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我家屋后的老榆树》
我家屋后的老榆树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我家屋后有一棵高大的老榆树，它的主干很粗，恐怕一个大人张开双臂都环抱不过来。那棵老榆树如果存活至今日，起码也得有百年的历史了。
那棵老榆树，距我家大约有六七十米左右。它就长在我家后园墙外西北角的壕沟边上。老榆树的西侧是一片果园，东侧有一条南北向和东西向的车道，这棵老榆树正巧就长在这两条车道交会处的西侧。它高高地站立在那里，不管严寒酷暑，不管风吹雨打，都从容不迫地挺立着，它就好像是一个路标，在长年忠实地履行着它的职责。看到它，你就可以找到我的家了。它又好像是一位饱经岁月的老妇，历尽沧桑，尝尽了这人世间的酸甜苦辣。它每天静静地站在那里，久久地凝视着这南来北往的过客，记忆着这人世间的人情冷暖与悲欢离合，它也似乎在这里守望、期待着什么。
每当春天到来的时候，在大地母亲温暖的怀抱里，枯萎的小草长出了嫩绿的叶芽，那些杨树、柳树们也长出了翠绿的叶片，到了这个时候，那棵老榆树也开始抽枝发芽了，当那稚嫩的叶片还没有完全舒展开的时候，不经意间就在那柔软的枝条上又长出了串串的榆树钱儿来，它们一个个有黄豆粒般大小，扁扁的、圆圆的，呈浅绿色，乍一看上去，就好像是一个个小小的圆扇聚集在一起，远远看上去毛茸茸的。春风拂来，那一串串的榆树钱儿就轻轻地摇曳着，显得玲珑剔透、婀娜多姿，那串串的榆树钱儿是既好看，又好吃。那味道有点甜丝丝的。
春天里，我和哥哥还有邻居家的祥子、二胖哥俩，还有其他几个我不熟悉的十几岁的男孩子经常在树下玩耍，他们三三两两地经常去爬树。他们在树下把鞋一脱，光着脚丫子，两手抱住树干，然后两脚蹬着树，弓着身子往上使劲那么一蹿，就能往树上爬一米多高，然后两手再往上攀一下，两只脚再使劲蹬一下，就这么反反复复的几下子，人就爬到树冠上，然后他们再去撸那串串的榆树钱儿或掰几串带有榆树钱儿的枝条。我则站在树下瞪大了眼睛向上张望着，有时也为他们担心几分，生怕他们一不小心从树上摔下来。榆树上还有几个很大的鸟巢，他们还经常到树上去掏鸟巢里的喜鹊蛋。
到了炎热的夏天，这参天的老榆树枝繁叶茂，就好像是一把巨大的绿伞，绿绿的叶子便遮住了树上的鸟巢。此时暖风吹来，那老榆树的叶子便随风荡漾着。中午时分，火红的太阳照射在地面上，烤得人火辣辣的。奶奶有时便带着我和儿时的小伙伴们在这老榆树下纳凉、玩耍。此时细碎的阳光从茂密的树冠上透射下来，光影便一朵朵地斑驳在我们的身上。
秋天里，老榆树西边的那片果园里，红红的苹果挂满了枝头，满园硕果飘香。在这棵老榆树下，我还经常看到一位老人坐在石头上，他背靠着大树，手里握着一把镰刀，他就是在这片果园护青的韩爷爷。他坐在道路口，防止闲人闯进这片果园，以免孩子们去果园里偷吃苹果。有时候，他背靠着大树，眯缝着眼睛，优哉游哉的，好像是什么都没看，又似睡非睡，在尽情地享受着这秋天丰收的喜悦。
冬季里，这株老榆树的叶子全脱落了，只剩下主干身躯和向上伸展的侧枝，还有那几个用树枝或树叶垒成的鸟巢，远远看上去，就像是几个大绒球高高地挂在树上，不管冬日里的北风怎样呼呼地刮，树枝怎么拼命地摇摆，那几个大绒球就好像是长在树上一样纹丝不动，而那鸟巢里的几只喜鹊则叽叽喳喳地叫着、跳着，间或飞来飞去，仿佛是要与这严寒的冬季抗争似的。
记得那一年的深秋，大概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初期吧，那些树们的绿装已经退色，而那棵老榆树的叶子依然似夏日般的翠绿。有一天，天气特别晴朗，秋高气爽，蓝蓝的天空中飘浮着一朵朵白云，我的十多年没有音讯的老姑突然间回来了。她就是找着了那棵老榆树，才找回家的。
提起我的姑姑，说起来话长。解放前，我的姑姑嫁给了本村的一家姓陈的小伙。听妈妈讲，姑父那时在长春做事。婚后，姑姑就随姑父去了长春。那时姑父的薪水还能养活姑姑，夫妻恩爱，生活还算可以。可是好景不长，就在长春被困那年，姑姑、姑父就再也杳无音信。解放后，也没有姑姑的消息。这一晃十多年就过去了，我家非常挂念姑姑和姑父，都以为姑姑没了。妈妈也时常讲起姑姑，也曾找人算命打卦，都说姑姑还活着，我们却没有姑姑的一点音信。大家都以为姑姑不在了。姑姑的突然到来，自然让全家人都非常地惊喜，对于我来讲，更是高兴得不得了，那真是天上掉下来个姑姑，于是我便成天围在姑姑的跟前。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姑姑那年回来，大约有三十几岁，她穿着带大襟的棉袄，缅腰的棉裤，头上梳着个纂，看上去能有四十多岁，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北方农村家庭妇女。姑姑一进屋，看见奶奶和妈妈，她哭了，“真的是回家了，好像做梦一样。”接着她又说，“我是找着那棵老榆树，才找回家的。”当晚，姑姑便给我们讲起她的经历。
追溯历史，一九四八年年初，长春被国民党郑洞国的十万大军所占据。根据毛泽东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及其战略部署，为迎接更大战役的到来，我军一纵、六纵和三个独立师将长春团团围住。长春围困战役就这样拉开了序幕。根据东北局下达的攻打长春的总方针、总部署。对长春守敌实行“久困长围，政治攻势，经济斗争”。我围城部队在长春城外方圆五十里的地面上形成了一个封锁区，筑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城外之城”，十万敌军遂成了瓮中之鳖。
其实“瓮中捉鳖”谈何容易。驻守长春的敌人有十万之众，其中就有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新七军，有所谓“远征军”、“王牌军”之称。围城之初，敌人比较嚣张，小股部队经常出来袭扰抢粮，准备固守。后来他们越来越感到问题的严重性。大概是以为固守孤城实在是坐以待毙的下策吧，于是他们开始做一些试探性的突围。有几次还有相当的规模，但都被我军打退。八月十六日，根据总部指示，我军又压缩至距长春城约二十里的地方。又调集十几个独立师为二线兵团，在公主岭、梅河口一线，将长春重重围住。
九月，北宁线上的锦州之战打响了，我军进军的号角震撼了蒋家王朝，同时也使长春孤城的敌人濒临绝境。敌人几次想突围都被我军击退，突围计划遂成泡影。此时的长春飞机不能降落，步兵不能突围，内外联系中断，真正成了一座死城。
困守孤城历来为兵家所忌，郑洞国率十万敌军要想在长春城内生存下来，吃饭活命成了最起码的条件。围困之初，敌人经常在长春城外的村庄里抢粮抢柴，储存起来以备后用。长春城外方圆三四十里的中间地带，无一村庄幸免。粮食都被抢走，老百姓留的种粮也全被搜刮掉。许多房屋被拆，木板木梁当柴烧，只剩四壁，房上的草也被拉进城去喂马。后来，我围城部队日益向前压缩部署，距敌越来越近，一旦发现敌人出来，就被我军给打回城去。
在这种情况下，敌人便加倍地搜刮城内五十万的无辜居民，将城内的粮食，包括麸子、糠、枇、豆粉等等搜刮殆尽。敌人为了减轻缺粮的压力，缓和矛盾，还采取了恶毒的“杀民养兵”政策。他们将骨瘦如柴的长春市民成群结队地驱赶出来，这对我军部队压力很大，我军既要完成围城封锁任务，又要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既要粉碎敌人的恶毒阴谋，又不能让成千上万的老百姓饿死。为此，我方专门设立了难民处理委员会，在前沿和后方设置了大大小小的难民收容所，有计划地收容难民。
由于我军实行坚决的军事打击和严密的经济封锁，使长春成了一座孤城、死城。敌人内外交困，哭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士气大跌，军心浮动。在这种情况下，我军展开了强大的政治攻势，敌人内部开始分崩离析。
十月十四日，我军总攻锦州之役开始，经过三十一个小时的激战，锦州之役大捷。十五日，老蒋要郑洞国立即突围。长春守敌因数次突围失败，自知突围已是飞蛾投火，即使有幸突围出来，这支饿兵困军也必在半途被我军层层截击歼灭。因而也无心再做这种愚蠢的尝试，最后郑洞国率部投诚。
就这样，敌我双方在长春对峙了五个月之后，在我军胜利进军的凯歌声中，长春得到了和平解放。
这就是历史。然而战争是残酷的，在战争中最苦的还是老百姓。我的姑姑和姑父就是被国民党驱赶出城的千千万万的难民中的一个。在城内，他们亲眼目睹和经历了成千上万居民的房屋被国民党拆毁，粮食被抢，树木被伐，柏油路被掘。许多人饿死，病死。有的街道尸首横陈，无人埋葬，一座好端端的城市变成了一个阴森森的世界。
逃难途中，姑父连饿带病死了。只剩下饿得皮包骨头的姑姑。这时姑姑已经站不起来，不能走了，只能是爬行，到后来她爬也爬不动了。已经几天没有吃东西了，她连睁眼睛的力气都没有了，好像睡着了似的，但耳边还能听到人的说话声。听姑姑讲，那是一个漆黑的夜晚，也许是求生的欲望和凉爽的夜风吹醒了她，她拼命地向前爬呀，终于爬出来了，被一家姓史的人家给救了，他们熬小米粥把姑姑给救活了。解放后，他们又给姑姑找了个人家。那男人大姑姑十几岁，脾气暴躁。婚后，因姑姑在长春被困饿得不能生育，便抱养一个女孩叫虎姐，大约比我大三岁。
那年姑姑回到老家在我家住了一个多月，便又回到了吉林怀德县那个地方。临行前，妈妈给姑姑带了一些土特产，如地瓜、苹果等和一些旧衣裤。相比之下辽南这个地方还是比较富裕的。姑姑所在的那个地方是一个产粮区，虽然粮食不缺，但一年干到头只能收入几十块钱。就这样，在以后的日子里，姑姑又和我家书信联系起来，每年秋后她都要来一次，每次来，姑姑都要带上一小袋葵花子，大概那儿产这些东西吧。
转眼或许是第二年或许是第三年，我已记不清了。我只知道是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三两粮嘛，我们这个地区缺粮，瓜菜代，人都饿得不行了。在一个冬季，姑姑来信说，要接奶奶到她家去住些日子，她说那儿粮食不缺，能吃饱饭，爸爸妈妈商议后，便同意了。在家时，奶奶每顿能吃两二大碗饭，奶奶个子高，能吃。听妈妈讲，奶奶出身贫穷，年轻时曾像男孩子一样给人家放牛，没裹小脚，长着一双大脚。结婚后不会盖被子，因为旧社会家穷没有被子盖，睡觉不脱衣服，就算是盖被子了。现在又赶上了三两粮，奶奶在我家也吃不着啥好的，吃饱饭都成问题。那个时候，我的哥哥正好在矿山工作，会餐时，五个丸子舍不得吃，用筷子穿起来带回家。妈妈给奶奶分两个，爸爸两个，小弟一个。妈妈说，奶奶年岁大得吃，爸爸干活重得吃，弟弟小得吃，就这样给合理分配了。那时候，奶奶的身体很硬朗。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奶奶临行前的那个下午，还挑了一担水从后园大井那绕着道走到前院回来。奶奶这辈子就是愿干山上的活，她有力气，不愿闲着。为挑水这事，还被妈妈说了：“你要是摔着了，磕个好歹咋办，有儿子，有孙子，这活还用你干？”也许是奶奶要走了，也恋恋不舍这个家吧。
姑姑带奶奶临走时，妈妈给她带了一些钱，嘱咐姑姑：“若你家粮不够，就用这钱再买些粮，吃好吃坏不说，千万别饿着，奶奶能吃，不行就让奶奶早点回来。”姑姑说：“嫂子你放心，高粱糊涂准让我妈喝个饱。”就这样，姑姑带着奶奶坐火车去了她家。奶奶走后，我们家里似乎缺了点什么，冬季天短，一晃一天就过去了。转眼，奶奶已走了近二十天，还有十来天就过年了。
一天，天气很冷，呼呼的北风刮着，我刚吃完晚饭坐在窗前，脸朝窗外望着，忽然望见院门外有两位老人向我家走来，待这两位老人进屋，我们全家人都惊呆了，一位是我的姑父，另一位拄棍子的是奶奶。此时，奶奶都已经瘦得认不出来了。奶奶走时，虽然是七十二岁的老人，但是身子骨硬朗，都能挑上一担水，这二十天没到，怎么回来时走路都得拄棍子了呢？嘴角还摔破了，流出的血滴在衣襟上，嘴肿得老高。见到奶奶这个样子，我们全家人都非常难过，看到奶奶嘴角上流的血，我的心好像也在流血。正巧，爸爸那天去城里买煤回来得很晚，当爸爸一进屋看见奶奶被折腾成这个样子，他难过地站在堂屋地的中央，背着我们擦眼泪。
姑父是第一次来我家，妈妈也不好当面说什么，看到奶奶瘦成这个样子，妈妈心里说不出是个什么滋味儿，急性子的妈妈好容易忍了一夜没问。第二天妈妈便问奶奶，按理说女儿家有粮食，在姑娘家（即女儿）若是能吃饱饭的话，也不至于瘦成这个样子。你在那是吃不饱，还是生病了？如果是吃不饱，家里又给姑姑拿钱了，还可以去买粮啊！但是不管妈妈怎么问奶奶，奶奶就是不吭声，姑父则躺在炕梢装睡，妈妈不禁生气地掉下泪来。
第二天晚上姑父临走时，又向我家借了四百五十元钱。待姑父走后，妈妈又开始问奶奶：究竟你在姑娘家怎么能瘦成这个样子，是不是姑姑家虐待你，不给你饭吃？这时奶奶才开口说出真话。原来，奶奶到姑姑家后，头两天每顿给两碗粥饭，后来嫌奶奶能吃，每顿只给一大碗，再后来说家里没有粮了，每顿只给一小碗粥饭。奶奶说，家里拿的钱被姑父给放出去了。一次趁姑姑全家人不在时，奶奶下地去掀米柜子，看见还有几袋粮食放在那儿，姑姑家只是嫌奶奶能吃，每顿饭不给多吃。就连火盆里烧几粒黄豆，奶奶捡一粒吃，虎姐都不让，说奶奶没有份儿。
就这样，奶奶在姑姑家住了不到二十天就回来了。由于奶奶年岁大了，人饿得都脱相了。加上又坐了一天一宿的硬座火车，腿软得刚下车就摔了一跤，嘴唇都磕破了。一路上，姑父再三叮嘱奶奶回家后什么也不能说，不然，哥哥嫂嫂好不乐意了，就这样，在姑父面前，不论妈妈怎么问，奶奶就是一声不吭，奶奶还说，在炕上姑父装睡时还拿腿碰奶奶，暗示奶奶不要说。
那年“三两粮”，又赶上春天，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这真是穷汉子赶个闰月年，越瘸越拿棍儿点，人都饿得不行了。但妈妈是一个心眼好、心地善良的儿媳妇，家里不论有什么好吃的，都是让我的奶奶先吃，让她能多吃一点。可自从奶奶从女儿家回来，不管妈妈怎样精心地照料和调理，奶奶终究没有躲过那一劫，回家后过完春节不多日子，奶奶便走了。奶奶走的那天，天阴沉沉的。每当我回忆起那个时候，伤痛便填满了记忆。
奶奶之死谁之过？奶奶之死谁之错？岁月给我留下不解的迷茫，我多想留住奶奶，留住那时光里的春天。
那年的春天也好像格外长，春风没完没了地刮个不停，刮得让人心烦。而那些树们则依然是青枝细条，而后又渐渐地变绿发芽。我家屋后的那棵老榆树又不声不响地长出了榆树钱儿。此时，不仅孩子们上树去撸榆树钱儿，就连大人们也爬到树上去撸榆树钱儿，用这榆树钱儿来做菜饼子、菜粥，度过那个春荒。到后来，就连老榆树的树皮也被人们拿镰刀给扒个精光，从树下一直扒到树上，白花花的让人看着就心酸，它也是有生命的呀！它身上也一定会很疼吧！人们将扒下的树皮掰成小块，然后晾干，再磨成粉面掺在粥里，这粥便呈棕色的糊状，含在嘴里直打旋，苦得难以下咽。
再以后，那棵老榆树也像奶奶一样没有躲过那一劫，它也枯死了。后来又不知是谁竟将它给锯了，最后连根也给刨了。就这样，在那个非常时期，那棵老榆树也光荣地献身了。
那个时候，我们国家的经济遇到了暂时困难，国家不依靠外援也没有外援，既要还外债，又赶上了国内三年自然灾害，所以才造成了老百姓吃“三两粮”的困难时期。
而今，我国已成为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人民丰衣足食，安居乐业，在构建和谐社会中，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显得何等重要啊！
愿我们的国家永远长治久安，愿我们的人民永远安康幸福！
（王家芬）
公公
玉秀的公公已经去世五年了。玉秀的父亲与公公同龄，如果公公能活到今天的话，那也是八十七岁高龄的老人了。每当玉秀看到父亲，她就会想起慈祥善良、和蔼可亲的公公。然而，这身影是永远也看不到了。玉秀的父亲性格内向，话语极少，骨子里多少有一些农村旧时代的大男子主义。玉秀小的时候，父亲也从来没有抱过她一下。待儿女们长大后，玉秀的父亲也极少和儿女们在一起唠唠嗑、说说话。在孩子们面前总保持着他那种父亲的威严。可是玉秀的公公就不一样了，他性格开朗、豁达，平易近人，表面看上去他好像粗粗拉拉，却是粗中有细，是一个大事不糊涂、小事也能干的人。
玉秀的公公将近八十岁的时候，他的思维仍然很清晰，思想与时俱进不落伍，每天看电视、听新闻，关心国家大事；平时说话得体，逢人不笑不说话，村里人都叫他“人精”。玉秀的公公知道儿子、儿媳在外面工作都很忙，待儿子、儿媳们回家过节时，公公总要问他们一些工作忙不忙之类的话，非常理解和体贴孩子们，也从不把儿媳们当外人，几句话就把人说得心里热乎乎的。也许是自己的父亲不爱说话，遇到了会说话、会处事的公公，玉秀从进公婆家门的那时起，就打心眼里愿意与公公聊天。于是，玉秀从公公那里知道了公公家过去生活的艰辛和不易，也知道了很多关于公公的陈年往事。
岁月留痕，大爱无疆。玉秀公公的经历，也经常成为儿女们每天茶余饭后的话题。玉秀的公公在七岁的时候，他的母亲就去世了，后来他的父亲又续弦娶了继母。公公家姊妹五个，他在兄弟中排行老三，身下还有一个妹妹。后来玉秀公公的父亲也去世了，从此以后，玉秀公公的大哥就像父亲一样照料着他们弟妹几个。尽管家境不好，家里还是供玉秀的公公读完了高小，待长大后他便去给地主家扛活，尽管起早贪黑地干，为家里挣得几石粮食补贴家用，但家中的日子也只是刚刚能填饱肚子。
日本鬼子侵占东北那年，玉秀的公公被日本人抓去当劳工，那时叫勤劳俸伺，到鞍山附近的一个地方去修筑铁路。干的是牛马不如的繁重活，吃的却是橡子面做的窝窝头，吃不饱不说，还要经常挨打受骂，后来他得了火痢拉，瘦得皮包骨头，连路都走不了，更不要说干活了，而监工的工头却说他是在装病偷懒，还打了重病在身的他几个耳光。后来看他实在不行了，便通知家里来领人，是他的大哥连夜赶去，背着他穿树林，越高粱地、苞米地，摸着黑，连夜赶了二百多里路，才将他救回家。回家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调养，玉秀的公公才慢慢地恢复了健康，总算是从虎口里捡回了一条命。
玉秀的公婆生育了八个儿女，其中六个儿子，两个女儿。听玉秀的公公讲，婆婆是他打小的同学。那时婆婆书念得特好，念小学时连跳两级，家又是临村的，互相知根知底。长大后经人介绍，公公便与婆婆成了亲。玉秀的婆婆在家是独生女儿，父母很疼爱她。而玉秀的公公忠厚老实、性情温和，人品又好，女儿找到这样的女婿便终身有了依靠，因此，玉秀公公的岳父、岳母对这门亲事很满意，对玉秀的公公也非常好，用玉秀公公的话来说，“那是‘无可无可’的”。于是便挑选个吉利日子，玉秀的公公和婆婆便结婚了，婚事还是玉秀公公的大哥一手操办的呢。
婚后，玉秀公公和婆婆的生活是美满幸福的，以后有了大儿子。一年后的一个晚上，玉秀的婆婆起夜，在门口被冷不防蹿出的一条大白狗给吓了一跳，当时吓得婆婆“妈呀”一声，这意外的惊吓使她精神有些失常。那时，玉秀公公家的生活也不富裕，没有钱给她治病，玉秀的公公也就这么将就着婆婆一辈子。平时，有病的婆婆只能做个家务活，家里家外的事情都是玉秀的公公一个人在扛着、忙着。遇到难心的事，他就去找大哥大嫂商量。
一个男人带着一个病女人，还拉扯着八个孩子过日子，在那个贫困的年代，生活该是怎样的贫困、清苦，便可想而知了。
“孩子们小的时候，要吃的要穿的，过年每人总得添上一套新衣裳吧，可孩子们长得快，待到秋天时，孩子们穿的裤子都成了吊腿的登登裤。冬天，新旧不说，每人都得穿上棉袄、棉裤吧……嗨，那些年，也不知道是怎么过来的，就好像是做了一场梦。好在有岳母帮助照料孩子和家务。”每当玉秀的公公讲起这些，他很感激已瞑目在九泉之下的岳母。
玉秀的公公曾对玉秀说：“那时候，我每天放工回来，一走到大门口，我那脑袋就‘嗡’的一声。”玉秀能够理解，在那个贫困的年代里，一般人家都不好过，更何况像公公这样的家境，那生活就更难了。
生产队没解体那会儿，玉秀的公公在生产队当队长。他为人诚实、厚道，没有私心，是一个懂农业的老把式，受到老百姓的拥护和爱戴。他在生产队当队长时，把队里的生产搞得不错，年底分值也高，成了十里八村远近闻名的富裕队。同时他还尽力为老百姓办实事、谋福利。那时，因为村子坐落在凤凰山的南坡脚下，家家户户吃水困难，一遇有旱情就吃不上水，浇菜就更谈不上了。于是玉秀的公公请来勘探队搞测量，给村里打了两眼六十多米深的水井，并给家家户户安上了自来水，从此，全村的老百姓解决了吃水难的大问题。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农村是很少有用上自来水的。除了吃水，还能浇菜，而今家家户户喝着清凉、甘甜的自来水，人们饮水思源，更加怀念那位德高望重的老队长。
玉秀的公公为了队里的生产起早贪黑地忙着，也顾不了自己的小家，家里只有病老婆在操持家务，如果她要是犯病了，饭也就不能做了。家里的活计也就得由公公干了。虽然家里过得非常贫穷，然而，玉秀的公公在教育子女的问题上却毫不含糊。他不许孩子们动队里的一草一木，没有粮食吃就是借也不能去偷，因为生产队里的财产都是集体的。公公的无私，博得了百姓的信任，生产队长是连选连任，一次年终改选，玉秀的公公想不干了，好腾出一些精力照料一下家里，可是大家选了三天三夜，最后还是玉秀的公公当队长。因他办事公道，认真负责，在队长任上他一干就是二十多年，生产队解体后，大家又推选他看护村里的自来水井。
在外面忙完公家的事，回家还得操劳家里的事。说这话那可是三十年前的事了。一九七九年盛夏的一天，玉秀家所在的村上演皮影戏，玉秀的公公看皮影戏时巧遇玉秀的妈妈，那时，玉秀和他的三儿子大山还没结婚呢。两位未来的亲家公和亲家母唠起了家常，公公说在这个家里，他是“出门戴上帽子是老爷子，进屋摘下帽子就是老太太”。当玉秀踏进这个家门的时候，才深刻地见证了这句话的深刻含义。为了这个家，玉秀的公公是既当爹又当妈，操劳了一辈子，那真的是不易啊！
玉秀结婚后怀孕休假到医院去做完检查，就连检查结果胎位不正，也只能是硬着头皮去跟公公讲，因为婆婆有病不拿事，没有办法呀！尽管家里贫困，玉秀的公公那也是咬紧牙关克服困难，尽量让孩子们多念些书，谁能念都供。于是大儿子“文革”前念到初中毕业。“文革”后，中学设在家门口，赶上的都念到了初中毕业，赶上高考的又都参加了高考。四儿子读到了中专，好在学校离家近。六儿子聪明，但读初中时与老师闹矛盾，经常旷课不上学。后来玉秀的公公知道了这事，有时在吃饭时，他训斥六儿子建国，为这事婆婆还护着六儿子。大儿子建业也被性格极好的公公训斥过。后来，孩子们逐渐长大了，日子过得也渐渐地好了，但玉秀的公公没有忘记国家这个大家，他积极响应党的号召，送儿子当兵去保家卫国。他先后将自己的三个儿子送到部队里去锻炼成长。大儿子、老儿子当兵复员后先后参加了工作，老儿子参加工作后走上了领导岗位，现在已当上了厂长；三儿子在部队提干，一干就是二十七年，当上了武装部的政委，后来转业到地方工作。儿子们都出息了，老父亲自然是喜上眉梢。
孩子们虽然都长大了，但那何尝不牵动玉秀公公的心。一九七九年春节前，三儿子大山没有回家，老父亲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三儿子三个月没有来信，老父亲能不着急吗？过了正月十五，老父亲惦念着三儿子，便打算到部队去看看，就在这时，三儿子大山回家了，原来三儿子在部队得了病，年前到外地住院去了，病好后才赶回家来。那个年，因为三儿子没有回来，玉秀的公公连年都没有过好。真是儿行千里“母”担忧啊！
老儿子当兵的时候，玉秀的公公已经是六十好几的人了，但他仍然利用冬季，忙里偷闲坐船跨海到青岛的海军部队去看望老儿子，关心他的身体、学习及成长进步情况。
随着儿女们的长大，玉秀的公公就总有操不完的心。常言道：“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个家八个孩子八桩婚事，这心也是够老父亲操的。
大儿子建业当兵回家探亲时经人介绍，与邻村大李庄的秦家姑娘订了婚。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村也就这么个规矩，本人和双方老人都没有什么意见，这个婚事就算是定下来了。后来建业从部队转业到青海安排了工作。半年后，大儿子突然来信说要毁掉这门亲事，具体也没提什么原因。这时秦姑娘找上门来，这下可急坏了老爷子，玉秀公公心想，这哪是咱这根本人家办的事啊。于是他叫来正在读初中的三儿子大山说：“赶紧给你哥去信，狠着点写，就说这门亲事不能黄。”大山听后便按照父亲的意思给大哥写了信，最后大儿子建业还是依从了父亲。多少年以后，大哥在和三弟谈论自己的婚姻话题时，三弟大山才知道，那时大哥的单位有一位姑娘相中了大哥，她人长得不错，又是城市户口有正式工作，两人结婚后又能生活在一起。三弟以父亲口吻的代笔信，动摇了大儿子建业悔婚的决心，于是便结束了那段恋情，只把它当作自己的一段美好回忆而珍藏心底，回到家乡同秦姑娘结婚了。为了解决两地生活的困难，他无奈从青海调回家乡，在家乡的供销社工作。
老大结婚了，老二还没有对象呢，那年二儿子建家已经是二十七岁的人了。他因为小时候生病发高烧抽风，没钱医治，此后便落下了嘴有点歪的毛病。因此，玉秀的公公对二儿子的婚事很着急。可建家却嘴硬地说：“玛，我这辈子不结婚了，你老了我养活你（满族人管父亲叫玛）。”儿子越是这样说，当爹的心里就越不是滋味，心里就越发着急。那个年代正常人家找对象都难，何况自己的二儿子嘴还有点毛病，找对象就更难了，你说这当爹的心里能不急吗？那要不急才叫怪呢。
心肠热的本家三叔给建家介绍了个对象，荣姑娘是复县桃花沟村的，那年才十九岁，人长得也端庄，只是气管有点不好，但那也不是什么大毛病。相亲时，姑娘的母亲因男方家哥们儿多没有房子，于是便向媒人提出想要三间房。对此，玉秀的公公是满口答应，他心里想，只要是二儿子能娶上媳妇，提出什么条件都成，三间房不成问题，慢慢来一定能给。就这样，当年底，二儿子建家便结婚了。给女方的彩礼玉秀的公公也是很大气，给了女方二百元钱，一九七四年那时，当地还没有这么个价码的。
二儿媳娶到家里了，玉秀的公公总算是松了一口气，至于答应给三间房的事，那还得慢慢来，“面包总是会有的”。给二儿媳妇三间房这个事，当时在村里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几年后，当玉秀坐公共汽车回婆婆家，在车上遇到本村熟悉的人在一起闲唠时，那个人还当玉秀说起公公曾答应给二妯娌三间房的事，这是真有其事。玉秀的公公在当时那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那时就连正常过日子都很困难，家里哪有条件盖房子啊，也只能是全家在一起挤着住吧，盖房子的事以后再慢慢地来吧！
但是玉秀的公公也没有忘记这件事，房子虽然没有力量给盖，但在其他方面还是能帮就尽量帮上一把，这也算是一种补偿吧。那时二儿媳的父亲早已经去世，她母亲带着三个儿女，在那个穷山沟里过日子也是挺难的。于是玉秀的公公便托人想办法，将二儿媳的两个弟弟的户口，从原来的穷山沟迁到了比较富裕的公公所在的生产队。那时玉秀的公公将生产队搞得还很不错呢，在公社也是数得着的富裕队。日后，这两个弟弟都盖了新房，结婚成家立业后，也一直不忘玉秀公公的恩德，逢年过节的时候，总是要去看望一下玉秀的公公。
看到这哥俩儿过上了好日子，人们议论着，这不比那三间房还值钱哪！三间房也换不来呀！但玉秀的公公却从来不提这个事儿，感觉亲戚之间互相帮助那是应该的。再后来，二儿媳也不提这三间房的事了，二儿媳妇也是很通情达理的，这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只要说这件事不是自己编的就行了。
一家十几口人，挤在五间房子里，那也实在是太挤了。几年后大儿子、二儿子都已分家另过。那一年，二儿子建家到山上拾柴火，爬到树上去折干树枝。一不小心，他竟然从树上掉了下来，将头部摔伤，头疼得厉害，附近的医院根本看不了。于是玉秀的公公便带着二儿子、二儿媳和孙子，坐火车来到了沈阳医大。经过医生的仔细检查和一段时间的精心治疗，便痊愈出院了。治好了二儿子的病，玉秀的公公又顺便到苏家屯下车，到那去看在部队当兵的三儿子。孩子们就是老人永远都忘不了的牵挂。
大儿子回家乡工作后不久病了。一天他突然腰酸背痛，爹一声妈一声地叫个不停，家里人也不知道是怎么了。玉秀的公公知道后就像母亲一样，急忙赶到大儿子的家里，一边给儿子搓背一边说：“你妈妈有病，不能来看你，爸爸给你搓搓。”接着又赶忙送他到县医院去治疗。在大儿子住医院期间，玉秀的公公一伺候就是半个月，六十几岁的老人，腿和脚都控肿了。为了儿女们，玉秀的公公那真是操碎了心啊。
就在大儿子住院期间，别人给在县城工作的四儿子建功介绍了对象，但四儿子建功不太中意，此事也没有定下来，可勇敢的张姑娘竟然来到县医院找到玉秀的公公，想让玉秀的公公再劝劝儿子，老人被这位痴情的姑娘所感动。过后，玉秀的公公对玉秀说：“要不就再劝劝四儿子，就这么地？”玉秀的公公思想是开明的，在儿女们的婚姻大事上，只要是孩子们自己同意的事情，他是绝不拉后腿的。
三儿子的婚事是在乡下的农村办的。按照当地的习俗，婚后三天回门，正赶上三儿媳娘家有事儿，第二天便得回娘家，问公公有啥说道没有，开通的公公说“什么说道都没有”。三儿子结婚了，又了却了老父亲的一桩心事。三儿媳在城里工作，只有在节假日时才能回家，她又不会做什么，但公公一家从来不挑剔。三儿媳不会做饭菜，只能做些扫地、抹灰、洗碗之类的活。结婚第二天，三儿媳正在打扫卫生，擦锅盖时，玉秀见公公就像婆婆一样，蹲在灶坑前，用他那双粗笨的大手，用硝灰一下一下地擦着一个小瓷盆，好像是一位慈祥的母亲，这一形象永远留存在玉秀的记忆里。
玉秀结婚后第二年春节，是在公公家过的，那时她已经怀孕六个多月了，丈夫大山过完春节后要返回部队，准备带玉秀到部队上去住几天。临行时的那天天气特别冷，是二哥赶着马车送到火车站的。上车前，玉秀的公公把车上放干草的袋子平了又平、拍了又拍，让玉秀坐在上面，像母亲一样心细。公公那种慈母般的父爱，顿时使玉秀幸福的暖流涌遍全身，令玉秀至今难以忘怀。虽然婆婆身体患病，不会做这些事情，但公公这种慈母般的父爱也绝对是天下少有的。
玉秀的公公近七十岁的时候，按理说应该好好地享享清福了，可他就是闲不住，见五儿媳上山劳动孩子没人带，便主动要求给他们带孙子、孙女。爹养爹亲，娘养娘亲，五儿子的两个孩子对爷爷的感情就是不一样啊。
大山的姐姐比大山大两岁，因小时候家境贫寒，小学没读完便辍学了，那年她只有十四岁，因为母亲有病，她很早熟，像个小大人。小小年纪就在家里帮助母亲操持家务，在家里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活。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父亲在队里忙，家里无暇顾及，财经大权便由姐姐把持。其实哪有什么权哪，只是多了一份责任，无非是收管一下当时的布票、证券之类的东西，帮助母亲给兄弟姊妹们多做一些针线活罢了，那种艰辛也是同年龄的孩子所没有尝到的。待日后大山的姐姐学会了裁剪，更为她给兄弟姊妹们做针线活提供了方便。
大山的姐姐也可以说是为了兄弟姐妹做衣服方便才学的裁剪手艺。因为她念书时小学还没有毕业，当然有关分数的课程也没有学着，在学裁剪时就遇到了困难，因为在裁剪的计算中，要用到分数的知识。但是她在学裁剪时却没有被困难所吓倒，经过自己的积极努力，最终她还是学会了裁剪技术。结婚时，父亲考虑到大女儿会裁剪，又会做缝纫活，日后能为孩子们做衣服提供方便，同时也考虑到大女儿因为母亲有病辍学，书没念多少，感到愧对大女儿，便陪送了一台缝纫机。一九七四年，在那样困难的家庭，在别人看来这陪嫁似乎是奢侈了些。等玉秀结婚的时候，大姑姐和小姑子都已经结婚了。玉秀结婚后听说了这件事，对公公的这一做法很理解，感到这没有什么可挑剔的，是情理之中的事。婆婆有病不拿事，公公毕竟是公公，公公对大女儿稍偏爱一点，也是可以理解的，而大姑姐有这种精神，就更是难能可贵的了。
玉秀结婚后，也习惯把大姑姐当成婆婆来看待。听大山说，他刚提干时部队服装没发下来，是姐姐将他的战士服改成了干部服。四弟读中专时，因为没有棉裤过冬，闲说的一句话被姐姐听到了，姐说：“我给你做条棉裤。”不几天，姐姐便给四弟做了条棉裤，至于给弟弟妹妹们做的其他的针线活那就更多了。后来，弟弟妹妹们都成家了，但他们总也没有忘记姐姐代替母亲为他们所做的一针一线。大山常说：“等父母老人不在了，我还是要像从前那样，到姐姐家去住上几天，听姐姐讲家中那过去的往事。”
时光如白驹过隙，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玉秀的孩子也已经长大了，公公婆婆也已经八十多岁了。原来二老图清闲，由儿女们出钱他们自己过日子，但儿女们感到父母的年事已高，让他们自己过日子儿女们都不放心，便在一起商量将老人归到五儿子扶养。玉秀的婆婆因年老体衰不能下地，在炕上由五儿子和五儿媳伺候着，可是不到一年的光景，玉秀公公的身体明显瘦弱，他的儿女们知道后，先后带老父亲到区医院去看西医、中医，后用中药调养了三个月，身体又恢复了正常。又过了几个月，五儿子给三儿子大山来电话，说最近老人的胃口有点不太好，在外面工作的儿子们也没有多想。大山也因工作忙一时走不开，便先让在外面工作的两个弟弟代他去看望老人，两个弟弟回去看望后给大山来电话说，父亲的身体没有什么大问题，精神也挺好的。可是，一个星期后，玉秀公公的五儿子来电话说父亲的脸色不好。于是三儿子大山连忙赶回家去，见父亲这次病得确实不轻，便急忙往区医院打电话联系急救车，可不巧的是急救车走到半路坏在路上了，再往区医院打电话，另外一台急救车也出了毛病，待用其他车往区医院送，车上所带的氧气又不够用了，只好就近将他送到熊岳二院去医治，待车子驶进医院，玉秀的公公已经不省人事了。
临终前，玉秀的公公还说：“原来我想把你妈伺候到老的……”老人再没有往下说。老人在临终前还始终牵挂着躺在炕上的老伴。儿女们哭了，玉秀的眼泪更是滴在了心里。老人走得是那样的匆忙，这是他的儿女们始料不及的，他们的心都碎了。
玛玛，你为什么走得那样匆忙，你不是说等伺候走了妈妈，再到外面工作的三个儿子家去住吗？你为什么就没有等到那一天哪？那阵子，玉秀也感到家里没有了支柱，回家也没了扑头，心里顿时感到空荡荡的，家里也少了平时的欢乐。
昔日，逢年过节，儿女们都聚拢到公公和婆婆的身边来，炕头炕梢、炕上炕下，儿女们团团围坐一堂，个个有说有笑，总有唠不完的嗑，说不完的话。村里人都羡慕这热闹和睦的大家庭，如今，儿女们再也见不到他那慈祥和善的面容，再也听不到他那和蔼可亲的声音了。
玉秀公公这辈子，为了这一大家子人，那真是辛苦了一辈子，操劳了一辈子，用他儿女们的话说，“玛玛是我们家的功臣啊”！
玉秀的公公，经历了沧桑岁月，饱经了世事风霜，可以说他的一生是勤劳的一生，勇于奉献的一生，他现在虽然已逝世五年了，但儿女们无时无刻不在怀念着这位可亲可敬的父亲，这位平凡而伟大的父亲。
（王家芬）
怀念母亲
清晨起床，推开窗户，天色灰蒙蒙、阴沉沉的，顷刻间，那漫天的雪花便纷纷扬扬地飘落下来，一会儿，地面上、楼房顶上，便呈现一片雪白。我随手翻了一下日历，今天是农历冬月十四日，噢，还有两天，就是妈妈九十二岁的诞辰了。望着窗外那纷飞的茫茫大雪，我的心也一下子沉了下来。血也好像凝固了似的，好一会儿，我才缓过神来。窗外那飞舞的雪花依然在飘着，它带着我对妈妈的深深眷恋和思念，飘呀飘，飘向了那遥远的地方……妈妈已离开我们四个年头了。
我的妈妈出生在清光绪年间辽南的一个比较富裕的大家庭里，那时姥爷在城里经商，妈妈童年的生活无忧无虑。可是天有不测风云，幸福也从来都是那样的短暂，就在妈妈七岁那年，姥爷因病去世了，他临终前对姥姥说：“大女儿留下，二女儿你带走。”遵照姥爷的遗嘱，姥姥带着她未满三岁的二女儿，即妈妈的妹妹改嫁。从此以后，妈妈便和她的奶奶生活在一起，与奶奶相依为命。在那个封建旧式的大家族里，妈妈虽然小，但她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怎样去做。她很勤快，也很有眼力见儿，本该是上学的年龄，但她没有上学，她不是给这个叔伯嫂子抱孩子，就是给那个嫂子看孩子，以讨好人家。待到稍大些，妈妈学了一手好针线活，她便给那些叔伯嫂子的孩子们绣兜子、做鞋、做衣裤，总也没有闲着的时候，因此，妈妈从小就很讨那些大人们的喜欢。
流年似水，一晃儿，妈妈已经长大了。在妈妈二十岁那年，她的婚姻由奶奶作主便出嫁了。爸爸是独生子，年龄小，那年只有十五岁，还在上学，旧社会时兴找大媳妇，为的是给家里干活。妈妈从踏进我家门槛那天起，就过着艰辛困苦的生活。爷爷去世得早，我都没有见过爷爷。听妈妈讲，家里原来有几亩地，生活还算可以，但爷爷好玩牌，最后将家里仅有的几亩地输了个精光，只剩下居住的三间房子，家里的生活很苦，就在生哥哥姐姐的时候坐月子，妈妈也是吃了上顿没下顿的。后来爸爸为了挣二斗小米，被迫去当了“清剿队”队员，还经常挨打受骂，不到二十天，爸爸便逃跑不干了。他们为了抓爸爸，气势汹汹地来到我家，队长逼着妈妈交出人来，还动手打了妈妈两个耳光。妈妈虽然是女人，但她沉着冷静应对，他们没搜着爸爸，便气急败坏地走了。
天亮了，解放了，我家分了地，生活上也有了保障。爸妈都参加队里的生产劳动。妈妈勤劳能干。那时我们兄弟姊妹五个，哥、姐上学，小弟还在吃奶，在我的记忆中，奶奶每天都要抱着小弟，领着我和妹妹，到果园里去找干活的妈妈给小弟喂奶。太阳落山时，村里的家家户户都冒起了炊烟，而我们却只能是站在房屋后的门口望着，盼着妈妈早点回来给我们做饭。每天放工后，妈妈总是走在最前面，急着回家。晚上，妈妈还要贪黑给我们缝补洗涮。在上工休息时，妈妈也带着活，给我们绣兜子、纳鞋底，总也不闲着。妈妈常说：“穷富不说，大人孩子都得穿得干干净净，即使衣服破了，也得补得利利整整的，不能破衣烂衫，埋埋汰汰的，笑破不笑补啊！”
冬天农闲时，妈妈便给我们每人做上两三双纺麻绳的纳底鞋，白天妈妈纺麻绳，晚上她就在油灯下纳鞋底，每天都要做活到深夜。累得眼睛花了，看油灯就像是个大火球。以后我们长大了，姐姐和我工作在城里，没时间做针线活，我们孩子的棉衣、棉裤都是妈妈给做的，为这事，妹妹还不理解，认为妈妈偏着我们。
记得那时，家里每年都养猪。为了解决猪饲料，夏天庄稼齐人高的时候，妈妈便带着我和妹妹到离家老远的苞米地里去拔苍子，天闷热，苞米地里更闷热，妈妈身上、脸上的汗流淌着，苞米叶子将妈妈的脸划了一道道的红印子，妈妈把背回家的苍子洗后剁碎，然后再放到大缸里，待发酵后好用来喂猪。待我们长大后，我们便开始拔青草，等晒干后再磨成猪饲料，发酵后再用来喂猪。
一年四季，我家每天都是妈妈在提着小桶喂猪。猪圈在院门口，离家有三四十米远，不管是刮风还是下雨，妈妈喂猪风雨不误。隆冬数九，猪食得温热了才好喂猪，妈妈在每天做好饭后，便开始用小锅给猪热食，之后便冒着瑟瑟的寒风去喂猪，喂完猪后，妈妈才最后一个吃饭，那可真是干在前头，吃在后边。那时候，妈妈每年都给家里喂出一头大肥猪。为了过日子，妈妈有时将养大的肥猪卖掉换钱花，有时临近年了，将猪杀了，将大部分的肉卖掉，只留下头蹄下水什么的，给我们过年吃。
夏天时，妈妈将我们家的被褥洗做得雪白瓦亮，叠放在被阁上，那可真是一道风景，凡是来我家的人都夸妈妈能干。妈妈不仅能干，手还很巧。记得小时候，妈妈给我们小姐弟仨每人做一个大红兜兜，在兜兜上还要绣上九个葫芦一个钱、长命百岁等图案。过年时，不论家里怎么困难，妈妈都要给我们做上一套新衣服。记得我八岁那年过年时，妈妈给我们做的红花衣服上还镶着淡蓝色的边，钉的是打着蝴蝶结的纽襻；棕紫色带点的棉裤，我和妹妹每人一套。妹妹比我小两岁，但长得大，和我一般高，再加上妈妈给我们俩剪了一样的大门框儿式的齐头，我们俩被打扮得像一对美丽的小公主，谁见了都要看上两眼。陌生人见了，还要走上前来问：你们俩是一对双呀？为这事，我曾跟妈妈说：“以后不要再做一样的衣服了，人家都说我和妹妹是一对双了。”从那以后，每年我和妹妹的新衣服便不一样了。
待我们长大后，妈妈便在家里做家务，侍弄菜园子。那活也不轻松呀，一天喂猪、摘菜，再加上做三顿饭，那也是紧忙活。在妈妈六十五岁那年，我考上电大继续学习深造。那时，我的孩子只有一周岁半，孩子小，没人带，是妈妈在我最困难的时候，给我带了四年孩子，才使我顺利地完成了学业。可以说，没有妈妈就没有我的今天，妈妈恩重如山。
每当我在人生的岔路口上，每当我在最困难的时候，都是妈妈在给我指点，给我支持，给我力量。虽然妈妈没有上过学，但她很希望我们儿女们能多读点书。上中学时，是妈妈据理力争，到生产队长那里开出介绍信，使我读上了中学。高考时，是妈妈默默地支持我，给我洗衣服，让我腾出时间来抓紧复习。考上师范时，我感到不理想不想去。妈妈说：“去吧，先变个城市户口再说，愿意念，以后有机会再考。”于是我尊重了妈妈的意见。也许给予永远比得到更幸福，也许母亲对儿女的付出，就是无怨无悔，妈妈情深似海。
妈妈不仅有远见、心胸豁达，而且心地善良、乐于助人。姑姑家距我家只有二里路，由于姑父去世早，家里孩子多，家中生活很拮据，自家菜园种的菜不够吃，而我们家的菜园子因侍弄得好，自家吃不了。于是每到蔬菜下来，妈妈隔不上两天，就挑着篮子给姑姑家送上茄子、辣椒、芸豆等。有时劳动没时间，妈妈就利用中午时间，带着我去给姑姑家送菜。有一年，正赶上大表哥和大表嫂从城里回来，见此情景，他们很受感动。
妈妈不仅对亲戚是这样，就是对邻居、朋友也是如此。距我家不远有户姓周的人家，家里有八个孩子，生活挺困难，妈妈见了，便把我穿过的旧衣服找出来，送给她家孩子穿。当时我不知道，当我怎么也找不着那件衣服时还以为是丢了呢，后来我看见这件衣服穿在那家孩子的身上，才明白是怎么回事。
我的小学老师是我家的亲戚，她工作很忙。那年冬天，她的两个女儿没有棉鞋穿，让妈妈给做两双棉鞋。心灵手巧的妈妈，把这两双棉鞋做到了极致，鞋面上还绣了绒嘟嘟的图案，很好看，我当时问妈妈“这绣的什么”，妈妈说是“蝙蝠”，我至今记忆犹新。
在我的记忆中，还有一次，那大概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的事，一次公社干部下乡，大队派饭到我家，他们吃完饭走后，把包丢在了我家里，妈妈见了，急忙赶去给送回，当时包里还有三百元钱。妈妈说：“不能见钱就眼红，不是咱的，分文也不能要，咱不能干那丧良心的事。”丢包人很感动。
妈妈不仅用自己的言行为儿女们做出了榜样，在教育儿女上她也很严格。要求小孩子说话要诚实，不能说谎；见了邻居长辈要先打招呼；家里来了客人吃饭时，不要在跟前瞅嘴；大人说话，小孩子不要插嘴抢话；吃饭时不能说话，吃菜时要在自己跟前的菜碗里夹菜，不能拿筷子翻腾菜碗，不要拿筷子往桌子上蹾；进屋过门槛时脚不能踩在门槛上；要站有站相，坐有坐相等等。这些日常生活中的细节，妈妈丝毫不放过。哪个做得稍有不好，妈妈的手就上去了，因此，我们都非常怕妈妈，不用她动手，就是嗓门略高一些，也把我们吓得溜溜的，至于长大后，我们怕妈妈，那是因为我们怕惹妈妈生气。
妈妈还教育我们尊老爱幼。记得那是在三年困难时期，哥哥在矿山工作，会餐时分到了五个肉丸子，他自己没舍得吃，用筷子穿着拿回家来，妈妈给分配了，奶奶两个，爸爸两个，小弟一个。妈妈说：“奶奶年龄大，得吃；爸爸干活累，得吃；小弟年龄小，得吃。我们也只有看着的份了。”
我还记得小时候，我们家住在西上屋，冬天阳光充足，屋里暖和，住在同院西厢房的本家大伯身体不好，他便经常到我们家来闲坐，因为他们家没有阳光，屋里阴冷阴冷的。冬天，大伯有时坐在我们家炕上又是咳嗽又是吐痰，对此，妈妈都不说烦。妈妈常说，人都有老的时候，对老人就是要尊重。过年的时候，同院东厢房的另一个大伯家里没人包饺子，妈妈就让我和妹妹过去帮着包饺子，左邻右舍都夸妈妈心眼好。
妈妈待人诚实，处事大气。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家的生活比过去好一些了，但粮食仍有接不上流的时候。尽管如此，我家来了亲戚朋友，妈妈总是热情招待。记得有一年的秋天，姐夫和单位里的四五个人去大连办事，回来时来到我家。妈妈是一个要脸面的人，除了热情款待让客人吃上热腾腾的农家饭菜外，临走时，妈妈还给来的人带上一些农村土特产。当时也没有别的，只有地瓜，在他们临走时，妈妈给每人装上一草袋子的地瓜。妈妈说：“城里人喜欢这些东西，我们少吃一点没有什么……这是人情道理。”姐夫的同事们听后很受感动，他们知道当时农村很困难，地瓜都是顶口粮的。日后，妈妈去姐姐家串门时，他们知道了，这个给大娘一块的确良布料，那个给大娘一袋面，以此来表达他们对妈妈的那份感激之情。
妈妈深爱着她的儿女们。记得我上师范读书要离开家的时候，就好像是要出远门，临行前，妈妈一遍又一遍地嘱咐：天冷了要注意加衣服，别感冒了；有病了，要及时看病；夜间不能独自一个人走黑路，夜间上厕所要有伴等等。我当时感觉，我也不是小孩子了，也用不着妈妈这样唠叨一遍又一遍。真是儿行千里母担忧啊！
我放暑假回家的前一天，妈妈因为我半宿没睡觉。回家后，我听爸爸说，你妈想你想的，经常拿独眼镜片看你相框里的照片。提起那副眼镜，那还是在我没上学前，因为晚上没有电，吃完晚饭后，我往炕梢挪，手一下子按在妈妈的眼镜片上，把一块镜片给按碎了，从此妈妈那副老花镜就只剩下一块镜片了，变成了独眼花镜。没想到这独眼花镜还能派上用场。妈妈听爸爸讲起这件事忍不住笑了。儿女们是妈妈永远割舍不了的思念和牵挂。原来我在家时是和妹妹住在里屋，这次我放假回家后，妈妈舍不得我，晚上非让我和她住在一起，并睡在她的身边，那晚我睡得特别香甜。半夜醒来时，我矇眬中感到身旁有一位老人正在看着我，我老半天才想起这是睡在家里，再细看那老人竟然是妈妈，妈妈就像看小孩一样正在那端详着我。是啊，不论儿女长多大、走多远，在妈妈的眼里都永远是孩子，儿女是母亲的心头肉，那是永远也割舍不掉的至爱亲情。
时光流逝得真快，在不知不觉中，我们做儿女的都已先后成家立业，而此时妈妈也老了，岁月的沧桑和艰辛，使得妈妈的腰背骨质增生，一侧突出，因此妈妈的背有些驼，已经逐渐地失去了劳动能力。为了使妈妈安度晚年，弟弟将二老接进了城里，那年妈妈已经有七十多岁了。妈妈在城里的日子是幸福的，安逸的。孝顺的弟弟专门为妈妈雇保姆伺候着。妈妈精明强干了一辈子，到头来，她感觉谁伺候也不如自己做的好，保姆也不知换了多少个。
最后的四年，妈妈瘫痪在床，一阵明白一阵糊涂，一天三顿饭都得人喂，大小便不能自理。实在没有办法，弟弟便让妹妹伺候着。妹妹一伺候就是四年，妈妈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在儿女们的陪伴下，好像在睡眠中不声不响地走了，她安详地终结了她八十八年的人生岁月。
也许是她太心疼自己的儿女，看我们太辛苦、太累了，也许是她怕惊动了左邻右舍，让大家都睡个好觉吧。妈妈，您走得是那样的安静，那样的安详，我们再也听不到您的声音了。现在回忆起来，您过去即便是唠叨和斥责，我们都感到是那样的温馨，那样的幸福，您那慈祥的面容，无时不刻不在我们的脑海里浮现。
妈妈的一生是勤劳的一生、智慧的一生、奉献的一生，妈妈是我人生的一面镜子，它永远指引着我在人生的旅途中，不断地检查、鞭策自己，是她教育我应该怎样去做人，应该怎样去做事，应该怎样去生活。
妈妈我爱您，您在我心中的位置是任何人也取代不了的，您是这个世界上最高尚的人，您是一位伟大的母亲，您永远活在儿女们的心中。
（王家芬）
庭院深深
小时候，在那袅袅炊烟的村落里，我记得家家户户过日子，舀水的用具都是用葫芦做成的瓢。我家那时每年都有几把用葫芦做成的水瓢。爱干净的妈妈总爱把这葫芦水瓢刷得白白的，干干净净的，用来盛水，坏了就再换把新的。
现在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用葫芦做成的水瓢被淘汰了，取而代之的是那钢制的或是铝制的水舀子。现在乡下也很少能见到葫芦瓢了，尽管如此，我依然对既经济又实惠的葫芦瓢情有独钟。
在庄稼院里，会过日子的人家，每年都要种上几棵葫芦，我家也是如此。用不着多大的地方，一般都是在自家的房前屋后，墙根、墙角等边边旮旮的地方，大块的自留地则都是用来种菜用。
每年秋天葫芦成熟了，妈妈都要挑那些长得周正的葫芦，之后取出籽粒饱满的葫芦籽来做种子。葫芦籽不好吃，这是妈妈说的：“谁要是吃了葫芦籽，那是要长龅牙的。”龅牙也就是虎牙，也许是妈妈不让我们吃，才用这些话来糊弄我们，也许是真的不好吃，反正我没有吃过。那葫芦籽的外壳是白色的，呈马牙状，很像西瓜籽，只不过比西瓜籽大些，扁些，颜色不同而已，西瓜籽则是黑色的。
成熟的、形象好的葫芦留做水瓢用。制作水瓢时，要将成熟的、困好的葫芦，用锯竖着从中间锯开，而后把葫芦瓤中的籽粒掏出来，将锯成两半的葫芦外皮用玻璃片卡掉，用铁匙将皮里瓤外像棉花一样的白软层挖掉，便做成了葫芦瓢。这种用葫芦做成的水瓢既经济又实惠，且没有污染，使用起来既轻快，又环保。有的人家还将葫芦的把锯掉，在葫芦的上头留下一个圆形的洞，将其中的籽掏出来，这样就做成了葫芦头，好像一个圆脑袋似的。庄户人家一般都把它留着装鸡蛋用，或装点什么种子之类的东西。将葫芦头拴个绳，海边的渔民赶海打蛎黄时，也用它来装蛎黄。还有的人家将葫芦锯开，在锯开的葫芦断面上，再安上一个半圆形的木头做梁，将其做成小筐使用，种地时装种子用或喂地时装化肥用。
现在市场上卖的葫芦条，就是在夏天将嫩葫芦切成了条，晒干后做成的干菜，用葫芦条炖猪肉，那可是一道美味可口的绿色佳肴。
我家每年通常是在房前距窗户约三米远，在围栏子的里边种上几棵葫芦，但有的时候也在房西墙根那儿种上几棵。春天到了，当把大面积的菜地种完后，爸爸便开始种葫芦。种葫芦也很简单，用锹或镐挖个坑，将葫芦籽撒到里面，然后在上面踩上一脚，再盖点浮土就可以了。之后，也不用特殊的关照，因为它很皮实，不娇气。在以后的几天里，人们似乎都已经把它忘却了，它却在你不知不觉之中，慢慢地发芽破土了，它先是露出两个叶芽，之后几天便伸起了懒腰，好奇地东瞅瞅，西看看，尽情地享受着大自然的阳光雨露。当房后的菜园地里的蔬菜们已长得水灵灵的时候，那看起来不起眼的葫芦秧，就已经蹿出老高了。这时候，在葫芦秧的根部四周围上些土，撮上两锹农家肥喂在根部，再浇上一点水，从那以后，这葫芦秧便开始疯长，不出十天的工夫，那绿藤、绿叶还有那吐出的须子，便挺起了它那高昂的头，伸出了它那向上攀援的手。而此时若在葫芦秧旁再斜插上一个木棍，这葫芦藤便会螺旋式地往木棍上爬，待爬到了顶端，这藤便显出“洋洋得意”的样子。
该给葫芦安个家了。这时候，爸爸和妈妈便找来些木棒子，开始给葫芦搭棚子。为了使棚子结实，得用柱子做支撑，就像盖房子似的。于是，爸爸就在地面距房子约一米半的地方挖上两个坑，坑之间的距离大约有两米远，之后在两个坑里竖上两根粗一点的木头棒子，一头培在坑里，填上土踩得实实的。之后要用一根木头杆子横搭在两根竖起的木棒上，再在两边木棒的交接处放上两根横梁，另一头则搭在房檐上，用铁丝在木杆横竖的交点处，牢牢地将木棒固定住，免得被风雨刮倒。这样，葫芦架就算搭成了，这也就是葫芦的家了。棚搭好后，要将探出头的几根藤蔓顺上棚，这葫芦藤就沿着那棚梁，不分白天黑夜地向上爬着。它们之间似乎是在赛跑，看看是谁爬得快，有的藤相互交叉，像跳着交谊舞，有的藤并肩牵手，共同编织着绿色的网、绿色的梦。不出几天工夫，那大片的绿色便很快就占据整个棚顶，一间绿屋就这样形成了。此时，灿烂的阳光透过绿叶、绿藤之间的缝隙，便会在地面上形成破碎的光影，在微风的吹拂下来回晃动。
再过些日子，那绿藤、绿蔓的中间便会开出喇叭筒状的白花。这白花的中间还长着一束高高的黄色花蕊。此时，勤劳的蜜蜂便会在上面飞来飞去，嗡嗡地叫着。有的花开了不结果，有的花凋谢后便结出嫩嫩的浅绿色的瓜蛋，确切地说是乳白色的。这时葫芦的藤蔓已过了棚顶，爬到房檐上了。不能让它太狂长，太忘形了。于是妈妈便踩着梯子将葫芦藤的顶尖掐掉。妈妈说：“葫芦打尖，倭瓜打岔，那是有数的。”不然的话，这瓜蛋是坐不住的。
远远地瞧着，那绿色的棚很是好看，就像一把巨大的绿伞，遮住从窗户射进屋里的阳光，这屋子也就显得不那么热了。白天，我们有时搬个小板凳在绿棚下纳凉、玩耍，晚上有时在棚下铺上麻袋躺在上面，眼望着绿棚的间隙，眨着眼睛，细数天上的星星，一颗、两颗、三颗……却总也数不清。
待到那瓜蛋日渐长大，绿藤有点快支撑不住时，爸爸就在棚上用铁丝吊挂上几块小木板，将葫芦安放在上面，或者是用草绳兜住它，就好像是葫芦的悠车或秋千。深秋，这又大又成的葫芦挂在棚上荡悠着，悠闲地，好像是一幅美丽、浓郁的乡村风景画。待到老秋拆架的那一天，爸爸便摘下成熟的葫芦，放在房上或窗台上有阳光的地方，困一困待用。否则放在阴凉处，它是会抽巴的。
夏天那会儿，妈妈常常在那绿色的葫芦架下，放一口小缸，缸口上放一个木架，木架上面放上一个旧土篮，土篮里面铺上一块旧席头，然后在这旧席头的上面放一些草木灰，在这草木灰的上面再挖一个坑，按实诚后准备淋灰水。草木灰就是用秫秸烧火做饭后所形成的灰，庄户人家都叫它硝灰。淋灰水时，要在缸旁放一个装满水的桶，再备上一个水瓢，之后舀一瓢水倒在草木灰的坑中，只一会儿的工夫，那淋下的灰水就会渗流到下面的缸里，这时的灰水已经变成了浅红棕色，酷似酱油的颜色，只不过比酱油的颜色浅些，这就是淋出的灰水。用手沾一点捻一下，那手感是滑溜溜的。
小时候，我只是觉得它挺新鲜，挺好玩儿的，也就特别愿意干淋灰水这个活。每当妈妈洗被褥时，我就坐在葫芦架下的灰水缸旁的小木凳上，手里拿着水瓢，眼睛直巴巴地瞅着灰水坑，一看见灰坑里的水没了，就赶紧舀一瓢水倒进去，不一会儿的工夫，这灰水便从土篮里“吧嗒、吧嗒”地渗透到下面的灰水缸里，待灰坑里的水没了，就再添上一瓢水。长大后，我从书本上知道草木灰是一种含钾的肥料，它是一种强碱弱酸盐，遇水能够水解生成氢氧化钾，溶液中的氢氧根离子浓度增大，便使溶液显碱性。那时，因没钱买肥皂和水碱，妈妈就用它代替肥皂和水碱，每年夏天都用这灰水来洗被褥，给那时贫困的生活平添了一份乐趣。
每到夏天，天气热了，妈妈就将不盖的被褥拆了。将一床床的被里、被面用淋出来的灰水泡上个一两天。之后妈妈便在那葫芦架下，坐在小木凳上，开始用洗衣板在洗衣盆里用这灰水来回搓洗被褥。那时，我家的生活挺贫困，但由于妈妈爱干净，仍将屋里屋外收拾得干干净净，齐齐整整，一家人过得还是很舒服。尤其是被里，我家的被里，不管是新的、旧的，还是破的，都是用白色的花旗布做成的，都被妈妈用灰水洗得娇灵灵的。
要将这些被里洗得白白的，那就得格外多费些气力，干这个活妈妈是很累的。妈妈在搓洗的时候，每搓洗一下，头就跟着点一下，上身也随着胳膊的起伏在跟着使劲，接着盆里便发出“哗、哗”的搓被响声，之后那从被上洗下来的灰尘，便随着泡沫流进水里，使棕色的灰水逐渐地浑浊起来。洗被褥时，妈妈是先从被头的一角开始，接着一片一片地挨排地重复着搓洗动作。洗第一遍被里是最费力的，尤其是被头容易脏，那得特意先用肥皂搓洗一遍。那一个星期，妈妈除了做饭，几乎每天都在搓洗被褥，有时我也给妈妈打个下手，那就是拎个水瓢往灰坑里浇水，恐怕灰水供不上妈妈洗被子。洗着洗着，妈妈的脸上就渗出了汗珠，尽管是在葫芦架下的阴凉处。一床被面要洗上三四遍，才能拧净水，晾晒到晾衣绳上。
妈妈有时一天能洗上一两床的被里、被面。等晾干了，妈妈就开始将较新的、没破的叠好待用，之后再穿针引线将破了的地方缝补好。缝补时妈妈有一个原则，那就是白被里一定要用白布补，不能差了颜色，如果那样就不好看了。妈妈的针线活很好，缝补之处的针脚均匀，大小都一样，就像一排排士兵规规矩矩地站在那儿，在朝向一个方向敬礼。不管被里、被面是怎样的破旧，都被妈妈缝补得板板正正。
妈妈将这些破旧的被里、被面缝补好之后，还要用淀粉浆将这些被里、被面再浆一下。所用的淀粉都是妈妈平时做土豆菜时攒下来的。夏天家里几乎每天都吃土豆菜，妈妈将土豆切成丝涮洗时，将洗后的水倒在盆里让它沉淀，过一会儿，再将盆上面的清水倒掉，而后将沉淀下来的湿淀粉晒干，这样就制成了干淀粉。我家只要吃土豆丝，妈妈就将淀粉留下来，日复一日攒下了不少的淀粉。浆洗被褥时，将淀粉放到锅里，再添上适量的水煮一下，这样便做成了浆糊糊。浆被时，妈妈先在干净的盆里盛上一点浆糊糊，之后再将干净的被里或被面放到里面反复地揉着，待到把被里、被面都揉均匀了，再放在屋外的晾衣绳上，让热辣辣的太阳晒着，晒干后的被里、被面会很硬。
妈妈将所有的被里、被面都浆好、晾干后，还要在上面喷上些水，然后就和姐姐一人一头扯着这被里或被面，挣一下、松一下地来回使劲抻，两个人就像拔河似的。我最看不得妈妈干这个活了，我一看就想笑，有时妈妈让我顶一下人手帮着抻时，我一笑，手里的被就让妈妈给挣过去了。等到把被里、被面的横竖都抻好了，妈妈便将叠好的被里、被面放在一块不掉色的布上，之后再在上面放上一块垫布。将被里、被面放好后，妈妈就站在上面，用脚挨排地踩着，有时妈妈踩累了，便让我代替她在上面踩，于是，我便学着妈妈的样子将两手背在身后。在这被面上反复地踩着，等到把这些被里、被面踩好了，妈妈便将其挂到屋里的毛巾绳或放到外面的晾衣绳上晾着，然后再将棉絮拿到外面的晾衣绳上晒一晒，收回家之前，还要用木棒敲打掉里面渗进去的灰尘。
妈妈做被时是非常认真的。首先要将被里、被面的被头缝合在一起，然后再将被里在炕上铺开，将棉絮铺在上面，有漏洞的地方再絮上一点棉花，待到将薄厚都絮均匀了，再将被面盖在上面铺好。这时，妈妈便用双股白线引上绗被的长针，并在右手的中指戴上顶针，然后就开始做被了。妈妈不顾天气炎热，首先穿针引线将被的四周圈好，然后从被头的一边开始绗起。绗被时她坐在炕上，腰哈得很低，几乎是半趴在炕上，左手放在被的下面垫着，右手拿着针穿过被面、棉絮和被里，然后将针往被面上挑，之后再用右手中指戴的顶针顶一下，右手大拇指再按一下被面，此时绗被的针便从被里露出了头，接着再用力将绗被的针顶拔出来，如此反复，绗被的针就像是在棉絮的海洋里一起一伏地游泳。为了使绗被的距离不歪不斜，妈妈要先用粉线在被面上轻轻地画上一道道的直线，就好像是我们过马路时的斑马线，沿着那不曲不歪的直线，绗被时那针线便笔直地向前走着，就像妈妈做人一样，堂堂正正。有时为了赶活，妈妈连中午觉都不睡，一个中午她就能赶做好一床被。从妈妈的勤劳和执著，就可以看出她是怎样的热爱生活。
做完一床被后，妈妈就将被里翻在外面叠好，然后将做好的被放在屋地北面堂箱上面的被阁上。被阁是用木板做成的，像个长条凳似的，有一尺半宽，一米半长，约半尺多高，浅紫色的。妈妈做了一天又一天，做好一床被便叠好放在被阁上，被阁上的被，从此便一天比一天地高起来，被全部做好后都放在被阁上，放好后的被摞快挨到屋顶了，那一层一层露在外面的都是雪白的被里，因叠得特整齐，更显得规规整整。妈妈怕被里被落下的灰尘给弄脏了，便找来一块擦干净的透明塑料布，将被阁子罩上，那雪白瓦亮的被阁子就显得特耀眼，在屋里形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
以后凡是来我家做客的人看到这一光景，都夸赞妈妈说：“哎呀，九嫂，你家的被阁真白，你真能干。”“哎呀，九婶，你家的被阁真白，你真干净。”“哎呀，九奶……”
每当妈妈听到这些夸奖话，脸上便露出了会心的笑容，妈妈说：“过日子穷富不说，那得干净，那得用‘心’来过。”
我爱妈妈的白被阁，那不仅是妈妈的白被阁，那更是妈妈的品格。
（王家芬）
原载于《辽河》2011年第7期
爱在血液里流淌……
时光流年似水，转眼间女儿这只丑小鸭已长成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也许是七年在南方某军校读本科和硕士研究生的缘故，女儿竟出落得像个南方女孩，她苗条、秀气、温柔而典雅。偶尔，从她的身上还会透出一种军人的刚毅、坚韧、睿智与执著的性格气质。
看着身穿军装，英姿飒爽，浑身上下洋溢着军人那特有的青春活力的女儿，我在欣赏喜悦之余，不觉有一丝苦涩掠上心头，女儿长大了，而我们却已青春不再了，真的是岁月不饶人啊！
一九八一年一个春光明媚的早晨，女儿迎着东方天际透出的第一缕曙光降生人间。女儿的到来，给全家带来了欢乐。算起来，在孩子那辈上，也是赵家的第一位“格格”喽。
孩子出生前，我经常梦想，单从遗传学的角度来说我们的孩子不论是男是女，一定不会太丑，也不能太笨，然而孩子一出生，我看到的女儿竟是“一只丑小鸭”。红黑色的脸，大额头，小眼睛，这真是我没有想到的。也许女儿先天就知道要讨人喜欢，来弥补自己的不足。她一生下来，就不哭不闹，性格温顺，吃饱了就睡，是那样的善解人意。
母亲曾经告诫我说：千万别抱闹了孩子，抱闹了的孩子沾手不离掌，你一个人恐怕连饭都吃不上。母亲的话不是没有道理。那时候，我和爱人还是两地生活，他当兵在抚顺，我工作在营口，双亲又不在跟前，孩子也只能由我一个人来照料。记得怀孕期间，我一直是住学校的宿舍，吃饭就在学校的食堂，那时学校食堂的伙食办得很一般，主食大部分是米饭，副食也就是白菜汤之类，自己想吃什么也很不方便，也从来没有给自己买过什么好吃的，也许是女儿先天就营养不足，所以她刚生下来就皮肤皱巴，肤色黑红，就像是一只丑小鸭。
在我怀孕六个月的时候，一天晚上，一位同学去看我，临走时我去送送她，走到校外的马路边上，一不小心我突然掉进了路边下水道的坑里，坑里虽然刮进了一些纸土等垃圾，但那下水坑道也足有一米深。幸好我当时掉在坑里是站着的没有摔着，但那一夜，肚子仍然痛了一阵子，吓得我不知所措。待到我怀孕七个月的时候，由于起居不方便，又没有亲人在身边照料，于是我提前休假回到了老家。
回家后，开始半个月到公社卫生院做一次体检，在后来的一个月里，是每周进行一次体检。在临产的后半个月里，医生说婴儿胎位不正，这下可把我吓毛了。我毕竟是二十九岁的高龄产妇了。按照医嘱，我每天做操校正胎位，女儿出生虽然距离预产期延迟了一周，但总算是平平安安地降生了。为了女儿的健康成长，我休了一年半的产假。
时间像淙淙的小河，在我的梦里静静地流淌着。一晃，女儿已经长到十五个月大了，她很乖巧，也很精灵，刚刚学会走路。于是，我未等产假期满便提前回单位上班了。
记得那是一九八二年的八月下旬，单位给我腾出了一间单身宿舍，这不到十平方米的小屋便是我和女儿的家了。每天女儿上幼儿园，我上班，忙忙碌碌的，好在家就在学校的院内。但是，每天的早晨也都是战斗的早晨，做饭，给女儿穿衣、洗脸、喂饭等一系列的活都是由我一个人在忙活，包括接送孩子。有时怕迟到，早饭将女儿喂饱了，我就不吃了，马上将女儿送到幼儿园便去上班。
等到傍晚我下班去接孩子时，幼儿园里就只剩下女儿一人了，而其他的小朋友则都被家里人给接走了。还好女儿不哭也不闹。下班后，我去煤堆撮煤生炉子做饭时，那得一手提着一撮子煤，一手扯着蹒跚的女儿慢慢地往回走，从煤堆到宿舍也有百十米远，女儿从小就是这样懂事，她很体谅我。到屋里后我做我的活，她或玩她的积木，或看小图书，一玩就是一大阵子。
在女儿牙牙学语的时候，不论是认识的人还是不认识的人，她都爱跟人说话，似乎有一肚子的话总也说不完。一次，早上我抱着她上幼儿园，在操场上迎面走来一位学校工厂的老师傅，女儿看见后便用手指着他叫道：“老爷爷。”直叫得老师傅哈哈大笑。在街上遇到不认识的老太太，她便指着叫“老奶奶”。你看，她还挺会排辈的，当时谁也没告诉她，真是有意思。
那时我教女儿数数，女儿一口气能数一百个数，只是在数到八十八、八十九时能打点哏，略一提示“九”，她马上就会说“九十”，接着就会一直数到九十九、一百。一次我抱女儿去新民商店，边走边让女儿数数。擦肩而过的人听到小孩子在数数，都投来惊讶的目光，有的人直言不讳地夸奖她：“这孩子，真聪明，多大了？”那时女儿还不到十六个月。
因幼儿园小班的孩子多，女儿便提前半年到了幼儿园的大班。女儿是大班中年龄最小的孩子，那些比她大的，有的已经六岁了，快上学前班了。尽管女儿在大班里是年龄最小的，但用幼儿园老师的话讲，她就像个小大人似的，坐在小凳上手捧着一本小图书，就能聚精会神、一声不响地看上老半天，女儿很讨人喜欢。
一次市里有关部门到我校检查卫生。我校是市里的卫生先进单位，环境卫生搞得很好。校长陪同市检查组的领导来到幼儿园检查完卫生后，一位阿姨便问小朋友们：“小朋友，你们吃饭前都做什么呢？”有的小朋友马上把手背到身后面，有的则在那端端正正地坐着，其他的小朋友也不知道该怎么做。我女儿听后，脱口而出：“洗脸，洗手，吃饭，睡觉。”这一连串的话语，把所有来幼儿园的人都给逗乐了，检查人员中的那位阿姨说：“你把你手伸出来，我看干净不干净？”于是，女儿便乖乖地将两只小手伸出让她们看。校长说，“你看看，这是我们幼儿园大班里最小的孩子。”那时候，女儿还不到两周岁。事后，校长见到我夸奖说：“这次，是你家孩子为学校立了一大功。”
那时，为了培养孩子们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幼儿园在吃午饭前都要求小朋友先洗手，然后再吃饭。吃完午饭后，接着睡午觉。那时，女儿会说话的时间不长，可她听到大人的问话，便说了上面那一连串的话。她当时也不知道什么叫害怕，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
那年严冬，天气很冷，女儿大约有十九个月大吧。在新年前后她得了肺炎。起初，孩子发烧，我也没在乎，便给她吃点退烧药，然后我继续上班。下班后，女儿告诉我：“妈我累，我要躺着。”孩子从来都没有这种现象。看着孩子打蔫儿了，晚上我赶忙抱着孩子到市三院。值班医生用听诊器听了听，最后诊断是得了肺炎。除了每天要按时吃药，早晚还要打两针消炎针。那时候，社会治安不是太好，天冷路黑，小巷里又没有路灯。于是我每天提着半个胆子，早晚抱着孩子去打针。从市三院到学校来回得半个多小时，我硬是坚持了半个月。
一次，天正下着大雪，路面上一哧一滑的，特别是在居民区街道的柏油路上，住平房的那些居民为了图方便，一出门便将污水泼在下水道的铁箅子上。久而久之，污水便在那里结成了厚厚的一层冰，面积都扩大到了柏油路上。那天大雪覆盖在冰面上我也没注意，当我晚上抱着女儿从医院往回走时，由于天黑、雪大、路滑，我一不小心滑倒在冰面上，将怀里抱着的孩子甩出了老远，此时，我也顾不得身上的疼痛，赶紧爬起来去抱女儿，还好由于包孩子的被厚，没把孩子摔怎么样。现在想起来，那时自己既要上班又要带孩子，那真的是不容易啊！
孩子跟着我吃了不少的苦。那时夏天天热又没有电扇，我和孩子又蜷缩在一间不到十平方米的东厢瓦房里，地上烧的炉子直接通炕，屋子里更热得透不过气来，每到夜晚，女儿热得在小炕上来回骨碌，没有办法，我只能用扇子给女儿扇风驱热。
转过年“五一”节前，学校召开运动会，幼儿园的小朋友也参加六十米的赛跑。于是，幼儿园将大班里年龄最小的女儿与另一位比她大两个月的女孩编在一组。那时女儿还不满两周岁，我想就别让孩子跑了，磕碰着了怎么办？于是，我示意孩子不要跑，可是，女儿却偏要下场。而另一位小朋友，妈妈让她跑，她也不跑。哨声响过之后，女儿便挣脱我的手，一人沿着跑道趔趔巴巴地向前跑着，我怕孩子摔倒便紧随其后，看着女儿在跑道上的乖巧样子，逗得学生堆里传出来阵阵的笑声。女儿从小到大，无论干什么都有那么一股执著和不服输的劲儿。
不久，爱人从外地调回到我所在城市的某部队工作。周末全家团圆其乐融融。清晨，爱人总爱带着女儿在学校的操场上溜达，爱人背着手在前面走，女儿也像小大人似的，背着手跟在她爸爸后面优哉游哉的。
女儿不到三十个月的时候就离手了。爱人单位也给我家分了两间小房子。家庭生活稳定了，于是我准备继续深造学习，便将女儿送到我的娘家，让母亲给带着。一九八四年我参加全国成人高考后进入市电大脱产班学习。然而，相思苦是最苦的。事后听妈妈说，女儿在电视里看《三毛流浪记》中三毛找妈妈的时候，女儿也脱口喊“妈妈”，孩子太想妈妈了。于是她哭了，一边哭还一边往后门外走，她记住了那次来姥姥家，爸妈和她是从后门进屋的，爸妈又是从后门走的。那年春节回家，我感冒了，头痛得厉害，我躺在炕上，吓得女儿坐在我的身边哇哇直哭，这时，妈妈端着一碗豆包放在我的面前，女儿小手指着碗忙说：“妈妈，你吃点‘介’就好了，当时孩子小，女儿说话也不算太清楚，管“这”叫“介”，看到女儿懂事的样子，我的心里不知道有多么温暖，病痛早已经好了一大半了。”
我在电大上学的那几年，我们母女只有在节假日、寒暑假才能够团圆。后来爱人调到新区某部工作，三口之家，人各一方。一次“五一”节放假我回老家，看着女儿老跟在我的身后来回转悠，我看女儿也是怪可怜的，再加上她姥姥给讲情，于是我便把女儿带回市里小住几日。白天，我上学听课不能带她去。实在没有办法，只好将她一个人反锁在家里。学校放学后，我便急忙骑车往家奔。待我进了小院趴窗往屋里看，只见女儿已经趴在炕上睡着了。那时她只有五周岁。那几天的晚上，我在灯下做作业，她便拿着织衣针和一球线，模仿大人织衣服的样子，将毛线来回地缠绑在织衣针上，看到她模仿得那么像，我便教她打扣，织正针、反针，还有复杂的阿尔巴尼亚针。女儿很聪明，一教就会，后来由我打底教她织袜子，这下她可有活干了，有玩的了，自己就在那织啊织啊！看着她织袜子时的专注劲儿，那真的是好可爱呦。
我从电大毕业后，女儿就又回到我的身边。于是，我便每天带着女儿挤公共汽车去上班。那时我家住在百货大楼的后面，我所在的学校在电火花厂的西边，每天坐公共汽车上下班都要起早贪黑。有时早晨我怕上班迟到，便急着催孩子快点吃饭，可每当女儿听到这话时，便马上放下筷子说：“饱了。”女儿她特懂事，早晨常常没等吃饱饭，便随我上班去挤公共汽车了。
一年后，我调到新区政府工作，这时候女儿已上小学读书了。或许是女儿智商不错、懂事早的原因，我们大人从没在女儿的学习上操太多的心。上小学期间，女儿参加校外作文辅导班学习，她所写的作文《雪》，描写了刮风时大雪纷飞的情景，是那样的生动形象，我感觉我是写不出来的。小学四年级时女儿参加市教育系统举行的征文比赛，她所写的《李总理来到开发区》曾获市一等奖。待市教育局人员来考核时问她“你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时，她的回答是：“我生活在开发区，这里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我觉得值得一写。”你瞧瞧，她这话说得虽然不多，却理由充分，直说得在场的人连连点头说：“嘿，这么点的孩子竟说大人话。”
女儿在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她只有十三岁（虚岁）。一天，偶尔我说了一句不在意的话：“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都能织衣服了。”女儿一听，似乎不服气，又上来了犟劲，她也非要织衣服。无奈，在我的指导下，让女儿织了一条她自己穿的毛裤。那些日子，女儿放学回家做完作业后，就坐在床上两只小手在那舞弄着织呀织的，她只用了半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自己的作品，此时女儿的小脸也累瘦了一圈。
初中时，女儿参加市里征文比赛，她所写的电影观后感《学习张明明做生活的强者》一文，又获市级二等奖。参加全国青少年硬笔书法比赛曾获优秀奖。
女儿的成长进步固然同学校教育分不开，但我们做父母的也比较注重家庭教育。孩子小的时候，我们就注意培养她养成不乱花钱、不吃零食、不挑吃喝的习惯。有时我问她：“孩子，你想吃点什么？”女儿总是回答说：“什么都行。”也许就是这么一句“什么都行”的话，使我忽视了女儿的饮食营养。有时，因为我工作忙，饭菜是能将就一顿，就将就一顿，能糊弄一顿，就糊弄一顿，致使女儿在正长身体的阶段伙食没有跟上去，更别提营养的调剂和搭配了。特别是在女儿读高三的冲刺阶段，我本应该在女儿的吃住上，给她创造一个良好的生活学习环境，可那时我偏偏赶上区里搞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晚上需加班加点，经常回家很晚，孩子放学后家里没有饭，她只能在家附近的小店里对付着吃点，饥一顿饱一顿的，搞得女儿胃肠不好，时常拉肚子。
我家所住的居民楼临街且歌厅很多。每到夏季，歌厅里传出噪音，常常搅得人难以入眠，女儿也时常被吵醒，待到天快亮时才能睡着，而白天女儿还要去上课。久而久之，导致女儿的身体素质下降，在高考的冲刺阶段，女儿突然患病，耽误了三个多月的学习时间。
那时学校文理分班，女儿在理科班，学习成绩无论是在班里，还是在全学年，都排在前几名，班主任老师也一直鼓励女儿考名校。朋友知道了女儿生病的事曾劝我说：“让孩子明年再考吧。学习这么好，耽误这么长时间怪可惜的。”于是我和女儿探讨是否第二年再考的问题。然而，女儿就是不同意复课，说不管是什么学校，非要当年考走不可。女儿又上来犟劲，我们做父母的也只好依从了她。我们知道女儿因病耽误了三个月，报考名校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了。尽管如此，我们对孩子的要求是既不放弃，也不提出过高的要求，只要孩子平时努力了，高考时能够正常发挥就行了。发榜后，女儿的高考分数已远远高于重点线，最后被南方某军校录取。
十年苦读，终圆女儿大学梦；女承父业，再续军中不了情。虽然女儿考上了大学，但我常常暗地里自责。升学、工作、婚姻是人生的三部曲，升学是女儿一生中最为关键的一步。回想当初，自己如果不是一心扎在工作里，对女儿关心照顾得不够，女儿的高考目标可能比现在还要高一些。那时因为我负责搞全区的人口普查，工作忙实在脱不开身，就连女儿上大学时，我也没有去送她。
过后，朋友小何知道了此事，把我狠狠地给说了一通：“哪有你这当妈的，真是的。有的家长为了给孩子创造更好的条件，在学校附近租了一间房子陪孩子学习。我每天都给女儿掂对饮食，营养上不去，那哪行啊！”小何的话不时地在我的脑海里翻腾着。一想起这件事，我便常常暗暗地自责自己做母亲太失职。自己平时对工作认真负责，而对自己、对生活却马马虎虎，包括对女儿也是如此。
女儿在大学读完本科，毕业后分配到某部队通信站工作。工作一年后，又考回原军校读研究生。在这七年的时间里，女儿不仅学到了更多的文化知识，而且还学到了教科书以外的东西。军队院校正规的军事化管理，培养了女儿的独立生活和独立工作能力。全副武装五公里越野拉练的摸爬滚打不仅使女儿增长了丰富的学识，还培养了坚强的毅力，锻炼增长了才干，洗刷掉了独生子女身上常有的骄、娇二气，从而使女儿逐步成长为一名沉稳、干练，名副其实的职业军人。
相距千里，总少不了女儿的牵挂。每到周末，女儿都要给家里来一个电话，每次女儿都要嘱咐我们注意身体，虽然话语不多，但从中我们可以听出，女儿现在已经长大了，成熟了，她能感觉到自己已经负有一种责任了。每逢母亲节、父亲节、我们的生日，电话里总会传来女儿那甜甜的声音，一声问候，一声祝福，也许也就那么一句话，就使我们做父母的心里感到暖融融的。二〇〇九年六月的一天傍晚，我出去锻炼身体，不小心脚趾被盲目停靠的轿车给轧骨折了。住院期间，女儿专程从部队回来陪我。治愈后，女儿又给我买来汉方足浴的中药，让我天天浴足，健体养生。后来女儿还特意给我买了一个齿轮状的类似于算盘珠的木制品，让我按摩脚用，女儿真可谓是妈妈的贴心小棉袄。
女儿真的长大了，成熟了，现已在某部队机关的政治部门工作。她正以自己的学识、修养和人格魅力，勤奋地工作在本职岗位上，并将父母对她的这种爱继续传递着……
（王家芬）
回家过年
年近六十，今年是我第一次在自己的小家过年。一进腊月门，老伴便屋里屋外地忙开了，浆洗扫尘，购买年货，给远在沈阳的女儿挂电话，约定回家过年的时间，整日忙得不亦乐乎。待到阴历二十九日，女儿和女婿如期归来，我和老伴那始终悬着的心，才算是放回到了肚里。尽管在年前和节日里，我和老伴都在为孩子的归来忙活着，很累很累，但我的内心是欢乐的。直到正月初六，我们将女儿和女婿送走，两颗心才逐渐地平复下来，又开始了一年一度周而复始的希冀与期盼。
往年，我和妻都要回我的老家过年。那是因为我的父母亲都还健在。于是，在每年年前的某个日子里，我便和兄弟姊妹在年后的初二或初三，一起携全家到父母家去团聚。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兄弟姊妹便在出生的老屋里，围绕在父母的身边尽情地欢声笑语、嬉笑打闹，我们仿佛又回到了那天真无邪的童年时代。在父母慈爱眼神的殷殷期待中，我们在尽情地演绎着兄弟姊妹之间那种浓浓的手足之情，而父母也好像是在欣赏自己的作品一样，在儿女们的吆五喝六和孙男弟女们的出出进进中，尽情地享受着儿女绕膝的天伦之乐。
而今父母亲都已先后过世，要想再找回过去在父母身边过年时那种其乐融融的日子，已经是不可能的了。而随着岁月的流逝和年龄的增长，孩子们都已经长大成人并成家立业，我们也开始逐渐地变老，而在我们身边又开始发生了新的一轮，就如同我们所曾经经历过的，那同样的生命旅程。
回家过年的感觉真好，因为那时我们正年轻。记得我第一次从外地回家过年是在一九七七年的腊月，也是我当兵提干后的第一年。那时我农村老家乡亲们的生活都很贫困，我们家的经济状况也很拮据。当我手提一袋面，肩扛一袋米，从我所乘坐的大客车上下来后，前来接我的是身着旧衣服的三个弟弟。只见他们个个肩头和裤腿上都打着补丁，我的眼睛湿润了。由此也更增加了我要彻底改变家中生活困难状况的决心和勇气。
那年的春节，是我和三个弟弟陪父母亲在老屋过的。因为当时我的两个哥哥结婚后，都已经于前几年分家另过。分家时两个哥哥非但没分到任何家产，而且每人还分了三四百元的饥荒。此后姐姐和妹妹也都先后结婚出嫁到邻村，由于她们结婚的时间不长，家里也没有什么积蓄，日子过得都很窘迫。大年三十的晚上，我们陪父母过得很平静，虽然过年家中只包了一顿饺子，但我家的生活已露出了希望的曙光。家中原来有十二口人，大哥和二哥他们分家出去另过，又另外组成了两个小家庭，姐姐和妹妹出嫁后，父母便领着三个弟弟过日子。两个哥哥分家另过后，每天都在为各自小家的生计忙活着，生活虽然艰辛，但也都充满了希望；而父母家人口少了，在生活中所遇到的困难当然要比过去小许多。
此后，每年有机会我都要回老家去过年，并且要带回家一袋面、一袋米，临走时还要给父母留下一点钱。那时，农村每人每年只能分到三百二十斤的毛粮，过年时每人只能分到二斤大米、二斤白面，我每次回家过年时所带回的一百斤米面，那可是给家中的贫困生活解决了大问题，而我的父母便在这一年一度的期盼中，度过了那些艰难的岁月。
回家过年的感觉真好，全家人其乐融融。一九八〇年的阴历小年，是我和爱人结婚的大喜日子。尽管家中的生活仍不富裕，但父亲还是为我们举办了一次体面的结婚喜宴。结婚典礼上，我看见父母的脸上溢出了少有的笑容。婚后我与爱人同父母亲及全家人，在一起过了个其乐融融的团圆年。过年时，年届六旬的老父亲更是喜上眉梢，高兴之情溢于言表。
令父亲格外高兴的是当年有三桩喜事飞进家门。一是患病住院的三儿子病愈后康复归队，身体如初；二是三儿子与其昔日的同学自由恋爱并结婚，而且她的三儿媳还拥有一份他最为满意的人民教师工作，三儿子二十八岁大龄结婚，从此了却了他始终萦绕在心头的挂心事；三是四儿子在国家恢复高考制度后复读成功，并已考入市内的一所中专学校读书，将来的前途也是指日可待。第二年的五月，我家还发生了一件更为稀奇的好事，家中圈养的母猪也不知过去在散放时啥时怀的孕，在爱人生小孩坐月子期间，它还下了一窝小猪仔，除两头小的因母猪奶头数量不够而没能存活外，其余九头小猪仔个个长得肥头大耳，活蹦乱跳，还没等我休假期满，它们都已经长到了十二三斤重。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我和四弟到村头的集市上将这些溜光水滑的小猪仔全部卖掉，收入三百七十多元。这下更给家中的生活带来了生机和活力。也许是从那时起，我家便开始过上了抬头日子。
回家过年的感觉真好，看到操劳一生的父母亲在进入晚年后，能够幸福地颐养天年，那是作为儿女最为惬意的一件事。在父母亲艰难困苦的一生中，他们共生养了我们八个子女。别的不说，就是八个孩子的婚生嫁娶，也会把父母的心给操碎了。在我和三个弟弟相继结婚生子后，我们的父母亲也已经进入了晚年。那时，我们已经认识到，在每年的春节期间，如果能够抽时间回到父母亲的身边过年，那是再好不过的一件事。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我们当时虽然没有这么高的思想境界，但在父母还健在的日子里，我就有这种感受。倘若父母亲真的过世了，就是想再对父母亲尽一点孝心，那已经是为时晚矣。父母过世以后，恐怕在兄弟姊妹再聚首的日子里，会再也找不到父母健在时兄弟姊妹相聚时的那种味道。因为我们将被孩子推到长辈的位置，再也找不回作为孩子时在父母身边的那种被呵护、被娇惯，被浓浓的父子之情、母女之爱、母子连心和父女情深的亲情所包围着的那种感觉。回首往事，一个眼神、一声呼唤，都会在我心中酿成甜甜的蜜意。一声“爸爸”，一声“妈妈”，在那声声的深情呼唤中，我便会情不自禁地眼含泪水。每次临别父母离开老屋时，风烛残年的父母都站在屋檐下，他们挥动瘦弱手臂与我道别的身影和一句句真情嘱托，都成为我今后做好工作、成就事业的无穷动力。而今，这些父母健在时的平凡往事，已经成为我们这些做儿女的再也无法实现的奢望。
回家过年的感觉真好，尤其是在父母还健在的时候。愿天下孝敬父母的儿女们，能够常回家看看，哪怕是陪同父母唠唠家常，吃上一顿便饭，那也会给父母亲带来由衷的快乐，而作为儿女也会在此时收获尽孝时的人生体验，并使你以及你的儿女们受益终生。
天下的儿女们，假如你的父母年事已高，你又在外地工作，那就常回家看看，尤其是在过年的时候……
（赵明晨）
二表姐
在那些陈年往事伴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渐渐成为我身后背景的时候，不知为什么，二表姐的音容笑貌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
她虽然故去多年，但她的形象却没有在我的记忆中淡出，而是越来越清晰。
二表姐是我姑姑家的二姐，她叫赵桂芬，大高个，人长得端庄大方，一眼看上去就很大气，就像她的性格一样。至今，她离开我们已有十多年了，倘若她还活着的话，应该是七十几岁的老人了。
二表姐是个女强人，是家中的顶梁柱和主心骨。在我刚刚记事的时候，姑父在一次车祸中不幸故去。我从来没有见过他的面。那时候，我的小表哥也是刚刚记事，他比我仅大两个月。也就是从那时候起，二表姐便成了姑姑家的顶梁柱、主心骨。
二表姐姊妹八个，男女各四个，大表哥、大表姐早已结婚，工作在外地，离家很远，照顾不到家里。二表姐身下有两个妹妹，三个弟弟。姑父去世的时候，二表姐已经结婚了。由于二表姐夫常年工作在外地，从姑父去世时起，二表姐为了照顾这个家就一直住在姑姑家。帮助姑姑拉扯身下的几个弟妹，她和二表姐夫的工资也都填补在这个家里。姑姑家的大事小情也都是由二表姐在张罗和操持。小到过日子的油盐酱醋，大到几个弟弟妹妹的婚嫁，都是由二表姐一个人张罗，从不用姑姑操心，就连弟弟妹妹们的吃穿用以及上学读书的费用，也都是由二表姐给打理，一直到他们相继成家。二表姐为了这个家，那可真是操碎了心。
记得二表哥结婚的时候，妈妈带着我和弟妹都去赶热闹了。那年，我只有十岁，二表哥的婚事就是二表姐一手给操办的，就连二表哥结婚盖的被子，被里被面都是二表姐亲手给买的。待到弟妹们长大成家后，二表姐才离开那个家。可以说，二表姐是姑姑家里的功臣啊！
二表姐是从旧社会走过来的人，小时候，她的家里很穷。听妈妈说，二表姐小时候就受苦，没得好。在寒冷的冬天，姑姑的家里没有柴火烧，二表姐穿着条套裤就带着三表姐到雪地里去拾柴，手脚都冻肿了。到了上学的年龄，她也没能去上学，饭都吃不上流，哪还能有余钱供她上学呢？那简直是天方夜谭。
解放了，太阳出来了，二表姐参加了工作。她工作在商业系统，工作单位就是当地的供销社，没有文化还要整天同油米盐醋和斤八两的数字打交道，还有布料的尺寸以及人民币的元角分等等。涉及这些加减乘除的数学知识，还有财务账目，不识字怎么能干好工作呢？为了克服这些困难，她经常利用晚上休息时间，在家里识字和练习打算盘，经常学习到深夜。此外，她还坚持边工作边学习，在工作实践中锻炼成长。由于她学习认真刻苦，最后终于克服了重重困难，从不识字到能读、会写、善算，在很短的时间里，她就把业务工作熟练了，由于工作成绩突出，不久，她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二表姐能说会写，精明强干，村里和周围的人都夸奖她，妈妈也时常夸二表姐。因此，在我幼小的心灵里，二表姐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成了我最崇拜的人。她也成了远近闻名的女强人。
从严冬过来的人最知道太阳的温暖。一九六一年，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那会儿，党组织经常组织党员学习讨论，二表姐是名党员，经常参加学习到深夜，她对党有坚定的信仰和无限的忠诚。一次，她在学习完回家后曾向姑姑嘱托，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了，你一定要帮助我带好三个孩子，话语虽然不多，却体现出了一名共产党员不怕流血牺牲的高贵品质。
看着弟弟妹妹们渐渐长大，各自成家立业，二表姐感到很欣慰。直到二表哥结婚后，二表姐才离开姑姑家。她先是租房住，后来在姑姑家房子的西边地里，又自己张罗盖了一处房子，带着三个孩子住。那时二表姐夫工作在大石桥镁矿，只能在节假日回家，所以在自己的小家中也依然是二表姐在操心受累。
二表姐她心地善良，乐于助人，特有亲情味。不仅操持自己家的事，我家的事她也经常帮忙。我家距姑姑和二表姐家只有二里路，在我的记忆中，妈妈平时经常去二表姐家，那时家中有什么困难，或者是家里有什么事情拿不准，都要请二表姐给拿个主意，因为二表姐看问题处理事情，站得高，看得远哪！
记得有一次，姐姐要去相亲，男方家里因为姊妹多，家里生活很困难，还只有两间半房。为此事，妈妈犹豫不决。做妈妈的谁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找一个富裕一点的人家，免得孩子受苦。临去看家前，妈妈特意去二表姐单位一趟，征求二表姐对此事的意见。二表姐说：“只要人好就行，小伙子‘能挣虎眼’，勤劳能干，就能养活老婆孩儿。俗语说：要饭吃，还能多走一个大门呢。能找高郎，不找高房，不就是这个道理吗？”二表姐的一席话，给了姐姐和妈妈一个定心丸，于是就同意了这门亲事。姐姐结婚后，家庭生活很幸福，不久姐夫被辽河油田招工，也把姐姐带进了城里。现在老两口儿女双全，退休后尽享天伦之乐。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我家的生活也比较困难，一家五口人只有爸爸一个劳动力，我们小姊妹三个都在中学读书，加之生产队分值又不好，家里不是缺吃就是少穿。于是，我家便经常去二表姐家倒饬。那时，二表姐家的旧衣服、旧裤子可没少给我们，给我家解了不少燃眉之急。爸爸没有裤子穿了，妈妈就去二表姐家，回来时，就拎着一大包二表姐夫不穿的旧衣旧裤，而有的还是挺新的，就被二表姐偷着当作被淘汰的旧衣物给拿回来了。有一次，我记得有一条蓝色、纤维面料的裤子有八成新，就让妈妈从二表姐那拿回来给爸爸穿了。当二表姐夫过后去找那条裤子要穿时，二表姐却打着马虎眼说：“谁知道你那条裤子哪去了，咱不知道。”此事，就这样被二表姐给瞒过了二表姐夫。事后，二表姐还把此事当作笑话讲给我们听。
那时生产队的分值不好，我们一年干到头也挣不来钱，到头来还赤字欠生产队的。没有办法，那时家家户户都要养个猪。年底好卖头猪作为全家一年过日子的花销，而且还能攒点粪卖钱。那年在青黄不接的时候，我家要养猪，可买猪崽子的钱没有着落，为此事妈妈急得团团转。后来，妈妈又到二表姐家里去借钱，二表姐还没等妈妈把话说完，便把钱塞到了妈妈手里。
那一年的年末，我家养了一口大肥猪，也卖了个好价钱。一提起这些事情，妈妈就时常对我们说，那时候多亏了你二姐啊，是她心肠热，心地善良，才使我们渡过了道道难关。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二表姐调到大石桥市，仍在商业单位工作，虽然人到中年夫妻才得以团聚，但二表姐依然把精力放在工作上。后来，由于她工作表现出色还走上了领导岗位。她工作忙了，我们见面的机会也就少了。
我最后一次见到她，那是在四表姐结婚的时候，也就是一九七五年的冬天。没想到那一次竟然是我们的永别。二表姐大约是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因患脑瘤病做手术出现并发症而病故的。那是几年后我听三表哥说才知道的。
我真的很想念二表姐。那还是在二表姐去世后不久，当时我还不知道这件事。我在街里看到一位三轮车夫拉着一位女人，她长得酷似我的二表姐。当时，我的心里在说，怎么二表姐到这里来了，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甚至骑着自行车紧跟那拉车人的后面追赶，但那个人就是不理睬我。这时，我才知道是自己认错人了，但我依然在她的后面紧跟了好长时间的一段路。后来，我知道那个人姓周，这也许是我太想念二表姐的缘故吧！
现在，我们家的兄弟姊妹都过上了好日子，但我时常想起那些在我们家困难时，时常帮助我们家的那些人，这其中也包括我的二表姐。这人啊，都要有一颗感恩的心，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我的二表姐，她现在若是活着那该有多好，可惜她人现在已经不在人世了，这也许是她操心操得太多的缘故吧，她也太累了，她是该早点歇息了。
愿二姐的在天之灵永远安息吧，而我们这些曾受过你帮助的人会永远记住你的恩德，也要像你那样去奉献爱心，用美丽的心灵去感化那些丑陋的灵魂。
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这世界就会变成美好的人间。
（王家芬）
苏晴的故事
苏晴是我邻居苏大伯家的二女儿，我通常叫她二姐，她虽然不是我的亲姐姐，但情同手足，就像我的亲姐姐一样。从小到大我俩形影不离，直到她结婚我们才分开。从那以后见面的机会少了。今年二姐已经是六十岁的人了，她有两个儿女都在外地工作。
二姐年轻时长得很漂亮，高高的个儿，白净净的脸，黑黑的眉毛下，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头上梳着两条麻花辫。二姐很精明，性格很沉稳，口才亦很好，是“文革”期间老三届的一名初中毕业生。
二姐大我三岁，高我两届。我记得那年春天，在我上小学的时候，是二姐领着我第一次跨进了学校的大门，并把我带到老师面前报的名。那年我七岁，个子不高，看上去又瘦又小。
白天上学，放学后我们就在一起玩，有时跳皮筋，有时捉迷藏，有时过家家。我们特别喜欢暑假的下雨天，这时屋外哗哗下着大雨，我们便在屋内堂屋地上铺上麻袋，用小木板凳隔上，做成家中的“小家”。用玉米胡子当头发，用秫秸棒棒当身子，做一些大大小小、男男女女的小人，再用小块布剪成衣服给小人穿上，然后“大人小孩”，你到我“家”、我到你“家”串门，那种亲切劲，就好像我是其中的一员。那种感受很温馨，很幸福，有趣极了。
二姐上小学时是班里的班长，不仅学习好，也爱好文艺，小时候还教我唱《卖报歌》，“啦啦啦，啦啦啦，我是卖报的小行家……”
转眼，二姐考上了中学。因为住校，她只能一个月回家一次，有时候能遇上我，有时还遇不上我，我们见面的机会少了。
“文革”期间学校停课，二姐偶尔个把月去一趟学校。一次她还带我到她们学校去了一趟。记得那是一个秋天，她带着我来到她的母校，来回走了二十多里路。到了学校，遇到她的同学，她们互相询问近况。由于学校停课，学生极少。学校有几排整齐的大瓦房，一个很大的操场。当时我很羡慕二姐能在这样好的学校读书。我想，将来有一天我要能在这样的学校读书该有多好啊！
二姐上中学时，思想积极要求进步，是一名共青团员，也是学校的文艺骨干。“文革”期间，她曾串联去北京，受到过毛主席的检阅。那时，毛主席像章很珍贵，二姐收藏了好多毛主席像章，她见我很喜欢就让我选一枚送给我，我高兴极了，于是我就选了一枚有机玻璃的，样式很好看，我珍惜地将它戴在胸前。
夏天的晚上，我们把院子打扫得干干净净，在院子里铺上麻袋，二姐和我并排躺在上面乘凉，有时望着天上密密麻麻的星星数了又数；有时望着天空默默不语；有时高兴了我俩还高歌一曲，“从草原来到天安门广场……”；有时她还教我跳一段“忠字舞”。那时候的我们天真浪漫，整天沉浸在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之中。
一九六八年老三届毕业，二姐作为回乡知青，抱着到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一颗红心，回乡参加生产队劳动。这时，我几乎每天都能和她在一起。后来，公社成立了中学，我上中学读了两年书，毕业后我便又回乡和二姐在一起了。
白天，我们在一个生产队劳动。春天，天刚蒙蒙亮，二姐和社员们就下地了。拔苗时，二姐拔完了自己的垄，就帮我拔，每逢二姐干活干在前面，她总要帮帮我，就像亲姐姐照顾小妹妹一样。
秋去冬来，三九天，像刀子一样的北风呼呼地刮着，天寒地冻。大队组织了挖水塘大会战，各生产队都组织了青年突击队，二姐是主力队员。队员们有抬筐运土的，有用镐刨的。大部分女青年都是二人一副架，用拳头粗的木头棒子当扁担，用大筐抬刨好的泥土块子，运到二三百米远的水塘外。我脚穿水靴子，靴底薄且很凉，一哧一滑的，必须小心翼翼地走。这一筐少说也有百十来斤重，抬着抬着，大家的肩膀都被压肿了，但是谁也不喊痛，仍然坚持干着。我和二姐一副架，她个子高，抬筐时还悄悄地把筐移得离她近些，以减轻她前面的我抬筐时肩上的重量。泥水溅了她一身，她也全然不顾，她就是这样不怕脏、不叫苦、不喊累。
不管干什么脏活、累活，总少不了二姐，她总是干在头里，从不拣轻躲重，分配干什么活就干什么活，就干好什么活，从来没有怨言，受到大家的好评。中午休息时，我们常在一起说说知心话，或勾织衣服。晚上，我们还经常到三里五村去看电影，那时看的电影多数都是样板戏，如《红灯记》、《智取威虎山》等。在各村循回演出时，我们有时在这个村子看完了这个片子，又跑到那个村看另一个片子，疲劳和睡意早已被电影给赶跑了。那几个样板戏也不知看了多少遍，尽管如此，我们还是百看不厌。因为那个年代，在农村那是唯一的娱乐了。一次，晚上到红旗堡看电影，该村距我村五里路，我个子不高，到了那也看不见电影，看到的只是人家的后脑勺，见此情景，二姐不声不响地给我搬来了一块石头，让我站上去，说：“这不就看见了。”
二姐平时话语不多，说话也很有分寸，但在节骨眼上，二姐讲起话来，那是滔滔不绝，很有分量。那时生产队经常开会，组织学习讨论，每次二姐都是作为骨干带头发言，讲起话来干净利索，大家都愿意听她讲，背后都称赞她口才好，认识问题觉悟高。
一晃，二姐在广阔天地奋斗了几年，怎么干也没有脱贫。那时生产队分值不好，一年干到头等于白干，家里仍然很穷，连鞋都买不起，只能用手做，也只能利用中午时间做。一次，二姐穿的鞋坏得实在不能穿了，新做的鞋还没有做好，二姐一脸的沮丧。中午我到她家玩，见她唉声叹气，正忙活她那双鞋呢。我一看只剩下最后一道工序了，于是我说：“咱俩一人做一只，下午你就能穿上这双新鞋了。”说着，我俩就开始忙活了起来，整整忙活了一个中午，鞋终于做好了，下午二姐换上了新鞋，脸上又浮现出往日的笑容。
二姐在农村怎么干也没有出路，眼睁睁地看着她的中学同学有的被抽调到社办企业上班，有的被保送上了工农兵大学。大家议论着：“谁叫人家出身好喔，谁叫人家父亲是公社党委副书记，听说上大学的前三天才入的党，真是比不了，攀不起啊！”二姐听到这些也不搭言语，只是唉声叹气。干活也没有以前的劲头了，如果是包工计件的活，她干到中午就回家，也不像以前那样贪晌干了。
夏日的一天，我们在生产队劳动铲树盘，快到中午了，火辣辣的太阳直射在地面上、身上，烤得人很难受，刚铲一会儿，脸上的汗就淌了下来，早晨吃的包米楂子粥早就没了。又热又渴又饿，抬头看见树上结着红彤彤的苹果，二姐和几个小伙伴便顺手摘了一个吃，谁知道点背，正巧被大队护青的同志碰着了，领头的一个叫“小佛爷”的青年说：“都谁吃了站出来？”不好了，这下可惹大祸了，轻了说是“瓜果梨枣谁见谁咬”，要斗私批修；重了说上纲上线认识，那是“破坏社会主义集体经济，挖社会主义墙脚”。这还了得，这几个偷吃苹果的人被大队抓了典型，列了大榜贴在靠大道最显眼的板报墙上，这还不说，还被斗游街了。游街时，他们几个有打锣的，有打钵的，还有的在后面跟着走的，二姐跟在后面走。那也不好看哪，我那次算是手老实了，侥幸没摘，算是免了一劫。真是的，人要点背，喝口凉水都塞牙。
二姐心情郁闷了，就到城里大姐家走一趟，散散心。进城里见的世面多了，心情好了，心气也高了，回来时，原来的不太黑的头发也已染成了乌黑色。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农村根本没有染发的，二姐又赶了一把时髦。有时大姐给二姐买一块布料，总不让二姐空手回来。
光阴荏苒，二姐到了搞对象的年龄。因为二姐长得漂亮，又有文化，有人相中了二姐，就托媒人来介绍，介绍对象的人很多。一次大队书记托人给他的弟弟介绍，九年文化的复员军人，一个精明强干的小伙子，在一般人的眼里是攀不上的，可二姐心气高，总不想在农村找，所以都拒绝了。人们背后议论着，如果二姐同意这桩亲事，也许能改变二姐的命运，将来有个什么好事，也能轮到二姐头上，可二姐就是这么个倔犟人。
后来经人介绍，二姐结识了一个现役军人，已经服役七年了，但还没有回来，“也许他能有发展”，二姐寻思着，在他探亲时，他们便结婚了。结婚那天，不知为什么，二姐竟然哭了。我作为娘家人参加了她的婚礼。二姐夫长得英俊潇洒，可服役八年最后还是回到了农村。现在看来，她也只能是一辈子务农了，二姐认命了。
二姐结婚后，我们见面的机会极少。全国恢复高考那年，我考上了师范，毕业后被分配在城里工作。我结婚那年，又一次遇到了二姐。二姐还是那么漂亮，不过原来的辫子不见了，头发烫成了满头小卷。仔细看上去，额头上多了一道细小的皱纹，必竟她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二姐告诉我，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分了果树、田地，农闲时又做点小生意，打蛋糕卖，盖起了五间大房子，日子过得挺好。尽管如此，二姐自己没能脱离农村，总不甘心。
孩子们渐渐长大了，她经常跟孩子们说：“你们赶上了好时候，一定要好好学习，考上大学，将来成为有用的人。”转眼，儿子长成了大小伙子。十八岁那年，子承父业，二姐送儿子当兵了。后来儿子考上了军校，女儿也考上了大学，一双儿女先后进了城。在她儿子结婚时，我再一次见到了二姐，这时她已是五十多岁的人了，额上的皱纹又多了一道，而且明显地深了，发型也变了，变成了长卷发，但仍然可以看出她的漂亮，她的干练，那种中年妇女成熟美的魅力，看她根本不像农村的家庭妇女，和城里人没什么两样。
儿女结婚有了自己的小家，二姐告诉我，孩子们曾多次叫他们老两口搬进城里去住，享两天清福，可他们就是舍不得离开那个家。
现在二姐所在的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原来那些低矮的平房已经不见了，代替平房的是一幢幢二层小楼，一条又宽又长的滨海高速公路穿过了二姐家住的小镇，笔直地伸向远方。靠近海边的树林里，盖起了一座座样式新颖、别致的度假新村和旅游别墅，公路两侧的建筑工地上，塔吊林立、机器轰鸣，又有一批大的项目正在兴建。二姐家的户口早已被规划中的滨海新区划进了城里，二姐进城的梦终于实现了。但她仍然没有离开那个地方，因为这么多年，她对乡下的生活已经习惯了。
（王家芬）
原载于《山海潮》200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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