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以修身，俭以养德
这句话出自诸葛亮的《诫子书》，意思是，依靠内心安静、精力集中来修养身心，依靠俭朴的作风来培养自己的品德。
所谓静以修身，是说要通过宁静才能够修养身心，静思反省；所谓俭以养德，则是忠告人们，节俭才能培养自己的德行。诸葛亮不仅为公鞠躬尽瘁，于家也可圈可点。他常忠告家人说：“志当存高远。”那么怎样才能有远大的志向呢？他明确指出了两个条件：一个是静，另一个是俭。学习既要有志气，更要心静，心不静就不能专心治学。生活太舒适了，也容易分散精力，立不了大志。
生活俭朴，历来是涵养道德的重要条件。俭以养德，不仅能够修炼个人品德，也可以成就大事业。在俭之前，还一个“勤”字。勤、俭这两个字看似寻常，却不能等闲视之。它是我们不可缺少的美德，是成才的一种激素。只有具备这种美德，才能忘怀得失，不慕荣利；只有具备这种美德的人，才能胸怀大志，处困境而不沮丧，受窘厄而泰然如常；也只有具备这种美德，才能摒弃奢欲，以事业为重，建功立业，有所作为。
1931年冬，42岁的梅贻琦做了清华大学校长，并连任这个职务达17年之久，其中包括在西南联合大学的8年。他上任后住在当时的法定校长住宅，按旧例，连卫生纸都是公家供给，由公务人员按时送到。他却主动放弃可以享受的一些“特权”，自己付家里工人工资；自己付电话费；不要学校每月免费供应的两吨煤；从不让他的家里人乘坐小轿车来办私事，他的夫人也只是在和他一起进城时才可以顺便搭他的小轿车。他在生活上的要求很简单，从不讲究吃饭，处处精打细算。梅贻琦用一些废纸头起草的一些报告提纲、公函等，现在仍保存在清华大学的档案馆里，见证着他廉洁、持身以俭的工作作风。
抗日战争期间，身为大学校长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梅贻琦，经常吃白饭拌辣椒，有时吃上一顿菠菜豆腐汤，全家人就很满意了。后来，物价飙升，工资不够花。梅夫人她视力不好，就与人合作，以七成大米、三成糯米，加上白糖做成米糕，取名为定胜糕出售。梅夫人每天挎着篮子步行45分钟去寄卖，碍于梅贻琦校长的面子，卖糕时梅夫人遮遮掩掩，但还是被人知道了。于是，梅夫人卖定胜糕的事流传得很远。
梅贻琦一生两袖清风没有积蓄，病后住院费和死后的殡葬费都是校友们捐助的。在病床旁边有一只他从不离手的手提包，他去世后打开一看，竟是清华基金的历年账目，一笔一笔清清楚楚，在场人无不为之动容。他虽几次出任当时教育部高层领导职务，又长期独司数十万美元的清华基金，却能一生紧守原则，出淤泥而不染，逝世后没有留下任何遗产。
上世纪50年代初期，著名的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在厦门的办公室兼卧房里，一张木床，挂有一顶发黄的且有补丁的蚊帐；一张木桌，上面放着一个倒扣的破瓷碗，碗上立着半根蜡烛；两张破沙发不成对，一个是新修过的，一个是旧的；一个破旧的木茶几摆在中央。接待时任上海市长的陈毅，他就在这样的办公室了，只不过茶几瓷盘上多了一斤糖块，事后还批评下属“买那么多干什么？首长最多尝一二颗，买它二两糖果就满够了”。
毛泽东闻听此事，曾感慨地说：“当今华人世界中谁最富？陈嘉庚先生！可是这位最富有的华侨巨商，却用一斤糖果招待我们的陈毅市长！这还不令我们共产党人深省吗？”
最富有的华侨巨商何以如此“节俭”？陈嘉庚自己的话就是答案：“嘉庚一生所求：吾多储一文，亦即为吾国多储一文，积少成多，以之兴学，此乃我的本意。”“事业上该花的钱千万都要花，生活上该省的钱一分一文也要省。”原来，陈嘉庚节省钱，是用来兴学育人，用来支援革命和建设。
陈嘉庚的“节俭”，很容易让人想起延安精神。其实，表现在陈嘉庚身上的“节俭”，比延安精神更有其深刻的含义。毛泽东说过：“我们在延安的时候，是一无所有，想腐化吗？没有条件；而陈嘉庚先生呢，他是当代华侨巨富，自己拿钱办得起一所大学，可他对自己呢……”毛泽东这番话表明，在延安时，没有腐化的条件，想腐化也腐化不了，不艰苦奋斗连生存都保不住。而陈嘉庚有的是钱，存在腐化的条件，但他却如此“节俭”，其思想境界不是更高吗？
在这个浮躁的社会中，在面对着社会的起伏跌宕和种种诱惑，人们往往不知所措。此时，“俭以养德，静以修身”就会告诉我们，抛却功利，抛却浮躁，抛却盲目，面对功名、利禄、前程、金钱，视之“于我如浮云”，宁静安定，宠辱不惊，保持一份淡定。
然而，有一些领导干部身居高位，却眼花缭乱、利欲熏心，难以自持。那些被拉下马的贪官，他们之所以会身陷囹圄，是因为他们在诱惑面前，难以保持一份宁静，错把人民赋予的权利当作他们升官发财的手段，错把为民服务的本份，当作可以高高在上的本钱。他们在功利面前，显得浮躁起来，忘乎所以，不知节制。
从诸多贪官堕落的过程，我们可以总结一个沉重的话题：一个领导干部怎样在这物欲横流中，永葆节操，不会堕落？一是需要有俭朴的作风。“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对国家来说是如此，对个人来说也是如此。二是远浮躁，有些人一路青云，得意忘形，变得狂妄自大，浮躁起来。医治浮躁的良药，就是要牢记“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始终保持谦虚谨慎钓作风”，有一颗平常心。俗话说心静自然凉，去浮躁要保持宁静的心态，看得清自己是谁，找得准自己的位置，想想自己的未来。
“静以修身，俭以养德”，这句话是一千多年前古人的智慧，在今天的科技发达时代，仍然有极其重要的借鉴价值。许多领导干部终日忙碌，是否应在忙乱中静下来，反思一下自己的言行举止，反思一下自己的为政得失，同时以节俭培养自己的德行？
一个高尚的党员和领导干部，在实践方面，注重宁静安定，以完善自己的修养，注重俭朴，以不断提高自己的道德境界。只有生活简单朴素，才能显示出自己的志趣；只有安定清静，才能使自己的眼界开阔。
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不耻禄之不夥，而耻智之不博。
这句话出自《后汉书·张衡传》。患：担忧。夥：多。意思是：不担心自己地位不高贵，只担心自己的品德不高尚；不因为俸禄不多而感到耻辱，而是以才智不广博为耻辱。
东汉的张衡，博学多才，在天文、地震、文学、机械制造、历法、绘画、地图绘制、数学等领域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官至任太使令、尚书。他发明的地动仪、浑天仪、计里鼓车、指南车等，闻名古今。按理说，他才学卓著，官职不低，成就多多，他功成名就，早就志得意满了；相反，他献身科学，孜孜以求，从不计较名利。有人嘲笑他说：“你这么大本事，能使机轮转动，木鸟自飞，为什么自己就能飞黄腾达，把官再大一些呢？”张衡一听，哈哈大笑说：“你以为我的辛勤工作，就是为了谋求高官厚禄，就是为了奉承权贵吗？你错了，‘君子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夥；不耻禄之不厚，而耻智之不博’啊。”
生活中的张衡，把修养品德和钻研学问结合起来，达到“道德漫流，文章云浮”的境界。他的一生，曾多次拒绝了做官的邀请。他之所以没有远离官场，就是为了有一定收入，不至于挨饿。但这并不说明他为官是敷衍了事，一旦做起了官，同样会勤于政事，积极为百姓兴利除弊，为国家尽心尽力。他不迷恋于仕途，追求升迁，只是利用做官的有利条件，进一步从事科学研究。张衡在担任太史令期间，在天文学方面取得辉煌成就，本来是应该升迁的，但是并没有升迁。张衡也不在意。他的“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不耻禄之不夥，而耻智之不博”的话，表明他不愿与那些贪图名利之徒为伍，而愿意同道德高尚，真正有学问的人做朋友，永远做一个道德高尚的人，智慧上明豁的人。
有人斤斤计较自己的位子，有人却淡泊明志。如果把位子当做自己的唯一追求，甚至把追求位子当做自己捞起私利的手段，这样的人必然为了位子而苦心经营，甚至不择手段。如果把位子当做自己为国为民服务的舞台，必然不囿于位子的大小，只顾自己做大事。在对待位子上，周恩来可谓我们学习的榜样。他参加革命工作数十年，从不争权争位，即使在他本来可以受任于更高的职位时，他都让位给他人。许多学者都认为，周恩来一生中有许多次机会可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头号领袖，可他虚怀若谷，甘居次位，从不谋取那些唾手可得的最高权力。1935年1月在遵义会议上，周恩来从党的最高利益出发，自动退居助手地位，让毛泽东指挥红军的军事行动，从而保证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这对实现党的历史性伟大转折起了特殊的作用。1945年党的“七大”后，他极力举荐朱德和刘少奇，退居他们之后。西方学者在《中外学者论周恩来》一书中这样赞扬道：“周恩来小心谨慎地避免强求任何个人权力，而在努力贯彻与实行国家与革命政权的政策时，则一向是个热心的工作人员。”
担任国务院总理后，周恩来同样把名、权、利看得很轻很淡，他多次告诉记者，要多宣传群众，不要突出他自己。1955年，他的夫人邓颖超参观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时，发现纪念馆内周恩来的像比别的教员像大一些，就向周恩来反映了这一情况。周恩来便委托邓颖超转告自己的意见，把自己的像放成同别的教员的像一样大，并深情地说：“那几位同志都为革命牺牲了，我们的像不应当超过他们。”
任何人都有追求名位的欲望和权利，领导干部也不例外。问题是要以一种什么样的境界对待名利。领导干部要作名位的主人而不是奴才和俘虏，更不能因走入名位的囚笼而失去思想、精神的自由。如果过分追求个人名位，就会败坏领导干部和政府在群众心中的形象。
对待权力、名利要做到“让”。领导干部的成就，并不是一个人的功劳，同样需要身边同志的鼎力相助才能做出成绩。所以，要学会分权、放权，明确副职、下属的工作职责，合理授权，放手、放心地让他们独立思考、独立工作、独立解决问题。要有容过之量，对副职、下属工作中出现的差错，要主动揽过，积极帮助查找原因、总结教训，把挫折转化为新的工作动力。
领导干部还要学会“让”名位，把荣誉看作工作上多做贡献、生活上多尽义务、名利上多做牺牲的标志，而不能将之视为满足个人私欲、谋取个人私利的资本，不能为了荣誉争荣誉，更不能沽名钓誉。面对荣誉和名利，要多想想党的培养、集体的努力和群众的付出，淡然处之，见困难就上、见荣誉就让、见先进就学、见后进就帮。要正确对待个人的升迁留转荣辱，不要只看现在在干什么，更要想好能干什么，能干好什么；不要看这个“位子”好不好，要看自己能不能干得更好，正确认识自己的能力和素养。要正确对待同志，能够容人之长、容人之短、容人之言、容人之非，要多一些豁达、多一些谦让、多一些尊重，要公正、客观评价每个人，从事业需要和实际出发，合理调配和使用机构里的每个人，达到人尽其才，人尽其用，形成满盘皆动、奋勇争先的良好局面，多出经得起历史、时间和人民检验的政绩。
当然，领导干部也是人，作为社会的成员，也有个人利益、个人抱负和个人追求，也有制度和政策规定范围内的正当利益，但是，决不能把获取个人利益看成是人生的唯一追求，甚至把它置于党和人民的利益之上。这就是共产党干部要始终坚持的“官德”。
以财为草，以身为宝。
这句话出自西汉刘向的《说苑·说丛》，意思是：视财物如同草芥一样不值一提，视自身的名节为无价之宝。
明代廉吏于谦写了许多诗，其中多处谈到名节问题。他在《无题》中写道：“名节重泰山，利欲轻鸿毛。”于谦把名誉节操看得比泰山重，把财利私欲看得比鸿毛轻，这在今天仍有现实意义。
从古到今，许多志士仁人崇尚名节，视名节高于生命。孔子的“名利于我如浮云”；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讲的都是为人要重名节。汉代的桓宽在《盐铁论》中说，“贤士徇名，贪夫死利”。意思是：道德高尚的人为名节而死，贪婪的人为私利而亡。
关于名节，古代有一个乐羊子妻的故事。乐羊子的妻子是汉代洛阳的贤惠女子，她知书达礼，守节自爱，从不做一些没有德行的事。一天，她下地干活了，只有自己的小姑子在家。小姑子看见邻居家一只母鸡跑到自己家的菜地里，就想：嫂子待我像亲妹妹一样，并且为了哥哥的学业整日操劳，一年到头也吃不上几次肉，不如杀了这鸡炖给嫂子吃，给嫂子补补身子。于是，她就把那只母鸡抓住杀了。
乐羊子的妻子从田里干活回来，看到碗里的鸡肉，就奇怪地问：“妹妹，这是哪来的鸡肉啊？”小姑子不敢欺瞒，如实回答了。
乐羊子妻一听，严肃地说：“我们家虽然穷，但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拿别人的东西。想一想，这也是人家养来产蛋的鸡，我们怎么能白吃呢？”说着就到自己家的鸡栅栏里抓了一只最大的母鸡，送到邻居家，并且向邻居道歉。
小姑子被嫂子的诚实守节、不贪图便宜的品德感动了，她嫂子承认错误，还发誓像嫂子那样，做一个诚实正直的人。
还有一次，乐羊子在路上捡到一块金子，高高兴兴地拿回家交给妻子。妻子问：“这金子是哪里来的？”
乐羊子说：“是在路上捡的。”
妻子说：“这是别人的东西，我们不能要。”
乐羊子辩解道：“反正也找不到主人了，留下也没什么关系。”
妻子严肃地说：“别人的就是别人的，即使是人家不小心丢掉，被你捡来了也不能就把它当做自己的东西。我听说，有志气的人不喝盗泉的水，诚实廉洁的人不要捡来的东西。如果你为了贪图小利，把这块金子留下了，就是不诚实的表现。你得到了这块金子，却丢失了诚实守节、廉洁自律的品行，事关人的品性修为，岂能儿戏？”
乐羊子听了，觉得非常惭愧，就把金子送到他捡到的地方去了。
千百年来，中华民族涌现出无数重名节、讲正气、脊梁直、骨头硬的高洁之士和英雄豪杰，屈原、苏武、岳飞、文天祥、林则徐等就是其中的代表。历史也证明，一个人只有重名节，在民族危亡之时，才能以大义为重，舍生忘死；在身处逆境之时，才能克服困难，勇往直前；在面对诱惑之时，才能淡然处之，一尘不染。
从一定意义上说，名节和利欲是不相容的，重名节必然轻利欲，重利欲必然轻名节。人生在世，必然会遇到名利问题，关键是怎样正确对待它们。要重名节，就要在个人利益与名节发生冲突时，能够把名节放在第一位，不因贪图名利而违背为人处世的原则，不因追求私欲而失去光明磊落的操守。领导干部要具有高尚的名节，但这个名节不是靠吹出来的，也不是随随便便可以成就的，它来自广大人民群众的广泛认可，来自党性修养和勤恳工作的长期磨炼。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在社会日趋多元化的年代，各种诱惑和考验并存，面对各种各样的诱惑、考验和挑战，领导干部如果不注重自己的名节，轻视自己的党性修养，放松学习和思想改造，把握不住自己和一言一行，就很容易堕落蜕化和腐朽变质，进而跌入贪婪腐败的深渊。只有始终重视名节修养，视名节重于泰山，自始自终坚过道德底线和，从一点一滴做起，从一言一行做起，永葆一颗平常心，才能经得住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考验，经受住长期执政的考验，经得起名利和金钱的考验。
具体地讲，就是要做到以下两点：
一要严把作风关，守住名节。领导干部生活作风问题一直是一个令人瞩目的大问题，水可小视。近年来，有关领导干部“作风”问题的报道，时见诸于报端，真可谓“层出不穷”、“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你方唱罢我登场”。最典型的要数官员包养情人，成为社会腐败源头之一，不仅给社会带来负面的影响，同时还造成很多悲剧。为此，我们要响应党中央关于作风建议的一系列要求，做到生活正派、情趣健康，讲操守，重品行，注重培养健康的生活情趣，保持高尚的精神追求。在“作风”上过好关，才能让自己的名节“过关”。
二要严把自律关，护好名节。拥有权利并非就拥有了一切。因为权利是一把双刃剑，使用得好，就能为广大老人民群众谋福利，振兴一方经济，还能给自己带来一定的成就感和荣誉感，成就自己的事业。要让权力不会伤害自身，就要把好“自律”关；如果滥用职权，权力这把剑就可能剑走偏锋，伤了别人，也害了自己，并连累亲人。例如，国家药监局原局长郑筱萸，受贿和渎职交织，缺乏自律而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导致人民生命财产遭受损失，落得可悲下场。所以，只有把好“自律”关，护好“名节”，才能抵制权、色、名、利的诱惑，才能守住为官的底线，赢得民心，得到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才能干干净净做事，清清白白做人。如果为官品不端，翻船是迟早的事。
心无愧怍，则无入而不自得；心无贪恋，则无往而不自安。
这句话出自宋代罗大经的《鹤林玉露》。愧怍：惭愧。意思是：只要心里没有抱愧之事，无论在哪儿都能悠然自得；只要心里没有贪念，无论去哪儿都不会心有不安。
“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内不愧心”，这句话出自唐朝文学家韩愈的《与孟尚书书》，它应对是领导干部一生的信条。因为领导干部代表人民利益，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只有把“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内不愧心”作为从政准则中最根本的要求，才能赢得人民的信任和拥护。
仰不愧天，就是自己的工作要对得起党和国家。领导干部是党培养起来的，食其俸禄、谋其政事。党始终对领导干部是关心和爱护甚至是保护干部的，始终把干部的健康成长放在突出位置，反腐的更大目的就是让干部们清白一生，干干静静。因此，领导干部在从政或生活中，要对得起当给予的位置和权力，给予的待遇和关爱，仰不愧党。
俯不愧地，就是自己的工作对得起天下百姓。领导干部从群众中来，更要到群众中去服务，这是共产党自建立以来总结出来的基本经验。领导干部不能高高在上，要俯下身子，切实为老百姓做实实在在的好事。知屋漏者在宇下，领导干部俯下身子到群众中，才能府不愧地。
内不愧心，就是自己的言行要对得起自己，要问心无愧对。对不起自己的人更不可能对得起别人，不求名垂青史，但求无愧于心，领导干部要有这样的胸怀，才能体现爱惜自己的一切，也就会一生受益。
问心无愧，是领导干部是否真心为群众的试金石。作为一名领导干部，要经常“扪心三问”：问职责何在、问有何作为、问需增何能，力争做到“尽心尽力而问心无愧，尽职尽责而问责无过”，只有这样才能检查出自己的缺点和不足，才能时刻提醒自己不做错事、不犯错误，不伤民心，才能促使自己向更高的境界努力。既为公仆，就要视人民为父母，心中就要装着人民，感情就要与人民相通，了解人民的心声，关心人民的疾苦，急人民所急，多为人民做实事，办好事，服好务，见困难上，见荣誉让，关键时候站得出，危险时候冲得上，重压之时挺得住，思想过得硬，工作走在前，而决不可以官老爷自居，把人民赋予的权力当成自己谋取私利的工具。唯有顺应民心，才能无愧民心，才能赢得民心，更才能无愧已心。一个领导干部如何才能做到问心无愧？如何在试金石面前发出光辉来，三句话很重要，那就是“政治上跟党走，经济上莫伸手，生活上不丢丑”。
许多英模人物都崇尚问心无愧。李国安说：“上不愧党，下不愧民。”宋鱼水则说：“对我自己而言，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在于我能做多少问心无愧的工作就做多少，我能够做多少利国利民的工作就做多少。”问心无愧，其意是扪心自问，没有什么感到惭愧的地方。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地，内不愧于心，如朗朗晴空清澈碧透，如莹莹玉石一尘不染，这的确是人生的至高境界。人说“人到无求品自高”，我说，人到无愧品更高。问心无愧要有心。问心无愧，蕴敛内心，外表言行，是一生的修行，须做有心人，不懈追求，才得升华，才放光彩。
江苏省泰州市信访局长张云泉有一句名言：“不求惊天动地，只求问心无愧。”他工作在“清水衙门”，处理着“机关第一难”，每天听的是骂声、哭声和埋怨声，做的是烦事、难事和窝囊事。然而，为了信仰和理想，他付出了22度春秋，用一身正气、骨气和血气实践着共产党人的宗旨。
那么，怎么做到问心无愧呢？
古语云：“官有所畏，业有所成”。领导干部肩负着组织的重托和人民的期望，廉洁无私是其最基本的政治品质，为人民服务是其根本宗旨。但是，如何才能当好一名人民公仆，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大胆创新、开拓进取呢？笔者以为只有心中有“畏”，才能做到问心无愧。
领导干部要畏惧法度。法律体现的是人民群众的意志。坚持法律至上，使权力服从于法律，实际上就是坚持人民意志至上，体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如果畏法意识淡薄，采取以权代法、以权压法的方式，即使动机是好的，违法的手段也必然使结果背离初衷，好事变成坏事，最终给人民、给事业带来不可避免的损失。在震惊全国的“嘉禾拆迁事件”中，负有主要责任的县委书记在检讨中说：“反思‘嘉禾事件’，我的一个教训是无私要有‘畏’，对党纪国法要有‘畏’，对待群众监督、组织监督和舆论监督要有‘畏’，对待人民群众维护自己利益的决心要有‘畏’，只有这样，才能提高依法行政的水平。”毋庸置疑，党纪国法和各方监督都是为保护群众利益服务的。只有心中牢记群众利益无小事，才会自觉地遵守和执行党纪国法。
领导干部要畏惧贪欲。人都有七情六欲，有一定的欲望，这并不为过。但是人不要被欲望所束缚，更不能心怀贪欲。一个无法抑制内心贪欲的人，很容易走上错误的道路。一些贪官由于无法抑制内心的贪欲，结果走上犯罪的道路，他们的蜕变轨迹给人留下沉重的启示：领导干部如果放纵私欲、胆大妄为，对党纪政纪视而不见，到头来肯定会跌进犯罪的深渊，既毁了自己，也损害了党和国家的事业。
领导干部要畏惧自己。要畏惧自己的成功，畏惧自己的经验，畏惧自己的权力，畏惧自己的顺利。物极必反，盛极必衰，成功与失败有时只是一步之遥。纵观中国历史，这样的事例比比皆是。中国历史上出现过许多的能臣名将，可是这些人善始者多，善终者寥寥。这与他们成功之后不能正确认识自己，居功自傲有很大关系。面对成功，不同的心态会导致不同的结局。智者冷静面对成功，不骄不躁、倍加努力，他们会积小成为大成，最终使自己的人生得到升华；愚者会沉醉于一时一事的成功，从而迷失自我，最终走向平庸。所以，面对成功，领导干部应当保持一颗平常心，以迎接事业中更大的挑战。
领导干部要畏惧民心。畏民心者，敬畏民众也。人民是创造历史的主人，也是我们党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民意如水，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有些领导干部缺乏正确的群众观，自恃不贪不占就漠视群众，说话办事不怕群众不满意，只怕领导不注意，不怕群众不高兴，只怕领导不开心。最终导致干群关系紧张，贻误党的事业。我们手中的权力不是某种资本换来的，更不是上天的恩赐，它是人民群众赋予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我们工作价值的最高裁决者”。群众在我们心里的分量有多重，我们在群众心里的分量就有多重。领导干部必须始终保持“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畏民意识，坚持以民为本、民主行政，把群众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天下恬静在于民乐，天下可畏在于民怨。
如果我们的领导干部心中有“畏”，那么做事就会“三思而后行”。在工作中才能做到为了百姓的利益无畏困难，而这种“无畏”则是一种自信，是一种为群众服务的态度和勇气，是一种对传统和保守的挑战，是一种开拓创新的精神。倘能如此，则和谐社会指日可待。
德比于上，欲比于下。德比于上故知耻，欲比于下故知足。
这句话出自西汉荀悦的《申鉴·杂言下》。意思是：在道德上，要与比自己高的人比，在欲望上，要和比自己低的人比。和德行比自己高的人相比，就会知道羞愧，和欲望比自己低的人相比，就会知道满足。
这句话明确地告诉我们，在德行上要同先进人物看齐，在欲望上要同清廉正派的人看齐。
有位名人说，人生的快乐和痛苦是比出来的，人生的成功和失败也是比出来的。比较是一柄“双刃剑”，正确的比较能比出动力、比出激情、比出境界、比出进步，让人始终保持昂扬向上、奋发进取的精神风貌；反之，则会让人陷入悲观失望、萎靡不振的人生状态。
“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这句话是孔子说的，成为后世儒家修身养德的座右铭。“见贤思齐”是说好的榜样对自己的震撼，驱使自己努力赶上；“见不贤而内自省”是说坏的榜样对自己的“教益”，要学会吸取教训，不要跟别人堕落下去。三国时期蜀汉丞相诸葛亮在北伐中原之前给后主刘禅上书《出师表》，告诫后主要“亲贤臣、远小人”。很多人耳熟能详的“孟母三迁”的故事，也在告诉我们环境对一个人成长的影响，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榜样”的作用。因其富含人生哲理，教给人们提高修养的方法，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至今仍有很强的启迪意义。
德比于上，要求我们在德行上要向那些品德高尚的人学习，奋发向上，努力修养自己的品行，不断提升自己的境界。郭明义之所以能成为“活雷锋”，就是他始终以雷锋为榜样，把扶危济困、播撒爱心、爱岗敬业当成天职。他先后捐款12万元，资助了180多名贫困孩子；无偿献血6万多毫升，相当于自身全部血量的10倍；为了保证公路畅通，十余年来，他每天坚持早出工两小时，晚收工两小时，十年完成了十五年的工作量。他几十年来坚持帮助别人，家里被捐得空空荡荡，但他从未感到倦和悔，反而生活得充实且快乐。平凡而又普通的郭明义在雷锋精神的感染和感召下，变得不平凡了，形象高大起来了，于是他又成了千万人心中的偶像，拥有众多的“粉丝”。
郭明义的“德比于上”给予我们这样的启示，与品德高尚的人比思想境界，比工作作风，比奉献精神，不仅可以激励自己奋发有为，完善自我，不断进步，而且能够收获精神上的高尚和富足。
全国自强模范、特等伤残军人杨仕春，无腿走出了精彩人生，而最令人感动的是他的“比较观”：与长眠地下的英雄相比，我还有一条生命，没有理由去争名夺利；与战场上双目失明的战友相比，我还能看到这精彩的世界，没有理由不珍惜现在的生活；与负伤高位截瘫的战友相比，我装上假肢还能走路，没有理由向组织伸手；与那些牺牲战友留给家人的不幸相比，现在我有一个幸福完整的家庭，没有理由不知足。这“四比”，令人感佩、发人深思，也为我们找准“比”的参照系提供了借鉴。
古语云：“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一个有事业心、责任心的领导干部必须有能力上的危机感和恐慌感，而“见贤思齐”能极大消除自身存在的“瑕疵”，增加自身“亮点”，从而帮助个人正确认识得失，更好的开展工作。
欲比于下，就是告诫我们在物质和欲望上要和低于自己的人相比，淡泊名利，知足常乐。当今社会正值转型期，我们少数人喜欢与地方人员比舒适程度；喜欢与同事比职务高低，喜欢与亲朋比得失轻重，结果越比越失衡、越比越失望、越比越失落，有的甚至钻进了人生的“死胡同”，整天在患得患失的痛苦中难以解脱。人心不足蛇吞象。在物质和欲望上如果总往“上”比，永远不会有满意和快乐可言。正如一位哲人所言，世界上最快乐的人不是拥有最多的人，而是欲望最少的人。
欲比于下，是一种人生的境界和智慧。有一则小故事说明了这个道理。一个寒冷的冬天，诗人萨迪没钱买鞋，只能赤脚到教堂去，他感到非常沮丧。但当他在教堂看到一位没有脚的人时，才发觉自己并非最不幸的人，于是不再以没有鞋穿而苦恼，他在一首诗中写道：“在饱足人的眼中，烧鹅好比青草；在饥饿的人眼中，萝卜便是佳肴。”
树立正确的比较观，就要有正确的比较内容。作为一名领导干部，对物质利益、物质享受应想得透一点、看得淡一点，有所望但不奢望，有所求但不强求，有所比但不攀比。比贡献大小不比职务高低，比群众口碑不比名利多少，比心灵和谐不比物质享受。对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比较，不能只看物质财富有多少，还应看群众的笑脸有多少。
树立正确的比较观，还要有正确的比较方法。一方面，应善于“横”比，通过横比，拓宽视野，查找差距，多看别人的长处，多量自己的差距。另一方面，应善于“纵”比，既比过去，也比将来。作为一名领导干部，应当以杨善洲等模范人物的价值选择为导向，勤政、爱民、做奉献，清正、廉洁、重修养。在工作上向优秀分子学习，在物质享受上向低标准看齐，永远做一名人民满意的好干部。
如果保持一颗平常心，选准可取的参照系，学会“比”的方法、找准“比”的内容、端正“比”的态度，就能“比”出知足的心态，“比”出健康的身心，“比”出拼搏的劲头，“比”出精彩的人生。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这句话出自汉代司马迁的《史记·李将军列传》，意思是：桃树和李树并不会讲话，但因为它们的花果能吸引人们，所以，树下人来人往自然就踏出小路来了。比喻为人只要真诚笃实，行为高尚，无需太多的张扬，自然就能感召人心，具有很强的吸引力。
西汉时候，有一位勇猛善战的将军，名叫李广，一生跟匈奴打过七十多次仗，战功卓著，深受官兵和百姓的爱戴。李广虽然身居高位，统领千军万马，而且是保卫国家的功臣，但他一点也不居功自傲。他不仅待人和气，还能和士兵同甘共苦。每次朝廷给他的赏赐，他首先想到的是他的部下，就把那些赏赐统统分给官兵们；行军打仗时，遇到粮食或水供应不上的情况，他自己也同士兵们一样忍饥挨饿；打起仗来，他身先士卒，英勇顽强，只要他一声令下，大家个个奋勇杀敌，不握牺牲。这是一位多么让人崇敬的大将军啊！
后来，当李广将军去世的噩耗传到军营时，全军将士无不痛哭流涕，连许多与大将军平时并不熟悉的百姓也纷纷悼念他。在人们心目中，李广将军就是他们崇拜的大英雄。
古今中外，真正道德高尚的人，都不会标榜自己的能力与才华，虽然他不张扬自己的优点与长处，但他们高尚的品德依然会得到人们的尊敬与赞赏。就像空谷中的幽兰，默默无闻，却芳姿高贵，馨香怡人，让无数人慕名而来；又如人品与才学兼优的高洁之士，即使隐姓埋名，仍然吸引着无数人。例如，宋代文学家欧阳修，才华横溢，深受时人及后代的景仰，尤其是他那与民同乐的思想，更是深入人心。
古人如此，现代名人的事例也同样验证了“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是一句至理名言啊！受人崇拜的鲁迅先生，他为了民族的解放，为了人民的幸福，夜以继日地工作着，写了大量批判国民党黑暗统治的文章，为了民众的觉醒，中华民族的振兴而奋斗。人们敬仰他，并不是因为鲁迅说过“我有卓越的才华，你们理应尊敬我”这样的话，而是因为他在不言之中，已在为人民、为国家做出了许多的实事。
也有一些人，特别是社会上一些名流，为了使自己的名气再大一些，故意做表面文章。例如，一些富商捐资助学，目的就是为了让别人都认为自己有爱心；然而，到了国家需要他们的时候，这些人又不知去向了。也有一些艺人，表面上做得很光鲜，让人觉得他们不错，很真诚，很善良；但事实上，他们的行为都是为了让自己更出名。
这种故意张扬的行为，在领导干部队伍中，体现的是浮躁和做派。一是急功近利，热衷于“短、平、快”，喜欢“显山露水”、追风逐浪，今天比盖高楼大厦，明天争建大道广场，只重视任期内出政绩，对事业发展缺少长远规划；二是好大喜功，重形式走过场，重数量轻质量，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数字”工程，甚至欺上瞒下，说假话、大话、空话；三是不求深入，习惯于照抄照搬，满足于表态画圈，坐不住、静不下、学不进，不深入实际，不调查研究，不求真务实。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是一种令人向往的境界，更是一种品德和修养的体现。不管是为人处世，还是为官做事，都应该具备谦虚内敛的品格，勤于奉献而默默无闻，乐于助人而不事张扬。这样的人，就像真金一样闪光，又像桃李的花香一样令人迷醉。所以，判断一个干部是否先进，不能光听他的话，更主要的是看他的实际行动。领导干部只有以自己的无声的行动来影响和同事和群众，才能赢得人们的尊重和信任。
要知道，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领导干部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让群众看在眼里。好的言行受到关注，不当的言行更会受到关注。因此，领导干部应严格把握住自己，时时警醒自己，做到台上和台下一个样，人前和人后一个样，说的和做的一个样，八小时内和八小时外一个样，在单位和不在单位一个样，工作日和休息日一个样。只有时时处处规范自己的言行，率先垂范，以身作则，树立起良好的形象，时刻保持共产党干部的蓬勃朝气、昂扬锐气和浩然正气。这样才能用自己行为的“芬芳花朵”和人格的“甜美果实”来吸引人、感召人、领导人。
习近平指出，每个人都有理想和追求，都有自己的梦想。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中国梦，我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共同为之努力。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一定要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把我们的党建设好，团结全体中华儿女把我们国家建设好，把我们民族发展好，继续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奋勇前进。
实干兴邦，空谈误国，这是至理名言。有的人只说不干，虚报浮夸，哗众取宠，有的人只干不说，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历史是检验一切的标尺，是非自有人评说。唯有务实，才有出路，唯有务实，才有希望，唯有务实，才有民心。领导干部要大兴求真务实之风，并落实在具体行动上，而不是停留在口头上，或搞形式主义。形式主义就是搞花架子，搞假大空，沉迷于“文山会海”，以文件贯彻文件，以会议落实会议，推责任，走过场。要严格区分务实与务虚的界限和标准，适当的务虚是必要的，过度的务虚是有害的，说得好不如干得好，要把务虚的精力转移到务实上来，以经济社会发展的实绩来检验务实的成果。
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
这句话出自元代王冕的《墨梅》一诗，意思是，不需要别人夸奖墨梅的颜色好，只需要留下充满乾坤的清香之气可可以了。
这是一首题画诗。墨梅就是用水墨画的梅花，由淡墨画成，墨梅从外表看，并不娇妍，似乎也没有什么好色彩，但却具有神清骨秀、高洁端庄、别具一格的内在气质和风骨。这两句诗，其实也是王冕的自我写照。他从小贫困潦倒，白天给地主放牛，晚上没有油灯，就到佛寺的长明灯下苦读，日积月累，终于学富五车，而且能诗善画，多才多艺。虽然才华不俗，怎奈屡试不第，又不愿巴结权贵，于是不再考取功名，而是归隐浙东九里山，作画易米为生。“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两句，表现了诗人不与世俗同流合污，不追求表面风光，只求品行高尚、有所作为的人生态度。
“不要人夸颜色好”，体现在领导干部身上，就是要端正自己的事业观、政绩观，不追求虚名，不追求功利，不追求表面的光鲜。如果只图虚名、只务虚功，必然不顾实际情况，无视人民群众的利益，一切只为了捞取自己的政绩、声誉和威望，习惯于喊口号、说空话、套话、假话，做表面文章。为了给自己脸上贴金，往往不惜耗费人力、财力和物力，劳民伤财搞政绩工程、面子工程、路边工程，甚至弄虚作假，欺上瞒下，从而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所以，领导干部要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真正做低高为官、勤奋实干，只图经济振兴、人民富裕，而不是一切从自己的需要出发。在具体工作中，要时刻把人民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多办顺民意、解民忧、增民利的实事好事，认真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牢固树立和坚持正确的事业观、工作观、政绩观，认认真真学习、老老实实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始终保持高尚的精神追求和道德风范。
在我们的身边，也有一些人领导干部，热衷于搞形式主义，目的就是图个有点子、有能力、有政绩的虚名，并自己加官进爵做垫铺。对于领导干部来说，图虚名并不是个人小节问题，而是领导工作的大敌，是治国治军的大敌。从古到今，历来都强调戒虚务实，把图虚名看作是招祸之举。古人过，“华而不实，无益于治”，“千虚不博一实”。领导干部如果不把心思放在扎扎实实工作上，不是放在埋头苦干上，而是为了显示自己的能力和政绩故意搞一些轰轰烈烈的“大手笔”，搞一些华而不实的名堂，提一些与实际情况相差甚远的空洞口号，整天想着在上级面前大肆显摆、邀功请赏，工作还没有开展，就忙着写报告、出经验，自吹自擂，唯恐表现不及，唯恐上级领导干部不知道；这样做的结果，不仅浪费了国家和人民的财力，也浪费了自己的精力，使工作无法真正落实，错过了发展的大好时机，反而工作搞不上去。
“只留清气满乾坤”，就是要给后人留下好口碑。有道是，人过留名，雁过留声，领导干部也要为自己留点名，为老百姓留点念想。如果为官一任却没有造福一方，没有给老百姓留下一点好印象，既无政绩，也无人品，那么这样的官，肯定不是好官。
在封建时代，读书为做官，做官为当老爷，当了老爷就是人上之人。这样的等级观念和特权意识，决定了各级官吏始终凌驾于老百姓头上，耀武扬威、作威作福。在民主社会，每一位公务员都是社会平等的一员，领导干部来自于社会，同普通群众相比，手上掌握着治理国家的权利，但仍然是社会平等的一员。作为共产党的干部，更是提到了“人民公仆”的高度。思民、忧民、亲民、爱民、为民是党的执政为民的理念。做一任官，建一份功，是我们应有的为官之道。在自己的领导岗位上，不仅要为群众做一些实实在在的好事，拿出看得见的政绩，还要看看十年、二十年后这些所谓“政绩”是否经得起检验，是否真正让群众得到长久的实惠，是否深入子孙后代的心坎上。焦裕禄、孔繁森、郑培民、杨善洲、沈浩等这些优秀干部，之所以能够在人民群众心目中树立起一座不朽的丰碑，之所以让人民群众永远记住他们，感念他们的好，就是因为他们始终把人民群众当做亲人，把权力真正用在为人民服务上，处处为人民群众着想，时时为人民群众谋福利，脚踏实地地开展工作，他们的所作所为，群众看到眼里，记在心中，终身难忘。
要在老百姓心目中留下口碑，就要时时为老百姓着想，常想自己为百姓做了什么，是否为老百姓想问题，是否围着老百姓转圈子。真正为老人民群众办事实，这样的“政绩”就会让老百姓刻在心上。要经常想一想自己为老百姓留下了什么，给历史留下了什么。既要着眼当前，也要谋划长远，既要顾眼前利益，也有要长远打算。而不能像法国路易十四说的那样：“我死后，哪怕它洪水滔天！”
宋仁宗时，马遵官至吏部尚书，他在做宣州太守时，为老百姓办了许多实事，使老百姓深受其益。届满离任时，当地老百姓都舍不得他走，甚至用铁索将江面锁住，使他乘坐的船走不开，此事在当地传为佳话。当然，历史上也有让百姓放鞭炮“送瘟神”、驱走贪官的故事。传说有一位新县官到任，县衙外官民列队欢迎，并高举一块红布，上写“灾星走了福星来”。那位已经离任的县官被称为“灾星”，留下了千古骂名：欢迎“福星”，自然是老百姓对新县官寄予的期望。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应该经常想一想自己究竟要为历史留下什么念想，是留下口碑，还是留下骂名？
立身一败，万事瓦裂。
这句话出自唐代柳宗元的《寄许京兆孟容书》，意思是，品德修养破败了，其余的事也就像瓦片一样破裂。
领导干部从政为官，个人的道德修养十分关键。在数千年的历史上，古人一直重视官吏们的个人的品德，把德当作做官、为人的中心目标。孔子曾说过：“为政以德，譬若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意思是说，为官者有好的德行，老百姓就会拥护你、支持你。以德治国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也是重要的治国方略。古人尊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把“修身”作为第一要求，看成是做人为官的最起码的资格。
“做人是做事的开始，做事是做人的结果。”无数事例证明，成功者之所以成功，在于其做人的成功；失败者之所以失败，在于其做人的失败。
被后人骂作“奸相”的北宋的宰相蔡京，早年间才华横溢，素有才子之称，诗词、散文、书法样样了得。他的书法，有人把他称为宋四家“米、蔡、黄、苏”之一。可他从政却是首鼠两端，是个被人不齿的机会主义分子。保守派当政时，他见风使舵，力挺保守派司马光废免役法，获重用；变法派当政时，他又转而支持变法派章悖行免役法，继续获重用。徽宗一即位，因为他的名声太臭，被劾削位，贬到了杭州。正好宦官童贯搜寻书画珍奇南下，蔡京对这位内廷供奉的笼络无所不至，得以重新入相。
从此，宋徽宗赵佶像吃了他的迷魂药一样，言出必从，计无不听。无论蔡京如何打击异己，排斥忠良，窃弄权柄，宋徽宗就是宠信他，从不怀疑。所以，朝廷中每一次的反蔡风潮掀起，宋徽宗虽然迫于情势，不得不将他降黜外放一下，以抚平民意，但很快又官复原职了。在宋徽宗赵佶当政的20多年里，前后共4次罢免了他，又4次起用了他。最后，蔡京年已60，耳背目昏，步履蹒跚，宋徽宗赵佶委以重任，直自己退位。
徽宗退位后，蔡京的一生也终于走到了尽头，老百姓等到了他垮台的一天。后来，蔡京死于押解的路上。老百姓没看到他被典刑，都深以为憾，但要给他一点颜色看看，以泄心头之恨，以吐多年之积怨，以此煞一煞小人得志不可一世的威风，却是全国上下共同的想法。大家忽然悟到，既然不能动他工个指头，不能打他一巴掌，却有一条收拾他的绝妙主意，是人人可以不用费力，不需张罗即能做到的，那就是在蔡京充军发配的路上，坚决不卖给他一粒粮，一棵菜，更不要说是一块烙饼，一个馒头了。
于是，前无古人的情景出现了，蔡京充军沿途的老百姓，没有人给他们发通知，没有人给他们贴布告、下命令，但是沿途的街乡市井、城镇村社的旅店、庄户人家，凡蔡京所到之处，大家都关门闭户，更不要说能买到任何食物了。所有的老百姓，表现出从来没有过的齐心，就是不供给他饮食，让他活生生地饿死。中国人对于贪官污吏的憎恨，是绝对ˉ致的，但是这种“饿死贪官”的惩罚，真是从古至今，空前绝后的。
从这个案例上来，为官从政者如果以“自我”为中心定位人生，立身处世，必然以利已为价值取向，势必千方百计追名逐利。一些领导干部拼假政绩、报虚材料、瞒真情况，不惜误国害民，一门心思为自己谋利益、图升迁，就属于这类；一个人如果以“金钱”为目标定位人生，立身处世，必然以攫取钱财为价值取向，势必一切向钱看，一些领导干部因嫌钱财少，拼命敛财的贪官污吏就属这类；一个人如果以“为民”定位人生；立身处世，必然以全心全意为人民、为党的事业奋斗为价值取向，势必一心奉献他人，无数革命先烈，众多英雄模范、优秀党员领导干部就是这类。那些优秀分子，用生命和热血为社会主义新中国奠基铺路，谱写了一曲永垂不朽的生命赞歌；用辛劳的汗水、智慧和力量，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增砖添瓦，实现了光照千秋的人生价值。
我们党历来就高度重视领导干部的品德，选拔领导干部的原则历来就是德才兼备德为先。因此，一个有所作为的党员领导干部，需要时刻注意和努力提高自己的个人修养。确立崇高的价值目标，树立正确的价值导向，珍惜人生，无愧人生，珍惜手中权力，无愧人民重托，应成为每个干部的座右铭，时时高悬眼前，深深铭刻心中。
一个领导干部有修养、讲党性，具体的表现就是做好人、做好事、做好干部。做人、做事和做领导的关系是互为关联、互为作用的。做人是根本，人做正了，做事容易，做领导也不会出问题。做事是基础，因为做人做领导，都离不开干事创业。做领导则是履行职责，在其位尽其责，说到底，做领导也是为了做事。只有正确处理好这三者之间的关系，真正做好人、做好事、做好官，才能永葆进性，推进党和人民的事业不断取得新的辉煌。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这句话出自《论语·子路》，意思是，如果做官的本身为人端正、行事公正，那么，遇事即使不下命令，属下也会按法规行事；其本身为人不端正、行事不公正，即使三令五申，下属也不会听从。
这句话源于孔子之口。孔子的意思是，身教非常重要，它比言教更容易被人接受。一个领导干部能做到“不令而行”，就必须率先垂范。
西汉名将叫李广，最善于骑在马上射箭，人称“飞将军”。有一年夏天，汉武帝决定第二次大规模抗击匈奴，并发动了河西战役。李广率领四千精锐将士当先锋，不料却被四万匈奴骑兵团团包围，处于十分危急的态势。在这敌强我弱的情况，将士们都有些胆寒，感觉凶多吉少。
作为主帅的李广，毕竟久经沙场。他临危不乱，他经过分析认为，在敌兵重重包围之下，只有趁敌阵未稳，派人突然发起冲击，打对手一个措手不及，才有可能跳出包围圈，转危为安。不过，要做到突击冲锋，需要有足够的勇气和武艺，还要有敢于牺牲的精神，要做到这一点，找一个合格的头儿非常关键。在这些将士中，谁能担当此任呢？他想起了李敢，他的儿子。虽然李敢面临的危险很大，可是大敌当前，如果冲不出包围圈，耽误了大事，恐怕大家都性命难保。
李敢奉命，立即率领骑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插敌阵，火速杀入重围，很就赶走了敌兵，平安归队。李敢大声对将士们大声说：“匈奴骑兵没什么可怕的，并不难对付。”士兵们早已被李广亲派爱子冲锋陷阵的行为深深感动，又看到李敢冲锋陷阵，顺利归队，士气大振。
危急暂时缓解后，李广命令将士们摆成圆阵，背向里、脸朝外，弓拉满、弦上紧，瞄准敌方目标，引而不发。李广自己则拉开那张著名的大黄弩弓，当敌兵再一次冲上来时，嗖嗖地一连射杀了好几名副将。
经过一天多的激战，汉军将士大都喋血疆场，所剩不多。李广面不改色，始终镇定自若。将士们看到他主帅的行止与往常一样，心里也踏实多了。同时，在生活方面，李广也身先士卒，北方缺水，李广等到士兵们个个有水喝有饭吃，自己才喝水吃饭。这也使得将士们深受鼓舞，无不下决心也匈奴兵死战到底。
坚持到第二天天亮，匈奴骑兵发动优势兵力，再次发起猛攻，企图一举消失汉军。汉军将士继续奋勇抵抗，死不后退。所幸的是，正当他们面临全军覆没的危急关头，张骞率大军正好赶到，朝匈奴兵猛扑过来。匈奴兵见状，吓得匆忙后撤。
在这场众寡悬殊的战斗中，李广以高超的指挥战术和身先士卒的拼搏精神，赢得了时间和战机，避免了全军覆没的命运，为河西战役的最后胜利创造了条件。
这是一个记载在《史记》的故事，在讲述这个经历之后，司马迁引用孔子的话评论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其李将军之谓也。”意思是说，为人正直的长官，即使他不下命令，下属们也会照他的话去做；那些自身不正的长官，即使三令五申，下属们也不会听从他的。
“身正令行”这句话，虽然流传了两千多年，但至今也没有过时，仍然具有现实意义。是啊，领导干部都希望自己在下属面前有威信，因为没有威信就没有权威，没有权威就没有人听从。然而，真正的权威是建立部属对上级的崇敬、信服和倾心的基础上的，而不是靠发号施令产生的。只会强迫命令，是不会在下级面前树立威信的。
1946年1月，周恩来同志从延安乘飞机去重庆接叶挺将军出狱。同行的除了几名工作人员，还有叶挺的11岁女儿小扬眉。
飞机起飞不久，气候条件良好，飞机飞得又快又稳。人们透过玻璃外的云层，可以看到脚下那积雪的山峰，层层叠叠，如同波涛汹涌的大海。然而，就在这时，气候条件发生了突变，一股强烈的寒流朝飞机扑来，机翼和螺旋桨上顿时结上了冰，越结越厚；不久，整个飞机身上都蒙上了厚厚的冰甲。冰甲越来越重，飞机慢慢承受不了，沉甸甸地往下坠去，还左右摇晃失去了平衡。这时的飞机，正在崇山峻岭上空掠过，眼前是一座座山峰，眼看就要撞上山尖了。在这危急时刻，机长命令打开舱门，把行李扔下去，以减轻飞机的重量，并要求大家背上降落伞包，做好跳伞准备。
乘坐飞机的人们早已心中捏了把汗，听到命令后，立即按机长的要求将降落伞包背起来，准备跳伞。这时，忽然传来小扬眉的哭声，周恩来立刻站起来，从摇摆不定的机舱内走过去，问她是什么情况。小扬眉哭着说：“周伯伯，我没有降落伞包。”周恩来立即解下自己的伞包，给小扬眉背上，鼓励说：“孩子，你不要哭，越是在危险面前，越要像你爸爸那样坚强、勇敢，不怕牺牲！”
其他乘员看到周恩来不顾自己的安危，把伞包让给了小扬眉，也纷纷解开自己的伞包，让给周恩来。周恩来用命令的口吻说：“大家不要管我，要沉住气，把包系好，不要慌张……”
也许是周恩来的无私精神感动了上苍，飞机终于冲出了寒流的包围，一下子暴露在霞光万道的阳光之下，冰甲立即开始融化了，整块整块的冰水哗哗地往下掉。飞机也变得平衡下来，并渐渐升高了，继续向前飞去。
周恩来处处先人后己、以德垂范，这是他深受人民爱戴的内在原因，也是人民敬重他、爱戴他的基础所在。仅此一例，足以让人景仰。
今天，“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这句话，对于处于领导地位的共产党员来说，意义尤其重大。它告诉我们，领导干部只有作风正派、为人正直、充满正气，才能真正发挥好带头、带领、带动作用；领导干部处处起带头作用，才能让人民群众真正信服；才能令行禁止，赢得群众支持。党员和领导干部处处带头，人民群众就看到了表率的做法，看到了领导干部说到做到的诚信，心中自然而然地崇敬领导干部，愿望团结在领导干部周围。也只有这样，才能构建良好的工作氛围和社会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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