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
这句话出自北宋周敦颐的《爱莲说》，意思是，莲花从污泥里生长出来，但不沾染污秽；在清水里洗涤过，但不显得妖艳。
美丽的荷花在炎夏季节婷婷玉立于湖泊池塘的碧波之中，叶碧盘，茎似绿柱，花如出水芙蓉，出污泥而不染，给人以清净高雅之感，被用以赞美人的高尚品德，誉为花中仙子，历年来深受人们喜爱。从古至今，许多文人墨客曾留下过无数赞美荷花的诗句：“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等。人们之所以喜欢《荷花》，正是因为荷花出污泥而不染，具有清净高雅的气质。
自古以来，人们都把清正廉洁、洁身自好，比作像荷花一样“出污泥而不染”。党的十八大之后，我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了攻关克难的新阶段，如果党员和领导干部都能具备荷花一样“出污泥而不染”的高尚情操，那么，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势必取得更大的成效。
“出污泥而不染”，就是要求我们领导干部为官清廉，做事自律。在社会日趋多元化的今天，各种腐朽思想和生活作风，已逐渐渗透到一些人的头脑中。只有做到廉洁自律，才能提高拒腐防变的能力，适应党风廉政的要求。
清廉自律是中华民族的美德传统、为官之道，是华夏精神文化中的不朽丰碑。明朝时，有个叫杨继宗的人，在任嘉兴知府时，清廉自守，勤政为民，深得百姓敬重。有一次，从京城来了一名太监，奉皇上之命办事，路经嘉兴。见到杨继宗后，就索要贿赂。杨继宗带着他来到府库，命人打开门说：“本府的钱都在这儿，您随便你来拿。但是，你必须给我领取库金的官府印券。”太监见杨知府无意行贿，十分恼怒。回京后，这句太监在皇帝面前造谣中伤杨继宗，可皇上却对杨继宗十分了解，皇上问：“你说的这个人，是不思钱财的太守杨继宗吧？他可是著名的大清官呀！”太监一听，不敢再胡说八道了。
古代清官感人心，今人清廉胜古人。在共产党的清官中，方志敏曾经担任省委书记、省军区司令、闽浙赣工农民主政府主席和红军第十军政委等职务，领导着千军万马，筹集过数百万元款项，但他从不占用公家一分钱，一直过着艰苦的生活。
1935年1月，方志敏带领红军转战途中不幸被捕。两个国民党士兵知道他是红军里的大官，以为来了发财的机会，就把方志敏浑身上下搜了一遍，但是，他们只找到了一块怀表和一支钢笔。
方志敏知道他们想要钱，就冷冷地说：“你们从我身上是找不到一个铜板的，不要白费劲儿了。”
国民党士兵哪肯相信，又用刺刀把方志敏穿的棉衣上的补丁一块块挑开，但是，还是什么也没找到。便举起手榴弹威胁说：“快把钱交出来，不然就炸死你！”
方志敏冷笑着说：“请你们不要做出这种难看的样子来。我是一个铜板也没有。我们革命不是为了发财的！”
国民党士兵又把方志敏的鞋和袜子翻了一遍。并在周围草丛里寻找一番，仍然一无所获，这才相信，在这个“大官”身上确实没有什么“油水”。
在敌人的狱中，方志敏写下了《可爱的中国》、《狱中纪实》等书。他在《清贫》中这样写道：“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
方志敏烈士虽然经手的款项总有数百万元，但都一点一滴地用之于革命事业，自己过的是清贫朴素的生活。他的精神，正是千百万革命先驱廉洁自律的生动写照。
欲念，是人人都有的，是人的天性。不管是党员，还是领导干部，作为一个个体的人，欲念自然也存在。身处市场经济时代，要求每一个人都无私无欲，恐怕不太现实。然而，欲念是可以节制的，节制私欲、严格操守，不为权倾、不为财动，应是领导干部做人做事的基本原则，不可松懈。否则，欲念一旦膨胀，就难以收拾了。事实早已证明，大凡沾染了低级趣味、脱离了群众本色，权欲、钱欲、情欲横流的领导干部，终究难逃“一失足而成千古恨”的悲剧命运。
为此，领导干部不如心里有一本明白账，时刻把账算清楚，弄清哪些东西该伸手，哪些东西该放弃，坚守自律的闸门，不为权欲、钱欲、情欲所控制，避免做出罪恶肮脏的买卖，以致留下饮恨终身的自责。如果不能意识到自己手中的权力、所拥有的地位和所拿的薪水，是人民所赐，而非天生所得，如果不能正确处理好“公与私”、“得与失”、“舟与水”的关系，任由欲望漫延、贪心膨胀，则无异于自寻绝路。
首先要约束权欲，权力用在该用的地方。我们领导干部在工作上要自勉自励，牢固树立“权力就是责任、就是奉献”的意识，在其位、尽其心、负其责、谋其政，干出更多为经济社会发展增光添彩、让群众称心如意的实事好事，多给后人留赞叹，少给自己留遗憾。
其次要做到自尊自重。领导干部人格上要自尊自重，言行上要自警自省，严守道德底线，不碰及纪律警戒线，不触及法律高压线，使自己的任何追求都在道德和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
再次要管住自己的亲属。领导干部既要重亲情、重感情、爱护家人，更要讲党性原则、讲党纪国法。两者相权，后者为大。为此，对自己的亲属和身边的人，要严格要求、严格监督、严厉管理，一旦发现苗头性的问题，就要及时制止和纠正，决不能放任，更不能袒护或包庇。在自己的领导岗位上，干净干事，树立的廉洁形象，回报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信任。
不能自律，何以正人？
这句话出自唐代张九龄的《贬韩朝宗洪州刺史制》，意思是，自己都不能遵守纪律、管好自己，又怎能去教育别人呢？
所谓自律，就是自己约束自己，使自己的言行符合社会的道德标准和规章制度的要求，当一个人能够自觉履行约束他的法律和规章时，便被称之为自律。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是指领导干部对清正廉洁的规定要自觉遵守、自我约束，使自己的言行举止符合党和人民的基本要求。
纵观古今官场，不乏自律的典范。从东汉杨震的暮夜却金，到康熙祖训的暗室不欺；从元代许衡的不食无主梨，到曾国藩遗嘱“慎独则心安……”，这些自律的典范无不透露这样的一个理念：在没有直接监督因素存在的情况下，能够把握自己，不越出道德规范的轨道。
自律是一个领导干部必备的道德素质。能够自律的领导干部，就能自觉接受监督，成为勤政为民的表率，更是清正廉洁的楷模。而不能自律的领导干部，不但造成了自身的腐败，同时由于其自身不正，自然就不能理直气壮要求部属，从而逐步带坏一个班子，搞垮一个部门、一个单位，这种现象在查处的众多案件中为数不少。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有无数廉洁自律的领导干部，他们无疑是后人的楷模，是各级干部的榜样。
陈云一生功勋卓著，而在生活中始终保持着共产党人艰苦朴素的作风，严于律己，堪称楷模。延安时期，他任中组部部长。中组部驻地附近的山下有一家饭馆，名叫西北菜社。这里经常聚集一些跑到延安学习的归国华侨和国统区官员、富豪的子女，他们很有钱，每次都点上许多菜，吃不完就扔掉。在一次会议上，陈云严厉地批评了随意扔掉饭菜的铺张浪费行为，他说：“延安的生活艰苦，要珍惜一粒米一滴油，丝毫不能浪费。我们决不能糟蹋农民的血汗，否则就会脱离群众，逐渐变质。”他还提出：“吃饭要照镜子。”意思就是不仅要把饭菜吃完，还要端起盘子来，用干粮擦干净盘底的菜汁。
后来，陈云掌管陕甘宁边区财政和部队物资供应工作，经手的财物无数，但他穿的还是那套军装，和一般战士没有两样；冬天穿棉衣，春天把棉花抽掉变成夹衣，夏天把里子拆掉又变成单衣。陈云身体不好，出汗多，衣服烂得快，补了不少补丁。管后勤的同志想到陈云经常要接待外宾，就准备给陈云送一套新军装。陈云知道后，立即把那位同志叫去，严厉地批评说：“现在不到发军装的时候，任何人都不能例外。你马上取消这个决定。我们是管钱管物的，如果搞特殊化，那还怎么能管好全边区的财政？这制度还有谁去认真执行？”
陈云的夫人临产时，陈云拿出夫人从北京家里带来的一枚金戒指，让人兑换现金，买些红糖、鸡蛋等补品，决不动用公家的一分钱。
朱镕基担任总理时，有一次开完会，被主人带到宴会大厅。他穿过在近百张桌子上摆满了美酒佳肴桌的酒宴大厅，先是来到首席座位，但没有就坐，而是又走到宴会大厅的一个角落，让主人在这里另摆一桌，由他和秘书吃工作餐。由于朱镕基的坚持，致使上千宾客都不再吃酒宴了。
还有刚刚卸任的温家宝，在担任总理时，经常外出视察。在吃饭的问题上，他对自己和随行人员要求特别的严格，谢绝基层同志的宴请。他对个人吃饭有“三条标准”；一是不让任何人陪同吃饭，而是自己默默进食；二是要求饭菜够吃即可，不得有剩下；三是对饭菜的质量要求，做到“清清淡淡，汤汤水水，热热乎乎”即可。
做到廉洁自律，就要多加检点。古人“日三省吾身”，以检点自己每天的言行，我们不要一天反省三次，经常检点一下自己的行为还是很必要的。一些领导干部在“酒绿灯红”的侵蚀面前经不住诱惑，最终沦为罪犯，这些沉痛的教训告诉我们：要警惕“酒绿灯红”的侵蚀。腐蚀与反腐蚀是长期的政治斗争。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条件下，腐蚀与反腐蚀的斗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复杂和激烈。在现实生活中，“酒绿灯红”的侵蚀比“糖衣炮弹”的攻击更具隐蔽性、诱惑性、复杂性，让人不大容易辨别。比如，请你吃顿饭，请你全家外出度假、旅游，并不求你给他办什么事，而是一种长期的“感情投资”；从不起眼的生活小事开始，通过“礼尚往来”引你上钩；又如通过宴饮嬉乐等手段，满足一些人讲排场、比阔气的心理，刺激一些人不健康、不正当的欲望，引诱一些人对“酒绿灯红”的现象从认同、向往、迎合，进而走向不能自拔的犯罪深渊。
做到廉洁自律，就要严格遵守党纪国法。一些领导干部曾经权倾一时，威震一方，他们曾经是许多人的座上贵宾，却因为无视党纪国法而身陷囹圄，成为阶下囚，生活在高墙电网之内，活动在监牢囚室之中，人生的落差何等之大！到此时，他们才深深感受到“生命诚可贵，自由价更高”，深刻理解了“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首已百年身”的含义，然而悔之已晚。古人说：“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他们用自己政治生命写成的警示教材，应当成为每一个领导干部自我警示的一面镜子，从而汲取深刻的教训，绷紧党纪国法这根弦，坚持慎独、慎微、慎权、慎欲，自警、自醒、自重、自励。
做到廉洁自律，就要自觉接受监督。权力缺乏监督，必然产生腐败。一些领导干部的沉沦，固然有他们自身世界观的扭曲等原因，但他们自身监督意识的薄弱和所在党组织监督乏力，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我们要深刻认识到，组织的监督并非对自己的不信任，而是对自己的关心和爱护。作为领导干部，我们自己更要强化监督意识，克服“上级的态度会影响个人的荣辱进退，群众的批评则无关痛痒”的错误认识，始终以一种平常人的心态，自觉置身于党组织和广大群众的有效监督之下，不能以特殊身份自居，把自己凌驾于党组织和群众之上，置身于党组织和群众的监督之外。
不奋发，则心日颓靡；不检束，则心日恣肆。
这句话出自北宋朱熹的《朱子语类》，意思是，不趁早发奋图强，心智就会渐渐颓废；不时常检讨并约束自己，心智就会渐渐放纵无羁。后一句阐述了反省的重要性。
反省，就是对自己行为的总结，经过反省，发扬正确的，克制错误的。一个具备反省能力的人是一个能够不断提高自己的人。一个知道反省的人一定明白社会会对什么样的行为能够做最终的承认，什么样的价值是人类所认可的，做人做事的最终标准是什么。因此，反省的过程就是一个人心智不断提高的过程，是一个人心灵不断升华的过程。同时，反省的过程也是人们对所遵循的标准不断反思和不断提高的过程。
夏朝时候，一个背叛的诸侯有扈氏率兵入侵，夏禹派他的儿子伯启抵抗，结果伯启打败了，他的部下很不服气，要求继续进攻，而伯启却说：“不必了，我的兵比他多，地也比他大，却被他打败了，这一定是我的德行不如他，带兵方法不如他的缘故。从今天起，我一定要努力改正过来才是。”经过反思以后，伯启开始修正自己的缺点。他每天很早便起床工作，粗茶淡饭，衣着朴素，爱惜百姓，任用有才干的人，尊敬有品德的人。过了一年，有扈氏知道了，不但不敢再来侵犯，反而自动投降了。
伯启“不战而屈人之兵”，靠的就是自我反省精神，通过反省，认识到自己的不足，从而改进自己的行为。遇到问题，假如都能像伯启这样虚心检讨自己，改正自己的缺失，那就没有什么做不好的事。
“反省”一词，听起来刺耳，做起来有益。一个人难免不面对困难、不犯下错误、不遭遇挫折。学会反省，主动反省，体现着一个人的工作方法、工作作风、人品修养，是促进一个人成长进步的有效途径和成功的“催化剂”，也常常是解决困惑和难题的“钥匙”。一个优秀的领导干部，往往通过主动反省，找出思想和工作上的失误或差距，加以修正和弥补，进而实现内在素养的提升。如果一个领导干部面临问题和过失不进行反省，反而“掩饰”和“耍官腔”，对群众和媒体“撒气”，对责任“退避三舍”，无疑会自毁前程。
回顾我们党的历史，无疑是一次次思想大解放的过程，同时也是自我反省的过程。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文中，引用春秋时孔子自学、自省、自立的一段话后，说：“这个封建思想家在这里所说的是他自己修养的过程，并不承认自己是天生的‘圣人’”。同时，还引用曾子“吾日三省吾身”，勉励领导干部要经常反省自己，加强思想修养，而且这种修养不能脱离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江泽民曾语重心长地要求我们的领导干部“要自重、自省、自警、自励”、“要有自知之明，要看到自己的差距和不足”。温家宝曾带头反思政府工作存在的缺点不足、反思“三鹿奶粉事件”……可称典范。
恽代英是我们党早期的领袖人物，从青少年时期就立志献身革命事业。他的日记可以说是一部自省日记。他给自己订了自助戒约：一不谈人之过；二不失信；三不恶待人；四不作无益事；五不浪费；六不轻理；七不染恶嗜好；八不骄矜。他每天作自省的记录。某日：“自省，有轻人态度。”某日：“自省，因日病作事甚少，上课好作闲言语。”后来，他还在日记中对自己的行为过失实行自我扣分。比如：1918年有一篇日记：“日程共九十五分。谗言扣二分，实九十一分。又忌心，但未见于事，扣二分。实九十三分。又忌心，但未见于事，扣二分。随口说谎，但表明，扣二分，实八十九分。”
1943年5月1日，在谢觉哉60岁生日时，他谢绝了一切亲朋好友的祝寿，关起门来反省。在《六十自讼》的日记中，他写道：“‘行年五十，当知四十九年之非’；那么行年六十，也应该设法弥补五十九年的缺点。”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通常称为“七千人大会”。鉴于前几年一些决策错误，主要领导人对此都进行了反思。毛泽东在大会上作长篇讲话，也作了自我批评：“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他还强调，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今后要下苦工夫调查它，研究它，在实践中逐步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邓小平、周恩来在大会上讲话，分别代表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作自我批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会议对缺点错误抱着比较实事求是的态度进行了反思，使这次大会取得了重要成果。
老一辈革命家的反省精神，让人钦佩，更值得效仿。一般地说，人们在犯了错误，受到批评、处分的时候，还是比较容易做到反省的。但在成绩和荣誉面前，有时会昏昏然、飘飘然，要“自我反省”一番就比较难了。
反省是一种严以律己，是一种自知之明。金无足赤，人无完人。面对群众对政府工作的不满，领导干部就应首先从自己身上找差距，查原因，不能上推下卸，或者左攀右比，只怪别人，不敢拿自己“开刀”。我们的领导干部是为人民服务的，群众高不高兴、答不答应、满不满意，这才是衡量领导干部工作成败的标准。群众对领导干部有意见是理所应当，群众对领导干部的意见越大，说明越信任干部，说明他们的工作还有许多欠缺和不足，分析问题还不够细致。只有多从自身找原因，时时处处用人民群众满意不满意这面镜子对照自己，坚持亲民、爱民、为民，做真正的群众贴心人。为此，要学会找差距，时常自我反察。
一是与先进人物相比。焦裕禄、任长霞、牛玉儒等领导干部队伍里的先进分子，是我们的榜样。常与他们相比，我们就一定会感觉到，自己所做的事太少太少，而需要做的事又太多太多。要经常地与他们比一比，看看差距有多大，努力方向在哪里，从而激励自己不断进步。
二是与身边的同事相比。在我们身边，在我们工作的过程中，如果自己有意识地留意一下，就不难发现身边有许多人同样值得我们去学习，他们不一定有惊天动地的英雄壮举，但对事业的热爱，对工作的专一，对群众的真诚，无不在平凡之中体现出一种巨大的力量。与他们相比，我们会更容易找出自己的差距，更容易校正自己的言谈举止。
三是与周围的群众相比。领导干部要经常与周围的群众对照一下，看看自己的“先进性”表现在哪里，是不是还不如普通的群众，从而少一些自我放松，少一些自我安慰，少一些自我解脱，多一点严格要求。
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
这句话出自《礼记·中庸》，意思是，君子就是在别人眼睛看不到的地方，要谨慎小心，在别人听不到的地方，要警惕注意。隐秘的事情，没有不被人发现的，细微的事情，没有不被显露出来的，所以，君子在个人独处的时候，也要谨慎警惕。
所谓慎独，是指一个人在独自居处的时候，能够自觉地严于律己，谨慎地对待自己的所思所行，防止有违道德的欲念和行为发生，从而使道义时时刻刻伴随主体之身。慎独是儒家的一个重要概念，慎独讲究个人道德水平的修养，看重个人品行的操守，是儒家风范的最高境界。刘少奇曾对“慎独”做了这样的解释：一个人独立工作、无人监督时，有做各种坏事的可能。而做不做坏事，能否做到“慎独”，以及坚持“慎独”所能达到的程度，是衡量人们是否坚持自我修身以及在修身中取得成绩大小的重要标尺。
在生活中常有这样的现象：一些人在众人面前讲究卫生，独自一人时就随地吐痰，乱扔废弃物；有警察时遵守交通法规，一旦路口无人值守就闯红灯；在自己熟悉的集体中谦恭有礼，一旦置身于陌生的环境就不再遵守公德；在荒郊野外时就随意摘无人看管的水果和蔬菜；有人官做到一定地位时就失去自我约束力，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白天是人，晚上是鬼。上班时道貌岸然，八小时以外出入声色场所，花天酒地。这就背离了“慎独”的原则……
从古到今，能够做到“慎独”的，不乏其人。传说古代有一个柳一惠，在一个寒冷的夜晚到郭家过夜。夜深人静时，一位没有住处的妇女也来投宿，柳下惠恐她冻死，叫她坐在自己怀里，解开自己的外衣把她裹紧，两人共同坐了一夜，并没发生非礼行为。从此，柳下惠就被誉为“坐怀不乱”的正人君子。
还有一个例子，发生春秋时候，卫国的灵公深夜跟一位臣子闲谈，忽然听见王宫外面有一辆马车远远驰来，从车轮与路面接触震动时发出的声音看，车上坐着的是一个人。马车来到王宫门前，车声稍停顿了一下，接着又响起来，但声音已此前略有不同，说明车上的人已经下来了。马车走过王宫大门以后，又恢复了先前较为沉重的响声，说明马车的主人重新回到了车上。卫灵公对臣子说：车上的人一定是蘧伯王。第二天一问，果然不错。有人问卫灵公是怎么知道的，卫灵公说：“依照规定，坐车的人经过王宫门外要下来步行。当时深更半夜，路上连一个人也没有，除了蘧伯王这样的君子，谁还肯遵守这个规定呢？”
几千年前古人提出的“慎独”精神，在当今现实社会不仅没有过时，而且还有其积极的社会意义。对于领导干部来说，“慎独”不仅仅是一种个人的道德修养问题，而是一种从政的基本素质、执政道德，同时也是增强党性的有效方法。
真正的“慎独”是生命的自觉，它自觉成了神圣，自觉成主观的原意才行。如果还停留在“不得不如此”的道德自律层面还不算真正的“慎独”，那样做不过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而克制着自己的欲望罢了，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慎独”。周恩来生前非公事用车一直坚持交费，甚至把到民主人士家中拜访、去宾馆饭店看望外国朋友这类应算公事的用车，也算作私人用车，不忘交代司机：“你给我记在帐上，花了多少汽油钱，从我工资中扣除。”党的好干部牛玉儒曾向机关各部门宣布：有事找我，不论公事私事一律办公室谈，家门免进。牛玉儒去世后的追悼大会上，很多干部和企业家才第一次见到牛玉儒的妻子。
而那些腐败分子，往往是“独”而不“慎”，他们有的言行不一、口是心非；台上一套、台下一套；有的嘴上说“国家利益高于一切”，行动上却是“为了个人利益不惜鱼肉百姓”；嘴上说“艰苦奋斗”，行动上却是“铺张浪费”。这些腐败分子，之所以走上违法犯罪道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各种私欲面前没有“慎独”克己的能力。
那么，怎样才能做到“慎独”呢？
慎独，关键是一个“独”字。“独”是没有别人，只是一个人，或是别人看不见，听不到的那个空间，它不仅是指外在的，更重要的是指人的心灵。只要心中有道德守操，脑海有纪律，手脚有约朿，把独处也当作光天化日，就能做到慎独。朱子曾说；“非特显明之处是如此，虽至微至隐，人所不知之地，亦常慎之。小处如此，大处亦如此。显明处如此，人所不知之地，隐微亦如此。表里内外，精粗隐显，无不慎之。”
在当前市场经济浪潮下，领导干部面临的诱惑和考验更多、更复杂。制度无疑是惩治腐败，约束违法乱纪行为最重要的保障，制度建设是根本性的，全局性的。但是，制度本身并不能完全解决官员的责任和动力问题，不能激发官员内心的执政道德感。这时，就有必要加强领导干部自身修养来弥补制度约束的不足。
无论在八小时之内的工作圈还是在八小时之外的生活圈、社交圈，无论有没有人监督，都要用党性自觉约束和规范自己的言行，自觉做到“三个管住”：管住自己的嘴，不该吃的不吃；管住自己的手，不该拿的不拿；管住自己的腿，不该去的不去。或者做到“三慎”：一是“慎章”，就是在无他人监督或社会舆论压力的情况下，要经常想想党的纪律，严格遵守党纪国法，自觉加强纪律约束；二是“慎情”，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分得清黑白，辨得出真伪，看得见是非，正确对待朋友圈、亲人圈、社交圈，不为亲眷、朋友、身边的人所左右；三是“慎欲”，时时刻刻抵制外界形形色色的诱惑，理性地克制自己的私欲，壁立千仞，无欲则刚，如果利欲膨胀、利欲熏心，就难免要摔跟头，节制自己的欲望，面对权利的诱惑不失志，面对利益的引诱不动心，克己自律，严于自察，就能永葆领导干部的清白本色，把全部的精力投入到为人民服务当中去，做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大臣法，小臣廉。
这句话出自《礼记·礼运》，意思是，朝中大臣能奉公守法，地方官吏就会清明廉正。
“大臣法，小臣廉”，如果上层清正廉洁的话，下属们就会有所顾忌，不敢贪腐，不敢违章办事。
中华民族一向看重清正廉洁。古代廉吏层出不穷，当代廉洁奉献的好干部更是数不胜数。周恩来毕生严于律己，清正廉洁，把一切献给了党和人民，他的纯真人格魅力，赢得了人民衷心的爱戴和钦佩，甚至连他的一些国内外政敌也不得不为之折服。
老一辈革命家陈云一生从不收礼，不管礼物多轻，来者必拒。作为国家领导人，陈云外出视察和调查研究的次数很多，下级部门的干部前来汇报工作的情况也很多。对此，他各有规矩：就后者而言，陈云强调：“不请不到。没事别来，有事说事。如果电话中把事情办了，就别跑腿了。”而对前者，每当陈云外出，他立下的规矩是“不接不送”，轻装简从，形式上的东西一概免掉，更不许搞迎来送往或者吃喝宴请。
有一次，陈云在某市的公务刚结束，正准备乘火车返回北京。一位干部看到陈云又是忙着谈话，又是深入基层了解情况，很辛苦。为表达敬意，他决定带一些东西上火车，希望能给首长补充些营养。由于陈云拒收礼物的态度是不可商量的，这次他只带来两只老母鸡和一些蔬菜。陈云一行对此毫无所知，直到火车即将开动才发现这件事。随行人员婉言请他们把东西带回去，可当地领导的态度却很坚决，说这是一份心意。陈云得知后果断地说：“不能开这个先例。有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以后就阻止不住了。还是请他们把东西带回去。要和他们说，他们的心意我领了，但东西我不能收。”
新时期领导干部的楷模牛玉儒，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无论身居何职，无论权力大小，他都宠辱不惊，始终保持了一个合格的领导干部克己奉公、清正廉洁的本色。
正是由于千千万万清正廉洁的领导干部在忘我工作，中国人民才享有今天的繁荣生活。
然而，有些领导干部却不是这样做的。有的人下基层检查指导工作，来时夹道欢迎，走时宴请送行，顺便捎上土特产，美其名曰纪念品。领导干部见是部属一点心意，又是微不足道的一点小东西，说一句下不为例，就笑纳了；有的自己拿不下面子、顾及身份地位，就让其亲属从中得实惠，低价购买、变相收受礼物。这些问题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这些领导干部规矩不严、行为越轨而造成的。“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从古至今，有许多为官者把清廉作为为人处事的更为内在、更为本质的法宝，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北朝时的苏琼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将别人送来的瓜吊在房梁上，目的就是为了拒礼，这一方法与周恩来的“奇招”相比更直接些，但二者的目的相同。
上级如果是清廉的，下级们也不会违法，这是表率的作用。所以说，上级领导是倡廉肃贪的关键，这是因为他们身居高位，权力重，一举一动定会对政治生活与社会风气产生重大影响。如果上级领导不守廉政规则，下面的普通干部也会上行下效，丧失廉耻。
树立廉政勤政的表率形象，是对领导干部的特殊要求。
一是重视个人的道德修养。加强主观世界的改造，对领导干部来说，就是要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增强党性观念，提高拒腐防变的能力。要在模范遵守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的基础上，更加注重修炼官德，节制私欲，不怕寂寞，不受金钱和物质的诱惑，对各种以权谋私的现象，保持警惕。私欲虽然人人都有，但领导干部不能被私欲所左右，要学会用理智战胜私欲，保持良好健康的心态。保持良好心态，就是要心态平衡、知足常乐。心态如果不平衡，会导致乱伸手。虽然钱财是个好东西，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要合情合理合法合规地去攻取钱财，而不是造违法违纪去捞取。在细节上，领导干部更要警钟长鸣。例如，在逢年过节、婚丧嫁娶等方面，要特别提防，守住关口，不要轻易相信送礼者的“朋友心意”。总之，要以“吾日三省吾身”的精神，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加强修养，恪守官德，在关键问题上不可掉以轻心。
二是做廉政勤政的带头人。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要给班子其他成员做表率，处处做遵纪守法的带头人。如果上级给下级作表率，干部给群众作表率，一级带着一级干，那么领导班子就能风正气正。那些能拍板，说话算得数的领导干部尤其要慎用手中的权力，树立用权为民，权责相当的意识，把权力用在发展经济，致富群众上，用在给党光彩、给政府增威信上。要始终保持高尚的精神追求，培养健康的生活情趣，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和浩然正气。做到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常念为民之情，真正成为廉政勤政的表率，成为促进社会发展的的引领者。
水本至清，以泥沙溷之则不清；镜本至明，以尘垢蔽之则不明。
这句话出自明代张居正的《送起居馆讲大宝箴记事》。溷：“混”的异体字。全句的意思是：水原本是极为清澈的，但混入了泥沙，就浑浊不清了；镜子原本是极为明亮的，但沾上了尘土就不再明亮了。用来比喻人应集中精力干大事，不能受私心杂念的干扰。
古代有一个叫王济的人，对马的习性非常熟悉。有一次，他在河边上看见一匹马迟迟不肯过河，主人怎么打骂都无济于事。王济开始也很奇怪，仔细一看，原来这匹马披着绣有精美图案的马鞯，是用来遮挡沙尘和泥土的，马披着它，不仅漂亮，而且威武。王济立即明白了马的心思：它一定是珍惜它的马鞯，担心马鞯被弄脏啊。于是建议马的主人解下漂亮的马鞯。主人照办了，这匹马立即毫无顾忌地渡过河去了。
这是一个故事，有很深的寓意。如果我们都像那匹马一样，心有私心杂念，处处为名利所累，就会顾虑重重，负重难行。打个比方，如果你穿着西装革履，打扫卫生时就会小心翼翼，生怕弄脏了它们；你头上有了不错的光环，架子便也随之产生，不敢放手放脚地做事。这叫什么？这就叫心有私心杂念，行为束手束脚。
心有私心杂念，就是处处为自己打小算盘。有的人，在当普通群众时，说话随和，为人谦虚，没有什么架子，也没有什么官腔；一旦成了“公仆”，架子就上来了，派头就十足了，说话打起了官腔。有的人，在当老百姓时，勇于工作，积极负责，不计较得失；一旦成了“公仆”，做事就瞻前顾后、患得患失，不敢放手干，生怕危及自己的官位。你这样的领导干部，只关注自己的得失，只想保护自己头上的“乌纱帽”，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要是工作上出现了问题，就想法回避，千方百计绕过去，这样还谈什么开拓创新呢？
唐代诗人刘禹锡在《学阮公体三首》里有一个著名的诗句，“忧国不谋身”，意思是，为国家分忧，不为自己打算。一个领导干部，要把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始终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不为自己的利益而患得患失、斤斤计较。凡是都要以大局为重，以事业为重，以促进发展为重，不能有任何的私心杂念，不能有半点的马虎、懈怠和自满。只有这样，我们的事业才能不断向前推进。
不为自己打算，心里就会少些私心杂念。领导干部要一心一意干大事创大业，抛弃一些不正确的思想和观念，力争在自己的岗位上有所作为。干事的前提是干净，干净的前提是没有私心，没有私心的前提是不为自己打算，心中装着事业，心中装着责任，心中装着群众的疾苦，要心无旁鹜全身心地投入，来不得半点的虚假，来不得半点的不负责任，来不得半点的得过且过。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创造无愧于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业绩。
不为自己的打算，才能集中全部精力，才会大有作为。有的干部缺乏创业的激情，有的干部人未老志先衰，以自己上了年纪为借口，不干事，不创业，有的干部把干工作看成是给某个领导干，给别人干，唯独不当成事业来干，不当成自己应当负起的责任。这样的结果，没有责任心，没有进取心，没有上进心，上班是为了混日子。总之，就是处处为自己找一些借口，不认真干事，不扎实干事，不任劳任怨干事，有了工作就讨价还价、拈轻怕重，总觉得自己付出的多收获的少。
不为自己打算，才能无反顾、勇往直前。有的干部在困难和问题面前退缩不前、瞻前顾后，有的干部抱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习惯于当旁观者。要大胆工作，就要“认准了就干”，不为自己想后路，不给自己留后路，只要是党和人民事业需要的，只要是人民群众利益需要的，不管付出多少心血，不管付出多少代价，也应当在所不惜，决不苟且偷生。
明事理而不妄取，尚名节而不苟取，畏法律、保禄位而不敢取。
这句话出自明代宋缡的《古今药石·卷上》，意思是，有的人明白事情的道理，在没经过认可时不擅自拿别人的东西；有的人，重视自己的名节，不苟且随便接受别人的东西；有的人，敬畏法律，想保住自己的官职，而不敢动别人的东西。
与这句话相近的，是明代思想家薛瑄在其《从政录》里写的话：“世之廉者有三：有见理明而不妄取者，有尚名节而不苟取者，有畏法律保禄位而不敢取者。见理明而不妄取，无所为而然，上也；尚名节而不苟取，狷介之士，其次也；畏法律保禄位而不敢取，则勉强而然，斯又为次之。”薛瑄把为官者廉洁守法分为三种境界：“不妄取、不苟取、不敢取”，其中“见理明而不妄取”，就是说理想信念坚定、思想道德高尚、严格廉洁自律，这是廉洁守法的最高境界。
“不妄取”的领导干部，懂道理、讲道德，信仰坚定，决不取超出自己应得的不义之财；能够从思想上明辨是非，分清善恶美丑，面对金钱美色的诱惑，不仅发自内心地厌恶，也进行毫不犹豫地抵制，做到清廉处世、依法办事。古时的海瑞、包拯，今天的焦裕禄、孔繁森、牛玉儒、郑培民等，就是其中优秀的官员代表。
“不苟取”的领导干部，非常珍视和爱护为官的名声和清白的气节，不贪污不捞财，廉洁从政，奉公守法。清代有个官员叫张伯行，通过公告表明自己的廉洁观：“一丝一粒，我之名节；一厘一毫，民之脂膏。宽一分，民受赐不止一分；取一文，我为人不值一文。”他把“一丝一粒”看成“我之名节”，可谓“不苟取者”的典型代表。
“不敢取”的领导干部，敬畏法律，相信人在做、天在看，违法必究。为了保全自己的禄位与身家性命，循规蹈矩、洁身自好，远离酒色财气，决不徇私枉法，触犯法令底线。
不妄取、不苟取、不敢取，这是从古到今，一些从政为官者的座右铭，是他们为官的道德底线。这三类人，在廉洁守法的的队伍中究竟各占多大比例，也许并不容易说得清。不管领导干部出于什么动机，受什么观念支配，只要都能始终清廉自律，保持操守，遵纪守法，不取不义之财，就都是好样的，都可以称为“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内不愧心”，为官一生，问心无愧，上对得起国家，下对得起百姓。
“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所有，虽一毫而莫取。”这是中国古人秉持的为人做官标准。
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在任太史令时，朝中最得势的将军李广利千方百计想拉拢他，派家人给他送来一对珍贵的玉璧。司马迁的女儿妹绢见到这对晶莹透亮的玉璧，玩赏半天，十分欢喜。司马迁却开导女儿说：“玉璧贵在无瑕，人也应如此。如果我收下这对玉璧，心灵上就会留下斑污，并要受制于人。”说完，便命人把玉璧退了回去。
汉代天文学家张衡，曾两次担任太史令，后来又到河间任职。当时，世风日下，弊政甚多，但张衡法治严明，着力打击那些地方豪强劣绅。豪富们为了拉拢他，派人暗中送来“金错刀”，贿赂张衡网开一面。然而，张衡并没有被金钱所诱惑，他愤然拒收“金错刀”，使这些富豪的阴谋彻底破产。张衡坚持“法治不失志”，过了不久，郡中上下肃然，民风大正，百姓安居乐业。
北宋宰相王安石，为文写诗都是一把好手，并喜欢收藏文房诸宝。一位地方官员为了巴结这位朝廷重臣，专门登门送来一方宝砚，并在王安石面前不停地夸奖这方宝砚“呵之即可得水”。王安石听了后，笑着反问他：“纵得一提水，又能值几何钱？”羞得那人无言以答，只好收起宝砚起身告辞而去。
明代清官况钟曾写过一首《勉子侄诗》：“存心立品贵无差，子孝臣忠两尽嘉，惟有一经堪裕后，任贻多宝总虚花。”反映他对聚敛财物恶行的鄙视。况钟曾任苏州知府，虽为官于富庶之地，仍然能做到廉洁为官，一尘不染。不管是家中，还是办公的衙门内，没有任何华丽奢靡之物；饮食也非常简单，只有一肉一蔬。苏杭是丝绸之乡，但况钟的长子况宁每次从老家到苏州探望父亲，回家时当地的富绅都不敢送一寸丝绸。十年知府任满后，下属官员们念他一贯为官清廉，为他筹备些礼物，以供打点所用。况钟闻知后挥毫赋诗相拒：“检点行囊一担轻，京华望去几多程。停鞭静忆为官日，事事堪持天日盟。”
还有，堪称一代廉臣的晚清重臣张之洞，他于四川学政任满，“得参费银二万两，辞而不受”。他不但不取，还很慷慨的“予”。遇到灾赈及设书院、办学堂、创书局、建祠宇等公益善举，他总是带头捐款，动辄数百数千至逾万。此外，在张之洞身上还体现了更进一层的廉政境界，那就是不但自已不取、多予，还不准别人取。他在从政实践中经常兴利除弊，尤其是当时盛行的“陋规”。例如，他在山西巡抚任上，将原计划用于衙门的公费一万九千五百五十两，全部冻结。
上述那些人，作为封建官吏，自然比不上现在领导干部的廉政境界。我们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更应该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不惜“牺牲一切”，这无疑是廉政的最高境界。
从近年来查处的典型案件来看，一些领导干部心动于私利之诱，目眩于美色之惑，虽然也有外部因素的影响，但追根溯源都是由于动摇和丧失了理想信念，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相对于他律、纪律、法律来说，自律更是一种弥足珍贵的品德修养和思想境界。因此，必须从内因着手，切实从自身筑牢拒腐防变的坚固防线，争做“见理明而不妄取”的廉洁奉法的优秀官员。
梨虽无主，我心有主。
这句话出自《元史》，意思是，这棵梨树虽然没有主人，但我的心里却自有主见啊。
《元史·许衡传》里有这样一段记载：元代大学士许衡，在战乱之后和几位朋友外出，途经刚刚被战争洗劫的豫北地区，当时正值三伏热天，大家顶着烈日赶路，口干舌燥。忽然，他们发现前面不远的路旁，挺立着一棵梨树，树上挂满了黄澄澄的大梨。大家一哄而上，争先恐后上树摘梨，只有许衡端坐在树阴下，不为所动。他的朋友一边啃着梨，一边喊他来吃。许衡说：“梨树的主人肯定逃难去了，我们没有征得主人同意，再渴也不能摘人家的梨吃，这是违背道礼仪道德的。”朋友们笑他过分迂腐：“既然梨的主人逃难去了，说明这棵梨树已没有主人了，但吃何妨？”许衡仍然坚持说：“梨虽无主，但我心有主。”朋友不再理会他，只管吃自己的，而许衡依然忍着饥渴，始终没有吃上一口梨。
“梨虽无主，我心有主”，这是一句响亮和充满哲理的话，它至少有三层意思：一是那棵梨树在战乱时期虽然无人来管，好像成了“无主”之物，但事实上它还是应该有主的；二是那梨树的主人到底是谁，我们都不知道，但我知道他肯定不是我，也不是在场的这些人，而是我们不认识的一个人；三是既然梨树不是属于我的，不是属于在场各位的，那我们谁也无权去摘梨叫。面对饥渴的诱惑，许衡因为心中有“主”，而不为所动。他心目中的“主”，其实就是一种做人的原则和底线和一个人最起码的道德操守。具体地说，就是不贪份外之物，不拿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有了这种“主”，才做到洁身自好，自觉约束自己的行为。
如今，尽管历史前进了数百年，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同许衡的时代相比，我们的物质财富不知已丰富了多少倍。但许衡的那种自觉的行为和自律的信念，依然值得我们学习。特别是在大是大非和灯红酒绿面前，我们必须做到“我心有主”。这样，无论是树立良好的从政形象，还是保持廉洁奉公的操守，都是大有裨益的。
我心有主，这是一种自觉精神。如果一个领导干部具备了这种精神，他就会在思想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受奢靡之风这棵“梨树”的干扰，也不会去摘取“拜金主义”的梨子来解渴，能够做到自觉坚持党的各项路线政策，见微知著，明辨是非，确保理论上清醒，行动上坚定。
我心有主，这是一种品行修养。如果一个领导干部具有了这种修养，他就能不惧怕清贫、耐得住寂寞、抵挡得住诱惑、管得住小枝小节，就能做到不浮躁、不张扬、不争名、不图利，默默无闻做奉献，甘为他人做嫁衣。即使“口渴难忍”，也要坚持自己的党性原则、坚守做人的标准和底线。
我心有主，这是一种为官境界。如果一个领导干部达到了这种境界，就能做到公正无私、心胸坦荡，做到对己清正、对人公正，对内严格、对外平等，并能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勤奋扎实地为党和人民工作。
我心有主，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的价值观、道德观。而如今，我们更要做到心中有“主”，这个“主”，就是要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树立正确的权力观，牢记党全心全意为民服务的宗旨，真正当好人民的公仆。这个“主”是为人之本、处事之本、立党之本。获取它只有靠自身的修养、觉悟、努力，用“三省吾身”的办法来调整自己的心态，用党纪国法和官德人品来规范自己的行为。
做到“我心有主”，就是要求领导干部有自己恪守的情操，不为他人所干扰，不为外物所诱惑，不以追逐功名利禄为目的，自觉遵守廉政准则，自觉履行工作职能，全心全意地履行职责。一些领导干部之所以被查处，就是缺失这种“我心有主”的情操、修养和境界，不能很好地构筑道德底线，缺乏防腐意识。当他看到暴发户、大老板挥金如土、纸醉金迷时，就觉得自己操劳辛苦远远不比他人过得潇洒自在，心理因此失衡，方向因此迷失，慢慢走上了贪污受贿、追求奢华的不归路，直到落得身陷囹圄、追悔莫及。
很多腐败案件从反面警示我们：无论是谁，无论多高的职位，一旦心中无“主”，放松了学习和思想道德的修养，放松了世界观改造，就会私欲膨胀，就可能走上犯罪之路。例如，一名官员因犯贪污罪、受贿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在服刑时，面对记者表白道：“我也曾兢兢业业，努力工作，埋头苦干，组织上对我的工作给予了许多肯定和鼓励。后来变为腐败分子，关键在于自己没有建立防范违法犯罪风险的思想防线。面对诸多诱惑，由于不注意检点自己，享乐思想严重，生活情趣低俗……成了我的犯罪起因。”
几百年前的许衡，在诱惑面前尚能做到“我心有主”，今天的领导干部理所应当比许衡要有更高的思想境界、道德情操、行为规范才行。在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条件下，反腐倡廉和铲除腐败现象的任务十分艰巨。要使反腐倡廉工作取得实质性成果，外在因素固然重要，而真正起作用的还在于内因。为此，领导干部要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吃与不吃，拿与不拿，用与不用，只一字之差。在利欲面前，心中必须有“主”。只要心中有“主”，才能做到廉洁自律、勤廉从政；只要心中有“主”，才能做到居安思危，处盛虑衰；只要心中有“主”，不论身居何职，不论有多大权力，都能明察是非，分清良莠，自觉抵制利欲诱惑，将自己的为官之路一直走下去，直到善始善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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