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监不等同于宦官
“太监”、“宦官”都是我们熟悉的字眼，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阴暗产物。在很多时候，我们认为太监就等同于宦官，二者都属于受阉后的男人。《辞源》把“太监”解释为“在宫内侍奉皇帝及其家族的官”，紧随其后又有“自此，太监遂成为宦官的专称”一句，这里显然也把太监同宦官认作是一回事，由此便形成了这样一个认识：宦官=太监。
把太监和宦官等同起来，这是一个比较大的误解。
从《明史·郑和传》“郑和……初事燕王于藩邸，从起兵有功，累握太监”的记载看，太监显然与宦官、阉人不是一个概念。郑和12岁受阉割，侍燕王朱棣，因“靖难”有功，成祖时被提拔为太监，“太监”显然是超于宦官之上的。如果太监即是宦官的话，又何需“累握”呢？
太监与宦官的差别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在时间上，宦官制度起源比太监早，“宦官”一词至少早在战国时期就出现了，而“太监”一词直到辽代才出现。《周礼》、《礼记》中都有关于宦官的记载，周王朝及各诸侯国大都设置了宦官。当时的宦官一般由身份卑贱的人充当，其来源或由处以宫刑的罪人充任，或从民间百姓的年幼子弟中挑选。秦汉以后，宦官制度更加详备，宦官作为一种特殊政治势力，对许多朝代政局产生重大影响。
其次，战国时期的“宦官”并非都是阉人，而后来的太监则必须是阉人。早期的宦官可以不是阉人，宦官“悉用阉人”是东汉以后的事情。直到明代，宦官才和太监联系起来，那时的太监一定是宦官，而宦官不一定是太监。明代在宫廷中设置了由宦官所领的二十四衙门，各设掌印太监，显然，太监是宫廷中的上层宦官。在明朝，太监是高级宦官，他们直接管理普通宦官。由于太监是宦官的顶头上司，因此，如果一个普通宦官能被别人称为“太监”无疑是件很高兴的事情。慢慢地，太监就成了对宫中阉人带有尊敬色彩的一个称谓。
到了清朝，二者有了更紧密的联系，侍奉皇帝和皇族的宦官都被冠以太监之称，宦官制度也被取消了。
车裂不是五马分尸
车裂，是一种惨绝人寰的酷刑，人人闻之色变。战国中期的政治家商鞅，因为推行改革变法，触及到旧贵族的地位和利益，引起他们的愤恨，在秦孝公死后，受诬陷而被“车裂之刑杀之”。
我们知道，古人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容身体受到残害或割裂，许多人一旦获罪，常苦苦哀求“赏个全尸”，而杀人者一个“赏他个全尸”的许诺，已是极大的恩惠。但这“五马分尸”，不仅让人“身首异处”，连四肢都各在一方，难怪一些罪犯想起这一刑名，都会不寒而栗，因为这酷刑不仅让死者在最后一刻肉体异常痛苦，精神也备受煎熬。一般情况下，它专用于谋反、篡位等大逆不道的人。
人们普遍认为，车裂就是五马分尸，即把人的头和四肢分别绑在五辆车上，套上马匹，分别向不同的方向拉，这样把人的身体硬生生撕裂为五块，所以名为车裂。
然而，历代《刑法志》与有关史籍中虽都有关于车裂的记载，但未见“五马分尸”之刑，车裂究竟是不是“五马分尸”？我们可以从古籍中寻找答案。
汉朝许慎《说文解字》中有“辗，车裂人也”、“斩法，车裂也”等说法，将车裂、斩、辗相提并论，赋予相同的意义。先秦时，各国对公开处死的罪犯或敌人，无论用刀戈砍杀，还是弓箭射杀，最后都将尸体肢解高悬示众。可见，车裂指用刀斧肢解敌人或罪犯的尸体，并非将人活活撕裂。
商鞅
而且，古人行刑到示众这一过程，其顺序是先枭首后分尸，如《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说：“尽得(缪)毐等，二十人皆枭首，车裂以徇。”可见，车裂时的尸体已是无头之尸，无法用五匹马来分解了。
那么，既然说“车裂”是用利器砍断人的身体，那为什么又用一个“车”字呢？
专家分析，车裂中的“车”字并非指车子，而是某些古体字在字形变化中产生讹误而成为“车”字。不论是用于劳动的斩具，还是用于杀敌的斩具，都不会是车，因此在文字学上“斩”字的结构是无法解释的，很可能是由于当时的字体由古、籀向小篆、隶体变化过程中发生讹误造成的。总之，车裂的“车”，决非马车之意，所谓“车裂”与“五马分尸”毫无关系。
那么，“五马分尸”又从何而来呢？
原来，自汉景帝改革刑法后，景帝以前一些死刑的真相慢慢使人淡忘，最终失传。一些古书几经后人篡改，如《南燕录》中有“车裂嵩于东门之外”一句，在《太平御览》中已被改为“五车裂之”，中华书局的影印本中又成了“以五车裂之”，读者以今视古，难免产生种种误解。此外，民间文学、古典小说对这一刑罚的描绘，起了直接传播作用，如《东周列国志》说商鞅被“五牛分尸”，这是“五马分尸”俗话说的近源。在近代，“五马说”已广为流传，以至于洪秀全将“五马分尸”刑当做太平天国正式刑名颁于天下，这是中国法制史上独一无二的。
无论是“车裂”还是“五马分尸”，都直接指向了鲜血淋漓的屠杀场景，反映出当时统治阶级的残酷性。
博士、学士、硕士古今大不同
众所周知，学士、硕士与博士是我国高等教育的学位，能学有所成，成为硕士、博士，几乎是每一个学子的梦想。
其实，这些称谓古已有之，只不过不是用来颁发给大学生和研究生的，更不是按照学士、硕士、博士这个顺序排列的，与现今的用法和含义完全不同。
博士在我国古代是个官名，最早出现在战国时代，博士是当时的政府顾问，指一些博古通今、知识渊博的人。徐慎《五经异义》：“战国时，齐置博士之官。”据《汉书·百官公卿表上》记载：“博士，秦官，掌通古今。”如西汉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贾谊，十八岁能诵《诗》、《书》，二十岁博通诸子百家之言，被文帝召为博士。还有汉朝大儒董仲舒，也是景帝时期的博士。
汉代以后，博士除授予学官外，还授予一些有专门技艺、专门学问的职官。如魏晋以后的太医博士、天文博士、历学博士、卜博士等。唐宋以后，社会上对从事某种职业的人也俗称博士，如“茶博士”、“酒博士”等。如《东京梦华录》中记载：“凡店内卖下酒厨子，谓之茶饭量酒博士。”这种情况，多见于江浙一带。
硕士之称，最早出现在五代时期。《五代史》曰：“前后左右者日益亲，则忠臣硕士日益疏。”宋代著名散文家曾巩在《与杜相公书》中说：“当今内自京师，外至岩野，宿师硕士，杰立相望。”硕士在古代通常指那些品德高尚、学问渊博的人。古代常用“硕老”、“硕儒”来称呼那些博学之人，硕士和“硕老”、“硕儒”的含义相似。硕士在古代史籍上不多见，大概不是正式的官名或职称的缘故。
学士一词最早出现在周代，是指那些在学校读书的贵族子弟，后来逐渐变成官名和文人学者的泛称。魏晋以后，学士才正式成为以久学技艺供奉朝廷的官吏。到了唐代，学士的地位有了很大的提高，甚至可以参与朝政。可是“大学士”的地位就非同一般了。唐、宋时，“学士”前加“大”的都是宰辅重臣。到了清代，大学士成为文臣的最高职位，官至正一品，可谓真正的位高权重。
“乌纱帽”也曾“飞”入寻常百姓家
在古装电视剧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当了官的叫做“戴了乌纱帽”，被革职的称“丢了乌纱帽”的剧情。有一部反映唐朝生活的电视连续剧，两位剧中人对话时竟出现了“你要小心你头上的那顶乌纱帽，不要丢了官又不讨好”这种奇谈，许多观众却视而不察，没有觉出这话有什么不对。因为在很多人看来，“乌纱帽”本来就是代指官位的，因而用“小心头上乌纱帽”来代指“小心官位”也没有什么不对。可是实际上，古代的“乌纱帽”并非全指官位，而是在明朝以后，乌纱帽才正式成为做官为宦的代名词。
乌纱帽
在早期的中国，并没有“帽”这种称呼，《仪礼》中称帽为“头衣”或“元服”(元，首也)。
在东晋成帝时，凡在宫中做事的人，均戴一种用黑纱做的帽子，人称“乌纱帽”。到了南北朝宋明帝时，这种帽子在民间也流传开来。于是，“乌纱帽”遂成为民间百姓常戴的一种便帽。
隋唐时，天子百官士庶都戴乌纱帽。在白居易的《同诸客嘲雪中马上妓》中，公然吟出“妓女头戴乌纱帽”的诗句，可见乌纱帽在当时比较时髦。
宋、元两代，官僚所戴多为“袱头”——“漆沙袱头”和“生色销金花样袱头”，《宋书·舆服志》中有：“革带、袱头、乌皮靴，自王公至一命之士通服之。”
乌纱帽成为官位代名词是从明代才开始的。
《明史·舆服志》：“文武官常服，洪武三年定：凡常朝视事，以乌纱帽、圆领衫、束带为公服。”从明太祖朱元璋开始，戴乌纱帽开始成为官僚阶层的专利。但是明朝初年官僚们的“父、兄、伯、叔、子、孙、弟、侄”也同样可以戴乌纱帽。《明史·舆服志》：“洪武元年，礼部尚书崔亮奉诏议定，内外官父、兄、伯、叔、子、孙、弟、侄用乌纱帽、软脚垂带、圆领衣、乌角带。”
明朝中后期之后，乌纱帽才正式指代官位。这点从当时的文史著作中就可以看出来，如明朝孙仁孺《东郭记》：“觑了这人情笑杀，可道当今底是识乌纱。”明朝吴承恩《西游记》第八回附录：“小姐一见光蕊人材出众，知是新科状元，心内十分欢喜，就将绣球抛下，恰打著光蕊的乌纱帽。”明人冯惟敏《清江引·八不用》曲：“乌纱帽，满京城日日抢，全不在贤愚上……谁是谁非不用讲。”
到了清初，由于收留了众多明朝的降臣，为了笼络人心，就允许不少地方官员仍穿明朝朝服，戴明朝乌纱帽。但等到清皇室统治权巩固后，就下令将官员戴的乌纱帽全改为红缨帽。可是，至今人们仍然习惯将“乌纱帽”作为官员的标志。
从乌纱帽的演变过程中，我们可以知道，并不是每个朝代都用“乌纱帽”来代指官位的，至少在明朝以前，丢乌纱帽就是丢了乌纱帽，而不是表示丢了官位。
因此，在创作反映唐代人生活的影视文学作品中，让剧中人用“丢了头上的乌纱帽”来代替“丢了官位”，就犯了让今人满口“多乎哉，不多也”，或让古人谈情说爱时口喊“MYLOVE”一样的错误。
封建不是专制
“封建专制”已经成为一个形容专制、愚昧、腐败的制度及其社会现象和价值观念的固有名词，人们也把中国近代以来的落后归咎于“封建专制”。然而，“封建”不是“专制”，它们刚好是完全相反的两样东西。
“封建”一词不是近代才出现的，在古代就已经有了。周人灭商之后，进行过至少两次大规模的“封土建国”活动。周朝天子分封大小诸侯镇守疆土，他们有随从周王作战、向周王交纳贡赋、定期朝觐等义务。但是在其封地之上，却享有完整的管理权，甚至连周天子都无权干预。这种分封诸侯土地的制度才叫“封建制”。
到了战国时代，这一套封建制逐渐陷入危机，诸侯混战，群雄并起。诸侯兼并成为七国，开始建立王权专制制度。到秦灭六国，秦始皇依据法家理论，明明白白地为自己确立至高无上的权力，而坚决地拒绝了封建制，对于地方的管理则采用“郡县制”。
秦汉、隋唐、明清之际的贤哲们一直在讨论“封建”、“郡县”的优劣得失。这样的讨论让人以为封建、郡县仅仅是中央与地方政府的两种不同安排，但其实，仔细地探究相关论述就会发现，封建与郡县其实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政体。
从本质上说，封建制度是一种分散的多中心治理秩序，不论中西，均是如此。在西欧，每个领主都以为自己是个小国王，而国王却不过是地盘最多的领主而已。同样，周的封建制也是如此，否则，周王室也就不可能眼看着诸侯互相吞并而毫无办法。
西欧在封建秩序崩溃之后，也进入了王权专制时代，类似于周的封建制瓦解之后秦的皇权专制。西欧用以形容这种制度的词汇是absolutism，其要旨就是废除封建领主的权力，将权力集中到国王手中，由国王直接统治臣民。这一专制时代从16、17世纪一直延续到18世纪。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所说的“朕即国家”，就是这一专制制度的座右铭，而封建时代的任何一个国王都不敢想象这样的现实。
因此，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欧，封建与专制都是处于前后相接的历史时期而性质上完全相反的两种政体。封建制秩序下的政治不可能是专制的，起码不可能像后来的专制政体下的皇帝那样专制。一个典型的专制政体必然是自觉地排斥封建因素，致力于把权力集中在皇帝手中的政体。
20世纪中期以来，历史学家随意地解释“封建”一词的含义，硬是把封建制已经瓦解、代替它出现的专制政体称为封建社会，结果导致巨大的概念混乱。封建并不是专制，至少从周王室衰微到汉朝的七王之乱后，我国就已经没有了封建制，我们应该对此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和严明的界定。
古代“跳槽”并非换工作
因为“跳槽”一词十分新鲜、生动、俏皮，所以很多人、很多书上都喜欢用它来表示“换工作”、“换单位”的意思。但是“跳槽”在古代是非常不雅的一个词，是元明期间江淮地区城镇的“妓院隐语”，通俗点说，就是妓寨背语。
徐珂的《清稗类钞》对“跳槽”有非常明白的解释：“原指妓女而言，谓其琵琶别抱也，譬以马之就饮食，移就别槽耳。后则以言狎客，谓其去此适彼。”意思是说一个妓女和一个嫖客缠绵了一段之后，又发现了更有钱的主，于是丢弃旧爱，另就新欢，如同马从一个槽换到了另外一个槽吃草，因此，这种另攀高枝的做法被形象地称为“跳槽”。后来，这个词也被用到了嫖客身上。当一个嫖客对一个妓女厌倦了，又另外找了一个，这种行为也可称为“跳槽”。明代冯梦龙编的民歌集《挂枝儿》里就有一首名叫《跳槽》的歌，歌中的青楼女子哀婉地唱道：“你风流，我俊雅，和你同年少，两情深，罚下愿，再不去跳槽。”妓女与嫖客互诉衷肠，最终达成的协议就是“再不去跳槽”。《赵春儿重旺曹家庄》里，名妓赵春儿的情人疑心她厌薄自己，愤然离去，“春儿放心不下，悄地教人打听他，虽然不去跳槽，依旧大吃大用”。
另外，吴语也使用这个词语，如吴语小说《海上花列传》四回：“耐也勿要瞒我，耐是有心来哚要跳槽哉！阿是？”
从上述可见，“跳槽”的意思非常清楚，那就是专指风月场中男女另寻新欢的行为。但是无论任何行语或隐语，时间一久就会渗入市井口语，“跳槽”一词大概是近百余年间从吴语输入广州方言的。将“跳槽”用于变换工作或职业，最早或许只是句开玩笑或嘲讽的话，不过现在大家已经习以为常，早就不再有原意了。词语的变迁可见一斑。
万岁原非皇帝
看电视时常能看到这样的场景：一群文武大臣伏在地上，口中高呼“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这“万岁”二字好像是皇帝的专用称呼，旁人冒犯不得。一看到“万岁”二字，便把它与皇帝联系起来，代表皇帝的无上地位。
事实是如此吗？
在《诗经·豳风·七月》中有描写人们欢庆场面的诗句：“脐彼公堂，称彼篁觥，万寿无疆。”意思是人们经过一年的辛勤劳作后，举行欢庆仪式，互相欢呼祝颂。这里的“万寿无疆”，是人们举杯痛饮时发出的欢呼语。在西周、春秋时，“万年无疆”、“眉寿无疆”等是人们常用的颂词和祝福语，并不是对君王的尊称。
西周金文中也有很多这类文字，它并不是专属于天子，而只是一种记述的方式，可以刻在铸鼎上。比如“唯黄孙子系君叔单自作鼎，其万年无疆，子孙永宝享”，表示的只是传之子孙后代，永远私有之意。而“万岁”一词，是这些颂词、祝福语的发展和简化。
直到汉初，“万岁”在人们口中还常常出现，如《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记载，蔺相如奉和氏之璧入秦，“奏秦王，秦王大喜，传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万岁”。可见此时的“万岁”还没有和君王联系起来。在这一时期，“万岁”还有另一种意思，即是“死”的讳称。在《战国策·楚策》载，楚王游云梦，仰天而笑日：“寡人万岁千秋后，谁与乐此矣？”《史记·高祖本纪》：“吾虽都关中，万岁后吾魂魄犹乐思沛。”
“万岁”成为皇帝的专用，是汉武帝规定下来的。
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万岁”被儒家定于皇帝一人，从此，“万岁”成了皇帝的代名词，只有对皇帝才能称“万岁”，表达极其赞赏、崇拜的感情。
还有一个细节，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在看朝廷剧时，电视下方打出来的字幕有“三呼万岁”，也有的是“山呼万岁”，那到底哪一个是正确的呢？
据《汉书·武帝本纪》记载：“元封元年春，武帝登临嵩山，随从的吏卒们都听到山中隐隐传来了三声高呼万岁的声音。”所以“山呼”又称“嵩呼”，在现代人看来，这不过是回声而已，可是后世的统治者却把这事看成是吉祥的兆头，于是把“山呼万岁”定为臣子朝见皇帝的礼仪，称作“山呼”。在《元史·礼乐志》里，对“山呼”的仪式有更详细的记载：凡朝见皇帝的臣子跪左膝，掌管朝见朝廷的司仪官高喊“山呼”，朝见的人叩头并应和说：“万岁！”司仪官再喊“山呼”，朝见的人还是如此这般。最后司仪官高喊：“再山呼！”朝见的人再叩头，应和说：“万万岁！”
古“中国”非今“中国”
古代华夏族建国于黄河流域一带，以为居天下之中，故称中国，后成为我国的专称。古代的“中国”和现在我们说的“中国”并不是一个概念，“中国”在古代有很多含义。
第一，指天子直接统治的地区，或直接指京师(首都)。
例一，《诗经·民劳》注：“中国，京师也。”
例二，《大雅·民劳》首节：“惠此中国，以绥四方”，与第三节“惠此京师，以绥四国”对文。
例三，《尚书·梓材》：“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西周人对关中、河洛地区的称呼)
例四，《孟子》中记载了一段齐王对大臣说的话：“我欲中国而授孟子室。”(我想在京城中给孟夫子盖间房。)
例五，汉末学者刘熙也说：“帝王所都为中，故曰中国。”
第二，指中原地区。
西周初中国特指关中；到东周时，“中国”的含义扩展到包括各大小诸侯国在内的黄河中下游地区。
例一，诸葛亮对孙权说：“若能以吴越之众与中国抗衡，不如早与之绝。”
例二，《史记·东越列传》：“东瓯请举国徙中国。”
例三，《晋书·宣帝纪》：“孟达于是连吴固蜀，潜图中国。”其中“中国”指立国于黄河中下游的魏国，甚至把所统辖的地区，包括不属于黄河流域的地方，也全称为“中国”。
例四，《史书·天官书》：“其后秦遂以兵灭六国，并中国。”
例五，《资治通鉴》：与中国抗衡。
第三，指华夏族居住的地区。
例一，《论语集解》：“诸夏，中国也。”
例二，《史记·武帝本纪》：“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蛮夷，五在中国。”
例三，《公羊传禧公四年》称：“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桓公救中国而攘夷狄，卒荆，以此为王者之事也。”齐桓公救援邢国、卫国等国，被称作“救中国”，可见此时的“中国”，已经扩大到被认为是“诸夏”的国家。
例四，《左传·庄公三十一年》中说：“凡诸侯有四夷之功，则献于王，王以警于夷。中国则否。”由此可知，春秋前期“中国”一词就已经与蛮、夷、戎、狄对举。
第四，指中央之国，含有正统、正宗一类的褒义。
例一，如鲜卑人建立的北魏自称“中国”，将南朝叫做“岛夷”；而同时汉族建立的南朝虽然迁离了中原，仍以“中国”自居，称北朝为“索虏”、北魏为“魏虏”。
例二，在宋代，辽与北宋、金与南宋彼此都自称“中国”，且互不承认对方是“中国”。
第五，指恒河中下游一带的中印度，佛教徒译称“中国”。
第六，指中原人。例如，《三国志》中有：“驱中国士众。”
事实上，“中国”一词虽有三千年文字记载的历史，但它仅仅是一种地域观念。严格地说，古代的“中国”并不是一个专有名词。从夏、商、周开始直至清末，中国古代各个王朝都没有把“中国”作为正式国名，各朝代都有自己的国号。直到辛亥革命以后，才将“中国”作为“中华民国”的简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就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简称。
“朕”曾经不是皇上
近年来，荧屏上播放了不少以帝王为题材的电视剧。秦始皇、汉武大帝、唐太宗、朱元璋、康熙帝、乾隆帝等皇帝的形象频频出现，“朕”出现在人们视觉、听觉里的次数也越来越多，于是很多人往往一看到“朕”，就误以为全是皇帝的自称，其实“朕”以前并不是指皇上。
我国最早一部解释词义的专著《尔雅·释诂》说：“朕，身也。”在先秦时代，“朕”是第一人称代词，是“我”的意思，不分尊卑贵贱，人人都可以自称“朕”。
另外，“朕”也有“我的”的意思。顾颉刚、刘起纡两位先生在《〈尚书·汤誓〉校释译论》指出：“朕——甲骨金文中都只作单数第一人称领格(所有格)，即‘我的’。”如：《书·舜典》：“汝作朕虞。”意思是：“你做我的掌管山泽的官员。”《大盂鼎》(金文)：“勿废朕令。”意思是：“不要抛弃我的训令。”《离骚》：“朕皇考曰伯庸。”意思是：“我的父亲叫伯庸。”
据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嬴政统一天下后，规定：“天子自称曰朕。”即从秦始皇之后，“朕”才由寻常百姓家飞入了皇宫之中，一去不回头。“朕”字，自秦始皇开始为皇帝的专用词，不过也有特例，那就是至尊若皇太后也可以自称“朕”。例如《后汉书·和殇帝纪》：“皇太后诏曰：‘今皇帝以幼年，茕茕在疚，朕且佐助听政。’”
秦始皇之前的统治者，相对还比较谦虚，那时的王常常自称“孤”、“寡人”、“不谷”。“孤”者，谓自己不能得众也；“寡人”者，“寡德之人也”；“不谷”，谷为食物，可以养人，乃善物，“不谷”即“不善”。由此可见，在秦始皇之前，统治者至少在表面上远远没有那么高傲自大。直到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随着封建专制中央集权的发展，统治者的权力增大，“朕”也就应运走上了“唯我独尊”的不归路。普通人敢像秦朝前那样自称“朕”的话，肯定就是逆谋大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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