挤过缝隙的魂灵:60年代女作家小说印象-无处告别的清丽背影——陈染小说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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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染,1962年4月出生于北京。幼年学习音乐,十八岁兴趣转向文学。大学毕业后,曾在北京做过四年半的大学中文系教师,后调入中国作协作家出版社做编辑。曾在国外旅居和讲学。现居北京。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主要作品有:中短篇小说集《纸片儿》《嘴唇里的阳光》《无处告别》《与往事干杯》《独语人》《在禁中守望》《潜性逸事》《站在无人的风口》《女人没有岸》《在禁中守望》《沉默的左乳》《我们能否与生活和解》《另一只耳朵的敲击声》等;长篇小说《私人生活》;散文集《断片残简》《时光倒流》;谈话录《不可言说》等。另有《陈染小说精粹》《陈染作品自选集》、《中国当代文库精读·陈染卷》《陈染文集》六卷出版。2004年4月长篇小说《私人生活》的插图版出版。同年12月结集出版短篇小说集《离异的人》。

    其小说曾获首届中国当代女性文学创作奖等多项奖励,并在英、美、德、日等国家以及港台地区均有出版和评介。根据她的小说《与往事干杯》改编的同名电影,曾被选为国际妇女大会参展电影。

    自从“个人化写作”在文坛引起轰动以后,陈染的名字就没有离开过我的记忆。无论怎样评说女性文学创作,最后的落点一定会拉进“陈染”作为例证。因为,我始终认为在“60年代女作家”的小说创作中,陈染是最具突破性的一个。她以独特的小说文本改变了中国女性文学创作的流向,同时也颠覆了中国当代小说创作的叙事结构。陈染在文坛的现身,犹如一瞥惊鸿,令人目瞪口呆的同时,总有挥之不去的震撼。

    陈染是在上世纪80年代以《与往事干杯》一举成名的。作为20世纪90年代女性文学创作的杰出代表,多年来,她一直以文风的独特,在文学界被贴上各种标签,先后被称为“先锋作家”“女性主义作家”“另类作家”“美女作家”“严肃文学领域最具叛逆性、最完全地实现了个人化写作的代表人物”“女性主义作家代表人物”等。她的小说作品被评论家们打上了“现代派”“私小说”“女性小说”“自传体”等种种标记。

    尽管说法不一,也不尽合理,但一个惊人的事实却无法否认和改变,那就是陈染一向以女性的独居生活为背景,以独特离奇的女性视角、女性独有的复杂或变异的心理状态、大胆怪异而丰富的想象,叙述了有关女性生活的一系列秘史,表达出人与世界的对抗关系和女性的生存困境。她以创作了一系列表现都市知识女性苦闷、孤独和叛逆的内心生活与略带病态的心理情感的作品而特立独行于中国当代文坛。在系统地阅读了陈染的小说之后,我们仿佛看到一个掩藏在小说文本后面的只身挺立在无人的风口而无处告别的清丽背影。

    作为生于“60年代”人中的一个,陈染幸运地或不幸地经历了20世纪那个特殊的时代。对于陈染,童年时代的政治与社会背景、父母间的婚变、破败的尼姑庵中的孤独岁月,成为她成长的“生存之痛”,也是一个少女的心灵“残缺”与忧伤的阴影。这个时代的烙印在陈染的心灵留下了深刻的印记,甚至作为一种心理定势影响着陈染长大成人后的小说创作。

    “孤独”作为一种生存状态,一直在陈染的小说中坚硬地存在着。将人类共有的“孤独”感演绎为小说的人物形象时,陈染找到了一个最为合适的代言人——“离异的人”。在这个代言人的身上,陈染将女性孤独者有些变态的心理和“生存之痛”以前所未有的姿态表现出来,成为当代文学中冷艳的玫瑰,刺痛着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人的双眼,震撼着他们的内心。当陈染以小说来书写她的“生存之痛”时,实际上已确定了其小说天然存在的一种传统美学意义上的“病态美”,那是那个特殊时代的病态在陈染内心的积淀和绽放。

    当出生在60年代以前的女作家们正在以一种前卫的姿态向这个世界呼喊“我是女人”,并通过女性性意识的感受和体验来证实被忽略了多年的“女性”存在时,陈染走来了,她以一种平静的口吻说:“性,从来不成为我的问题……我的问题在别处。”

    在陈染看来,女人之为女人,就如同男人之为男人一样,是无须证明的。男人和女人是这个世界上平等存在与对等的主体,是一种互补和相互延伸。对于女人来说,男人“拥有和我共同的关于人类普遍事物的思考,我只是他主体上不同性别的延伸,我在他的性别停止的地方,才开始继续思考”。对于男人来说,道理同样成立。“性”不应该成为女性特殊的问题,更不应该成为女性思考与生活的全部。女人的视野应该扩展为对人类整体命运的终极关怀。

    在陈染的小说中,对童年和少女时代经验的不断追溯和回忆并加以展开是达到理解和认知自我、发现自我的重要途径。在这里,将不间断的、绵延的个人回忆展开使之成为了那个时代记忆的重要部分,小说表现的“个人经验”其实就是一个社会在曲折和困扰中探求和寻找的“社会经验”。这种中国当代文学中最强烈的“个人化”的隐秘表达是多少须眉都无法与之相提并论的。所以,个性的生存状态和精神体验是陈染的创作主题,她的创作资源来自自我反省和对生存个体的审视。

    因此,在她的小说世界里,既有对于爱情的渴望,又有对于爱情的怀疑;既有对于女性的软弱和被动的嗟叹,又有对于男人的自命不凡与装腔作势的嘲笑;既有对于中国对于P城的氛围的点染,又有对于澳洲对于英国的异域感受;既有母亲与女儿的感情纠缠——这种纠缠似乎已经被赋予了某种象征的意味,又有精神的落差带来的各种悲喜剧。她的作品里流淌着一种洁净而清高的精神和自由的本色,没有男人对女人的凝视和窥视,而是自恋、自审、迷茫和确认,她固执而顽强地支撑起一个女人的天空,神话般地书写了都市现代知识女性的真实体验。

    陈染的小说创作以从未有过的形式深入到个人生活,这是一种真正“个人化”的小说创作。在强烈的带有自我倾诉特色的小说世界里,陈染毫不隐瞒她的幻想、经历和经验,甚至敢于突破禁忌,近乎偏执地探寻女性的内心世界,渗入到女性被压抑和被遮蔽的情感幽深之处,并将作品中的个人体验升华为人类共性的普遍感受。

    陈染小说的人物,由于天生的敏感孤傲或由于生活中某些偶然的致命的残缺事件的影响,使她们丧失了对生活的依赖感,拒绝了那条可以沉湎于日常生活的通途。伴随着她们生命意识的自觉和显现,开始了她们永久的精神流浪和意识反叛。

    因此,在陈染的小说中,“离异的人”无疑是一个最为突出的特征,“离异”不仅仅是婚姻中的离异,更多的是游离于主流社会的处于“边缘状态”的孤独的灵魂。对于“离异的人”的衷爱一直伴随着陈染文学创作二十年之久。二十年来,陈染在风云变幻中一直坚守着自己的美学追求,不断地表达着“私人生活”的独特价值。从早期的《纸片儿》到后来的《离异的人》[23]譹訛等一系列有关婚姻生活的小说,陈染始终在个人感情的空间中将私人的内心世界和不变的情怀袒露在风雨之中。

    在陈染的小说中,“离异的人”是一类特殊的女人形象。“离异的人”可以异变为弃妇、巫女、盲少女、尼姑、空心人和秃头女等形形色色的女人。“离异的人”这类形象尽管在年龄、身份、职业上有很大差异,但惊人相似的是她们都在为某种事实和目标而独守空房。应该说,这种与封建节烈异质的“离异的人”的出现,体现了陈染女性意识的全面觉醒。这一近乎突兀的形象的出现,使女性文学创作以全新的面目出现在女性文学创作风起云涌的20世纪90年代,形成了对20世纪80年代以前女性文学创作的清醒反叛。

    《饥饿的口袋》中的麦弋小姐、《与假想心爱者在禁中守望》的寂漪小姐都为一份自己心仪但无望的爱情关闭了心门,心甘情愿为这份无望的爱情独守空房。麦弋小姐明知那份情感只是一个梦幻,但她依然充满幻想地坚守着,尽管面临着远离人群的极度空虚和孤独;同样,寂漪小姐也在孤绝中一天一天度过,但从来都没想过舍弃那份已经遥远的情感。对于麦弋小姐和寂漪小姐而言,坚守那份已逝的情感已经成为她们人生的目的。她们处理爱情的方式表达了她们对自己内心情感的忠实和独守寂寞的勇气。在她们的身上,既散发着古典爱情的余香,又弥漫着一种现代“自我”的芬芳。

    《巫女和她的梦中之门》中,“九月”是一个具有隐喻意义的意象,“九月”是记忆的代名词。“九月”的意义不亚于生命:“我和九月沉浸在一起,互相成为对方的一扇走不通的门,那是一扇永远无法打开的怪门或死门,我们紧密纠缠住无法喘息,不知怎么办……我只能告诉你,九月是我这一生中的一个奇奇怪怪的看不见的门,只有这个门我无法去碰,即使梦中无意中碰到,我也会感到要死掉。”这个“奇奇怪怪的看不见的门”是一个“离异的人”才会具有的独特印象。

    《潜性逸事》中的雨子为了自己所追求的理想生存状态,敢于打破现实的美好假象,不怕把自身再一次置于孤绝的境地。与庸俗的丈夫日益的不和谐使雨子意识到自身的理想无法实现,便没有继续勉强凑合下去而成为了“离异的人”。在她看来,那种表面美好的婚姻在理想面前变的不堪一击。“雨子忽然觉得,几年来压在她身体上的柔软的被子,实际上只是一片沙漠将她覆盖,在沙漠上,她的肌肤所获得的慰藉永远与她的灵魂的焦渴相并而生,在沙漠上永远无法铸造出敦实而辉煌的城堡。它的根基只能够立起一间不堪一击的玻璃房子,而住在玻璃房子里的人不能掷砖头”。雨子对理想的坚持正如“时间流逝了,而我依然在那里”的灯塔一样照亮航程,而灯塔的存在以及女性为靠近灯塔敢于打破现实的勇气和甘于承担苦难的坚决,表现出一代女性个性的独立和张扬。

    创作于新世纪的小说《离异的人》依然是一个与丈夫离异的女人的故事。多年以后,陈染正式使用“离异的人”为小说的名字,将离异的女人和男人那种心理及感觉描写得迷离恍惚又真切可信。小说中林芷离异后一人独自生活,但那种孤独感渐渐从四周聚拢过来。她试图给前夫打电话,却记不起前夫布里的号码。一个曾经那么熟悉的人,曾经朝夕相伴的人,迅速就变得那么模糊,令人惊异。

    究竟什么是女性?女性与男性的区别在何处?《巫女和她的梦中之门》中父亲的那记耳光使“我”明白了男性的强大和女性的受压迫地位,使“我”终生都生活在对男性恐惧的阴影里,使“我”明白了男性和女性的不同。《饥饿的口袋》中的麦弋小姐、《与假想心爱者在禁中守望》的寂漪小姐、《潜性逸事》中的雨子都选择了保持内心对爱情和理想忠实的生活方式,主动承担了这种选择之后所带来的苦难和孤独。她们对自己的这种选择无怨无悔,体现出一种女性特有的处理情感的方式。她们以实际行动对自己内心所认同的爱情和理想负责,既是对女性自我的珍惜和重视,也是女性自我意识的体现。为自己的理想而独守空房,守寡体现出女性对自我的认可和对内心的忠实。

    毫无疑问,“离异的人”的形象是中国20世纪文学中独一无二的女性形象。在“离异”这一仪式的背后,陈染展示了当代中国女性的自我意识和女性处理事务的特殊方式以及她们对世界的特殊感受,并通过“离异的人”的细致摹写准确地刻画了“女性意识”在爱情生活里的独特存在。

    同时,也应该看到,尽管陈染在《嘴唇里的阳光》《纸片儿》《与往事干杯》《无处告别》《破开》等一系列的小说创作中,不厌其烦地描绘了各种“离异”女性的隐秘体验,但在她的小说文本中又分明飘动着一个孤独的、智慧的精灵,它引领着我们超越文本的浅表层次而达到一种提升,以致于其中清幽迷乱的美的光环都使人不忍亵渎。即使是在女性躯体的展露和女性欲望的张扬中,也能感受到女性生存的种种血泪经历和一种特殊时代的辛酸史。就是在过激的反讽男女之爱的过程中,仍然能清晰地让人感觉到她对灵与肉相互交融的美好爱情的期许。

    貌似独行特立的陈染,在貌似极端的“个人化”世界的执著和坚守之下,在以孤独和清高装璜过的小说文本背后,是她无法言表的希冀与伤痛。

    小说背后的陈染几乎是把自己孤立于“欢乐的人群”之外,以一种思想者的姿态体验和表述了深藏在生存表象背后的她所体验和感受的“生存之痛”,把一个女人的欲望、心智、孤独、恐惧、病态、阴暗等等一切的本来面目都呈现了出来。

    陈染对于“生存之痛”的描写,如同从混沌、黑暗的生存缝隙中突围而出,突然出现在一个敞开的、透明的、崭新的境界。尽管那个境界的风一时弄乱了她的秀发,她留给时光的却是一道美丽的剪影。

    在“离异的人”的世界里,陈染的小说还精心刻画了父亲形象、母亲形象和女友形象,表达了作家对父爱、母爱和女性之间的同性爱恋的独特感知。

    陈染小说中的父亲形象是父母那一代“离异的人”的生活在作家童年和少女时代以及成长过程中留下的阴影。父亲形象既是令作家恐怖的、残暴、病态的男性,又是作家心目中一个高度理想化的男性,而陈染总是用理想的父亲形象来平衡残暴的父亲形象。

    在《巫女与她的梦中之门》中,主人公就用直抒胸臆的诗句明白表达了对父亲的仰视:

    父亲

    你挡住了我……

    即使

    我已一百次长大成人

    我的眼眸仍然无法迈过

    你那阴影

    其实,早在《纸片儿》中,陈染已开始塑造双重品性的“父亲”形象:单腿人乌克和祖父。其中包含的不仅是关于女性欲望的话语,而且潜藏着对父亲——男性权力的直觉表达。在那首给“父亲们”的诗句中,作家写到:

    你要我仰起多少次毁掉了的头颅

    才能真正看见男人

    你要我抬起多少次失去窗棂的目光

    才能望见有绿树的苍穹

    你要我走出多少无路可走的路程

    才能迈出健康女人的不再鲜血淋漓的脚步

    这里的“父亲”阻隔了少女的心理成长,是在男性权力意义上的阻隔。

    在陈染的小说中,自我精神分析必然地延伸为对性别、对自己的女性身份的思考,将“恋父情结”转化为书写女性心灵的创痛。在《巫女与她的梦中之门》中,所谓“恋父”的情境,已被一个弗洛伊德理论所无法完满的女性的复仇心理与“弑父愿望”所取代,其中那位“替代性的父亲”已堕落为一个性变态者并在梦境中为死亡所放逐,而“我”终于充满快感地将一个“光芒四射的耳光”还给了“替代性的父亲”。陈染将精神分析的阐释接受为一种自我指认,极为痛楚地表达着“真正看见男人”和成长为一个“健康女人”的渴望。这也是当时社会文化背景在年轻的女作家小说创作中的直接反映。

    在不断勾勒“父亲场景”并获得了女性的立场与表达之后,陈染仍固执地宣称:“我热爱父亲般的拥有足够的思想和能力‘覆盖’我的男人,这几乎是到目前为止我生命中一个最致命的缺残。我就是想要一个我爱恋的父亲!”陈染在女性的“父亲情结”中潜藏着的不仅是弗洛伊德的潜意识学说或欲望之类的需求,而是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女性对女性现实困境与生存困境的无声呐喊。

    陈染似乎是从那个“胡同深处破败的尼姑庵”向我们走来,她用怀疑的目光打量窗外生活的方方面面和每一个角角落落,好像在瞪大着一双充满疑惑的眼睛发出诘问:

    谁让我们年轻的心灵感受到孤独?

    谁让我们从小就开始了反叛?

    谁呢?

    陈染小说中的母女之爱是亲情、血缘与友谊的融合,既像《世纪病》中那令人会心一笑的“姐妈”关系;又像《角色累赘》中那样轻松、温暖,不无默契与戏谑,抑或是某种女人间的同盟或密谋;更像是一种血缘的枷锁,一分无法终结的磨难,一如《另一只耳朵的敲击声》中那无休止的情感敲诈与梦魇无法解脱的折磨。

    母亲形象其实是陈染对同性关系的一种非常复杂的情感流露。她们之间有时亲情融融、诙谐幽默、相依为命、休戚与共;有时隔膜丛生、相对无言,令人窒息时却奔逃无门。

    《另一只耳朵的敲击声》主要描写了作为独身者的两代人——母女两人的生活方式和情感状态,展示了女性独有的复杂或变异的心理,把一个女人的欲望、心智、孤独、恐惧、病态、阴暗等一切的本来面目都呈现在阳光下。小说运用不断转换的视角和不同人物的视角及作家的全知视角来叙述故事,目标却无一例外地聚焦在一个叫“黛二”的年轻女人的身上。

    黛二是陈染小说中多次出现的“离异的人”。这个人物形象的特点在于她那种内在的矛盾性,我们可以从中感觉到中国在告别了一个集体主义的年代之后,女人确定自我、把握自我的重重困难。作家用了许多清新美好的比喻形容黛二的身体魅力和性感,但又毫无保留地写出了黛二与男友灵肉分离的性关系。肉体的亲密契合反衬出精神沟通的阻滞和困难。作家在分析黛二时说:“她既要开放的现代女性的感官体验欲求,直接纯粹的身体行为;同时又无法摆脱深埋骨中的古典女性的沉思冥想。她向着彼岸的圣洁和此岸的感性,同时迈出她分裂的双腿。”

    小说还写了一个叫“伊堕人”的女性,她仿佛自黛二的幻想里升起,逐步成为一种神秘的相遇,无需沟通即可了解的女性实体。犹如黛二心灵的一个镜像。她的自信、她对自我的固守、她这种固守的力量和她的孤独无助,这一切都为伊堕人所洞察,但她又是一个不可能与之亲近的对象,象征一种反常、危险的关系。

    而黛二的困扰主要来自母亲。作品中的母爱,具有双重性,像一把双刃剑,母爱的保护性和侵犯性使黛二惊恐、紧张、忧虑、无可奈何。小说深入描写了两个感情上最为亲近的女性之间的“侦探”与“反侦探”,窥视与逃避。小说结束于逃离,但逃出母爱的监视却并不意味着自由,黛二旅居异国的经历反而加深了她灵魂深处的漂泊无依之感。有了母爱,黛二是紧张的,远离了母爱,黛二同样是慌张和不安的。

    应该说,在陈染还年轻时的小说创作中,弗洛伊德的理论多少影响了她。在20世纪90年代的文化语境中,“精神分析”为陈染的小说创作提供了直接而有效的理论指导,她在大量小说作品中进行着某种“精神分析”的实践,其中不乏清醒而理智的释梦行为与自我剖析。事实上,陈染本人确实是“以善于出色的心理描写和精神分析的作家身份,参加国际精神科学协会”的。然而,陈染小说叙事中的“父恋”与“母恋”几乎是同时存在的,陈染用女性自身独特的生命体验暴露了以男性中心话语为表达方式的弗洛伊德学说的盲点和残缺。也可以说,弗洛伊德的理论在陈染的小说世界里得以重造和发挥。

    女友形象在陈染小说中始终是与母女关系的书写相伴随的,也是她对同性之间复杂情感的表达。正所谓“我对于男人所产生的病态的恐惧心理,一直使我天性中的亲密之感倾投于女人”。这种同性之间的爱恋在一定程度上超出了“恋母”带给女性的愉快。

    对女性之间同性恋题材的触及,陈染是新时期文坛的勇敢闯入者,为此,她付出了不少名誉的代价。然而,陈染是坚定的,正如她可以独立于无人的风口一样的坚挺,她单薄的身姿始终蕴含着一种不可摧毁的力量。

    在陈染看来,“情爱远远高于性爱,它包含了心灵、思想以及肉体。这才是人类情感中最令人心动不已的东西,是真正能使一个现代女性全身心激动的东西。超乎肉体之上(不排除肉体)——我一生都在追求这种高贵而致命的爱。从某一侧面来说,它是我创作的动力,是我生命的帝王,是我活下去的一部分理由。但理想与现实相距甚远,特别是我这种带有自然的绝望主义者和温和怀疑主义者倾向的人,非常明白这是一种更多地活在梦想里的生活。而我不相信任何梦想。所以,也许最终会一无所获,失败地逃离人类。这样的逃离——即追求中的死——并不是一种放弃,而是最后一次追求和努力,最后一声呐喊,我会向这样的女性和男性低下头颅致敬!那么,情爱来自何方?异性之间肯定会有,同性之间也可能出现。这可以理解——有时同性比异性更容易构成理解和默契,顺乎天性,自然而然,就像水理解鱼,空气理解人类一样。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同性都可以沟通。我的想法是:真正的爱超脱于性别之上、就像纯粹的文学艺术超于政治而独立。它们都是非功利的,是无实利的艺术。”同时,陈染认为:“真正优秀的艺术家、文学家,不会轻易被异性或同性所迷惑,她(他)有自己内心的情感追求和独立的艺术探索。”[24]

    在早期的作品《空心人的诞生》中,陈染就记述了一个试图逃离男人的暴力与蹂躏的女人与另一个女人心心相印、相濡以沫的深情。在《凡墙都是门》里“雨若成了‘我’与‘母亲’共同的朋友,是她再度带来这一女人世界的温情与和谐,并且支撑着一个美好的女人之家的畅想”。其实陈染最典型、最著名的恋父故事《与往事干杯》就是写给一个女性挚友乔琳的。小说在第一页便将它定位于女人与女人之间的私语,“我”将自己最为惨痛而隐秘的情感经历倾吐给另一个女人。陈染不断书写着同性间的丰厚而繁复的情感,又不断地界定它与“性倒错”或“病态”毫不相关。由于某种真切的经历与体验,陈染对同性之间爱恋的书写成为她作品中另一处异样的风景。

    《破开》是陈染描写女友之间同性之恋的代表作品。在这个题记为“谨给女人”的小说中,“我”曾与我的朋友殒楠商量“建立一个真正无性别歧视的女子协会”,在小说中,她们拒绝以“第二性”作为协会的名称,因为“这无疑是对男人第一性的既成准则的认同和支持”。她们要把这个“女人协会”叫“破开”。她们重申:“我首先是一个人,然后才是一个女人。”已不再是基于某种“解放”与“平等”的幻觉,基于某种所谓“花木兰”的情境,而是对女性现实情境的清醒与自觉之中。因为她们深知:“有的男人总是把我们的性别挡在我们本人前面,做出一种对女性貌似恭敬不违的样子,实际上这后面潜藏着把我们女人束之高阁、一边去凉快、不与之一般见识的险恶用心,一种掩藏得格外精心的性别敌视。”她们深知,在男性与女性的性别立场间存在着深深的“沟壑”。

    小说中有以下直白的表达:

    ……我们决不标榜任何“女权主义”或“女性主义”的招牌,我们追求真正的性别平等,超性别艺术,渴望打破源远流长的纯粹由男人为这个世界建构强烈的一统天下的生活、文化以及艺术的规范和准则。长久以来,我们始终在男人们想当然的规则中,以一种惯性被动地接受和适应,我们从来没有我们女人自己的准则,我们的形象是由男性文学艺术家硬朗的笔画雕刻出来的简单化的女人形象,我们的心灵历程与精神史是由男性的“女性问题”专家所建构。一些女性为了在强权的既成的规范中出人头地,努力迎合男人观念中的“女性意识”……

    应该说,《破开》是一部关于“姐妹情谊”[25]的宣言。但正是在这部中篇小说里,陈染逃离了不断缠绕她的迷乱与绝望,找回了她早期叙事中那种痛楚、萦回而温馨的叙事语调。似乎是第一次,陈染的女主人公在姐妹情谊,而不只在爱情回忆中找到了一份心灵的富足和静谧。在梦中的生离死别之时,“我”短暂的天堂之旅遭遇到了一位母亲(在小说中她正是殒楠已故的母亲,或者说是一位女性的先知)。从她那里,“我”得到的是关于“姐妹情谊”的忠告。不再是陈染以往作品中反复出现的意象,“女人像剃下的头发,落地纷乱”,而是散落在地下、彼此隔离、互不觉察的石子,一旦穿起,便成为珍贵闪光的珠串。——老妇人的馈赠,无疑是一个姐妹之邦的启示和象征。

    陈染小说中出现的女性之间同性恋的书写,不仅仅是为女性提供了一个命运延宕与规避的乌托邦,还是直面严酷现实之后的女性社会理想。陈染让她的人物迈出了徘徊、忌惮已久的一步:“我”面对着如同“虚构”的现代城市的迷宫,“大声地”对“我的朋友殒楠”说:“我要你同我一起回家!我需要家乡的感觉,需要有人和我一起面对世界。”这无疑是大胆而又无奈的“宣言”。

    然而,陈染总是在决断的同时表达掩藏的犹豫,她并未因此而表达出单纯的希望与乐观。继而出现的情景,不仅是“我”感到朋友伸出的手(衣袖)如同“溺水中的稻草”,同时伴着“我”的“某种预感”那天国中老妇人与晶莹的珠串在“我”的慌乱中散落一地。故事的结尾不是“嘴唇里的阳光”,而是“我的舌头僵在嘴唇里像一块呆掉的瓦片”。

    陈染将“天性中的亲密之感倾投于女人”涉及了女性情谊间更为丰富的层次,同时充满了更为深刻的矛盾之情与忧惧。但陈染对同性之恋的忧惧,从不曾与关于男人的争夺与嫉妒相伴而行,而始终是对感情伤害与“危险诱惑”的恐惧。

    陈染认为,“与同性朋友的感情是一种极端危险的力量”。她在细腻地描述了年轻的“离异的人”之间的情感以及在意识到同性情感的疆界时就会感受到一种“彻骨的孤独”。在本来应该从男人那里得到的爱情而无法得到时,这种来自单身女人之间的情感其实是脆弱的。女友之间的同性爱恋肯定会在男人介入的时刻顿时溃散。但对于陈染的女主人公说来,同性间的叛卖,带来的与其说是现实的伤害,不如说是远为深刻的心灵的绝望。它是对男性情爱失望以后,女人想哭却找不到可以依靠的肩膀时的无望。

    陈染在“个人化”的世界里生活和写作,其实是在寻求一种人与人真诚的沟通方式,是伫立在私有的女性房间的窗口对纯正自然的人生态度和人生境界的沉思和眺望。

    1996年出版的长篇小说《私人生活》就是陈染在女性私有的空间里沉思和眺望的结果。

    《私人生活》是陈染目前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是她最引起读者关注同时也最具争议性的作品。直接命名为《私人生活》,书写的其实就是一部独特的女性肉体和生理的成长史,同时又是女性心灵的成长秘史。

    小说以陈染一贯使用的第一人称的叙述手法讲述了倪拗拗从幼年到成年的成长经历,解析了主人公倪拗拗与母亲之间的互相依恋和隔阂、与邻居寡妇之间的同性相斥和相吸、与中小学教师T之间互相敌视和需求等等特殊的情感……

    主人公倪拗拗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女孩,幼时的她顽皮地把自己的手和脚称为“不小姐”和“是小姐”,天真烂漫,可爱之极。她的父亲是一个郁郁不得志的军人,动辄迁怒于年幼的倪拗拗,使她不能享受到纯真的父爱。生活在父亲阴影之下的倪拗拗变得腼腆而胆怯,所幸她的母亲有智慧明事理,“那个在风雨中撑着伞跳着独舞的女人”,给了倪拗拗最深的爱,使她在以后的岁月里受益匪浅。童年的倪拗拗由于同学的原因,对女人和男人有了一点蒙的了解。高中时的她出落得亭亭玉立,她的老师因此爱她,又因不能得到她,便处处刁难报复她,使她深感男人的可憎,待到老师向她表达爱意,又使她迷惑不解并惶恐不安。直到男友的出现,她才知道爱一个人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可是当她对未来满怀憧憬时,男友出国离开了她,随后母亲及禾寡妇也先后去世,生活中接二连三发生的巨大变故使倪拗拗无法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连续的打击使她精神上承受了无法承受之重,终于滑落到另一个浑沌的世界,开始了她一个人的真正“私人生活”,最后她没有挣脱束缚反而得了幽闭症住进医院。从医院回来的她并没有觉得母亲离开了她,只是身体渐渐失去了活力,精神依旧活着而已。她依旧如母亲生前一样每日早晚殷勤地与母亲的衣服打着招呼,并不时与母亲的衣服聊天说话……

    在外人看来,倪拗拗似乎是个患了“幽闭症”的女子,她与这个纷嚷喧嚣的世界格格不入。殊不知她只是因为对世界、对人间关系看得太透彻、太明晰,因而才对外界采取一种主动“隔绝”的姿态,不愿陷入各种利害纷争之中,以充分保持和享有心灵的宁静和最大程度上的心灵自由。小说最后一章标题是“孤独的人是无耻的”,就表明了作家对人性本质与社会生活无法回避的理想思考。

    小说中陈染从女性的视角出发,揭示了爱情与友情、友情与亲情、女性与女性、女性与男性、个人与集体之间的复杂关系,同时对人类的生存状态进行了独特的思考。倪拗拗与邻居若即若离的同性之间相吸又相斥的关系,倪拗拗与她的男教师之间的相互敌视又相互需求的紧张矛盾,倪拗拗与母亲之间相互依恋又相互隔阂等等……都承接着作家小说创作的一贯主旨,在精心构筑着私人生活禁地中,陈染执拗地以一个女性智者的姿态倾诉着她的人生感悟和对温情世界的情感渴求。

    小说中处处弥散着女性迷乱而清幽的个人体验,飘动着女性思想与智慧的凄美光环。在这样一个纯粹的女性心理变化与身体觉醒的故事中,陈染重点描写了女性青春期成长阶段的内心伤痛。小说在对男性进行颠覆性的描写中再现了女性内心世界的细腻、恐惧与依恋,还有拒绝与对温情的渴求。

    当然,同性的友情与爱也是这部小说描写的重点,与禾寡妇的交往,已经带有相当明显的同性恋特征。倪拗拗自小就经历了以父亲和T先生为代表的男性世界的骚扰与剥夺,所以致力于寻觅具备和她一样的女性气质的伴侣,母亲与禾寡妇自不必说,连男友尹楠也是一个具有女性气质的男性,但当他身上的男性气质胜过了女性气质时,倪拗拗的选择就必然是离开。性别与自我的同一使得女性的自我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强大力量,随着母亲与禾寡妇的先后离去,倪拗拗虽然再也无法从外界获得对女性的认同,却仍有一个强大的足以抵御外界骚扰与剥夺的内心世界。

    然而,这些伤痛的经验和记忆的表达,实际上与欲望本身无关,它总是返回到女性内心深处。女性的内心世界就是自我的世界,返回自身便意味着能够固守她的女性气质,因此性别与外界的分裂也就是自我与外界的分裂,外部世界是男性的,男性即意味着强权、专制和侵犯性,它是个体生命与意识形态强权的对立。但是这个“残缺的时代”不容许异己的存在,回到内心并不意味着没有风吹雨打,外界企图要用一个恶毒的称谓“精神病人”来抹杀自我的合法性。这是时代的“残缺”给敏感的个体生命留下的无法抚平的精神伤害,也是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女作家曾经切身感受过的炎凉世态,更是作家之前一系列中短篇小说主旨的延伸和深化,它再一次地表达了陈染对女性自身的人文关怀。

    与以往的小说不同的是,《私人生活》更多地强调了故事的哲理思辨性,把大量飘忽不定的内心独白、记忆片段和时空交替的遐想和同性恋、自恋、异性恋的更替都融合到小说叙事中,使小说在复杂、性感而危险的奇观中“粉墨登场”,从一个侧面探索了70年代到90年代女性生命意识深层的潜在而微妙的演变,从“个人化”的描写中折射出隐匿在令人惊诧的故事和感受背后的复杂的社会生活。小说把貌似纯正的“私人生活”拓展到一个具有代表性的较为宽泛的女性世界,成为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学中一种奇特而具有挑战意味的文化景观。

    而陈染自己把这部小说“当作一首青春的挽歌,一次青春祭奠”。她说:“我二十多岁时喜欢黑色,那种绝然的黑色。那时,正是偏执叛逆又多愁善感的年龄,一棵冷冬里荒凉的秃树,也会使我感怀神伤,想到生命的消逝与死亡的气息。……同样,有时走着走着,忽然遇到一截此路不通的幽径,也会使人感到人生到处都可能遭逢屏障,遇到埋伏着的陷阱……黑色是一种冷,一种排斥,一种绝对;黑色甚至是否定,是拒绝,是抗议;它体现的是一种不同流、不睦群、不妥协以及愤世嫉俗的反骨和叛逆……说到底,黑,是青春的颜色!”

    《私人生活》正是她“黑色时期”的产物。“黑色时期”自然会有那些引起关注和触发争议的所谓极端的内心体验和人生感受。应该说,《私人生活》是20世纪60年代前期出生的女作家内心情感的自然流露。

    毫无疑问,《私人生活》是陈染小说叙事的一个阶段性高峰,它概括了她此前的创作经验,是她的心被磨砺得更细腻也更锐利的一种努力。陈染自己曾经明确表示过她的创作不出卖隐私,她不会为隐私而创作,但她无疑会在她的作品中加入她的人生经验和她的内心体验。小说语言的新奇和诡秘、怪异和幽默是她独特内心体验和人生感受的结果,而这种独特的内心体验和人生感受也只有在“陈染式”的语言表达中才会完成得如此精彩。小说当年的巨大发行量和2004年的再度出版,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在陈染小说创作中有一篇小说无疑是与众不同、不得不单独提及的,那就是《沙漏街卜语》。这是陈染小说中一部独具特色的一篇。

    小说用第一人称叙写了一个叫郎内的故事。作品扑朔迷离,极大地显现了作家的幽默和结构故事的才能。在这个类似侦探小说的故事中,作家涉及了权力的争斗、警局的黑幕、欲望的游戏、个人的“推理”与相关人物之间的相互揭发和猜忌,其中妙趣横生的是“枉担虚名”的女资料员小花及郎内的欲望表演。当故事在一个超现实场景中解决时,陈染却笔锋一转,以“我”——昔日的受害者、今日远离权力构造的隐居者的身份揭秘,为这一滑稽模仿的故事赋予了性别色彩:一个女人冷眼中的权力丑剧,一个以牺牲无名女人为背面、为秘密的丑剧。用陈染自己的话说,这是“一部貌似侦探小说的中篇,实际上是在说着探究人生的话题”。这篇小说也是陈染自己心仪的一部小说,它反映了陈染小说创作的丰富想象力和多样化的追求。

    读陈染的小说,我们可能会有意无意地想起“五四”时期创造社作家推崇和创作的“自叙传”小说。创造社成员的小说大都侧重自我表现,带有浓厚的抒情色彩,直抒胸臆和病态的心理描写成为他们表达内心矛盾和对现实反抗的主要方式。陈染的小说在第一人称的叙述角度和人生困境的刻意揭示及对生活激情有些扭曲的表达上,与“创造社”之间有着极为相似之处。如果说,“五四”时期的“自叙传”体小说是来自西方小说的初次借鉴和熏染,那么谙熟西方文学的陈染,则通过她创作的“自叙传”小说,在另一个层次上表达了寻找精神家园的当代青年的焦虑和困扰。

    陈染的小说有自己的感觉、自己的词汇、自己的世界、自己的符号,小说中的女主角黛二、水水、雨子、倪拗拗等人物身上都倾注了作家自己大量的个体生命的独特体验和女性意识。她塑造的女性角色自成一格,亦有别于同时期女性作家。她小说中的女性主角永远摆脱不了孤独的宿命,她们敢爱敢尝试,且接受过良好教育,然而她们是中国社会性别政治下进退两难的化身。她们的生存背景和作家一样,就是那个造就她们孤独、叛逆的20世纪60年代。

    怪异是陈染小说的一大特色,而字里行间渗透出的幽默也同样赋予陈染小说以魅力。翻开陈染的作品集,无论是小说的名称还是小说人物的名字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新奇和诡秘。《潜性逸事》《站在无人的风口》《另一只耳朵的敲击声》《与假想心爱者在禁中守望》《巫女与她的梦中之门》《秃头女走不出来的九月》《凡墙都是门》等一批小说,题名令人悸然心动。缪一、黛二、麦三、雨子、拗拗、麦弋等有些怪异的名字只要看过就难以忘怀。那些或彷徨不定或苦闷、孤独和叛逆的女人,她们的名字不再是简单的汉字,而完全是化成一个具体的人在我们的脑海里活动。

    陈染小说的另一大特色是幽默而不夸张,好像若无其事地随便一说就情趣横生。陈染说:“我觉得幽默是人类最大的智慧,如果小说没有幽默感就欠缺了太多的东西。而人的智慧不是靠说教那么平铺直展的方式展示的。幽默是一种很智性的东西。虽然现实中我不是很幽默,但我更希望把我骨子里对幽默的偏爱展示在作品中,与读者一起去领会其中的快乐。”

    因此,陈染的小说既诡秘古怪又飘逸空灵,既荒谬得让人莫名其妙,又坦诚得让人脸红心跳。她用自己独特的语言和独特的方式创造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小说世界。

    作为一位女性作家,陈染在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文坛确实具有一种独特的价值,陈染对于小说实验性、先锋性和新潮性的偏执与坚守,使她的小说创作天然地带上某种极端的意味,她勇敢地暴露和敞开了所体验所感受的全部生命之痛,把一个女人的欲望、心智、孤独、恐惧、病态、阴暗等等一切的本来面目都呈现出来,她那自由创作的独特姿态,单纯而又边缘化的女性文本经验以及前卫的话语方式无疑构成了90年代女性文学的一大奇异风景。

    在陈染这里,中国作家一贯秉承的“宏大叙事”和所谓“集体书写”得以终结和改写,她以独立的“个人化创作”使文学创作石破天惊地还原了本来的面目。

    对于文学创作,陈染有着鲜明的观点,她在一次访谈中说过:“我只愿意一个人站在角落里,在一个很小的位置上去体会和把握只属于人类个体化的世界。这就是个人化写作或私人写作。”

    作为一个无法拒绝或认同任何群体的个人,陈染自己的生命体验无疑成了她最重要的写作与思考对象。她根本不屑于在作品中遮蔽自己的性别身份,而是自然地作为一个都市现代女性来书写现代都市女性的故事。在陈染所有的重要作品中,主人公无一不是第一人物的女性叙事人和当代都市青年女性。她们自恋和自审、迷惘和确认,有迷失,有穿越,有逃亡。她们在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地表之下的生存,经历了短暂的浮现,以及在所谓“男女都一样”的时代迷失之后,开始了又一次痛楚而柔韧的性别复苏。她们固执地认可自己的性别身份,但顽强地撑起一线属于自己的女性的天空,创造性地记录下属于女性自己的原本密不可宣的真实体验。

    评论家张颐武说:“陈染是我们时代个人心灵的表征。在她流行的时候她无意趋时,在潮流变幻的时刻她仍然坚守。她仍然在纷乱的时代守候自己的内心世界,给我们不断回向内心世界的可能。”[26]

    对于文学,陈染曾在访谈中表白:“我想,一个真正优秀的作家,是应该有足够的冷静、独省、自恃面对这一切畸形的,包括在今天的商品经济大潮中,执著地追求我们自己想要的,捍卫仅属于我们心灵的那一部分自由精神。”“既然选择了那一种不为更多的公众包括官方所能接受的艺术形式,就毫无疑问地需承担起被冷落、被拒绝的孤独境遇。”

    小说背后的陈染将秀美的前额掩藏在被风吹乱的头发下面,但她周遭的世界涛声依旧。

    凭心而论,我们不再期望看到陈染挺立在无人风口中的有些单薄、孤寂的身影,但我们期望看到她那被乱发遮住的秀美的清丽的面庞。她那清丽的背影仿佛是一道无法侵蚀的雕塑。

    完全可以这样说,因为陈染的凸显和坚挺,中国当代的女性文学创作才有了名副其实的质感。在茫茫的文学原野,她任凭狂风四起依然挺立在无人的风口,无处告别,也无法告别。

    这就是挺立在无人的风口中的独一无二的陈染。

    现在,人到中年之后,陈染对自己的创作历史和创作本身又有了全新的认识。2000年以来创作的《残痕》《梦回》等小说作品代表了陈染以后创作探索的一个方向。

    陈染在一次访谈中说到自己与过去相比“主要是精神和心理方面发生了很多变化,心理积淀的东西多了。过去我的内心非常激烈,与现实的冲突表现得非常尖锐。但是随着阅历的增长,我已经慢慢地把过去很多锋芒的东西内敛起来。我的从前是一副‘反骨’,现在虽然内心依然是敏感和反叛的,但是现在我就能把这些东西掩埋得比较深,所以表面看来我还是一个比较平和的人。我不觉得这是变得中庸了,生活是需要不断妥协的,需要用一种达观的、幽默的态度来消解冲突。这个世界不是专为你而设计的,不要把自己看得过重……我不靠计划过日子,但我相信我会继续写作,日子还长。”

    我们期待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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