一样。检查结果，淋巴结都不肿了，大医院的医生说，误诊了误诊了！癌症哪有治好的？父亲听了笑道，我也希望是误诊呢。
父亲去世三年母亲也驾鹤西去。大姐说，你们做儿子的总得有人把老爹的皮大衣拿去吧，哪怕做纪念？二哥三哥都说对皮毛过敏，硬是把大衣塞进大哥的皮箱里了，还说，这大衣父亲已经穿了几十年，外表换了好几次，早就不值钱也不暖和了，只算个念想狈。父母的毛料、真丝衣服，让哪个穿，哪个哭得涕泅涝沱，最后连被褥送到回民区。按回族的习惯，这叫“散”，是为父母积德。
大姐还住在母亲原来的房子里，她说，你们看着需要什么就拿什么吧。
“我要父亲的象棋。”我直截了当说。
父亲的象棋是大哥在山西找朋友给做的，个儿大大的，还有个大棋盘。父亲住院时带着它，他和那几个住院的老头儿下。“活包公”方荣翔就在一边观战。几个都是得了不治之症的老人认真地下棋，那个动人的情景至今还留在我脑海中。我从小就爱看父亲下棋。解放前青州有三个有名的棋手，父亲就是其中之一。解放后省里象棋比赛的冠军曾经慕名找父亲下过，结果是一输一赢一和。父亲是象棋高手，却乐意和我那个十岁不到的儿子下。那小子大眼睛深深凹进去，长睫毛，颇看得出马家的阿拉伯血统。父亲临终前一周还抚摸着外孙的脑袋说：“我们怎么还有这么个阿尔巴尼亚？”“阿尔巴尼亚”和外公下棋时，得外公让掉一副车、马、炮才行。可让掉车马炮也挡不住外公的小卒子过河直捣帅座。“阿尔巴尼亚”就耍赖说，姥爷，我不要这小卒！姥爷笑道，好，不要！
我希望要父亲的象棋，是为了保存这段温馨的回忆。可是大姐说，不行。你又不是父亲的象棋传手，这象棋得给二哥。
二哥不要那件皮大衣还有父亲那些好衣服，听说给他那副父亲用过的棋，马上欢天喜地地让儿子来把象棋拿去了。二哥的儿子也是从小就做祖父的棋友！
我要走了父亲临终穿在身上的旧毛背心和母亲住院时用的水果刀。我把那毛背心装在塑料袋里，想把父亲身上的气味留下来，谁知那种父亲特有的气味早就消失了。母亲的小刀放在我的抽屉里，几年后还锋利如昔，有次我到外地去，外子好心让我带上路上削水果，我立即蛮不讲理地大叫：谁也不许动我这把小刀！外子对这种不讲理倒宽宏大量。两个孩子则认为妈妈不可思议。
据行家说，父亲的家产中能多少值几个钱的不过是几副字画，他恰好生前已经玩笑般地指定了继承人。父亲指定给我一副对联，和一个大中堂。那副对联是山东省委书记、著名书法家舒同1962年调离山东时给父亲写的。上边写的是：
马楚珍同志
字形拽鸟迹
诗调合狠声
舒同我曾经在课间向陆侃如先生请教过这对联的含义。我们当时用按钉把舒同的字欲在父亲住所的墙上。“文革”中收起来了。1980年又取出来，后来父亲分到了新房子，我说，给这对联配个大中堂一起挂到新房子的书房里！著名书法家于植元教授恰好来济南开红学会，让他写。父亲听了很高兴，马上亲自钻到楼梯下盛杂物的壁橱里，找出来祖父留下的玉版宣，说：你让于先生写你爷爷的遗诗，就写在爷爷的玉版宣上！
我拿了舒同的字和玉版宣到全国红学会会场上找于教授，于先生把字展开来详细看过后，说，他还从来没见过把舒同的对联不加装裱、直接欺到墙上的主儿，这是舒同盛年的字啊，现在任凭谁找他，他再写不出这个样来了。你这样对待舒同写的对联，中国还有哪个书法家肯给你写中堂？还有这玉版宣，差不多的书法家都不敢在这样的纸上写字！于植元在那儿埋怨我。我就来了个激将法说，于先生写不了，我只好去找我们蒋先生（维落）了！那个聪明至极的于教授笑眯眯地看了我一眼，知道我是在和玩激将法，铺开玉版宣就龙飞凤舞地写起来：
未睹三皇世，却现五帝天，嗯吁几千载，沦桑一变迁。
楚珍先生之先尊名中医
德甫先生于一九四五年仲秋八路军进城之际赋此绝笔
楚珍方家嘱录
父亲看到那中堂，很喜欢，开玩笑说，等我走了，这对联和中堂就留给送去装裱的二妮，另外的书画谁勤快送去裱就给谁。
后来有位山西朋友来到家中，一见于植元教授的字，大喜，说，这字写得实在太棒了。这是你们这个中医世家的传家宝啊。
虽然我很喜欢于教授的大中堂，但还是把大中堂给了大哥。如果说医学传家的话，只有大哥的儿子女儿是医生。但也不是中医。父亲和祖父这两代名医已经没了传人了。
三哥说他要母亲的茶叶坛。
母亲是富家女儿。出嫁时陪嫁摆了一路，这个茶叶坛是她的祖父亲自去给她挑的。白色的底子，上边有粉红色的牡丹花和亮绿的叶子。母亲总是把它放在大条几上，每天都擦得干干净净。我们小时候，母亲用那茶叶坛放点心。她总要嘱咐大家说：“点心放在这儿啦，不要随便吃！听见了吗？”几个女孩老老实实地说听见了。母亲又问：“猫听见了吗？”“猫”是三哥的绰号，“猫”也说听见了。待一会儿，猫就一块一块地把那些点心装进自己的猫肚子里，母亲也再不过问。“猫”后来说，你们这些妮子是傻瓜，母亲那是给我暗号哩。让我俄了就去吃！有什么办法？母亲一点儿不掩饰“天下爷娘偏小儿”。
父亲住院时，周末按医生安排，回家享受为时不多的天伦之乐。父亲最喜欢子女绕膝说说笑笑。还常为一些“大逆不道”的话哈哈大笑。一天，“猫”边从茶叶坛拿茶叶，边调皮地说：“等将来这个家解散时，我就要这个茶叶坛！”
父亲听了大笑不已：“猫说什么？解散？啊，树倒瑚娜散！这只坏猫！”接着笑道，“人都说百日床前无孝子，这事不适合我，我有七个孩子，一人一百天，再从头轮起！咦，是不是也有人盼我死？谁？莫非是那只猫？”
大家便笑道，对，正是那只“死猫”！就是为了“解散”时他好得到这茶叶坛！于是房子里充满了笑声，好像这不是一个临危病人的家。
三哥的家现在是很现代的了，他的女儿先有了电子琴，后有了钢琴，那个旧茶叶坛总是高踞于电子琴或钢琴之上。当他有了父母连想也没想到过的花园别墅时，茶叶坛又摆在餐厅最显眼的位置上。
三哥一定是借此留住“重男轻女偏心眼儿”的老娘和说他是只“坏猫”的父亲病笃时的笑声吧。
看闲书
小孩子最愿过春节，有好东西吃，有新衣穿。
春节来临的标志是父亲在书房写春联，印象最深的是，他常写：“忠厚传家远，诗书继世长。”这是治家格言，上联还恰好是家族中男性命名的辈份排列，我虽属于“厚”字辈，却没有按“厚”命名的荣幸。
父亲三十多岁时就已长髯齐胸，他秉烛夜读时，不像小说中的美髯公关云长那样读兵书，而是读《尔雅》、《伤寒论》和带插图的《本草纲目》等。用现在的话说，这都是父亲的“专业”书。
喜欢看闲书（当时对“小说”的通称）的是母亲，她幼年读过私塾，做姑娘时手不释卷，爱文言的《聊斋志异》，更爱白话的《红楼梦》。她那开银号的祖父以“体弱”为由，将她娇惯闺中至23岁才忍痛让“出阁”。诸般嫁妆齐全后，曾外祖又让人专门制作一个大揪木书箱，分成两格，将诗词小说尽排其内。母亲进了清贫的名医之家，诗词歌赋变柴米油盐，在娘家“油瓶倒了不扶”的三小姐变成婆家轮班下厨做饭的三儿媳。有了夫君子女，却丢了读书雅兴。但母亲洛信世上“唯有读书高”，无论男女，孩子都要在六岁前人学读书。
1946年该三哥人小学，一年前他曾被父亲送私塾读书，知道挨板子的滋味，死活不肯上学。我向来是三哥的随从，大大咧咧地说：“猫”（三哥绰号）怕什么？我跟你一块儿去！”母亲大喜。于是四岁的我开始如此“上学”：牵着三哥的手进教室坐第一排，老师点名，我是“编外”人员，不在名册，但点谁我也随意喊“到”，点完名上课，头堂语文课是：“天亮了，弟弟妹妹快起床”。我一听，真不像话！“勇敢地”陪“猫”上学，原来不过是学母亲每天都说的话！立即烦了，站起来说：“放―学―了！”老师自然不管，我背起书包出门，直奔对面的油饼铺，掌柜的边笑边点着我的乳名问“放学了？”马上切一片饼递过来（自然记在父亲账上）……不久，三哥跟一帮男孩结了团伙，我也结束了短暂“陪读”岁月，我之“上学”却成为街谈巷议的笑料。
两年后我真正上学时，小学已从我家隔壁搬到三条街外。我的书包是三哥用旧的，很小，恰好放得下语文、算术两本书，外加一个小石板，写字算题都用它。小学低年级放学早，基本无家庭作业。上午十点过后，满街是疯跑的顽童。乱闹乱跑乱瞧之中，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我发现了益都县图书馆：路边三间门面，十几个书架插满“闲书”，还有个摆“小人书”即连环画的阅览桌！我立即拖不动脚了。尤为幸运的是，唯一的管理员居然是杨叔叔―父亲的远房表弟。按说进图书馆要阅览证，但一个“七岁八岁狗也嫌”的角色，哪来阅览证？杨叔叔网开一面，让我随便进人、挑选、阅读，还不时推荐好书给我。但有一条是严格的：绝对不许将书带走，也不许将书包带进。
从此，每到放学后，我就坐在县图书馆看书，先是桌上的画书，后是架上没有画的书。有解放后出的书，也有解放前出的书。现在回想起来，还一概是即使按现阶段“精神文明”要求也绝不出格、宣传真善美的书。它们每天都给我打开一个新世界，一个幻想的、妙不可言的世界。《克雷洛夫寓言》、《伊索寓言》、《格林童话》、《木偶奇遇记》……不管是卖火柴的小女孩还是白雪公主，不管是齐天大圣还是黑旋风，都能吸引住我。吃午饭的时间到了，杨叔叔催不走我，只好端个小凳放门口，老鹰捉小鸡一样，架了我的胳膊从屋内“请出来”，再拿出几本画书，他自己回家吃饭……
说来惭愧，上小学时我常因迟到、不交作业挨批，既没有数学夺冠的光荣，更没有语文考第一的荣幸，不仅从不曾以一篇才气横溢的“雏凤之鸣”换得哪怕小小的表扬，还因老师故意给作文“59分”被母亲帚疙瘩从家中打出来。小学语文教师苦口婆心、条分缕析的“主题思想”、“段落大意”，一放学就被我丢到九霄云外。老师布置的造句，也常被我敷衍了事，记忆中我造得最通顺的一句是“只要……就”：“只要一写作业，我就头疼！”我仿佛曾因为背诵马雅可夫斯基的诗在什么场合露过脸，大概就是上高小时最了不起的“过五关斩六将”了。
但是看“闲书”我总雷打不动，越看越来劲，越看越上瘾。苏联老大哥是我们的榜样，苏联文学也以连环画有时干脆是电影连环画形式极早地影响着我的思维模式：陶醉于集体农庄，幻想有朝一日驾驶康拜因在原野收割；喜欢唱“红蓦花开”，其实根本不知那是什么“爱情歌曲”；沉缅于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和西蒙诺夫的（日日夜夜》；崇拜卓娅和保尔·柯察金。那时看《白毛女》和《吕梁英雄传》，感动得热泪滚滚，哪儿会想到几十年后有幸跟贺敬之、马烽这些前辈随意聊天？那时看小说《西游记》总将章首的诗词忽略不看，哪儿想到几十年后还得给外国留学生剖析这些诗词的含义？……
1965年我从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时，母亲将当年曾外祖给她做的书箱送我装属于我自己的‘’闲书”。我家七兄妹“文革”前鱼贯般考人名牌大学，六个人读理科，只有我一个念文科。说来真是莫名其妙：兄妹七人经同一条路上学，只有我一个被县图书馆的“闲书”牢牢套住，几十年后自己也写起“闲书”来。
黄鼠狼-童年趣事
小时侯，家里的黄鼠狼真不少。我们把它叫做“黄触子”，认为它是极坏的家伙。
它偷鸡摸鸭，偷得极诡祟，又极恶劣。悄没声响地偷，它吃一只就够了，添上喂小兽，至多两只，可它钻进鸡窝后，一气咬死好几只，家人闻声去救，往往救下的只是死鸡。
它还会放臭气，一种特别臭的气，难闻之极。
它还能使人中邪。老人们常说，谁家的老太太如果突然开口说起死去人的话，说得维妙维肖，那就是黄鼠狼附体。后来，我知道，那是老太太们想发表意见又怕家人不接受，就刻意模仿死者的腔调，其实是障眼法。一些喜欢说三道四的老太太特别擅长这障眼法。
黄鼠狼浑身上下是黄褐色的细毛，在阳光下闪着金属般的光辉。拖着一条又大又长的尾巴，有一条艳丽的黑带自头顶一直伸展到尾部。黄鼠狼的眼睛很有神采，在黑暗中熠熠发光。黄鼠狼是很不容易抓到的。老人们常说，它比老鼠还会“算”，实际上，是它的警惕性特别高，身手特别灵活。等我上了中学，从“动物学”学到，黄鼠狼学名“黄助”，是益兽。它是捕鼠能手，尤其善于捕田鼠，偷鸡只是偶然为之，而放臭气，则是它保护自己的手段，它还是珍贵的毛皮动物。
可我小时候一点儿也不知道这些道理，而是真心相信黄鼠狼会使人“中邪”，真心恨黄鼠狼，因为它曾拖走过我心爱的小母鸭。
老人们常说：黄鼠狼从家中搬走，猫从他人家迁人，都是“发家兆头”。
我有三个哥哥、一个姐姐、两个妹妹。大哥早就到济南读书，二哥成为兄弟姐妹的领军人物，我向来是哥哥的“随从”，总是跟在我称“小哥哥”的二哥身后，艳羡不已地看他如何喂养各种小动物，看他如何玩耍、如何顽皮、如何捣蛋。
有一天，二哥哥刚刚睡下，突然大喊大叫：“娘！我床上都是小猫！”
母亲过去观看，我们也慌忙披衣起床围观。果然，二哥床角上出现了三只美丽的小猫，个头儿比拳头大不了多少，叫声也极细弱，看样子出生没有几天，三只小猫有两只黑白相间，一只黄白相间，胆怯地伏在那儿一动不动，睁着圆圆的眼睛，槽借懂懂，惶惶急急。哟，它们是从哪儿来的呢？
人们正议论着，急见邻居家的大猫蓦地跳上了二哥的床，嘴里还衔了一只小猫。衔得极巧妙，轻轻衔住小猫后脖颈，小猫乖乖的一声不响。
“原来是猫儿搬家，这可是好兆头哟。”一位临时来家帮忙、颇像鲁迅先生笔下神神道道的“长妈妈”的亲戚说，“属虎的和属龙的孩子不要看了，龙眼狠虎眼猛，老猫会把小猫咬死的。”
属虎的大姐和属龙的三哥一听，就嗽了嘴。我暗暗高兴：我是属马的，可以放心大胆尽情看小猫了。
母亲向来不相信什么先兆、什么报应、什么忌讳之类，她本来要把那窝猫给邻居送回去，见孩子们兴致都高，暂时容忍下来，又吩咐大家不要再看了，早点睡下，让父亲安安静静地夜读医书。
父亲总是很忙，尤其瘟疫流行时。他仪表堂堂，鼻若悬胆，眼窝深凹，大眼睛，长睫毛，有一部长及胸部的黑胡子。青州人都知道“马胡子”是妙手回春的名医，曾把许多人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其实，父亲被称“马胡子”时并不老。他从三十多岁就蓄须，那时年纪大的中医格外受人敬重，也便于登堂人室为女眷看病。父亲的医术得祖父亲传，再加上自己夙兴夜寐、刻苦攻读。
夜深人静，孩子们都睡下后，父亲就在他的书房桌前坐下来，先用毛笔在一个红格本上算柴米油盐账，看看是否人不敷出？然后，挑亮罩子灯，孜孜不倦地读《内经》、《伤寒》……父亲读到什么时候，我们是不知道的，我们早已沉沉人睡，做着只有童年才有的玫瑰色的梦。大概，星星知道父亲的辛劳，因为它们一直在天空眨着眼睛，俯视人寰；大约，月亮理解父亲的勤奋，因为它已经在天空转了半圈儿，父亲却端坐书桌前一动不动，知道父亲苦读的，当然还有母亲。她在院子里没孩子们换下的衣服，喇水声、抖动衣服晾晒声，惊醒了邻居阎大叔，他对身边的大婶说：“马五嫂又洗衣裳了！一天一回洗，一洗一大盆，一洗大半夜，七个孩子，真难为她了！”
母亲爱清洁，夏天孩子们需洗澡后才许上床，小的需母亲洗，母亲谐称每晚要洗好几个“大萝卜”。夏天孩子们的衣服天天换，以致最被娇爱的大姐幼时竟养成这样的癖好：早上起床，得将衣服拿过来嗅嗅有没有刚洗过的清新味？没有就不穿！母亲洗衣很少用肥皂，那阵子更没有洗衣粉之类，母亲喜欢用皂角水，用“灰水”，用现在的观点看，是绝妙的绿色植物洗涤剂。那灰水是用草木灰滤出来的。母亲每每摊过煎饼后，就地取材滤灰水，滴滴答答，浙浙沥沥地响个不停……
母亲洗完衣服去睡了。父亲仍在看书。忽然，他听到厨房的风箱“呱嗒嗒”、“呱嗒嗒”响起来。他诧异：这时间，谁还去拉风箱？他打起手电，去厨房观瞧。
哟！原来是黄鼠狼！
一只又大又肥的黄鼠狼后足蹬地，前爪握住风箱把儿，模仿人的动作，一进一退，一进一退，得意洋洋地拉风箱。看到父亲的手电光亮，黄鼠狼扭回头，顽皮地眨眨眼睛，既不逃走，也不放下前爪，继续懒洋洋地拉着风箱。
父亲又好气又好笑，斥道：“原来是你？！你可真比‘猫’都捣蛋！三更天啦，安安静静睡觉罢！再捣乱，小心你的皮！”
父亲说的“猫”不是真正的猫而是三哥绰号。因为三哥喜欢玩泥巴，一会儿就将刚洗的脸抹脏，母亲谓之“抹成个画咪猫”：三哥常一边瞅地一边想主意，大哥说“这只‘瞅地猫’又琢磨什么坏点子？”父母干脆将幼子命名曰“猫”。
次日，听说黄鼠狼的恶作剧，我们都遗憾得很，怪自己睡早了，没看到这场好戏。磋叹过后，一齐涌进东屋，看清晨“定居”于此的猫的全家。几只毛烘烘的小猫围住了母猫，发出甜甜的、快乐的吮奶声。母猫以警惕的眼光巡视着。三哥早已忘记“属虎属龙不能看”的戒条，伸手想摸一下小猫，母猫立即伸出锋利的前爪，发出“嘶嘶”的威吓声。三哥只好快快不乐地将手收回来。
姐姐担心地说：“呀！黄融可是住在这屋啊！它会不会咬小猫？”
正议论纷纷，忽听二哥在院子里大叫：“我的小兔！我的小兔！”
二哥养了一对小兔。洁白的毛又细又长，柔软似棉，耳朵很神气地高高竖着，眼睛红得透亮。它们喜欢吃洋槐叶，吃胡萝卜，没有这些时，也肯吃草，只是吃得不够香甜。受到惊吓时，它们就用两只后脚“咚咚”跺地。它们生下一窝小兔，二哥已分配给几个小伙伴，并因之提高了自己的威信。
二哥大叫“我的小兔”，他的小兔怎么啦？
实在太惨了。小兔丢掉两只，留在笼中的被咬死一只。大兔惊恐地躲在笼的一角，悲悲切切的极力不去看那被咬死的小兔。它们平时的娴雅、飘逸神情荡然无存，活像两只丢盔卸甲的败兵。母兔的耳朵还聋拉下一只，显然是夜间搏斗所致。
“黄助子！”二哥恶狠狠地说，“我这就跟你算账！”
二哥将死兔放进一个铁笼中，用一根细绳拉起铁笼的门，自己躲在房门后边，手拉细绳，耐心等待，像个训练有素的侦察。
二哥一向是家中的大王，在他诱捕黄鼠狼时，弟弟妹妹都屏息静气，谁也不敢乱说乱动。三哥等了一会儿，不耐烦再等，跑到街上玩儿去了；姐姐被女伴拉去“跳房子”；我和妹妹趴在窗上，煞有兴味地观瞧，一心想看黄鼠狼怎么落人法网。等啊等啊，等了好久，黄鼠狼总不露面，我们玩起“翻面条”游戏来，用一根细棉绳，翻出“面条”，翻出“井口”，花样百出，兴致盎然。
“叫你再跑！”二哥一声欢呼，大家齐打伙儿涌进院中。只见一只黄鼠狼已被关进铁笼。那只做诱饵的死兔却神差鬼使地被二哥拉了出来。二哥一边用木棍狠劲儿捅黄鼠狼，一边叫骂：“晒杀你！饿杀你！渴杀你！叫你咬死我的小兔！”
黄鼠狼被关在笼中，放在骄阳下，晒了整整一天。二哥不时地领他的伙伴来看他的俘虏，不时地用木棍捅那俘虏，说是“给小兔报仇雪恨”。
夏天落日迟迟。黄昏来临时，我们吃罢晚饭，上学的几个，都在灯下写作业，用石笔在石板上写生字、算算术、造句。那只闯了祸的黄鼠狼在烈日下暴晒一天，饥渴交加，气喘琳琳，奄奄一息。二哥又有了新发现，说：“这黄鼠狼还有奶哩！”
母亲闻听此言，放下手中的女红，急忙从屋里走了出来，俯身去看。果然，当二哥用木棍捅黄鼠狠的肚皮时，乳白色奶水件滓下滴。
“它一天不能回窝，它的孩子准定饿坏了。”母亲叹息着，把那只死兔拎到铁笼前，对黄鼠狼说起话来，“你很疼你的孩子吧？可你怎么能把小兔的孩子咬死呢？你咬死了他（母亲指了指二哥）的小免，他能不整治你吗？能不打你、饿你、渴你吗？他把你关到笼里，是为了叫你长记性。可是再把你关下去，你的孩子就都活不成啦。你可得记住：以后只能抓老鼠，不能残害小兔小鸡。”
母亲说服了二哥，预先在一个小盆里倒上清水，把那只黄鼠狼放了。被释放的黄鼠狼奔出铁笼，并不急于逃走，而是先凑到盆前久久地、贪婪地、不顾一切地喝水，喝饱了，仍不急着逃走，而是用又圆又黑的眼睛牢牢地盯着母亲看。良久，脚躇而行，爬上墙头，消失了。
燕子在梁下呢喃，麻雀在房前叽喳，又一个清新的早晨来临。早饭时，大家多有发现。
那只母猫，又把四只小猫衔走，移家邻居阎大叔家。母亲说：“你们总去瞅它的小猫，它不高兴了。”
黄鼠狼仍然住在放杂物的东屋里，偶尔可以从房梁上看到它那漂亮的长尾巴。奇怪的是，那只遗忘在铁笼边的死兔，仍然在原处，这样现成的食物，黄鼠狼竟然不吃！二哥咕味着，把死兔埋了。
“长妈妈”式的亲戚神情揪然地说：“唉，真是！猫搬走，黄触子倒留下了…”她没有再往下说，因为，这都是“时运不济”的兆头。
有趣的是，从此以后，父亲夜读医书时，厨房的风箱再也不忽然作响；晚上忘记关鸡窝门和兔笼门，居然都安然无恙！
更有趣的是，虽然猫已搬走，黄鼠狼留住，我们这个九口之家的时运却越来越好。“文革”前，父亲成为人们谐称的“国会议员”（全国人大代表），七个孩子个个进了名牌大学。
移家记
蜗居
20年前，我住的房子里间是我们夫妇的卧室兼书房和会客室，约十二平方，放一张大床，房间四壁是书架、衣橱。窗下两张备课用的桌子紧紧挨在一起，里边坐的人要出去，外边的得站起来。冬天生火炉，在火炉上做饭，卧房又兼厨房之职，无立锥之地。一位女留学生来找先生辅导论文，日本人讲礼貌，边跟老师说话边倒退着进房，结果差点儿一脚踩到老师的锅上！至于外间，更挤得无法形容，九个平方，却要住奶奶和两个孩子，摆大小床、饭桌各一。能够走路的空间大约只有两个平方。兄妹二人在床上用被子构筑“街垒”，进行想象战争，嘴中枪炮，声震屋瓦。“七岁八岁狗也嫌”的儿子，有许多当时气得人七窍冒烟、现在却成童年趣事的事。
那房子的样子很像《蓝眼睛·黑眼睛》里瑞典留学生马尔克眼中米丽老师的房子。擅考据者以此判断作者即人物原型，其实是皮相之说。鲁迅先生早就说过写小说是从这儿取一点儿，从那儿取一点儿。像这样属于“环境描写”的内容，从身边采撷更得心应手。《蓝眼睛》也并非那时动笔，山大的老传统是：提职称靠论文和专著，创作从来不算数。大学教师完成教学科研任务、职称爬坡之余，才能见缝插针写作。我的所谓“早期作品”如《女学究轶闻》、《祖父》、《蒲松龄评传》，都是在这个蜗居写成的，因我的桌子常要让位给儿子写作业，我只有半张使用权，故而那些作品可统称“二分之一桌札记”。
幸好有个小院，不仅可以养花、种菜，居然还喂了一群鸡，在七十年代末什么都靠“票”的日子里，自产鲜蛋是何等好事？有一利必有一弊：我们有鲜蛋吃，而鸡是长翅胯的，会往邻居家飞。我的芳邻，用奶奶的话来说是“她孔阿姨”即历史系孔令仁老师。她在墙边种几棵丝瓜，浇水、施肥，精心侍弄得眼看要开花，却给“天兵天将”啄个满地狼藉。孔老师的夫君由老师常带点儿火气地用力把鸡掷过墙头，如果孔老师捉住罪魁，则轻轻送过墙头。我观而笑曰：孔老师到底是圣人后裔，温文尔雅，如果是我，说不定把邻居飞来的鸡煮吃了，然后就像《聊斋》写的，自己身上长出一层鸡毛！后来孔老师用树枝之类加高墙头，鸡们照飞不误。直到学校禁止养鸡，母鸡被送回老家，孔老师的丝瓜才得以安然生长。
我跟孔老师是隔墙而居，物理系陆大荣老师则住楼上。陆老师是我大姐的老师，却给我直呼“老陆”。有一次，我叫苦说台灯忽然不亮了，从楼外把老陆拉来请他修。老陆看一眼，忍笑说：“你的灯，爱因斯坦都修不了！”
“为什么？堂堂物理系教师连灯都修不了？”
老陆拉出根本没插上电源的电线插头，挖苦道：“没头脑！”
陆妻是大夫，孩子有病，我就“矛盾上交”：“上楼找辛阿姨去。”内分泌专家兼作儿科极为尽职，我却从不给医生送礼，只有一次我虚张声势地宣布要送双高级软底拖鞋给她并说：“免得你整天在我头顶上‘呱达呱达’地跑！”
第二天，大夫就换了软底拖鞋，我嘻嘻哈哈地对大夫的自觉性表示赞赏，她笑道：“放心大胆地睡歪了你那小鼻子吧！”大夫还送包煎饼给我，说：“你不是写什么《煎饼花儿》？该给你吃！”
我忙说：“谢谢大夫！顺便提个醒儿：我下篇文章题目叫《烧鸡腿儿》！”
我们两家男孩在一个班，我家的爱踢球，陆家的爱看书。当时同一座楼上有四个同龄男孩经常在一起玩，自称“四人帮”并派文静的陆家男孩做“江青”。男孩之间发生战争时，多半是我们家的揍楼上的，楼上小家伙打不过又气不过，就跑回家，对准我放写字台的位置狠捣地板，以示抗议。每当听到那个固定位置的“咚咚”声，我就知道是新一轮战争受害者向“白宫”示威，马上将我家小子臭骂一顿。和平是战争的继续，没过两天，有人敲门，我放下正写的文章开门，发现是陆家男孩，心中暗笑：“啥时候孟光接了梁鸿案”？堵着门说：“明明，不要进来了，斗斗不在家。”“我等他。”小家伙边说边从我的腋窝下挤进门，找出知侠送给我家小子的《铁道游击队的小队员们》看起来，我故意说：“我一会儿得到中文系拿报纸呢。”小家伙说：“你放心去就是，有我看门哩。”继续头也不抬地看书。
陆老师早到青岛大学高就，当年喜欢到我家看小说的男孩已在加拿大做电脑博士。最近我跟孔老师同时搬家，相约再住邻居。孔老师这些年在政坛大放光彩，住副省级标准房子，有专车。而我的分数分不到她附近的房子。教授分房大排队中，我的房子不算大的也不在大家趋之若鹜的新校，却今非昔比，面积是20年前蜗居的3倍。但是，20年前蜗居的回忆却是最温的。
“制高点”
1985年我们搬到新校40号楼顶层。
学校分房的政策是：职称（或职务）＋工龄。副教授“兑换”为正处级待遇。对于高等学校来说，较之于过去的只论工龄和级别，已是极大进步，但我们的工龄仍然比不上五十年代参加工作的干部，也比不上老教师，结果排到了六楼，这是当时学校最高的住宅，再多一层按国家规定就得装电梯了。
儿子说：“我们占领了学校制高点，拿一把机关枪就能封锁整个山大。”
念中学的儿子依然跟大多数男孩一样，是“好战分子”，对超级大国的先进武器，什么隐形战斗机、地毯式轰炸，如数家珍，却已经不再跟妹妹玩战壕游戏，喜欢踢足球，还喜欢听流行音乐、玩猫并以猫的“哥哥”自居，经常模仿拳王阿里跟猫来一场重量级争霸。大猫猫更嘉许的是念三年级的小辫儿姐姐。
这次搬家，初中生的儿子几人一伙儿，把床搬到了楼上，这些帮助搬家的半大小伙子，是几年前有路不走墙上走、小朋友之间一天打几架的角色。岁月如梭，儿子在家中起作用了，当然，无奇不有的捣蛋，仍是中学生的“主旋律”。
房子比原来大许多，三室一小厅。…老两小可以分开住，“重器”亦多矣：全自动洗衣机和十九英寸彩电有了；买了套后来称“老式”的沙发；我们夫妇卧室换上两张单人席梦思；老太太则坚持换大漆带雕花“围裙”、二米四长的藤床；只有儿子仍是原来的单人铁床，而且独立了。其“独立”最突出标志是：他不失时机地在家中得到某笔稿费时，坚待买台双喇叭收录机，震天响地放音乐，我常常恨不能把那台天杀的收录机砸了！终于有一天，受了“哥哥”气的大猫报复性地往喇叭上尿了一泡，双响哑了响，全家弹冠相庆。
儿子卧室仍兼做会客室和书房，还是研究生教室。上课时，研究生坐沙发上边听边记，猫趴在火炉边，研究生开玩笑说，他们有个猫“硕士”同学。
六楼总令人望而止步。《高山下的花环》作者、我谐称“黑兄弟”的李存葆，知道我们夫妇“出无车”，参加某些文学活动，就好心地带车来喊我们，如阿Q革命般“同去同去”。存葆不肯爬“制高点”，我们家又没电话，存葆来了，辄在楼下用吐字不清却震耳欲聋的山东五莲县口音大喊：“马教授！牛教授！”楼下人笑曰：女生楼在校内，这黑脸军人怎么跑我们楼下喊什么“娇秀”？
“制高点”不仅听不到别人吵，还“风景这边独好”，站在阳台上，不需种菊东篱下，就悠然见南山，远远看到郁郁葱葱燕子山上的电视转播塔。高有高的好处，也有高的难处。两人抬一瓶液化气，需要几次休息才到顶楼，幸好三年后通了煤气，免除了一份苦力差使；顶楼冬冷夏热，冬天烧两个火炉，仍然脚冻得像刚刚去过六朝小说写的寒冰地狱，晚上需要灌热水袋。楼下取蜂窝煤，上下一百多台阶，一次搬十几块，还不够一天使用。听说有几座楼因为从幼儿园联上了暖气，大家都以“特殊化”视之并翘首以盼：什么时候咱们也通暖气？学校经费紧张，需要先满足教学楼特别是留学生楼用暖气，教师们都理解也都耐心等待。到了夏天，房顶又像着了火，当一楼30度时，我们就到了36度；地上撒水，一会儿就干了。能够发挥一点作用的，就是电风扇。门厅一个，吹着吃饭；儿子房间一个，吹着上课；还有一个小风扇在祖孙卧室，终夜不停。
一住满五年……根据学校的规定，每分一次住房，需要住满五年才能调新房子―我们立即再次搬家，来到老校洪家楼。
“贫民窟”
选择山大老校二宿舍，其一是因听说盖房就装暖气；其二是可降楼层。没想到，那暖气四年之内一直是聋子耳朵；楼层降了，院内环境也降了，我曾写篇《全国重点大学的宿舍场景》，描写居处的恶劣，向来对稿子照用不误的报社客气而坚决地退了稿，编辑真诚地说：揭疮疤不如唱赞歌好，我们可不想捅什么马蜂窝。外子写过一篇《断而不倒的电线杆―与友人夜话》，对这个宿舍加以描绘，原文不长，照引如下：
傍晚，朋友来访，室内闷热，相约到外面走走，边逛边聊。
行至院门口，眼前一湾黑水，深处及膝，望而却步。
友人“你们这条路，睛天垃圾遍地，雨天汪洋一片，职工上下班，汽车来回跑，华山一条道，非走这里不可，难道就没有人出来管一管？”
“不是没人管，而是很难管。路边有商店，银行、街道居民，你推我挡，东拉西扯，都该管结果是都不管。前些日子，一个分管环境治理的干部站在路中问，跟一位正在备料盖房子的街道居民讲理：“你们把石灰、沙子、砖瓦全堆在路上，叫别人怎么走？’那居民有恃无恐地讲：“你跟我说不着，有意见去找街道居委会！”
“外面的事找居委会，这院里边乱七八糟，活像个贫民窟，该找谁呢？”
“唉，不是驴不走，就是磨不转。好端端一片新楼房，下面却到处是违章建筑。七高八低的小平房，五花八门的篱笆墙，还有从平房顶上伸出的粗细不等、大小不一的烟筒，浓烟滚滚，害得楼上住户紧闭门窗，这么热的天，还不把人给憋死！”
“不是早有告示，要限期解决这些问题吗？”
“不错。告示是贴了，而且不止一次。口气强硬，措施果断，明令限期拆除违章建筑，否则强制推倒，严厉处罚。这就叫该说的说了，该办的不办。你想想，违章盖房的人中，有领导，有群众，各有各的理由，各有各的关系，你能动谁？你又敢动谁？这就叫君子动口不动手！”
正说着，一阵刺耳犬吠声划破夜空，把人吓得心惊肉跳。散步雅兴荡然无存，我又拣到个话题：“就说这狗吧，保卫科不也曾三令五申吗？布告贴在墙上，明令宿舍区不准养狗，违者罚款五百元。数月过去，鸡鸣狗叫，依然如故。”
夜空阴霆，有云无雨，身上粘糊糊，心里烦糟糟。两人踏水返回，猛抬头，不约而同地都注视着路旁的电线杆―一根断而不倒的电线杆。
似乎发现了新大陆，友人说：“这根电线杆被汽车拦腰撞断，但却断而不倒，两年前我来这里时见过，现今依然如故，岂不怪哉？”
我说：“这有什么奇怪的？君不见东西南北层层电话线像蛛网一般拉扯着它吗？有了这个关系网，它就能半死不活地竖在那里，成了这院子的一大景观。”
外子的文章，也没人乐意给他发，因为也不是唱赞歌的。
住的地方虽谓“贫民窑”，邻居们却个个宛如来自君子国，楼上楼下，楼前楼后，不管是老师还是工人，一家有难，整个楼洞的人来帮。我们在环境相当糟糕的院子住了七年，心情一直很舒畅，我的许多作品在这里完成，职称一再晋升，家庭布局也在变化，先是儿子宣告“独立”，后是我获得人生最重要的晋升：“奶奶”。
当院内环境一天天变好时，我们却要离开这个自然环境令人烦恼、人际环境令人留恋的小院。在香港回归祖国的日子，学校住房有大举措，要盖所谓：
“博导楼”
“博导楼”是学校一再对外宣传的口号，真正分房时，因为要照顾校领导和老干部、照顾虽不是博导却做过现任博导的老师的教授。较年轻的博导都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或分到人们相对不看好的老校，或分到新校六层即顶层上。有人气不平，给我打电话说：你这个省政协常委应该出面说话，校方为什么“挂羊头卖狗肉”？宣传了那么长时间的“博导楼”，真正分房时却把大部分博导塞到顶层？我淡然笑曰：什么时候教书的能排到领导前头？饮水思源，不能忘了老干部，“不是博导倒是博导的老师”更该先挑。其实，所谓“博导”也不必自我感觉良好，“博导”算什么“猫儿眼”？国外谁有研究经费，哪怕讲师也能带博士生。国内把“博导”单独列个阶层，又给省政府津贴，又以“博导”名义造房子，本身已捡个大便宜，就像《猫城记》写的：有好处就检着罢咧！做什么还挑三捡四？
搬家时，“牛经理”成了总指挥，他指挥着整个装修，决定大政方针：他跟在美术学院做副教授的表姐夫研究图纸，他跟木工讲价钱，他决定整套房子的装修样式、用料、格调，他带着车拉装修用料，他检查工人们装修是否有问题。
房子的法定主人成了“多余人”。“你不要管！”“没你的事儿！”直到“少搀和！”如果我们两人想提要求，无异于极大错误，这错误还常是常识性、低级的错误。而儿子总能考虑出新点子。包门的边角废料，依我看丢掉算了，儿子却让工人一块一块拼接起来，做成餐厅一面精致的“墙”。后来谁看到谁叫好。不断有人来学习、模仿我们的装修。以至“家长”得意地说，他要申请专利了。
事实证明，我们的观点不行了，审美眼光不行，经济眼光更不行，书生气十足。儿子长大了，成了知道顾家、治家，更能在社会上立脚的人物。
儿子接受了我安排书的全部“请求”，二十多平方门厅周匝做上书架；照儿子看来该全部丢掉的七个大书柜也全部保存，移人书房。搬家时搬家公司总共搬了三大车，两车半是书，家具只有半车。女儿填道：就是你们的书占地方，最好全部处理。我说：教书匠丢掉书，岂不什么都没了？
新房子仍在山大老校，既不临街也非顶层，四楼，房前房后，杨树参天。这院子六十年代是男生宿舍，跟我同届、就读电子系的三哥就住这儿，那时是平房，我印象最深的，是院子里高高的白扬树。现在最令人喜爱的仍是窗前窗后的绿叶，还有满院子鲜花，从三月底月季花开，直开到十一月中旬。到了秋天，菊花怒放。我把这些花命名“老干部的花”。几位退休老干部成了比专职花匠还专业和敬业的花匠，将小小院落装点个姚紫嫣红。
二十年间三移家，房子越来越大。现在，早上经常是被鸟儿从梦中叫醒；下雨时，雨滴在杨树上，浙浙沥沥；走到院里，满眼芳菲。我们搬家没多久，紧靠我们的地方建起一个大广场，一家大超市，休闲有休闲的地方，购物有购物的地方。用时髦话说，这叫作“遇到好时候”。刚搬到“博导楼”时，我那在物理系任教的侄儿来看望，艳羡不已。我说：慢慢熬吧，我在你这个年龄时，做讲师、住30平方的房子！
没想到，仅仅过了两年，这个比我小近二十岁的角色破格提升教授，搬到跟“博导楼”同样大，外加地下室的宿舍。我用老气横秋的口气说：“你才是遇到好时候呢。”
家庭喜剧一箩筐
红玫瑰和豆腐渣
何等艳丽的玫瑰？红花密缀，绿叶葱笼，宛如绒绣的花朵上闪着亮晶晶的露珠，阵阵幽香从花瓣间逸出，清甜温馨，沁人心脾。花束有银色衬纸，扎着玫瑰红飘带……不用数，花朵数目恰好是女儿年龄。多有诗意？天寒地冻，生日礼物是鲜嫩欲滴的红玫瑰！
我迭忙找出个大瓷花瓶，注满水，将红玫瑰请进去。有一年教师节，著名工艺师仇志海制作的名贵陶瓶被我泡掉了底，只好做贼般用透明胶纸粘起来，以便“瞒天过海”，终于被全家谐称“司令”的家长发现，来了番“你总是这么没头脑”的教训。
想到此，我说道：“咦，牛司令怎么从来不给我送红玫瑰？”
女儿笑了，好奇地看被埋怨者一眼：他那儿正老僧人定般看书呢。
我像刘老老算螃蟹账般絮赌起来：按岁数送玫瑰花，该送我五十几朵，每朵三块钱，总共要一百几十几……“那样，牛司令岂不疼疯了？”我模仿他的淄博口音说，“我还是弄点儿豆腐渣炒炒给她吃算啦！一分钱不花，买豆浆顺便要点儿就成！”
葱油香菜辣椒丝炒豆腐渣，是从我俩大学时的班主任那儿学来的菜，非常好吃，又有减肥、降脂、增加粗纤维妙用，现在又成了我挖苦主张节俭的“家长”绝好口实。
说完这话，我跟女儿放声大笑，等“家长”来点像样的、最好是诗意化解释。
比如深沉一点的：我早已超凡脱俗，像鲁迅先生说的“花开花落两由之”！
比如现实一点的：我们当年在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情调”的时代恋爱，只有互相勉励又红又专的份儿，怎可能送什么玫瑰花？
比如浪漫或“酸文假醋”一点的：几十年共驾一叶扁舟，驶于茫茫人海，相扶相将，相知相助，相期相勉，足以抵上一座姚紫嫣红、芳香四溢的玫瑰园！或者索性借用现成歌词：千万年间，千万人中，“你选择了我，我选择了你”，“随你到海角天涯，伴你到地老天荒！”
比如干脆像平日忍无可忍时发出怒吼：你还有没有良心？从艰难创业的初婚，到含怡弄孙的今日，我怎么呵护你？别的不说，你写了三部小说倒有两部（《蓝眼睛·黑眼睛》和（《天眼》）是我命名！你倒纠缠起我送不送几朵玫瑰花！
不管挑哪种说法，都有事实依据，也有几分道理。当然不管怎么说，都会换来进一步挑刺、抬扛……全套调侃挖苦、找乐子的家常日课！
“家长”头也不抬地说：“炒豆腐渣不正好？本来就是‘豆腐渣工程’！”
我不由得一愣，接着，全家大笑，乐不可支。
手机换代
家中使用手机最早的是“牛经理”，即儿子，在“总经理”满地走的时日，经理算个啥？儿子做经理却着实让我得意了一番，因为，儿子是24岁做上国营公司副处级经理的。“牛经理”手中那半块砖似的手机，当时是一辆摩托车的钱。几年后第二个配备手机的是女儿，硕士研究生。这是高校一景：研究生有手机，导师没有，特别是“老教授”。
“我就不能配个手机吗？”我说。
“你要手机做什么用？”两个孩子叽叽嘎嘎地笑，“你一天到晚在家看书打电脑，顶多到系里上课，上课又不让开手机。”
“我到外地开会呢？”
“开通长途不就得了？”
“9·11”前夕，我要到沈阳参加一个古代文学的会，会上组织到北朝鲜参观，接到通知后，我名正言顺地完成了手机“申购”。
女儿跟我到电器商店挑了个精致漂亮、小巧玲珑的手机。这小东西早就惦着手机换代，这会儿肯定是要把旧手机“下放”给老妈哩。
下放就下放，我对手机要求不高，第一，能打电话，第二，能接电话。女儿下放的这个手机，在中文系陆续都混上、或者说陆续接受了孩子下放的手机的教授里还算档次不低的哩。
办好了卡，我高兴地给儿子打个电话，儿子惊喜地说：“咦？‘马老’！”
我常自嘲：当年胡耀邦总书记称我的老爹为“马老”，如今我也被称“马老”。然而，此“马老”非彼“马老”，父亲的“马老”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年高德韵党外人士的敬称，本人的“马老”，是家中金童玉女谐称妈妈“马老胖”、渐渐省掉后边的“胖”字之缩称。
我得意地对儿子说：“怎么样？本人也有手机了。”
小子应声问道：“是妹妹换下的吧？”
“你怎么什么都知道？”
次日是星期天，儿子进门就问：“你的手机呢？”
“在这儿！”
“充电器呢？”
问充电器做什么？我疑惑着，拿给他看。
“咱俩再换换吧。”儿子说。
以息嘲笑说：“这家伙居心不良，怪不得他今天到奶奶家，还带充电器。”
我说：“真是‘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呀。”
女儿说：“胖妈上当啦，他这手机买的时候几千块，用了四五年，现在全新的才六百，这破玩意儿一百块都不值。”
好嘛，两千多块买个手机，不到二十四小时，变成一百块了。我说：“算啦，反正是你们的‘殖民地’，换就换吧，教教我怎么用。”
兄妹俩说：“不用教，这样的手机，傻瓜都会用……”
“那好吧。等我‘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从北朝鲜给你们打过来。”
两个孩子都笑：可能吗？你到另一个国家，还能用中国手机？你又没“漫游”！
我很有信心地说：肯定能用。一江之隔，中国的信号肯定还管用。
到了沈阳，先给家里打电话报告行程，打开手机，没信号。是房间内信号不好？到院子打，还是没有。武汉大学的一位青年教授恰好从我跟前走过，我问：“喂，你的手机有信号没有？”
“当然有，家里系里都打过了。”
“我怎么没有？”
“不会吧？拿来我看看。咦，就是没有。喂，大作家这么艰苦朴素？这么老的手机还不换？”
他哪儿知道？这是我昨天刚换来的呢。我跑到公用电话亭给家里打电话，如此这般，女儿说：笨胖妈！连手机都不会用！我打电话问问你的信号是怎么回事，你把房间号码告诉我，一会儿打过去。”等我回到房间，女儿电话打过来了，非常不好意思地说：“对不起，胖妈，我给你弄的号码是省内漫游的。等你间来，进了山东境内就能用啦。”
“进了山东境内再有一个小时就回家，还打什么电话？”我大笑，“回去再跟你们这两个小坏蛋算账。”年终报表和过家家春节前一个星期天，院办公室主任来电话说：下午五点前，请把你的工作量统计表交到系里来。学校通知，在学校领岗位津贴的教授，今天一定要把情况汇总到校部。
我笑道：“没问题，现在不是才十一点吗？不就是一张表？”
主任细心地叮嘱：“知道你事多，记着，五点前一定得交。”
我说：“放心，全年的岗位津贴，岂能忘了？”
放下电话，我对家人说：黄世仁过年找杨白劳讨债，学校过年让教授们交报表！今年带了研究生几个？硕士几名，博士几名，上了几门课？在哪级核心期刊发了几篇文章？得到什么项目支持和奖励？一项一项，一分一分算明。实行岗位津贴之后，不管文科还是理科，教授都“数字化生存”了。过去说“分儿分儿，学生的命根儿”，现在，“分儿分儿”成教授的“钱流”了。
放下电话，还没打开电脑，儿子来了，进门就宣布：“我们那儿停水停电，我连早饭还没吃呢，我要吃饺子！”
儿子对食品的最高理想似乎就是饺子，而我最拿手的饭恰好是包饺子。这是“文革”的收获之一。因为做了“保守派”，造反派当权时，被下放厨房劳动一年。包饺子的全套本事学到手，调味，和面，撰皮儿，又快又好。现在经常开玩笑，包饺子是本人的“第二职业”，哪天不做教授了，就到美国哪个城市开家饺子馆。孩子们笑道：“保准第二天就关门！”为什么？因为你的饺子馅太大，肯定赚不到钱。
吃完饺子，阿牛对我说：“奶奶，咱俩玩吧？”
阿牛只有四岁，却被著名大导演王扶林赞之谓有“倾国倾城之貌”，而且，阿牛还有领导奶奶的能力，经常派奶奶做玩伴，并不断变换各种玩法：拼图，搭积木，过家家，开超市，阿牛做医生给奶奶“看病化验输液”……
今天玩儿什么呢？学英语。阿牛假装是老师，奶奶假装是学生。
阿牛在幼儿园英语班是学生，到了奶奶家，成了大学老师的老师。
阿牛一句一句教，奶奶一句一句学。
“现在我念一句，奶奶跟着念一句。”
“苹果是什么？桔子是什么？”
“猫是什么，狗是什么？”
奶奶并非故意，却总是苹果成了桔子，桔子成了苹果，猫成了狗，狗成了猫。当年用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学俄语，现在俄语忘到九霄云外，俄语“习惯势力”却让英语油盐不进。
“奶奶没念好，扣一分。”
“这英语太难，奶奶不想学了。”
“奶奶不好好学习，不是好孩子。”
“奶奶好好念，给你一朵小红花。”
“奶奶学好了，你妈妈提前接你时，老师准许你跟她走。”
一边煞有介事地学着，一边忍俊不禁：原来，幼儿园就是这样教学的。阿牛把老师对付他们的那一套照单全收，搬来“对付”她的“学生”，活脱儿一个幼儿园老师，榜样的力量无穷。
时间过得飞快……电话铃响了。
是院办公室主任打来的：“还有半个小时到五点，你的表填好了吗？”
“呀！”我如梦初醒，因为“学英语”，竟把如此重要的事忘得干干净净！
“对不起，我还没有……”怎么说？我因为跟孙女儿玩，还一个字也没填？那岂不成了中文系的笑话？我支支吾吾，没有填完呢。”
主任说：“我多等你一会儿，你六点前送到。”
六点前送到，主任很谅解，她以为我肯定因为非常重要的事耽误了。
事后家人嘲笑，是你一年的津贴重要，还是你跟阿牛玩儿重要？
我阿Q式地自嘲：津贴总归跑不了，这样“学英语”的荣幸，却不是谁都可以遇到的。
多年前一次周末
十几年前一个周末，却长久而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中。
对读小学三年级的女儿来说，周末意味着什么？一部向往很久的动画片，一个不需要做题、造句的夜晚，一个自由地跟小猫玩耍的时刻。这个周末尤其快乐，简直翘盼已久。
“妈妈，我唱哪支歌呢？”一过中午，女儿就间。
“唱《故乡的云》？不，还是学春节联欢会活蹦乱跳的小兔吧！”
“不。”女儿认真地练她认为好听的歌，“怎么天还不黑呢？”
像女儿这样准备节目的还有八个孩子。九个从一年级到六年级的孩子在幼儿园找了间教室，跟他们的英语教师过周末。这个参差不齐的英语班，是中文系教师为给孩子英语启蒙自发组织的，由外国留学生任教。教过孩子们的有英国人，有美国人，换了好几拨，现在任课老师的母语都不是英语，据常听课的家长说，他们的英语因为没有地方口音，反倒比英国留学生纯正。
七手八脚忙过之后，桌子被拉在教室周围，留出中间的空地做“演出舞台”。
老师来了，三个欧洲小伙子，都是黄头发、蓝眼睛，不过他们之间很容易区别。约翰额头上的头发黄得发白，由额头向后，颜色越来越黄，像是巧夺天工的化妆师特意染成的，他留了一部漂亮的络腮胡，挪威留学生大胡子不少。鲁那的头发是黄褐色的，不管上课还是上操场，他总喜欢穿一件火红色棒针毛衣，他个儿极高，我怀疑他没准儿是挪威国家队队员。满头亚麻色金丝的米沙是西德人，人们常常分辨不出他是男是女？他皮肤白哲，长发齐耳，美如倩女。三个欧洲小伙子背了一把很大的吉他，捧了厚厚的乐谱，像是从维也纳来的乐队。
中国老师教欧洲学生，欧洲学生教中国老师的孩子，这个互为师生的周末“茶话会”会不会变成正襟危坐、互相恭维的聚会？
在孩子们齐声要求下，约翰开始演节目了。他站起身，脱掉外套，边向场中央走边脱掉毛衣，两手抡开，伸展双臂，一秒钟功夫，双手撑地，全身倒立，拿了个绝妙的大顶！
“嗽！―”孩子们立时高昂欢快地叫了起来。在孩子们的欢呼声中，约翰用手在地板上走了两个来回，两条又细又长的腿，在空中形成一个“汉语”的“八”字，英语的“V字。
拿大顶成为独特的语言，不受语言限制的语言，带来和谐和亲热。孩子们有点儿意外，没想到，平时比较严厉的约翰老师竟如此活泼，如此快活。
孩子们最休约翰老师。约翰坚持一个原则：在孩子们面前，不说一个汉字，全部英语。你听得懂可以听，听不懂也得听，他会用种种手势引导孩子们理解，就是决不用汉字，尽管他的汉语非常流利。课堂提问也全部是英语，那双蓝眼睛死盯着被提问的孩子，问个没完没了，直问得孩子没了词，卡了壳。他再教上几句新的。在场的家长说：“孩子初学，听不懂啊！”热心地将约翰的问话译成汉语，约翰摇着卷发蓬松的脑袋，不以为然地说：“噢，不！一定要全部用英语。得对他们进行听力训练，我的英语就是这么学的。”说完，约翰毫不客气地将家长―他的汉语老师―“驱逐出境”。
孩子们的表演几乎都是脱胎于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会，女儿终于认真地唱出了她练了好久的歌。不过我绝对不喜欢什么“射雕英雄传”主题歌，我很迷糊：为什么孩子们对这类歌一学就会？记得我小时喜欢唱的是“让我们荡起双桨”，那才是孩子们唱的歌。当然啦，我小时也没有机会跟外国人打交道，那时连自行车都叫个“洋车”哩。
鲁那一本正经地唱起歌来，他怀抱吉他，带着一脸凝重的表情，很投入地唱一支英文歌，约翰蹲在他脸前，替他翻歌谱，不时哼出一两句伴唱。
我去听过鲁那的一次课。这个高个挪威青年特别老成持重，上课时一板一眼，不苟言笑，他画了一大挥图画，用做英语的“形象的提问”：
“这是什么”
“这是轮船”
“这是太阳……这是月亮……这是三朵黄色的花……这是两个胖男人……这是一只黑猫……”
那些画儿，维妙维肖。为了上一堂课，得画多长时间？鲁那实在太卖力了。
米沙给孩子们表演“哑剧”。他在地上丢块香蕉皮，自己在香蕉皮周围走来走去。头一次，他用机灵的蓝眼睛看香蕉皮一眼，表示：我可得小心点儿，轻轻一闪，躲开了。第二次，米沙看了看香蕉皮，用讥讽的眼神表示：不会滑倒我的，我管它做什么？第三次，米沙“全神贯注”地边看书边走路，一脚踏到香蕉皮上，摔了个仰巴叉。米沙用电影上的慢镜头，夸张地“摔倒在地”。孩子们会心地哈哈大笑。只顾自己、不讲究公共道德的人，世界各国人民都会唾弃。
孩子们笑声还没有完全停止，米沙把两手伸直，将中指向掌背弯曲，双手一扭，食指分别向无名指、小指对按，中指却灵活地弯了起来，乍一看，似乎他的中指可以从中间拉断似的！
“怎么回事？”先是好奇心很重的男孩，后是矜持的女孩，一个一个跑到米沙老师面前，用英语喊：“米沙老师，教我们学戏法！”
中国孩子和外国老师的脑袋凑到一块，认真地学习如何扭指，如何翻腕，学得津津有味。此时的米沙哪儿像什么老师？简直是领着弟弟妹妹玩儿的大哥哥。
米沙上课常常拖堂。学生，尤其这些一周额外加三次夜课的小学生，巴不得早点儿下课，最讨厌拖堂，可是米沙的拖堂却极受孩子们欢迎，只是苦了在外边苦等的家长。有一次，我按规定下课时间去接女儿，多等了40分钟，正纳闷地在教室外徘徊，忽见教室门洞开，几个男孩边“嘎嘎”地笑着，边惶急地奔逃，米沙老师手中拿了一只水枪，边向男孩们射击边大笑着撵了出来！
“妈妈，你那么喜欢米沙老师，拿哥哥去换回来吧！”女儿对我娇垢。
“好啊，只要米沙的妈妈乐意，我没意见。”我装出欢天喜地的样子。
已经唱了很多歌儿，沉郁的英语歌，跳跃性很强的挪威歌，节奏明快的德语歌。最后，鲁那拿了一张抄得整整齐齐的汉语歌词问孩子们：“这只歌儿，你们会唱吗？”他走到每个孩子面前，用他们的英文名字一一询问：“萨丽？加那芬？苏珊？……”
自然会，怎么能不会？那是《龙的传人》。
约翰兴奋地、破天荒地用汉语说：“我们一起唱吧！”
孩子们簇拥在三位欧洲老师跟前，齐声高唱《龙的传人》。三个黄头发、蓝眼睛、白皮肤的老师，和九个黑头发、黑眼睛、黄皮肤的孩子。唱得那么认真，那么动情，那么如醉如痴。约翰、鲁那、米沙的眼睛，因为喜悦更加亮晶晶的，像映照着日光‘的宝石。我简直看不清，他们的眼睛究竟是什么颜色？是蓝中带绿？是蓝中带灰？是蓝中带褐？总之，那是一种很漂亮、很动人的颜色。他们一定很自豪，虽然他们生长在白雪皑皑的北欧、芳草葵萎的莱茵河畔，他们却曾在黄河边、泰山下学习，跟龙的传人相濡以沫、亲如家人。
这个场面长久地留在中国孩子纯洁、美好的心灵中，直到他们长成像三位欧洲老师一样、高大漂亮的姑娘小伙儿。好几个孩子，包括我家的这个，因为英语启蒙早，学英语比学其他功课都容易，托福也好，GRE也好，都很容易通过，陆续飘洋过海，留学去也。
倾囊相助
“马老贝”一把就把我的眼镜抓下来，我慌忙去抢，久病的老母发出“咯咯”笑声说：“俺马老贝一把就褥下二妮的眼镜！”
自从我写了《马老太语录》一文后，很多朋友都熟悉了母亲的语言。其实马老太的有趣语言，一篇文章是远远不能写透的。老太太平日的用词总要比我精彩生动、准确形象。形容马老贝抢眼镜的动作，我只能用“抓”字，母亲却用青州俗语“游”字。“游”的后边该是“草”字，在母亲看来，她那心肝宝贝长重孙抓姑奶奶眼镜的动作简直傅草般轻巧。马老太对重孙的顽皮欣赏得很哪。
听了母亲的笑语，姐妹几个笑道：看老太太偏心不？咱们在病房日夜陪侍这么久，倒不及这个才来一天的、“三寸长”的小人儿让她开心！
有什么办法？中国的老太太都极为看重“四世同堂”。
大家开玩笑说：“娘，你这‘小强盗’有什么好的？招风大耳朵、厚嘴唇！”
小妹的女儿丫调侃道：“谁说我小侄丑？人家的嘴唇比河马的薄多啦。”
老太太又笑了，大概没有仔细想一想：嘴唇比河马薄是不是就貌似潘安？
这个嘴唇跟河马有某种可比性的角色是大哥专门从山西派来的，长曾孙看望缠绵病榻的曾祖母，成了特殊而重要的临终关怀。这小子只有一岁多一点儿，偏叫个“老贝”。他在姑奶奶跟前横行，却一见面就拼命巴结“斗斗叔叔”即我那正上大学的儿子。马老贝总是用好奇的、倾心仰慕的眼光看斗斗叔叔，亦步亦趋地跟在斗斗叔叔后边，拿到最爱吃的西瓜也会颠颠儿先送斗斗叔叔，还做小狗摇尾状，翻筋斗给斗斗叔叔看，完全是弱国小国臣服于超级大国的样子。
姑奶奶们说：这小子为何前据而后恭也！
原来，老贝以为，凡是小伙子就可以开着摩托车或汽车带他出去玩儿。
姑奶奶们命名为“小强盗”的马老贝什么时能长成一个堂堂男子汉呢？
母亲逝去七年，我始终没有见过马老贝，倒听说他的一件趣闻。
老贝的姨夫开电脑公司，收人不错，但有一天忘记关电器，短路，失火了，损失几万块钱。大人们在那儿议论，马老贝听了，就走进自己的房间取出钱罐，“哗啦”一声，倒到桌子上，义形于色地说：“姨夫遭了难，我来帮助他！”
马老贝认真地一五一十地数着。
五分的，二分的，一分的，都是钢蹦儿！
这是妈妈给马老贝买冰棍儿，马老贝省下的。
呀，马老贝两年居然攒了七块多钱！这么多啊？都拿去吧！
老贝的妈妈骑上自行车，专门把“嘎啦啦”响的七块钱送去救济电脑公司经理。
听了这个趣闻，我哈哈大笑而且想象：在真主的天堂里嚷着龙井聊天的二老一定也听到了马老贝“哗啦”一声倾钢蹦儿的声音。喜欢说古论今的马老太大概会跟老爷子说起三国故事：鲁肃当年家有两囤各三千解的谷米，在周瑜缺粮求援时“即指一囤与之”。老太太没准会说：瞧，咱们马老贝比鲁肃还仗义呢：鲁肃拿出一半家当，马老贝是“倾囊相助”啊！
马老太还会说：咱马家又出个义薄云天的男子汉，年方九岁。
“鞭打慢牛”的温馨记忆
粉碎“四人帮”后我回母校任教，喜欢在备课同时见缝插针写作，但我是不是块写作“材料”？心中却没底。那时，任何人只言片语的鼓励都可以对我产生影响，更不要说一家省级刊物了。
1978年初，我将短篇小说《儿科专家》寄给《山东文艺》，曲延坤同志马上决定发表，并约我短期内再写一篇小说。中篇小说《所长过年》很快写好，阴差阳错被另一家刚创刊的杂志要了去，但最早激励我小说创作，却应记在《山东文艺》账上。
1979年春节，高兰先生在夫人扶持下到我家拜年，谈及冯沉君先生许多感人的趣事，我十分感动，不久我写成《女学究轶闻》，寄给一家报纸，很快收到回信，大意是：文章很好，只是本报没有发过这方面文章，是难以通过的……那时，知识分子“臭老九”的帽子还没完全摘下，对写教授的散文，报纸持慎重态度，完全可以理解。文章未做任何修改给了《山东文艺》，没几天，编辑吕曰生同志来封潇洒的竖写信，大意是：文章写得很好，将发在最近一期刊物上；这是篇真正的散文，不是冒牌货；很高兴山东又出了位散文家。几天后，吕日生同志又来信约我写篇纪念王尽美的散文。（女学究轶闻》发在5月号，《尽善尽美唯解放》发在7月号，同一无名作者的两篇散文隔一月在同一家刊物发表，还是较少见的。当然，更没想到的是，同年8月号《新华月报》转载了《女学究轶闻》。
1980年6月，文汇报肖关鸿到我家中约稿，他说：珍珠泉礼堂正在开省文代会，报告中提到你，他拿出文件，上边称之为“勇于探索，敢于创新，在创作中不断冲破‘四人帮’的精神枷锁和创作禁区”，“朝气蓬勃的新作者”，并将《女学究轶闻》作为粉碎“四人帮”以来山东出现的好作品提出来……这一切，对初出茅庐的写作者的鼓励是可以想象的。九十年代初，山东电台请著名朗诵家张家声制作了我六篇散文反复播出，其中《祖父》、帷愿身化光明烛》、《高兰先生》都是20世纪80年代初在《山东文学》发表的。
因为我在医务界工作过，知道一些当年“四人帮”借医务界罗织罪名迫害刘少奇主席的内幕，1980年春节，我无意中对王光明说到外地一家刊物让我写《断头，能够再植吗？》，王光明立即说：不要给外地，给我们，第三期发！山东文学的老总们立即将“断头再植”做重要选题抓起来。袁风同志竟然请出冯老（毅之）给我做工作，一定不要让稿件外流。我偶然遇到吕日生同志，跟他谈到自己有好多材料不好处理，文章越写越长，他说：你一定要围绕“断头”做文章，至于其他材料，可以放一放，对搞写作的人来说，材料不会瞎……我听了豁然开朗。在那年春节前后，王光明几乎隔几天就跑到我家中一次，一进门，匆忙地叫声“牛老师”就气喘吁吁地问：“断头……马老师写的断头……写完了吗？”，不是夸张或说客气话，后来收人（新时期山东报告文学选》的《断头，能够再植吗？》，应该说是（山东文学》编辑不遗余力催出来的作品。
因为教学科研任务太重，我颇像头疲惫的慢牛，不假以外力，实在难以在创作上自我加压。正是因为有《山东文学》这样一家刊物经常想着，就近催着、盯着，短短几年，我居然写出一些读者喜爱的寸与品。我的所谓早期作品，不管是小说、散文、报告文学，都和《山东文学》密切相关。除了以上说到的编辑，李广鼎、刘烨园、孙慈忠等编辑都跟我有过多次愉快合作，我的学术专著《聊斋志异创作论》也是由当年担任美编的陈全胜同志精心设计了古色古香的封面。《祖父》获奖后，《山东文学》又向我的老师孙昌熙先生组稿，让他老人家写有关评论……桩桩件件，都在我的脑海中留下了温馨的回忆。
无形的力量
我上小学时，父亲在县里工作，他每天早上要听广播，先听中央台新闻和各地报纸摘要，再听山东台新闻。收音机成为我们家最早也最豪华的家用电器，广播成为我童年生活的一部分。母亲则总是在广播中寻找她喜欢的京剧，母亲的爱好成为后来不同专业的七兄妹的共同爱好。
到了大学，享有个人收音机且有耳机的同学，成为大家艳羡的对象，学生宿舍到点就熄灯，什么活动都停止，收音机却可以给年轻学子继续带来声音构成的知识和力量。那时很多同学喜欢听薛中锐的小说联播，几部图书馆抢不到手的名著都是在山东台的广播中听到的。关心时事政治者则听夜间新闻。有一次，已经半夜，一个同学突然从床上蹦起来大叫“原子弹爆炸了！”大家以为他在做梦，却原来是电台播出夜间新闻：在“苏修”技术封锁下，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这超强的国力象征让大家喜极而泣，大学生的庆祝早于学校的组织在半夜时分进行。这件事，成为大学生活最有意思的回忆。大学生的求知热情、民族自豪感、爱国热诚，跟广播如此紧密联系，可能办广播者也始料未及。
“文革”后广播地盘大部为电视占领，我跟广播的关系却忽然密切起来。
1984年夏天，山东电台邀请七八位音乐家、诗人、作家，进行沿黄考察以完成“黄河万里行”节目，这是从青海到山东沿黄省份的电台联合组织的节目，主旨是弘扬民族文化，宣传母亲河。参加这项活动的有中华经典名曲《彝族舞曲》作者王惠然，有散文家吕曰生和诗人纪宇等几位作家，还有开口必让大家捧腹的散文家飞雪，那可真是个活宝。当时的文艺部主任王名撰和编辑秦宁带着来自不同单位、进行不同门类文艺创作、个性迥然不同的作家艺术家，从东平湖一路风尘跑到了黄河人海口。作家们向来爱强调个体性，你向东，我必定向西，难免闹点儿事端。那次，因为团结在“黄河”旗帜下，居然一次不偷快的事也不曾发生。一路考察一路歌，是一次特别愉快的活动。不仅任务完成得好，而且互相间成了好朋友。后来那个“黄河万里行”节目还得了全国奖，但对大家来说那仅仅是一个相当次要的结果，重要的是参与，重要的是我们终于做了一件可能终生都留下美满回忆的事，得奖不是目的，创作任务成了大家跟黄河相聚的由头，也成了大家跟广播加深联系的纽带，还是参加活动的文艺家互相联系的纽带，我就是在那次活动后，写了王惠然的报告文学，后来还改成了电视片，得了全国电视“星光奖”。我的新儒林散文人物中增加了一位音乐家，就得益于参加电台组织的活动。
五年后，我的家门突然给敲开，门外站着个极有气派的人。
“知道我是谁吗？”来人似乎很熟悉地问。
“当然知道！”我从来没见过眼前这位，却断然说，“你是家声大哥！”
我太熟悉这位同族老大哥的声音了！这位著名朗诵家的声音在中国有几个人不是耳熟能详呢？他曾在新疆台录制我的散文《祖父》，编辑师歌曾跟许多人说，张家声一边录一边禁不住哭了。可惜我一直没有听到他的那个节目。而现在，是山东台，请他来录制我的散文。张家声一次就录制了《煎饼花儿》、《等》、《祖父》、《唯愿身化光明烛》、《蒲松龄故居漫笔》、《假如我很有钱》等散文，后来都成了山东电台的保留节目。我经常接到认识和不认识的朋友的电话，说刚刚在电台听到了哪篇哪篇散文，几乎每年教师节，电台都会播出“光明烛”一文。电台广播让我获得了难以想象的那么多的听众，相比之下，文字传播简直成了微不足道的。
现在学生宿舍几乎人手一台小收音机，半夜听广播特别是听足球赛已不是什么稀奇事儿。现在外出，哪一个的哥的姐不开着收音机大听这个那个他喜欢的节目？电台成为我们生活中一个极为重要的、无形的力量。我们的生活跟电台密不可分。在电台的精心安排下，这些年我更是多次或者到电台或者在家中通过电话做直播，跟听众谈《蓝眼睛黑眼睛》、谈《天眼》，我还曾在自己家“走进”山东台的星期天节目大侃世界杯。你对这“世界第一运动”有什么看法，马上通过山东台的电波，传到身在异地、情有同钟、相识或多半不相识的朋友耳中，是多美妙的事！
（为山东人民广播电台建台五十周年作）
《山东教育报》问卷调查
问：在你成才路上谁对你影响最大？
答：当然是父母，父名讳“楚珍”，继承祖父事业，是名中医，曾任益都县副县长、山东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省人大、政协常委，可能因为直到去世前两年才以75岁高龄人党，他从不按级别把自己看成是高级干部，总用普通中医的立场处事做人，他不事张扬，沉稳做实事，给孩子们以深刻影响。母亲名讳“王惠卿”，念过私塾，爱古书和京剧，是个飘着翰墨香的家庭主妇。我小时候印象最深刻的话，就是母亲说的“我砸锅卖铁也要供孩子上大学”和“自在不成才，成才不自在”。父母在极困难的情况下，把七个子女都送进大学。父母从不具体过问我们的学习情况，但是让我们知道：人生在世，什么都是次要的，有志气并掌握自立于世的本事是最重要的。我的散文《煎饼花儿》写到“大的读，小的也读”，兄弟姐妹每晚在罩子灯下抢占有利地形的情景。
问：你遇到过的最大困难是什么？你是怎样战胜它们的？
答：时间问题是我最大的困难。我一直在三条战线做战：教学、科研、创作，自己曾开玩笑说同时在追三只兔子，当然时间不够用。我至今不能说战胜了困难，只可以说能应付。对策是：一个方针两个办法。一个方针就是：永远把教学放到第一位，在任何情况下都首先考虑教学，教师天职是教书育人，不能误人子弟。跟教学发生矛盾，其他再重要的事也让位。在处理教学和科研关系时，除基础课外，我把科研成果当作教学内容，开过“中国小说史”、“聊斋创作论”、“红楼梦研究”、“《歧路灯》和十八世纪中国文学”、“散文创作论”等专题课。一个办法就是减少休息时间，我很少睡午觉，甚至养成想睡也没法睡的习惯，因为从80年代初就不断赶任务，完成一个任务，另两个任务又摆日程上。另一个办法就是设法把两只兔子赶到一条道上。有人认为创作影响科研，科研影响创作，80年代初，我也曾为此苦恼。我写长篇小说《蓝眼睛黑眼睛》就曾因科研任务两度搁笔，后来却发现研究世界短篇小说之王蒲松龄及古今中外其他许多小说家的经验，对自己的小说创作起到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之用。有创作体会，研究古代作家，就有自己的角度。创作科研可以互补。
问：你取得成果的主要经验和体会是什么？
答：我不能算取得多大成果的人，只能算比较努力的人。我的经验是：立即坐下来工作。不管面对多大难题，马上坐下来琢磨如何啃下这块硬骨头？只要横下一条心，再硬的骨头也能啃下来。
问：说说你的性格特点？
答：乐天派。相信：社会在不断前进；相信：世上还是好人多；相信：车到山前必有路；相信：一份耕耘一份收获。
问：你的业余爱好？
答：看体育比赛。体操、足球、排球、乒乓球、拳击、美国式摔跤，无不爱看，凡看必人迷。奥运世界杯期间午夜观战。平生最恨两件事：一恨《红楼梦》没完（跟张爱玲一样但不以张爱玲为座标），二恨世界杯足球赛四年才举行一次。
问：你对读者要说的话：
答：向前走，管它冬夏与春秋；管它风狂与雨骤。
世上没有救世主，路要一步一步自己走。
痴情白羽
中国红学会在中国作协搞创刊纪念时，恰是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被炸第二天，中央电视台来录中国作协的抗议活动。金坚范书记安排我和几位红学家参加。活动结束，翟泰丰书记对我说：我有个任务交给你。什么任务？自从夫人去世后，这几年刘白羽同志精神状况一直很不好，已经住过两次医院。大家都劝他再找个老伴。可谁说，他也不表态。现在你去，说服白羽跟一位我推荐的女医生见见，他肯定会满意！她的情况是……
明白了，原来中国作协现任书记想给前任书记做媒，派我做说客。
我问泰丰：为什么你自己不直接跟白羽谈？
泰丰说：怎么没谈？我嘴皮都快磨破了，白羽就是光笑不说话。
泰丰可能认为，因为我是白羽的青州“小老乡”，在白羽跟前说深说浅，都可算“童言无忌”，竟把一个棘手的困难任务栽我头上了。
从泰丰那儿出来，我先想了想，去完成这“任务”有几分胜算？
我的先生牛运清是《刘白羽评传》作者。据他考证，向来被看成“北京人”的刘白羽其实是山东青州人。1990年秋，我陪白羽夫妇到青州寻根，这对延安战友夫妇还曾到我家做客。将近一周朝夕相处，我真正体味到：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有个支持他的女人，汪琦之谓也。汪琦“文革”前就是高干，是人民日报部主任，对刘白羽来说，汪琦这“贤内助”十全十美。有个最小的例子：汪琦总细心地为白羽安排一星期为单元的食谱，营养均衡，且不重样。
汪琦因心脏骤停而驾鹤西去，刘白羽的世界突然塌陷……
抗日战争，抗美援朝，在战火中冲到一线做战地记者、从不言“怕”的刘白羽，竟因夫人撒手离去，精神崩溃，住进医院。我甚至担心：白羽老人可能挺不过来了。
汪琦去世半年，有一天，白羽突然给我打电话说：“你知道我现在做什么？”
我说：“难道您又开始写作了？”
白羽说：“我在写一部大概四五十万字的长篇小说《风风雨雨太平洋》，是汪琦帮我构思的，我现在每天写五百字，跟她对话。”
这部书写到十万字时，白羽又打电话告诉我：报纸已开始连载，篇幅可能要到八九十万字。我说：刘老，边写边在报纸连载，这可是一件要命的活儿！以您的身体和年龄，怎么可以这样冒险？白羽说：我正是要自己给自己加压。又说：为什么我八十岁还要写长篇？因为可以调动我的各种积累，也对汪琦有个交待，想到这些，我对能否成功“游说”刘白羽产生了怀疑。就近问问谢真子，她在延安出生，婴儿时曾被毛主席抱过。真子说：“我看够俄。白羽夫妇感情好，在延安时就很有名。”
我对真子说：“受人之托，终人之事，再说我得去看看白羽。”真子说：“那就试试吧。”
我走下电梯，遇到李希凡，问：做什么去？如此这般一说，李希凡说：“不可能！人民日报谁人不知？白羽和汪琦感情不是一般的好。你趁早打道回府。”
“那可不一定。大作家某某、某某不是都再娶？我听柯（岩）大姐说：有位老同志丧妻，大家说：过几个月帮他找个老伴，三个月后跟他谈，他早续婚了！白羽需要有人照顾，说不定我能‘马到成功’。”我硬着头皮辈嘴，说完，继续往楼外走。
“小心点儿―”李希凡慢悠悠地在我身后冷笑，“别碰一鼻子灰！”
白羽对我到来很高兴。未开口“游说”，我先跟白羽聊他客厅的摆设。他的客厅不大，却布满艺术品。一幅水彩画，古元的，延安时版画家。一幅吴作人画鱼，不大，竖条，三只鱼形态各异，宛如在纸面游动，墨红相间。一幅黄永玉画“白羽兮荷下”，墨色荷叶，大红荷花，也像在纸面飘动，画得好极了。我说：这画对“白羽”的解释却错了，运清早就考出：“白羽”不是取意于荷下白鹤，而取意唐代诗人卢纶的诗句“平明寻白羽，没人石棱中。”白羽的画件件是当代画极品。白羽指着一个铜版画说：这是我在莫斯科发现的，是阿克西尼娅到顿河挑水，我一看就喜欢，买了下来。书橱里的头像是在开罗买的，她是埃及史上也是世界史上最漂亮的女人。这个华表？是中国政协送给首届政协委员的……
白羽客厅每个小摆设都有个小故事。白羽顺口说的每件事，将来都是富于诗意的、重要历史资料。但此刻，我不得不有点儿煞风景地，跟他说一件“俗务”。
我尽可能委婉而详尽地介绍了泰丰提议的“老伴”人选情况。
白羽先是笑而不答，我反复劝说，一定要他表态。白羽才慢慢地说：“瑞芳，你难道不了解我跟汪琦的感情？我怎么可能再找另外的人？”
我说：“刘老，不用我跟您班门弄斧，您当然知道，人生有各种各样感情，也有各种各样爱情，还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组合。当然不可能再有一个汪阿姨那样的人来陪伴您。可是汪阿姨去世后，两次大病，说明您需要亲情，需要温暖。很多朋友，包括泰丰同志都认为：需要有人照顾您的生活，需要有人随时在您身边，跟您说说话。这个人不一定像您跟汪阿姨那样，有那么深的感情，只要合得来，相扶相依，相敬如宾，晚年相伴，为什么您不能考虑？”
“瑞芳啊，我还是主张不管什么年龄，婚姻得以爱情为基础。像我这样的年龄―，’刘白羽坦然地笑了笑说，“八十三岁了，还能再谈什么恋爱？”
我跟白羽诡辩：“怎么不能？您非常喜欢的歌德怎么样？不是文坛佳话？”
白羽说：“歌德成，我不成。我的心里一直有汪琦，如果我接受了另外一位女同志，心里却总有汪琦，这是对人家不尊重。”
白羽又说，写完《风风雨雨太平洋》后，我就安排了后事。截风风雨雨太平洋》是汪琦跟我一起构思的，她去世后，两个孩子都来了，我跟孩子们说，你们的妈妈一生不求显示自己，她的后事也不惊动任何人，火化了，把她的骨灰放到我们原来卧室，将来我死了，也不要任何仪式，火化后，跟你们妈妈的骨灰合一起，由你们撒到大海里。
说着，白羽站起来说：“我领你去看看汪琦。”
汪琦生前，我多次到他们家，但我还是第一次进入他们夫妇的卧室。
房间摆着两张并排的单人床，铺着朴素的白床单。掉了油漆的写字台上摆着汪琦的骨灰盒，盒上有一束鲜艳的红玫瑰。骨灰盒边是个已经蒙上灰尘的电视，电视上放着白羽跟汪琦的合影，白羽军服，汪琦便服，白发苍苍，笑颜相对。白羽说：“这是汪琦最喜欢的合影。”又说，“昨天是我们结婚纪念日，这束玫瑰花是我亲自到花店挑来献给她的。”
我不禁在心中骂自己：你这个愚蠢而自以为是的家伙，竟然挑这么个日子来做“说客”！真比小说还小说。
白羽现在他的书房里搭了个单人床，白天在里边写作，夜晚在里边休息。
我知道我的“使命”是完不成了，但还是想尽量做做白羽的“思想工作”，我跟他说，我知道您两次因抑郁症住院而且几乎丧生，也知道汪阿姨突然去世对您是极大打击，还知道所有的人都尽量避免跟您谈汪阿姨的事，我今天却要特地谈一谈这件事，因为我不想看到您总是生活在痛苦之中，我希望您好好想三个问题：第一，夫妇感情再好，能不能喊个“一二三”，一起见马克思？不可能，那样的事只在《聊斋》有。感情再好的夫妇黄泉路上也有先有后，您是个唯物主义者，对这个，难道还有什么想不开？倘若汪阿姨有知，她愿意眼看你总是这样不开心吗？第二，汪阿姨一生对您至为照顾，却就是不肯让您为她受一点儿累，她这样离去最说明她的为人。她没有任何痛苦地突然离去，对于您当然是没法接受的，但是退一步想想，人生自古谁无死？与其让汪阿姨得上癌症，缠绵病榻，瘦骨伶伶，受尽苦，受够罪，仍然难免一死，到底是那样好？还是她毫无痛苦地飘然而去好？第三，既然两人不能同死，权衡你们二人的情况，是不是还是汪阿姨先走好？
白羽点头称是，说：当然是汪琦先走好。她那个人，从来不愿意给单位添麻烦，连个车都不肯从人民日报要，如果我先走了，她的许多事就不好办了。
白羽是从总政文化部长位上退下来的。部队给刘白羽派了秘书、司机、服务员、保姆，这都是兵团级干部应有待遇。我欣慰地看到，汪琦虽然走了，白羽却生活在一个不是亲人却充满亲情的家庭中。工作人员像家人一样照顾白羽，白羽对他们当子女一样疼爱。他出钱供前一个服务员念完书找到工作，现在又在供第二个念书。工作人员都不称白羽为“首长”而叫他“爷爷”。我还从秘书那儿得知：白羽近来心情特别不好的另一个原因居然跟我完全一样：对北约暴行气愤已极，对一些事想不通。
在白羽家吃晚饭，跟他一起看完“新闻联播”，我才告辞。
白羽送到电梯口说：“我是在朋友们的温暖中坚强地活着。”
我回到作协宾馆，打个电话一一告诉李希凡并做结论：“果不出大师兄所料！”
李希凡笑道：“‘马博导’游说刘白羽，不能用红学词汇也不能用聊斋学词汇形容，只能用北京小男孩的话形容―‘马媒婆’，真臭！”
父执田仲济先生
70年代末，我授课之余爱写点小文章，那时，高等学校刚从兵资样“文革”中复苏，我是以羡慕和崇敬心情面对着“田仲济”这个名字的。这位三十年代成名的作家“文革”中被罗织罪名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反动”既已平反，剩下就只有“权威”了。
有一天，我忽然在田教授文章中看到了对我的小说《医院奇事》的评论，肯定主人翁塑造成功。我受宠若惊，回家跟父亲聊起。没多久，父亲去开会，不记得是省人大常委还是政协常委会，因老人两边都须与会，家人遂以“开会忙”笑之。父亲回来后说：他郑重地向田老道谢，田老更加郑重地声明：“我可不是因为你才写那篇评论，我也根本不知道她是你的女儿！”转述完此话，父亲叹道：“真是个倔老头！”
因为老爷子们的会有时也到离山大不远的饭店开，我就有了跟田老见面机会并做下“以文贾祸”勾当：我有篇文章说田老写文章对极微小的错误也不放过，但有一次二位老人从澡堂出来后田老居然穿错了马老的裤子。我将此事跟潘承洞不识老来嫩芸豆、童书业不修边幅放一起，并列做“大智若愚新例证”，自以为调侃得有趣，没想到惹恼了田老。在一次会上匆匆相遇，他板着脸说：你那篇散文是“演义”！我大大咧咧地说：我是听妹妹说的！两天后，田老一本正经写信来“辩诬”说：那件事你既不可能亲眼所见，你妹子怎么可能见到？你去问问令尊，倘若他也这么说，“我将以此向令尊领教”！我慌忙报告老爹，接着遵父命打电话请罪，田老哈哈一笑，容我蒙混过关。
田老和父亲君子之交淡如水，父亲去世后，田老却不断给我以关怀、照拂，不完全以父执身份，而是出于教育家培养学生的习惯和长者奖掖后进的本能。我的《蓝眼睛·黑眼睛》问世后，田老在眼睛开刀、视力微弱的情况下亲笔写封长信大加激励，认为作者小说创作水平已超过散文，拳拳呵护之情，溢于言表。其实，蒙田老不计“演义”之误，此前我第一本散文集《学海见闻录》恰好由他作序，还肯定那些“少作”有“泼辣和机智”特点。《创业史》有段名言，大意是，人生重要时刻只有几步，就看你怎么走。在我荷戟仿徨、自问“小说要不要继续写下去”时，多亏五位年逾八旬的德高望重老前辈陈荒煤、吴富恒、田仲济、孙昌熙、赵俪生，不约而同地重重推了我一把。他们对我的长篇处女作进行角度不同的深刻分析、细致剖论，让我受益非浅。
因为大学生对“蓝眼睛”的兴趣，山东师大外语系侯院长邀请去讲演，我刚说了句推托之辞，侯教授说：“假如我请不动，自然再让田老敦请，如果去呢？学校安排田老出面宴请。”我迭忙说：我去我去！不要说给学生讲课，就是田老的书房缺个扫地焚香的，我也会飞奔去找答帚！我暗暗庆幸又有了向田老学一手的机会，听这些学识博大精深、修养出神人化的老学者吉光片羽的闲谈，总能给我深刻启迪。果然，饭桌上谈到逢会必滔滔不绝、擅长“宏观思考”却压根不看作品的某种评论风气，田老淡然一笑道：“微观作品不去认真看，哪儿来的宏观？纯粹是蒙人的江湖派学者！”真是轻轻一击，切中要害，思维何等尖锐明快！我举杯说：“祝田伯伯健康长寿！”田老应声而答：“我眼看就九十岁，活得够长了，该祝你们几位长寿！”全桌人抚掌大乐。
我总是记起此前一年即1993年4月“田仲济杂文研讨会”的一件趣事：吴奔星教授让研究生带了本发黄的书给田老，我好奇地伸过头去瞧：《新型文艺教程》，吴教授在扉页上写了段话，说：因事不能与会，送本珍藏旧书给田先生做纪念。田老带几分得意神情问道：“你见过我这本书嘛？”我瞄了下版权页：民国29年（1940），遂怅然若失地说：“没有。这本书比我岁数还大呢！”我一边说一边好奇地端详鹤发童颜的田老：高大挺拔、相貌堂堂，衬衣雪白，领带鲜红，耳朵像如来佛那样又大又厚又圆，手里拿着一本自己五十多年前出版的书！人生阅尽，世事洞明，保留着青年才俊般的敏锐，又有年高德劫者的睿智和宽容，这是一幅多么优雅生动、富有魅力的夕阳图？
1999年初春一天，田老之女田华忽然坐出租车跑来给我送香椿芽，发牢骚说：“我每年这个时候都给父亲骂一顿，催着赶着说：‘怎么还不去给马瑞芳送香椿芽’？”
田华挨骂缘于我信口开河。数年前我去看田老，发现桌上有特好的鲜椿芽，田老说：“香椿芽有绿、红、黑三种，黑的最珍贵。”他兴致勃勃地带我去院里看他的“自留树”，我说“我以后也有鲜椿芽吃啦！”晚辈顺口一句话，92岁的田老居然仍记在心！
父亲离开人世十几年，一位髦垄之年的父执连这么点儿小事都惦记着我！我实在过意不去，遂说：“田华呀田华，你可真够笨的！你来回打的花的钱够买多少捆香椿芽？你不会随便找个人送出一捆，再对田伯伯说已经给马姐姐送去了？”
“我可不敢骗他。”田华叹道。我偷着乐：你骗得了吗？肇棋，你可听到。
这些年总开作品讨论会，给出钱的人开，给有势力的人开，给作品不太好却拉了赞助的人开，当然，也给确实应该开的人开。讨论会上人们一般都说些好话，好话都能让被说者当面听到，这是种感情双向交流。
最近有个作品讨论会却是给一位自己不可能听到的人开。
孙肇棋去世后，他的散文集印出来，由山东省作协、《走向世界》杂志社、明天出版社、齐鲁晚报联合，在政协大厦开了个讨论会。
许多人说：如果肇棋活着，他只会热心参办这作家、那作家的讨论会，尽心报道这诗人那小说家的会，至于给他本人开讨论会？他连想都不会想。
到会的都是肇祺的朋友，发言待别有感情色彩，没有浮华做作的话语，没有庸俗捧场的言辞，人们似乎都在不约而同地表示：人间自有真情在。
肇棋的一位经常在各种场合做重要指示的上级，这次发言没一点儿做“指示”的意味却特别感人，亲切地称肇祺为“兄长”，说肇祺是一直勤勤恳恳工作的人，一直任劳任怨的人，一直不求闻达的人。
肇棋生前是《大众日报》副总编，长年跟肇棋一起工作的同志说到一些极小、但很感人的事：肇祺长着个光光的、充满智慧的大额头，集体食堂吃夜餐，大家围着他笑语喧哗；肇棋外出时爱看山水，有一次竟然误火车；又有一次，他买了一个简陋的篮子，花钱却很多，原来，他看到卖篮子的孩子后说：这如果是我们的孩子，能让他这么小就出来卖篮子吗？肇棋没白没夜地忙着报纸扩版，忽然就查出癌症已经转移，一个正像牛一样工作的人，怎么身上就有这么严重的病呢？
听到大家说这些话，我不禁热泪盈眶。
我也想到肇棋一些极小的事。
有一次，我跟吴（富恒）校长一起到蒲松龄故居去，肇棋也同车，短短几百里路，他竟然向老校长请教了好几个关于教育方面问题，还提出了几项约稿计划！
有一次，我们夫妇在他那儿聊天，聊得正高兴，忽然，肇棋大声说：“雁飞，快，快，快点儿，把我的小收音机拿来！”干什么？听广播。八点有个五分钟的新闻！我当时莫名其妙，说：这是忙活什么？雁飞说：这是他的定规：这个时间一定得听一听这个新闻，怕第二天的《大众日报》漏掉了重要新闻。
人生无常，肇祺，一个那么有活力、有理想、有抱负、有志气的人，一个那么坦坦荡荡、妙语连珠、神采飞扬的人，竟然一下子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他得了很重的病，一般人生大病就倒下了，肇祺治病期间却写出了那么多优秀文学作品！都因为平时忙没时间写，深藏心底，长时间积淀，一旦喷发，就成了文采斐然的佳作。这些以散文为主的明快而深沉的创作对于诗人肇棋来说，是个很大的拓展。他还有一个写作百篇幽默短篇小说的计划，只写了几十篇，死神就夺走了他的生命，让这个计划成了永远的遗憾。
如果肇棋能够活得潇洒一点儿，活得轻松一点儿，不那么卖力干活，不那么认真写作，如果他学会敷衍了事，如果他学会虚与委蛇，如果他学会耍奸磨滑儿，如果……退一步说，他这一切都不学，仅仅学会爱惜自己，知道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不能总是夜以继日地干，不能着魔似地、见缝插针地写，他很可能现在还活着…
如果真的那样，肇祺还成其为肇祺吗？
肇祺英年早逝，在纪念会上朋友们说了许多话，他的中学老师焦传生在会上说：“死而不亡谓之寿”。
肇棋，你可听到？
为中外文化夯实的古堡绽开美丽的新花―我所了解的山东大学
一座全国重点大学，总是一所为中外文化夯实的古堡；
一座全国重点大学，常出现星汉般璀璨的学术明星；
一座全国重点大学，义不容辞要向社会推出高层次人才；
一座全国重点大学，毫无疑问在科研攻关中开风气之先。
在激烈竞争中学校是不断爬坡，还是动辄后退？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校长的学术地位和治学方法。在学生和教工眼中，校长并不是什么“官”而是“星”，学术最高殿堂耀眼的星，本校最灿烂的星。他责无旁贷地要成为科学史和学术史的大师级人物，成为神光四射的明星，并发现和烛照出另外一些星，各学科明亮的星，形成校园满天星斗。
大家恭称“成老”的仿吾校长，是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学生』合目中很亮的星。1962年全校唱起成校长写的新校歌：“东临黄海，南望泰山，这儿是我们学习劳动的乐园……”，这首歌不可避免地带着“延安气”，那当然因为成校长在延安时代就是著名的教育家。他是“创造社”创立者之一，又是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唯一的大学教授，精通德、英、日、法、俄五种语言，延安时代他就翻译了《共产党宣言》。成老是在前任校长华岗获罪去职不久，山东大学奉命从青岛迁到济南的非常时期接任校长的。在大搞政治运动，大炼钢铁时代，成老运用理论家的雄辩才能理直气壮地将学校引到正确方向上：“一切为教学服务！”成老提出：综合性大学既有为国家培养人才的任务，又有提高国家科学文化的责任。在巩固文史阵地的前提下，成老建立了哲学、经济、科学社会主义、法律等专业，亲自兼任科学社会主义教研室主任，同时大力培植控制论、运筹学、计算机、磁学、晶体、微生物等新学科。学校按综合性大学要求全面发展，成老以战略眼光给山大做出了有深远意义的建树。
成老如鱼得水，有赖于1901年建校的山东大学固有基础。
仙境般的山大青岛校舍吸引了很多著名学人：30年代闻一多做中文系主任时，教楚辞的是游国恩，教小说史的是沈从文，教文学概论的是老舍。外语系主任则先后为林语堂和洪深……校处海滨，海洋生物研究格外发达，童第周教授“双头青蛙之研究”，曾呈奎教授“海南岛海洋绿藻研究”，林绍文教授“中国十字形水母之研究”，在学术史大放异彩。
1952年院系调整后，华东大学并人山东大学，华岗出任校长。华岗是1925年的中共党员，又是知识渊博的学者，在历史、哲学、美学、社会主义等学科上都有专著。辩证唯物主义的著作尤有影啊。我至今记得1954年考人山大海洋系的二哥说的自豪之至的话：“在山大图书馆阅览室，华校长写的书占一个书架！”
华岗校长以“取两校之长，补两校之短”方针开创山大新局面，有胆有识地贯彻知识分子政策，提高学术水平和教学质量，山大教学科研百炯争流，学术争鸣极为活跃，民主风气相当浓厚，有“学报之王”之称的《文史哲》创刊，在诸如古史分期和《红楼梦》讨论上，全国唯《文史哲》马首是瞻，李希凡、蓝翎的《红楼梦》评论在《文史哲》发表后，经毛泽东主席批示，受到国内外瞩目。
五六十年代的山东大学在华岗、成仿吾校长主持下，成为以文史见长的全国重点大学，有多种学科在全国名列前茅。
先后有高兰、吕荧等担任主任的中文系名花满园，学科发展均衡，教师队伍齐整，古代文学从先秦到明清，各阶段都有蜚声海内外的学术带头人。有被尊称“四大金刚”的“冯陆高萧”，高亨联系经史研究先秦文学，《老子正话》受到毛泽东主席称赞；陆侃如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以偏重文论独领风骚；萧涤非以乐府、唐诗研究特别是杜甫研究为学术翘楚；冯玩君元明清文学研究以词曲为优长，陆、冯《中国文学史简编》被选为高校教材。此外，殷孟伦教授文字学、话学研究，殷焕先教授现代汉语语言学、音韵学研究，高兰教授朗诵诗创作及研究，关德栋教授满族文献、民间文学研究，孙昌熙教授鲁迅研究等，在学术界别开洞天。
历史系跟中文系双峰并峙，海内外知名史学家乔木如林，从古代到近代，每一段皆有成绩卓著的专家。杨向奎教授治先秦两汉史兼世界史并在国外发表数理方面论著，世称古今贯通、中西合璧、文理兼治；童书业教授首倡“古史分化演变说”，对中国手工业发展史、绘画史和心理学有精到研究；曾师事章太炎的王仲牵教授文史兼道，专长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其《魏晋南北朝史》被史学界公认为水平很高的断代史；曾任国史馆主任编辑的郑鹤声教授是古籍版本目录学及东西交通史、近代史名家；此外，张维华教授的战国秦汉史、土地制度史、中西交通史，黄云眉教授的明史、唐史散文研究，赵俪生教授的封建社会史、农民战争史研究，陈同燮教授的世界史研究都在史学界占有重要地位。
除文史外，五六十年代的山东大学有很多学科都有如星光闪烁的著名教授，所主持的学科在全国学术界举足轻重：童第周教授是国内屈指可数的生物学家，其动物胚胎学研究在国内领先；曾呈奎教授五十年代初在近海人工繁殖海带成功；王祖农教授对中国基础薄弱的微生物研究进行了开拓；赫祟本教授的海洋物理、海洋气象研究，唐世风教授的海流学和潮汐学，文圣常教授的海洋动力和波浪学，牛振义教授的海洋气象学，都是自立门户的新学科。
还有多门学科在学术界有不可缺少的位置，如：郭贻诚教授的理论力学和电磁学，束星北教授的理论物理和相对论，王普教授的核物理学，张亮教授的量子力学，周北屏教授的无线电物理，刘椽教授的有机化学，刘遵宪教授的理论化学工业化学，吴富恒教授的英语教学及美国文学研究，赵太伴教授的西洋戏剧研究，黄嘉德教授的萧伯纳研究，吴大现教授的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
当我感慨万端地例数五六十年代名震寰宇的山东大学教授时，发现文史系教授多“出身名门”即曾从师于大师级学术人物，如吴富恒教授曾从师西方语言大师瑞恰慈。我更惊讶地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山大教授喝过洋墨水的特别多。不仅外语系教授是留学生，理科名教授概无例外，都是留学生且有博士学位。如束星北教授曾留学法国、德国获博士学位，曾在居里夫人实验室工作过，还是爱因斯坦的研究生。这些学者在美、英、法、德等国家已经功成名就，事业如日中天，却毅然放弃在国外优厚的生活条件和科研环境，归国效力，他们在世界著名学府学习，宛如蚕在一棵一棵树大根深的“外国桑树”上食饱桑叶，再集中到同一地方―山东大学―吐丝做茧，几十年如一日，勤勤恳恳，孜孜不倦，春蚕到死丝方尽，为山大的建设贡献了毕生的精力。广纳四海的教师队伍使得这座古老学府有取精用宏、包容天地的器量，来自五湖四海的学者博采世界著名学府之长，脐手服足，搬砖添瓦，营造了孔孟之邦的最高学府―山东大学这座文化古堡。前辈们凿石索玉，剖蚌求珠，喜看红梅多结子，笑见绿竹又生孙，校园内雨后春笋般地成长起一批若干年后成为栋梁之材的青年教师，如：1962年数学系讲师潘承洞证明了“1+4"，使中国在摘取数学王冠“哥德巴赫猜想”的难题攻关中占据国际领先地位。
“文革”后，三位著名学者先后出任校长，校长的学者声誉像一杆杆迎风招展、猎猎有声的大旗，古老的大学“苍龙日暮还行雨，老树春深更著花”。
1979年著名外国文学研究专家吴富恒教授任校长。1982年美国哈佛大学授予吴富恒教授荣誉法学博士学位。创立美国文学研究所的吴富恒当选全国美国文学研究会会长，他大力开展中外文化交流，建立了山大与哈佛、剑桥等世界名牌大学的联系，一批批青年学人到国外学习后归校工作。
1984年，著名化学家邓从豪教授出任校长；1986年著名数学家潘承洞教授任校长。1991年邓从豪、潘承洞、蒋民华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后改称中科院院士）。潘承洞教授以对“哥德巴赫猜想”的研究，与陈景润、王元共同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邓从豪教授参与研究的“配位场理论研究”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蒋民华教授以“有机非线性晶体材料lap晶体”获国家发明一等奖并成为国家高技术新材料领域专家委员会首席科学家。
1981年，国务院批准山东大学为首批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单位。8个博士授权专业的导师是：中国古代文学萧涤非教授；中国古代史专业王仲荤教授；基础数学专业潘承洞、郭大钧教授；运筹学与控制论专业管梅谷教授；高能物理专业王承瑞教授；物理化学专业邓从豪教授；微生物专业王祖农教授；文艺学等21个专业有硕士授予权。1995年山东大学有16个博士点、65名博士生导师，3个博士后流动站。有54个硕士点，可授予哲学、经济学、法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等学科门类研究生学位。有53个本科专业，其中有国际金融、环境工程等新学科。自1980年始，山大聘请外国专家500余名，丁肇中、韩素音等著名学者、作家担任名誉教授。培养了32个国家的1800名留学生、进修生。
以文史见长的山东大学80年代自然科学学科大踏步迈进，数学、物理、化学、生物一些学科达到或接近国际先进水平。
全国仅复旦大学和山东大学有数学一级学科。继潘承洞教授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之后，1995年彭实戈教授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一等奖空缺）。山大有两个全国重点学科―凝聚态物理和微生物学，两个全国重点实验室―晶体材料和发酵工程。一个开放实验室―胶体与界面化学。粒子物理是国内高校在高能物理领域唯一长期坚持实验研究和国际合作的学科点。“ktP”晶体的出口实现了中国高技术出口零的突破，从较能反映自然科学基础研究水平的《sci》（被权威科技文献检索刊物收入论文目录）所收论文数和被引论文数看，自80年代中期至今，山东大学稳定在全国高校第十名左右。
山东省重点学科，文科有：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代史、文艺学、科学社会主义、现代汉语五个专业；理科有：物理化学、基础数学、计算数学、粒子物理、运筹学与控制论、无机金属材料6个专业。
新时期以来，山东大学的文史专长继续得到发扬。
中文系是国家教委教学基地，有古代文学、文艺学、现代汉语三个博士点。美学研究、杜甫研究、蒲松龄研究、汉语信息处理研究、方言研究在海外享有盛誉。
历史系考古专业是国家文物局批准的全国高校仅有的两个考古文化工作站之一，硕果累累，龙山文化邹平丁公遗址发现，列1992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首，1993年刻字陶片的发现，把中国有文字的历史提前了800年，轰动世界。
经济学、法学、管理科学迅速崛起，人文社会科学门类齐全。科学社会主义成为中国唯一的学士、硕士、博士俱全的学科，并承担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研究国家重点项目。消费结构研究也在全国自成一家。
多年来，山东大学培养出一批又一批优秀人才，如中科院系统所郭雷，1982年毕业于山大数学系，是国际公认的自动控制理论专家，1993年全国十大杰出青年之一，1994年中国青年科学家奖获得者，1995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杰出青年人才基金”。现旅居美国佛罗里达州的王沉教授，1994年获得“美国总统奖”，她是数学系77级学生。
看学校水平如何，必看图书馆和实验室。山东大学图书馆藏书200万册，在全国高校名列前茅，文史方面藏书丰富，珍品多，孤本多，善本多。理科教学科研仪器比较齐全，有的达到国内一流水平并形成别于其他学校的特色。
尤为可贵的是，居于经济大省的山东大学长期得到地方支持。“立足山东，面向全国，面向21世纪”，成为办学指导思想并体现在一项项在全国独具特色的成果中。在传统儒学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孔子基金会，山大有吴富恒、孔令仁两位副会长。"21世纪战略研究中心”成为山东省政府许多部门重大决策的咨询研究机构……作为一名普通教师，我所了解的山东大学只能是我能够了解的，但我如数家珍。
是的，家珍。不仅我们夫妇供职于此，安家于此。我家七兄妹的大学毕业证上有四张签着龙飞凤舞的“成仿吾”。下一代更上层楼，迄今为止，已有五人毕业或就读于山大，母校滋养使我们跟几十万萃萃学子一样终生受益。
学校生活的小事也常令人心动神移。去年最热的一天，我在公教楼监考时，站在四楼窗口无意中一瞥，只见被排排高大绿树环绕的白色科学馆美丽如画，喷水池在艳艳阳光下银光点点，地毯般绿草坪连着大片艳丽鲜花。学生们都在楼内考试，只有一位园丁在科学馆前仔细修剪花枝。这再平凡不过的场景令我感动不已：沧海变桑田！当年我们人学时一片荒凉，现在一片葱笼！
山东大学这座文化古堡是众擎群举，一代一代人双手夯实的，这里边有名闻遐迩的校长，有博学多能的学者，更有众多名不见经传、却一直默默奉献者，像这位科学馆前的园丁，只知耕耘，不求闻达，“桃红李白皆夸好，须得杨柳相发挥。”无数的一枝一叶，平凡的一花一草，共同组成了山东大学姥紫嫣红花园式校园。
（本文应《走向世界》杂志主编荆强之约而作发表于该刊1996年第1期，校长助理周鸿兴教授提供大童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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