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也者，友其德也。
这句话出自《孟子·万章句下》，意思是，交朋友的原则，应当交的是品德。
孟子的原话是：“不挟长，不挟贵，不挟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挟也。”意思是，与朋友相交，不依仗自己的年纪大，不依仗自己的地位高，也不依仗自己兄弟的高贵。交朋友，是结交朋友的好德行，不能存有任何有所依靠的思想。
孟子的弟子万章，曾向孟子请教交友的方法，孟子就向万章说了上面一段话。在这里，孟子阐述了交友的原则：交友，应该“友其德”。一般的百姓应该这样做，对于为官从政者，那就更应该这样做了。
《世说新语》里有一则割袍断义的故事，几乎家喻户晓。这个故事里说，管宁、华歆原来是一对好朋友，他们一起去求的学。在求学时，两人一边读书，一边参加劳动。一天，他们正在菜园子里锄草，说来也巧，地里头竟然被人埋藏了一块黄金，锄着锄着，黄金首先被管宁的锄头给翻出来了。金子可是宝物，谁不想拥有呢？然而，华歆和管宁这对朋友，平时读书养性，修炼道理，早已懂得了为人处世，要摒弃贪念，见了意外之财不能动心。平时，他们也以此相互勉励，相互监督。所以，面对这份意外之财，管宁就把它当做石块一样，锄头一拨，毫不犹豫就把它扔到一边了。管宁后面的华歆，也在用心锄草，锄着锄着，很快也发现了那块金子，他也知道是份外之财，不应该拿。但他还是经受不住金子的诱惑，将金子拿起来，看了看，尔后才扔掉。这说明，华歆的修为，要比管宁差上那么一小段儿。
锄完了地，他俩又回到屋里读书。这天，窗外传来鸣锣开道的声音。原来一位达官贵人从街上经过，正乘着华丽的车马，被一群人簇拥着，很是热闹，很是气派。管宁就像没有听见一样，继续认真读他的圣贤之书。而华歆却坐不住了，扔掉书本，跑到窗户上朝外观看，对这位达官贵人的威仪艳羡不已。直到车马过去之后，华歆才余兴未尽地回到座位上。这时，管宁已看到华歆的本质，不想这样的人为伍了，便拿了一把刀子，将两人同坐的席子从中间割开，说：“你呀，从今之后，已不配再做我的朋友了！”
在管宁看来，华歆贪财慕官，书白读了，很难成为君子，所以不配为友。所谓割袍断义和划地绝交这个成语，就是从这里来的。
纵观古今，像管宁这样乐交德友的人士，为数并不少，当然，那些唯权是交、唯利是交、见财忘义而置道德于不顾的人，更是大有人在。如果交友不慎，不进行选择，那些品位低下的人、唯利是图的人，久而久之就影响了你。对于从政的人，如果交友不慎，更容易为自己埋下祸患。从现实生活中来看，个别领导干部不正是被所谓的好朋友、铁哥们儿拉下水的吗？
有人总结说，当一个人拥有了权势，第一拨围上来的那些“朋友”，往往是不可靠的。这样的话虽然说得绝对，也不乏一定的道理。当你有了官位，马上过来围着你转来转去的，自然有好朋故友，也有贫贱之交，但也少不了是专门奔着你的权势而来的人。权权是可以交易的，权钱是可以交易的，权色也是可以交易的，权就是社会资源，在利益的驱动下，就会有有不少人趋之若鹜，那些奔你的权势而来的朋友，迟早会想法利用你手中的权力，达到自己的目的。而那些真正的朋友，并不在乎你是否有权势，也不会利用你的权势，做令你为难的事。那些在你有权势的时候，同你交的朋友是否可靠，要仔细掂量。掂量的方法，那是看你在没权势的时候，他是不是也愿意成为你真心的朋友。如果是势利之交，当你没有权势时，他们恐怕就离你远远的。古人讲：“以势交者，势倾则绝；以利交者，利穷则散”。只有交友以德，才能友谊长存。
就说当今官场上发生的事吧。一些问题官员落网的原因，追根问底，都是被自己的朋友惹火上身的。落马官员犯错的理由各有特色，但也有一些共性，那就是都说自己交友不慎，交友过滥，以至于使得自己一步步陷入了违法犯罪的泥沼。例如，温州市房产管理局龙湾分局原局长戴建华因涉嫌受贿、涉嫌贪污走上了法院的被告席。他沦为阶下囚，连他自己都觉得很“无辜”，因为在他的“朋友”眼中，他是一个“哥们义气”很重的人。殊不知，正是这块名为“义气”的“遮羞布”，把他打落下马。
当然，贪官获刑，滥用职权是他们走向堕落的内因，苍蝇不叮无缝灯，如果自己是枚好蛋，苍蝇也就无从下口。从这方面说，官员犯了罪，把责任推给别人也是站不住脚的。但是，不少贪官因为讲了“哥们义气”，就让自己多了一次犯罪机会、一根上吊的绳子、一条判刑的证据。上面提到的戴建华，非常看重“友情”，小到替“朋友”租个店面，大到帮“朋友”以违章建筑换取拆迁安置，他处处都像一名“老大哥”，事事替哥们儿操办，对朋友极尽关心和爱护。而那些“哥们儿”也不亏待他，送礼送钱是断不了的。他自己则认为是朋友之间的人情往来，非常正常，于是就坦然接受。正是这一点一点权力和利益交换出来的“人情债”，让他陷入了以权谋私、收受贿赂的犯罪泥潭。
像这位“热心哥”沦为阶下囚的教训，对于领导干部，特别是对那些“交错了朋友”的干部来说，无疑是一记警钟、一副“清醒剂”。这件事明确地告诫我们，人生是需要交友的，但交友是需要选择的，和谁交友、怎么交友，这是从政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大意不得。只有清楚地知道自己应该交什么的朋友，净化自己的“社交圈”，自觉抵制不健康的交友思想和行为，多交诤友，不交谄友；多交善友，不交恶友；多交学友，不交玩友，多交德友，不交酒友，才能有利于自己保持廉洁奉公的精神状态，才能一尘不染和防微杜渐，确保在交友问题上不栽跟头，不被“好朋友”拉下水，以至后悔莫及。
人生在世，结交朋友不仅是应当的也是需要的。对于手上掌握着公权的官员而言，切莫让自己的权力成为交友的尺码，成为被朋友利用的工具，必须严格要求自己，给自己制订一条交友的底线，处理好“公权”与“私情”的有关系。
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
这句话出自《论语·季氏篇》，意思是，有益的朋友有三种，有害的朋友有三种。第一种是正直的人；第二种是心胸宽广的人；第三种是见识广博的人。跟这几类人交朋友，对我们是很有帮助的。
应该交什么样的朋友，才能对我们有益。孔子的几句话，为我们交友指明了方向。
第一种是交直友。什么是直友？直，代表着真诚而正直，就是心里有什么话直接说出来，使你知道我的所思所想，知道我对问题的看法。这样直言相告的朋友，就是直友。朋友之间的交情是基于酒肉、利害，还是道义，就以此作为判断标准。朋友如果“直”，就不会看着你犯错误而不管不问、不说不劝，也不会放纵或你同流合污。而是直截了当说出来，提醒你，或者警告你。他决不会不好意思说，也不会故意不说，或者找各种借口来为你掩护。这种朋友就像镜子一样，透过镜子可以看到自己的缺点，认识自己的行为是否正确。
唐太宗在继位之后，迷上了打猎，几天不打猎心里就痒痒。这天，唐太宗带着猎鹰和猎犬刚刚出发时，大臣孙伏伽匆匆赶来了，拦在马的前面说：“陛下在林中打猎，安全会成为问题，请不要贪图一时痛快。”
唐太宗闻言，很到很扫兴，耐着性子说：“我今日比较空闲，就想借机会出去走走而已。有这么多人跟着，你还担心什么？”说完，又准备出发。
孙伏伽却把马的缰绳绕在腰间，跪地说道：“陛下要是坚持打猎，就从先老臣身上踏过去。”唐太宗大怒，说：“我一个堂堂皇帝，才打猎的主都作不了吗？来人，把他给我斩了。”
几个武士赶来把孙伏伽按住。孙伏伽面无惧色地说：“我因直言进谏而被杀，毫不足惜。你要是想当昏君，就杀吧。”唐太宗却突然笑了，说：“我刚才是在试你的胆量，看来你还真是一个诚信有勇的君子。好，今天朕就听你的。”不久，唐太宗就封孙伏伽为谏议大夫。
纳诤言、交直友，也是共产党人的优良传统。1951年，民主人士仇螯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直言共产党执政后应保持清醒头脑，正确对待工作中的缺点。毛泽东看后非常赞同，立即回信说：“您的话非常忠直，我们就需要您老这样的诤友。”建国之初，一些爱国民主人士与党的历代领导人都结下了深厚友谊，成为值得信赖的挚友、诤友。习近平总书记在上任后不久走访民主党派人士时，说：真心诚意地欢迎党外人士监督我们，不怕有人说错话，就怕大家不说话。希望民主党派做我们党的挚友、诤友，经常就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共产党的自身建设提出意见和建议。
古人云，一个人有能直言相谏的朋友，就会保持好名声。在现实生活中，如果只喜欢和那些善于溜须拍马的人交朋友，爱听顺耳话，不听刺耳言，交这样的朋友没有一点益处，反而容易犯错。
第二种是诚信、宽容的朋友。这种人说话算数，值得信赖，另外也心胸宽广，不斤斤计较，容易与人相处。
战国时期的蔺相如，因为成功出使秦国，为赵国立了大功，赵惠文王拜他为上聊，地位在大将廉颇之上。廉颇于是很不服气，对人说：“我是赵国大将，立了多少汗马功劳。蔺相如有什么了不起？倒爬到我头上来了。哼！我见到蔺相如，总要给他个颜色看看。”这句话传到蔺相如耳朵里，蔺相如就装病不去上朝。
一天，蔺相如外出，恰遇廉颇的车。蔺相如立即命家丁将自己的车退进小巷里，给廉颇让道。家人见此，觉得很没面子，埋怨说：“阁下，我们是因为仰慕您的为人和才识，才跟你干的。如今，您的官位比廉将军还高，却懦弱胆小害怕他，这让我们很失望。”
蔺相如听后，笑了笑说：“你们说说，廉将军与秦王比，哪个的势力更大？”大家都说：“当然是秦王了，秦王乃一国之主，而廉颇只是我国的一个将军呀。”
蔺相如点头说：“强大泰王让天下诸侯都惧让三分，我却敢当面责备他，我为什么要惧怕廉将军呢？我这样做，是因为秦国之所以不敢侵犯赵国，是因为有我和廉将军二人同在，如果我们二人不和，就会秦国以可乘之机，危害赵国啊。同国家安危相比，我个人受点耻辱又算得了什么呢？”
后来，蔺相如的话传到廉颇耳朵里，让正直坦诚的廉颇感到脸红，他立即改正了自己的错误，光着脊梁，背上绑了一根荆条，去廉颇府上赔罪。蔺相如亲自迎到门口，给他松绑。从此，廉颇与蔺相如结为莫逆之交，互相尊重、互相理解，共同为赵国尽心尽力，使秦国十几年不敢侵犯赵国。
像这样宽容大度的朋友，多结交，无疑是有益的。
第三种是结交学识广博的朋友。你的朋友见多识广，就能启发你的观念，增强你的才干，开拓你的视野。每一个人的时空都是有限度的，心灵也容易受到片面思想的影响，如果有一个既知天文地理，又懂历史文化的朋友，跟你谈论这些问题，讲出许多难解的道理来，无疑是为你的生活打开一扇窗，帮助你突破自己狭隘的格局，成为一个阅历丰富的人。一个领导干部身边有这样一位有见地、有学识、有思想的朋友，无疑会起到鼓舞和激励作用。
势利之交，难以经远。士之相知，温不增华，寒不改弃，贯四时面不衰，历险夷而益固。
这句话出自三国诸葛亮的《论交》，意思是，建立在权势和名利之上的交往，是难以持久的。有修养的人彼此深交而心灵相通时，就好比花木，温暖时也不会多开花，寒冷时也不会改变叶子的颜色，能够经历一年四季而不衰败，越经历艰险越牢固。
真正的朋友，是“真金不怕烈火炼”的，平时双方的交往平淡如水，看不出有什么大事；可是，一到关键时候来临，就显示出其友谊的可贵。相反的，有的朋友是不可靠的，一旦两人发生利益冲突，就会撕破脸面，原形毕露，朋友就成为敌人。这种人，就是势利之交。
朋友之交，贵在相知，贵在以诚相待，最忌讳以权势、钱财作为交友的前提。那种用“势利眼”对待朋友的人，历来被人们称为“势利小人”，让人避而远之。
有这样一则故事：一只黄狗和一只灰狗交上了朋友，它们相互拥抱，发誓一辈子在一起。可就在这时，一根肉骨头被人扔在它们面前了，只见两个“好朋友”立即停止了拥抱，闪电般扑向骨头，争得不可开交，还动口咬了对方。这就是那种见利忘义的势利之交的写照。
在封建社会里，趋炎附势的“势利小人”随处可见。据《史记·汲郑列传》里记载：郑庄和汲黯都是西汉建立之初的朝廷大官，地位显赫，天天宾客盈门；可是，几年后他们不受皇帝待见，双双失了势，到他们府第拜访的人就非常少，“门可罗雀”，甚至几个月不见一个人来。于是，司马迁就慨叹地说：“以汲郑之贤，有势则宾客十倍，无势则否，况众人乎？”意思是，像郑庄和汲黯这样的贤良之人，位高权重，得势时，宾客无数；失势时，无人来往，他们尚且如此，何况普通人呢？还有一位翟公，官至廷尉时，也是朋友无数，家里热闹非凡，宾客天天来访；然而，当他犯了事，被朝廷罢了官之后，昔日的那些朋友和客人一人也不见了。几后，换了皇帝，翟公得到平反，官复原职，当年的那些朋友和客人，又重新登门拜访，个个争先恐后。翟公回想自己的遭遇，也感慨系之，挥笔在大门上题了联句：“一生一死，乃知交情；一贵一贱，交情乃见！”这些官吏，用自己的亲自经历，给那些势利之交做了很好的注脚。
唐朝有个李适之，曾经做过左丞相，职位在朝廷里那是数二数三的。他辞官之后，结合自己的遭遇，写了首《罢相作》：“避贤初罢相，乐圣且衔杯。为问门前客，今朝几个来？”同时代的大诗人李白在《赠从弟南平太守之遥》一诗里，这样写道：“一朝谢病游江海，畴昔相知几人在？前门长揖后门关，今日结交明日改。”他们的诗，虽然风格不同，但表达的思想感想则是相似的，都是反映当时社会上的真情实景，即人得势时高朋满座，失势时门庭冷落；位尊时一言九鼎，位卑时人不如鸡。这是对人情冷暖、世道炎凉的控拆，也是对势利小人们的鞭笞。
势利小人，不论是对普通人，还是对领导干部，都是有百害无一利的。这样的人，不管处在哪个部门或单位，一旦当道，一旦得志，官场上就会乌烟瘴气，老百姓就没有安宁日子。所以，在任何情况下，我们要讲究以义为重，以情为重，讲诚信、仁爱、正义、谦恭，而不能眼盯着权势，盯着金钱。
周恩来从小就厌恶那种家业兴隆时门庭若市，家道衰落时无人问津的势利社会，痛恨那种“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可恶现象。无论处在哪个时代，身为何种要职，都是重亲情而不为亲人谋私，重情义而不拿原则作交易。“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排除干扰，解放了一大批靠边站的干部。在文革后期，为减少党和国家的损失，他不顾病重，坚守岗位，继续保护大批老干部和知识分子。1969年的冬天，周恩来的秘书接到李富春秘书的电话，反应被打倒后的李富春家里温度低，他的身体不好，受不了，请总理帮助解决一下。周恩来得知此事，双眉紧皱，出了“势利眼”三个字，并吩咐秘书说：“做人啊，不能势利，在别人倒霉的时候，更不能这样……”
在这里，周恩来所指“势利眼”，自然指的是“文革”时期的造反派。但是，在我们身边，像这种看人下菜、落井下石的“势利小人”其实处处都有。这种既存在于普通人中，也存在于官场中，只是表现形式各异。
存在于普通人中的势利小人，他们的表现多为对权势的巴结和对利益的追逐，唯利是图，见利忘义，见钱眼睁开，见官笑三声。这些人没有人情味，没有正义感，眼里只有权和钱。他们也有自己的社交圈子，但彼此都是利用的关系，有利就用，无利就扔，既不会付出真心，也不会保持长久；自己有势了，昂首挺胸，斜眼看人；自己没了势，就厚着脸皮去巴结别人。一旦达到目的，彼此形同路人。
存在于领导干部中的势利小人，除了具备上述普通势利小人的特点外，还表现为在没得势时，尚有一丝人情味，一旦得了志，就变了一副面子。他们对底层群众、弱势群体摆出一副不屑的样子，对普通群众的正当要求，要么熟视无睹、漠不关心，要么盛气凌人、不可一世，用“小人得志”来形容就再也恰当不过了。
势利小人的表现虽然不同，但本质是一致的，那就是把“势”和“利”作为自己交友和人际往来的目标和标准，一切以自我为中心，以势利为原则。为此，我们在平时的生活和工作中，一定要擦亮眼睛。
善人同处，则日闻嘉训；恶人从游，则日生邪情。
这句话出自南宋范晔的《后汉书·爰延传》，意思是，和好人相处，天天都得到美好的教育；和坏人相处，就会每天都产生坏的念头。
这句话的意思，总而言之，就是跟随好人学好，跟坏人学坏，交朋结交不可不慎重。
东周时期，中国分为若干个小国。其中有一个小国家叫卫国，卫国有一个名叫哀骆它的人，容貌长得奇丑无比，但他的人缘却极佳，全国上下，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都乐意跟他交往，乐意跟他说话和相处，甚至留恋忘返，依依不舍。一些未婚的姑娘背后对人说：“与其做别人的妻子，不如做他的小妾。”
是因为他有钱吗？不是！是因为他有势吗？也不是！是因为他有高深的学问吗？也不是！倒是他的外表丑得可以。如此其貌不扬却受到几乎所有人的喜爱和赞美，这使得鲁国的哀公都惊异不已，便派人把他从卫国请回鲁国来，加以考察利用。相处不到一个月，鲁哀公觉得他在平淡的生活中确有不少过人之处；相处不到一年，鲁哀公就开始信任他了。不久，宰相的位置空缺，鲁哀公就让他上任，管理国事，可他却无心做官，虽在国君的再三要求下参与了国事，但不久还是谢辞了高官厚禄，回到他在卫国的陋室去了。
对此，鲁哀公感到不可思议，就专门请教于当时的大学问家孔子，说：“你听说过哀骆它了吗？你说这个怪不怪！以你的见解，认为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孔子自然对哀骆它早有耳闻，并非常赞赏。为了回答哀公的提问，便借喻答道：“大王，我曾经在楚国看见一群小猪在刚死的母猪身上吃奶，一会儿都惊恐地逃开了，因为小猪发现母猪已不像活着时那样亲切。可见小猪爱母猪不是爱它的形体，而是爱主宰它形体的精神，爱它内在的品质。哀骆它这个人虽然其貌不扬，但他的品德和才能等内在之美超越了一般人，所以您和许多人才喜欢他。”
这个故事说明：一个品行端正的人，最能赢得朋友。交友，就应该交品行端正的朋友。
朋友的好坏对我们的影晌之大。与什么样的人相处，会影响到自己的将来。所以，必须了解交友之道。交友如果只图表面现象，必会交不到真诚而有用的益友。
另一个故事，是发生在春秋时代的楚国。楚国有一个善于弹琴的人，名叫俞伯牙。据说，俞伯牙弹琴技艺高深莫测，他弹出的琴声，连马也会凝神谛听，如果对牛弹的话，牛也会听得出神。苟子《劝学》篇中的“伯牙鼓琴，而六马仰秣”之句，即是对此的描述。
俞伯牙喜爱游历山水，经常外出民间采风。一次，他乘船出行，途中遇到大风，不能过河，只好将船停在汉阳。汉阳有一位隐士钟子期，与俞伯牙偶然相遇，言谈交往之中，二人深觉志趣相投，心中都把对方视作知己。
有一天，钟子期听俞伯牙弹琴，俞伯牙先奏一曲，意在高山，钟子期在默默地欣赏中忍不住高声赞叹：“好曲，令我仿佛上了巍巍高山。”俞伯牙心中一阵快慰，深感知己莫若子期。接着，他又试探一曲，意在千里江河奔腾滚滚，钟子期不禁和曲而舞，告诉俞伯牙自己仿佛置身浩荡江河，触摸到了那一泻千里的磅礴气势。从此，俞伯牙、钟子期更成了莫逆之交，两人谈天说地，饮酒赏乐，形影不离。
后来，钟子期辞世，俞伯牙感到心中空荡荡的。知音没了，再也没人能听僮他的乐曲了，拥有这琴还有什么意义？于是，为了答谢知音，俞伯牙高举他那珍视如生命的琴，狠狠摔碎了，并发誓永不弹琴。没过几年，俞伯牙便在郁闷中去世了。
人们被俞伯牙、钟子期的深厚情谊所打动，在汉阳的月湖湖畔建了伯牙琴台，又称古琴台，并写了两副对联，以此怀念二人。
鲁迅曾说：“人生得一知已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俞伯牙和钟子期的友谊正是这样的。在生活中，情趣相投的朋友可以给我们带来快乐，在工作中，志同道合的朋友可以为我们带来机会，它比钱财和学识显得更重要。如果你拥有其诚对待每一位朋友的芙德，你便会发现友谊不只带给你宁福，币且还会从旁敦促你成为一个更优秀的人。
唐朝诗人李白与杜甫的友情，一点也不比俞伯牙和钟子期之间的友谊逊色。虽然他们的交往是那么短暂，却一直传为佳话。
李白与杜甫相识太晚，分别时又匆忙。李白给杜甫的送别诗是：“飞蓬各自远，且尽手中杯。”从此二人天各一方，再无缘相见。而多情的杜甫，此后也一直处于对李白的思念之中，并伺机广泛介绍李白的诗篇，使其迅速在全国流行。由于杜甫的推崇和介绍，李白诗歌的影响力也迅速扩大。虽然当时杜甫的名望不及李白，但是后人对杜甫诗歌的评价却上升到和李白同样的高度。虽然他们对诗歌的追求与探索各不相同，却能惺惺相惜、肝胆相照。他们不仅诗品高贵，共同撑起唐代诗坛的瑰丽天空，让人高不可攀，而且他们又都以高尚的人格和真挚的情怀，谱出了一曲“文人相重”的文坛佳话。
古人说过，“观其人先观其友”，意思是，看一个人道德品质的高低，先要看一看他交了些什么样的朋友。领导干部多交良友，将受益终生；如果滥交恶友，将后患无穷。因此，在交友中，要有好的眼光，不该认识的不认识，不该结交的人不结交。一方面要广交朋友，一方面要做到心中有数。例如，对富商、老板要保持距离、敬而远之，杜绝金钱往来；对“慕权”而来的人，更要警醒，慎防投其所好，被金钱美色所腐蚀。
现实经济生活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诱惑，这些诱惑时刻在考验着领导干部的道德和意志。交一个好朋友，就等于多一面镜子；而交友不慎，无异于雪入墨池，反受污染。
竭诚，则吴越为一体；傲物，则骨肉为行路。
这句话出自唐代魏征的《谏太宗十思疏》，意思是，如果能够竭尽诚心待人接物，那么即使是像春秋时吴国和越国这样世代为敌的国家也能结为一体；如果傲慢自满地对待他人，即使是骨肉亲人见了面也会形同陌路。
春秋时期的江南历史，实际上就是吴国和越国两国的兴亡史。这两个国家的兴盛，却与阖闾和勾践两个国王的名字紧密相连。
吴国国王阖闾，拜当时名扬天下的孙武为将军；孙武就是《孙子兵法》的作者，他统率6万兵力，挑战江南霸主楚国，在柏举之战，五战五捷，仅用仅10天就消灭20万楚军，攻入楚国国都郢，此举威震中原。同时，又一举征服了越国，俘获了越王勾践。然而，好景不长，阖闾死后，他儿子夫差继承王位，他听信和重用奸臣伯嚭，杀害忠良伍子胥，宠幸美女西施，致使国力衰弱；与此同时，战败国越国则“卧薪尝胆”，用十年时间发国国力，终于一举击败了吴国，报了当年亡国之仇。勾践灭吴后，势力不断扩大，越军横行江淮一带，诸侯都来朝贺，越国成为江南大国。
不过，吴越两国虽然势不两立，但它们其实就是一家人，本来就是相邻的国家，两国人又有血脉相连的渊源，能发展到相互仇杀的地步，其中就涉及人与人之间应该如何相处的问题。国也国相处，其实就是人与人相处。人与人如果真诚相待，友谊就会根深蒂固；国与国之间真诚相处，也就会相互提携，共同发展。
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人去市场买碗，他带着一只自己的碗，依次与商家的碗轻轻相碰，都发出沉闷、浑浊的声响。他便很失望，又去了另一家。结果，他挑遍了市场上的所有商家，都没有找到一只满意的碗，就连被公认的好碗，也被他否定了。一位商家很是奇怪，问他为什么要用一只碗碰另一只碗。这个人回答，这是一位经验丰富的人传授给他的挑碗技巧，当两只碗轻轻相碰，发出清脆、悦耳声响的，那就是好碗。商家恍然大悟，他立即拿起一只碗递给他，笑道：“你再拿这只碗试试看。”这个人依言行事，令他没想到的是，他面前的碗都能碰撞出清脆的声响。他连忙问这是什么原因。商家说：“道理其实很简单，你刚才拿来试碗的那只，本身就是一只有问题的碗，它和任何一只碗相碰，都会发出浑浊声音的。你想得到好碗，首先要保证自己拿的那只也是只好碗啊。”
浅显的故事，深刻哲理，折射出人际相处之道。朋友之间的交往就像一只碗与另一只碗的碰撞一样，一颗心与另一颗心的碰撞需要付出真诚才能发出清脆悦耳的响声。自己带着猜忌、怀疑甚至戒备之心与人相处，就难免得到别人的猜忌与怀疑。
交真诚朋友，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胡厥文是民主建国会的主要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是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一次，周恩来、胡厥文等领导同志去机场迎接外宾，天空突然下起雨来，有人连忙给周恩来递来一把伞。周恩来却说，“我不要撑伞，你也不要撑伞”，并要求在场的同志都不要打伞。然而，周恩来却走到胡厥文面前说，“你的年纪大了，一定要撑伞”。胡厥文只好撑起一把伞。不久，当他发现其他同志，包括周恩来在内都没有打伞时，不好意思再打伞了，悄悄把伞收了起来。周恩来发现后，又来到他面前，嘱咐他把伞撑开。这虽然是一件小事，却给胡厥文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1973年，胡厥文得了肠癌，到医院做了手术。周恩来专门给他打了电话，询问身体情况。此后，又找他长谈两次，讲述自己参加革命的经历。周恩来以诚相待的态度，让胡厥文感动不已。而当时，周恩来自己也是癌症患者，正在住院。
有一首歌唱道，“朋友一生一起走，那些日子不再有，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一杯酒”。因为有真诚的朋友，我们才不会孤单；因为有真诚的朋友，我们才会获得快乐和力量。对于党员和领导干部来讲，要想在结交朋友时收获真正的友谊，就必须像周恩来那样，对朋友以诚相待。
首先，在心态上要平等。在我们党内，无论是同志之间，上下级之间，领导被领导之间，政治上都是平等的，不存在尊卑高低之分，必须平等相待。在生活和工作中，不能因为自己取得了不斐的成就就目空一切，自以为是，觉得自己比任何都了不起；也不能因为自己一时犯了错误，或成绩落后了，就自觉不如人家，自卑懦弱，保持一种平等的心态是最重要的。对上级不卑不亢，对基层群众则要放下架子，把自己当一般人来看待。
其次，要感情上要真挚。党员和领导干部在交朋友时，特别是在与基础群众交朋友时，首先要“以情动人”，心里想着他们，感情上恋着他们，时刻关注他们的工作、生活甚至是感情情况，通过自己的话语鼓励帮助他们，甚至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去关怀他们，如此，才能听到他们“掏心窝子的话”，才能赢得他们的尊重和友谊。
最后，在目的上要纯洁。党员和领导干部在结交朋友时，不能搞低级庸俗的那一套，不能唯利交友，因为有利可图就拉关系，这样交结的朋友只能是酒肉朋友；更不能假心假意，把骗取群众的信任作为晋升的跳板，把为民办事当作升官的资本。这样做的结果，迟早会露出本来面目，让人民群众感到失望。
君子上交不诌，下交不渎。
这句话出自《易经·系辞下》，意思是，君子和地位比自己高的人交往，不阿谀奉承；和地位比自己低的人交往，不轻视怠慢。
唐朝诗人李白，因为才华卓著而被唐玄宗召进宫去，但他看不惯宫中的生活，也看不惯那些只顾谋求个人私利的权贵。高力士是唐玄宗最宠信的太监，朝中的许多大官都在拍他的马屁。然而，李白却不这样。有一天，皇上传李白进宫写诗，命高力士给他脱鞋。玄宗在场，高力士只好耐着性子给他脱了。从此，高力士经常在玄宗面前说三道四，李白便失宠了。但李白正想过自己的自由生活，主动请求离去。
明代的于谦，是一位杰出的民族英雄。他曾在朝廷里先后担任监察御史、巡抚、兵部尚书等要职。虽然位高权重，他却为官廉洁，为人耿直。然而，他生活的那个时代，朝政腐败，贿赂公行，贪污成风。当时，地方官吏进京朝见皇帝进，都要从本地老百姓那里搜刮许多土特产品，但他每次进京都是空手而去。
古人连皇上和权贵都不巴结，无疑是一个公道正派的好人。一个领导干部，如果做到连上司都不巴结，他一定也是公道正派、两袖清风的好官。
如今，作为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处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关键时期，人人肩负着历史重任，面临着执政考验，只有通过自身素质的提升，才能增强执政能力。而成天热衷于围着上级领导转，一味讨好上级，以求地位稳固，那样只会使自己丧失党性原则，动摇意志立场。领导干部不巴结上级领导，才能够把主要精力放在工作上，一门心思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实际；才有更多的机会同先进模范交朋友，同专家学者交朋友，同普通群众交朋友，同基层干部交朋友。在为基层干部群众服务的同时，自觉锤炼党性，陶冶情操，树立优良作风，永葆共产党人的优秀传统。
在这方面，新时期领导干部的优秀代表郑培民为我们树立了好榜样。他在生前结交的众多朋友中，普通群众的比例很高，一些老百姓亲热地称他“好朋友”“好兄弟”。这些普通老百姓，基本都是弱势群体，既没有一官半职，也没有什么钱财，可是，身为省委副书记的郑培民却对他们倾注真情，付出了无微不至的关怀，赢得了他们的信任。
例如，郑培民在基层走访时，结识了一位身体残疾的朋友，他既没有劳动能力，行动上也不是太方便。当郑书记听说他因生活困窘，几度想自杀时，立即到这位农民居住的草棚里，和他促膝谈心，鼓起他生活的勇气。此后，给他送来了蚊帐、衣服和家具等，帮他建了新居、购买了黄羊，还种上了果树和蔬菜，使这位差点自杀的残疾人过上了富足的生活。
在郑培民交往的朋友中，还有一位双目失明的司法干警。他们经常推心置腹的谈心，关系可谓亲密无间。每次和他通电话，郑书记都要等他放下电话后自己才挂机，每次与他会面，总要亲自泡上一杯茶，并且先放到一边，等水不烫了再端到他手上，轻声说：“可以喝了。”
涉及群众的利益，再小的事也是大事；同群众建立真情实意，就是要从日常小事中去体现。郑培民的真情付出，获得了老百姓的真情回报。他生前的口碑，身后的民意，昭示了一个朴素道理：党员和领导干部，只要把群众像亲人、朋友一样对待，才会赢得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爱戴。
然而，有少数领导干部，与郑培民亲民爱民的做法完全相反。他们也懂得人脉的重要性，也愿意结交朋友，但结交的是有权、有钱、有势的朋友，谁的官大，就下大力气结交；谁的钱多，就千方百计拉上关系。用两个词形容，就是重官轻民、嫌贫爱富。而对于普通群众，尤其是特困群众，他们避而远之，视为路人，生怕给自己带来负担和麻烦。这样的干部，为了应付工作需要，有时也假惺惺去深入农村，也勉强去困难企业，也可以会看望贫困儿童、孤寡老人，但那是走过场，想在镜头上亮亮相，在媒体上出出风头。这样的领导干部，跟老百姓没有共同语言，视自己为主人，而不是公仆；视普通群众为奴仆，而不是主人。他们忘记了自己手上的权力是由谁赋与的，必须绝对效忠于谁，而是视权力为私物，用作捞取好处的手段。从根本上忘记了为人民群众谋利益的宗旨。于是，他们同人民的感情淡漠了，更谈不上有什么血肉联系。这样的干部，对党的事业害莫大焉。
君子之交人也，欢而不媟，和而不同。
这句话出自汉魏时期徐干的《中论·法象》，意思是，君子之间结交，相欢而不轻慢对方，讲求和谐而不同流合污。
类似的话，孔子也说过。《论语·子路》里引用孔子的话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所谓“和而不同”，是指君子之间在交往过程中能够保持和谐友善的关系，但在对具体问题的态度和看法上并不追求苟同。在日常交流中，人们对某一问题有不同的见解，这是正常现象。真诚的朋友之间，就是通过彼此交换意见、沟通思想，以求得立场一致；即使一时达不成共识，也不会拉下脸面、伤及和气，而是保持耐心，让各自的观点在实践中去检验。所以说，真正的君子之交，并不追求事事想法一致，而是容忍对方的不同见解，坦诚相见、肝胆相照。相反，小人之交却不是这样，他们或者为了迎合对方，故意隐瞒自己的真实想法，人云亦云、见风使舵；或者党同伐异，将人与人之间划出不同圈子，拉帮结派。这么做，所谓“朋友”其实也就不存在了。
在中国历史上，臣下对于国君曲意逢迎、看风使舵、投其所好的现象，普通存在。当然也有坦诚相告、直言相谏的忠勇之臣。例如，战国时期的齐国宰相晏婴，就敢于犯颜直谏、为民请命。记载晏婴言行的《晏子春秋》里，有一半章节就涉及晏向国君进言的内容。晏婴认为，正常的君臣关系，就是“和而不同”。所谓和，就是君臣之在观点、认识和爱好上各有不同。他有一句话，叫做“君甘而臣酸，君淡则臣咸”，意思是，君主如果是甜的，那么大臣就应该是酸的；君主如果是淡的，那么大臣就应该是咸的。如果君主甜，大臣也甜，满朝文武一个味，这个国家就没有创造力，而且使得世风懒惰，投机取巧。所谓同，就是君臣之间在各方面求得相同，即朝廷实行重大决策时，要进行全面充分的讨论，在不同意见的交锋中，求得完善。为此，国君身边有不同意是正常的，也是必须的，这有利于国君在决策时有多角度、多层次的思考。
有一次，晏婴出使鲁国，鲁国的昭公问：“我听说一个国君需要听取三个人的不同意见，这样才不会被迷惑。可是，我现在做决策时，几乎跟全国人都进行过商量，结果还是出乱子，这是什么原因呢？”晏婴微微一笑，说：“恕我直言，您平时所接触的鲁国人，差不多都是想迎合你的人，你说什么，他们就说什么；你反对什么，他们就反对什么。这样的人再多，也就跟一个人差不多，您现在连两个人都谈不上，哪能谈得上三个人呢？”
中国历史上凭借浓厚的君子思想，孕育了孔子的那句“和而不同”的名言，同样也孕育了信仰“和而不同”的君子。宋代的朱熹和张式也算其中一例。朱熹和张式二人，年龄差不多，学识也都过人，都是当时着名的哲学家。他们曾在岳麓书院进行过学术讨论，虽然同为学者，但观点有时相差甚远。但观点分歧，并不影响二人的朋友关系。他们在友好而激烈的讨论中，渐渐发现了各自观点的哲学内核，认识到两人的观点虽表象不同，却在本质上是有相似性的。为此，二人的学术皆有精进，却又始终没有形成统一的学说，在相当的高度里维持着和而不同的境界。
此外，同是宋代文人，王安石也算是“和而不同”的杰出人物。王安石顶住文武大臣的压力，坚持“变法”，靠的是对于真理的自信。他放言：“祖宗不足法，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坚持不按祖宗之法办事，要根本实际另辟蹊径。到了晚年，他迫于于己不利的形势，归隐山林，却依然写下了“纵被春风吹做雪，绝胜南陌碾成尘”的万豪诗句。如此等等，都是王安石独树一帜和与世“不同”的真实写照。
然而，正是王安石的这种“不同”之处，让国家和天下百姓从中获益。他制订的《免税法》，让千千万万老百姓得到了好处；他制订的《水利法》，更是功在千秋的大事。王安石坚持“不同”所取得的成就，谁不感慨“和而不同”的魅力呢？
追求“不同”，既然有好处，那么，又怎样达到“和”的局面呢？“和而不同”，光“不同”不行，还要“和”，就是不强求一致，不重复别人，又保持和平共处。只有在大目标不冲突的前提下，承认差异，包容差异，乃至尊重差异，才能化解矛盾，共存共荣。要想实现共存共荣，那么双就得磨合。所谓磨合，就是通过接触、交流、对话，逐步缩小分歧，建立共识。事实上，任何有分歧的事物都是磨合中达到统一的。磨合得好，“和”起来就顺利，最终进入“大同”境界。这里的“大同”，是指内在的和谐统一，而不是外在的相同一致。
2005年以来，我们党开始提出实现“和谐社会”的主张，并作为执政的战略任务。如今，“和谐”的理念已然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价值取向。所谓“和谐社会”，内容就包括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等；包括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从某种角度看，这也应该是“和而不同”的社会。
君子之交也，以道义合，以志契亲，故淡而成焉；小人之接也，以势利结，以狎慢密，故甘而败焉。
这句话出自东晋葛洪的《抱朴子·疾谬》，意思是，君子交朋友，是因为道义相同而结合，因为志趣相投而亲密，所以尽管相交恬淡但友谊却很牢固；小人交朋友，是因为权势财利而结合，所以尽管甜蜜却好景不长。
东汉末年，朝廷腐败，张角率领农民起义，反抗朝廷。为了镇压“黄巾”，朝廷下令各地招收新兵。一天，刘备正看招兵告示，身后挤过来一个黑脸大个子，名叫张飞。两个人颇能说得来，便商量一起去参军。他们来到一个酒馆喝酒，忽然从外面进来一个红脸大汉，喊道：“快给我拿酒来，我急着去参军呢！”刘备见他身材高大，孔武有力，就断定他非同寻常之人，于是请他一起来喝酒。红脸汉子名叫关羽，因为杀了本地的恶霸，才来到这里。三人一边喝酒吃菜，一边谈论天下大事，说得情投意合，尽是共同语言。最后，刘备提议说：“我们三个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干一番大事业吧！”
关羽和张飞连连点头应允。三人喝完酒，一起来到张飞的桃园。刘备又提议说：“咱们兄弟三人既然这样投缘，志向一致，又说得来，何不结成异性三兄弟，不图同日生，唯图同日死？”关、张都是侠义之人，这番话正说到他们心坎上去了，于是三人在桃园里对天起誓，结为兄弟。这就是著名的“桃园结义”。
刘关张三人一见倾心，相见恨晚，有着共同的追求和志向，都想为天下苍生出口气做一些益事。因为这个共同的志向，三个人才结拜为兄弟。这份感情，一直伴随了他们一生，在以后的峥嵘岁月里，这三兄弟驰骋疆场，无论遇到什么险境都不离不弃，患难与共，成为千古佳话。
他们的兄弟情谊经受住了时间和生死的考验，即便是关羽被俘之后，面对劝说和利诱仍不为所动，以自己的生命代价捍卫情谊和诺言，以死尽义。他们忠信守义的故事，感天动地，千古流芳，令人感怀至今。
《庄子·山木》中讲了一个故事：战国中期，洛阳有一个书生叫苏秦，虽然家道不富，却借了一件貂裘穿在身上，把自己打扮成成富家子弟的模样，然后又借了一些盘缠，千里迢迢去秦国游说，试图以自己的口才打动秦王，求取功名。然而，秦惠王压根儿就看不起他，根本不吃他的那一套说词。时间久了，身上的貂裘磨破了，借的盘缠也花光了，苏秦只好徒步走回家，穿着草鞋，背着书简，担着行李，一路风餐露宿，回到洛阳时，已是脸面枯槁，四肢无力。见他空手而归，老婆根本不理睬，嫂子也不给他做饭吃，父母连正眼都不瞅一眼。但苏秦是血性男儿，不灰心不气馁，坚持自学，增加长干。一年之后终于学成，又开始游说天下。他先是说动了赵王，又在赵王资助下去游说燕韩魏齐楚，终于让几个国家建立了统一战线，成为合纵之国，共同抗秦，与此时，苏秦也挂上了六国相印，成为纵约长，就相当于今天的联合国秘书长。他凭三寸不烂之舌，成就大业，也算一世豪杰了。苏秦衣锦还乡那天，父母派人打扫房屋和道路，奏乐设宴，亲自到洛阳郊外三十里处去迎接儿子；他的老婆则满脸羞愧的站在丈夫面前，像听圣旨一样聆听丈夫说的话；他的嫂子更可笑，在苏秦面前爬行，连头都不敢抬，爬到苏秦脚下磕头谢罪。苏秦把她拉起来，笑问：“嫂子为什么前后两次态度不同？”他的嫂子回答说：“因为你富贵了，黄金多了呗。”有钱就是好汉爷，没钱就是王八蛋，自家亲人尚且如此，更何况社会上的形形色色的人呢？
人生之路是漫长的，多结交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无疑是人生之路的帮手和力量，有益于我们的生活和工作。交了朋友，就要负起朋友之责，重情重义，肝胆相照。为此，要多交有血性、有骨气、有仁德的朋友。而对些利势、利权、利财的朋友，还是远离为好。
每个人都会有三朋四友，领导干部自然也离不开朋友。然而，领导干部结交朋友，比普通百姓结交朋友要更加严格和提防。要警惕一些只看重你手上权力的人，前来巴结你，讨好你。这些人与你结交，你是把手上的权力当做资源来开发，以便日后有所图。如果不远离这样的“朋友”，总有一天会被他们拉下水。一旦你出事了，他们如鸟兽散，甚至落井下石。这样的例子，才是屡见不鲜。
也有的领导干部，把眼光盯在上面，总想结交官位比自己大一些的朋友，以便自己仕途亨通，在关键时候关照自己，提拔自己。这种想法其实是天真和幼稚的。李嘉廷曾是云南省省长，成克杰曾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陈良宇曾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他们的官不能不大吧？可是，当他们倒台之时，又见谁来“关照”一下呢？所以，我们必须清醒地知道，在这个世界上，一旦出了事，没有谁真正能帮得了自己，只有自己能够真正帮自己，也只有自己能够真正救自己。要想官运亨通，就要老老实实做事，遵纪守法，把精力花费在工作和事业上。只有自己做了这些，自己的前途才会光明。
近贤则聪，近愚则聩。
这句话出自唐代皮日休的《耳箴》，意思是，亲近贤明的人就会越发聪颖；而接近愚笨、愚鲁的人就会越发不明事理。
有个养马的人，从市场上购得一头毛驴，就把驴和马放进一个棚里，吃住在一起。这头驴看到马比自己高大，有气派，就处处跟马学。马吃料，驴也学着马的样子吃料；马散步，驴也紧随其后慢慢散步；马想奔跑，驴也跟着拼命跑；马要睡觉，驴也挨着它躺下，两头畜生影不离。
养马人养马，是用来运东西的。所以，经常套马干活。当马运送东西时，驴也跟着马一起运送东西；马一日走多远，驴也走多远；马使劲，驴也使劲，马歇息，驴也歇息。时间一久，这头驴觉得自己成了一匹骏马，干什么都不比马差，这期待着有一天，像一头真正的马一样，独自在原野上驰骋。
不料，它的主人养不起两头畜生了，决定把驴卖掉。所以，这头驴又换了新主人，新主人家里养了一大群驴。
想变马的驴，失去了学习的榜样，整日和驴群生活在一起，别的驴干什么，它也干什么。驴群吃草料，它也跟着吃；驴群撒欢儿，它也尥蹶子，跑过来，跑过去；驴群走百里路，它也走百里路；驴群行千里路，它也行千里路；驴群年着喉咙大叫，它也放开声音大叫着……这头驴再也不觉得自己像马了，也不再幻想着要变成一匹骏马了。时间久了，这头驴又变得灰溜溜了；它叫起来，不再像马的嘶鸣，而完全是驴的声音了。
这是一个寓言故事，可以说，这个故事给“近贤则聪、近愚则聩”做了最好的注脚。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一个人结交什么样的朋友，对自己的人生品格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所以，从古到今，有识之士都重视选对朋友。孔子曰：“君子慎取友也。”品德高尚的人，历来就受到人们的推崇，也是人们愿意结交的对象；而品德低劣的人，则常常是被不齿的对象，极少有人愿与他结交，除非他结交的都是一些臭味相投的朋友。
谈到伟大而真诚的友谊，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的友情可以说是彪柄千秋，是世界上的任何友谊都无法相比的。马克思对恩格斯的才能十分敬佩，说自己总是踏着恩格斯的脚印走。而恩格斯则认为马克思的才能要超过自己，在他们的共同事业中，马克思是第一提琴手而自己是第二提琴手。《资本论》这部经典著作的诞生，就是他们友谊的结晶。
1848年，大革命失败后，恩格斯不得不回到曼彻斯特营业所，从事商务活动。这使恩格斯十分懊恼，他不止一次地下决心，要永远摆脱这些事，去干他喜爱的政治活动和科学研究。然而，当恩格斯想到被迫流亡英国伦敦的马克思一家经常以面包和土豆充饥，过着贫困的生活时，他就抛开弃商念头，坚持下去，并取得了成功。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在物质上帮助马克思，从而使共产主义运动最优秀的思想家得到保存，使《资本论》早日面世。
从此，每个月，有时甚至是每个星期，都有一张张一英镑、二英镑、五英镑或十英镑的汇票从曼彻斯特寄往伦敦。后来，恩格斯成为一家公司的合伙人，开始对马克思大力援助。几年后，他把公司合伙股权卖出以后，每年赠给马克思350英镑。这些钱加起来，大大超过恩格斯的家庭开支。对马克思来说，也正是为了对刚刚兴起的科学社会主义进行有效的指导，为了揭露资本主义的根本缺陷，才接受了恩格斯这种帮助。
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有的一切，无论是金钱或是学问，都是不分彼此的。虽然他们分开了20年，但他们在思想上的共同生活并没有终止。他们每天要通信，谈论政治和科学问题。在一段时间，马克思把阅读恩格斯的来信看作是最愉快的事情。他常常拿着信自言自语，好像正在和恩格斯交谈似的。
马克思在病重期间，曾告诉女儿爱琳娜说，希望恩格斯能为他尚未出版的《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做出点什么”来。当然，即使马克思没有提出这样的要求，恩格斯也会去做的。为了继续马克思的事业，从马克思逝世时起，整整十年，恩格斯放下自己的工作，尽力从事《资本论》后两卷手稿的整理、出版，补充了许多材料，重新撰写了一些篇章，使《资本论》得以在全部问世。
朋友的影响力是无穷的。好的朋友会让人受益无穷，坏朋友则可遗骸万年。尤其针对广大党员和领导干部，面临权势诱惑，慎交友，保持自身清正廉洁，走的才稳才踏实。
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若醴。
这句话出自《礼记·表记》，意思是，君子交朋友平淡如水，小人交朋友像甜酒那样浓烈甜蜜。
君子之交，彼此没有图名求利、互相利用，所以显得平淡自然，因而能够长久；小人之交，彼此都怀有获利之心、利用之意，所以免不了虚情假意，矫揉造作，甜言蜜语，因而难以持久。
唐代贞观年间，在薛仁贵还没有发达显贵之前，他与妻子王宝钏住在一个破窑洞中，衣食无着，生活拮据，日子过得艰难，要不是仗着王茂生夫妇的接济，恐怕无法生存下去。后来，薛仁贵入伍，在部队里大显身手，受到青睐；特别是他跟随着唐太宗李世民东征时，屡得战功，又受到太宗的侧目。平辽战役结束后，薛仁宝国因为功劳巨大，被封为“平辽王”。
一登龙门，身价百倍，前来王府送礼祝贺的文武大臣络绎不绝，可薛仁贵一概不接受贺礼。他惟一收下的，是普通老百姓王茂生送来的“美酒两坛”。手下人打开酒坛后，负责启封的执事官不惊失色，因为坛中装的不是美酒而是清水。手下手料定薛仁宝一定气得半死，谁知他不但没有生气，而且命人取来大碗，当众饮下三大碗清水，连叫“真甜”。
在场的文武百官不解其意，薛仁贵却大声说：“我过去落难时，全靠王兄弟夫妇的一再资助，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今天的荣华富贵。如今我美酒不沾，厚礼不收，却偏偏要收下他送来的清水，因为我知道王兄弟家庭贫寒，送清水也是他的一番美意，这就叫君子之交淡如水啊。”
从此，薛王两家关系甚密，“君子之交淡如水”的佳话也就流传了下来。
什么是君子之交？君子之交源于互相宽容和理解。在相互理解中，彼此不苛求，不强迫，不嫉妒。所以，这在常人看来，就像白水一样的淡。表面上的淡，并不代表关系的冷淡，而是心灵相交的一种至高境界。
君子之交淡若水，这是中国人长期推崇的交友境界，是交友的理想准则。像俞伯牙与钟子期的知己之遇，像刘关张的义交，像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友谊，从表面上来看，确实堪称“淡若水”的“君子之交”。他们的友谊，经得起贫富考验，经得起贵贱的考验，是心灵的交通，道义的相砥。这样的人，为了朋友，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君子之交淡若水的交友原则，鼓励我们在交友过程中朝着正确方向去努力，就算达不到那种理想境界，也要尽量让友谊更纯洁一些，更美满一些。在交友中，要同追名逐利的思想，同不择手段的互相利用行为彻底决裂。同时，这个原则也告诉我们，在朋友之间的交往中，注意相互关系的“度”，不必太过，如果这个“度”掌握不住，友情就会被扼杀。
朋友之间的互相往来，靠什么维系友谊的长久呢？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说：不要靠馈赠获得朋友。这句话也让人深思。那种把友谊当作交易，以馈赠多少来衡量友谊轻重的做法，本身就是对友谊的亵渎。在封建官场上，官吏们把拉帮结派、厚礼攀亲视为“交情深厚”。这种陋习流传至今，有人仍以交友为名，请客送礼、行贿受贿，把朋友关系演变为互相利用的金钱关系。吃人家的嘴软，拿人家的手软。礼尚往来的结果，说话办事就没法儿坚持原则了，为人谋私利的大门不得不敞开。这样下来，哪里还谈得上什么朋友情谊呢，分明是同流合污的关系：表面上亲亲热热，实际上互相利用。那些以权谋私的人，都会有这类朋友，这样的朋友决不是什么君子之交，完全如庄子所言，是纯粹的“小人之交”了。
有人说，大家都是朋友，互相馈赠礼品难道不正常吗？按理说，朋友间有些馈赠，不能一律视为不可，但我们要明确的是，这种馈赠，只代表着友谊的深厚，而礼品的货币价值是次要的。在共产党的队伍里，同志和战友之间相互馈赠的感人故事也很多。革命军事博物馆中展出的一条旧毛毯，是长征路上朱德送给周恩来的，后来朱总司令奔赴抗日前线，周恩来又把毛毯回赠给朱德。一条旧毛毯上，凝聚着两位伟人深厚的革命情谊！
实现社会是复杂的，生活经验告诉我们：靠金钱、酒肉之类的物质交换，是交不到真正的朋友，得不到真正的友情的。那样做的结果，彼此争多讲少，时间一久，难免闹出点矛盾，伤害彼此的关系。作为共产党人，应该有更高的觉悟和情操，交友时一定要把交流思想、切磋学问、共同进步作为主旨，千万不能搞暗藏陷阱的金钱交易那一套。
君子之交淡如水的交友原则告诉我们，在交往中，要多想想“水”一般的友情。有一些居心不良的人，挖空心思和你套近乎，把表现优秀的你当做潜力股来投资，把掌握实权的你当做资源来经营。我们一定要对这种怀着个人目的人保持高度警惕，严格清理社交圈子，少结交另有所图的朋友，多结交普通群众，多结交基层干部和专家学者，多结交品格高尚的人，多结交富有学识的人，多结交敢于批评自己的人，以使自己不断保持清楚头脑，不断提高自身修身，不断提高工作能力。
为官之道，最忌结党和搞“小圈子”，更不可强行让人“站队”。很多原本优秀的领导干部，只因“站”错了“队”，便再无机会晋升，这是非常可惜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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