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底层

    《在底层》，又译《底层》。苏联作家高尔基的剧作之一，写于1902年。

    柯斯帝略夫的夜店里聚集了各种类型的“生活的牺牲者”：工匠、小偷、妓女、演员、没落贵族和下级官吏，他们在“底层”苦苦挣扎，渴望爬出这人间地狱。

    作者把流浪汉的生活实情搬上了舞台，揭示了广大下层人民和沙皇专制制度之间的矛盾；又通过职员沙金的积极人道主义和游方僧鲁卡的安慰哲学之间的冲突，肯定了“人”的创造力量，批判了“不以暴力抗恶”的托尔斯泰主义。

    这部社会政治哲理剧是高尔基长期观察流浪汉生活的总结。剧本的核心是流浪汉的集体群像及他们对出路问题的探讨。

    剧本使高尔基在欧洲剧坛赢得巨大的声誉。

    敌人

    《敌人》是苏联作家高尔基作品，写于1906年。

    故事发生在一家私营工厂。工厂是两人合伙开的，有两个厂主，一个叫米哈依尔，另一个叫札哈尔。工厂工人群情激愤，要求厂方开除作恶多端的工头纪奇可夫，他们派出代表要见工厂主，并提出如厂方不答应工人的要求就罢工。米哈依尔刚休养回来，听说后暴跳如雷，埋怨他的同伙札哈尔对工人不够强硬，把工人惯坏了。他认为决不能答应工人的要求，否则工人会得寸进尺：“今天他们要求撵走工头，明天他们就会要我上吊给他们看热闹”；况且工人正在闹工潮，散发传单，“已经闻得到社会主义的气息了！”米哈依尔提出，可以把工厂关闭，决不能让步，“让他们稍稍饿饿肚子，这可以使他们冷静一点。”但札哈尔有点犹豫，他怕这样会闹出更大的乱子。

    工人代表辛卓夫已两次前来催促厂主与工人代表见面。米哈依尔见到工人，态度非常恶劣，拔出手枪威吓他们，并踢了一个工人的肚子。工人一怒之下，开枪打死了这个可恨的厂主。

    事件发生后，死者的妻子克娄帕特拉指责札哈尔，认为是札哈尔的软弱无力杀死了她的丈夫。但札哈尔怕事情继续闹大，还是决定开工。从工厂主方面来说，也有各种不同类型的人：最反动的一类是米哈依尔夫妇及其弟弟尼古拉，将军也属这一类；第2类是札哈尔，他不主张象米哈依尔那样用强暴手段对付工人，而是想用软绳子去套住他们。他同样敌视工人，骂工人“很粗野”、“很不文明”、“象野兽一样，非常贪心”；他很狡猾，他知道，如果不开工，工人是不会饶恕他的：“识时务者应该在群众中交点朋友”；第3类人是雅科夫：既不愿意做工人，也不愿意做资本家。只有塔季雅娜和娜佳才是真正同情工人，站在工人一边的，不过她们本身没有什么力量。

    在工人方面，带头人是辛卓夫。他是一个老练的革命家，工人们信赖他，他给大伙儿出主意，指出厂主之死是“他自己引起的”。事件发生后，工人们要辛卓夫转移，但他说，“如果我走的话，会给工人留下极坏的影响”，他明知可能被捕，还是决定留下来与工人们共患难。其他工人也表现得很坚决。开枪杀死厂主的阿基莫夫为了不连累大家，准备去投案，但工人们同情他，认为他有老婆孩子，负担比较重，决定由另一个人去顶替他。年纪很轻的李亚勃卓夫自愿去顶替阿基莫夫，他说，“我们需要像链条似的更坚强地团结起来。”他愿意为了同志们去牺牲自己。

    宪兵队开来了，立即逮捕工人。他们在尼古拉和克娄帕特拉的协助下，先后逮捕了辛卓夫等17名工人。塔季雅娜向尼古拉求情，希望他们释放辛卓夫；娜佳也请求宪兵队长让被捕工人同家属见见面。当然这一切都是无济于事的。宪兵队长对娜佳说：这是法律。如果没有法律，就没有国家了。娜佳气愤地骂道：法律、国家，“真是混蛋的东西”。

    宪兵队逮捕工人后，就在米哈依尔家里进行审问。工人们一个个表现得非常坚定、勇敢，大义凛然，没有一个向敌人屈服。审问时，阿基莫夫为了不让别人替他受苦，挺身而出，承认是他杀死了工厂主。

    塔季雅娜和娜佳看到工人们这种大无畏的英勇行为，看到他们如此坚定地“相信自己的真理”，快慰地说：“这些人会取得胜利的”。

    列宁

    《列宁》是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的长篇叙事诗，写于1924年。

    作品成功地塑造了伟大导师列宁的光辉形象。在长诗里，作者怀着深厚的感情，对列宁伟大的一生作了高度的艺术概括，热情歌颂了列宁崇高的思想和光辉的业绩，歌颂了列宁缔造的布尔什维克党，歌颂了列宁领导的革命群众运动。表现了列宁主义和列宁的革命事业的水垂不朽及其世界性的历史意义。

    长诗由简短的序诗和3个诗章组成。长诗第1章，诗人从人类发展史角度描写了作为无产阶级和被压迫群众的代言人列宁诞生的必然性。长诗第2章描绘了列宁光辉的一生。长诗第3章描写列宁去世时人民对他的悼念。

    长诗把概括性的综合与细节的描写结合起来，交替着叙事和抒情的笔调，并在语言节奏和韵律上，进行了大胆的革新，使得语言清脆有力、节奏明快雄伟、韵脚响亮悦耳、形式独特新颖。

    空中的蛋糕

    《空中的蛋糕》是苏联作家罗马络夫的喜剧，写于1925年。这是十月革命后苏联最早的讽刺喜剧之一。

    拉克是“齐克”公司的经理，眼下又要和一个美国厂商合资经营“阿尔帕”股份公司。

    为了庆祝这家大公司的成立，拟在星期天举行盛大宴会，宴会席上需要一个节日蛋糕。拉克急如星火地跑到莫斯科一家咖啡馆去定做这个蛋糕。他对咖啡馆的经理神秘地说：“我们想把这个蛋糕做成我们这个公司的象征。您要知道，这是个纪念碑式的蛋糕……它的果汁轻若清风；它的肉质软若浮云。”

    定购了蛋糕之后，拉克就去国家银行找经理克罗梅斯洛夫。克罗梅斯洛夫虽然是个共产党员，但已经蜕化变质。他不仅自己违法乱纪、假公济私，而且和拉克同流合污，破坏国家财经纪律。在这位“红色经理”的庇护下，拉克包揽了好几项修建公家房屋的工程，牟取了巨额暴利。克罗梅斯洛夫把拉克的投机倒把行为看成是难能可贵的精明强干，甚至聘请这个拉克到国家银行充当商业经理，引起了银行革命职工的极大愤慨。使得拉克更加得意忘形的是，他以“齐克”公司经理的身份和美国商人普利斯谈妥了合股包办进出口业务的“阿尔帕”公司。拉克预言“阿尔帕”一年之后将闻名全球，而他拉克本人也将扬名世界。拉克回到家里踌躇满志地对老婆说，“我拉克要进入历史”，“我拉克要站在高山之巅”。

    但是，美国商人普利斯象拉克一样，也是一个骗子手。他在苏联和一个厂家订了建厂合同，捞到了5000美元的预支后，就不翼而飞了。这件异常事件以及拉克一伙盗窃国库的罪行终于引起了上级机关的重视。和这一案件有牵连的克罗梅斯洛夫也被撤销银行经理职务。拉克自知情况不妙，准备在开过筹备多日的宴会、欣赏过“纪念碑式的蛋糕”之后立即逃离苏联。

    期待已久的宴会就要开始了。和拉克狼狈为奸的一伙来到了宴会厅。拉克定做的五普特重的大型蛋糕也由卡车运来。一群红男绿女围坐在这个“金字塔式的蛋糕”四周。拉克站在蛋糕面前致词说：“我不相信具有世界规模的金融企业——‘阿尔帕’和‘齐克’公司会土崩瓦解。这儿你们看到了描绘着我们未来的形象。这蛋糕是我们的纪念碑。”

    拉克的语音刚落，一群红军战士走进宴会厅来，为首的是国家检察机关的工作人员。他对一个个呆若木鸡的宴会参加者宣布：“公民们！根据共和国检察院的命令，你们被捕了。想溜是溜不掉的：这所房子已被包围。”剧本就以拉克集团的覆灭而结束。

    臭虫

    《臭虫》是苏联作家马雅可夫斯基的作品，写于1928年。

    作品主要描写了工人党员普利绥坡金抛弃了已怀孕的女工左雅，同艾里节维拉订了婚，他用岳母的钱，为红色婚礼采买各种红色的物品。青年宿舍里的人正在议论普利绥坡金贪图享乐，忽然传来左雅开枪自杀的消息。普利绥坡金与艾里节维拉在理发大厅举行婚礼，后来去结婚登记处。突然登记处失火，灭火后发现少了一具尸体。

    50年后，在地窖里发现了被救火水冻结的普利绥坡金。为了调查人类劳动习惯，联邦局决定使他复活。复活后的普利绥坡金从背上发现了一只与他一起解冻的臭虫。他遇见了自杀未遂的左雅，臭虫爬走了，他昏倒在左雅怀里。为了让他和臭虫容易转入文化时代，医生指示酿造“啤酒”。许多工人被酒气蒸昏了头脑，误喝了这酒病倒了。

    而据记者说，普利绥坡金只是与家狗往来，现在那些狗见人就献殷勤、做媚态，被咬者也会染上这作风；他的邻家少女听了他的吉他声，正在传播一种浪漫的“恋爱病”。大家追索病根，结果在墙上捕获了一只“普通臭虫”，将它送进了动物园。把哺乳动物普利绥坡金变成未来人的一切企图，全遭失败。医生不再给予治疗，想把他晒干，他提出了抗议。他拒绝了各种消遣物，只有动物园关于征求活人肉以供臭虫吮吸和养育的广告才使他愉快。左雅惊讶了，想到50年前几乎为这败类丧命。

    动物园展出了一只普通臭虫和它的高级类型——普利绥坡金。

    研究后查明，普利绥坡金只是一般的“庸俗的市侩”，其本质无异于臭虫。他为被关在笼里而忿慨，却又忽然喜形于色地爬出来，召唤那些不知何时解冻的跟自己相象的观众一起进笼。工作人员把精神错乱的普利绥坡金赶回笼子，并且用风扇吹散了他的最后几句话。

    决裂

    《决裂》是苏联作家拉甫列尼约夫的作品，写于1928年。

    1917年7月，波罗的海舰队“曙光号”巡洋舰长、海军上校别尔谢涅夫同水兵一起，奉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命令徒手参加游行，不料他们在涅瓦大街上遭到一伙哥萨克骑兵的袭击。但是他们在巡洋舰舰务委员会主席戈东的指挥下，沉着应战，英勇机智地击溃了哥萨克，别尔谢涅夫海军上校平安地回到家中。大女儿达吉雅娜见父亲风尘仆仆，十分疲惫，连忙帮他宽衣、倒茶，讯问外边的情况，可是他的女婿、德国血统的海军中尉什图别却在一旁冷眼相看，他认为，一位堂堂的世袭贵族、俄国巡洋舰舰长跟水兵们在彼得堡大街上一块游逛，一边嘴里嗑着葵花子，一边喊着“打倒资本家”的口号，实在有失体面，这简直是奇耻大辱。达吉雅娜越来越感到同丈夫格格不入，她不能理解为什么什图别对俄国发生的一切新变化熟视无睹，为什么丢下军舰不管，成天躲在家里，冷嘲热讽，愤怒呵斥……她渐渐对他感到厌恶了。

    革命的风暴也吹到了舰上，水兵们成立了自己的委员会，开始当家作主人了。这对什图别来说，简直无法忍受。他认为，军官对水兵就该象对牲口一样，只能用鞭子抽，棍子赶，可是他们现在竟敢与军官过不去。舰长别尔谢涅夫不同意他的看法，认为目前水兵敌视军官，这是一股积压几十年的仇恨的洪流，作军官的应该以身作则地向水兵证明，并非所有的军官都坏，都应该受到谴责。他劝什图别如果真想为俄国服务，那就要象他一样跟水兵们站在一起，决不能象现在这样，忘记一个军官的神圣职责。他正告什图别，要么老老实实地上班，要么正式提出辞呈。

    戈东担心水兵们因哥萨克骑兵的挑衅而闹出乱子，来别尔谢涅夫家找他回舰上去，顺便把自己的英语作业本送给达吉雅娜批改。达吉雅娜很为戈东的学习精神所感动，但她不明白戈东干吗现在要学英文呢？戈东告诉她，俄国海军军官只知吃喝玩乐，自己不绘制海图，所有的海图都是英文的。他说过去自己是个大老粗，如果现在仍安于不学无术的状态，那就太对不起列宁了……因此决心要学习英语。

    什图别随别尔谢涅夫和戈东回到舰上。水手长什瓦奇暗中向什图别报告，他已同士官们谈好，起事时他们严守中立。什图别吩咐他一有新情况就到家里去找他。

    戈东召集全体水兵，要求大家提高警惕，他说，“决不能让临时政府把缰绳套在我们的脖子上，我们要用它拴住资产阶级的尾巴……”坚决反对克伦斯基解除军舰武装的命令。他告诉大家，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派来两名代表，是来劝我们不要相信布尔什维克的宣传，要听临时政府的命令的；他要求大家在代表们来时一定要严守革命纪律，斗争要有分寸，不许动手动脚，闹无政府主义。顷刻，临时政府的代表来了，他们要求向水兵讲话。

    代表：“伟大的革命的俄国水兵们，你们误入了歧途。我们要把你们转到正路上来……”

    水兵行列里：“心里头没谱，先别伸爪子。”

    “嗬，你真是个了不起的转辙手……”

    代表：“不要打断讲话！……你们关心土地的事情吗？这可是个根本性的问题，只能由全俄立宪会议，在公平合理地付给地主抵偿金之后，全面讨论解决……不能用威胁和暴力……夺取。”

    人声：“赖皮他娘，寻死装样……”

    “你这套话，打有母鸡那年我们就听过了。”

    “我们非夺过来不可，而且连问都不问。”

    代表：“每句话都被打断，我无法再讲下去了……我要求尊重……要求……＂

    这时戈东站出来说：“够了，要是还打算活着的话，就别要求啦。”两位代表在大家的嘲笑声中狼狈而去。

    “曙光号”舰委会批准了什图别的辞呈。什图别打算出国并劝妻子与他同行，可是达吉雅娜拒绝了。他希望岳父能帮他劝说达吉雅娜，不料别尔谢涅夫不仅不帮助，反而说他们家的人是在俄国土地上生长的，放到别的土壤上就会枯萎，反而劝他要三思而行。但什图别一意孤行。他利用住在岳父家的方便条件，与水手长什瓦奇等阴谋炸沉巡洋舰，因为他们已得知“曙光号”次日就要开往彼得堡参加起义的战斗。当他们正在密谋时。戈东送达吉雅娜回来，告诉她，他次日要随舰离开，向她告别。戈东走后什图别才敢从屋内出来。达吉雅娜推说头痛，要他去陪自己的客人，不要打扰她。不一会儿，来了两个持枪的水兵，说要搜查两名潜逃的反革命军官。达吉雅娜告诉他们这里是别尔谢涅夫舰长的家，两位水兵一听便放心地离开了。什图别连忙出来向妻子道谢，谢她保护了他的朋友。达吉雅娜说她这样做只不过是不想在父亲家里发生流血事件，并且说这是她最后的一次撒谎，说罢便厌恶地走开了。

    一名同什图别密谋炸沉巡洋舰的反革命军官正在追求达吉雅娜的妹妹克谢尼亚，他向她透露了这次爆炸计划。克谢尼亚是个轻浮而不大懂事的姑娘，她打算天亮前去海边观看爆炸，因此忙着到处找望远镜。达吉雅娜从妹妹口里听到这个消息后感到事情非常严重，立即报告了波罗的海舰队中央委员会。

    敌人的计划已在实行。什瓦奇将舰上哨兵打昏后扔进了大海，然后把什图别领进舰舱安放炸弹。可是别尔谢涅夫这时发现哨兵失踪了，立即下令全舰搜查。什瓦奇见情况不妙，马上以攻为守，提议逮捕别尔谢涅夫，理由是舰长家里窝藏着反革命军官，女婿是反革命，舰长自己也暗中搞鬼。别尔谢涅夫一时有口难辩。戈东下令逮捕舰长，但不许任何人碰他一下。这时一艘快艇迎风驶来，上面是波罗的海舰队中央委员会委员潘诺夫和达古雅娜。戈东听了他们的说明，命令到舰舱去搜查。什瓦奇和什图别终于被抓了出来，抛进了大海。戈东希望舰长别计较委曲，请他下令起航，别尔谢涅夫激动地下令起锚并命令撤去旧舰旗换上革命的红旗。戈东兴奋地对水兵们说：“我们要进军了！为了土地，为了幸福，为了自由！我们要坚决地和旧世界决裂，和资产阶级决裂……”

    斧头的史诗

    《斧头的史诗》是苏联作家包戈廷作品，写于1930年。

    兹拉陶斯特是南乌拉尔的一个主要城市，这里的工匠们从农奴制时代起就擅长于钢铁的熔炼、淬火和锻制。白天，各冶金厂冒出大股大股蓝灰色的烟雾；夜间，浓烈的火焰象一块块大红布迎风招展，高炉和平炉的隆隆声不断响彻这座环山抱岭的工人城。

    某工厂老工人司杰潘在坩埚里偶然炼出了一种耐酸钢，他用这种钢制成钳子，解决了钳子在酸液中因氧化而很快损坏的问题。但是，这些钳子突然不翼而飞了。为此，司杰潘又气又恼，骂不绝口。工厂的技术指导员克瓦沙一听就知道司杰潘炼出的钢的价值：这是真正的不锈钢。他气愤地质问司杰潘：“你知不知道你炼出的是什么？不管在哪一个国家，都有人给你这个蠢东西几百万卢布。你造出了比黄金价值更高的金属。……你怎么炼的呢？”“怎么炼出这鬼东西，我可记不得了！”——司杰潘的回答使克瓦沙大失所望。于是厂里决定由工程师格列勃、司杰潘和技师组成3人小组，继续冶炼。

    这时从莫斯科来了个特派员，叫鲁达科夫，是格列勃大学里的同学，此人与一个混在外国参观团里、能讲一口流利俄语的外国人吉普斯早有勾结。吉普斯是外国“远东钢铁联合公司”安插的特务，他为了推销他的公司的斧头，暗中勾结鲁达科夫阴谋破坏兹拉陶斯钢铁厂的生产和试验。他们俩表面装作不认识，背地里却在进行着肮脏的交易。吉普斯说：“密斯脱鲁达科夫，‘远东钢铁联合公司’想知道未来的局面。我想我们会付钱的……斧头是什么？是一块钢。钢又是什么？钢是国家的冶金工业问题。”这时鲁达科夫递给吉普斯一包东西，然后又递给他一份文件和一份电报，吉普斯看了一眼，说：“贸易协定已经签订了？我们的斧头现在正往俄国装运？”他们正要往下谈，忽然听见人声，便各自转身而去。

    司杰潘等人的试验失败了。厂长告诉大家：莫斯科通知说，已经同外国钢铁联合公司签订了总的贸易合同，因为我们造不出合乎标准的斧头，只好依赖外国。鲁达科夫马上说：

    “有什么办法呢？我们就倒霉在这斧头上面了。现在只好用外国钢铁联合公司的订货来砍我们的森林了。不好受啊！价钱贵，不合算。我们知道。但我们自己没有产品，怎么办呢？我要对此作出回答……不管怎样，为了总的任务，我们必须牺牲这个工厂的局部利益……”

    霎时间，车间停工、工人解雇的流言不胫而走，全厂人心惶惶，议论纷纷。

    党委书记巴尔古津召开全体党员大会，通过了决议：我们决不低头。他对厂长说：“随他鲁达科夫去煽风点火、订计划、发指示吧，你不要作声，……我们悄悄干我们的。……不用理他！”他号召大家要进行战斗，要为自己的斧头、为自己的钢铁、为自己的工业化而战斗。要求动员群众，把战斗任务一直贯彻到小工中间去，掀起一个反对“远东钢铁联合公司”的热潮……然而司杰潘等人的试验一再受挫，烧坏了一号炉，造成了停工，工人中产生了怨言。但厂长“要求大家全力帮助试验”，巴尔古津对工人们说：“刚一出毛病，你们就喊救命！那我们还算什么布尔什维克呢？”

    这是苏联的建设初期，群众生活非常艰苦，由于国家和人民的需要，工厂的任务又非常繁重，劳动力缺乏。厂宣传员安卡便将妇女们动员起来到砂轮机上磨斧头，大家一听自己的工厂有了困难，都表示愿意帮助。安卡组织她们学习福特的流水作业法，工作提高了效率。工人们设计出对斧头一次加热的联合机，改装锤头……工厂很快走上了轨道。技术指导员克瓦沙高兴地说：“关于斧头的史诗就要在我们这里咏唱了。”

    正在这时，工厂突然遇到财政上的困难；无钱取回必需的零件。因为上级听信了特派员的报告，停发了给工厂的贷款。工厂党组织决定把半个月的工资借给工厂。经过动员，工人们纷纷自愿拿出半个月工资。困难一个个地克服了。试验坚持进行，失败了再干，人们累得精疲力竭。但是最后终于炼出了新的苏维埃的耐酸不锈钢。老工人司杰潘激动地哭了起来。

    鲁达科夫停发贷款的阴谋失败了，但吉普斯仍不死心，他通过鲁达科夫想收买工程师格列勃，让格列勃的老婆叶卡捷林娜签了一张字据，保证丈夫“拒绝进行这样的试验，并且5年不从事专业工作。”吉普斯为此出价10万卢布。叶卡捷林娜要求丈夫履行这个“保证”，但遭到格列勃的断然拒绝。特派员鲁达科夫无计可施，想借机溜走，克瓦沙告诉他说：“我们早就想从这儿用独轮车把你光着屁股送走了……”不过，厂长管理处那里还要“有一番特殊的谈话！”

    恐惧

    《恐惧》是苏联作家阿菲诺根诺夫，写于1930年。

    鲍罗金教授是某生理科学研究所的业务领导人。他为人正直，但政治觉悟很低，学术思想还是唯心主义的那一套。他认为“爱情、饥饿、愤怒和恐惧”乃是“永恒的生理动机”。从这点出发他想进一步研究“人的行为动机”。这项科研设想遭到了研究所实验室主任鲍勃罗夫等人的反对。

    他们指出，这样的研究不仅是不科学的，而且会被阶级敌人用来作为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的工具。隐藏在研究所内的以研究所秘书瓦尔加索夫为首的反革命分子则竭力支持这项研究，企图利用鲍罗金教授这个学术权威来为他们的反革命目的服务。为了打击鲍勃罗夫，这些坏人不仅挑拨鲍罗金和鲍勃罗夫的翁婿关系，而且还施展阴谋诡计，对鲍勃罗夫进行政治陷害，最后让阶级异己分子崔霍沃依取代，当了实验室主任。支持鲍勃罗夫的几个工农出身的青年科研人员也遭到压制。

    一段时间内，在这个研究所里是好人受气，坏人得意。而自我标榜搞“纯科学”的鲍罗金教授则完全落入了这伙反革命分子的圈套。后来，这位老教授在一次学术会上提出了一个研究报告，胡说什么“80%的被调查者的共同行为动机是恐惧”，“农民恐惧强制的集体化，苏维埃机关工作人员恐惧无休止的清洗，党员干部恐惧被指责为右倾或左倾；科研人员恐惧被指责搞唯心主义。”

    他的结论是：“我们生活在一个大恐惧的时代。”“恐惧跟踪着人……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无法从事创造性的工作。”鲍罗金的这个报告引起了全场哗然，老布尔什维克克拉拉当场反驳道：“恐惧跟踪着人吗？是的，它跟踪着那些欺骗我们，希望旧制度复辟的人。”几天后，报纸上也出现了批判鲍罗金的反动学术观点的文章。研究所的反革命分子则利用这一事件，加紧了他们的破坏活动。瓦尔加索夫决定派人潜逃到国外去和国际间谍机构联络。但他们的阴谋很快被保卫机关识破，阴谋分子全部就擒。

    在审理这一案件时，这帮反革命分子互相串供，诬陷无辜的鲍罗金教授是他们全部破坏活动的指使者。这当然骗不了对案情已经了如指掌的审讯人员，而面对这伙反革命分子的罪恶活动和对自己的阴谋陷害，鲍罗金教授终于猛省过来，他后悔自己过去“看错了人”，终于明白了“阶级斗争胜过任何恐惧”的道理，决心和研究所的科研人员一道，把科研工作纳入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轨道上来。

    舰队的毁灭

    《舰队的毁灭》是苏联作家柯涅楚克作品，写于1933年。

    十月革命胜利不久，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正经历着最严峻的考验。在黑海舰队各舰艇代表会议上，有军官公开策动叛变，有几艘战舰已经同意升起乌克兰中央议会政府的黄蓝旗，但另外几艘则坚决反对叛卖革命。双方正争执不下的时候，身负重伤的政委来了，他宣布结束所谓的舰队代表会议，命令：如果哪艘舰胆敢背叛革命，升起黄蓝旗，便用鱼雷发射器瞄准它。他命令舰队起航出海。谁如果反对，便就地枪决，扔进大海。但在这紧要关头，政委因伤势过重而牺牲了。

    舰队司令部的海军少将格拉纳托夫和军官们已经决定叛变投敌，拒绝领舰队出海，他们用网栅封锁港湾，不许任何舰艇出海。出身寒微的海军大尉因反对叛变被他们收去了佩剑，正当一群军官要处死大尉的时候，全副武装的士兵委员会委员盖达伊带领一批水兵赶到，救出了大尉，迫使少将和军官们开港出海。

    士兵委员会委员奥克沙娜守在电台旁跟莫斯科联系已经20个小时了，一直联系不上，心中十分焦急。将军和军官们消极怠工，独立派分子不断制造谣言，挑拨离间，甚至鼓动用暴力强迫舰队往回开。盖达伊私下枪毙了3个水兵，但仍镇压不住。他认为舰上靠得住的人太少了。奥克沙娜提醒他：不相信群众、害怕群众，就不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这时一些受蒙蔽的水兵前来责问奥克沙娜为什么下令处死3名乌克兰水兵？为什么还说要处死所有的乌克兰人？水兵们狂怒地要把她扔下海去。奥克沙娜临危不惧，她正告大家这里有奸细造谣，她要求说这种话的人站出来当面揭发。这时一个领头闹事的水兵眼巴巴地盯住柯布扎水手长。柯布扎眼疾手快，一枪打死了这个水兵，说他就是奸细。奥克沙娜厉声责问：“谁给你开枪的权利？”但盖达伊却十分赞赏柯布扎的果敢行为。

    少将把柯布扎找去，答应他舰队回到塞瓦斯托波尔便升他为军官。柯布扎感激涕零地拿出一张反对将军的人的名单，提议舰到塞瓦斯托波尔后让这些人上岸休息，然后干掉布尔什维克的士兵委员会委员；对锅炉兵，当众杀他几个，其余的便会乖乖服从命令了。这样舰队就又将落在将军之手。将军对他的忠诚十分欣赏，当即改称他为大尉，并要军官们按他的信号行事。

    这时有两位波罗的海舰队的代表来到舰上。他们告诉盖达伊和奥克沙娜，为了不破坏布列斯特和约，又不使黑海舰队落入敌手，党中央命令必须把军舰全部沉掉。盖达伊一听说要沉掉舰队便大骂他们两人是奸细，声言要立即枪毙他们。奥克沙娜反对这种鲁莽行为，她建议先把他们监禁起来，等到从莫斯科得到证实后再说：她同时警告说：“委员会要枪毙任何一个擅用私刑的人。”盖达伊愤怒地带领部分委员扬长而去。奥克沙娜克制着内心的激动，提议把破坏党的纪律的盖达伊开除出党。

    盖达伊再次来找奥克沙娜，企图说服她同意宁可全体英勇牺牲，也不能沉掉舰队。但奥克沙娜说，为了世界上第一次无产阶级革命，为了给苏维埃政权争得一个喘息的机会，炸沉舰队的代价并不算大。盖达伊一听怒气冲天，声称处死那两个“奸细”以擦亮奥克沙娜和同她一样被欺哄的人们的眼睛，这个代价也不算大。

    奥克沙娜焦急万分，她感到事情急迫，立即派水兵去监视柯布扎的行动。这时中央拍来两封电报，明码的是拍给将军的，命令他带领舰队开往塞瓦斯托波尔；密码的是拍给士兵委员会的，命令炸沉舰队。柯布扎正策动盖达伊暗中干掉波罗的海舰队来的两个代表。奥克沙娜赶来阻拦，柯布扎趁机向她开了一枪，奥克沙娜中弹倒下。盖达伊怒目逼近柯布扎。柯布扎见势不妙，拔腿就跑，盖达伊提枪追去，远处传来两声枪响。柯布扎被击毙。

    将军接到中央的电报后打算将计就计，把舰队开回去。但水兵们已经知道波罗的海来的两位代表是中央派来的，炸沉舰队的命令也是中央作出的。在决定舰队命运的紧急关头，盖达伊开枪打死了负隅顽抗的将军，水兵们平息了军官们的反抗。全体水兵离开战舰。各艘舰上升起了“宁可毁灭，决不投降”的信号，然后相继爆炸沉没。水兵们默默地注视着正在下沉的舰只，它们为无产阶级革命光荣牺牲了！黑海舰队的全体水兵，高举着战旗。向革命的司令部——莫斯科，全速前进！

    乐观的悲剧

    《乐观的悲剧》是苏联作家维什涅夫斯基作品，写于1933年。

    十月革命胜利的初期。波罗的海舰队的一艘战列舰上。新派来的舰长别林格大尉是留用的沙俄旧军官，在水兵中没有威信。舰上的无政府主义者操持大权。党员和党的同情者的力量尚很薄弱。为了改造舰艇面貌，增强战斗力，党派了一名女政委来舰上工作。但是舰上的无政府主义者“首领”煽动一些思想糊涂的人反对新政委的到来，他们认为派政委来就是不相信他们，敌对情绪很大。政委刚一上舰，一等水兵阿列克赛便当众侮辱和威逼政委，说：“中央代表同志，咱们通奸吧！”政委一方面耐心地作说服工作，一方面机警地察看自己当时的处境。这时一名个子高大、身上刺满花纹的半裸体水兵突然向政委直扑过去……政委当机立断，拔枪当场击毙了他，然后扫视一下众人，问：还有谁想来试试？水兵们惊呆了。这时共产党员伊瓦诺念同几个决心保护政委的水兵赶到了。无政府主义者“首领”慢慢地走到政委面前说：“请不要见怪。”

    政委要求党员和党的同情者留下，但一个哑嗓子的人却威吓人们散去，最后只有小个子芬兰人伊瓦诺念一人留了下来。

    无政府主义者“首领”为了“争取”政委，他命令哑嗓子等人“不许动她”，因为他认为如果把她干掉，“上边还会派人来的”。

    一次，正当“首领”等人一起筹谋的时候，被政委撞上了。她将计就计地说：“同志们……开会怎么没通知我呢？请把舰长也请来吧。”舰长来到后，政委当众宣布一道命令：“从即日起，废除‘自由无政府革命支队’的名称，队伍改编为团队，分3个营，为海军第一团，由政委指挥。”她对大家说，祖国、革命正处在危险之中，队伍明天就要开赴前线。

    众人散后，政委对“首领”、哑嗓子和阿列克赛说，好汉不记前仇，过去的事就算过去了，主要看今后。“首领”也表示那初次见面只不过是一场误会，不必介意。阿列克赛一听就有些按捺不住了，他说，政委和“首领”都在说谎，一个装得那么宽厚，可怎么一枪就将个水兵干掉了，另一个明明亲自布置要给政委来个下马威嘛。政委心中早已有数，她说：“我们大家会和好的。”

    舰长对老水手长说：“咱们试试为新主人服务吧。”水手长说：“要是能把这群人教育好，哪怕是死也甘心。”舰上纪律松弛，勤务荒废，集合号吹了半天，只有高个子水兵等几个人排了队，有人故意在舰长面前东游西荡，打呵欠，伸懒腰。一会儿，“首领”来了。他下令队伍解散休息，明天出发前谁也“不许惊动大家”。这时哑嗓子领来一位老妇人，说水兵中有人偷了她的钱包，现在让她当面来认。他扶着老太太走到高个子水兵跟前，问道：“是这个人吧？”老太太不语。哑嗓子等人在“首领”的示意下不由分说把高个子水兵打翻在地，装进帆布袋扔进了大海。但这时老太太一摸口袋，发现钱包并没有丢。哑嗓子又在“首领”的示意下将老太太也装进帆布袋拖出去扔下了海。少时，政委来了，舰长和水手长随后。阿列克赛和一些伙伴们也来了。他们要求在队伍出发前举行一次与亲人的告别舞会。水手长为难地说，“首领”吩咐过，“不许惊动大家”。阿列克赛闻听大怒，对大家说，不要管他，“一定按水兵们的要求去做”。政委经过考虑，决定同意举行临别舞会。舞会后水兵们即刻出发战斗。

    战斗打响了。有人开始溃逃，其中有阿列克赛。政委沉着指挥，舰长身先士卒，敌人被击退了。这次战斗使政委认识到必须清除队伍中的害群之马才能团结同志。她召集党员研究办法，决心打击歪风邪气，对舰长也要进行审查。

    经过了解，舰长出身于海军世家，本人已有20多年的舰队生活经验，对党持同情态度。政委又找阿列克赛，问他昨天战斗中是怎么回事？是想诱骗敌人吗？阿列克赛主动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至于苏维埃政权，他说：“你们总算比别人好些，虽然还需要看一看。”

    舰长因无人听他指挥，愤怒地找政委“要全部指挥权”，反对在舰上建立“多头领导”。阿列克赛骂他是旧人员，“白领子”，“首领”与哑嗓子也骂他是“沙皇的奴才”，要政委当心受他的影响。政委向他们表示，她坚决“跟团队站在一起”。“首领”要政委在一份宣布处决舰长的公文上签字。

    政委当即召开党的会议。许多人认为应先收拾舰长，因为他是旧军官，革命的对象。但政委却说，“根据情报，‘首领’已勾结别的无政府主义者部队来反对我们。……用和平的方法教育这帮人已来不及了”。她要求党员们要坚强勇敢，不怕牺牲。

    这时“首领”等人扣留了两名过路的俘虏。他们不顾阿列克赛等人的反对，平白无故地将俘虏杀死。众人被“首领”的残暴行为激怒了，纷纷站出来揭露他是个“卖国贼、叛徒”，一贯草菅人命，还蓄意处死舰长。“首领”要求政委当众宣读那份公文。政委念道：“战地军事法庭审理了关于前支队‘首领’的案件，认为他擅自处死团内战士和一名不知姓名的女性公民、两名俘虏，犯下了罪行，兹决定以无产阶级革命的名义，判处该‘首领’以极刑。立即执行。”她转身对舰长说：“执行勤务吧。”这时，一批无政府主义者赶来了，但他们一见情况不妙，便乖乖被收编在红海军第1团。最后政委下令：“马上出发战斗！”

    这次战斗中，由于哑嗓子叛变，杀死了伊瓦诺念，敌人乘虚而入，包围了政委的第一营。他们顽强战斗，但子弹打光了，政委等人被俘。他们在敌人面前坚贞不屈，视死如归。最后舰长率领2、3营的战士们终于赶到，打退了敌人，救出了政委等人。但她因失血过多，气息微弱。她见同志们胜利地完成了任务，用尽最后的气力说完最后一句话：“海军第1团已经编成……你们要保持海军的荣誉……”

    玛申卡

    《玛申卡》是苏联作家阿菲诺根诺夫作品，写于1940年。

    奥卡耶莫夫几十年如一日地研究古文字学，成绩卓著，是一位世界闻名的学者、教授。但他性格怪僻，不问政治，晚年生活很孤独。老伴死了，他和儿媳维拉的关系又不好：公公嫌媳妇任性，爱搬弄是非，媳妇嫌公公固执，老自以为是，很难相处。一家人总是别别扭扭。维拉终于在一次家庭争吵之后离家出走。儿子尼古拉不久也离开了父亲，和维拉生活在一起。他们有一个女儿，叫玛申卡，从小喜爱音乐，父亲常常教她唱歌。玛申卡13岁时父亲病故，留下母女二人相依为命。2年后，维拉要嫁人，玛申卡不愿同继父住在一起，便离开妈妈只身来到爷爷家。

    奥卡耶莫夫多年来一人生活，清静惯了，对孙女的突然来临，很是冷淡。他担心家里有孩子会妨碍他的科研工作。他一再嘱咐玛申卡不要打扰他工作，不要乱动他桌上的东西……尽管这样，他还是因为孙女的到来而心事重重。他想到马上就得去为玛申卡办转学手续，两三年后她还要恋爱、结婚、生孩子……麻烦事一大堆，心中甚是烦恼。这一切，玛申卡都看在眼里，因此她很少去爷爷屋里，每日放学回来，只是同女佣人呆在厨房和餐室里。

    奥卡耶莫夫有个朋友叫列昂尼德，是个地质勘探工程师，35岁了还未结婚，为人热情正直。他一听说是奥卡耶莫夫教授的孙女来了，很替老人感到高兴，他说这正是老教授孤独生活中所缺的一个人。他衷心地向教授祝贺，还热心地把自己刚认识不久的一个音乐教师尼娜叫来，请她辅导玛申卡唱歌。老教授对列昂尼德的一片好心哭笑不得，只能勉强答应，希望她们不要过分打扰他。

    事情凑巧，玛申卡学校通知开家长会，老教授只得前往，不料出门跌了一跤，摔伤了右脚，躺在家里养病。这更使他感到孩子的确是个包袱。这时从餐室里又传来尼娜同玛申卡练唱的声音，使老人心里更加烦躁。

    玛申卡在家里感到很寂寞，很想和同学们多谈谈。她有个同班同学维加，此人母亲已死，受父亲的影响，学得轻浮，说话流里流气。他在玛申卡面前装出一副对生活感到失望、孤独的神态，骗取了玛申卡对他的同情和怜悯。为了安慰他，玛申卡给他写了一封信，也吐露了自己内心的孤寂，语句亲切，感情真挚。不料维加将此信公开在班上加以朗读。玛申卡羞得无地自容，一气之下从学校跑出，告诉尼娜说她再也不回学校了。尼娜把此事告诉了奥卡耶莫夫，要老教授不要责怪玛申卡，要安慰她，关心她，体贴她，使她感到亲人的温暖。

    玛申卡来爷爷家后，老人对孙女的态度也在慢慢地变化；入秋以来，他见玛申卡衣服单薄，便变卖书籍给孙女买了件皮大衣；为了更好地了解孙女，他还特意买了本《儿童心理学问题》在研究。

    玛申卡从尼娜家回来后，老教授让孙女给他读一段狄更斯的小说，然后很随便地同玛申卡谈起来。当他听说玛申卡是自己要离开妈妈到爷爷这里来时，很受感动。他安慰她不值得把维加的恶作剧放在心上。他说自己老了，孤独一人，有时真想一觉睡去永不醒来才好。玛申卡听后不禁一阵心酸，表示今后要与爷爷一起生活。爷爷、孙女相处得越来越好。老教授也不再深居简出，怕孩子们打扰了。他很喜欢这年轻的一代，还多次参加孩子们的团日活动，给孩子们讲自己过去的经历和趣闻。昔日孤独的学者今日焕发了青春。玛申卡也加入了共青团。

    一天，玛申卡的妈妈从外地赶来，要女儿跟她走。老教授要求维拉不要把玛申卡从他身边夺去。但维拉执意把女儿接到了旅馆。老教授失去孙女，精神上受到很大刺激。他感到这是生活对他的报复：因为他原来不欢迎玛申卡来，所以现在她要走了。命运又要使他成为一个孤零零的老人了。正在这时，玛申卡班上的共青团小组来找教授，他们认为玛申卡的妈妈让女儿中断学习跟她走是错误的，团组织要为玛申卡的学业和前途负责。他们希望教授给《共青团真理报》写一篇文章，谈谈当父母的应如何教育年轻一代的问题。

    维拉再次找公公，希望他不要只为自己考虑，从中阻拦，当妈妈的有权带走自己的女儿。教授说：“不，这不仅是当爷爷或当妈妈的感情问题。这是对未来一代公民的教育问题。玛申卡如何生活，这决不只是家庭问题……我要为正确教育新一代人的事业而斗争。”但维拉说在她经历了种种生活不幸之后，现在玛申卡是她生活中唯一的慰藉了……老人考虑再三，最后还是同意让玛申卡跟妈妈去。但这时玛申卡突然回来了。她告诉爷爷说她不走了，妈妈也留下不走了。过去的不和已经过去，生活应该向前看。祖孙三代应该相亲相爱，欢聚一堂。老教授心情激动地接受了孙女的建议，他说，教育子女不仅是社会、国家的责任，更是每一个做父母的责任，“这是每一个有子女的人的第二职业”。

    克里姆林宫的钟声

    《克里姆林宫的钟声》是苏联作家包戈廷作品，写于1941年。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刚刚胜利，由于战争和敌人的破坏，莫斯科居民的生活十分困苦；新的社会秩序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投机商人四处活动。水利工程专家扎别林不理解这场伟大革命的意义，他目睹到处一片混乱，自己的工作又无人过问，连克里姆林宫的钟也不响了，觉得整个俄国都完了。为了发泄心中的愤懑情绪，他故意上街叫卖火柴。妻子、女儿的劝阻对他只是火上加油，特别是他对女儿玛莎竟然爱上一个水兵，更是怒不可遏。

    玛莎很敬重自己的父亲，因此父亲反对她与水兵雷巴柯夫相爱使她非常为难。妈妈主张邀请雷巴柯夫来家里同爸爸当面谈谈。雷巴柯夫也答应了。

    雷巴柯夫原是阿芙乐尔号军舰上的水兵，后来调到列宁身边工作。一天夜里，列宁见雷巴柯夫一个人坐在园子里出神，立刻猜出他是在恋爱；列宁关心地告诫他“别照新的方式去恋爱，要照老样子”；他还告诉雷巴柯夫自己为什么也不想去睡觉：他在幻想，“早在一千九百零几年的时候，我们在党内就幻想俄国的未来，制订了电气化计划……”

    一个星期六晚上，雷巴柯夫来到玛莎家。扎别林抱着敌意向他发出种种责难，甚至挑衅地说：你可以打电话叫人把我抓起来。当雷巴柯夫指出他不过是个怠工者时，扎别林愤怒地下了逐客令。可是雷巴柯夫觉得老头挺可笑，就是不走。扎别林怒不可遏。正在这时，居民委员会主席带着一名军人来找扎别林，要他立即跟他们走。扎别林镇定地说：“我早就准备好了。”他拿起妻子慌忙塞给他的一个小包袱上车走了。玛莎惊得呆若木鸡。

    扎别林被带到克里姆林宫。列宁有事向他请教。因为有一种旧的说法，说俄罗斯的自然资源在发展电气化方面是没有前途的。扎别林用大量事实驳斥了这种欺人之谈。但当列宁要求他写一份综合报告时，扎别林愤愤地回答说，自己早就不搞这一类问题了。他说自己对社会主义一窍不通，并且不会成为布尔什维克；只是因为闲着没事干，又没有人去找他这个旧知识分子，所以目前在卖火柴。列宁听后坦然地说：为什么非要我们找您不行呢？当然，如果您对俄国电气化的设想不感兴趣，那么您可以去卖您的火柴！我们不是请您来入党，而是请您来设计，可您却要卖火柴，多荒唐呀！扎别林听了列宁这一席话，心悦诚服地保证不再卖火柴了，并要求能立即开始工作。列宁劝他先回家考虑一下，明天再答复。列宁一眼看见扎别林的小包袱，问他是不是准备去洗澡。扎别林这时才说出他来时的心情。妻子也以为他是被捕了，所以才匆忙塞给他这个小包袱。列宁一听立刻叫秘书派车送扎别林回家，因为家里的人肯定正心急如焚，在伤心落泪呢。

    扎别林心中的疑团解开了。他感到自己在新时代还是有用的，并没有被淘汰。这时他真想跟雷巴柯夫谈谈。可是玛莎说，因为疑心是雷巴柯夫搞鬼才抓走了父亲，她已经把他赶走了。

    扎别林开始工作时困难很多。列宁派雷巴柯夫去当他的助手。工作很快走上了轨道。雷巴柯夫在扎别林的工作室里遇见了玛莎，在父亲的帮助下，他俩和解了。

    扎别林完成了报告，去见列宁。列宁赞扬他的计划，但扎别林担心电气化只不过是个美好的远景，现在就着手进行是否为时过早，因此很苦恼。列宁承认自己也为电气化问题而苦恼，但他说：“使我非常苦恼的是我们的事业进展得太缓慢。这是我们发展过程中巨大的和根本的问题。我们今天落后于文明世界少说也有300年。我们所有的人，老老少少都处于这种骇人听闻的落后状态的支配之下。只要出现一个什么勇敢的想法，马上就会闹得人心惶惶。是不是过早？不，老兄。不过早。如果我们1905年取得了政权，那时我们也会立刻着手搞电气化的。”列宁还问扎别林对派给他的助手——水兵政委可否满意。扎别林回答说雷巴柯夫很能干，很讨人喜欢。但他认为要是给他派一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则更合适，因为现在人们常说他这种人是资产阶级专家。

    列宁说：“我们不是请您来上马克思主义专修班的，我们需要您工作，放手地工作，这对于您和对于我们都是最好的马克思主义。雷巴柯夫说不上是理论家，可他是个优秀的执行者。我派他到您那儿去是为了在您那儿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因为没有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就不能实现任何电气化，您的一切工作都会落空。”

    雷巴柯夫为了找到一个会修理、改装克里姆林宫钟的钟表匠，几乎跑遍了莫斯科。他终于找到了一位老师傅。列宁吩咐说，等钟一修好，请钟表匠师傅来一下。正当列宁同扎别林谈话时，钟表匠进来了。这时克里姆林宫的钟第一次奏出了国际歌的最初音节。扎别林惊讶地、兴奋地倾听着。列宁说：“听见了吗，啊？在演奏哩……这是件了不起的事情。当我们现在只是幻想的那一切，我们现在为之斗争和受苦的那一切见诸事实的时候，这个钟会报告一个新的时代，那个时代将会亲眼看见电气化的新计划、新的幻想和新的英勇事迹。”

    金马车

    《金马车》是苏联作家列昂诺夫作品，写于1946年。

    故事发生在战时靠近前线的一个小城；时间是战争刚结束后的一昼夜。

    在修道院宿舍扩建的旅馆里，来了两个旅客——卡列耶夫和他的儿子尤利，他们对旅馆的简陋感到失望。怎么能不简陋呢？旅馆经理涅普良辛介绍说，战争期间，敌人对这个小城轰炸了整整一夜，什么都被破坏了：房子烧成灰烬，孩子变成孤儿……现在战争刚结束，市苏维埃主席玛丽亚正在计划恢复工作。好多城市都想把玛丽亚挖走，可是大家都不放她走。

    提到玛丽亚，似乎很触动卡列耶夫。

    原来，26年前，卡列耶夫也住在这个小城，是一个青年教师，玛丽亚正是他当时热烈爱慕和追求的美丽姑娘。但是，玛丽亚的当邮政局长的父亲不同意这桩婚事，他对卡列耶夫说：你除了贫穷和肺病以外，能给我们小姐点什么呀？出门谋生去吧，想法子弄辆“金马车”来娶她。卡列耶夫碰了钉子，一气之下，就离开小城，到帕米尔高原去寻找“金马车”和幸福。20余年间，卡列耶夫对世事不闻不问，经过顽强的个人奋斗，成了地质学家、科学院院士，他终于争得了“金马车”，但人也变得冷漠傲慢了。如今他踌躇满志，带着儿子来到小城，是想来看看青年时代的恋人。

    玛丽亚在卡列耶夫出走后，接连给他写了许多信，可是从未收到过回信。3年后，她嫁给了舍尔卡诺夫，生了一个女儿，名叫玛丽卡，长得和妈妈当年一模一样，非常漂亮。

    当天来到小城的还有一个旅客叫别列兹金，是近卫军坦克旅旅长，现已退役。他战前也曾住在小城，在战争中，他的房子已经化成灰烬，妻子和女儿也已死去。他这次来小城，是为了揭露一个在战场上贪生怕死、临阵脱逃的胆小鬼，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现任小城火柴厂厂长、玛丽亚的丈夫舍尔卡诺夫。

    玛丽卡和涅普良辛的儿子吉莫沙相爱。吉莫沙战前是个天文学者，战争夺去了他的双眼。他虽然深爱着玛丽卡，但为了不让玛丽卡受自己双眼失明所带来的拖累，处处躲避着玛丽卡。尤利对年轻美丽的玛丽卡一见钟情，拼命追求，要她跟随自己和当了科学院院士的父亲一块儿去帕米尔高原。

    玛丽亚从别列兹金处知道了丈夫在战争期间的可耻表现；舍尔卡诺夫又正在这时抛弃了妻子和女儿，同一个浪荡女子私奔；玛丽亚同卡列耶夫在分别26年后的见面，又让她看到这个青年时代的恋人是那样的自私、冷漠而傲慢。这一切，对玛丽亚的精神上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但玛丽亚作为一个党的干部，忍受住了个人的不幸，决定继续挑起肩上的担子，为恢复小城的建设而努力。在生活中，她“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所需要的幸福”。

    这天正是玛丽卡的生日。吉莫沙为了成全玛丽卡和尤利，在别列兹金的支持下，不辞而别离开小城，准备继续从事力所能及的天文学者的工作。玛丽卡经过思想斗争，拒绝了尤利的邀请，决定和吉莫沙一起，“成为世界上最爱劳动的人”。

    好心人

    《好心人》是苏联作家佐林作品，写于1960年。

    故事发生在当代苏联某市古希腊罗马文化研究所。卡巴其科夫在中学因成绩太差被开除后，长期在社会上流浪。后来，他伪造证件，混进古希腊罗马文化研究所，当上了研究生。在研究所办公室主任娜杰日达的帮助下，他的副博士论文就要进行答辩了。

    所长和学者们都知道这篇所谓学位论文，只不过是一堆废纸，是一篇文理不通的大杂烩，但因为碍于情面，谁也不想公开出面反对，觉得在答辩会上秘密表决时反对更方便些。卡巴其科夫也知道他这次答辩的前景不妙，但他要竭力挽回败局。他串通所长的女儿伊拉伊达，把评审委员会的学者们秘密地、单独地请来，针对每个人的性格特点，进行一场别出心裁的谈话。他坦率地承认自己的论文写得不好，有缺点，如果答辩通不过，他决不责怪任何人。但同时他又向每个人吐露一番自己内心的“苦衷”：他从小热爱科学，研究工作是他的理想和生命；他希望答辩会上能稍稍顾全一下他的面子。他说，他并不指望会获得通过，只希望表决时不要出现19个委员19票反对的难堪局面。他希望哪怕只有一票赞成，使他面子上也好看一些，他只要求这无关大局的一票……

    第2天，经过答辩，表决的结果是：19：0。全体一致通过。记者又是拍照，又是发消息：一位新的副博士诞生了。

    所长和学者们对表决结果目瞪口呆。他们各有难言之苦，互相抱怨不已。但事已至此，怎么办呢？商量的结果，大家认为现在揭露这个不学无术的骗子为时已晚，这等于是给自己脸上抹黑，还是赶紧把他打发走是为上策。于是所长把卡巴其科夫叫来，婉言告诉他，为了使他能扩大一下视野，最好是换个工作地点。不料卡巴其科夫不领这个情，他表示决不离开研究所。他说，他的编制、事业都在这儿，报上称他是科学界当之无愧的接班人，出版社不断找上门来约稿。诸位老前辈辛辛苦苦把他培养成材，他若到别处工作，一来是他卡巴其科夫忘恩负义，二来外人了解了他的真实情况，对各位仁师的威望也不利！望他们三思。

    学者们反复琢磨，认为卡巴其科夫的话也不无道理。于是又把他叫来，想听听他关于自己工作的意见。

    卡巴其科夫：“我的才能比较适合于做组织工作……在行政事务方面能更好地发挥出来……”

    学者：“有道理，有道理……”

    卡巴其科夫：“那就任命我为副所长吧……”

    学者们闻言大吃一惊，认为他简直是疯了，得了自大狂。但卡巴其科夫却冷静地说：“诸位自己想想吧，这对你们有直接的好处。我可以把整个行政担子接过来，使你们摆脱一切烦琐的事务工作。这个职务不给我，你们就要不断地给我做辅导，给我改文章……你们仔细考虑一下吧。”

    学者们气得面面相觑，但前思后想，还是觉得以接受他的建议为好，否则他是永远不会让人安宁的。

    卡巴其科夫平步登天，踌躇满志，早已把娜杰日达撇在一边，与所长的女儿打得火热了。现在，他俨然成了科学界年轻一代的新秀，堂堂古希腊罗马文化研究所的领导人！但是，研究所的学术秘书洛施金，对卡巴其科夫的来历一直存有疑问。

    一天，洛施金无意中从卡巴其科夫以前的同伙寄给他的明信片上看到写信人叫季霍顿斯基，于是便写信请他务必来一趟。季霍顿斯基来到时，正值卡巴其科夫与伊拉伊达新婚之喜。他按地址先找到了洛施金。洛施金从季霍顿斯基那里完全摸清了卡巴其科夫的底细。他当面揭穿卡巴其科夫的欺骗行径。卡巴其科夫无言以对，借口进屋换衣服时从后门逃走。洛施金等人跟踪追去，半途截住了他。卡巴其科夫见已无法走脱，要求尽量息事宁人，大家还是各走各的路，“你们还出版你们的书，我还走我艰难的历程。”但洛施金表示决不就此罢休。这时，卡巴其科夫激昂地对众人说：“你们兴高采烈——因为你们找到了罪人。可是你们说说看，我有什么罪？我不过是倒霉、不走运而已。”他冲着观众大声问：“难道你们就不能证明我是无罪的吗？”他叹了口气说：“是啊，诸位一会儿回到家里，品着茶，……十分钟后，你们便会忘掉我卡巴其科夫，仿佛世上根本就不存在我这个人似的。而实际上，我又要受长途火车的折磨，受人唾骂，讽刺……骂我大逆不道。”

    卡巴其科夫被带走后，学者们围着季霍顿斯基，向他道谢，说他为研究所做了一件大好事——揭穿了卡巴其科夫，真不知该怎么酬谢他才好。此时季霍顿斯基表示他“从小就热爱科学，希望能留在研究所工作”。众学者一听，极口称赞他这种“神圣的感情”，一致同意接收他来研究所“深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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