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之行贿，并非所愿。只是行之有利，不行有虑。
这句话出自唐代陆贽的《陆宣公集》。意思是，人们之所以向官员或上级行贿，并不是自己心甘情愿的。只是因为行贿对会个人有利，而不行贿又有所顾虑。
陆贽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原来，陆贽是唐代的一名高官，他品行端正，为人朴实，一生清正廉洁。早在他担任华州郑县县尉时，曾东归洛阳探望母亲，顺道拜望了当时名重一时的寿州刺史张镒。张镒非常赏识陆贽，和他结成了忘年交，临别时还赠陆贽不少钱物，说：“请拿这点钱作为令堂大人一天的费用。”陆贽一再道谢，却分文不受；为了不辜负张镒的一片盛情，他只象征性地收了一盒新茶。张镒对陆贽的表现更加敬重，断言他是一位贤士。后来，陆贽任中书舍人。他的母亲去世后，朝野上下无人不给他送礼。但是，他依旧没收分文。
陆贽担任宰相后，对自己的要求更加严格了。当时，一些藩镇倚仗手中的权力，称雄一方。一些官员不敢得罪他们，违心同藩镇交往，而藩镇为了随时掌握朝廷动态，也总是用厚礼拉拢朝官。陆贽自然成了众多藩镇拉拢的对象。于是，重到金银，轻至鞭靴，纷纷给他送上门来，而他还是一如既往，一概谢绝。
陆贽的清正廉洁传到了德宗皇帝李适耳朵里，德宗很不以为然，下了一道密旨，责备陆贽过于谨慎，到了不通人情和不懂得如何处理上下关系的地步；并告诫陆贽：“如不接受贵重财物，细小物品接受一些也无妨啊。”
陆贽得到密旨，立即给皇帝上疏，表示不敢接受皇帝的旨意。陆贽说：“人们之所以向官员或上级行贿，并不是自己心甘情愿的。只是因为行贿对会个人有利，而不行贿又有所顾虑。”还说：要肃清贿风，首先要从上面做起，因为“上之所为，以导下也；上所不为，以检下也”。所以“绝利去贿者，莫先于君主”，只有君主率先垂范，才能使朝廷大臣乃至各级地方官廉洁守法。
这就是“人之行贿，并非所愿，只是行之有利，不行有虑”一语的由来。
由此可见，陆贽是一个官场明白人，知道人们送礼并非出于真心，而是迫不得已。明白这个道理，陆贽才会不领情，才会拒绝受贿。
然而，官场上也有一些“糊涂官”，或假装的“糊涂官”，总是认为对方给自己送礼，那是出自真心，出自哥们义气和亲情。例如，2006年初，庆安水库被列入国家除险加固计划，江苏省政府为此投资了8500万元，有人便盯上了这块“肥肉”。其中负责水利建设的两名干部梁某和张某，在工程招标中收取了巨额贿赂。两年后，梁某、张某分别被以受贿罪判处了有期徒刑。在辩解贪污原因时，他们这样辩解：“行贿人都是含泪让我把钱收下的。”
看了他们的辩解，真让人哭笑不得。其实谁都明白，行贿者为什么要“含泪送礼”，又有哪个会心甘情愿把自己的礼送给一个贪官？如果贪官手中没有权利，如果贪官能公平执法，正常履行职责，人们会给他们行贿吗？老百姓给贪官送礼，是因为贪官手中有权利，是因为贪官可以凭手中的权力为人办事。老百姓因为要找你办事，你不给办，或不尽心尽力地办，才不得不给你行贿。这样的道理，难道梁某和张某真的不明白吗？就算你给老百姓办了该办的事，那也是你的职权所在，你手中的权利是人民给的，给老百姓办事就是应该的，为什么你需要老百姓“感谢”你？所以，梁某和张某的辩解，真让觉得可悲。
人们为什么要给贪官送礼，这里还可以通过2000年3月被执行死刑的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的案例上做进一步剖析。晏某是胡长清贪污案中涉嫌行贿而受审的最著名的一位私企老板。他创办的企业有28家分公司，员工近千人，因成绩突出，还当选为省工商联副会长。晏某与胡长清相识后，多次给他送钱送物。晏某在接受侦查机关询问时，这样解释给胡长清送钱的原因：“我送钱给胡长清，真实原因是想跟胡长清建立感情，今后找胡长清给我办事更方便。”果然，晏某遇到不能解决的问题，只给胡长清打个招呼，立即就有了圆满结果。
还有一个李某，是一位“董事长”，自从认识胡长清后，两人成为好朋友，对胡长清的索贿便有求必应。当检察机关询问李某为什么要送钱给胡长清时，李某说：“我送钱给胡为的是与胡搞好关系，以后对我生意有好处。”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私营企业主要向胡长清行贿？有人分析道：尽管私企发展迅猛，但由于在人才、资源、社会地位上许多私企无法与国企抗衡，使得一些私企老板心生不平，另辟蹊径，于是把目标瞄准了官员队伍。他们利用私企在企业运作中的灵活性、资金出入的自由度、财务审计的随意性上具有的客观“优势”，对他们“瞄准”的领导干部采取银弹攻势，不惜一掷千金，腐蚀公权人员，大搞权钱交易，以此来改善企业的生存环境，拓展企业的生存空间，以实现自己更大的野心。
向胡长清行贿金额最多，把胡长清的贪欲胃口撑得很大的周某，曾表述了自己行贿的心态：“我记得谁说过这么一句话：人啊，一是用针刺自己的肉很痛，二是从自己口袋里掏钱给别人很心痛。”因为有这种“针刺般”的疼痛感，周某心里便把与胡长清的关系即看成是一种赤裸裸的钱权交易关系，他把这种关系比喻为“互相钓鱼”：“游鱼贪食，钓者诱之；人则皆鱼，我则钓之。”因为有了对这种关系的“深刻”理解，周某不断要求胡长清提供“服务”，胡长清因为得到了周某的“好处”，也成了周某的钩上“鱼”。
由此看来，私营企业主向高官行贿，完全不是出于真心，也有不得已而为之的苦衷贯穿其中。他们咬着牙行贿官员，决不是凭着什么私人交情，而是另有目的。如果胡长清也像梁某和张某那样，自认为人家是“含泪送礼”，自己不得不收，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
贪污是可怕的，更可怕的些贪官在贪污之后，仍然执迷不悟，并把责任推卸掉，这种态度是很危险的。他们试图通过“可怜兮兮”的样子，把自己描述为一个“受害者”和“弱者”，以博取同情，开脱责任，这无疑是徒劳的。
志士不饮盗泉之水，廉者不受嗟来之食。
这句话出自南朝范晔的《后汉书·列女传·乐羊子妻》。盗泉：在今山东省。嗟：不礼貌的招呼声。全句的意思是：品德高尚的人不会喝盗泉的水，廉洁清正的人不会吃别人带有侮辱的饭食。
“志士不饮盗泉之水”。盗泉，是春秋时期山东省泗水县某处一眼古泉的名称。它的成名原因，据说是因为当时曾有一伙强盗占用过这一眼泉水，人们便称它是“盗泉”。盗泉，还与孔子发生过一段渊源。先秦著作《尸子》记载，孔子四处讲学时，曾经路过盗泉，当时实在渴得不行，弟子劝他去喝附近的泉水，他却因为泉水的名字为“盗泉”，决不前往，宁愿干忍着。后人认为：孔子忍住一时的口渴，不饮“盗泉之水”，是为了保持自己的节操，是对“盗”的鄙视，而用自己的行为，言传身教做人的道理。后来，盗泉之水用来比喻以不正当的手段得来的东西或不义之财。不饮盗泉，则比喻为人正直廉洁。而“志士不饮盗泉之水”则成为无数人警示自己的格言。
“廉者不受嗟来之食”。“嗟来之食”，这句话出自《礼记·檀弓下》：“予唯不食嗟来之食，以至于斯也”。明代冯梦龙在《东周列国志》第八十五回中，讲述了这个故事：有一年，齐国发现了严重的饥荒。有一个富人叫黔敖，他在路边准备了一些饭食，以免费供应给饥饿的行路人进食。有一位饥民，实在饿的不行了，他经过黔敖施舍的地方，用袖子蒙着脸，四肢无力，连路都走不动了。黔敖见状，一手端着干食，一手端着粥，冲他喊道：“喂！过路人，撑不住了吧？快来吃！”谁知，那位饥民朝黔敖瞥了一眼，不屑地说：“不必了，我就是因为不吃你们这样的‘嗟来之食’，才落到这个田地的！”黔敖一听，顿觉脸红，立即追过去赔礼道歉。但那位饥民还是没有吃，直到饿死在路旁。这就是不吃嗟来之食的典故，它告诉人们：做人要有骨气，绝不低三下四地接受别人的施舍，哪怕是牺牲自己的利益甚至生命，也绝不能做出辱没骨气和志气的事情。
骨气是一个人的尊严和人格，是人们坚守底线、奋力拼搏的动力，是赢得人们尊重的源泉。中华民族具有讲骨气的传统。我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不仅以其精湛的表演艺术蜚声海内外，更以其抗战爱国、蓄须明志的崇高气节为国人所传颂。
上海沦陷后，梅兰芳作为曾经两度访问日本而深受日本人民爱戴的著名人士，立即成为日本人的“亲善”目标。树大招风，梅兰芳深知自己的处境。他一方面静观事态变化，一方面也在准备着应付办法。果然不久有人找上门来，希望他到电台播一次音。虽然来人并没有明说播什么音，但梅兰芳心里有数，便以将去香港演出为由拒绝了。
当然，梅兰芳也意识到这终究不是长久之计，只要他留在上海一天，对他的骚扰就不可能停止，而随着拒绝次数的逐渐增多，相信日本人也将失去耐心，到那时，他的生命都可能难保。在这种情况下，他决定逃离上海，前往香港，住在香港半山上的一套公寓里，简单地生活了长达4年之久。
梅兰芳是世界知名艺术家，他曾经有王府花园般精美的处所，有锦衣玉食，有前呼后拥、众星捧月般的待遇。这一切生活上的奢华其实离他并不远，甚至可以唾手可得。然而，他却不屑于此，他宁愿每顿只有一碗饭、一筷子罐头或者一小块咸鱼，甚至提心吊胆地时刻警惕头顶上呼啸而过的炸弹，就只是为了作为一个正直的人所应当具备的气节。尽管他视艺术为生命，但在民族存亡关头，他毫不犹豫地将艺术让位于民族气节。
生活上的困顿，梅兰芳能够耐受生活中无处不在的危险，他也能直面，但他难以压抑精神上的苦闷，也深知难以抗拒即将到来的时时刻刻的骚扰，他用过太多的拒绝的借口，已经难以为继，他要重新设计新的理由，那便是“蓄须”。老奸巨猾的日本驻港部队司令酒井虽然猜到梅兰芳蓄须的目的，但面对这样一位世界级的文化名人，这样一位受日本人民爱戴的艺术家，他着实有些无可奈何，况且梅兰芳以“我是个唱旦角的，年纪老了，扮相不好看了，嗓子也坏了”为由拒绝登台，也合情合理。
为了对付日寇的不断搔扰，梅兰芳一方面坚持留须，一方面不惜自伤身体。为了拒绝日伪的邀请，他请私人医生为他注射伤寒疫苗，致使连日高烧不退，为此差点丢掉了性命，终于击碎了日伪的妄想。他拒演的理由，除了“蓄须”外，牙疼、心脏不好不能坐飞机等都被他用做挡箭牌。尽管年复一年，生活因不能登台而逐日困窘，但他一直坚持下来，直到日本无条件投降。
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这是中华民族气节的主旋律，一个有坚贞不屈气节的人，能够抵御各种名利的诱惑，不为强权和金钱所屈服，即便粉身碎骨也在所不辞。
20世纪30年代前后，日本人运用“以华制华”的策略，利用中国人来统治中国人，于是派人去拉拢那些过去当过首脑而又有些名望的人来为他们伪政权服务，先后收买过北洋军阀头目段祺瑞，当过几年中华民国总统的徐世昌，统治东北多年的张作霖等人，但他们都以年老多病为由婉言拒绝，这些人过去虽然有些劣迹，但他们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并没有糊涂，仍然坚持做人底线，也可以说有点骨气吧。
历史学家吴晗曾写过一篇《谈骨气》的文章，里面提出做人不可有傲气，但不可无骨气。党员和领导干部的骨气，就是做人要坚持原则，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明是非，知荣辱，不拿原则来做交易。
然而，当今官场上也有没有骨气的可怜虫，经不起糖衣炮弹的攻击，沦为贪官。《民主与法制时报》曾报道了一个贪官故事，说是合肥市一个的区长王某，因受贿罪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刑重刑。王某为何成了贪官？出身农家的王某最初是好的，随着职务升迁，思想就发生了变化，跟私企老板接触多了，常被老板拉去娱乐、休闲，看老板出手阔绰，心理开始失衡，就开始贪起来了，期望自己也成为千万富翁，最后被捉。王某在法庭上也痛哭流涕：“我没抵御住金钱的诱惑，愧对党和人民的信任。”
一个领导干部，立下了“要成为千万富翁”的壮志，面对千万富翁的老板，当然要心理失衡。心理一失衡，金钱就成了犯罪的诱惑。在他的心目中，还有一点为官的骨气吗？
像王某这样缺乏骨气的官员，在我们生活中并不少见。随着时代的发展，一股庸俗、低俗、媚俗之风，败坏了社会风气，一些领导干部受其影响，把这种不良风气带到了工作和生活中，顶不住庸俗关系的腐蚀，患上了“软骨病”。有的见到金钱就手软，见到佳肴就嘴软，出入常与大款为伴，甚至重要会议可以不参加，但有钱人的宴会却不能缺席；有的见到上级就卑躬屈膝、唯唯诺诺，对待下级和人民群众却口大气粗、颐指气使；有的染上了不良嗜好，迎合低级趣味，热衷于赌博，沉溺于美色；有的心思不放在为群众谋福利上，而是一心只想捞政绩，往上爬，甚至“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等等。这些行为不仅失去了做人的骨气，更失去了领导干部应有的党性原则，必须引以为戒。
操劳本是分内事，拒礼为开廉洁风。
这句话出自北宋包拯的《拒寿礼》诗。意思是，我为国操劳本是我分内之事，不足挂齿；我拒绝寿礼，是为了带头开创朝廷上下的清廉之风啊。
北宋著名的清官包拯，清正廉洁，不畏权贵，被老百姓称为“包青天”。在60大寿的那天，他料想会有许多人来给他送礼，就特意吩咐家人，不管是何人送的寿礼，一概不收。然而，第一个给他送来寿礼的，竟是当朝皇帝。替皇上送礼的太监，知道包拯的为人，怕这次送礼又被拒绝，让皇上很没面子，便在礼品上面写着几句提醒的话：
德高望重一品卿，日夜操劳似魏征。
今日皇上把礼送，拒礼门外理不通。
家人把这首诗呈给包拯后，包拯看了看，当即挥毫题了一道回赠诗：
铁面无私丹心忠，做官最忌念叨功。
操劳本是分内事，拒礼为开廉洁风。
他的诗有礼有节，言辞恳切，即拒绝了皇上的好意，也说明了情况，不会让皇上太难堪。
“操劳本是分内事，拒礼为开廉洁风。”以包拯为代表的大宋清官廉吏，凝聚了那个时代的一种正气、一种精神、一种清廉之风。这一廉政文化传续至今，仍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我只是做了自己分内的事”。2012年度“感动中国”人物获奖者陈家顺所言，同样体现了一种尽职尽责的廉政风范。陈家顺是一位地方劳动局干部，负责劳动输出工作。作为一位基层干部，他把为广大务工人员解决困难、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当做是自己的分内事。他把农民工当作家人，把农民工的事当作家事，忠于职守，服务群众，千方百计为农民工排忧解难，忠实地完成了自己的分内事。例如，为掌握企业用工的真实信息，他以普通农民工的身份深入到不同企业“潜藏”起来，亲身体验农民工的工作状况和生活环境，了解岗位劳动技能的培训和要求。通过这种身体力行和亲力亲为的实际调查，他在短时间内帮助企业招聘到符合岗位要求的员工，帮助进城务工农民找到符合自身特点的岗位。这些实实在在的行动，赢得了当地民工和社会各界的称赞，被人们亲切地誉为“卧底局长”、“民工局长”。
其实，党的性质，决定了领导干部是人民的公仆，是纳税人聘请来为自己工作和服务的。所以，既为领导干部，就要在其、谋其政，就要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就要对自己的工作尽心尽力。这不仅是作为一位政府工作人员的职业道德，同样是法律明确规定的职责所在。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让群众富起来、让经济好起来、让环境美起来、让日子幸福起来，这些都是人民群众理应享受的合法权益，是对政府工作的基本要求。实现了这些要求，只能说明我们的干部是合格的，而不能说明你对人民群众施了什么恩。就好像一个社区管理的有条有理，这说明物业公司的工作比较到位，业主比较满意，但绝不会感激涕零。既然为人民工作是分内之事，我们就没有必要为自己张扬，以为自己的贡献太大了，人们理应对自己“歌功颂德”，理应为自己送点好处，甚至对自己“感恩戴德”，也是理所应该的。如果这样认为，那么离贪官也就不远了。
“拒礼为开廉洁风”。包拯的这句话具有深刻的现实针对性。一些腐败分子之所以身陷罪恶深渊而不能自拔，往往就是从收受礼品和“红包”开始而一发而不可收拾的。他们的贪欲越大，就会在泥潭里陷得越深，直至坠落腐败的深渊而万劫不复。
也有一些领导干部往往拿“盛情难却”“却之不恭”作为自己腐败的挡箭牌，心安理得地接受吃请和送礼。从包拯赋诗拒礼的故事来看，这种蹩脚的理由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如果说“盛情”，当朝天子可谓至高无上，能给大臣送礼那才叫“情大于天”；如果说“难却”，皇帝乃真命天子，权力无限大，说一句话叫“金口玉言”，古人连皇上的礼都可以拒之门外，我们还有什么不能“却”的人情呢？所以说，所谓“盛情难却”，不过是一种借口、一种开脱，是意志薄弱、私欲膨胀的表现。还有，包拯敢拨皇上的面子，理由是“操劳本是分内事”，拒礼是合情合理的；作为人民公仆，我们为人民操劳自然也是“分内事”，为什么就“却之不恭”呢？盛情不但能却，而且却之有理。
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物质生活越来越丰富，形形色色的诱惑无处不在。面对权力、金钱、美色的考验，每一位领导干部都要以“蝼蚁之穴、溃堤千里”的忧患意识对待自己的一言一行，以“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谨慎态度对待自己的一举一动，以“夙夜为公、寝食不安”的公仆情怀对待自己的一职一责。常思贪欲之害，常除非分之想，常修为官之德，常怀律己之心，时刻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励”，始终保持共产党干部的蓬勃朝气、昂扬锐气、浩然正气。只有这样，就没有却不了的情，就没有拒不了的礼，就没有“却之不恭”的想法。
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
这句话出自明朝于谦的《入京诗》，意思是，我什么也不带，只带两袖清风去朝见天子，免除老百姓说闲话。
古往今来，凡为官清廉、不贪钱财者，不徇私枉法者，人们以“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来赞誉之。“一身正气”，指一个人在做事做人上，为人正直、真诚、无私、公平、廉洁、刚正不阿，光明磊落。“两袖清风”，是说两袖中除清风之外，别无所有，比喻做官廉洁清明，不巴结上级，不搞歪门邪道。
为什么说“两袖清风”呢？我们从古装戏中人们可以看到，古人服装的大袖子不仅可以遮面擦泪，而且像“万宝囊”一样，是可以装很多东西的，如手帕、钱两、银票、书信等等。从前，有一个新上任的县官，当着众人的面宣布：“我当县官，当以清廉为本。苍天作证，今后我要是接受贿赂，就让我的手烂掉；左手接受贿赂就让左手烂掉，右手接受贿赂就让右手烂掉。”事过不久，一位下级求他办事，按规矩给他送来了一百两银子的银票。看着数目不小，县官心有所动，嘴上却说：“我上任时已对天发过誓，哪只手拿你这银子，哪只手就烂掉的。”送礼一听，微微一笑道：“大人，这好办，我把银票放在你袖子里，要烂就烂掉一只袖子而已，有什么关系呢？”县官一听，连说妙极，笑咪咪地把袖子伸了过去。这就是袖子的妙用和贪官的嘴脸。
“两袖清风朝天去”，一个连天子都不巴结的人，可见他是何等的正义凛然，何等的正派无私。说这句话的人，名叫于谦。
于谦是明朝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有一篇千古名作《石灰吟》，可谓家喻户晓。这道的全文是：“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其中“要留清白在人间”成了千古名句。于谦由监察御史升任兵部尚书，可以说政绩卓著，功莫大焉。而他为官廉洁，从不奉承权贵的精神，更是千古传颂。当时有一个宦官叫王振，惯于以权谋私，又一手遮天。每逢朝廷召集会议，各地官员为了讨好他，都给他进贡珠宝白银。而作为巡抚的于谦，每次进京言事，总是两手空空，这与其他官员形成鲜明对比。他的同僚进言道：“您虽然不献金献宝、攀求权贵，也应该带一些地方上的土特产，如线香、蘑菇、手帕等物，送点人情呀！”于谦一听笑了起来，他举起两只袖子，风趣地说：“谁说我两手空空？我带有两袖清风呀。”并因此作了一首《入京诗》：“手帕蘑菇与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绢帕、蘑菇、线香都是他任职之地的特产。于谦在诗中说，这类东西，本是供人民享用的。只因官吏征调搜刮，反而成了百姓的祸殃了。他在诗中表明自己的态度：我进京什么也不带，只有两袖清风朝见天了。
这首诗表明了于谦清廉耿直的立场，和不巴结权贵的浩然正气。从此，“两袖清风”这一成语便流传下来。
时逢年关，看望长辈、老者或走亲访友，带些小礼品无可厚非，可眼下不少人却正忙着张罗给上司和权力部门送礼，而且这种歪风大有愈演愈烈的气势。看到此情此景，一些人不免犹豫再三：自己给领导干部送礼还是不送？于是，惆怅、思虑、徘徊、困惑，百思难得其解。在这里，我们不妨自己问自己：我们为什么给领导干部送礼呢？
是为感激领导干部对自己的培养和提携吗？领导干部培养和提携一个人，不是为他的一己私利，而是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这完全属于一种组织行为，是领导干部坚持五湖四海、任人为贤的正当行为。而给领导干部送礼，却把这种组织行为个人化了，把组织的培养提拔变成了某个领导干部的培养提拔，这实际上是对领导干部任人为贤行为的挑战。大道理说出来人人都懂，却仍然有人觉得自己的成长进步，是离不开某位领导干部的关心关怀，对这位领导干部心存感激。当然，对那些伯乐式的领导干部，我们应该表示感谢，不光一个人，全社会都应该感谢他们。可是，用什么方法来感谢呢？难道过年过节那点小礼品才叫感谢吗？真实表达感谢的好方法，应该是被提拔者做出成绩，拿出样子，为党和人民做出更多贡献，这样的作为才会告慰于提拔你的人。
是为得到领导干部的信任吗？每一个人都期待上下级关系出现良好、融洽的局面，领导干部对自己怎么样和自己对待领导干部怎么样，都是正常的工作关系，如果因为是领导干部，就给他送礼，则是一种见不得人的、私下交易的庸俗的不正之风。不给领导干部送礼，并不意识着你不尊重领导，心里没有领导，也不意味着你不想得到领导干部的信任。礼品只是物质的东西，双方的真情实意才是实质的内容。领导干部未必在乎你的一点礼品，真情实意也不只是体现在礼物上面。对正常的礼尚往来，可以理解，但对有所非份之求的送礼，则是不能原谅的。
是为得到领导的重用或照顾吗？我们的领导干部是不会因为收受了谁的礼品就重用、照顾谁或给谁好处，谁没给自己送礼就不重用或不照顾的。假如真是那样，那个下属的送礼行径就是行贿、跑官、要官、买官，那位领导干部的做法就是受贿、卖官。试问，这样违法乱纪的行为，领导干部怎么能做呢？也许有人会说，我们送礼不是为求得重用或照顾，那么请问，假如他不是在那个位置上，你还会给他送礼吗？他退休后你还会为他送礼吗？该不该重用或照顾，组织上自有公断，个人为什么要顶风违纪，陷领导干部于不义的境界呢？
若有赃私并土物，任教沉在碧波间。
这句话出自清代褚人获的《坚瓠集》。意思是，如果我带着受贿得到的财物和当地土特产，就让我沉于江中淹死算了。
这句话是清朝人褚人获在记述明朝清官吴讷时引用的诗句。吴讷是明朝一位著名清廉的官员。洪熙元年，他被任命为监察御史。有一次，吴讷巡访贵州准备返回时，地方官员为讨好他，派人携黄金百两追上他予以馈赠。吴讷向来对行贿之举十分反感，但是他并不是简单拒绝。他接过黄金，并未启封，而是在上面题诗一首，让来者带回。这首诗是这样写的：
萧萧行李向东还，要过前途最险滩。
若有赃私并土物，任它沉在碧波间。
这首诗是自警，是自律，也是对规劝行贿人：行贿受贿，实乃天理难容。
说到官员拒贿，这里有许多古人的小故事，可以作为我们的借鉴：
明末清官蔡懋德，在腐败官场的乌烟瘴气中，保持一身清正，决不同流合污。虽然德才兼备，只因不肯巴结当权人，久久不得升迁，并被挤出朝廷。他刚到山东担任地方长官时，劣迹昭彰的官吏纷纷“引避”，仿佛躲避灾星。泰安州知州觉得自己贪贿丑行尚未暴露，又怕蔡懋德明察秋毫查处自己，就派几个暗探在济南搜集有关“情报”，以便预做准备。
几天后，一个小探子来报告：“蔡大人为避免他人借年节寿辰送礼行贿，所以从来不搞寿庆，年节也是草草而过。昨儿个我灌醉了蔡府一个家丁，才套出一个重要情况：今日是蔡大人五十大寿，便连夜赶回来报告。”知州大喜，忙问：“蔡家都缺什么？”小探子回答：“家丁说蔡大人衣袍很破旧，连一条像样的袍带都没有。”州官眼前一亮，连说“有了”。急忙翻出一条受贿得来的镶金缀玉精制袍带和两套特级绸缎华衣，同小探子快马加鞭赶到济南。到蔡府一看，见毫无寿庆气氛，蔡大人刚刚吃过晚饭，他纳头便拜：“大人五十华诞，下官公务忙昏了头，现在才来，有罪有罪！衷心敬祝大人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吉星高照，飞黄腾达！”说罢，起身先将金带双手献上，奉承道：“此带乃祖上所传，粗劣不成敬意，乞大人笑纳！”
蔡懋德先是一笑，双手自提袍带，幽默地说：“老弟知道吧：衣带束身，因人得气，也有清浊香臭之分。我自做官以来，这条铜带一束二十年，早有一股清香之气，近年越发沁人心脾啦！您那祖传金带，想必更有妙不可言之处吧？还是自用为好。”州官灰溜溜打道回府，归途中越想越怕，第二天便赶紧自动解职罢官了。此后，蔡懋德所到之处，贪官污吏莫不望风而逃，有小毛病的也无不自责自警，不敢继续胡来。
北宋大臣吕蒙正，三任宰相，以正直敢言、清正廉明著称，官僚士绅都知道他的脾气，无人敢给他行贿送礼捞取好处。偏偏有个官吏不信邪，非要试一试。他琢磨了许久想出一个点子，自以为无一失。原来，他家中有一件祖传家宝贝——一面青铜古镜。铜镜本是照脸用具，可这面古镜竟能照清二百里外的景物。他想把它献镜给吕蒙正，好让自己平步青云，加官进爵。但是，如果直接送到吕蒙正的府上，无疑会碰一鼻子灰，只能采取迂回战术，好让吕相爷既接受了宝镜，又不觉得是受贿。
主意想好后，他拐弯抹角来到吕蒙正弟弟吕蒙休家中，假意让蒙休鉴定古镜。吕蒙休一看古镜，连声夸赞。行贿者心中大喜，却装做不经意似地说：“这把宝镜，恐怕满朝文武只有令兄大人配得上享用！小弟我人微福薄，留着它早晚要惹祸！侯门深似海，宝镜只有在那里才最安全。”吕蒙休听懂了话中之义，却不敢代转古镜，摇头说：“家兄的脾气，想你是知道的。”那人笑道：“令兄是鉴宝行家，您带古镜去让他鉴定一下，这不难办吧？只要他老人家喜欢，这事就成了。反正我也不是送礼，只是为了让宝镜有一个好的去处。”吕蒙休答应试试看。
吕蒙休见了哥哥，委婉地说了一大堆开场白，这才引到古镜上：“那把古镜，哥哥鉴定之后就留下自己照脸使吧！”吕蒙正哈哈大笑道：“兄弟呀，你哥的这张老脸，就只有碟子那么大，干嘛要用能照方圆二百里的天大镜子呢？”在场的人一听，全笑起来。
这事传开后，人人叹服，连那位不信邪的行贿者也不得不佩服——自己好不容易想好的一个点子，被吕宰相一个笑话顷刻间化为乌有。
拒贿其实也是一门说话的艺术。如果掌握不好，就很难把礼物拒之门外。所以，官场上才有“当清官难”的说话。有一位年轻的干部，在谈论拒贿时，就觉得“拒贿之难，难于上青天”。这话听起来是在为自己开脱，但生活中也确有受贿容易拒贿难的现象。之所以拒贿难，除了受贿的领导干部的主观原因外，客观上也有不少难度。
一是贿、礼难分。贿赂是指用财物买通官员为自己办事，官员受贿达到法定数额，就会构成“受贿罪”，是要受到惩罚的，严重者的甚至要掉脑袋；而赠礼呢，则是送人财物以示尊敬、庆贺或感谢，即使官员接受了，也不能简单地定为犯罪。对领导干部来说，受人财物究竟是“受贿”还是“受礼”，有的一目了然，可以坚辞不受；有的则很难分辨，不大好办。官位再大，也是生活在礼尚往来习俗社会中，不可能与一切礼俗绝缘。别人送来的财物，是“贿”是“礼”，有时就弄不清楚。不过，针对这个问题，只要领导干部有这样一个共性认识就能轻易化解：有史以来，凡是给官员送财物的，绝大多数是行贿，而不是一般性的送礼。记住了这一点，在不明财物性质时，干脆一概拒之，即使得罪了人也在所不惜。
二是盛情难却。自古以来，人情关最难过。人家对你诚心诚意又恭恭敬敬，甚至不远千里万里登门“进贡”，那是非常不容易的。搭进钱物不说，还顾虑重重，甚至提心吊胆……这么“设身处地”地人家一想，即使你心里不愿接受，也不好拨人家的面子。于是在谢绝不了时，只好“恭敬不如从命”了。因为拨不了人家的面子，拿了人家的钱财，便给自己拉仕途埋上了祸根。对此，领导干部要有一个清楚的认识。不妨向古人学习，向优秀领导干部学习，学习他们巧妙拒贿的方法。
取一文，我为人不值一文。
这句话出自清朝张伯行的《禁止馈送檄》。意思是，如果我收取钱物一分，则我的人格就不值一文了。
清朝的张伯行，曾为福建和江苏巡抚，官至礼部尚书。他在任上，极力反对以馈赠之名，行贿赂之实，十分厌恶官场不正之风。他自己不论官多大，始终保持一身正气，从不收受他人贿礼，在老百生中间口碑极佳。康熙皇帝则称他是“天下第一清官”。
江苏有个王知县，为官平庸，无才无德，却梦想平步青云，年年升官发财。他认为，要想升官晋爵，就必须有人提携，只要找到一个好靠山，就能仕途亨通。当时，张伯行正在江苏任巡抚。王知县觉得，要想升官，得靠这个人。于是，便把目标瞄准了张巡抚。
一天，王知县专程拜访张伯行，恰逢张伯行不在家，便把随身携带的一幅画儿放在桌子上。张伯行的夫人知道丈夫的规矩，立即摆手说：“不可，我家大人是决不会收这些东西的。如果我放任你留下这些东西，他回来是要骂我的。”王知县打哈哈道：“这哪算得上什么什么礼物？不过是我画的一幅画儿，想让巡抚大人指导二三，别无他意。既然巡抚大人不在家，卑职改日再来拜望。”说完，扭头就走。张夫人听信了王知县的话，觉得收下一幅“求教”的画儿也没有什么，便没有追出去。
不多时，张伯行办完公事回到家里，听了夫人的叙述之后，想看看王知县的画技如何。他从桌子上拿起了画儿，觉得份量有点儿重，可能里面藏着什么东西！于是开始检查画轴。夫人不解地问：“你看画轴干什么？”张伯行笑了笑，说：“一看便知。”当他扭开画轴的端盖，一看大吃一惊，里面金光闪烁，将画轴在桌子上轻轻一磕，一根沉甸甸的金条落了下来。张夫人这才惊出一身冷汗。
不过，张伯行并没有说什么。不久，王知县又来拜访张伯行。张伯行说：“你的画儿画得不错，钩皴、点染、浓淡干湿，阴阳向背、虚实疏密和留白等表现手法，达到了一定的水平。我收下了。”王知县一听，满心欢喜，说：“巡抚大人过奖了，请今后多多指导，提携。”他把“提携”两个字咬得很重。张伯行说：“你的画儿，我是不能白收的。我赠你一幅字吧。”王知县受宠若惊，连声道谢。
张伯行打开书柜，从里面取出一幅早已准备好的字画。王知县接到手里，觉得画儿不轻，掂了掂，马上明白了其中的奥秘，明白张伯行肯定把金条放进了画轴。他的心立刻咚咚地跳起来，脸上的笑容倏然消逝。
王知县打开画卷一看，是张伯行用隶书写的“一”字诗：“一丝一粒，我之名节；一厘一毫，民之脂膏。宽一分，民受赐不至一分；取一文，我为人不值一文。谁云交际之事，廉耻实伤；若非不义之财，此物何来？”
王知县羞愧不已，匆匆忙忙地卷起了张伯行回赠的字画，灰溜溜地走了。
虽然在“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封建时代，出现几个像张伯行这样的清官，并不足以改变那个时代的腐败风气。但是，像张伯行那种出污泥而不染、拒贿于“一丝一厘”的可贵品质，也可以给世风日下的当今时代以有力的警醒。在大力反腐倡廉的今天，重读此文，更显难得的精神价值，值得我们推崇。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在现实生活中，也有不少人对于“一丝一厘”的“馈赠”，一向来者不拒，把收受礼物视为人之常情。有些掌握着实权的人物，之所以不能抵制金钱的诱惑而走向犯罪，其犯罪过程一般始于“一丝一厘”，进而得寸进尺，直到身败名裂。为什么张伯行说“取一文”就会导致自己“不值一文”呢？因为千里之堤溃于蚁穴，这“一文”就是“质”的飞跃。有道是：“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这其中就寓含着事物的发展变化都是由量到质的转变过程。多吃多占和贪污腐败之间并未隔着多么大的鸿沟，何况那些善于投机钻营的人，还会使人在“不伤大节”的情况下吞食他们撒下的“金钓”呢？
一些领导干部的合法收入，其实并不少。但高薪之下，他们却依然在大肆敛财，结果锒铛入狱。例如，曾被依法处理的浙江省某地三名正局级干部：在浙江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位置上被查办的周某，曾任省政府副秘书长、省计经委委员等职；还有一个朱某，案发时为浙江省供销社主任、党组书记；再有浙江省新闻出版局局长罗某，曾担任过浙江日报副总编辑。这三个人中，年收入都在二三十万之间，应当属于干部中的高收入一族了。但是，高收入却填不满贪官们的欲壑。其中，周某共收受贿赂四百多万元，另有高档手表和金手饰等贵重物品；罗某违法所得三百多万元，朱某则贪污受贿总计达一千多万元。
像这样让一个“贪”字拉下水，落得身败名裂、遗臭万年的官员，并不少见。在国人呼吁惩恶肃贪、国家大兴反腐倡廉之风的今天，重温一下张伯行的《禁止馈送檄》一文，实在大有裨益。
“一丝一料，我之名节；一厘一毫，民之膏脂。宽一分，民受赐不止一分；取一文，我为人不值一文。”一瓶酒、一盒烟，看似蝇头小利，但贪婪之心就是在这不断积累的小利中逐渐膨胀，一旦小利满足不了贪欲，就会变坐等收钱为伸手要钱，贪污起来不再有任何顾忌，终至铸成大错。要避免这样结局的出现，我们要向先进分子学习，把他们的模范行为做自己的镜子，照出自己的差距，克服自己的缺点；要加强党性修养，重温入党誓言，真正把自己置身于为人民服务的公仆地位，老老实实做事，清清白白做官，时刻廉洁自律。
义利源头识颇真，黄金难换腐儒贫。
这句话出自明朝李汰的《无题》诗。识，指审察事物、判别是非的能力；真，形容准确、清楚。腐儒，指思想陈腐、不识变通的读书人。全句的意思是，我相信自己在道义和利益面前，是能够判别是非、决定行动的，黄金也不会改变我这位“腐儒”为人做事的原则。
明朝官员李汰，博学多才，却为官清正，极重操守，在金钱面前毫不动心，一直受到朝廷信任。当时，提拔官员的考试舞弊严重，选拔人才难以做到公平。朝廷知道他的为人，派他到福建去担任主考官。就在考试的头一天深夜，他正在房间里批阅公文，有人推门而入。李汰抬头一看，是一个懦弱的书生，便起身问道：“你深夜到此，有什么事吗？”书生吱吱唔唔半天，从怀里掏出一个包袱，轻轻放在李汰书桌上。李汰让他打开检查，竟是一百两白银。李汰当时就沉下脸来，厉声问道：“你为什么要送礼？”
书生回答说：“大人，我也不想这样做呀？可是……，穷人家的孩子读书不易，中举更难。听人家说，科场中不给主考送银子，学问再好也不会录取。所以，我才斗胆送大人一点见面礼。”
李汰知道书生所讲全是实情，便放缓了语气，说：“你说的是过去的情况。不过，过去是过去，现在是现在。从今之后，我李汰是这样的主考官，任人唯才，如果无才，再多的银子也休想打动我。你把银子收好，回去准备考试，争取在考场上拿出一个好成绩吧。”书生见李汰是个清官，心中十分高兴，当即收回银子走了。
这位书生刚走，李汰还没有坐下来，又听见敲门声。开门一看，又是一个送礼的考生。考生小声说：“大人，我来这里，没有任何人看见，您但收无妨。”李汰不愿再听下去，“砰”地一声将门关上。
次日，考生们忐忑不安地前往考场，只见场屋门上高悬着一副木板，上面是主考官李汰亲题的一首诗：
义利源头识颇真，黄金难换腐儒贫。
莫言暮夜无知者，怕塞乾坤有鬼神。
考生们见状，个个欣喜若狂，考试的劲头更足了……
这首诗一开始就点破了作者自己在“义”与“利”之间能够做到不为物惑的清醒认识。一个真字，既道出了作者的见识之真，也道出了为官做人的真谛。接着，作者一句“腐儒”的自嘲，表明自己在黄金面前决不丧失原则的坚贞立场。后两句，“莫说黑夜无人知，只怕鬼神尽知晓”，既训诫了行贿者，也警醒了受贿者。全诗表达了李汰一生惠政砺己、廉洁自律、始终不违誓言的真情实意。据说，后人为纪念这件事，写了一副对联：“半夜送礼拒不纳，清廉公正，只认成绩不认钱；高悬大榜晓诸生，主考此来，专为国家选贤能。”
“义利源头识颇真，黄金难换腐儒贫”，反映的是一位官员对于金钱的态度。在金钱面前要保持清醒头脑，要坚持为官的底线。这个启示对于我们今天的领导干部，意义尤其重要。金钱是什么？有人说钱是水，少了会渴死，多了会淹死。有些人视钱如命，把赚钱作为人生追求的最大目标，自觉不自觉地沦为金钱的奴隶。所谓“金钱万能”，“有钱能使鬼推磨”，“没钱万万不能”，“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等观念和民谚，就是人被金钱所奴役的真实写照。为了获取金钱，一些人不择手段，要么贪赃枉法，以权谋钱，要么贪污受贿，敲诈索钱，要么目无国法，贩毒捞钱，要么坑蒙拐骗，造假骗钱，要么巧立名目，胡乱挣钱，要么偷税漏税，大把赚钱，要么出卖灵魂肉体，昧着良心换钱。上述种种，无不散发着钱的臭气，腐蚀了人的灵魂，不仅扰乱了经济建设，败坏了党风和社会风气，也毁了自已的一生。解决和处理好这个问题，攸关党风政风，和推进勤政廉政建设大计。把握得好了，领导干部就会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把握不好，就会陷入金钱的洪水困境，很可能就会被淹死。
纵观那些被查处的腐败分子，他们无一例外是被金钱所奴役，被金钱所迷惑，被金钱所害。他们的可悲之处，是没有树立正确的金钱观，把金钱的价值和作用摆得过高，忽视了金钱的双刃性。作为领导干部，我们应该怎样过好金钱关？关键还是要树立正确的金钱观。要视金财如粪土，视人格值千金。在历史上，有的官吏保持名节，为官清廉；在革命战争年代，无数革命者不计报酬，南征北战打江山，特别是一些革命先烈在敌人引诱面前，视金钱如粪土；在改革开放中，广大有骨气的中国人都是堂堂正正做人，清清白白为官，正正道道生财，诚实劳动致富，艰苦奋斗创业，保持着中华民族勤劳、俭朴的美德。
“手莫伸，伸手必被捉。党和人民在监督，众目睽睽难逃脱。”陈毅元帅的话我们要铭记在心。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任何胆大妄为活动都逃不过群众雪亮的眼睛，都逃不脱法律的严惩。有的干部热衷和不三不四的人打得火热，认为他们可以给自己带来好处。经验证明，这些人往往是危险的。给领导干部送金钱的，送的不是甜蜜，而是毒药，炸弹、手铐。因此，面对金钱诱惑，作为领导干部，应该采取一种淡泊的态度，始终保持共产党人应有的本色和气节。有钱能买到好房，但不一定能买到一个幸福的家；有钱能买到好药，但不一定能买到好身体；有钱能买到好床，但不一定能买到好觉。所以，我们要时刻牢记自己的身份，保持高度警惕，坚持不义之财不取，不正之财不沾，一尘不染、一身正气、心明眼亮、两袖清风。
党的十八大眀确指出：要坚定不移反对腐败，永葆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价值观。要坚决抵制“金钱至上”思想的侵蚀，做一个高尙的人，有道德的人，脱离低极趣味的人，有益于人民的人。
肃贿风，由上起。上之所为，以导下也；上所不好，以检下也。
这句话出自唐代陆贽的《陆宣公翰苑集》，意思是，要肃清行贿之风，应由上头做起。因为上面的做法，可以引导下面，上面不去受贿，就可以制止下面不来行贿。
东汉的杨震学问渊博，时人称之为“关西孔子”，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为官清廉。
有一年，杨震调任到东莱任地方官。他从京城洛阳出发，一路上轻车简从、毫不张扬，途经许多州县都是住在路边小店。谁也不会想到这个普普通通的老大爷竟然会是朝廷的重臣杨震。
一天，杨震一行路经昌邑，找了个小店住下。一会儿，忽听见店里人声嘈杂。店主慌忙来报说是县太爷王密，要把杨震一行人接走。王密是何人呢？原来杨震在做荆州刺史时，发现当地有个叫王密的读书人，学间渊博，才华出众，认为他堪为大用，于是就向朝廷举荐了他。后来经过考核，王密被任命为昌邑县县令。王密听说杨震路经昌邑，心存报答他当年推荐之恩，这次是特来接杨震田县衙的。杨震推托不过，只得坐上王密带来的官轿，进了县衙。
在县衙里，王密亲自端茶端饭，照顾得无微不至。已经夜深了，王密还在诉说着别后离情。最后，他从怀里掏出百两黄金，低声说：“为了感谢恩师的知遇之恩，特奉薄礼，不成敬意，请您收下，在路上使用吧。”
杨震说：“你我已经是老朋友了，我的为人你应该知道，况且朝廷已经三令五申，不准大臣外出收礼。难道你不知道这个规定吗？”
“这个规定我是知道的。可眼下哪个当官的不收礼？况且现在是黑夜，外面没有一个人，根本没人知道。”
杨震严肃地说：“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明明有这‘四知’，怎么能说没人知道呢？再说，以为别人不知道就宽容自己，你太让我失望了。”
王密看见恩师动了气，羞得面红耳赤，赶忙包好金子走了。
杨震拒绝下属的行贿，除了表明他的清廉之外，也让他的下属王密备感脸红。后来王密在任上克勤克俭，清正廉洁，不能不说是受到杨震的影响。
然而，同为官员，却总是有相反的案例。就说当代社会的某些贪官吧。例如，最近，四川省某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的局长、两名副局长及一名办公室主任、两名科长共6名领导干部，因为涉嫌贪污、受贿、私分国有资产、故意销毁会计凭证及单位受贿，被法院判处有罪。真可谓上行下效，贪污贪一窝，有一把手，就要二把手、三把手跟进。
检察机关指控说，该局局长张某，伙同副局长王某等人，利用单位向保险公司投保城镇职工高额补充医疗保险，以及减免有关单位离退休职工剥离费、滞纳金等机会，大肆收受和索取贿赂，犯罪金额达70万余元，张某个人获得近40万元。张某还伙同他人将单位公房出租收入及其他单位抵缴职工养老金资产的利息等140余万元存入“小金库”，后分发给全局职工。此外，张某还在处理抵缴离退休职工资产时，以购房优惠等方式将价值90余万元的国有资产分发给全局职工，并伙同他的二把手、三把手们，贪污“小金库”剩余资金8万余元人民币。为掩盖犯罪事实，张某又与该局基本医疗保险科科长勾结了一起来，将收支金额近200万元的财务会计凭证全部销毁。上梁不正下梁歪，在张某的带头下，该局的副局长、办公室主任、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科科长纷纷卷入这个集体犯罪中，全戴上了贪字帽，无一“幸免”。
再说，某年曾轰动一时的“马德卖官”案，也算是一例。马德是一名市委书记，在他上边，有省部级高官保护他；同一级的，有地厅级官员关照他；在下边，县处级官员跟着他。在这个官场大圈子内，大家都是为了吃官饭，个个心照不宣。结果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要好大家好，要倒大家倒。
像马德这样的贪官，一旦自己变坏了还不算，还要带坏自己的下级。进入官场有个人人心知肚明的潜规则，就是必须寻找靠山，这是当官者的一条经验，是能够在官场混下去的一个最基本的条件。找谁做靠山呢？自然是单位或上级第一把手最合适。由此一把手们最受下级的“拥戴”。如果一把手们自己不检点，有贪利之行，有好色之欲，有不正之风，那么被他们“保护”或来“投靠”的下级，要么投其所好，要么竟想效尤。这样一样，吹牛拍马的多了，敢于诤言直谏的就少了。久而久之，官场风气败坏了，一把手一旦有事，下属们纷纷跟着倒霉，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古来芳饵下，谁是不吞钩。
这句话出自唐代张继的《题严陵钓台》诗。芳：香。谁是：谁能。意思是，自古以来，在“香饵”的诱惑之下，有几个人能做到不上钩的呢？
《题严陵钩台》是张继的一首题铭诗，是在参访子陵滩后题写的。子陵滩是东汉时期的高士严子陵的隐逸之地。严子陵少年时代刻苦好学，博学多才，与后来的汉光武帝刘秀是抵足而眠的同窗。有了这样的经历，按一般人的思路，不等光武帝来访，早就自荐上门攀关系去了。不说别的，光武帝也正在用人啊，加上严子陵的学识也渊博，想在朝廷里谋个一官半职，可以说易如反掌。然而，严子陵却跟普通人想像的不一样。他既不想在朝廷里做事，也不想出人头地，就连光武帝派人来请，他也几度躲避不见；后来，实在躲不过去了，就带着家人辞别故土，在好山好水的富春江边上种田，有河边上钓鱼，安于普通生活。
然而，到底还是有人认出了在湖中钓鱼的他，急报朝廷。光武帝再次派遣使者，备了华车丽马，请他入朝为官。但他仍然坚决回绝。光武帝只得亲自出马，前往富春江严子住所，把他请到了京城。虽然如此，严子陵仍然不肯与朝廷达官显贵交往，就算是光武帝驾到，他也不行君臣之礼。一日，光武帝把他请进宫中，两人促膝长谈，一直谈到深夜，光武帝就留他同床而眠。严子陵也不推辞，躺在御床上，叉开双腿沉沉睡去。半夜里竟把一条腿搁到皇帝身上。光武帝为了不惊动他，竟然一夜没有睡好觉。
严子陵之所以这样做，是一开始就打定主意：你做你的皇上，我做我的百姓，两不相扰。不久，严子陵再次逃离京城。光武帝得信，又派使者请他，这次他则四处躲避，决不相见，直到老死。严子陵钓过鱼的沙滩，后人称“子陵滩”，便成为东汉古迹之一。历代文化名人，如李白、范仲淹、孟浩然、苏轼、陆游、李清照、朱熹、康有为、郁达夫、张大千、陈毅、郭沫若、巴金等，都来钓过台，并留下不少诗文佳作。据统计，从南北朝至清朝就有一千多名诗人、文学家来过此地，并留下两千多首诗文。其中唐朝诗人张继，题诗的内容是：
旧隐人如在，清风亦似秋。
客星沉夜壑，钓石俯春流。
鸟向深枝聚，鱼依浅濑游。
古来芳饵下，谁能不吞钩？
在万千世相中，吞钩是常态，因为“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何况芳饵已长长垂下。正因为如此，严子陵不为“芳饵”所动方成了士子品格的一个标尺，古往今来，不乏文人墨客留下了凭吊的诗词文章。他们的诗词各显风流，但无一例外的，是歌颂严子陵这样的高士，不为高官厚禄所迷惑，坚持自己的信念和操守。
“古来芳饵下，谁能不吞钩”，在古代，面对“芳饵”而“不吞钩”的人，其实并不少见；而如今，不被金钱所击倒的人，又能有多少？虽然为官清廉的领导干部，是我们干部队伍的主流，却也有少数腐败分子，面对高官厚禄和金钱美女的诱惑，趋之若鹜，最终落于陷阱不可自拔。
新世纪以来，一些高级领导干部被中央纪委立案查处。从这些高级干部被调查的情况看，大都与钱有关。对金钱的态度，反映了一个人的金钱观。金钱观是世界观的一个重要方面。金钱观没有修养好，就会导致人生观、价值观的错位。有的干部面对金钱的诱惑，利用手中的权力谋取私利，贪婪敛财；有的干部视金钱高于一切，信奉“有钱能使鬼推磨”，对金钱达到了顶礼膜拜的程度；有的干部利令智昏，贪赃枉法、贪污受贿，在社会上造成了恶劣的影响，严重损害了政府形象；有的干部认钱不认理、认钱不认法，为了捞钱敛财不择手段。凡此种种，这些对金钱的过度追逐，势必造成贪欲膨胀，助长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和奢靡之风，导致贪污受贿等犯罪行为。对于这些人来说，金钱就像魔鬼一样，迷心窍、失理智，迫使他们走向犯罪道路。
金钱是什么？金钱本身并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也不具备什么神奇的力量，它就是一个商品之间等价交换的货币。金钱的价值，反映的只是商品价值，并不能衡量人的价值。衡量人的价值尺度不是拥有金钱的多少，而是对人类社会贡献的大小。钱只是生活和事业的重要条件之一，而不是人生追求的终极目标。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千千万万的革命先烈、英雄模范人物，都视金钱淡如水，看事业重如山，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是艰苦创业，无私奉献，从不看重金钱。他们的高尚品质和精神境界，在人民群众心中树起了不朽的丰碑，亦成为后人师表。
在当今社会里，领导干部面对金钱的诱惑比任何时候都要多、都要大，如果不提高警惕，随时都有被金钱“吞没”的危险。为什么有的干部对金钱的诱惑心旌动荡而不能自持，以致成了金钱的俘虏；而有的干部在金钱面前却能够气定神安、不为所动？关键在于后者始终牢记“两个务必”这一座右铭，在工作中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始终用党纪国法严格要求自己，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也只有这样，才能做到为人民掌好权、执好政，做到清正廉洁、刚正不阿。
领导干部是人民公仆。要当好人民的公仆，就必须抵得住诱惑，耐得住寂寞。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用党和人民给予的权力服务于人民，回报于社会。焦裕禄、杨善洲等等这些干部的楷模，他们没有惊天的壮举，也没有可歌可泣的悲壮，却用一件件看似平凡的小事塑造了清廉公仆的形象、求真务实的作风、为民服务的真诚，谱写了“不争名、不夺利、不贪财”的廉洁颂歌。领导干部都应该向模范干部学习，把手中的权力当责任，把组织的信任当动力，认真查找自身理想和信念方面存在的问题，经得起各种复杂情况的考验，自觉做到慎权、慎微、慎言、慎独。
最近，以习近平为首的党中央，提出了“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号召。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以钱为镜可以正人心。领导干部应该经常用金钱这面镜子照一照，看看自己得来的钱是否堂堂正正、取之有道，是否来路不明。面对金钱的诱惑，领导干部一定要警钟长鸣，不该拿的钱坚决不拿，不该动的钱坚决不动。用理智去控制欲望，用正气去驱逐污浊，自警自律守住底线，做到以德为先，谈钱不乱心；以职为重，见钱不眼开；以廉为道，挣钱不出轨；以纪为绳，用钱按制度。只有这样，才能确保自己的名节不会受到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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