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李致理成平头的原因。
那年夏天我们向阳小学建起了红星合唱团。那年夏天，我们红星合唱团要参加公社里的汇报演出，据说如果唱得好，还能参加县里的比赛，这个消息让我们都非常兴奋，豆子说，他连着几天都梦见去县里的礼堂参加比赛，站在台上他总想尿裤子，他叫自己忍着忍着可等我们的红星合唱团把歌唱到一半，他就忍不住了。不好意思的豆子是用这个原因解释自己为什么每天都尿床，他这样说，就似乎是，床是为我们合唱团尿的，就是要查责任也不能只抓住他一个。
我，我哥哥李恒，豆子，屁虫，祥子，我们几个人都是红星合唱团的，可李致不是。老师说为了体现我们学校的精神风貌，合唱团员必须理成平头，必须整体划一。每天放学，李致顶着他的分头走在我们这些平头的后面，太显眼了，也太孤单了，于是他也留起了平头。我们有一段时间对李致也理成了平头耿耿于怀，屁虫曾提议要教训他一下最好让他就成秃子，但这个提议被大哥恒给否决了。否决的理由是，李致不能加入合唱团但没办法不让他理成平头，合唱团的手则上没有规定。――但我们可以让他自己觉得没趣。我有办法。真有办法！
在放学之后，理成了平头的李致悄悄地跟在我们的后面，跟着跟着，他就和我们这些平头们走在一起了。跟着，他开始随声附和我们说话的内容，他用一种夸张的语调来讨好我们。我不理他，我们都不理他。这时，我哥哥李恒，他昂着头，扯直了嗓子，唱！我们几个人就跟着他伸长了脖子。我们几乎是在地动山摇地喊。
我们唱大海航行靠舵手——
我们唱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一个毛泽东——
我们唱日落夕山红霞飞――
我们唱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
我们唱得，自己的头皮几乎要裂开了。李致在我们大声的歌唱中悄悄地放慢了步子，落在了后面，然后系一系鞋带或者踢几下砖头，这样，他就和我们的距离更远了。我们一边唱一边相互挤弄眼，操，他才瞒不过我们呢。
李恒喊一声停。然后再喊，一，二。
我们再一次伸长脖子，把自己的头皮喊裂——不嫌害臊！
我们是说，李致也不嫌害臊，一个上中农家的孩子，非要和我们贫农家的孩子们混在一起。哼，你就是留了平头，也不能参加我们的合唱。
因为红星合唱团的缘故，我们几个都爱起了学校。我不是说以前我们就不爱学校，在这以前，我们也爱学校的一草一木，而在参加了红星合唱团之后，我们更爱了。屁虫在那个夏天五点多钟就背上书包来到学校，走进校门的时候他往往昏暗中的、空旷的党校我，大声歌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
等我们赶到学校，屁虫已经坐在门边上睡着了。我，我的哥哥李恒，祥子或者春生，我们几个蹑手蹑脚贴近屁虫的耳朵，然后是，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来个毛泽东，他为人民……有了两次的教训，屁虫即使睡着了耳朵也是支着的，我们一走近他就睁开他的右眼，然后飞快地跳起来，这时，他的左眼才开始睁开。
我们一起把东方红太阳升唱完，学校里面还是一片略略泛白的黑暗，我们，起得太早了。我们的声音停了，可大队里狗的叫声此起彼伏，连成一片。听着近处远处狗的叫声，我们这些孩子就笑了起来。
红星合唱团的合唱练习安排在下午的第三节课，我在下午第一节课的时候就开始焦急等待，可以看得出来，王海屁虫他们也是，他们都在用屁股磨着自己的凳子。下第二节课的铃声一响，我们几个合唱团的小平头，按照高矮排在教室的门口，我们一言不发一脸严肃地等待第三节课的铃声。其实是钟声。不，其实是铁声，有一块相当大的铁片悬挂在学里的槐树上，那块铁是贫农赵四家的四口锅和两把镰刀炼成的，你别说，尽管难看了些，可声音还挺响。多年之后我读到一首狗屁不通的现代诗，其中有句我认为还是通的：“钟声敲进了我的心脏”。是的，第三节课时看门的钟老头来敲那块铁片的时候，我真的感觉，他把我的心脏也敲得一颤一颤。
我们几个，社会主义的红苗苗，红星合唱团的小平头们，在同学们的注视下，迈着比平时大一倍的略显僵硬的步子，缓缓地走出教室。我们的脸上都不笑，可心里一直在笑。我们就保持着这样一副表情，朝着练习合唱的那间屋子走去。五年级的李恒他们，三年级的祁红旗，他们的表情和步子，跟我们几个人的表情一模一样。
接下来我们就叽叽喳喳地等待教我们合唱的周老师的出现，他总是比我们要晚一些。我觉得，他是让我们先把叽叽喳喳合都吐完，然后剩下的就是音乐了，就是合唱的声音了，屁。然而屁虫说，周老师之所以经别的老师进教室都晚一些，是为了让教室里的灰尘都落下来。你没看见，我们的教室里多脏，那么多的灰尘要是落在嗓子里，哼哼。是啊，我们的教室里真的有非常多的灰尘，我们刚走进去的时候就像走进了一团淡淡的雾中。后来我们一致起来，同老师晚来是为了躲过那些飘荡的灰尘，因为，每次他进入我们的教室，总是要皱一皱他的鼻子，然后用力地哼一声。
对了我在合唱团里排在第三排。我的前面是矮个子的屁虫，左边是豆子，右边的那个人，到现在我已经忘记了他的模样，他不是我们班的。我们除了在合唱队里站在一起，平时没有说过话，也就是说，我们根本不认识。在向阳小学红星合唱团大约三十个小平头中，我有一半以上不认识，至于我后来参加公社的合唱团，不认识的人则更多了。好在我到公社里参加合唱的时候，还有豆子和屁虫在一起，使我不至于觉得自己是一个完全的陌生人。
我们的合唱在每日下午的第三堂课开始，在我们的叽叽喳喳之中，周老理由背着他的手风琴在门口出现了。我们的叽叽喳喳马上小了下去，屋子里的空气突然地沉一下，周老师的一支脚先迈进来，然后是他的手风琴，再然后，是周老师的牙。关于这一细节是来自于屁虫的观察，同老师的牙是出奇的大，即使他闭紧了嘴唇，前而的几颗牙还会鼓鼓地露出来，他的牙上满是黄黑色的斑点。周老师的牙长成了这样，他，他……我们都明白屁虫的意思，他是说，有这样的牙的人怎么学唱歌啊，何况，他还要教我们呢。最初的那几天，我们也是这样想的，我们想听周老师唱歌，哪怕只有一两句，可偏偏，周老师就是不唱。他一边皱眉头皱鼻子，一边对我们大声呼喊，唱，都唱，大声点！我们就伸长了脖子，扯开了嗓子：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北京的金山上光芒照四方……
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
我们的声音自然异常洪亮，我们，都把耳朵喊痛了，都把嗓子喊破了，我们声音盖过了周老理由手风琴的声音，在我们唱起来的时候，他拉不拉手风琴都没有关系，反正，我们也听不见。因为一遍遍的喊，往往一首歌被我们唱得面目全非，所有的音都让我们拉到了高音区，而且每个词之间的连接都是直的，乐想都那么高了谁还会转什么弯啊。在我们的喊声中周老师的鼻子和眉头都皱在了一起，他的牙向外的举动更为强烈了：不行！重来！
我们就又得重新再喊。
几遍之后我们的声音就渐渐地降下去，有些人还夹在中间变成蚊子了，排在我左边的豆子就是。所以，在我们放学回家的路上仍然能把一首歌大声喊完的只剩下豆子，他在合唱的时候省下了力气。我们的声音小了，周老师的手风琴的声音就显了出来，那声音难听死了。——我没听过这么难听的手风琴。屁虫的母亲是天津下乡的知青，他的李叔、赵叔也是，往往，屁虫在说到这里的时候总忍不住翘一下尾巴，我哥哥李恒不会给他翘第二下的机会的。——你懂什么，是周老师的手风琴不好。我们听就听贫农自己拉的，资产阶级的，再好我们也不要。
屁虫缩一缩他的脖子，他喃喃地说了些什么，我没听清楚，不过我能猜到他要说什么，无非是辩解他的赵叔李叔是知青和资本主义没什么关系，可他看了我哥哥两眼，就不再说了。
——周老师的琴是破。
周老师的手风琴的确是破，那根绿色的背带早已发白，只有在背带的两端才显出一点绿来，而且，中间的部分都已经起了毛，还有一些断出的浅头。手风琴更不用说了，它的右边肯定被什么东西砸过，凹进了很大的一块，而左边键盘那里有一个键已经丢了，周老师的手指不自觉地按上去的时候，我就想笑。可我不能在合唱中笑出来，于是，我的表情肯定异常复杂。丢一个键，手按上去都没什么好笑的，问题是，我对这个动作的联想。它让想起邻居赵四奶奶，她中间的牙已经掉光了，她的手常从丢掉了牙的地方伸到自己的嘴里，从中拉出一片菜叶，或者是枣皮。
这样一架旧的手风琴，拉出来的声音不成调，而像一个人的喘息，也是可以理解的，问题是周老师只拉不唱。我们嗓子喊得哑了，我们就渐渐地变成蚊子，然后都变成蚊子，周老师就开始拍他的手风琴。我们的声音就又大一阵，然后再小。
在大约十几天后，终于有人忍住了，他在后排，用一种比蚊子更蚊子的小声：老师，我们跟你唱，你唱一遍我们听听。
这么小的声音，我，屁虫，豆子，李恒，合唱团的所有人都听见了。包括周老师。经过半分多钟的沉默，整个合唱团一起叫了起来：老师，我们跟你学！
周老师终于开口了。在他唱出来之前，他先擦了擦脸上的汗，然后收了收他的牙，东方红，太阳升——
事后，在提起周老师的那次唱歌的时候，屁虫总是夸张地做出一副痛苦的表情：还不如听他拉手风琴呢。
还不如，听他拉手风琴呢。
如果不强调我们是红旗下的红苗苗，如果不强调向阳大队的红星合唱团只收红苗苗，我们的合唱肯定会比现在乏味得多，我们的参与热情，也肯定大打折扣。
一天一天，我们在周老师时高时低的手风琴地伴奏下重复着那几首歌，后来，我们的合唱固定在一首歌的上面：《东方红》。之所以选这首歌，一是周老师说我们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声音还整齐些，二是每天早晨，大队的高音喇叭里都会将它作为广播开始的序曲，我们可以跟着广播练习。你想一想，从下午的第三节课直到傍晚，我们只唱一首歌，而且得日复一日。后来还是我哥哥李恒有办法，我哥哥李恒在玩一些花样上是个天才。
我哥哥李恒，我，屁虫，豆子，王海，和哥哥李恒他们班的几个同学，我们在唱到东方红的时候就提一提脚，伸一下脖子，然后在唱到太阳升的时候就把脖子从左向右慢慢地转，转到把“升”唱完就抬一抬头，并且，有意把这个“升”字延长半拍，这样，我们几个就和合唱团的其他人的合唱错开了一点，后来我上了高中之后才知道，这种方式叫做合声。
周老师拉着他的那把破旧的手风琴。他的手指向键盘上掉牙的地方用边按去，手风琴发出一声特别的轰鸣。我想周老师一室留意了我们的动作。开始的时候我们的动作很小，看到周老师没有别的表示我们胆子就大了起来，开始的时候只有我们几个孩子那样做，后来合唱团的所有孩子都提脚伸脖子，把头从左向右慢慢地转……我们的声音响亮。对于唱歌，对于合唱，我们一下恢复的最初的激情……
只有周老师。只有周老师什么也没恢复，他甚至，比以往更显得无精打采，手风琴有气无力地喘息着，喘息。后来，我发现周老师的头还略略地低了下来，他的眼里竟然有了泪水。我用肩膀碰了碰左边的豆子，他悄悄地点了点头，表现他以看到了。我用我的腿顶了一下前面的屁虫——我用的力量略略地大了些，屁虫啊了一声把两只手按在了第一排的那个人的肩上——我们的合唱一下停止了。而周老师的手风琴还接着喘了两下，显然，他对我们的合唱突然中止没有丝毫的准备。
我们的周老师，竟然在唱东方红的时候哭了。
周老师先是手足无措地呆了一会儿，然后张开了他的嘴，他的那些长长的黄斑牙动了几动：我，我……周老师用一副愁眉苦脸笑了起来：同学们唱得真好，我进入了情绪。看我感动得，感动得……周老师的眼泪涌出了眼眶。他一遍遍地擦着然而泪水还是不断地涌出来，不知道这么瘦的一个人，他在什么地方贮藏了那么多水。最后周老师将手风琴放在了桌子上，他说同学们练习吧你们练习吧然后头也不回地走出教室。他挥手的动作大了些他的手碰在了键盘上手风琴突然地响了一声，周老师走出教室之后，那个声音还在颤颤地响。
现在轮到我们手足无措了。不过这样的手足无措没有持续得太长，我们又开始了叽叽喳喳。你看外面，你看外面。我说我看见了不就是赵老师家的猫在追齐柱家的小鸡呀，屁虫说什么呀，我让你看那边。
屁虫指给我看的是学校院子里的那棵大槐树。槐树能有什么好看的，操，你的眼睛不知是怎么长的，你看李致。我说我早看见了这有什么啊他那张脸还不如槐树呢，屁虫说谁让你非盯着他的脸看，他早就在那儿了，我们一合唱他就去树下面蹲着。也不怕晒死他。
是啊，我们站在屋子里都感觉很热，一场合唱下来我的褂子就贴在了我的身上，一动就会滴下水来，那站在外面肯定更热。一棵树的阴凉算不得什么，太阳早就大片大片地将它晒透了。那个瘦瘦的李致，竟然会站在外面听我们合唱。我们这些唱的都烦了，他怎么在外面站着蹲着也不烦呢？
……
那个下午周老师没有再回我们的教室，他丢下了合唱团，而让我们丢下了合唱变成了一窝麻雀。开始的时候我们还只是站在队里说话，后来队伍就走了形，散了，有两个五年级的孩子还打了起来，他们两个人把教室里弄得尘土飞扬。我们三三两两，做着各自无事生非的活儿，其间，如果哪一个孩子来了兴趣吼上两嗓子，整个教室里就会跟着一起合唱，然后是轰堂大笑。我哥哥李恒说，周老师不在的时候我们的合唱唱得最好，我，屁虫，豆子，我们几个拼命地点头。我们，也有这样的感觉。
等天黑下来，还没有人告诉我们解散，我们的脖子都伸长了。最后不知道是哪一个平头说了一声走吧，合唱团的平头们立刻噼噼啪啪地涌出了教室。——尿，尿把我的小鸡都憋大了。豆子一边系着裤子一边和我们说，他，竟然就在教室的门口撒了一泡长长的尿。好在，那时天已经黑了，学校里除了合唱团飞跑的平头们再没别的学生。其实，我们学校的第三节课要不是红星合唱团就是不存在的，在红星合唱团组建之前，似乎第三节课的钟声就没响过，我们上完了第二节课，就可以去找草了，放羊了，喂猪了。第三节课的铃声，主要是敲给合唱团的人们听的。
——你看，你们看，屁虫突然窜到我们的面前，你看，他也刚走。就是，李致，他听了一天的合唱，他都听了好几天了。
周老师没有再回来教我们合唱。后来我们听说，周老师的媳妇得了一种非常严重的病，全身浮肿，只有二十几天的时间就死了。他那天的痛哭，多少，应当和他媳妇的病有关，我们都是这样想的，要不，他怎么会在唱歌的时候哭起来呢，要不，他怎么会止不住了呢。
周老师走后的前几天，在第三堂课的铃声之后我们照常会集中到那音练习合唱的教室，我们叽叽喳喳一会儿，静一会儿，然后就乱成一群麻雀，或者是鸭子。要是天天这样，不上课，不干活，也不练什么合唱，该多好。屁虫在我们的面前摇着尾巴。——美死你！我哥哥李恒用鼻子重重地哼上一声，看把你美的，看看，你的鼻涕都流出来了！
周老师不来的那些天里我们红星合唱团就没练什么合唱。说完全不练了也不真实，总地有哪一个孩子时不时地喊上一两声的，然后就是头晕脑涨的合唱。我哥哥李恒喜欢充当那个“领唱”的角色，可他唱得并不怎么样，还时不时地跑调，每次他领唱不是引起一些大笑就是稀稀疏疏有气无力地几个人跟着，弄得我哥哥李恒很没面子，他的那双小眼睛恶狠狠地盯着我们，在那个夏天，我哥哥的目光有些冷。他几乎是一直这么冷着，直到他二十一岁那年走入自己的死亡。
“你哥哥真是周老师的徒弟”，其实屁虫的声音很小的，他几乎只说给了我的一只左耳朵，我的右耳朵都没有听清，可我哥哥李恒却听见了。他的右手飞快地落在屁虫的脸上。
之后，我哥哥就放弃了充当领唱的尝试，他想出了另一条主意，就是，他叫脖子粗、声音大的豆子充当领唱，而至于唱什么歌，什么时候唱，得由他说了算。每次合唱一起，我哥哥李恒就开始摇头晃脑，一脸得意的表情，不过，那时候我就觉得有些羞耻，我在众人的合唱之中，偷偷地缩着脖子。
周老师没来的那些下午，我看见李致依然会到槐树的下面晒着，他向我们的方向张望，见我看他，他就低下头去拾起一块土块，向着槐树上砸去——
反正周老师也不来，我对我哥哥李恒说，我们把李致也叫进来吧。我的意思是，我们的合唱这么枯燥无趣让一个上中农家的孩子来参加没什么不可，人家的孩子这时候都走了，捉鱼去了捕蚂蚱去了，光叫红苗苗们受罪实在说不过去。——不行，我哥哥李恒给了我恶狠狠的一眼，你要再提他我就撵你。我缩了缩头，然后教室的另一个方向走过去。我哥哥是一个说到做到的人。我朝着窗口看，外面，大槐树的叶子都被晒得无精打采，而李致竟然还用手上的土块砸着槐树上叶子。呸，我冲着李致的背影狠狠吐了一口唾沫，他也不嫌累。
后来我哥哥李恒告诉我，我们家和李致家有仇，至于这仇是什么，他其实也说不清楚，反正，我们不能理他，不能带他玩。谁让他家还中农呢！
然后又过了几天。三班的教师秋老师成了我们的辅导员，他来教我们合唱。那时，秋老师的媳妇刚给他生下第三个儿子，每次来教我们，秋老师总是抱着他的三儿子出现在我们的面前。现在，我除了记得他姓“秋”之外没有任何的印象，他不可像周老师，有那么大那么长的牙，他的怀里也没有破旧的手风琴。他抱着自己的儿子，自然不能再抱手风琴。
秋老师可比周老师唱得强多了。
但秋老师只在我们的合唱没有开始之前唱上一段，然后讲一讲可能出错的地方，要不，就是在我们走调走得太远的时候唱几句，更多的时候他并不唱。他坐在门口听我们的合唱。我们合唱的时候，秋老师就腾出了眼睛和手，他的眼睛和手都用在了自己儿子身上。——那简单真是一只小老鼠，皮都那样，真是难看死了。屁虫伸长脖子伸上一会儿，然后缩回来，缩到我的耳朵边上。在我们合唱的时候，他只张着嘴巴没发出声音，他只做了一个合唱的样子。反正，我们这么多人，少他一个也看不出来，我也学着他的样子，非常投入地张大了嘴巴。我们俩个人一起挤眉弄眼，好在，秋老师根本不看我们，有时，我怀疑他是不是在听，因为即使我们的合唱之中出现一些小小的混乱他也不管，他的眼睛盯一会儿他怀里的孩子就盯着外面，只有在我们唱完之后，过上一会儿，秋老师的眼才转向我们。他怀里的孩子，往往会在我们唱完之后哭得更历害了。于是，秋老师在我们唱完之后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大家再唱一遍，开始。他的眼睛都收到怀里去了，他在看自己的孩子。我们的秋老师，用一种相当淡漠的表情看着外面，看一两眼我们，看他的孩子。“秋老师的肚子里肯定有很多的事”，我对王海、屁虫、豆子他们说，他们表示了赞同，而我哥哥李恒的表示则是，屁。――你们知道什么，你们，又不是秋老师。
我哥哥也不是秋老师。
但我哥哥可能是对的，秋老师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因为秋老师教过他数学。他说，那时候秋老师就是这样。
说实话，无论秋老师是一个怎样的人，他都无法让我对他感兴趣，那时，我感兴趣的是，去河里捕鱼，到房上掏麻雀的蛋，捉蚂蚱，开批斗会，看四类分子游街，扫厕所，帮助五保户扫院子。可我在参加合唱。我一边和屁虫那样投入地张着嘴巴，一边偷偷地走神。我看见李致在槐树下或者一个角落里蹲着，他常常要不时地朝我们的教室看上两眼。我看见赵柱家的小雏鸡们绒绒地晃动着身子，它们在阳光的下面跑跑停停，好像天底下全是新鲜的事。这些小鸡们即使找到了几粒沙子也会吵上一会儿。我听见在我们的合唱里面夹着知了的叫声，我们的声音再大也遮住它；我还听见，秋老师的孩子哭了，他哭得，他哭得……
秋老师并没有教我们几天。我们的红星合唱团解散了，据说公社里因为其他的事情取消了合唱比赛，秋老师带给我们这个消息时我一时间有些茫然，感觉心里面空荡荡。秋老师宣布红星合唱团暂时停止活动的那天他没有抱着他的孩子，当然，他没有拿周老师的手风琴，也许他不会拉，也许他嫌那个手风琴太旧了。秋老师宣布完那个消息，他突然地来了激情，那个下午，他领着我们一遍遍地唱着：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东方红，……
我们用尽了身体里的全部力气。直到黄昏我们才解散，那是我在小学里上得最长的一堂课，在往回去的时候天已经全黑了，我感觉，我背上的书包无比沉重，慢慢走着的是我腿上的骨头，其他的骨头和肉都散开了，拖着它们走的确有些困难。其实，我书包里几乎什么都没有，只有一本《语文》和《毛主席语录》，以及一支铅笔，一个作业本。
今天，今天真累。豆子说。说这话的时候豆子根本不像是豆子，他脸被天色遮住了，而他的声音，就如同一只被卡住了脖子的鸭子。你听，你听你的说话――我们笑得更猛烈了，我把嗓子都笑得痛了——其实我们谁也好不了多少，我们的嗓子都哑了，如同灌入了一口口的沙子。
我们又可以到河里捉鱼去了，我们又可以上完下午的第二堂课就飞快地往家里往地里跑了，我们又可以去看大队里下午举行的革命辩论会了，我们又可以看四类分子戴着高帽在村子里游街了，我们……“操，你说，合唱团里练合唱的时候我总想出去打草啊，捉鱼啊什么的，可合唱团不练了，我又觉得，觉得……反正干什么也没劲”。王海说的真对，我们真的没有兴致，干什么都是无精打采，对于这一点，就连一向总爱和别人表示不同的我哥哥李恒也跟着点了点头。就是，我哥哥说，公社里怎么说不比了就不比了呢，不比就别叫我们练，这不是……他看了我们两眼，然后把后面的话费劲地咽回到肚子里去，我不知道他咽下去的话到底是什么。
我们，要不这样……
按照我哥李恒的建议，我，李恒，屁虫，豆子，王海，祥子，我们几个人一等下了下午的第二堂课，就早早地来到学校的门口，排成两排。我们先是在富农、中农家的孩子经过的时候一起喊，“打倒某某”，他们在我们的呐喊声中夹着尾巴飞地逃窜。——这可经练合唱让人高兴多了。这可不是一个人的感慨，它是一群人的感慨，是我们这些红苗苗们的感慨。
后来，我们对这种过于死板的方式感到了不满。那天我哥哥李恒在李致经过的时候突然窜过去，用手卡住他的脖子，然后向下按：打倒李致！开始我们都呆了一下，不过很快我们就都苏醒了，一边呐喊一边跑过去，抓住李致的头，李致的手，——大人们的批斗会就是这样开的。我们见得可多了。
随后几日那些富农、中农家的孩子，四类分子家的孩子，包括不来上学的地主家的孩子，见到我们都远远地躲着，随时准备飞快地逃窜。李致是是他们中最为突出的一个，只要让他在能看到我们的地方看到我们，他就像一只老鼠一样俯下身子，然后在屁股后面跑出一溜烟尘。我们曾分成三路对李致进行过堵截，然而就在我们即将成功的那刻，竟让李致爬上了墙头，跳到墙外逃跑了。王海只抓住了一只鞋。操气急败坏的我哥哥李恒，先是用沾着泥巴的脚对着李致丢下的鞋踢了几脚，后来，他叫屁虫提着将那只鞋丢进了厕所。
逮不到富农、中农家和四类分子家的孩子，我们只得向过路贫农家的孩子下手了。于是，村上一阵鸡飞狗跳，不过我们快乐的批斗会没能开上几天。――咱们别再开了，操，二柱子他娘昨天来我家了，现在，我的屁股还痛呢。祥子的提议得到了我们的赞同，我哥哥只坚持了一下也就同意了。我们遭遇大致相同。
可不批斗富农、中农和四类分子的孩子，我们又算什么，我们的乐趣从何而来呢？
……
在没有想出更好的办法来之前，我们只好在第二堂下午的课结束之后玩玩捉迷藏啊之类的游戏，当然，如果哪一个富农家、地主家的孩子落在我们的手里，那只能算他没能长出眼睛。那他可就惨了。
我们都以为我们的合唱已经结束了，我们已经没有了红星合唱团，我们，再也回不到合唱当中。所以，对于合唱练习我们已经放弃了，只在上学、放学的路上吼上一两声，在这个时刻，我觉得我们红苗苗和那些孩子仍然是有区别的，只是，我们的头发长长的，乱哄哄的，已没有了当时平头的那种整齐。尤其是豆子的头发。我哥哥说你他妈的真脏，你的头发都成鸟窝了，豆子不好意思地抓了抓头发：你说，练合唱其实也没劲不是，可我觉得，操，干别的更没劲。你说我们的合唱以后还练不练呢？
我们都不知道还练不练了。不练就算了，还想它干吗。
可那天下午我们接到了学校的通知。说红星合唱团的同学们在第二堂课下课后在操场集合。听到这个消息，王海、豆子和屁虫分别向我挤了挤眼睛，我也用边地挤着，把眼睛都快挤肿了。我们几个人又像刚刚开始的时候那样，用屁股磨着自己的凳子，我觉得我们的合唱在学刚刚通知的时候就开始了，我的耳朵里向外冒出一段一段的歌声。
东方红，太阳升……
东方红，太阳升……
东方红，太阳升……
我们像以前那样站成了四排。那时的阳光仍然很热，热从地底下和天上一起来挤我们，我们很快就被挤出汗来了。这时，校长和老师们才走过来。还有两个我们从来都没见到的陌生人。周老师没来，秋老师也没来。屁虫用低低的声音，那谁来教我们合唱？是新来的人么？是不是知青呢？
还没等我和豆子说什么校长已经站到了我们面前。他说我红星合唱团在过去的日子里活动开展得很好，我们这些红旗下成长的孩子怀着满腔的热情发扬着不怕苦不怕累的革命精神，积极参与到社会主义的大合唱中去……后面他还说了些什么我就记不清了，我听见树上有只蝉在嘶哑地叫着甚至它的声音还高过了校长的声音。我总想抬头，我总想把叫着的蝉从槐树的叶子里面找出来。我的胸前和后背都有许多的虫子，我不得不，悄悄地晃动着自己的身子。
我走神了。我的思绪被一只鸣叫的蝉带走了，尽管我的眼睛还直直地盯着校长的嘴。我看着他的牙在一动一动，随后，合唱突然地响了起来。我急忙张大了嘴巴。
直到我被一个陌生的人从队伍里叫出来，直到我，屁虫，豆子，王海，和其他的几个平头被叫了出来，我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拉着屁虫的衣袖，怎么啦，怎么啦？屁虫看了我两眼，他大声笑了，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他的身上：哈哈哈，你啊，刚才都干什么了？哈哈哈。我向后缩着。屁虫的笑让我真想变成一只虫子，藏进树叶里去，苦恼进草里去。
我知道我被叫出队伍的原因是解散之后，我抓住了屁虫的耳朵。他一直不如我跑得快。在一阵唉哟之后屁虫告诉我，来的那两陌生人是公社里的人，虽然我们学校的比赛取消了，但公社里要组一个大的合唱团参加县里的合唱比赛。他们是来选拔合唱队的队员的，叫出来的人是被选中的人。——可我，可我刚才没用力唱啊。屁虫又笑了，他几乎笑得屁滚尿流：哈哈哈我也没敢用力唱啊，我唱得多难听啊我怕让公社的人听见。哈哈哈可能是我们显得卖力吧，我操我的嘴张得可大了。哈哈哈……
这时我的眼睛看见了我哥哥李恒。他低着头踢着一块石子向家的方向走着。我叫他，他看了我一眼，又低着头去找那块石子。——你哥哥没被选上。屁虫在我的耳边：他刚才唱的时候可认真了，他肯定怕选不上，可就是没有选上。哈哈，有意思吧？这个屁虫，他又笑了起来。
——你再笑，你再笑，你再笑我叫你吃屎。
那一日，我们在公社里练合唱回来，在路上遇到了正在打草的李致。他的平头已经重新理过了，理得和我们现在的又一模一样了，我朝着他的方向吐了一口痰，而王海，则用一块土朝着李致头上投去。土块在空中就散开了，它成为一种灰尘，落了李致满脸。李致摇晃着自己的头，他笑嘻嘻的，并没有显示任何不快的神色。
他拿着镰刀，朝我们走过来。
——你们去公社会？你们唱什么歌啊？
操，你是什么东西，凭什么要告诉你？我朝着他的镰刀看了两眼，你离我们远点，滚一边去。
李致仍然不恼。他拖着两条黄黄的鼻涕，在我们外面跟着：我知道你们去公社里练合唱了。我去看过了。那个老师戴着眼镜了是不是？他唱得可比周老师和秋老师好多了。
屁虫拾起了一个土块，它落在了李致的黑布裤子上，他的裤子就更脏了。——擦擦你的鼻子到一边玩去！看看你多恶心，看你那一脸麻子！像个驴粪似的。
我们大声地笑了。像个驴粪似的，这是一句多可笑的话啊，我们谁也想不到，驴粪和李致的麻脸会有什么样的联系。——去，像个驴粪似的，我们重复着屁虫的话，一连说了好多遍。
李致终于离开了我们。他到略远的地方去打草了。我看他拿着镰刀，我说，我还以为他要砍我们呢。豆子说，他敢，他根本就没有这个胆子。我们这些红苗苗还怕他们，那还能算是我们的天下么。
想想也是。
一只蚂蚱在草丛里飞了出来，它嗒嗒嗒地飞到了另一片草丛里。快，我们逮住它，豆子说着已经朝着蚂蚱落下的草丛跑了过去，而另一只蚂蚱，从他的脚下跳起来，跳到了田埂上，然后飞走了。
我们几个孩子，一路上追着蚂蚱一直把天追得黑了下来。我捉到了四只，屁虫捉到了十二只，王海三只，而豆子却只捉到了一只，这个结果自然让豆子感到尴尬，他说，我跑得太快了，把蚂蚱给你们追出来了，你们看到了就抢走了。屁虫第一个笑了起来，然后是我和王海，豆子在我们的讥笑里更加手足无措——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李致把一大串蚂蚱递到了豆子手上。豆子先是一愣，然后把那些蚂蚱用力地摔在地上，然后把脚踏了上去。你别跟着我们，你要是再跟着，我们就砸断你的腿。
李致还是笑嘻嘻的。——对了，教你们合唱的周老师出事了。今天，学校里和树里都开过批斗会了。嘻嘻，他的牙被打掉了，他再也没有那么大的牙了。
你胡说，周老师是贫农，怎么会斗他？斗死你们这些地主也不会斗贫农啊，你这小子别想翻身了！
——我家不是地主，我们家不是地主，连富农也不是。李致急急地纠正，周老师是挨斗了，你们还不信。喇叭里说，他对社会主义新中国有仇。他在教你们合唱的时候，在唱东方红太阳升的时候竟然哭了。你说，他要是不对社会主义有仇，那他哭什么呢？
一路上我们都不再说话。一路上，我们在阴沉下来的天色中走着，听着各自的呼吸。临到村口，豆子终于忍住了，你们说，李致说的是不是真的？
这本就产生一个不需要回答的问题，所以我们都没说话。豆子停了下来，我们也停了，他盯着我们的脸——其实，因为天已经黑了，他即使再看也不出我们的表情：你们说，周老师，他，他，他不是，他不会那么想吧？
豆子声音像只蚊子。
有一天我们去公社练合唱，在路上遇见了周老师。他背着一个硕大的粪筐，低着头，走在路边的草丛里。他仿佛没看见我们。其实，他是看见了，要不然，他怎么好好地就走到草丛里去了呢，要不然，他怎么站在那里背过身子去了呢，但我们已经看见他了。——他的牙真的没有了，屁虫用很低的声音说，他拾起了一块土块，举了一会儿然后丢在了地上。——没有那个大牙了，我还以为会好看些呢，操，我看他更难看了。嘻嘻。
我们从周老师的身边经过，很快就和他拉开了距离，很快，我们就转移了话题，我们谈得兴高采烈，周老师就不见了。我们几个小平头走了公社的大门，在练合唱的办公室门外，已经有十几个同样的小平头在叽叽喳喳的等待着。负责开门的周学还没有到来。
借这个机会，我来说说我们的合唱，在公社里的合唱。
我们练习合唱的地方是一间会议室，在公社的最后一排，它在左边是男厕所，右边是女厕所，所以在我们练习合唱的那个夏天常常有臭味一股股地飘过来，堵住我们的鼻子。会议室后窗上有两块玻璃已经破了，上面糊着发黄的旧报纸，后来它们也就被风吹破了，再有风吹过的时候就呜呜呜呜地响着，在我们合唱的时候它响，不唱的时候它也响，最后，教我们的合唱的老师让人把旧报纸撕了下来，这样，一有风它是不再响了，可会刮进来很多的尘土。
我现在排在第四排，在公社的合唱队里，人数可比在我们向阳小学时的人多多了，屁虫被排在了第二排，豆子在第二排的最左边，现在，我周围的小平头们都是陌生人，我记住了我在第四排，从左数第六个，另外我还记下我左边的平头有一个不小的痦子，长在我的右脸上，上面还一有根长长的毛。我们一开始站队，我就快速地跑到第四排，然后向左边寻找脸上带痦子的那个人。有一次他站错了，我也就跟着站错了，被挤没了位置的那个平头在我们屁股的后面一圈圈地转了好几圈，他几乎要哭了：你们，你们是不是站错了？你们站在这里，那我呢？那个脸上长痦子的人露出一副不耐烦：去去去，你才错了呢，自己找去。这时老师来了，那个孩子手足无措在我们屁股后边紧紧地站着，他似乎是想把自己隐藏起来。我偷偷的数了数左边的平头：我的位置，我们的位置是排错了。我拉了拉脸上长痦子的那个人，他看了我一眼，然后把脸转向了老师的方向，那一个下午，我们就占着后面学生的位置，把他挤到了第五排之中。那个下午，我身上的汗一直悄悄地流着，像有许多的虫子，肯定，我后面的那个被挤走的平头也好不了多少。好在，这样的事只出现了一次。
……那天，负责开门的同学很晚才过来，他的脸色苍白，满身是土，在打开门的时候他的手一直抖着。要想把门打开他必须得克服这种颤抖，可过了很长时间他还是克服不了，最后，他把钥匙递给了另一个平头。那天，教我们合唱的老师也是很晚才来到，他带一副阴沉的脸色，走进会议室后停了几分钟，你们练习吧，好好地练习，说完之后他就向公社前排的房子走过去，转到一个拐角处就消失了。我们自己开始了合唱练习。
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
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
大海航行靠舵手
大海航行靠舵手
大海航行靠舵手
大海航行……
那是一个相当空旷的下午我们一遍遍反复地练习直到我们都累了，声音渐渐地小下去。不仅我们的老师没有再回来，就是公社的革命委员会主任也没有来。他几乎是每天必到的，他一进来，我们的合唱就自然地停止了，我们看着他极为缓慢地向我们挥手。然后，他就站在中间，教我们合唱的老师就被挤到了一边。他用目光一一地扫我们一下大声地问：
娃娃们辛苦么？
不辛苦。
娃娃们累不累？
不累。
娃娃们，有没有信心，让我们的红星合唱团夺第一？
有！
娃娃们，光有信心可不行啊，得下苦功练啊，娃娃们肯不肯吃苦？
没，问，题！
我们喊得震耳欲聋。这时，革命委员会的主任就会哈哈哈哈地笑上几声，冲着我们竖起他粗大的拇指：娃娃们有志气！好样的！随后，他就脸转向教合唱的老师：娃娃们靠你了。我不打扰你们，练吧，练吧。
说实话我非常乐意革命委员会主任的到来，尽管现在，他的到来已没有什么新内容，反反复复的只这几句话，我们也都练熟了，他一进门我们就笑，然后在他一句话还没说完的时候我们就声嘶力竭地回答了。我就是乐意他来，问我们这几句，然后走出门去，可那天我在窗口上看到了他匆匆闪过的身影，就是没有进我们练习合唱的会议室。
不止是我一个。我发现，在革命委员会主任匆匆闪过的时候，许多的平头都像我们一样伸了伸脖子，然后把声音提高一个八度――可他又匆匆地走了回去。从我们的门前经过，他只是去左边的男厕所，这个结果让我们都觉得有些失落，这失落可以从我们的合唱中听得出来。我相信公社的革委会主任也一定听出来，可他还是头也不回地走了。
我们一边唱着，一边伸着脖子向着窗外，我的眼睛都鼓出来了。我看见有几个孩子走到墙角的地方，他们冲着我们的方向指指点点，然后在地上画起了什么。我看见一个平头背着一个筐子走到了院里，他藏得更远，使我根本看不清他的脸。我猜测，那也许是李致。后来又有两个平头，他们的后背上也背着打草用的竹筐，我仍然看不到他们的脸。再后来，有一个中年的女人哭着朝我们合唱的方向奔来，来到门口的时候她停下了，然后坐在了地上。我们合唱也就停下了，我们这些小平头听着她一个人呜呜的哭。这时公社的革委会主任来了，一些人来了，他们叫起了她向前面的房子走去。一个男人在这一群人的后面跟了几步，然后返回来，走进我们的屋子：解散吧，今天不再练了，大家都回去吧。
我们的老师没有再来，革委会主任也没再来，我们提前结束了合唱，这样的结果很出乎我们的意料。清楚事情经过的只有那个拿钥匙的，满身是土的孩子，他和我们说，刘晓阳出事了，刘晓阳从粮店的粮仓上摔了下来，可能，可能摔死了。
我们围着他，叽叽喳喳地好长时间才弄明白了事情的大致经过。原来刘晓阳和拿钥匙的平头是一个村的，他们俩在上午放学后没回家吃饭就赶到了公社，那时公社里空荡荡的，于是刘晓阳就提议去粮站捉麻雀，那个拿钥匙的平头说不去，他刘晓阳还是硬拉他去了。到了粮站，值班的库管员也去吃饭了，于是他们俩顺利地爬上了粮仓。仓顶上是落了很多的麻雀，可他们一来麻雀们就飞了，刘晓阳掏了十几块瓦的下面只掏出了一只破碎的鸟蛋两把鸟毛和一支破袜子。他不甘心，就向粮仓的檐角走过去，本来那个拿钥匙的平头还提醒他要小心的，但刘晓阳说没事，没事，结果一下子踩空了，啊了一声就重重地从粮仓顶上摔了下去。
——那么高，有四五米吧。
——操，有八九米呢，这么高还不摔死，才怪呢。
——不对，没有那么高，我爹去年送公粮的时候说过，也就是五六米。这就不矮了。
——他摔得怎么样了？不喘气了？流没流血？
——他的脑袋摔烂了么？
——他……
我们七嘴八舌，可那个孩子给我们的却只有这些了，后来，他也蹲下去哭了起来。我们围了他一会，就各自走散了。
在路上，豆子突然问我们：刘晓阳是谁？我怎么想不起这么一个人？
我们几个人都沉下来很好地想着。我们搜寻着在我们脑袋里有关刘晓阳的记忆，可是，我们什么也没找出来，有几次我们把其他人的特征安在了他的身上，然而又遭到了否定：不对！不是他！下午合唱的时候他还在呢！
那，那谁是刘晓阳？
第二天我们的合唱照常进行，我依然站在第四排从左数第六名的位置，我们的老师和往常一样，踩着钟声走进了会议室，把他的书和本往桌子上一放，一些粉色和灰色的灰尘便泣了起来。我们的这间会议室，除了厕所里传入的气味就是灰尘的气味，不过这两种气味都不算太浓。
和往常一样。教我们合唱的老师先扶了扶他的眼镜，然后打开书，和我们一起背诵一段毛主席语录，接下来，他就用他相当宽厚的嗓音给我们讲合唱。接下来是练习。是的，和往常一样，老师的脸上没有任何与合唱无关的表情，他只和我们谈合唱，下午的合唱，我多想他能和我们说说那个叫刘晓阳的孩子的事，说说他是怎样摔下去的，他是不是把脑袋摔开了，他是不是……可他没说。我在合唱中偷偷地把目光在前后左右的平头上扫，我想看看刘晓阳原来站的位置在哪儿，他这一走那个位置应当是被空出的，可是，我非常失望：我前前后后地扫了几遍，在我们的合唱团里全是一片黑压压的平头，没有一个位置是空的，看了几遍之后，我觉得刘晓阳是根本就不是我们合唱队的人。我们还是那么多的平头，一个也不少。真的是一个也不少。
——你，不要走神。教我们合唱的老师用他的手指指了指我的位置，然后对着我们大家：我说过多少遍了，你们别这么大声喊好不好？你们的乐感在哪里呢？你们的声音是从哪里发出的？好了，再来。
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
在我们开始合唱的时候那个老师就皱起了眉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那个老师的名字，他没有和我们说过，我记下他的全部就是他很瘦，带着一副眼镜，说一口和我们很不一样的话。他和商姚因为“叛逃”被抓了起来，几个月后商姚死在了河里，而他，在商姚因为“叛逃”之前就已不知去向。这是后话，和我们合唱无关，那时他只是教我们合唱的老师，我们只知道这些。接下来我接着说我们的合唱。现在，我们每天练习的歌曲是《大海航行靠舵手》，而之前我们练的是《东方红，太阳升》，在《东方红》之前，我们练的是《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更改我们练习的歌曲的原因我不清楚，反正看上去不是教我们合唱的老师的主意，每次修改，他总是先把书和本子往桌子上一摔，让粉尘们飘起来之后，就对着我们挥挥手：改了，我们不再练原来的歌了，我们从今天开始，练习……往往在我们刚刚更改了练习的歌曲的一两天，只要一开口他就喊停，说我们这也不对那也不对，总之，我们的合唱没有一点能合他的心意。他几乎要说我们不可救药了。
所以，我们更喜欢公社革委会主任。他一来，我们只要大声喊就是了，有一次他根本没提问题我们就一口气把他所要问的问题都签完了，他只是哈哈哈哈地笑着，也不恼。这些娃娃，这些娃娃。那天革委会主任比平日来得要晚一些，而且，他的脸上没有带出我们所熟悉的笑容。他站在中间，教合唱的老师被他挤到了边上，我们的老师有些手足无措地革委主任的一边站了一会儿，然后走到了窗口旁。我说娃娃们，大家都已知道昨天发生的事了，刘晓阳这个娃娃目无组织纪律，大中午的百要去粮站掏鸟，粮站是可以随便去的地方吗！后果大家可能也都知道了，他现在躺在了医院里，腿和胳膊都摔断了！
原来，刘晓阳没有被摔死啊。合唱队里一片窃窃私语，我们的窃窃私语比一般的窃窃私语声音大些，以至革委会主任都发火了：安静！你们都给我安静！谁再说话我就把他从我们公社的合唱团里开除！我告诉你们，这么多人的合唱团，少上一个两个十个八个没什么影响！我们照样能唱好，照样能拿第一名！红旗就是我们的！
大家有没有信心？
我们先是没有回答，后来稀稀疏疏地有人说有。有。有。这时，我左边的小平头或许因为紧张还是什么的突然地放了一个响亮的屁，在屁还没有完全放完的时候他急急地大声回答：有！要在平时，我们肯定会前仰后合地大笑一阵的，谁也制止不了我们的大笑，除非是我们笑够了，不想笑了。可那天，我们谁也没敢笑，即使像屁虫啊我啊这样爱笑的人。
大点声，革委会主任挥了挥他厚厚的手掌，再来一次！我们一起喊：有信心！听到我们的大喊革委会主任笑了。他再次大声地问：
——娃娃们辛苦么？
不辛苦。
——娃娃们累不累？
不累。
——娃娃们，有没有信心，让我们的红星合唱团夺第一？
有！
——娃娃们，光有信心可不行啊，得下苦功练啊，娃娃们肯不肯吃苦？
没，问，题！
回答完这些问题，我突然觉得我面前的空气一下子多了起来，刚才的空气很少，我不得小口小口地吸。我偷偷地看了两眼我们的老师，那时他的眼睛正朝着窗外，好像没有听见我们的问话与回答似的，他好像没在我们的会议室里，他好像并不存在似的。
我们一定要在刘晓阳的身上吸取教训。
这时，我看见我哥哥李恒的平头在门外一闪，他的手里抓着一串被串在一起的蚂蚱。我把眼睁大了些，可他却没有了，他没有再出现在会议室的门口。我想我一定是看错了，我哥哥李恒说过打死他他也不来看我们合唱，操，我又不是没有参加过合唱，没劲，参加合唱还不如睡觉呢，还不如捉蚂蚱呢，还不如打草呢。反反复复就那几句，烦不烦啊。他怎么会来呢？
可屁虫非要说他也看到我哥哥李恒了，他说我哥哥还在会议室的门外站了好一会呢。豆子也说看到了，我哥哥的手里有一串蚂蚱，“他穿的是一件蓝上衣对不对？不信你回家去看！”我说有什么不对啊，他每天都穿的是蓝上衣，我们每天穿的也是蓝上衣，我们，也没有别的颜色的衣服啊。其实我虽然是这么说，可心里已经动摇了，我哥哥李恒，也许真的来过了，他来，听我们的合唱。
距离去县里参加比赛的时间越来越近了，就连我们这些平日里不知忧虑的红苗苗们都能感到越来越紧张。我们停了所有的课，我们上午八点三十分之前就得赶到公社里，而下午的五点三十放学，其余的时间除了吃饭之外，就是练习合唱。我们的中午饭是在公社的伙房里吃的，炊事员给我们每天做一锅大锅的菜，而粮食是从家里捎去的，炊事员负责给我们热一热。
有一天中午我去厕所里小便，碰上了屁虫，“我的嘴都烂了”，屁虫把他的嘴唇翻给我看。是的，在屁虫的嘴里有几个发白的，中间是黑色的洞，因为翻的时间长了些，他嘴里的唾液长长地流着，真让人恶心。“这样练真受不了。我都上火了”。
我说我也是，嗓子一直在痛，再喝下去它会也开始烂的。
中午的时候真困。我都快睡着了。屁虫提起他的裤子，对了，你怎么不像在我们学校时那样，光张嘴不出声啊，那样你可以省些力气。这么热。我唱一句就流汗。我说我不能光张嘴，那样，那样就对不起毛主席了，再说，到了公社里我也不敢了。——那你光张嘴不出声了？我问。屁虫想了一下，然后摇了摇头：不是。我也不敢。
距离去县里比赛的时间越来越近了。有一天我们练完合唱回家，豆子对我说他真想练了，其实再怎么练也就那个样子了。屁虫说他也不想练了，我看了他们几眼，也跟着点了点头。——你们不能这样，王海说，我们是给毛主席唱的，我们，我们能参加合唱就应当感到光荣，应当不怕苦不怕累。我们几个，屁虫、豆子和我，我们点了点头。——我不是怕苦，屁虫说，你看我的嘴。他又伸出了手来翻开了自己的嘴唇：它烂成这样了。我不是不想练，我也不是怕什么苦，是我怕唱多了它就烂得更历害了，到比赛的时候，我没有了嘴唇还唱个屁啊。
——你们说，毛主席听得见我们的合唱么？……
在这段紧张并且繁忙的时间里，我们公社的红星合唱团又发生了一件事，这件事不大，和我们没有太大的关系。一个学生，一个参加合唱的小平头，他被合唱团开除了。他哭着走了之后，那个空出的位置很快由旁边的小平头填充了进来，我觉得，我们的合唱里再次少了一个人可仍然看不出少来。我们仿佛还是那么多的人，还是那么大的声音，我们的合唱没有任何的改变。
第二天他又出现在队伍里。他出现在队伍里我并没有发觉，我又不认识他，在我们的合唱团里我已经认识了的人不超过十个，我们每天站在一起合唱，唱完之后就各自返回自己的村子，也没说过什么话，有话，我们只是一个村里选出的小平头们相互说说。他的出现是排在他旁边的平头发现的。
那个被开除的平头的再次出现显然也出乎了老师的意外。他愣了一下，然后扫过我们：谁，谁是？
那个平头哭着站了出来。——老师，我想唱，我想参加合唱，我也是贫农啊，我也是红苗苗啊。呜呜呜，你让我参加吧，我一定好好地唱。
这，这，教我们合唱的老师显然缺乏应付这种场面的能力，这不是好好唱不好好唱的问题，我，我们合唱团不能留你。反正，你不能参加合唱了。
那个平头一边哭着一边走出合唱的队伍。他就站在我们的前面，很快，他的衣袖就湿了。——滚出去，狗子，队伍里面不知是那一个平头喊了一声。还真灵，那个被开除的平头真的就走了出去，他站在了门外。
我们，我们，开始合唱练习。我们的老师摘下他的眼镜来擦了擦，重戴上去时已经恢复了常态：我们接着练，大家先把呼吸调整好，站直了。
――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
这声音不是从我们的嘴里发出的，它来自门外，它是那个被开除的孩子唱的。因为他突然地唱了，赶在了我们的前面，所以我们的嘴都一个个地张着，还没有发出声音就被打断了。我们的合唱没有开始，只有门外一个人的声音。
他唱到了一半儿。他停了，我们都以为他不再唱了，于是我们又开始调整呼吸，张大嘴巴――
北京的金山上光芒照四方，毛主席就是那金色的太阳……
在他的第二支歌刚刚唱到两句半的时候，公社革委会主任的身影从前面闪了出来，他用手指着那个被开除的平头，然后晃动着向会议室的方向跑来。他奔跑的样子像个鸭子。等他跑到我们的门外，那个平头早已消失了，那个平头，跑的是男厕所的方向。（在那个平头逃跑的方向上我们出现了分歧，主要是屁虫和豆子，非坚持他是朝着女厕所的方向跑的，并且说，如果主任一定要追他，他就可以跑进女厕所里不出来。不过，有一个问题我们都是一致的，就是，那个被开除的开头，他歌唱得真的，比我们几个都强。如果不是那天他在门外一个人唱，他唱得怎样我们还真不知道呢，在合唱里，只有一个声音，那就是大家加在一起的声音）
――他要是再来，你们就把他抓起来，抓到我的办公室去！和平日的开场不同，公社革委会主任的第一句话是这开始的。我们要警惕坏分子，要警惕有人破坏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大好形式。特别是警惕隐藏在我们内部的坏分子。哼，老子破坏革命生产，儿子就搞乱我们红苗苗们的合唱，娃娃们，你们说我们能不能答应啊？
不能！坚决不能！
那天合唱一结束，走在路上，我们都对今天放过了那个被开除的平头充满了懊悔。――他妈的，他要不是隐藏起来，看我不砸死他。豆子举起一块碎砖头，朝着路边的一棵槐树砸去，他用了很大的力气。可没有砸到树上。――就是，我要是抓住他，就这样，这样，屁虫用手比划着，努力做出一副用力的样子，可我看他，不像是抓住了别人倒好像是被人抓住了在挣扎一般。我在屁虫后面，用手卡住他的脖子，摇晃了几下他的脑袋：看你还敢破坏我们的合唱。屁虫举起了手，装模做样地一副腔调：我该死，我该死。我再也不敢了。我们几个人笑在了一起，我们的肚子笑得都痛了。这一段时间，因为紧张的合唱，已经很少这样笑了。
王海一直跟着我们，在我们笑得前仰后合的时候他也只笑了几声。到了村口，他终于忍不住了：你们说，你们说，那个被开除的狗崽子，他要是狗崽子怎么会选到合唱队里来？——操，你真笨，这么长时间就想这个了？屁虫在王海的面前翘起了尾巴：他选到合唱队的时候还是红苗苗呢，不过现在不是了。——那他，他没犯什么错啊，他怎么就不是了呢？
屁虫的尾巴被按下去了。他伸出右手用力抓着自己的头：他，他……对了，是他父亲犯了错，屁虫窜到王海的面前，他摇晃着自己的尾巴：要不怎么说你笨呢，他父亲一直隐藏在人民内部，为的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破坏生产。
这我知道，王海把屁虫从自己的眼前推开，那他是怎么破坏的？他怎么不早点破坏呢？
公社的革命委员会主任对我们说，明天，你们就要去县里参加比赛了，娃娃们，这些天辛苦你们了。我们喊，不辛苦。他然后对又对我们说，娃娃们，比赛比的是革命的意志，革命的精神和革命的态度。我们的意志强不强？强！那我们能不能拿第一？能！公社的革命委员会主任灿烂地笑了，那一刻他显得异常和蔼：好好好，娃娃们，今天中午公社里管饭，吃包子，大家可要敞开肚皮吃！然后他转向教我们合唱的老师：我代娃娃们向你求个情，下午让娃娃都休息一下，好好准备明天的比赛，行不行啊？
晚上，躺在炕上，我反反复复地睡不着，这么热的天，我母亲竟然还烧了火，无论动与不动我都在出汗。我的身上湿露露的，滑滑的特别难受。我睡不着，就想和我哥哥李恒说话。
我说哥，我们明天去县里比赛。
我说哥，公社里给我们找了一辆大解放。我们要坐汽车去呢。
我说哥，公社里的包子真好吃，还有肉呢。
我哥哥李恒给我一个后背。快睡吧，你明天还去比赛呢。
我哥哥李恒动也没动，你都说了八遍了，烦不烦。
等了一会儿，我悄悄地捅了他一下，哥，我们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我们……我哥哥李恒坐了起来，他推开了我的手：你还想睡不想睡？不想睡滚出去，夜班愿意听你说啊，臭美什么！操，你们里面还有破坏革命的狗崽子呢！
我们的合唱没有夺得全县的第一名，也没夺得红旗，这样的结果让我们一个个都如同霜后的茄子。豆子说我在唱的时候太紧张了，本来准备得好好的，可一张嘴就不行了。——不知是谁，他妈的跑了调，还唱那么大声，操，他要是唱不好就别那么大声。于是我们又怨恨起那个跑调的人来，可怨恨又有什么用呢？——我要是知道是谁，知道是谁，哼。屁虫狠狠地踢了一脚台角的柱子，他用的力气太大了，自作自受的屁虫蹲下去，露出一副疼痛的神色来。
这时教我们合唱的老师回来了，他同样显出的是无精打采：比赛已经结束了，明天大家休息一天，然后回各自的小学上课。
——那，我们什么时候还来公社练合唱？
老师的眼镜朝着发出声音的方向看了看，然后摘下眼镜来，他朝着上面哈着气：我也不知道还练不练。大家回去听通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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