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这句话出自《论语·述而》。意思是：用不仁义的方法得到的荣华富贵，对我来讲就好像天上的浮云一样。表现了对不义之财的鄙视和淡漠。
人生一世，草木一秋，一切生命都是短暂的。不管人生的长短如何，每一个人都在追求幸福和财富，因为财富是维持幸福的基本条件之一，所以人们一边追求幸福，一边拼命敛财。然而，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在追求财富的过程中，我们不能放弃人格和尊严，需要树立正确的财富观。《论语》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圣经》说：“用诡诈之舌求财的，就是自己取死；所得之财，乃是吹来吹去的浮云。”可见，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古代的圣贤对于富贵的认识和见解，如出一辙。
在如何对待财富上，我们的古人也为我们树立了可以借鉴的榜样。下面是后人为一个叫曹鉴的前人写的对联，赞扬他守身如玉的美德——
终身行事慎独也；
隔世还金品格纯。
曹鉴何许人也？曹鉴，字无明，元代宛平人。他做官30年，曾任礼部尚书。在任期间，以清廉著称，不义之财一毫不取。他在湖广省任员外郎时，掌管着湖广省官吏升迁任免的职权。在这期间，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
他有一位老朋友，叫顾渊白，时任麻阳县主簿。一天，顾渊白托人给他带来一只小包和书信。曹鉴拆开信一看，里面的话，都是老朋友之间的离别怀念之情，只是在信的末尾处交代了一句：听说老朋友患有失眠和心慌症，特托人捎上一点本地出产的朱砂，望老朋友试用一下，定有奇效。
曹鉴为顾渊白的情谊所感动。但是，由于他的病情已好转，所以也没有把小包打开，更没有想到老朋友的其他用意。不久后，曹鉴获知另一位朋友患有心脏病，久治不愈，便想起了顾渊白送来的那包朱砂，打算转送给这位朋友。他找到那只积满灰尘的小包，打开一看，意外地发现小包里除了朱砂，还有五两黄金。他这才明白当初顾渊白送礼的本意，除了“叙旧”，还有另一层意思，无非是托他为自己谋求升个一官半职。望着眼前的黄金，曹鉴叹息道：“老朋友呀老朋友，原来你也是一个俗人，也把我看扁了啊！”
曹鉴的儿子看到父亲很是为难，提议说：“父亲，您不可不必为黄金的事担忧。顾伯父不是刚刚去世了吗？这件事再也没有其他人知道了，我们收下黄金，不张扬就是了。”曹鉴一听，十分生气，他对儿子说：“这件事虽然没有其他人知道，但是对于来路不正的东西，我们怎么能贪占它呢？一个人贵在自律，即使是独自一人，也要做到不说坏话，不做坏事，比在人前更要谨慎小心。”
曹鉴的儿子蒙听父教，深受启发，亲自前往顾家，把顾渊白的儿子请到曹府做官。曹鉴热情迎接，置酒款待。饭后，曹鉴对客人说：“你父亲生前给你留下了五两黄金，存在我处，现在还给你。”顾渊白的儿子信以为真，收下黄金，拜谢而去。
其实，中国历史上不乏像曹鉴这样清廉自守的高雅之士，一句“千金散去还复来”，道出诗仙李白的豁达与豪迈。“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是孔子的名言，也是孔子看待和求取富贵的具体原则，即须合于“义”与“仁道”，违背“义”和“仁道”而获取的富贵，就是如过眼云不足取。因此，一个正人君子要想达到高尚的精神境界，首先要做到不受外界物质环境的诱惑，坚守自己的道德底线，不义之财不取，不义富贵不取，宁愿在生活在艰苦的环境中，也不堕落。
历史上，捞取不义之财，甚至视财如命的人，也大有人在。他们视财物重于“仁道”，以获取财富为乐而不择手段，结果落得身败名裂。周朝时，有个叫陶答子的人，他在陶城做了三年官，名声不怎么样，却积累了数倍的家产。他的妻子比他明白事理，就规劝他说：“我虽然文化不高，但我明白一个道理，没有能力而做大官，这是祸害；没有功劳而家道昌盛，这是积灾。我听说南山有一种玄豹，在雾雨中隐藏七天而不下来觅食，目的就是想润泽皮毛，长成斑纹，达到隐藏自己躲避祸害的目的；而猪却不选择食物的来源，大吃大喝，长得膘肥体壮，结果被人杀掉。而你没有做官的能力，却获得数倍的财富，真是太危险了。你赶紧收手吧！否则，你的灾祸就要到了。”陶答子听了妻子的话，不思悔改，反而勃然大怒，愤而将妻子赶出家门，以落得清静。然而不久，东窗事发，陶答子锒铛入狱，被处以死刑了。
贪图财富的官吏古今都有，似乎杀不绝、赶不尽，但所有贪官的下场都是一样的。在当今中国，也有许许多多的贪官污吏，贪污腐败，巧取豪夺，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利，虽然一时财富无数，到头来，自己该享受的还是那点；虽然花不完的财富可以留给后代，但在父母的荫庇下，这些孩子又能成为什么大气候呢？一旦东窗事发，一切都归于零，个人和家庭的下场令人悲叹！
有道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富而无德的劣行祸乱社会、危害民众，坏事做尽者必遭天惩！贪污是大恶行，人人不齿，必将遗臭万年。有些走上了领导干部岗位的人，居然信奉“马无夜草不肥、人无外财不发”的道理，把以权谋私看作本事，为了当大官，有的跑官买官，醉心当官；有的沉醉于灯红酒绿，声色犬马。正是由于他们贪权、贪财、贪色、贪享乐，最终使自己丧失立场、违纪违法，在犯罪的道理上越滑越远。对于官场上的人来说，万恶贪为源，一贪百病生。领导干部在面对各种诱惑时，一定要常思贪欲之害，经得起各种功名利禄的考验。做官要过得住清贫，不为不义之财所动，牢记“广厦千间，夜卧六尺；良田万顷，日食三餐”这个道理，谨记“养心莫善于寡欲”的教诲，自始至终，都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对于份外之财，坚决拒之门外，节欲自守，以廉为美，做清正廉洁的模范。
臣门如市，臣心如水。
这句话出自《汉书·郑崇传》，意思是，我的门前宾客很多，可是我的内心洁净如水。
《汉书》里记载，尚书郑崇这个人，敢于讲真话，汉哀帝非常器重他，听到他的脚步声，就高兴地对人说：“我知道是郑尚书的脚步声，他来了我就踏实了。”然而，由于郑崇不顾皇帝的面子，得罪了两个人，便和皇帝的关系搞得很僵。
这两个人是谁呢？一个是傅太后，一个是董贤，这两个都是皇帝面前的红人，也就是郑崇，换了他人谁敢呀。那位傅太后，仗着自己是汉哀帝的祖母，要求皇帝封她的堂弟为侯，皇帝本来想答应，不料却遭到郑崇的坚决反对。傅太后知道郑崇作梗，怒形于色，恨不能咬死他。于是他找皇帝数落说：“你身为天子，却受制于一个小小的臣子，你还有当皇帝的面子呢？”那那个董贤，哀帝的男宠，皇帝对他有“断袖”之爱，两个缠绵得死去活来，比夫妻还情深，史书里说，哀帝还差点就把皇位”禅让”给了他。就是这么两个人，让郑崇全得罪了，其他人心知肚明，这回郑崇是凶多吉少了。
于是，有待跟郑崇有往来的那些官吏，见他失了势，不仅不帮助，反而落井下石，纷纷趁机向哀帝告状，说郑崇家里可热闹了，每到逢年过节，他门口进进出出的人多得不得了，那些人去干什么，肯定是有什么暗中交易呗。哀帝听了，正愁没招儿收拾郑崇呢，这回看他往哪里跑。随即命人把郑崇召进宫来，厉声喝问道：“郑爱卿，怎么我听说你家的门口，进进出出的人很多，热闹得像集市。你平时不是把自己打扮得清官吗？一会儿让我这么做，一会儿让我那么做，而你自己呢？却私下干着见不得人的勾当！”郑崇却毫无惧色，正气凛然地说：“皇上说的没错，我家门口是像集市一样热闹，但是，我的心却像流水一样清澈和平静。如果皇上不信，那就请派人暗中私访吧。”
“臣门如市，臣心如水”，这是郑崇留给后人的铮铮誓言！它彰显了清白为官的人生品格和清静如水的人生境界。一个人，在身处顺境时，表现乐观是容易的，然而，当他身处逆境时，仍能乐观如故，的确不容易。同样，一个人身处平静之境谈心静如水容易，身处是非之地、矛盾漩涡做到心静如水，又谈何容易！郑崇不论面对什么样的考验与诱惑，不向权势折腰，不为利害所动，不为私心所俘，心如古井，波澜不生，这是一种至高无尚的做人为官的境界，实在值得我们击掌赞赏。
东晋人吴隐之被提升为广州刺史后，一身清廉。广州离东晋的国都建康（现为南京）有千里之遥。许多官员自恃天高皇帝远，常无法无天。负责此处军政大事的刺史就是地方一霸，终日胡作非为。加之广州盛产奇珍异宝，一个人只要能获得一箱宝物，就够子孙数代享用。广州历任刺史和其属下多是贪污受贿的不法之徒。可这些犯了贪贿罪的人不知省察自己的品德操守，而是为自己开脱罪责，说他们之所以会在广州犯罪，是因为在赴任的路上误饮了“贪泉”之水。“贪泉”是距广州20里的石门有一处泉水，于是，官员们为了表明自己是清官，无论多渴都不饮“贪泉”之水。
吴隐之上任广州刺史，路经此处时却偏偏要饮“贪泉”水。家里人劝他还是小心一点好。吴隐之不听，不仅喝了水，还赋诗一首：
古人云此水，一饮怀千金；
试使夷齐饮，终当不易心。
他觉得只要心中无贪的欲念，无论喝多少都不会贪。
吴隐之在广州刺史任职后，屋里的陈设极其普通，平时吃的也是疏菜、干鱼之类东西。有人唆使厨师在烹鱼时把鱼骨剔除后再往上送，暗示广州地处偏远，贪污一些也不会骨梗在喉。吴隐之知其含意后不但不为所动，反而更加警惕。吴隐之任满返回建康时，连一点金银宝物也没有带上。他的夫人曾买了一斤沉香，吴隐之发现后扔到了河里，那条河因此被称为“沉香浦”。
吴隐之饮“贪泉”而不贪，也是“臣门如市，臣心如水”的又一写照。
今天，像郑崇和吴隐之这样的一种为官之德和人生境界，理应是每个领导干部的自觉追求，领导干部只有拥有淡定如水的宁静心理和做官境界，工作才会不受到干扰，官德才不会被玷污。要修成这样一种为官境界，离不开一种从政的智慧。这种从政的智慧，表现为能够看透为官之本，悟明人生之要，并在这个基础上建立一种内省的修养方式。我们共产党人，做官就是做人民公仆，全心全意为人民做事，而不能捞取份外之财。我们共产党的干部，在做人上不能追求声色犬马，不能沉迷于腐朽的生活方式，不能在物质上贪得无厌。在个人生活上，建立一种内在自足幸福、宁静恬淡的人生模式。不能身处顺境还是逆境，处之泰然，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抛弃物欲诱惑，保持安定知足的生活方式，做到这一点，你能修炼一个有官德的领导干部。
我以不贪为宝，尔以玉为宝，若以与我，皆丧宝也，不若人有其宝。
这句话出自《左传·襄公十五年》。意思是：我将自己的不贪婪视为珍宝，而你将自己的宝玉视为珍宝，如果你将宝玉给了我，那我们就都失去了自己的珍宝，还不如我们各自保存着自己的珍宝吧。形容高尚的品质比玉石更为宝贵。
《左传·襄公十五年》里，记载着下面这个故事——
春秋时期，子罕在宋国担任司城一职，主管城市建筑和车辆器械的制造。按现在的说法，这是一个可以捞钱的肥差。事实也是这样，一些人为了承包工程，总想着用财物到子罕那里买个人情，子罕却品质高洁，不收任何人的任何礼物。
有一次，一个负责开荒石的石工，带着一块美玉来到子罕家，声称这块美玉是自己开采石头时采出来的，并说自己是庸俗之辈，不懂欣赏高雅之物，所以决定将这块美玉献给子罕。
子罕心知肚明，知道石工的用意是什么。但他拒不接受美玉。石工以为子罕不了解美玉的价值，就直接诉子罕：“您放心，我曾拿着这块美玉让玉器匠鉴别过，玉器匠经过仔细鉴别，都断定这块美玉是真正的宝物，价值连城啦。要不，我也敢冒昧地将它献给阁下。”子罕一听，哈哈大笑：“我不收你的美玉，是有道理的。因为我以廉洁不贪为宝，你则以玉石为宝。如果你把玉石献给了我，不仅我失去了廉洁，你也失去了心爱的玉石，这样一来，我们两人不就都把自己的宝物丢掉了吗？与其我们两人都有所失，还不如你将玉石拿回，我把廉洁保持下来。这样的话，我们就都拥有了自己的宝物，这岂不是两全其美的好事吗？”
石工听子罕这么一说，也就不好再多说什么，只好拿着玉石灰溜溜地走了。
玉石，在几千年前，确实是一种极其珍贵的物品，就是现在，也没有人不会不把它当宝贝；而“不贪”，则是一种抽象的品质，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无形东西，似乎也没有什么实用价值，而子罕却以“不贪”为自己的宝贝，这就显得与众不同了。可以看得出，子罕重视的是精神价值，要的是官德，而不是物质财富，并且他把精神价值看做是自己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他不爱宝石爱“不贪”，体现了一种难能可贵的官德，和不取不义之财的道德追求。
子罕能够“以不贪为宝”，这种精神品质的决定因素，是他崇高的思想境界和认识水平。西汉文学家刘向曾经指出，如果把一堆钱和一只黄鹂放在一起，小孩子肯定要黄鹂；如果把璧玉和一堆钱放在一起，一个乡下大老粗肯定会要钱；如果把璧玉和一部道德箴言放在一起，贤明的人肯定要道德箴言。刘向从中总结道：“其知弥精，其取弥精；其知弥粗，其取弥粗。”翻译出来就是：思想认识水平越高的人，选择的东西就越高级；思想认识水平低的下，他选择的东西就越低级。换句话说，一个人水平的高低，决定他追求的层次高低，决定他的价值取向。子罕能在官德与宝石面前，毅然选择不贪的美德，决定因素自然是他对为官的认识，对官德的美好追求。
对照子罕的官德，我们今天的一些贪污腐败分子，实在令人不齿。他们为了捞取份外之财，要么贪赃枉法，要么主动索要，要么变相捞取，别说重视官德修养，就连一点儿人格都不要了。这样的官，思想认识和道德修养水平，真是差劲透了。
河北省石家庄市建设南大街有一个地方，过去曾有一段时间忽然名声大嗓、家喻户晓。因为这里举办过大贪官李真的赃物展。李真是原河北省国税局局长，号称“河北第一秘”，官似乎不是特别大，但他非法收受或索取的财物，折合人民币800多万元，此外伙同他人侵吞国家财产约3000万元，被处以死刑。在举办赃物展的那些日子，市民陆续来到这里参观，参加拍卖会，亲眼目睹了李真的赃物，无比触目惊心。
别的不说，单提“名酒展室”，真是中外名酒荟萃，叫得出名的有五粮液、茅台、轩尼诗、XO、人头马XO、马爹利、苏格兰威士忌等，叫不出名的更是不计其数，走进展室，就如参观了一次名酒博览会。从价格上看，少则值二三百元，多则值万元。一瓶路易十五，当场起拍价为12000元，一套12瓶装的生肖五粮液则高达18000元。除酒以外，还有高档服装、金银制品、名人字画、翡翠玉器、工艺制品、高档手表、电器用具、各种饰物等9大类，总共619件，起拍总价约为200万元。
李真搜刮这些物品，难道是他自己享用吗？不一定，从数量上来看，他根本吃不了，穿不了，用不了，也玩不了，只不过是作为财物，收藏起来，尘封在房屋的角落。用不完也要无休止地搜刮，这就叫“欲壑难填”，这就叫“贪得无厌”。一个官员，把追求物质的东西当做自己的爱好，并不知收手，这样的官不是贪官才怪呢。至于为官之道、党纪国法，在他眼里，根本就不存在，或根本不放在眼里。这样的贪官，他的为人处世境界，简直还不如一个普通老百姓。
人生一世，生命是最重要的。所以，人人都应该珍惜自己的生命。要珍惜生命，就要努力提高自己的思想认识水平和道德修养水平，确立并守住人生的精神品质之宝，使生命活得有意义，使自己成为一个高尚的人。普通老百姓如此，做一个公众人物的领导干部，更应该严格要求自己，守住为人为官的道德底线，以免落得身败名裂的可耻下场，遗臭万年。
人活在世上，都是有欲望的。俗话说，人有七情：喜、怒、忧、惧、爱、憎、欲。欲为人的七情之一，它的存在是无可厚非的。关键在于，不论是物欲，还是情欲，都要限制在正当的范围以内。肆意放纵欲求，像李真陷入贪欲不可自拔的人，什么东西都要，多少钱都收，对财物的追逐永不满足，就显得不可理喻了。
自古以来，因贪欲敛财而终于败亡的，一直不乏其人。但丁在《神曲》中说，盲目的贪欲煽动着人们，到后来却永远使人们受着酷刑。莎士比亚在《鲁克丽丝受辱记》里指出：贪求的愈多，占有的会愈少。诗人惠特曼则激奋地说：我们的灾难是由于恶毒的疯狂的贪欲造成的。敛取了那么多脏物脏钱的李真，是当今一个很好的反面教员。
古人以不贪为宝，今天我们仍要继承这传统美德，尤其是党员和领导干部尤其要如此。把“不贪”作为宝，就是要严格自律，随时随地牢牢地守住清正廉洁的防线。被追授为”全国法院模范法官”、“优秀共产党员”称号的四川攀枝花市东区人民法院原审判员唐汉华，在法院工作21年里，没有接受过当事人一次吃请，更没有拿过当事人一分钱。他说：“我不会要当事人一毫一厘，要不然，咋对得起人民法官这个称号？”这不就是“以不贪为宝”的最好写照。
领导干部无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公仆，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老人民群众办实事。在物欲和私欲横流、善恶美丑扑朔迷离的封建时代，正直的古人尚能保持一分宁静和自由、一分真诚和豁达，那么作为承担改造社会重任的共产党人、人民的公仆，又有什么理由趋附歪风邪气呢？须知，群众往往是从每个领导干部的言行来看我们的党，因此，领导干部要保持高风亮节，洁身自好，这不仅仅是个人的小事，而且还涉及到党的形象。以不贪为宝，为人民勤奋工作，正是我们共产党人的战斗力所在。看看前面一个个落马的大大小小的贪官，听听古人说的话，我们为什么就不能把”以不贪为宝”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并身体力行呢？
欲影正者端其表，欲下廉者先之身。
这句话出自汉代桓宽的《盐铁论·疾贫》，意思是，想要影子正，就必须端正投下影子的标杆；想要下面的人廉洁，首先自己要做到廉洁。表，标杆的意思。
这句话的意思，无非就是说，做领导的在清正廉洁方面，要率先垂范，起带头作用；领导干部做到了，下属也会做到。领导干部清正廉洁，不仅事关个人品行，也关系到党和政府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形象。百行德为先，为官廉为先。清廉是一面镜子，每个人都在里面显现出来。下属判断领导干部的好坏，常常是从他生活作风是否清廉开始的。如果领导干部为官清廉，下属们至少不敢明目张胆地贪腐；如果领导干部自己不清白，下属们的贪污腐化和为就有恃无恐。这叫上行下效。
上行下效这句成语，出自汉代班固的《白虎通三教》：“教者仿也，上为之，下效之。”成语的典故是这样：春秋时期，齐国的齐景公自从贤明敢谏的宰相晏婴死后，身边就一直没有敢于当面指出他过失的人，心里难免思念晏婴，常常感到郁闷不乐。一天，他请文武百官吃饭，席散后，余兴未尽，又带着大臣们到广场上去射箭玩儿。国王带着群臣玩耍，自然齐景公是主角，他把弓，群臣们只有喝彩的份儿。齐景公每射出一支箭，就算没有射中，群臣们也闭着眼睛齐声叫好：“射得真好呀！”“大王您的箭法，只有天下的神仙可比。”换了昏君，对这种盲目的叫好声也会会陶醉，但齐景公不然，他毕竟受到晏婴的教诲。群臣散去之后，景公把这件事情对他信任的大臣弦章说了。弦章安慰说：“大王，您也不能全怪臣子们，古人说过，上行而后下效。国王喜欢吃什么，群臣也就喜欢吃什么；国王喜欢穿什么，群臣也就喜欢穿什么；国王喜欢人家奉承，自然，群臣也就常向大王奉承了。”景公一听，觉得弦章的话很有道理，那份量一点也不比晏婴差，不由得为自己又遇上了晏婴级的臣子而高兴，立即赏给弦章东西。然而，弦章不仅像晏婴一样敢说真话，也像晏婴那样不贪不占。他说：“大王，那些奉承您的人，都是为了得到一点赏赐，如果我接受了这些赏赐，岂不是也成了他们那样的卑鄙小人了！此举万万不可。”
上行下效一词，就是这么来的。
上行下效，跟它意思相近的，叫“率先垂范”。《韩非子》里记载着一个故事，说的也是春秋时期齐国的事，不过主人公叫齐桓公。此公在喜好上有点与其他不同，就是对紫色衣服特别钟情。他一喜欢紫色衣服，紫色就成了举国上下的流行色，人人以穿紫衣为美，紫布霎时告罄了。没有了紫布，再想做紫衣就难了，齐桓公十分懊恼，就给宰相管仲说了。管仲出了主意说：“大王，这件事根本不是个事儿，我给您出个点子吧，您先把紫色衣服脱下来，然后对人说：紫色衣服有什么不好的？我真讨厌紫颜色啊。如果再有大臣穿紫色脱衣服进来见您，您就皱着眉头说：爱卿先回去脱掉紫衣服再来吧，我不想见到我讨厌的颜色！”齐桓公一听，觉得这个主意非常好，就照着做了。很快，齐桓公身边的人就没有一个再穿紫色衣服的了。第二天，整个京城再没有一个穿紫色衣服的了。第三天，全国范围内也没有一个穿紫色衣服的了。
在封建时代，君王就是法律，所以，他们带头干什么，底下的人就跟着干什么。而在法制时代，法律是人人需要遵守的，领导人带头守法，底下的人才不敢违法。率先垂范，垂的是道德风范，是廉政风范。只有一把手清正廉洁，底下的最起码不敢公然贪腐。然而，在许多地方，领导干部的率先垂范，却导致了“率先垂犯”，上行下效形成了“上梁不正下梁歪”，这就是说，好的榜样会对下面产生重要影响，坏的榜样则会产生负面影响。
1949年6月，毛泽东搬进了中南海的菊香书屋。花匠师傅给书屋里摆了一些好看的鲜花。但是，毛泽东很快就让人搬走了。他对身边的人说：“过去，这里是公共场所，摆什么花，摆多少花，由花匠说得算。而现在，我成了这个屋的房客了，就不要摆花了……为什么呢？因为以后到我这里来的人会很多，像工人、农民的代表，知识分子的代表，都会来的，他们来的目的，就是为了看我，他们要是看我住的地方摆了这么多漂亮的花，回去后，有可能向我看齐，如果上行下效，就会养成一种奢华的风气，这要不得的！”
如果说上面的例子是表现毛泽东“率先垂范”，下面的例子则说明“上梁不正下梁歪”的道理。清朝乾隆年间，当时的社会发展很快，经济相当繁荣，国力和财力也很充裕，然而，随之而来的则是奢靡腐败之风的愈演愈烈。乾隆皇帝六下江南，大造声势，他和随行人员游山玩水，沿途官员接驾送驾、进贡上礼、大兴土木，可以说把豪华与排场之风掀起一个新高潮。皇帝爷既然带了头，下面的大小官吏岂甘落后，他们学习皇帝，也极尽奢华排场之能事。为了讲排场、比阔气，这些官员不会自己掏腰包，而是向百姓摊捐派差，贪污国库，向下级索贿，向有富人家敲诈勒索。从此之后，贪贿成为公行，吏治日益荒废，官场上贪赃枉法、腐化堕落的歪风邪气日甚一日；而奉公守法、勤俭节约的正气反却越来越弱。整个社会显出没落腐败的趋势。
常言道，共产党的干部是人民的公仆，是制度的制定者、执行者，也是制度的遵守者。所以，要首先管住自己，带头履行好职责，做好群众的表率。
管住自己，第一要管住自己的脑袋，脑里必须由清正廉洁的为官之德来占领，由防腐拒变的规章制度来占领，清除贪腐的私欲杂念，牢固树立权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清正廉洁，勤政奉献，不辜负党的培养和群众的信任。
管住自己，最重要的是要管住掌权的手。权力是一把双刃剑，既可以成全自己的为官美德，也可以成为自己仕途的杀手锏。一些党员和领导干部之所以走上了犯罪道理，都是因为手中的权力害了自己，手里的权力越大，害得越重。这是因为，他们手中的权力用不对地方。权力用得好是称职，用得不好是失职，如果利用职务和权力之便，中饱私囊或者为己敛财，就是不折不扣的腐败，是犯罪行为，最终成为党和人民所不齿的败类。
要管住自己，归根到底是要管住自己的所作所为。领导干部也是平常人，有情欲，有交往，有社会关系要处理。但是，领导干部又不是普通群众，应该有更高的标准和严格的行为规范。在上级和群众管理、监督不到的情况下，自己管住自己，自律自省，时刻敲响警钟，才不至于走向腐败的泥淖。
激浊而扬清，废贪而立廉。
这句话出自唐代柳宗元的《柳河东集》，意思是，冲去污水，才能让清水上来；制止贪腐行为，才能树立清廉之风。
三国时，有个叫胡质的官吏，曾在魏国任州郡长官，为官三年直到去逝，没有留下什么余财。清点遗物，只有朝廷赏赐的衣服和几箱书籍，其他什么都没有。他的清廉美名，上至皇帝，下至百姓，人人称道。
胡质在荆州任刺史时，只身一人，没有带家眷。有一次，他的儿子胡威到荆州来看望他。临走时，胡质拿出一匹绢给儿子，让他路上做盘缠用。胡威以为这东西是父亲贪污来的，就跪在胡质面前说：“父亲为官一向清正，不知这东西来自哪里？”胡质说：“孩子重视为父的清点，让为父很欣慰。不过，你大可放心，这条绢是我的俸禄所余，来路很正。”胡威这才谢过父亲的赏赐，骑眘毛驴上路。一路上，原威打尖住店时都是自己放驴，自己砍柴做饭，为了节约钱财。
胡威后来也做了官，官至刺史，他同父亲一样，政绩卓著，清正廉洁。晋朝建立后，有一次晋武帝召见他。晋武帝谈起当年胡质的生平事迹，盛赞不已，然后问胡威道：“你的官职并不比你的父亲低，但不知你的清廉美名，是不是胜过你的父亲呢？”胡威答道：“臣愧不如父。”晋武帝问他为什么，胡威说：“臣父清廉，就怕人家知道，臣清廉，只怕人家不知道，所以臣和家父相比，差得很远。”
这个父子清廉的故事，足以说明，父亲对儿子的影响。如果没有胡质的清廉美名，就没有胡威的清廉美名。父亲，无疑给儿子树立了“标杆”。
廉洁奉公，是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能够赢得民心的重要法宝，也是共产党永葆先进性的本质特征和要求。1936年，美国记者斯诺到延安参观采访，被共产党领袖们的廉洁节俭而感动，断言这种廉洁节俭的作风，会产生“东方魔力”，成为后世的榜样。1949年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对国民党军官们说：“共产党战胜你们的不是飞机大炮，而是廉洁，是靠廉洁换得的民心。”这两个事例说明，清廉是共产党人的传统，也是战胜敌人、赢得民心的保证。
共产党的清廉，不是体现在一人一事上，而是体现在所有共产党人，特别是领导干部身上。正是由于领导干部身先士卒、率先垂范，才使官兵和军民上下形成一种清廉的风气。
说到清廉，我们的开国领袖毛泽东，对自己可以说近乎苛求。不管是战争年代的艰苦岁月，还是和平时期的安定生活，他一直保持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他穿的衣服，从内衣到外衣，从上衣到鞋袜，全是补了又补。有的单衣补丁太多，都成了夹衣。开国大典时，他定做了一套中山装，以后10多年再没有做新的。解放战争，转战陕北，他一直吃“二米饭”，即小米、大米合起来做；进城后，以大米为主，有时掺些小米、绿豆；三年困难时期，他带头不吃猪肉，周恩来劝他都不听。他不用香皂，不用护肤品，甚至不用牙膏，只用廉价牙粉；毛巾被、睡衣，还有那床毛毯，不只补过多少回，一直伴他离开人世。对子女，毛泽东异常严格。他从不允许自己的孩子搞特殊。
开国总理周恩来，同样保持着清廉的生活作风。他饮食清淡，不浪费粮食；勤俭节约，个人生活衣着简朴；对潮湿阴冷的老式平房坚决不同意修缮，不同意添置新陈设物品；在用车问题上，公私分明，他去理发，医院看病，探亲访友，看戏等，都算作私人用车，总要叮嘱身边工作人员照章付费，从工资中扣交；个人请客吃饭一律自费；不收受馈赠礼物。
当年在国务院会议厅入口处，有一块镌刻着“艰苦朴素”四个大字的屏风。这是周恩来总理身体力行的工作作风的写照。在国务院的会上，人们不止一次的听到他拒绝装修会议厅的建议，他说：“只要我当总理，会议厅就不准装修。”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的主体依然保持着清正廉洁的优良传统，涌现出一大批廉洁从政的好干部，在人民群众中树立了良好的口碑。但是，我们党内也的确出了一些腐败分子，他们贪污受贿、权钱交易、买官卖官，在人民群众中造成恶劣的影响，危害党和人民的鱼水关系。腐败滋生，必然动摇党的执政根基。在和平时期，如果说有什么东西能够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的话，腐败就是很突出的一个。要经得起拒腐防变的历史考验，防止出现人亡政息的危险，我们就必须坚决反对腐败现象滋生和蔓延。为此，领导干部的带头示范作用最重要，也最关键。
一是“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领导干部要时刻保持学习的习惯和态度，向书本学习，向周围的领导干部学习，向人民群众学习，向先进典型学习，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和利益观，不断地自我完善和自我修正。要根据党中面的要求，经常“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照镜子”就是对照党章、党纪、对照干部、群众、找出自身差距、缺点。“正衣冠”就是改正自身错误，弥补自身缺点，使自己的言行举止符合群众的意愿，党章党纪的规定。“洗洗澡”就是接受群众的批评和下属的批判，防微杜渐、悬崖勒马，保证思想和作风的干净整洁。“治治病”就是要敢于正视自身的不足和缺点，找出改进的方法和措施，完善自身的不足。
二是要牢记党的传统，永葆清正廉洁作风。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廉洁意识，严格遵守廉政准则，在思想意识上不能松懈，加强自我约束，坚决不在廉洁上犯错误。自觉接受监督，认真贯彻执行加强监督的各项制度和规定，既主动接受接受党内监督，也自觉接受民主党派、群众和舆论的监督。
三是要严格管好“八小时之外”。严格掌握工作中、生活中、社交中的度，紧绷廉洁自律之弦，除了要管好“八小时”以内外，还要从严自律对“八小时”以外的思想和行为负责，抵御各种诱惑，自觉过好权力关、金钱关、美色关和人情关。要耐得住清苦，受得了寂寞，经得起考验，挡得住诱惑，使自己不断成为合格的领导干部。
智者不为非其事，廉者不求非其有。
这句话出自西汉韩婴的《韩诗外传》卷一，意思是，聪明的人不做不应该做的事，廉洁的人不去追求不应该得的东西。
“智者不为非其事，不求非其有”，强调的是不能谋取不正当的利益。普通人尚且知道”非己物不取”，作为领导干部，如果利用职务之便，捞取不当利益，无疑就是贪官了。
“廉者不求非其有”，古代官吏为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清廉榜样。战国时期，田稷任齐国的相国，他为官勤谨，办事认真，名声极佳。齐王非常信任他，任命他为宰相，让他统领百官、总揽政务，一时间权势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让许多臣僚羡慕不已。为了付好他，总有一些人暗中给他送礼，以求得日后得到他的扶持。在这些人中，田稷手下一名官员，一次性就给他送去了百镒黄金。百镒黄金，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换了贪官，一定喜不胜喜。而田稷虽然”盛情难却”，不得已暂时接受了这笔贿金，却心里不安，一直记着这件事。
正当他冥思苦想，如何处理这笔钱的时候，这件事被田稷的母亲知道了。田母是一个深明大义的人，她见家里突然冒出了这么多金子，心里明白了八九分，当时就气得不得了。他厉声质问儿子：这笔钱是怎么来的？田稷是个孝子，他不想欺瞒母亲，于是将这事一五一十的给母亲说了。母亲尽管有心理准备，还是气得晕到在地。醒来后，就教训田稷说：”我平时是怎么教你为官的？为官的如果做不到清正廉洁，像普通老百姓一样见钱眼开，不顾国法肆意向属下求取，那就不是一个好官，而是一个贪官，终归身败名裂。”母亲说骂越生气，最后把田稷赶出了家门，不让儿子回来。
田稷受到母亲的严厉训斥，为自己辜负了母亲平时的教诲而感到十分羞愧和自责，急忙把金子原数还给了那个官员，随后主动跑到齐王面，跪地请罪，声称自己犯了不可宽恕的死罪，请求皇上将他处死，以儆效尤。
齐王被田稷一时弄糊涂了，忙问：“田爱卿，你这话从何说起？好端端的，你怎么会犯罪，还是死罪呢？”田稷痛哭流涕地答道：“臣下无德，一时没有把握住自己，接受了下属的百镒贿金，回家交与母亲后，遭到母亲的痛斥，母亲骂我为官不廉，执法犯法，不够臣子的资格，将臣逐出家门。臣越想越惭愧，自感受贿罪孽不轻，实在无颜再见母亲。还有，大王您信任臣下，给臣委以重任，臣下本应为臣子们做出榜样，却犯下了贪污的罪错，愧对大王，愧对母亲，愧对天下百姓，罪该万死。请大王一定要重责臣下，不然，以后就没有人遵守国法，遵守家规了。”
齐王明白了事情的前因后果之后，对田母家教有方敬佩有加。最后，齐王原谅了田稷的错误，说他知错就改，可以不再追究。
古人尚且对贪污受贿深感自责，而现在却有一些领导干部，抱着不捞白不捞的心态，利用职务的便利，肆无忌惮地捞取不当利益，对不义之财来者不拒，甚至主动索贿受贿，不知收敛。例如，杭州市原副市长许迈永，有“许三多”的雅号，因为他“钱多、房多、女人多”。有道是，家有豪宅千间，一宿只睡一床；拥有万贯家财，一日仅用三餐。就个道理连大字不识的乡下老农都懂得，而许迈永却没有弄明白。在他心目中，房子越多越大越气派，钱财越多越有用。他为官15年载，利用职务之便，一次又一次索贿受贿，折合人民币1.6亿余元，侵吞国有财产5300余万元，每年平均敛财约1500万。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这是对封建社会贪官的描述。一个副市长，捞钱的速度比清明的知府还快，真可谓“许迈永”速度，让清代知府们也望尘莫及。
为了避免重蹈覆辙，我们的领导干部要常怀律己之心、常思贪欲之害，身处清贫而不躁，面对诱惑而不贪，牢牢巩固思想防线，自觉抵制视钱如命、贪图享乐的意识，不取不义之财，不要不正之财，始终保持一身正气、一尘不染的精神，做事干干净净，为官清清白白。千万不能贪字当头，视仕途为“钱途”，最终毁了人生前途，落得个“人死了，钱还没花完”的可悲命运。
中共中央纪委，曾在严格禁止领导干部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不正当利益上，做出过明文规定，内容包括：一是严禁领导干部违反规定收送现金、有价证券、支付凭证和收受干股等行为。二是落实领导干部配偶和子女从业、投资入股、到国（境）外定居等规定和有关事项报告制度，严禁发生与公共利益冲突的行为。三是治理违规组织集资合作建房、超标准建房、在风景名胜或公园区建房等问题；纠正领导干部违反规定发放住房补贴、多占住房、以明显低于市场价格购置住房或以劣换优、以借为名占用住房等问题。四是严禁领导干部利用和操纵招商引资项目、资产重组项目，为本人或特定关系人谋取私利。五是严禁领导干部相互请托，违反规定为对方的特定关系人在就业、投资入股、经商办企业等方面提供便利，谋取不正当利益。如果每一个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做到以上要求，就真正做到了“不为非其事，不求非其有”。
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
这句话出自北宋包拯的《乞不用赃吏疏》，意思是，廉洁的官吏，是人民的表率；贪赃的官吏，是人民的盗贼。表：表率。贼：残害人民的盗贼。
清廉的官吏，是老百姓的表率；贪赃的官吏，是残害人民的盗贼。自古以来，廉洁的官员总是受人尊重，而贪腐的官吏则被人唾弃。
三国时期的蜀国境内，曾出现过“刑法虽峻而无怨者”的社会局面。诸葛亮治蜀，”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安抚百姓、遵守礼制、约束官员、慎用权利，对人开诚布公、胸怀坦诚），把国家治理的政治清明、人民安居乐业。这其中的重要原因，是宰相诸葛亮严于律己，保持一身清廉使然。
当初，刘备三顾茅庐，诸葛亮为其理想和诚心所动，毅然跟随刘备征战南北，奇功屡建。刘备死后，诸葛亮”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国家事务，不论大小，事事亲力亲为。他先后五次亲率大军北伐曹魏，呕心沥血。他做官公正无私，严格要求子侄，不要假借自己的身份搞特殊化，亲派侄儿诸葛乔与诸将子弟一起，率兵转运军粮于深山险谷之中。为此，诸葛亮还给哥哥诸葛谨写了一封信，说明诸葛乔不能比其他人有特殊性的原因。马谡错失街亭后，他首先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上奏后主刘禅，要求自贬三级，以示警戒。此后他行事更加兢兢业业、小心谨慎。在工作中，诸葛亮”夙兴夜寐”，在生活中，他”废寝忘食”，终至心力交瘁，积劳成疾，年仅54岁便英年早逝，实践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诺言。
诸葛亮带头申报财产，在给后主刘禅的一份奏章中，他对自己的财产、收入情况进行了说明：”成都有桑800株，薄田15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诸葛亮死后，果真”内无余帛，外无赢财”，做到了清正廉洁、光明磊落。
诸葛亮临死前还专门遗嘱，要求遗体安葬在定军山中，丧事从简，墓穴不要太大，能容纳下一口棺木即可；入殓时，只穿平时便服，不要任何陪葬品。一代明相诸葛亮的高风亮节，实在可圈可点、令人景仰，不愧是万世楷模。
然而，历史上也有一些贪官污吏，他们比的不是清廉，而是比谁的财富更多。晋武帝统一全国后，志满意得，完全沉湎在荒淫生活里。在他带头提倡下，朝廷里的大臣把摆阔气当作体面的事。
在当时的京都洛阳，有三个出名的大富豪：一个是掌管禁卫军的中护军羊琇，一个是晋武帝的舅父、后将军王恺，还有一个是散骑常侍石崇。
羊琇、王恺都是外戚，他们的权势比石崇来得大，但是在豪富方面却比不上石崇。石崇的钱到底有多少，谁也说不清。这许多钱是哪儿来的呢？原来石崇当过几年荆州刺史，在这期间，他除了加紧搜刮民脂民膏之外，还干过肮脏的抢劫勾当。有些外国的使臣或商人经过荆州地面，石崇就派部下敲榨勒索，甚至像江洋大盗一样，公开杀人劫货。这样，他就掠夺了无数的钱财、珠宝，成了当时最大的富豪。
石崇到了洛阳，一听说王恺的豪富很出名，有心跟他比一比。他听说王恺家里洗锅子用饴糖水，就命令他家厨房用蜡烛当柴火烧。这件事一传开，人家都说石崇家比王恺家阔气。
王恺为了炫耀自己富，又在他家门前的大路两旁，夹道40里，用紫丝编成屏障。谁要上王恺家，都要经过这40里紫丝屏障。这个奢华的装饰，把洛阳城轰动了。
石崇成心压倒王恺。他用比紫丝贵重的彩缎，铺设了50里屏障，比王恺的屏障更长，更豪华。
王恺又输了一着。但是他还不甘心罢休，向他的外甥晋武帝请求帮忙。晋武帝甚是支持，立即就把宫里收藏的一株两尺多高的珊瑚树赐给王恺，好让王恺在众人面前夸耀一下。王恺胸有成竹，特地请石崇和一批官员到他家吃饭，以便乘机再同石崇比一比。宴席期间，王恺命令侍女把珊瑚树捧了出来。那株珊瑚有两尺高，长得枝条匀称，色泽粉红鲜艳。大家看了纷纷举起大拇指，赞不绝口。
王恺想，这下你石崇该认输了吧。谁知石崇在一边冷笑，顺手抓紧一件东西，把大珊瑚树砸个稀巴烂。赴宴的官员大惊失色，王恺更是满脸通红，大骂石崇。
石崇却说：“如果你觉得舍不得，我我还你就是了。”当即命随从回家去，把家里的几十株珊瑚树统统搬来，让王恺挑选。这些珊瑚中，三四尺高的就有六七株，大的竟比王恺的高出一倍。株株条干挺秀，光彩夺目，个个比王恺家那样的珊瑚树强。
王恺这才知道石崇家的财富，比他不知多出多少倍，只好甘拜下风。从此，石崇的豪富在洛阳就出了名。
有一个大臣傅咸上了一道奏章给晋武帝，认为这种严重的奢侈浪费，比天灾还要严重；现在这样比阔气，比奢侈，不但不被责罚，反而被认为是荣耀的事。这样下去怎么了得。晋武帝看了奏章，根本不理睬。他跟石崇、王恺一样，一面加紧搜刮，一面穷奢极侈。西晋王朝一开始就这样腐败，这就注定要发生大乱了。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发生了巨大变化，经济发展了，这本来是好事，却也为少数党员干部肆意贪污受贿提供了便利，他们的行为不仅让党和政府的形象蒙羞，也让人民群众大失所望。
也有一些领导机关、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大搞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表现在理想信念动摇，宗旨意识淡薄，精神懈怠；贪图名利，弄虚作假，不务实效；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不负责任；铺张浪费，奢靡享乐，甚至以权谋私、腐化堕落。这些问题同样损害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损害了党群、干群关系。
2012年12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无论是“轻车简从”，“不安排群众迎送”，“不铺设迎宾地毯”，“不出席各类剪彩、奠基活动”，“严格控制出访随行人员”的细致和坦率，还是“首先要从中央政治局做起”，“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先要做到”的真诚和坚定，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正以身体力行的方式，为端正党风政风率先垂范。“八项规定”是一个庄严承诺，体现了从严要求、从严治党的根本要求，反映出中国未来施政的动向。领导干部要牢记党中央的要求，切实做好廉洁奉公的表率，切莫成为贪污腐化的罪人。
人只一念贪私，便销刚为柔、塞智为昏、变恩为惨、染洁为污，坏了一生人品。
这句话出自明代洪应明的《菜根谭》，意思是，人的心中只要出现一丝的贪欲，就会使自己的刚强正直变成懦弱、聪明才智变成昏庸、善良大度变成残酷、纯洁心灵染上污点，最后彻底毁灭了自己一生的人品。
明代思想家王阳明，一生的理学主张就是“致良知”。他曾说过：“良知无待他求，尽人皆有，只有被物欲泊没了他。”说明做人不可起贪心，贪心一起，人的良知就会自然泯灭，人的良知一旦泯灭，做事就会丧失正邪观念，甚至成为邪恶的帮凶。
为什么说，人一旦起了贪心，就会改变正邪观念，刚强正直的性格，也会变得懦弱，甚至成为邪恶的帮凶呢？
有一句谚语，叫做“拿人家的手短，吃人家的嘴软”。意思是，接受了别人的好处，吃了别人的东西，办事时便会感觉理亏而给予照顾、有所偏私。句中的“短”字，是由其本义缺点、短处引申出来的“理不直，气不壮”的意思。
公孙仪是战国时代鲁穆公的丞相，生活上非常爱吃鲜鱼，特别是新鲜的甲鱼。在他刚刚当上丞相不久，许多达官显贵纷纷向他送鱼。有人送鱼是对他的上任表示衷心祝贺，有人送鱼是借机对他大加奉承，讨得好彩头，有人送鱼则是别有用心。但不管他们出于什么动机，所有的鲜鱼都被公孙仪一一退还。公孙仪有一位非常好的老朋友，知道公孙仪身体瘦弱，操劳过度却缺少营养，便买了新鲜猪肝作为钓饵，准备钓只甲鱼给公孙仪补身体。他在三天光景里，总共钓了十多斤甲鱼，然后高高兴兴地送到公孙府上。公孙仪看到这么多甲鱼，知道老朋友的美意，便风趣地说：“甲鱼熬汤味道鲜美，又能补养身子，的确是个好东西呀！”老朋友一听，认为公孙仪肯定会给自己一个面子，收下这份心意，就说：“你我朋友一场，这点小意思不足佳齿啊。”公孙仪却摇摇头说：“老兄，甲鱼肉好吃，甲鱼汤好喝，可我要是吃了别人送的甲鱼，只怕我的手脚就不利索了，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了。”对方赶忙解释道：“不会的，我决不会给你添麻烦。”公孙仪正色说：“既然这样，如果我收下你送的甲鱼，岂不让世人议论你有行贿之嫌吗？”看到公孙仪的态度坚决，老朋友只好把甲鱼又拎了回去。
公孙仪有个弟弟，对兄长此举不甚理解，在吃饭的时候问道：“兄长您平日那么爱吃甲鱼，为什么老朋友好心送来，你却推辞呢？”公孙仪说：“正因为我喜欢吃甲鱼，所以才不能收。吃几个甲鱼固然是小事，但如果我经常收别人的礼品，那就要落个受贿的名义，迟早会因此丢掉丞相的官位。到那时，只怕我再怎么想吃甲鱼，也没有人送了。现在，我不收别人的鱼，倒还可以平安地做丞相，做了氶相就有俸禄，有了俸禄就可以多吃几年甲鱼。”弟弟一听，终于理解了哥哥的意思，不由会意地笑了。
“拿人家的手短，吃人家的嘴软”，据说就是从这个典故中縯生出来的。
的确，不管是官吏，还是普通群众，一旦得到了人家的好处，就不得不替人办事。有道是：道不通使钱开。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之所以用官员行贿，就是驱参透了这句谚语的真谛，把贪官当狗养起来，一旦用得上，就嗾使贪官打前站，为自己开“方便之门”。贪官们因为拿了人家的好处，“打掉牙往肚子里咽”，乖乖听人摆布，迫不得已成为帮区，至于党纪国法，和为官之德，只能靠边站了。
有生活中，还有一个现象，就是贪官害怕行贿者！按理说，贪官都是有权势的人，行贿者多是下级和老百姓，贪官怎么会害怕行贿者呢？其实，这个现象完全符合“拿人家手短”的规律。行贿者拿钱来换你的权，受贿者用权换来了钱，相互得利。殊不知，贪官的心贪，行贿者的心毒，就像吸毒不用第二次一样，只要受贿一次，行贿者与受贿者就成了一根线上的蚂蚱。有些行贿者为了抓住受贿者的把柄，便于长期所用，真是煞费苦心，想方设法把生米做成熟饭，使贪官乖乖地听行贿者的口令。例如，有个包工头和贪官闹翻了，在争吵时，贪官牛气哄哄地说：“我不想让你在这混，你就寸步难行，信吗？”包工头则针锋相对：“我不想让你继续在这儿当官，不但你头上的乌纱帽戴不了几天，还会给你找一个养老送终的地方，这你不会不信吧？”最后，二人的争吵是以贪官的赔礼道歉而收场。
贪官怕行贿者，说到底是因为害怕受贿者“检举”自己，使自己丢了乌纱帽，甚至锒铛入狱。例如，财政部税政司原副调研员周某，利用职务便利，帮助沈阳一家公司较早拿到减免消费税批文，从中收贿4万元。不久，这家公司原产业政策办公室主任、行贿人包某，因涉案被抓后，便检举了周某受贿的线索，被认定有立功表现。而周某则构成受贿罪，被一审判处有期徒刑。
可见，为人绝对不可动贪心，贪心一动良知就自然泯灭，良知泯灭就丧失了正邪观念，正气一失，党纪国法就就得让路。生活中一些人抵不住“贪”字，聪明才智被其蒙蔽，刚正品质随之消失。
关于行贿和受贿的关系，曾经有两个比较出名的理论，一个是行贿者眼中的“人狗论”，即“当我给他们送钱时，他们不收，他们是人我是狗，我求他们办事他们可以不办；当他们收钱时，他们是狗我是人，我要他们办事他们不敢不办”。另一个是某些贪官的“杀猪论”，即“就像一头猪，我把它养肥了，需要的时候再去宰它”。
那么，行贿和受贿，究竟是贪官在“杀猪”，还是行贿者在“喂狗”呢？这个问题回答起来也不难。如果领导干部坚决不受贿，保持一身正气、两袖清风，自然就不存在什么“杀猪”之说；反之，如果领导干部受贿了，肯定会“吃人家的嘴软，拿人家的手短”，结果只能是被行贿者牵着鼻子走，俯首帖耳、任其摆布，成为一条不折不扣的狗。从这个意义上说，领导干部要么当个“不杀猪”的清官，要么就是个“被豢养”的狗官。
换个角度看，“杀猪论”不但不能成立，反而验证了“人狗论”的合理性。远华走私案主犯赖昌星有句“名言”：“不怕什么法规条文、规章制度，就怕领导干部没有兴趣爱好。”实际上，行贿者不怕自己“被杀”，就怕领导干部“不杀”，只有领导干部伸了手，他们才能理直气壮地要求对方办这办那。说到底，贪官“杀猪”的本质还是行贿者“喂狗”，目的在于丢几块“骨头”，将领导干部变成听话的狗，以便获取更多的好处。
由此可见，官员除非不贪，否则就是行贿者养的一条狗。贪官们不仅在位时要为“主子”效劳，甚至当“主子”有难时，还得为“主子”献身，成了“主子”立功的“筹码”，这种作为，与走狗何异？
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任何侥幸心理都是要不得的。决心在领导干部岗位上干一番事业的人们，都要从中吸取教训。如果仍然执迷不悟，偏要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将行贿者“喂狗”当做自己“杀猪”，最终必然落个猪狗不如的下场。
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
这句话出自《红楼梦》第二回。意思是，明明已经拥有很多了，却还是不想停下来，继续为贪念所控制，一错再错，直到深陷下去，才发现自己已走投无路，想回头也为时已晚了。
在《红楼梦》第二回中，书生贾雨村中了进士后，荣升为知府，人一下子从穷到富，地位从低到高，思想也开始产生了变化。他信奉“当官即发财”的理念，在任上大肆敛财。可惜，东窗事发，上升不到一年就被革职查办。有一次，无官一身轻的他到野外散心，看到一座庙宇隐藏于茂林深竹中，庙宇门前的扁额上，题着“智通寺”三字；门的两旁则书写着一幅对联，虽字迹磨损，倒也能认得出来：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
贾雨村看了看，有所触动。他想：对联的文字虽然浅显，却也寓意很深，想必这庙宇里一定有一个经历曲折的高士。贾雨村为什么这样认为呢？因为他也是一个翻过筋斗的人，经历也可谓曲折。由于也翻过筋斗，对于这幅对联自然就体会深刻。
在余华的小说《活着》中，也讲述了一个故事：主人公福贵，解放前他是一个浪子，嗜赌成性，最后把家里的一百亩地都输给了一个叫龙二的职业赌徒，沦为贫农。两年后解放了，赢了他钱的龙二被划为地主成分，给镇压了，临刑前，他哭喊着对福贵说：“福贵，我是替你去死啊。”
人的一生中，都面临着很多重大决择，处在人生的十字路口。特别是面对种种诱惑时，一些人人都会有侥幸心理，侥幸心理就是赌徒心理，总是认为自己下次一定会赢，或者自己安慰自己说，这是最后一次，明天坚决不再赌博了。然而，到了第二天，又被诱惑所吸引，重新改口说：反正我手上的钱都是赢来的，输了又何妨。俗人说：“输钱皆因赢钱起。”当赢成为习惯时，也不明白自己可能正为他人作嫁衣，最后还是在赌桌上输得一败涂地！
官的贪财心理，也是赌徒心理的一种。认为自己贪点钱财没事，某某比我贪得还多，不照样没事吗？或者认为，我做的事天知地知人不知，加上我四处打点到了，我的人缘也不错，不会有事。结果，到底还是没有捂住！
清朝第一贪和珅，他的家财总价值11亿600万两白银，相当于清朝15年到20年的财政收入。如此富可敌国，仍然没有收手。和珅敛财的手段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大发人情财；二是利用职权进行贪污；三是利用吏部勒索百官。
发人情财：在朝为官，重要是能消息灵通，尤其是职位较低不能接近权力核心的官员，能否从大官口中得到瞬息万变的内部信息，决定着他们的前途和命运。因此，为了得到这些信息，总会有人不惜花费巨额财富打通关节。所以历史上才多见官员巴结、勾结太监之类的事情发生，为的就是能从皇帝身边的人口中得到朝廷上一点一滴的风吹草动，好见机行事。和珅的地位无疑也是追逐者的首先目标。他只凭朝廷的内部消息就可以大发人情财。
贪污所得：从28岁起，和珅长期担任户部尚书（相当于财政部长）。而户部的职责就是管理天下钱粮。因此，和珅就可以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进行贪污。除了户部之外，和珅还掌管着内务府的粮库、绸缎库、颜料库、圆明园茶膳房、选办处、上驷院、太医院、御药房等与财政有关的部门，这就意味着他掌管着国家的经济命脉。同时，他还负责各种内宫所用物品的制造，宫殿园林的建造和维修。实际上，和珅虽然不曾担任工部的职务，却把工部的职权也收到自己手中。这样一来，他就把整个国家的财政大权都由自己控制了。
主动勒索：和珅从32岁起长期担任吏部尚书（相当于人事部长兼组织部长）。而吏部的职责就是管理百官的。因此，和珅就可以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勒索百官。当然，也有那真的跟和珅较真、不想被和珅勒索的人存在。
由于贪婪无度，乾隆一死，新即位的嘉庆皇帝立即将其赐死，并将其家产统统充公。和坤一生敛财，到头来还是为他人作嫁衣。据说，和珅被收监后的第7天，曾在大牢中写下了《上元夜狱中对月》的诗，其中有“百年原是梦，廿载枉劳神”的句子，可谓“悔之晚矣”。
时下，好多落马贪官的忏悔录，也时常流露出自己遭人暗算，或者不参加政治学习、放松自我要求和忘记党的教诲等，如此忏悔，同和珅的悔悟一样，未免太迟了。例如，原湖北省黄石市委书记陈某这样剖析自己的犯罪原因：“我错误地认为，在黄石工作近40年，功劳、苦劳、职务都有了，年龄大了该享受一下了，因此热衷于吃喝玩乐。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一些人掌握了我的心理，天天围着我身边转。吃了别人的嘴短，拿了别人的手软。看似普普通通的一个个饭局，最终成了难以挣脱的锁链。”北京市建委原副处级调研员陈某因受贿被判刑，他在忏悔中说：“我没想到被一个情字毁了前程。情妇对我是绝对痴情的，跟了我5年，为我生了孩子。我万万想不到，我用100万元偿还我欠她的情债，却葬送了自己的前程。成都市原市委宣传部长高某忏悔道：“我感觉社会很现实，还是有钱才能办事。我开始看重金钱和物质，于是利用自己工作中建立起来的关系销售自己的书籍，并接受所谓好朋友的钱物……在我的思想深处，一直有一种错误认识：一定不要沾公家一分钱，只要不拿国家的钱就没事。”河南交通厅原厅长曾某回首往事，更是痛心疾首：“我是倒在亲戚、朋友、老乡为我设置的圈套里啊！”兰州市原市长张某则说：“我有很强的侥幸心理，心里清楚这些行为的严重后果，但总觉得反腐败不会反到自己头上。”
如此“忏悔”的贪官，不一而足。这些事例说明，虽然古今贪官走上犯罪道路的原因各不相同，但一样的痛悔，不一样的心情却是如出一辙。忏悔虽迟，总比死不悔过和死不认账要好，起码还有一丝良知，能把自己惨痛的教训告知后人，也算起到了惩前毖后的作用。前车之鉴，后人之师。领导干部们只有从贪官们那些痛心疾首的真诚忏悔中，得到警醒，时刻警钟长鸣，才能汲取教训，不断增强防腐拒变的免疫力，避免重蹈贪官的命运。
好货，天下贱士也。
这句话出自北宋苏轼的《志林·五》。意思是，喜欢聚敛财物，都是些人格下贱的人。
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穷人住在一间破旧的房子里，穷得连一张床也没有，晚上只能躺在凳子上。
望着自己穷困潦倒的生活，穷人经常幻想富裕的生活，他自言自语地说：“我要是发财就好啦，如果我拥有一笔财富，就大大方方地享受它，决不吝啬。”
他的话，恰恰被上帝听见了。上帝来到穷人身旁，说道：“好吧，我给你一个有魔力的钱袋，让你发发财。记住，钱袋里永远有一块金币，是拿不完的。你可以使劲拿，不过，在你觉得钱拿得足够了时，要把钱袋扔掉，这样你才可以使用这些金币。”
上帝走后，穷人身边果然出现了一只钱袋，里面装着一块金币。穷人把那块金币拿出来，里面又有了一块。于是，穷人不断地往外拿金币。穷人一直拿了整整一个晚上，金币已有一大堆了。他想：这么多的钱，已足够我花上一辈子了。
第二天，他感觉很饿了，本来可以拿金币去买食物，但一想到上帝的话，在买东西之前要把袋子扔掉。他舍不得，又开始从钱袋里往外拿钱。每次当他想把钱袋扔掉时，总觉得钱还不够多。
日子一天天过去了。穷人完全可以去买吃的、买房子、买最豪华的车子。可是，他对自己说：“还是等钱再多一些吧。”他不吃不喝地拿金币，已经快堆满一屋子了。同时，他也变得枯瘦如柴。即使这样，他仍然虚弱地说：“我不能把钱袋扔掉，金币还有源源不断地出来啊！”
终于，他累倒了，活活累死在堆满金币的房间里。
如此贪婪到不知足的地步，不会适可而止，反而把手越伸越长，到头来被贪欲所累。这样的人，可怜又可恨，只会给后人留下笑柄而已。
在官场上，像这样贪婪而不知节制的人，也大有人在。滥用职权是他们满足私欲的手段，但最终还是难逃丢官或被杀的命运，与上面那位“穷人”真可谓殊途同归。例如，有一个叫羊舌鲋的人，是我国有史以来第一个见诸文字记载的大贪官，也是第一个被以“墨”刑，并杀头示众的人。
羊舌鲋本是春秋时期晋国的贵族，论地位，他官至晋国大夫、代理司马、代理司寇等；论贪污，在当时无人可及。他贪的方式，一是大发战争财。羊舌鲋骁勇善战，而且又凶狠擅杀，凡晋军兵过之地皆血流成河，城乡被抢劫一空。他率兵同邾子国交战后，该国金银财宝，大半进了他的腰包；二是借兵威胁索贿卫国，并先后拥兵压服了郑国、卫国、齐国等十几个国家，搜刮无数，满载而归；三是扣押鲁国的人质，鲁国知道羊舌鲋的为人，为换回人质，派人带着绸缎和食物行贿羊舌鲋。
羊舌鲋身居高位，贪婪无度，不是以身护法，反而以贪坏法，卖法纵贪，落得锒铛入狱，死无毙身之地的下场。
过去的贪官已遗臭万年，新时期的贪官大有后者居上之势，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让人民群众深恶痛绝。有人总结了现代贪官的十种敛财手段：
一是封官许愿、买官卖官。这样的干部一般职权比较大，或为某党政一把手，或为部门、单位一把手。他们往往利用换届选拔的机会，为了满足自己的贪念，将一些职务按照油水的轻重进行标价，卖给那些想当官而且能拿得出钱的下级。这些通过花钱买官的人，得手之后想到的就是想法本钱捞回来。周而复始，形成恶性循环。
二是大搞项目，推旧换新。这类的干部上任之后，为了捞政绩，也为了捞得油水，把前任领导已经规划和建设好的项目，一律推翻重来，将原来的房屋推翻了重建。例如，你搞中式建设，我就搞欧式建设；你搞树木绿化，我搞草皮绿化；你修城市高架桥，我建也重建高架桥……这类干部通过大搞项目建设，从中获取个人利益。
三是利用权力收取种类“保护费”。这类干部往往是权力部门的负责人，他们通过权力“出租”，将辖内的宾馆、酒店或黄色场所实行挂牌保护，从中分得利益；或将他人的赌场采取不查的方法，收取老板的好处；或对非法采矿的矿主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管不查，以便矿主上门“进贡”。
四是是利用职权，暗中或采取变相的方法开办黄色场所和赌博场所等。这类干部往往让家人办这些场所，一些好色之徒和赌徒，知道这里安全，纷纷前来捧场。
五是利用权力办公司。这类干部往往比较文明，他利用自己的权力和关系网，让家人办正规公司，而不断的给自己的公司获取非正当资源，如非不当招标或暗箱操作，或贱卖国有财产或资源，以谋取暴利。
六是利用职权、炒卖地皮，或涉足房地产。这类干部往往主政国土部门，他们利用手中掌握的土地管理权，不实行正当的拍卖，而是暗箱操作，从中谋利；有的甚至自己合伙办公司。
七是贱卖国有资产。这类干部往往利用国有企业倒闭或转型，为了一自己私利，不顾国家利益，要么占为己有，要么疯狂瓜分，要么疯狂贱卖，以将利益占为己有。
八是利用职权，参股采矿。这类干部利用当地的资源，参与采矿，不顾人民生死，以获取最大利润，不少矿难发生的原因，都与这些官员参股有关。
九是利用权力，大开走私之门。这类干部往往是国家的特殊部门，他们利用自己的权力，与走私者相互勾结，形成互惠互利的关系，侵吞国家税收。
十是利用权力和关系，摆平黑白两道。一些私人企业主之间发生纠纷后，往往不愿走官道，怕暴露自己的某些阴暗面，便便通过当地能通天的核心人物来摆平，这些核心人物往往是权力核心部门的关键人物，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和关系，两方面恐吓，摆平此事，并从中收取钱财。
以上十种敛财手段，其实归纳的未必完全，贪官们根据具体情况，捞取钱财的手段也在不断更新；有的不是一种敛财手段，而是多种手段并用，出的是综合拳。不然他们的捞钱手段如何不同，但都离不开一个“贪”字。然而，邪不压正，最终都难免将自己送上审判台，被钉在耻辱柱上，成为人民千古的罪人。
廉者憎贪，信者疾伪。
这句话出自《新唐书·陈子昂传》，意思是，清廉的人憎恨贪婪，诚实的人厌恶虚伪。
清廉者憎恨贪官，是因为贪官攫取不义之财，枉顾国法，侵占国家财物，搜刮民膏民脂，败坏社会风气，动摇执政根基，这与一个正直的为官之道背道而驰，给官场摸黑。
自古以来，贪腐分子如过街之鼠，人人喊打。而那些痛恨贪污行为的君王和官吏，对腐败分子也毫不留情。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就是一个对贪官下手无情的皇帝。他在同臣下总结元朝灭亡的原因时，不止一次地重复过两个字：贪污。所以，朱元璋当权之后，立即颁布了历朝历代最为严厉的惩治贪污的法令，其中规定，贪污八十贯钱的，就要立即绞死；对贪污的官员，可以实行剥皮实草的酷刑。所谓“剥皮实草”，就是在各地县衙前面设置一个土地祠，如果出现贪官，就把他们的皮活活剥下来，挂在土地祠内，塞上稻草，做成稻草人，供人们参观和引以为戒。这种惩治贪官的方法一时震慑了那些想做官发财的官吏。
在惩治贪官方面，朱元璋发现一个杀一个，从来不怕杀得多。在处理一些贪污大案时，难免要牵扯上面的官员。于是，有人劝他念在对方有功的份上，留点儿情；从古现在，虽然不能说无官不贪，但做官发财的观念已根深蒂固，要是见一个贪官就杀一个贪官，岂不是要把天下的官员全杀光了？真若如此，就没人人替他治理国家了。朱元璋却不听劝告，他严辞回答说：“官还怕没有人做吗？又有谁不愿意做官呢？”在他的高压态势下，贪官杀得越来越多，许多县里都没了官员主事，朱元璋仍然坚持自己的法令，决不妥协。县里没有官员理事，他就下令把那些还在押的狱中前县令拉出来，继续到大堂上处理民事纠纷。于是，就有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县令戴着镣铐的县令，坐在人皮草偶下面，审问戴着镣铐的老百姓。
后来，朱元璋仍嫌惩治贪官不过瘾，创造出一个历代统治者都没有想到过的方法：诏告天下，只要发现了一个贪官污吏，就是普通老百姓也可以把他绑起来，送到京城治罪，任何人都不得干涉，谁阻止谁满门抄斩。
朱元璋如此对待贪官，可以说手段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他之所以这样下手无情，就是因为他看到了贪官对于国家的祸害，历朝历代的毁灭，跟贪官都有关系。为了江山社稷，不能不严惩他们。
为官清廉的人，没有不痛恨贪官的，同时也对那些行贿官员的阿谀奉承之徒也深恶痛绝。因为他们懂得，一个巴掌拍不响，有的贪官落马，除了自己的意志不坚定外，往往是让行贿者拖下了水。唐朝诗人白居易考中进士后，曾做过陕西周至县令。他上任伊始，就有赵乡绅和李财主二人为争夺一块地前来打官司。自古以为，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他们认为这是的打官司的规律。于是，赵乡绅从市场上买了一条大鲤鱼，在鱼肚中塞满银子提到县衙门，准备送给县令。李财主也不某落后，他命人从地里挑了个大西瓜，掏出瓜瓤，也塞满银子送给了白居易。收到两份“重礼”后，白居易不动声色，而是让人贴出告示，宣布明天审案。
第二天，人们看到了告示后，一齐涌向县衙门看热闹。新县令白居易升堂之后，问两个当事人：“你们哪个先说？”过去审案，在没有对案件定性之前，谁先讲，谁就会占住先机，当原名。所以，谁都愿意先讲。赵乡绅抢先说：“大人，我的理（鲤）长，我先讲。”李财主也不甘示弱说：“我的理（瓜）大，该我先讲。”白居易把脸一沉：“什么理长理大？胡说八道！”赵乡绅眨巴眼睛，以为县太爷没有明白自己的意思，连忙暗示说：“大人息怒，小人是个愚（鱼）民啊！”白居易哼哼冷笑说：“本官耳聪目明，用不着你们提示，更不喜欢有人暗中做交易。花钱买通官吏的人，罪加一等。来人，把他们送来的贿银取出来，让老百姓们看看。”
衙役取来鲤鱼和西瓜，当众抖出银子，旁观者一片哗然。白居易厉声喝斥道：“两位大胆刁民，胆敢公然贿赂本官，按大唐律法，各打40大板，决不能手软！”送贿者被打得哭喊告饶，旁边的老百姓拍手称快。
白居易为官不贪，怒打行贿人，申张了正气，维护了公道。这是一种可贵的为官之道。在封建时代法律监管不严的情况，为官执法全凭自己的良心和为人之道。
中国共产党自从成立那天起，就特别强调廉洁老奉公；1949年成为执政党以来，更是以史为鉴，时刻敲响反腐肃贪的警钟，把反腐倡廉提升为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问题高度。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慢慢走了市场经济的道路，党的执政环境由此发生了重大变化，党员和领导干部队伍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少数党员干部在快速发展的经济大潮中，经不起权力、金钱、美色的诱惑，卖官鬻爵，搞权钱交易，逐渐蜕变成党的败类、人民的敌人、历史的罪人，他们的贪腐行为，严重损害了共产党的形象，践踏了党纪国法，破坏了党群和干群关系，干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发展。因此，每一个领导干部必须从党和人民的事业兴衰成败的高度来深刻认识反腐昌廉的重要性，不仅自己不贪，也要与一切贪腐行为作坚决斗争，严惩贪腐行为，与贪官污吏势不两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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