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作品有：小说集《成长如蜕》《钱币的正反两面》《天鹅绒》《去吧，变成紫色》《粉红手册》，长篇小说《美哉少年》等。
其小说曾获紫金山文学奖、中篇小说奖第一名等。
叶弥有“江南才女”之盛名，但在“60年代女作家”中属于开始创作较晚的作家，1997年才在《钟山》上发表成名作中篇小说《成长如蜕》。不过前三十年的人生体验和成熟的思想使她的小说一出手就以成熟的态势感动文坛。同时，成熟的思想也决定了她出现在90年代文坛上的时候，并不为当代文坛的风云变幻而动摇，而是专注于自己的文学领地，以自己对文学创作信念的坚守和默默地耕耘，为新时期女性文学创作开辟了一片全新的发展空间。她以自己特有的生活经历和对人生的理解，以独特的艺术视角和人物形象的刻画以及渗透其间的哲理性思考，提升着我们的阅读品位和精神境界。
叶弥的小说创作主要着眼于当代中国平民“成长”的艰辛和对人生苦难的揭示。她既写城市生活，也写农村生活，在她的创作中，城市与农村互为背景。这样背景下的小说人物群落是各式各样的，他们和她们携带着来自社会各个角落的声音和气息。在小说人物景象万千的故事中，叶弥所表达的都是对平民生活的终极关怀。
叶弥的成名作《成长如蜕》向我们呈现了关于“成长”的主题。当一个人经历了或经历着生命的种种变故逐步地走向所谓的成熟时，他在得到的同时也有丧失，犹如蝉的蜕变，那过程自然是苦痛的、艰难的，但又是必然的、无可阻挡的。人所丧失的绝不仅仅是沉重的躯壳，还有许多纯粹、明净的人性侧面。面对生命的这样一种状态，一个当事者在抵抗着真纯的丧失却又无能为力的疼痛与无奈，这就是小说《成长如蜕》所揭示的最为直观的生命奥秘。
在《成长如蜕》中，“弟弟”固执地与父亲保持着紧张而敌对关系的原因不是憎恨父亲，而是憎恨充满欺骗和污浊的商界。他渴望着一种纯粹、美好而又朴素的幸福感，为此他主动放弃了自己生活的优势，开始疏远家庭，心甘情愿的骑着破自行车去酒吧会见朋友。敢于公开对经商成功的父亲表示不屑，就是为了获得一种平民的姿态，享受那些经济状况不好的朋友和恋人带给他的温情与幸福。但他一步步地失望了，他以退为守，为自己寻找着心灵的最后栖居地。当死亡的阿福无法支撑他的精神，当青梅竹马的钟千媚以投身台商嘲弄了他纯洁的情感，当儿时的好友钟千里完成了对他的欺骗与讹诈……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弟弟”的梦想一次次惊破，直至最终化为一缕轻烟随风飘逝。轻烟散尽之后是明白如昼的现实——“弟弟”迅速地站立起来，最终成为商界的成功人士。从拒绝到疏理、从梳理到逃避、又从逃避到回归，弟弟的成长经历了一个起伏不定却最终难逃宿命的过程。这个过程就像一条蜕变的蛇，你要想新生，就不得不经历这个蜕变的过程，无奈也好，痛苦也好，一切都在自然之中。
叶弥以她的处女作《成长如蜕》一举成名之后佳作不断，《美哉少年》《现在》《天鹅绒》《猛虎》《小女人》《大笑上天堂》《郎情妾意》《云追月》等一发不可收拾。深邃的生命体验与思虑，率真开放的叙事智慧使她的小说一下子就显示出与众不同的厚重与魅力。作家着力描述了普通人人性的各个侧面，展示了一幅幅荒诞、粗粝的生命图景，引领我们去关注同生命相伴随的疼痛。
长篇小说《美哉少年》依旧是人性化关怀的温情叙事。小说以20世纪70年代为背景，着重描写了那个年代的夫妻、母子以及他们与其他人之间的冲突与和解的过程。少年李不安的母亲朱雪琴失身于孙二爷后，无罪释放回来的李梦安并没有与朱雪芹和解，而是以牙还牙地宣称自己也“征服”了新疆女人。但准备以撒谎为代价替母亲做“伪证”的李不安去县城请父亲回家时，李梦安早已不知去向。母亲的“失贞”和父亲的“失踪”使少年李不安开始了一场漫无目的的流浪。
小说在一个扭曲动荡的时代背景下，再度揭示了人性的复杂特征。叶弥将深隐在人心深处的残酷、隔阂以及凶险不动声色地撕开了抖给我们看。但小说最终还是以温情的人性关怀的态度开始了在成人世界和少年世界的自我救赎，以达成相互和解，给予了小说一种人文的精神力量。流浪归来的少年李不安学会了理解和宽容，特别宽容了他曾“失贞”的母亲和让母亲“失贞”的孙二爷。他从流浪途中的老刺猬、王彪等好心人那里领略了灵魂的洁净和温情。因仇恨去流浪，因学会宽容而回归，少年李不安实现了自我救赎。最终父亲李梦安和朱雪琴之间也达成了和解，苦难与仇恨在温情中融化为友爱与和谐。
叶弥从第一篇中篇小说《成长如蜕》起，到第一部长篇小说《美哉少年》，始终将自己的描写定位于“成长”主题的阐释。在这样一种一如既往的阐释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作家对于人性丧失的无奈和对追寻人类诗意生存与精神家园的努力。
《两世悲伤》中以主人公李欧的心理彻底崩溃而告结束。李欧从一个以肌肉和武力展示“匪气”的大学生成长为以权力和金钱展示“霸气”的企业家，他争权夺利、冷酷无情、玩弄女人、利用亲情和友情，能够像对待一条狗一样对他的童年好友黄进之（也是他们家恩人黄三爷的儿子）。但是，在李欧能够运用自如的把握金钱和权力、征服身边男人和女人的背后，始终有着一个残缺的记忆，那就是在他读中学时，他的同学当众编排出他在课堂上手淫的谎言使他抬不起头来。还有，就是在此之前，全家下放到农村后父亲的跳河自杀一直像刀一样插在他记忆的深处。
小说向我们揭示出李欧成长为“霸气”的企业家后所作所为的心理动机，就是洗刷屈辱、获取尊严，是一种严重的报仇心理。但是，童年好友黄进之的死将他推入到更大的生命残缺之中。从某种意义上来看，李欧是黄进之死的罪魁祸首。因此巨大的恐惧深深地楔入他的日常生活之中，他无法面对自己，最终心理崩溃而变异。面对这样的俗世人生，作家没有简单地加以道德评判，而是以超然和冷静饱含终极关怀的目光注视着小说中的人物。
叶弥笔下的人物的生命状态总是在与环境的碰撞中发出一些不和谐的声音，他们固执而又决绝，为了呈现并表达某些属于“个体”的东西而抵抗着“群体”的限制与规约，但这抵抗又大多以他们自己半是无奈、半是自愿的取消抵抗作为终结。这是一个个充满了丧失的过程。
其实，这是作家在一次次将人类生存和成长的苦痛展现在我们面前后，自己陷入难以摆脱的思维困境中的苦涩思考。“生存，还是毁灭？”一个古老而永生的哲学命题，在叶弥心灵深处不停的叩问。她以自己成长的经历和对苦难的现实理解，述说着处在生死两难境地中的人们的无能为力和无可奈何。
在叶弥看来，任何一种悲剧或喜剧都是在与身外的世界遭遇中发生，个体生命中潜藏的某种宿命般的痼疾与隐痛，才是将生命推入无法控制局面的无形之手。面对宿命般的生活，我们又能怎么样呢？
《天鹅绒》[49]中，当队长的李东方和下放到乡村的唐雨林的老婆姚妹妹好上了。面对端着猎枪的唐雨林，李东方面不改色。死，仿佛是一件与他无关的事情。他想不明白的是：“什么叫天鹅绒？”因为姚妹妹说过“我家老唐说我的皮肤像天鹅绒”。为了让李东方知道什么是天鹅绒，唐雨林从乡下回到苏州，又从苏州到上海，从上海再到北京，但始终找不到那种“天鹅绒”的布料。事情过去了几个月，在外人看来，唐雨林的行动古怪离奇，而杀不杀李东方却成了悬念。两个男人再次相对时，李东方说：“你不必去找了，我想来想去，已经知道了天鹅绒是什么样子了。”在他说完“跟姚妹妹的皮肤一样”时，唐雨林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枪把他打死了。唐雨林进了监狱。小说中的“我”想起唐雨林，“总会像个妇人一样感时伤怀”。按说，唐雨林早就可以杀了李东方，但他不想让他不明白什么是“天鹅绒”就死去。在寻找“天鹅绒”而无望的时候，他是有了放弃杀人的念头的。而李东方同样在承受着来自道德和尊严的煎熬，他利用一句可以立刻改变唐雨林态度的话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如果李东方拒不明白天鹅绒这样的东西，唐雨林会不会让李东方的生命一直寄存在他的枪口上”？答案是肯定的。
小说将一个简单的故事用平常的叙事手法在人性化的叙事中上升到了哲学的高度，即：生活中看来不可能的事情在历史的具体情境中却会上演。一个女人可以为了丢失两斤肉而发疯，一个男人也可以为了尊严去杀人，而杀人的游戏规则却是要让另一个男人在死前明白“什么是天鹅绒”，但被杀的男人最终放弃了可以求生的机会而从容赴死。小说令人震撼的也正是在人类面对死亡时的态度：宁可死也不苟且偷生。叶弥将人性中令人惊悸的东西从容道出，在平淡的语言叙述中彰显了人性的真正魅力。
在《父亲与骗子》《黄色的故事》《司马的绳子》等一系列小说中作家则放弃了与现实的尖锐对抗和对真相的无情逼视，表现出对世界和解的理想化态度，从而表达出对生活在底层平民人物的终极关怀。
《父亲与骗子》中的每一个人物都活在自己的道理中，无怨无悔、义无反顾。即使是盗贼“冯”也是一个个性化的盗贼，也有自己的人生准则。他的耐性、持久，对“我父亲”不由分说的关心，甚至在最后骗取了“父亲”倾家荡产的十万元后仍然留下了一封信：“按时吃药。开塑料厂能赚大钱。严防盗贼，切记切记！”等等，读后让人发笑，又无法哀叹。这一切都使“冯”的身上具有了一种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小偷”和“贼”的风范，也正是这一点成为“父亲”不停地感慨现实、失望失落的根源。对于骗子，“父亲”常常发出这样的牢骚：“现在的骗子，算什么骗子？一点脑筋都不肯动，哪里像老冯，真是一代不如一代？”“父亲”倒是不免让人发笑又不免让人哀叹。
“父亲”身上的理想色彩是在他善良而又有些柔软的情感中得以呈现的。当表面“木然敦厚”的老冯赢得了父亲的信任后，父亲就把许多的温情无以复加地寄托在了老冯的身上：原本是与妈妈一起去公园的行为改为与老冯结伴去公园喝茶，因为老冯说泡浴室对父亲的身体有好处就在老冯的陪同下去泡浴室，尽管每喝一口都要皱紧眉头咒骂一句但还是要喝药酒等等。父亲不惜修改着原本属于自己的生活原则和生活习惯来适应老冯，目的只是为了坚守那个根本的理想：信任一个人就要对他不加防范和彻底尊重。父亲在这个意义上达到了他个人境界的“纯粹”，虽然他最后收获的是一种“真实的伤害”。
小说营造出一种宽松的心理空间，将人与人之间的尖锐与残酷融化其间，催生出松弛神经的幽默，让我们在撇开现实的功利性目的之后，与人性的纯粹和辉煌相遇，仿佛连伤害都披上了温情的外衣。
短篇小说《明月寺》让一个年轻的女孩在阳光灿烂的春天去看花的时候带着我们走进了山里寂静的明月寺，而我们看到的却是月光和月下隐秘而朦胧的人与事——寺院里的罗师傅和薄师傅像一对“老夫老妻”。在这里，作家不是要把我们的兴趣引向他们的隐秘，而是怀着极大的同情心去理解这两位孤独的老人。小说看似平淡的叙述，却透出最温暖的人文关怀。这种人文关怀也包含着对心灵的叩问。
短篇小说《司马的绳子》中作家把赌博写得温情有趣、诗意盎然。“赌”是司马一度不可缺少的生活支撑，他靠赌得到了美貌贤慧的妻子邢无双，而后又把妻子作为赌注输了出去，然后再赢回来。而邢无双也是在丈夫赌输的时候就住到赢家去，丈夫赢了的时候再抱着孩子回来，却“一句话都没有”。司马回城后娶的另一个妻子“上海女人”却绝没有邢无双的宽容和宁静，常常跟司马吵闹，在司马去赌博的时候声泪俱下地把他拉回来，司马竟也为此真的中止了赌博生涯。小说在尖锐的冲突中、在道德所不齿的生活中发现了单纯，发现了人对命运中的无常抑或恒常的坦然。“一物降一物”，这句民间的俗语用在这里真是恰当不过了。
中篇小说《耶稣的圣光》讲述了农民谢九为摆脱贫困和卑贱而不断挣扎、奋斗、失败以后由于心灰意冷而信仰耶稣的故事。谢九虽然解决了温饱，却摆不脱受凌辱的卑贱地位。由于不堪忍受这种压迫，他萌生了追求权力、金钱和女人的欲望。但是，他处处被动、处处受气，几乎任人宰割，最后“赔了夫人又折兵”。希望、挣扎、欲求、信念、理想，一切都成了泡影。走投无路而满腹怨苦的他，只好投身本来不信的耶稣像前，彻底放弃了欲求。通过谢九的一次受辱、两次奋斗失败的经历，小说成功地塑造了谢九这个人物形象，揭示了他投入耶稣怀抱前复杂和坎坷的心路历程。
作为一个没有半点权势的农民，连乡长的情妇都能随时欺负他、羞辱他，谢九只能任凭未婚妻被那个打狗队员摸来摸去。面对“政府”，他不敢吭一声。就农民而言，对有权有势之人的恐惧是深入骨髓的，只有获得精神的完全解放，他们才会消除这种恐惧。于是，求官成为他寻找希望的第一步。懒老头是谢九身边唯一能利用的“大人物”，因为他“当过兵打过仗，渡过长江，跨过鸭绿江，光荣负过伤”，他拿出了珍藏一生的标志着组织部长作风问题的石头，让谢九去实现理想。结果二人的悲壮努力因幼稚可笑而毫无用处。权力梦就这样破碎了，但谢九没有轻易放弃自己的金钱梦。于是，他和许多人一样，带着小竹节到城里打工去了。在那里，又一次被利用和耍弄，而且利用、耍弄他的不是别人，竟是他救过命的小学同学。从肉体到精神已经彻底阳萎的他，最后剩下的只有一个耶稣。于是他“就地取材”，投向了曾经不屑一顾的耶稣的怀抱。
令人惊讶的是，村中的绝大部分村民竟然都是耶稣的信徒。当地的民谣这样唱道：“农村形势不大好，走的走、跑的跑。月亮升起亮堂堂，老老少少上教堂。”对于绝大部分村民而言，他们生活的“宗教”是外出打工和生儿育女，精神的宗教信仰则是“耶稣”。那么他们的耶稣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其原因又是什么？
小说这样写道：有慧根的同志最后都得信仰某宗教。所谓的慧根是什么呢？拿行路打比方，慧根不是站着，也不是走着，而是躺下来准备掩埋自己。谢九自己的苦加上小竹节的苦，最后等于谢九的慧根。原因其实很简单，就是一个“苦”字，“苦”就是他们的慧根。其实，他们所需要的，并不是真正的宗教信仰，他们还没有奢侈到为“灵魂”寻找寄托的地步，而仅仅是找到了一个诉苦的地方，找到一个摆脱苦难、麻醉心灵的手段。至于大家为什么选择信耶稣教，“这个问题与耶稣本身无关，大家不过是就地取材罢了，有什么就信什么。就像特别想读书的时候，不管身边有什么书，管他娘是黄书白书黑书，只管看了再说”，“耶稣的光像法海的钵子一样罩着他们，时机一到，就把他们收进去”。圣光笼罩着所有人，投向耶稣的怀抱是他们没有选择的选择。耶稣一旦在中国落地生根，也就免不了带上浓厚的“中国特色”“乡土特色”。
信教原本出于无奈。
由谢九个人的失败，作家将笔触伸入到了农民现实生存状态的方方面面。普通农民当下的生存环境在这部小说中得以清晰地展示：他们仅仅是解决了温饱问题，至于其他方面，如：尊严、信念、精神面貌、理想、信仰、政治地位、民主权利等都处于极度贫乏的状态。一个人如果连基本的生存安全都得不到保障，当然谈不上尊严、民主。这正是当今农民真实的生存环境。摆在谢九面前的无非是两条路：一是如懒老头所激励的，去求官上进。二是如姑妈所期望的，去皈依耶稣。谢九先是实践前者，在吃了一系列的苦头之后，最终顺从了后者。这是无奈的选择。
谢九的悲剧提出了一系列重要问题。最根本的便是农民的地位和尊严问题。
叶弥柔弱的肩头竟然扛着如山的沉重。这个“家里是做企业的，经济条件比较好[50]”的女作家的确有着悲天悯人的人文情怀。
《郎情妾意》[51]依旧是关注底层小人物生活状况的小说。叶弥的目光从农村转到了城市高楼大厦背后的低矮、狭窄、破旧的小胡同，关注起生活在底层的市民的爱情生活。
下岗后的王龙官在小巷口摆开了摊子修理自行车，范秋绵要靠自己微薄的收入养一家子人。因为修车，他们在街头相遇，竟产生了情感。在窘迫的环境里，在这样两个人之间，感情是否能够存在和继续呢？他们的爱情是真挚的，但生活的窘迫也是真实而无情的。从小说中另一个人物大毛的眼中，可以看出他们之间的确存在的真挚的爱情。大毛“看不惯范秋绵和王龙官两个人酸溜溜的样子，像真的一样，玩起精神把戏来了，他们好像是全世界最懂得玩这套把戏的人。他们脸上神采焕发，脸颊红红的。他大毛一看见两个人那一模一样的红晕，就感到天晕地转，心力交瘁”。这样的爱情已经变得难得起来。但生活的现状又让我们对他们难得的“爱情”说不出话来。
小说的结尾有这样的叙述：当王龙官失神落魄地跟着大毛来到浴室，这浴室可是嫖娼的地方。“当他们经过一个房门时，一个女人从沙发上站了起来，背对着他们朝着门口走去”。她就是范秋绵。但是，老板娘挡住了她，不让她走，说一个有钱的叫于大头的人今天要来，就要范秋绵。女人落泪了说：“我真心喜欢的一个男人刚才走进来了，我不能在这里，我要回避一下。”
回避！回避什么呢？
小说的题目虽然有点俗，但内容却一样让人沉思不已。
叶弥用自己的眼光观察这个转型时期的社会中吏治腐败、信仰危机、城乡对立的日趋严重，带着同情的眼光审视民众苦难，描绘他们所处的真实世界。有评论家认为，她往往“通过凸现、扶持那些在与社会现实碰撞中焦躁迷惘、乖讹折腾、游走无助的弱小与反常，在一种冷峻戏谑幽默的叙事语调里，让它们颠覆、消解貌似强大的权威传统”。
好在叶弥习惯用轻松、幽默的笔调来化解生活的沉重，书面上的文字之冷和内心的情感之热形成鲜明的对照，不至于让我们为这个负重的江南女子提心吊胆。关注小人物的精神生活，是当下中国作家的一个重要创作视角，也是一个优良的传统。叶弥的小说为这一传统写作增添了异样光彩。
作为一个女性作家，叶弥的小说对女性生存境遇的关注不言而喻。她小说里的许多女人都生活在困窘和艰难之中，有时甚至到了卑琐和尊严丧失的境地。
《钱币的正反两面》中的梅丽在四十岁时离婚、下岗，上有老母、下有女儿，每月只有一百六十块钱的生活费；《市民们》中的过敏原本是这个南北街上“最出色的女人”，同样是在离婚、下岗之后不得不迎接并承受着无可逃脱的琐碎的重负，去面对居委会主任老许的刻薄与讥讽、年迈母亲永无止境的怪癖与唠叨、南北街上形形色色男人的形形色色的目光；《两世悲伤》中的鲍爱云虽然是拥有金钱和相当经济实力的女人，但也同样面临着背叛、争斗、猜忌和由此而来的疲惫与提防，活着本身就像是一场困境重重的突围；还有《小女人》中的凤毛、柴丽娟……
《城市里的露珠》中的女人多少有些扭曲的生命姿态，她们飞扬跋扈、忘乎所以，肆意地对待金钱和性的游戏，以张扬和放纵的态势戏弄着男性的世界。但是在这充满世纪末情绪的疯狂背后，这仅仅是隐匿在一角暗笑或者哭泣的灵魂。“我”生在一个物质欲望膨胀远远大于情感的关怀与守护的时代，却偏偏内心渴望着一种安稳和专一、纯粹又强烈的爱情体验，而现实却是少年时期的恋人强强在“我”需要帮助的时候懦弱地退缩，黄日望以近乎面首的身份同时与几个女人玩弄着情感游戏，流浪者陆行依然还是独自上路。“我”在这种种遭遇之中，一方面显得没心没肺、满不在乎，另一方面，又从来没有真正安宁过。小说揭示了“城市里的露珠”们外在的浮华生活与内心的焦躁与不安。其实她们从未真正放弃过对自我的追求。尽管这是一个充满了歇斯底里的分裂过程，但是最终“我”回到父亲的身边，甚至感慨“这种关系真好，让我不再感到世界上充满了男人”。露珠，再晶莹剔透还是无法逃脱速逝的命运。
《现在》这部中篇小说尽管将笔触伸向了过去，但是，正如标题所示，它强调的是生命的当下存在，它甚至不是对过去的回忆，而是过去本身积聚的巨大能量放在现在来爆发，是现在对过去的无声反抗。主人公全金被日本鬼子强奸后，遭到原本相爱的游击队长张怀玉的抛弃，而后又被弟弟利用。弟弟为她虚构了一个英雄的传奇故事到处演讲，并由此终于过上了幸福生活，但她自己则在投海自杀未遂后客居他乡。备受耻辱以致麻木的她，当生命处在最为屈辱的时刻，终于爆发出强烈的冲动——她要回到出生地打一张证明，证明她的确曾被日本鬼子强奸过。这个举动不只是对真相的接近和对生命疼痛的抚摸，真相和疼痛也许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全金的勇气和实现勇气的徒劳。事实上她遭遇的否定意味着生命永无填补的空白，环境的种种合力对生命的残缺表现出巨大的冷漠。最后，“她将真正像一个上了年纪的平常老妇，安静地打发余下的岁月”，终于熄灭了内心之火。这样的痛楚不被人理解，也无法诉说，只有含恨终生。
《霓裳》同样是一个凝重酸楚的故事，叶弥却用了“霓裳”这样一个华丽的题目。在那个生活艰苦的年月里，乔麦嫂因丈夫的英勇牺牲得到了意想不到的荣誉和尊敬，这尊敬在要饭妇女老葛那里几乎夸张成了偶像崇拜。乔麦嫂由此愈发自重矜持，并对老葛着意款待以示恩惠，老葛又是感激又是献媚，却也忍不住编出一些自己夫妻恩爱的谎言来向乔麦嫂炫耀，并安慰自己。两个女人尊卑分明却又各怀心事。最具讽刺意义的是，老葛最后从别人那里知道乔麦嫂以前也挨打受气，她的无赖丈夫只因为一个极其荒唐的误会才被误作革命烈士的……霓裳是什么？是乔麦嫂从妇女主任那里得到的视若珍宝的衣服？还是下层妇女顶礼膜拜的神圣的权力？或者只是一个美丽而虚无的幻象？
我常常在想不知叶弥的心中如何能够放下这么多女人的辛酸。
中篇小说《小女人》[52]推出后立即在文学圈内引起反响，这部小说虽然没有惊心动魄的故事或触目惊心的描写，但其中充溢着一股不可遏制的力量震撼着每一个善良人的心灵。
主人公凤毛是一个小人物，一个在人海里难以辨认的“下岗女工”兼“离婚女人”。在岗时，凤毛还有很好的感觉，甚至敢于和丈夫提出离婚，离婚后凤毛有“单位”，还是一个“公家人”。但凤毛很快下了岗，下岗后的凤毛在精神上完全失去了依托，她顿时六神无主魂不守舍。凤毛的无助和内心虚弱弥漫于小说的字里行间。在红男绿女的纷杂世界里，凤毛这样的“小女人”在大多数人的眼里常常是一闪而过的。然而，叶弥恰恰深入“小女人”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和情感的一丝丝颤栗，细腻、精致得让人心疼。
开篇，作家描述的是雨丝中蝴蝶拼命撞击玻璃的意象，顾影自怜的小女人凤毛随后登场。一年来，凤毛感到生活中存在一个严重的问题，她无法在生活中找到快乐。她的乐趣包括：到银行里去存一点钱，下馆子或自己做一顿清淡可口的晚餐，到商场去给自己或女儿买一件衣服，还有就是和自己的男人睡觉。凤毛所有的乐趣都平淡而真实，没有一点矫情，甚至离婚也是平淡得说不清理由。
但是，看似平淡的生活其实潜藏着残酷，随后的离婚和下岗对于一个三十岁小女人来说，生活更是充满了尴尬和失落。叶弥常常在不经意中表现生活的另一幅镜像：凤毛坐车、买菜、买衣服、看病等都要算计着价钱，开店、住房等都面临困难。作家有足够的叙事耐心，细微地揭示出凤毛在举手投足间流露出的危机、寂寞和无奈。叶弥在小说中也写到男女床笫之事，但那些点到为止的描写并不是张扬男女之间的性事，而是为了凸现人物的性格和心理变化。最后凤毛的归宿仍没有解决，这个“小女人”的命运让人久久不能释然。一个小城下岗女工兼“离婚女人”的卑微生活和瑟瑟情感如古城小巷偏僻角落的雨丝一般琐屑淡漠。
《小女人》揭示了一个小女人平凡的“信念”是怎样在生活的挤压下一步一步地萎缩，一个小女人脆弱柔软的内心是怎样被坚硬的世态挤压成干瘪的标本的。难道，只有坠落才是延续生活的主要方式？这是作家面对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普通女性——“小女人”们时的诘问。
《木枕头》[53]是叶弥的一个很小的短篇，写了一个被人称作木枕头的女人的故事。故事发生的时间只有二十几个小时，主要的纠葛发生在这个女人与她的新邻居之间。新邻居是一对年轻的夫妻，而木枕头也还不老，但她却在从小被称作木枕头的生活中日渐失去了自尊。她受到了包括她至亲的亲人的漠视与嘲弄，却在与新邻居碰面的一瞬间被激活了久已沉睡的自尊。只是，她这刚刚被唤醒的自尊又被她全心热爱着的人们冷酷地挫败了。
《猛虎》同样显示了生活中无法回避的内容。小说中的刘家母女乍看上去像一对姐妹，一样的身材，一样的短发，笑起来左边的嘴角上都有一个米粒大小的酒窝。但母亲妖娆，女儿娇憨。母亲的体态也会说话，她走起路来肩膀不动，用腰肢带着臀部扭，臀部扭得像水波一样，经常有男人在她的身后眼巴巴地瞧。母亲崔家媚是个良家妇女，虽然看上去是个荡妇，其实什么也没做过。但是她的丈夫却对她说：“家媚……有合适的人，你找一个去。”丈夫让她到外面找一个合适的男人，是因为丈夫力不从心，长年病休在家，后来丈夫得了中风。白天，崔家媚出去进行她的各种消遣，老刘就一个人呆在家里。他讨厌他女人走路的样子，他在崔家媚走进来之前，会冲着将开的屋门大叫一声：“骚。”但别人不说崔家媚“骚”。大家都很同情她。一天夜里丈夫又发病了，他向空中舞着双手，只有进气没有出气的样子。崔家媚拉开灯，从抽屉里掏出药瓶，但崔家媚拿着药的手却坚定地停在空中……崔家媚突然知道了自己这么多年来的冷静并不是冷静，只是麻木到了极点，杀了一个人，都不觉得害怕，而且谁也不会对丈夫的死亡发生怀疑。只有一个人对丈夫的死表示怀疑，就是女儿刘海香。刘海香虽为父亲的死哭得肝肠寸断，但又能如何呢？第二天晚上，刘海香回到娘家时惊奇地发现，仅仅一天的工夫，这个家就变成了一个人的家。她爸爸的照片和日常用的东西全不见了。床上换了新的枕头、被套、被单。崔家媚冷冷地看着女儿的脸：“告诉你，我要忏悔。”作家通过人物语言、动作、心理的刻画，无情地剥离了生活的面纱，揭示出人类在种种有形无形的对峙中，人人都是猛虎，人人都易受伤。
叶弥的小说把人们从万丈红尘中拉到一个静谧而幽雅的地方，你想逃避却又有诱惑，想平淡却又有冲突，不知不觉中获得了某种默契，这是一种难得的魅力。
叶弥小说的主人公始终是处于社会下层的普通人的形象，她透过他们的生活折射出了中国普通百姓生活的现实。在她的笔下有着各式各样的人物群落，或是孩童、或是老人；或是柔弱女子、或是痞子青年；或是骗子、或是赌徒，他们身上无不携带着来自社会底层的声音与气息。叶弥将各式各样的小人物置放于特定的时空与生活情景之中，从他们日常的生活琐事入手，去捕捉他们柔软而又微妙的内心情感变化的瞬间，刻画他们在环境与命运的挤压之下的生命走向，从而圆满的实现了“典型环境中典型人物”的描写。
正如叶弥自己曾说的那样：“我从来不敢轻视看似普通甚至落魄的人们，他们身上的光彩比我们想象得多。”她用自己女性独特的眼光来审视在人文关怀日渐式微、社会伦理混乱和价值操守丧失等转型期中国所出现的问题，她以善良、温情的口吻讲述着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一个个普通人物的成长故事，并通过他们成长中价值的迷失和艰辛的找寻，显现出对平民人生的人文关怀。她习惯用轻松的、幽默的笔调来化解生活的沉重，使表面上的文字冷峻和内心的情感炽热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如果把她的作品放在同代的作家中相比的话，我觉得叶弥的小说创作更踏实、豁达、从容、大气。她的小说能够进入到故事内在肌理的细密隐幽之中又不失超拔的想象和意蕴。她的小说超出了我们对一个女性作家一般的通常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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