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人将成其国，必正其家。一人之家正，然后天下之家正。
这句话出自宋代范仲淹的《易义》，意思是，圣人治国必先齐家，只有正家才能正天下。
关于治国必先治家的道理，古人有许多论述。齐家，就是整顿管理家事的意思。《礼记·大学》里说：“古之欲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翻译出来，意思就是：“古代那些要想在天下弘扬大德的人，先要治理好自己的国家；要想治理好自己的国家，先要管理好自己的家庭；要想管理好自己的家庭，先要修养自身的品性；要想修养自身的品性，先要端正自己的思想；要端正自己的思想，先要使自己的意念真诚；要想使自己的意念真诚，先要使自己获得知识，获得知识的途径在于研究万事万物。通过对万事万物的研究，获得知识；获得知识后，意念才能真诚；意念真诚后，心思才能端正；心思端正后，才能修养品性；品性修养后，才能管理好家庭家族；家庭家族管理好了，才能治理好国家；治理好国家后天下才能太平。”
可以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古代有志之士的处世理想。古人在实现自己抱负之前，都很注重自己的家庭管理，把自己的小家庭作为治国理政的实验场。
《三字经》说：“窦燕山，有义方。教五子，名俱扬。”说的是五代后晋人窦燕山，妻子连续给他生下了五个儿子。他把全部精力用在培养教育儿子身上，不仅时刻注意他们的身体，还注重他们的学习和品德修养。在他的培养教育下，五个儿子都成为有用之才，先后登科及第：长子中进士，授翰林学士，曾任礼部尚书；次子中进士，授翰林学士，曾任礼部侍郎；三子曾任补阙；四子中进士，授翰林学士，曾任谏议大夫；五子曾任起居郎。当时人们称窦氏五龙。当时，为这件事，朝廷里还有人赋诗一首：“燕山窦十郎，教子有义方。灵椿一株老，丹桂五枝芳。”这里所说的“丹桂五枝芳”，就是对窦燕山“五子登科”高度评价。
梁朝有个徐勉，官至中书令。他一生身居高位，严于律己，行事公正而谨慎，节俭不贪，不置家产。并经常教导子女要重品行操守，他给儿子徐崧写信，告诫说：“我们家世代清廉，所以你要继承家风，日常的生活不要怕清苦。至于置办产业，我从来连想都没有想过。为父从政近三十年，官职也一再升迁，一些部下和朋友也在劝我趁有职有权时，置办田园，以留给子女，但对此类建议我一概谢绝。为什么呢？因为我认为只有将宝贵的清白遗给后代，才能让后人享用无穷的精神财富。”有其父必有其子，徐勉的子孙果然后来都成为远近闻名的贤士明宦。
这些古人一方面清廉从政，一方面严格管理自己的家人，为后人传输为人做官的道理，为子女指点人生正道，不可谓不用心良苦，实在值得我们今人学习。
2013年5月，有一位女司机在网络上迅速“走红”。原因是她开车撞倒人后说出的一番雷人言论：“你们知道我是谁吗？哼，我的后台硬着呢！”这个女司机的自夸言论与几年前流行的“我爸是李刚”的言论好有一比。从这类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出，领导干部对自己亲属的行为举止，没有做到很好的约束；实际上，无论你的后台有多硬，父母的官有多大，你真的犯了错误，谁都保不了你！那位女司机的言行当场激怒了围观的群众，最终导致车子被打砸、掀翻，原因也是的嚣张跋扈和傲慢无礼。这类事件一再发生，不仅影响了领导干部的声誉，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还不利于社会和谐稳定。
这类事件，虽然是家庭成员犯的错误，但领导干部其实也难辞其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如果一个领导干部连“齐家”都没做到，那么何以“治国、平天下”？上述干部亲属的雷人言行，其实就怪领导干部对家属的行为没有做到严格约束，甚至不管不顾，以至于这些家属心里上觉得自己高人一等，后台过硬，即使犯了什么事情也没有人奈我之何，从而养成目中无人、跋扈嚣张的态度。
领导干部必须从这类事件中汲取教训，严格规范权力的运作，真正让每一个人，包括自己的家人都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这样社会才会更加公平，社会才会更加稳定。
做到这一点，领导干部首先要带头营造清正廉洁的家风，这有利于陶冶品德情操，提高对贪腐诱惑的免疫力；相反，唯利是图和仗势欺人的家风，只能促使领导干部腐化堕落，家庭成员步其后尘，导致人财两空、家破人亡的惨剧。有道是，连家都治不好，又怎么谈治党治国？领导干部不仅要在平时严格约束和管理亲属、子女，教育他们老老实实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决不失之于宽、失之于软；同时还要带头弘扬家庭美德，克服以自我为中心和唯我是从的处世态度，促成家庭成员之间互相理解、互相支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使整个家庭和睦相处，以纯洁的家风时时激励自己、约束自己。
先“齐家”而后才“治国”。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纪律是行动的保证。领导干部在提高自己拒腐防变能力的同时，还应当切实承担起党风廉政建设第一责任人的职责使命，把反腐倡廉与经济发展工作同规划、同部署、同落实、同检查，做到经常部署、经常过问、经常协调、经常督办。让权力公开透明运行，努力树立和维护自己的良好形象。
妻贤夫祸少，子孝父心宽。
这句话出自明代冯梦龙的《喻世明言》第39卷。意思是，如果妻子贤惠的话，丈夫就会少一些祸事；儿子如果孝顺的话，父母就会多一些安慰。
明朝有一个叫鲁穆的御史，铁面无私，人称“鲁铁面”。他的夫人出身普通人家。鲁穆官前官后，夫妇俩都一直患难与共，恩爱相扶。鲁穆做官后，两袖清风，只靠几两俸银度日，家景并不过去强多少。夫人对此毫无怨言，常对鲁穆说：“我一个普通妇人，从小就过惯了清苦日子，再吃苦也没有关系。你已经做大官了，理该一心为公、清廉为官。特别是你这个职位，就是查处贪官污吏的官，自己就更带要带头廉洁公正，以取信于百姓。只有你做到了这一点，才能告慰于祖先，为家乡争光。”鲁穆听了夫人的话，深为宽慰。他去世后，皇帝亲来悼念。皇帝见鲁穆的棺木这样简陋，家里一贫如洗，便下令打开国家金库，让鲁夫人挑选金银财富。一生从未见过这么多宝物的鲁夫人，碍于皇帝的旨意，只拿了一个小小的银元宝做纪念。皇帝大为不解，询问她为什么不多拿一些，好给自已和子女做今后的生活费？鲁夫人回答说：“我还有力气，回到原籍后可以继续自食其力；至于我的这些孩子，我丈夫留下的好名声，就足够他们受用一辈子的了。”皇帝一听，感慨道：“都说鲁穆清廉无比，我看鲁夫人比鲁穆还要清廉十分啊！”
故事中的鲁夫人，可谓贤妻良母。鲁穆的铁面清廉、千古流芳，与她的嘱咐和自律肯定是分不开的。在现实生活中，一些领导干部的腐败行为被揭穿，除了他们本身的自律意识缺陷外，有相当一部分人和自己的家庭成员有关。正因如此，在当下反腐倡廉工作中构筑“家庭防线”，显得十分重要和迫切。只有把领导干部家庭纳入预防网络，发挥家庭影响的特殊功效，才能减少产生腐败的诱因，使领导干部远离职务犯罪。
古人说：“家有贤妻，则士能安贫守正。”这不仅说明妻子对丈夫的影响作用，更说明这种影响的重要性。妻，即内助也。内助的贤或不贤，于普通百姓家，事关是否阖家和睦，是否鸡犬不宁，是否业兴或家败的大问题；于位尊官高者，事关是否永葆高风亮节，是否转瞬身败名裂或寿终正寝，是否毙于刑狱的大问题。现实生活也提醒我们：一个男人有贤妻相伴，是人生的大幸，而一个男人摊上了不贤之妻，那将是人生的大哀。有的领导干部从一个好官迅速堕落为一个罪犯，是与其妻子的“功劳”分不开的。在诸多贪腐案件中，普通存在着所谓“夫受贿必涉其妻”的现象，真可谓夫妻成了一根绳上的蚂蚱，谁都蹦不掉。
有一些“官太太”，在丈夫的仕途还不算成功时，往往能够做到夫妻同甘共苦，默默支持和付出，她们也曾经有过通情达理过。在这个丈夫创业的时候，可以用一句歌词来表达妻子的功劳：“军功章里，有我的一半，也有你的一半。”然而，一旦丈夫功成名就，成了炙手可热的人物，有钱又有势了，当日的“贤内助”，就变成了后来的“闲不住”，热衷于将丈夫手中的权力变成自己的“摇钱树”，似乎要把当初的“投资”捞回来似乎的。由于不断索贿受贿，贪欲无度，甚至到了疯狂的地步，直到害了自己的，又连累了丈夫才算完。有的女人不是鼓励丈夫为官以德，而是不断地在丈夫面前吹“枕边风”，什么“谁谁有本事”“谁谁挣钱多”“谁家又买了高级汽车、新房子”，用这种“提醒”和抱怨的方法，给丈夫施压，直到把丈夫推向火坑。这样的女人其实不能算丈夫的伴侣，而是丈夫的灾星、克星、丧门星。
是不是每一位被查处的贪官都与自己的妻子有关，似乎不能完全下结论，可能也有对丈夫的贪腐行为并不知情的妻子，或者劝过丈夫却无济于事的妻子，然而，不贤惠的妻子肯定会给自己的丈夫带来灾祸，这几乎是不争的事实。所以，坚持廉洁奉公的为官之道，不仅是每一位领导干部的座右铭，也要成为“官太太”们的良言警句。男人背后的女人，品德上不仅要“贤”，品格上更需要一个“廉”字。如果做到这一点，于家庭、于国家、于丈夫、于自身都是一件庆幸之事！
透过诸多案例，我们不难发现一些共性：一些投机分子为达到自己的目的，在钱财无法正面突破的情况下，往往会集中“火力”从侧翼进攻，从领导干部的“后方”入手，寻找突破口。正面工事再坚固也抵不住内部构造的瓦解，一些领导为官之初，也懂廉政的重要性，也带头坚持原则，对各种诱惑也具备“定力”，但由于自己的老婆和家人被不法之徒握住了把柄，不得不违心去做一些交易；他们不是不是知道这样做的后果，只是心怀侥幸。殊不知，一旦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就等于走上了一条不归路，结果是马失前蹄，不死即伤。
普天之下，人人都渴望拥有一个幸福、美满、和谐的家庭生活，而要做到这一点，孝敬老人、关爱孩子、身体健康等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人人都要遵纪守法。身兼领导干部妻子和子女母亲的双重角色，“官太太”们的一言一行对丈夫和子女都有着很重要的影响。有一位妇女，她的丈夫是一位局长，手中有一定的权力。她没有因此得意忘形，而时时事事处处谨小慎微，自律的“枕边风”经常吹，廉政的“木鱼”经常敲，督促丈夫遵纪守法，依法办事，不违规违纪，正确对待手中的权力。从不在丈夫的耳边嘀咕“谁谁有本事”“谁谁挣钱多”等，以防他走上邪道。在她的“熏陶”下，丈夫做官非常讲究原则，有时有人托办事，在不违反制度、原则的情况下，都能热心帮助，但决不收任何好处。有时是关系不错的朋友，找丈夫办一些违反制度和原则的事，没有办成，就转而找到她，但她从不开这个口子，自觉地将丈夫的后院关牢。如果一个领导干部有这样的“贤惠”，就算想犯错误，恐怕也难！
要做一个贤内助，一要处理好“内助”与“涉政”的关系。领导干部的妻子要明确自己的身分，摆正自己的位置，从不不插手丈夫的日常政务，不影响丈夫的工作和决策，不干涉丈夫手中权力的正确行使；同时还要履行好“家庭纪委”的职责，不断告诫丈夫廉洁从政，发现丈夫有违纪违法的苗头要及时指出，催其纠正。二要正确处理好家事与政事的关系。事关国家、人民利益的事要重于一切，高于一切；而自己的家事在任何时候都必须服从国事，不能以家损国。三要正确处理好利益与利害的关系。时刻告诫丈夫，权力是把“双刃剑”，用得好可以在自己的岗位建功立业，取得一番成就；用不好，则会危害一方，同时害了自己，连累了家庭。作为人民的公仆，只有为人民利益用好权、掌好权的责任，没有为自己谋取私利的权利；坚持做到有损党和国家、人民利益的不义之利不沾，不明来历的意外之财不取，不合规定的份外之物不拿，严守自己的为官底线。
君子赠人以言，庶人赠人以财。
这句话出自《荀子·大略》，意思是，有教养的人总是送人一些激励的话，而庸俗的人总是送人一些钱物。
“君子赠人以言，庶人赠人以财”，是说有修养有德行的人，应该如何赠人礼物。逢年过节，或在有特殊纪念意义的日子里，给自己的家人和子女赠送物品是常有的事。但是，送给子女金银财物、大房美车，还是经常给孩子传递为人处世的道理和经验？这二者哪一个更重要呢？虽然物质的东西很耀眼，但它来得快，也去的快，转眼就会两手空空；而为人处世的道理则是受用终身的。作为以清正廉洁为圭臬的领导干部，本来就清贫如洗，送子女更多物质的东西肯定是不现实的，而教育孩子如何走正道、如何面对人生，如何做人做事，则是我们能够做到，而且必须做到的。
在这方面，古代的名人大贤们尤其擅长言传身教。三国时期的诸葛亮是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官至丞相。他的《诫子书》是晚年写给他8岁儿子诸葛瞻的：“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淫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治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在这篇“诫子书”中，诸葛亮告诫儿子要做到静，不断修身和反省自己；要做到俭，才能培养自己高尚的品德和节操。不清心寡欲就不能使自己的志向明确，不安定宁静就不能实现自己的远大理想。实现理想需要不断学习知识，只有静心、刻苦才能学到真知，没有坚定的意志就不能成功。诸葛亮对后人寄予着厚望，子女们也很争气，他们后来都淡泊名利，忠心报国，为国家社稷做出贡献，这正是“宁静”、“致远”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北宋重臣司马光，把俭朴作为教子成才的主要内容。据史料记载，司马光在工作和生活中都十分注意教育孩子力戒奢侈、谨身节用。有一次，当他看到儿子读书用指甲抓书页时，非常生气，认真地传授了他爱护书籍的经验与方法：读书前，先要把书桌擦干净，垫上桌布；读书时，要坐得端端正正；翻书页时，要先用右手拇指的侧面把书页的边缘托起，再用食指轻轻盖住以揭开一页。他教诫儿子说：做生意的人要多积蓄一些本钱，读书人就应该好好爱护书籍。
在生活方面，司马光经常教育儿子说：“食丰而生奢，阔盛而生侈。”为了使儿子认识崇尚俭朴的重要，他以家书的体裁写了一篇论俭约的文章。在文章中他强烈反对生活奢靡，极力提倡节俭朴实。他说，古人以俭约为美德，今人因俭约而遭讥笑，实在是要不得的；近几年来，社会风气日前变坏，办事讲排场、摆阔气当差的走卒穿的衣服和士人差不多，下地的农夫也脚上穿着丝鞋，为了酬宾会友常数月预备大操大办。这些糜烂陋习是非常有害的。
司马光赞扬了宋真宗、仁宗时的李亢、鲁宗道和张文节等官员的俭约作风，并对道德和俭约的关系作了辩证而详尽的解释：“有德者皆由俭来也。夫俭则寡欲。君子寡欲则不役于物，可以直道而行；小人寡欲则能谨身节用，远罪丰家。反之，侈则多欲。君子多欲则贪慕富贵，枉道速祸；小人多欲则多求妄用，败家丧身。”翻译出来，意思是：有好品德的人都是由节俭而来的。因为如果节俭就少贪欲。有地位的人如果少贪欲，就不为外物所役使，不受外物的牵制，可以走正直的道路。没有地位的人如果少贪欲，就能约束自己，节约用度，避免犯罪，丰裕家室。如果奢侈就会多贪欲。有地位的人如果多贪欲，就会贪图富贵，不走正路，最后招致祸患；没有地位的人如果多贪欲，就会多方营求，随意浪费，最后败家丧身。
为了教育儿子警惕奢侈的祸害，司马光常常详细列举史事以为鉴戒。在他的教育下，儿子司马康从小就懂得俭朴的重要性，并以俭朴自律。他历任校书郎、著作郎兼任侍讲，也以博古通今，为人廉洁和生活俭朴而称誉于后世。
近年来，网络上流行着许多名词，其中有一个是“官二代”。人们为什么对这群人贴上标签，并大加鞭伐？是因为部分领导干部的子女利用自己的“官二代”身分所作出的一些违背人们基本认识的行为。这个“官二代”与其说是“官员子女”，不如说是“子女用官”。“我爸是李刚”这句雷语曾在网上闹得沸沸扬扬，反映了官二代子仗父势的恶行。不久后，一则《安徽官二代子女横行霸道，恋爱不成将少女毁容》的帖子又在网上流传。说是某领导干部的儿子陶某，追求同校女生遭拒，便往女生脸上泼洒汽油点燃，致使女生惨遭毁容。这则帖子在全国产生了巨大影响，人们纷纷指责陶某的父母对子女娇生惯养，致使他行为出格。
我们不能通过几个案例就否定所有的领导干部子女，毕竟这些人是少数。但这些事件反应出的领导干部子女的教育问题，则是不能忽视的。这两个事例当事人的家长都是部门领导干部，按理说，这些家长都是有觉悟、有思想、有能力的，他们的子女应该是非常优秀的，可事实恰恰相反，他们因为缺少严格的家教教育从而走上了犯罪道路。
作为领导干部，我们应该怎样教育我们的子女？首先要用自身良好的形象去影响子女，特别是要树立自己的廉洁形象。要在品行上成为子女的楷模，在学习上成为子女的表率，在遵纪守法上成为子女的榜样，在勤劳俭朴上成为子女的示范，只有这样才能树立良好的家风。
再者，作为一家之长，领导干部要对自己的子女提出严格要求。一是在做人上严格要求，着力提高子女的思想道德水平，培养子女遵守社会公德的习惯，增强子女的法律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二是在求知上严格要求。着力培养子女的学习兴趣，让子女认识到学习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树立时时学习、终身学习的理念。三是在自立上严格要求，引导子女树立自立意识，消除依赖思想，多给孩子一些自主和独立创造的空间。
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
这句话出自《道德经》第九章，咎：过错，祸患。全句的意思是，黄金美玉堆满室内，又有谁守得住它们？因为富贵而骄奢淫逸，就只能是自寻灾祸了。
班固在《汉书》里记述东汉诸侯王骄奢淫逸的时候，说了一句很有份量的话：“是故古人以宴安为鸩毒，亡德而富贵谓之不幸。”意思是，过分的安乐就像毒药一样，没有德行而享受富贵是人生的最大的不幸。
古往今来，那些纨绔子弟的不幸命运，罪魁祸首其实就是他们的父母，是父母给子女充裕的物质条件，却不传输为人处世的道理造成的。因为生活优越，又缺乏有力的家教，孩子便沦为“恶少”。在古代，那些骄奢淫逸、横行霸道的“恶少”，主要是指被称为“衙内”的官家子女，也就是“官二代”。他们仗着老子的势，胡作非为，影响恶劣。《水浒传》里就有两个臭名昭著的“衙内”，一个是太尉高俅的干儿子高衙内，一个是高俅胞弟高廉的内弟殷天锡。这两个“花花太岁”狐假虎威，荒淫无耻，要么大吃大喝，要么伤天害理，要么淫人妻女，要么巧夺人财。其中那个高衙内，看上了林冲的妻子张氏，威逼利诱，滥施淫威，并千方百计地陷害体林冲，最终把林冲逼上了梁山。而那个殷天锡，则依仗姐夫高廉的知府身份，觊觎柴进的叔父柴皇城的地产，并指使狗腿子活活把柴皇城打死了，最终把柴进也逼上了梁山。
北宋大奸臣秦桧有个孙女，出嫁后被封为崇国夫人，人称童夫人。童夫人养了一只猫，有一天不慎丢失了，立即限令临安府派人四处寻找。过了期限后，临安府无法向童夫人交差，便将住在童夫人家附近的老百姓都抓走了，还要追究有关军官的责任。军官们惶恐不安，也参与了找猫的进程，凡是遇到了猫，一律带走，没有一只是童夫人的。临安府只得买通童夫人家的一名老卒，了解猫的模样，差人画成100幅图，贴到城内各家茶馆，还是没找到。最后，知府走夫人路线，通过秦桧的宠妾向秦桧求情，这件事才算罢休了。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共有25个儿子。到了明末，繁衍出的皇室宗族子孙多达20多万，这些人躺在祖先荣誉、血统的账本上，过着寄生虫的生活，大多成了无所作为的庸碌之辈。明朝的灭亡，就和他们直接、间接对百姓进行敲骨吸髓的盘剥，从而加重了人民负担有很大的关系。
清末著名的八旗子弟，只知道赌博玩鸟，整日游手好闲、吃喝玩乐，既没有谋生本领，也不懂什么政治军事。到了咸丰年间，八旗子弟已繁衍到200多万人，成为大清帝国的大包袱。
到了中华民国时期，那些“世袭”的权贵、地主、富豪的少爷、小姐，仗着前辈的权势，过着不劳而获的日子，在腐朽生活的放纵下，孽生许多纨绔子弟、赌徒和鸦片鬼。
往事已不可追，今事就在眼前。如今不少“官二代”、“富二代”、“星二代”，依然在社会中扮演了“恶少”的角色。“养不教，父之过”。面对这些人做出的种种“恶少”行径，那些溺爱娇惯、宠纵袒护的“精英”父母们，是否应该从历史教训中汲取教训？
1967年，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从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高度提醒人们：“我很担心我们的干部子弟，他们没有生活经验和社会经验，可是架子很大，有很大的优越感。要教育他们不要靠父母、不要靠先烈，要完全靠自己。”
毛泽东不仅提醒全党同志注意严格教育子女，自己更是身体力行，为全党树立了榜样。1946年，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从苏联留学回国后，并没有委以重任，而是把他送到延安特有的“劳动大学”去学习，并语重心长地叮嘱：你去后要和老乡们一起吃，一起住，一起劳动，从开荒一直到收割了再回来。50多天后，岸英回到延安时，跟陕北农民一个样。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毛泽东又让毛岸英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普通一兵跨过鸭绿江，转战在烽火连天的朝鲜战场。当岸英不幸牺牲的消息传来后，毛泽东十分痛苦，但他理智地说：岸英是属于牺牲了的成千上万革命烈士中的一员，一个普通的战士，不要因为是我毛泽东的儿子，就当成大事。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常常提醒孩子们：要恪守本分，不能搞特殊。毛泽东的小女儿李讷从小是在延安大食堂吃黑豆饭长大的。在北大读书时就住校，周末才回家。毛泽东从不让她从家里带东西到学校，有一次她带了一包奶粉还挨了批评。
然而，一些领导干部不是把子女送到党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不是鼓励他们到艰苦的地方建功立业，而是凭借手中权力为子女营造高人一等的“安乐窝”，形成一个“位尊而无功，奉厚而无劳”的特权阶层。这种现象的深层原因及后果值得深思。温故知新，领导干部要严格要求和教育子女，努力在自强自立的教育上下功夫。
人遗子，金满盈；我教子，惟一经。
这句话出自《三字经》，意思是，别人馈赠给孩子的是金银珠宝，而我留给孩子的就只有一本教人为人处世的书籍。
留给孩子足够的金银珠宝，不如留给孩子一本有用的书籍。换句话说，留给子孙满箱的金子，不如教给他们研读经书。这是因为，如果孩子不读书、不知长进，即使有再多的金钱，也会有用完的时候，到时候只能坐以待毙。
汉朝时，有一对父子丞相。父亲叫韦贤，生性淳朴，淡泊名利，专心读书，学识非常渊博，精通四书五经，尤其以教授《诗经》著名，被人们称为“大儒”，声誉卓着。被人推荐到朝廷，朝廷认为他是个难得的人才，就征召他为博士。汉昭帝还拜他为师，请他教授《诗经》。此后，他的官职一路飙升。昭帝死后，孝宣帝即位，他继续受到尊重，擢升丞相之职。七十多岁时，担任了五年丞相的他，告老还乡。宣帝知道他年事已高，不可以太劳累，就准他辞职，并赏给他一百斤黄金。
韦贤有四个儿子，长子曾任职高寝令；次子官至东海太守；三子留在家乡看守家园；最小的儿子勤奋读书，也官至丞相一职。因为韦贤教子有方，儿子都有成就，所以当时他的家乡一带就有有俗谚说：“遗子黄金满籯，不如遗子一经。”意思是说：遗留给后代子孙满箱的金子，不如教导他们研读经书。正是由于韦贤教子成效显著，他的故事被写进了《三字经》中。由此可见，韦贤教子的影响是多么巨大。
南北朝时期有个颜之推，官至给事黄门侍郎，也以善长家教而闻名于世。他对子女的教育，遵循的是“读书为上”原则。因为战乱，颜之推一家曾被迫迁往长安，既没有了官位，也没有了家财，生活十分窘迫。他的儿子思鲁问：“父亲，我们如今既无官无职，也没有多余的银两可供生活，只有靠全力劳作，才能养家糊口了。可是，您却经常督促我们读书，学习经史，这样会影响我们劳动的呀。如果我们不全力劳动，拿什么供养双亲二老呢？”颜之推语重心长地回答说：“你们做儿子的，想着供养双亲是对的，但我是做父亲的，更应该用学到的知识来教育你们呀。如果我的衣食无忧是靠你们放弃学业换来的，那我就会寝食不安，内心有愧呀。只要你们能够努力读书，继承祖上的基业，即使是粗茶淡饭、粗布短衣，我也吃得香。”
像韦贤、颜之推这样苦心教子的故事，在中国历史上并不鲜见。自古至今，在对子女的教育上，中国的很多父母不仅言传身教外，而且竭尽全力，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希望子女能够学有所成、功成名就、光宗耀祖。而那些家庭比较困难的父母，宁肯自己省吃俭用，也要设法给子女的教育提供优越条件。这些父母都知道，用文化知识来教化子女，比在物质上满足后代的需求要重要得多。如果教育子女明白事理，掌握一技之长，将来才有自立的资本，这才是最重要的。相反，如果子女不读书、不长进，即使家有金山银山，也有用完的一天，到那里，只能挨饿了。这些优良的家教传统，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
教给孩子革命道理，是共产党干部的优秀传统。共产党的干部来源于人民，服务于人民，不以追求金钱和官位为目标。清廉的生活，并没有给领导干部更多的财富，但他们懂得把革命思想和革命精神传给后人，激励后人沿着前人开创的革命道路前进。焦裕禄的小女儿回忆说：“我父亲感谢党把他派到了最艰苦的地方，他认为那是一份信任。在兰考短短一年零三个月的时间里，他吃尽了苦，受尽了罪，但却从没退却。他说过，看着兰考人民吃苦受罪，他的心比刀剜还疼，于是他拖着有病的身体用脚丈量了兰考每寸土地，他对兰考的一草一木都有着深厚的感情。他不仅是一名优秀的县委书记，也是一位伟大的父亲。他临终前，在病床边拉着姐姐的手说：‘我死后没有什么可以留给你，只有家里的两本书，一本是《毛泽东选集》，一本是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他唯一留下的物质的东西就是一块旧手表，也给了姐姐。我父亲说，‘这个我已经用不着了，你戴上它，上班不要迟到。’”虽然焦裕禄只给自己的女儿留下了两本书，和少量的东西，但他留下的精神财富，比任何物质的东西都珍贵。
开国上将李聚奎患重病弥留之际，他让秘书将五个子女叫到床前分割遗产。孩子们到齐后，老将军用颤巍巍的手将亲笔抄写的五份《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词发给孩子们，慢慢说道：“要听党的话，好好跟党走……”他虽然没有什么物质的东西留给孩子，但他留下来的却是无价之宝！
然而，也有不少父母，为了能使子女过上安逸幸福的生活，为了给子女留下大笔财富，拼命聚财，还美其名曰：一切为了后代！这种做法表面来看是爱子女，实则是害了子女，最终让子女因为依赖父母而丧失独立创业的志气和能力，无所事事，坐吃山空。这种做法实在不值得提倡。韦贤、颜之推教子和当今许多优秀干部的做法，给我们树立了良好的榜样。少留给子女物质财富，多留给子女独立的精神、做人的美德和创业的本领，才是最重要的。
为人父母，谁都会疼爱自己的子女。《战国策》里说：“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长远。”清代林则徐留给后代这样一副对联：“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则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增其过。”教给子孙正派做人的道理，老实谋生的本领，才是最好的馈赠。无数事实也证明，孩子的成长贵在激励，留给子女财钱，不如留下好家风；安排子女好位子，不如留下好作风。言教不如身教，领导干部要把全部心思用在工作上，把满腔热情倾注在为人民造福上，多干出让人民称道的好事来，多赢得群众的夸奖，以此激励孩子的革命意志，这才是留给子女最大最好的财富。
教小儿宜严，严气足以平燥气。
这句话出自清代王永彬的《围炉夜话》，意思是，教育自己的孩子应当严格，因为严格的态度可以压抑他们浮动的燥气，使他们能够平心静气。
中华五千年悠久历史和传统文化，素以重视家庭的子女教育而著称于世。古人注重品德和操守，不仅要求自己躬身力行，也重视对后代的“德行”培养。这种言传身教的精神，成为后人正身教子的楷模。
南宋诗人陆游，刚正不阿，心系百姓，因不事权贵而屡遭贬谪。但他十分重视对子女的教育，他经常告诫六子一女说：“但愿你们长大成人之后，乡亲们都盛赞你们的道德操守。即使你们将来做一个普通老百姓，如果有了良好的操守，同高官显爵相比，仍然是问心无愧的。”他教育子女要知书达理，在《五更读书示子》中写道：你们现在正是读书的好时候，要抓紧时间，刻苦攻读，不能白白浪费光阴。读书的根本，是学以致用，因此要做到“学贵身行道”、“字字微言要力行”。还要学习古人的高风亮节，不媚权贵，正直无私，时刻想着报效祖国。“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要作文先做人。要注重修身，时常检查自己，有错必改；看到别人有好的行为，要主动自觉的学习；不要与那些华而不实的人结交在一起。《冬夜读书示子聿》这篇文章，是陆游在冬夜里教小儿子陆子聿读书时所作，他手把手的教子聿写字，教导他读书要孜孜不倦、持之以恒：“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工夫老始成……”《送子龙赴吉州掾》是他为二儿子陆子龙到吉州赴任地方官时写的赠言，诗中说：“汝为吉州吏，但饮吉州水；一钱亦分明，谁能肆馋毁！”要求子龙清清白白地做官。并告诫子龙说，在吉州有我的一些朋友，他们不但有学问，而且品德也好。你到那里后，可以去拜访他们，但不要向他们提出什么要求，可以同他们相互勉励。要不重利禄，廉洁自守，成为一个一身正气、真正为百姓谋福的人。
在陆游的苦口婆心教育下，他的子女后来都成为远近闻名的贤德之士。
清代大学士张英，为官清正，深受康熙皇帝的信任。他写的家训《聪训斋语》中，屡次提及做人要“立品”：“读经书、修善德、慎威仪、谨言语”。他在家教中从不主张疾言厉色，而是使用日常的浅白语言，细致耐心。他教导儿子张廷玉如何为人处世时，说：“与人相交，一言一事，皆须有益于人，便是善人”。
张廷玉牢记父亲教导，从小就熟读经书，待人宽厚恭俭，后任职大学士、军机大臣。后来，张廷玉的儿子张若霭参加殿试，中了一甲三名探花。张廷玉闻知后，提出“天下人才众多，三年大比莫不望鼎甲，官宦之子不应占天下寒士之先”，认为儿子还年轻，还应该继续努力学习，积攒福德，这样才踏实可靠，恳请皇帝将儿子列为二甲。雍正皇帝接受了这个请求，将张若霭改为二甲一名。
张若霭后来在军机处任职，尽职尽责，谦虚自处，颇有父辈遗风。人们都称赞张家家风淳厚，谦卑公允之心昭昭可鉴，祖孙三代都是为官清廉、人品端方、深受百姓爱戴的好官、清官。
古人严格教育子女，寄托了对后代的关切与期望，令后人借鉴。他们对子女的仁慈关爱和严格的要求，使其在任何时候能够明辨是非，选择正确的人生之路，这是为其长远打算和未来负责，使其终身受益，是留给孩子的最可靠的财富。
从严教育子女，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也为我们树立了典范。董必武一贯严格要求子女，希望子女健康成长，成为对人民、对革命有用之才。1969年，他将自己的小儿子及儿媳送往农村，并鼓励他们好好劳动，积极工作，做一个合格农民。当地的干部要提拔他儿子当干部，董必武知道后，坚决不同意，认为小儿子还需要锻炼。
由于中国的“官本位”现象比较严重，领导干部教育子女的难度要大许多。有的领导干部即使自己不去做什么，孩子也会得到特殊的关照。别的孩子需要好不容易才能争取到的机会，领导干部的孩子往往轻轻松松就得到了。然而，孩子未来的问题，或许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因此，领导干部教育子女应从小事做起，持之以恒。领导干部的楷模郑培民从严治家，就是从小事抓起的。一次，在湘潭大学读书的儿子搭上了他去湘潭开会的车，则一上车，他毫不留情将儿子轰下去了。
同普通老百姓相比，领导干部更要加强对子女的教育管理，要把子女放到逆境中去磨练，培养他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奋发进取，积极向上，为社会多做贡献的优良品质；要善于从细微之处观察他们的言行举止，对存在的问题不护短不回避，及时提醒，帮助他们明辨是非，自觉抵制不正之风的侵蚀，而不能让他们坐享其成，更不能支持、包庇、纵容子女利用自己的影响力非法利益谋取不正当利益。一旦发现问题和苗头，就要坚决制止，绝不能不闻不问，任其发展。否则，那就要出大问题，甚至会直接危及到领导干部自己的前程，这的教训，在生活中并不少见。
虽曰爱之，其实害之；虽曰忧之，其实雠之。
这句话出自唐代柳宗元的《种树郭橐驼传》，意思是，虽说是爱护它，其实是伤害它；虽说是操心它，其实是在恨它。
这里虽然谈论的是种树，但同样适用于对子女的教育栽培。“虽曰爱之，其实害之；虽曰忧之，其实雠之”，这是一句充满哲理的教育良言，值得我们思考。
岳飞是中国古代著名的爱国将领。他20岁那年，离家从军。临行前，母亲姚氏为了鼓励他树立“以身许国，报效国家”的伟大抱负，在他背上刺下了“精忠报国”四个大字，要他牢牢记在心，至死为国效力。岳飞不负母亲的期待，他率领的“岳家军”赏罚分明，纪律严整，攻无不克，威震海外。一直对中原国土觊觎已久的金军，屡屡败在他的手中，于是发出了“撼山易，撼岳家军难”的哀叹。而岳飞自己也有五个儿子，他像母亲当年对自己的教育一样，对儿子们的教育非常严格。按理说，以岳飞当时的职位和能力，薪俸一定不会少的，足以让子女们生活过得富裕一些。但是，岳飞始终保持着简朴的生活，而把余下来的钱充作军费，赏给军士。岳飞在家中只穿麻布，不穿丝绸，家中平时的饭菜是麦面加蔬菜，很少用肉，而且规定儿子们不得饮酒。岳飞还要求儿子读书之余到农田去从事各项劳动。
他的长子岳云，12岁入伍成为一名小军士。岳飞对岳云的武艺操练要求十分严格。一次，岳云身披重铠，操练骑马冲下陡坡，一时兴起，忘记小心地形，从山上一路狂奔而下，结果连人带马栽进了壕沟里，衣服跌破了，脸上也挂了彩，流出了血。岳飞看见了，大怒，命令军士打他100军棍。面对众将士的求情，他严肃地说：“如果在战场上，出现这样的错误怎么能行？不仅丢了自己的性命，还会贻误战场啊。”在岳飞看来，如果现在不按军法办事，严加教育，表面上是爱儿子，实际上是害儿子。由于岳飞的严格教育，岳云很快成长为一员所向无敌的勇将。在同金兵作战中，岳云“勇冠三军”，屡建战功。
尽管岳云屡立奇功，甚至被称为“赢官人”，但岳飞却多次对他的功劳隐而不报，直到别的将领催促，朝廷又亲自调查，才予以追认。宋高宗闻知岳云战绩，下旨让他连升三级，岳飞却上表谢绝。岳飞诚恳地说：“这么多将士出生入死，顶多才升一级，我的儿子立了一点功，就连升三级，实在太高抬他了。”正因为对岳云严格要求，在岳家军里才有岳飞对待儿子是“受罚重于士，受奖后于士”的说法，可谓“不尽人情”。然而，表面是“不近人情”，实际上是在激励岳云。不然，岳云也不会很成长为杰出的少年英雄，他慷慨忠勇，颇有父风，在反抗金兵侵略的战斗中百战百胜。
花房里长不出参天大树，温室内的花草抵御不了北风。一个人如果没有一个“好爸爸”未必就是不幸的事，虽然没有了后台依靠，注定要多遭受一些磨难与困苦。然而，这些磨难与困苦，恰恰是造就人生的很好学校。许多中外名人，就是在这里成长起来的。孔子、孟子、秦始皇、汉武帝、曹操、诸葛亮、孙中山等，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早年丧父，家庭生活窘迫，长大后却大有作为。与其相反的是，又有古今中外许多人，自幼生长在条件优越的环境中，结果无所作为、平庸无能。例如，古代各朝各代的那些王子们，大都生长在高墙深宫之内，生存条件极其优裕，不仅有无所不能的父皇作为靠山，还有许多宫女仆人悉心照料，这些荣华富贵是他们与生俱来的，可以无忧无虑坐享其成。然而，就因为这样的生活来之太容易，使他们不懂得珍惜。富裕的生活不仅消磨了他们健康的身体，也消磨了他们的进取心和奋斗目标，于是大都不可避免地成了纨绔子弟。
领导干部都有家庭，有妻儿，有父母。所以，要把官场和家庭截然分开是有难度的。官风与家风，治国与治家，一直是紧密相关的。领导干部既是一个单位的掌门人，也是一个家庭的主心骨，家风的好坏与他平时的言传身教和严格要求是分不开的。基于这种认识，我们在单位里要慎用权力，不可以权谋私；在家庭里要严格管好、管住子女。切不可纵容自己的子女仗老子的势，为所欲为。
1958年，有一次毛泽东同湖北省一位领导干部谈起子女的教育问题。毛泽东问：“你记得曹操评汉献帝的话吗？”对方说记得，有这样两句：“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毛泽东点头称赞说：“不错，看来你读书不少啊。汉献帝生于深宫，落得一事无成。现在我们的某些高级干部，他们的子女也像汉献帝，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从小娇生惯养，吃不得苦，受不得罪，是温室里的花朵，大棚里的蔬菜，这不是阿斗是什么呀。中央和省级机关的托儿所、幼儿园、部队的八一小学，孩子们相互之间比坐的是什么汽车来的，爸爸干什么，看谁的官大。这样不是从小培养一批贵族少爷吗？这些都让人很是担心呀！”
毛泽东的担心不无道理。为了不使子女成为“汉献帝”，领导干部必须带头严格要求子女。俗话说：严是爱，溺是害。对子女的溺爱，其实是一种扭曲的爱。这样的爱，自然会助长子女狂妄自大、不学无术的思想，让他们觉得“俺老爸有能耐”“有个官爸爸就有了一切”“我爸是领导，谁也奈何我不得”，如此“阿斗”式的官二代，不连累官爸爸才怪。领导干部只有认清娇纵子女的危害性，才能真正教育好子女，为自己造一条光明大道。
儿孙自有儿孙福，莫为儿孙作远忧。
这句话出自元代关汉卿的《包待制三勘蝴蝶梦》，意思是，儿孙们自有自己的生活和福气，不要再费尽心思为他们的将来劳心伤神了。
明朝宣德年间，江西省永丰县有个秀才，姓罗名善平，虽然学得满腹经纶，却屡屡科场失意，为生活所迫，只得到外地做了私塾先生。他有一妻一子。由于路途较远，罗秀才平时很少回家探亲，家里事务全由妻子料理。妻子是大家闺秀，知书达理，为人贤慧。儿子叫罗伦，年龄尚幼。
这年岁末，罗秀才回家过年，看到罗伦已经七岁了，就想教他文化，希望他将来走仕途，不像自己这样潦倒。罗秀才先教儿子对对子，但因为罗伦从来没学过对对子的的方法，结果对出来的句子没有一句理想。罗秀才看到眼里，心灰意冷起来，感慨自己与科举无缘，又错过了教化儿子的时机，只觉得理想无望。经过再三思虑，遁入了空门，当和尚去了。
罗秀才的突然出走，给家庭造成了巨大打击。妻子虽然十分悲伤，时间一久，倒也渐渐想开了，从此挑起家庭重担。她日夜辛勤纺纱，还抽时间教导儿子，开发他的智力。罗伦也很争气，每天上山砍柴放牛时，总是带着书本，一边放牛一边读书。长大后，又得到了名师的教诲，进步很快。36岁时，他高中状元，官拜翰林修撰之职。
罗状元功成名就之后，衣锦还乡拜祖并为母亲做生日。消息传开，离家几十载的罗秀才喜出望外，迅速返家探访。守门的人不认识他，只通报说有一和尚来化缘。罗母便慷慨捐钱一千钱。谁知那和尚就是不接钱，也不肯离去。守门人只好再次通报。罗母以为和尚嫌少，又吩咐加米一斗。和尚仍然不肯接受，只是想看看新科状元。恰巧这时，罗状元身穿官服走了出来，和尚便乘机认真地端详了一番。接着，和尚又提出想和罗太夫人面谈几句。守门人觉得这和尚无礼，不想再理他了。和尚无奈，只得请求取文房四宝来，让他写几句话。守门的人拿出笔墨给他。和尚磨好墨，提笔在墙壁上题了一首诗：
一别家乡二八秋，千钱斗米我不收。
儿孙自有儿孙福，莫为儿孙作马牛。
题完诗后，和尚感到既惭愧又欣慰，最后打量了一下罗家府第，转身离去了。罗状元和母亲跑过大门口，看到墙上的诗后才明白了真相，原来这个和尚正是他们日夜思念的人，便嘱咐家人四处寻觅，可已经找不到那和尚了。
从此，“儿孙自有儿孙福”这句话便流传了下来，说明儿孙的智力和前程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长辈只能因势引导，切勿放任或强制，以免适得其反，后悔莫及。这既是对自己当初一心想让儿子求取功名的反思，也是告诉世人：不必过度强制孩子，也不必为孩子大包大办，只要因势利导，有出息的孩子自然会有出息。
著名京剧大师梅兰芳从小就失去父母，童年十分凄苦。后来经过多年的刻苦努力，终于成为享有国际声望的艺术大师。尽管生活好了，可他深知这个道理：疼爱孩子，并不是一定要满足和给予孩子生活享受，更应要在心理和人格上塑造孩子。当时，戏剧界流行子承父业，而梅兰芳却极力主张做父母的不能为孩子选定将来的工作，而应充分尊重他们的天性。梅兰芳对孩子的“爱”，也就体现在支持孩子到他们最喜欢的学校去学习。他的长子性格稳重，乐于思考，梅兰芳便为他提供理工科方面的发展条件；二儿子伶俐活络，形象思维发达，梅兰芳送他去美国学习文学；女儿沉稳娴静，温婉端庄，梅兰芳鼓励她当老师；小儿子心灵手巧，有艺术家潜质，有条件成为梅派艺术的传人，梅兰芳并不急于让他少年习艺，而是直到他大学毕业了才让他正式随剧团学艺。后来，这几个子女都在各自的岗位上作出了成绩。
然而，在我们身边，不难看到一些领导干部，当孩子出生不久，或孩子还在读中小时，就急于为孩子“谋划”前程；有的则趁自己大权在握，抓紧为孩子的将来做出安排，生怕来不及了。如此急于求成，到底是为了孩子，还是害孩子，道理不言而明。
有道是，心急吃不了热豆腐。领导干部为了孩子赢在“起跑线”上，不择手段，不顾大局，心情可以理解，但结果只能是欲速而不达。也不能拿着“干部年轻化”、“面试表现突出”、“有发展潜力”等模棱两可的标准作幌子，掩耳盗铃。要知道，因为你的一己之私，通过不正当的手段提拔或安排自己的子女就业或升迁，就会让践踏我们的干部选拔制度，让党和政府的形象蒙羞。如果故意低估广大群众的智商，就会得不偿失，自取其辱，到头来只会耽误子女的前程。
领导干部还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普通老百姓因为手中无权，溺爱子女的后果，毁的是子女个人前程，对社会的危害不会太大；而领导干部如果一味满足子女私欲，顶风作案，毁的却领导干部本人及其子女，严重者祸及整个家庭。也就是说，领导干部如何对待子女前程，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做得好，可以起到示范作用；否则，就可能贻害无穷，值得深长思之。
倚势凌人，势败人凌我；穷巷追狗，巷穷而狗咬人。
这句话出自《增广贤文》，意思是，一个人如果仗势欺人的话，自己一旦失势，别人反过来就会欺负你；这就好比在没有退路的巷子里追狗，狗如果没有了退路，就会掉转头来咬人。
建国之初，曾担任全国人大委员长的万里在重庆工作。有一次，他的几个孩子一时兴奋好奇，向墙外扔鹅卵石，砸到了墙外的小孩。小孩的父母找上门来，万里马上接待，赔礼道歉，并立即派人用车送孩子去医院医治。然后，他回到屋内，批评孩子们说：“你们仗势欺人，欺压老百姓，那还了得！”
几个孩子淘气，向外扔石头，未必就是“仗势欺人”，但万里严厉管教孩子，不让他们产生“仗势欺人”的苗头，这种管教孩子的做法，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从古至今，都流传一句家喻户晓的话，叫做“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但是，整个封建社会乃至近代，特权观念仍然牢固地扎根于人心，特别是在官本位思想的影响下，官员享受的特权尤其多，而且还荫及官员的家人和亲属。“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官吏子女仗着“官势”，欺压他人的事，屡见不鲜；而且普通人受了欺压，多是忍气吞声，自认倒霉。
当然，历朝历代也有许多清官廉吏，严格要求自己和家人，决不允许家人仗势欺人。例如，著名的“七尺巷”的故事，就是其中一例。
故事发生在康熙年间，当时安徽桐城一个地方住着两户人家，一户姓张，一户姓吴，邻里关系一直很和睦。有一天，吴家因砌新房，侵占了张家三尺宅基地，两家各不相让，最终对簿公堂。
张家有个儿子叫张文瑞，在朝廷当官。为官清正廉明，体恤百姓。处世待人宽容大度，官缘、人缘都非常好。张文瑞官高权重，长住京城，极少回乡。老家的亲属认为张大老爷做了大官，又陪伴在皇上左右料理朝廷大事，一定很有权势和威风，因此就骄傲起来了。他们常仰仗老爷权威而横行乡里，特别不讲理。这天，正赶上家里要盖新房，张文瑞老家的亲属为扩大地盘和邻居吴家吵了起来，两家各执一词，互不相让。吴家认为张家仗势欺人，不讲道理，咽不下这口气，偏不相让！
张家认为自己有后台，不行就打官司，十有九赢。于是张父连夜写信给儿子，要求他出面给当地县衙写封信，县太爷的官衔低，敢不服从宰相的命令？那时，县衙门里面作出判决，哪个小子敢违抗？
没想到，书信送给了张大老爷好几个月了，也没接到回信。这是怎么回事呢？张家的人慌了手脚，邻居家又不依不饶，只好斩时停下工程，等着京城来信。左等右等，大老爷的信终于来了，张家人拆开一看，全傻眼了。原来，信上只写着一首小诗：
万里家书只为墙，让人三尺又何妨。
长城万里今还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家人看后像泄了气的皮球，都蔫蔫地低下了头。这下他们不但知道了张大老爷的主张，还明白了他的用意。就是说，张文瑞要自家大大方方地先让出三尺地界，不许再与邻居争抢了。他还规劝家里的亲人，要放开心胸朝前看，不要效法秦始皇的霸道。人生在世，总有一死，犯不上活着的时候争争夺夺的又费力又生气。当年的秦始皇吞并六国占领多么大的地盘，后来他一死，还不是都丢光了吗？只有他修的万里长城直到今天还保存着。人去物留，平添多少感慨！
因此，张家立即让出三尺。吴家十分感激张家的宽宏大量，也主动退让了三尺。从此，张吴两家相敬如宾。
如今，干部家人仗势欺人的其实并不多，但也确有其事。报载，有一个叫陆某人，因家里的别墅违建，私自搭造车库，并侵占小区公共绿地，他母亲与费某母亲发生口角，随后陆某持刀将费某母亲多处砍伤，并扬言“公安局是我家开的”、“杀死人没问题”、“跟老子干，我要你的命”。这个不可一世的行凶者正是江苏某市公安局副政委的儿子。再如，保定市公安局副局长李刚之子李某开车撞人后，叫嚷“有本事你们告我去，我爸是李刚”，企图借父亲的“威名”打压对方。然而，这一句“我爸是李刚”的话却在网上掀起了轩然大波，“李刚”的公安局长身份随即曝光。他的不肖之子不仅没有得到局长老子的丝毫庇护，反而因为交通肇事罪被判刑6年，局长本人也不得不诚恳地向受害者家属表示歉意，甚至几度落泪。这些案例说明，家人为官固然令人艳羡，然而，如果仗势欺人、作奸犯科，自己不仅得不到庇护，甚至还危及为官者。当你仗势欺人时，荣耀的背景就不再是人人艳羡的资本，而成为了众矢之的，成为人人讨伐的目标。
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各种封建主义残余一直流毒甚深，官贵民贱、封妻荫子、刑不上大夫等种种特权思想并没有完全绝迹。有的干部亲属利用其职权侵占稀缺资源，攫取暴利；有的领导子女高调炫富、仗势欺人，形同“现代衙内”；有的“特权车”随意违章、乱拉警笛，等等。与权钱交易等腐败不同，这些特权现象就发生在群众身边，直接侵害群众利益，损害社会公平正义。在网络、微博等媒体高度发达的今天，这些事件一再成为舆论焦点，就会刺激公众的神经，引起公愤。
仗势欺人，归根到底是特权思想在作怪。以为“老子”有后台，就可以为所欲为。特权现象不仅损害党和政府的公信力，还会动摇党的执政基础，损害党和国家的事业发展。只有坚决反对特权，才能保证我们党的性质不会变质。只有坚决反对特权，才能巩固我们党的执政地位。只有坚决反对特权，才能实现我们党的宏伟目标。我们要充分认识到，就是身为领导干部，也没有任何特权可言，何况是自己的家人！领导干部不仅要打破残存在自己头脑中的特权意识，同时也要扫除存留在家人头脑中的特权意识，让自己回归为人民公仆，让家人回归到普通群众一员。清正为官，低调为人，这才是明智的为官处世之道。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