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想象力与科幻小说
没有想象力，人类不可能离开森林，走出非洲，跨越冰河季，进入文明时代。
没有想象力，人类也不可能建立定居点，创造文化，约定法律，推进道德文明。
没有想象力，人类更不可能发展现代科技，潜行海底，征服天空，发现粒子，创造生命。
爱因斯坦曾经放言，“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这是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则通向无限的宇宙和深邃的心灵。
十分遗憾的是，如果阅读当代心理学的教科书，会发现想象力的本质被严重地歪曲。在这些教科书上，心理学家居然把想象力当成人在头脑中制造图像的能力，只不过说，这个图像可以是以再造现实为主的“再造想象”或以创造非现实为主的“创造想象”。
想象力远不只是大脑的“图像功能”，它的内容比图像构造要复杂得多。
简单地说，想象力是个体或群体为了能在地球上生存、解决复杂问题、避免未来的重大灾难、让生活更加美好的一种思维越界能力。它的最大特点，是打破种种成规、界限，超越现存知识体系去探索新的可能性。在这一点上看，想象力连接着未知与未来。
更遗憾的是，想象力在许多人身上曾经有过，但早已消失。死记硬背的教育方法、繁重的家庭负担、劳累的工作、还有周围人对不切实际者的嘲弄，会把想象力彻底湮灭。于是，本来健康的“好人”，成为了心灵残疾者。只有那些坚守着、敢于在思维上越界的人，才能在今天或明天取得超人的成就。
摆在面前的这本书，收集了中外文学中最有想象力的科幻作品。在这些故事中，旺盛的想象力将带着你远探火星，近探纳米世界，到寒武纪会见智慧生命，看周穆王如何应对“世界上第一个机器人”的挑战。在这些故事中，想象力还将带着你穿过时空中的“虫洞”到达遥远的恒星世界，带着你面对细菌战、大洪水等灾难，拯救我们自身和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世界。
与奇幻小说不同的是，科幻小说中的想象力，常常跟科技进步、跟人类对自然的探索活动相互联系。换言之，这种想象力更多是面对人类生活的世界或者人类自己的心灵。在科幻小说中，科学技术是一个想象的触发点，更是一个想象的膨胀器。没有科学技术，科幻小说中的想象就显得虚妄，而获得了科学技术的支持，科幻小说就如虎添翼，在想象的太空中翱翔。因此我觉得，阅读科幻作品不但能增进想象力，开拓思维，更能加深我们对今日世界的理解，加深我们对科学技术的认识。由于科幻作品的超越本性，它将会带领我们跳出单调的日常生活、跳出有围墙的校园，进入宏大的世界去反思我们个人的存在，反思人类已经或即将具有的精神力量。
说来说去，你可能知道我想谈的是什么了。我想说：阅读科幻小说不单单是一种消遣，一种享受，它还可以引领我们进行更多思考。因此，是一个快乐的过程，也是一个有那么点痛苦的过程。你准备好接受这种带着痛苦的快乐了吗？
为了更好地帮助大家享受快乐，脱离痛苦，我们在这本书中每一个故事讲完之后，增加了一些点评或导读。在这些点评或导读中，有对小说赖以存在的科技基础或人文历史的进一步阐述，其目的是让读者了解小说背后的科技背景和社会背景。另一些点评或导读，是想展示一下作为想象力文学的科幻小说的特殊性：作家是怎么想象的？哪些地方写得最好？希望这些“指点”能协助你更好地学会想象，学会传达自己的渴求。最后，为了不让想象仅仅停留在想象，我们还设计了一系列“活动”，其目的是希望读者将小说跟现实、跟自己、跟更多其他优秀作品联系起来。
我们的尝试到底是否合理？这样写是否能满足读者的要求，还请同学们读过之后给我们更多反馈。现在，请登上科幻小说的列车，开始你的独特远航吧！
2 中国科幻小说：一个百年载人航天梦
中国文化自古就与天空有着不解之缘，以天为尊。天下为世界，天道为真理，就连描述人的雄心壮志都会采用心比天高这样的词汇，可见天空在中华文化和中国人心目中的位置。对天的崇敬和向往导致了人们期望与天交流。中国的古典神话，有大量与天沟通的故事。混沌初开、女娲补天、夸父逐日、嫦娥奔月……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对天的关注、对飞天的向往贯穿整个中国文化史。中国的科幻文学正是继承了这一向往天空的伟大传统，将飞向天空、探索宇宙作为了中心题材。近100年以来，这个领域中涌现了大量优秀的作品。
中国载人航天科幻题材的发展历程
中国的载人航天科幻小说是从引进外国作品开始的。早在1903年，鲁迅已将凡尔纳的小说《月界旅行》译介到中国。次年，中国载人航天科幻小说的处女作《月球殖民地小说》（1904）在《绣像小说》上连载。小说的作者荒江钓叟让自己故事的主人公乘坐气球飞向月球并展开了一段惊心动魄的历险。虽然小说缺少结尾，而且采用了章回体，这对当今读者来讲造成了一些麻烦，但其中昌明科学的想法和对科学世界观的宣示，导致了它成为名副其实的优秀科幻作品。有趣的是，这部小说也是我们现今查到的中国第一部科幻小说。可见载人航天在中国科幻小说中的重要地位。
从《月球殖民地小说》之后到新中国成立前夕，在中国科幻文坛上还有大量优秀的航天题材科幻作品，包括如东海觉我撰写的《新法螺先生谭》（1905）、包笑天撰写的《空中战争未来记》(1908)等。值得一提的是，着名文学家老舍先生的小说《猫城记》(1932)，描述了地球主人公在火星上的种种见闻，这是利用航天题材科幻作品对当时的社会形态进行辛辣讽刺的重要科幻文学作品。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载人航天科幻创作进入了全新阶段。1954年郑文光发表的新中国第一篇科幻小说《从地球到火星》，竟然也是载人航天题材的作品。这部短小的儿童小说以浪漫的笔调描述了人类飞向火星的艰难历险。小说当时的社会中引起了广泛的轰动，人们竞相去天文馆观测火星，极大地激发了民众对太空的热情。作为北京天文台的副研究员，郑文光对航天题材情有独钟。在随后三十年里，他创作了一系列被视为经典的载人航天科幻作品。短篇小说《第二个月亮》(1954)写载人空间站上的各种惊人的科技成就。长篇小说《飞向人马座》(1978)被称为中国大陆第一部长篇科幻，其中讲述了三个年轻人错误地登上了被错误发射的飞船，直达宇宙中吃人的黑洞边缘。他们几经周折，在“祖国人民”的帮助下安然返回地球。中篇小说《太平洋人》(1978)讲述的是人类将一颗小行星从太空中俘获并从其中发现原始人类的故事。小说中对太空行走过程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描述。郑文光的两部火星建设题材作品也十分受欢迎：《火星建设者》(1957)以比较明快的笔调描写人类改造火星的历程，《战神的后裔》则用写实的方式叙述了火星建设的艰苦与困境。
除郑文光之外，童恩正、肖建亨、叶永烈、刘兴诗等都曾经创作过优秀的载人航天科幻文学作品。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航天技术的发展，载人航天科幻小说也进入了全新的天地。韩松的《宇宙墓碑》(1991)描写在茫茫星空背景寻找人生目标的苦涩与艰难；王晋康的《拉格朗日坟场》(1997)展示太空中仍然存在风险的人类世界；刘慈欣的《中国太阳》(2002)展示了开发西部过程中航天技术的有效参与；星河的《路过》(2001)通过月球考察队的经历介绍了月球的另类可能的历史；周宇坤的《会合第十行星》(1998)描写了人类对太阳系认识的逐渐提高；苏学军的《火星三日》(2001)从普通人的视角来看待火星开拓；凌晨的《水星的黎明》(1998)展示了太空中壮丽的救援与自救场面；绿杨的《鲁文基探案》(1995)表现了月球中的多元文化；杨平的《库克岩石》(1998)描写人类探险队在火星上遭遇异类时的思考和窘境；而吴岩的《沧桑》（1997）则展现了人类百万年移民火星时所经历的“后文化危机”与“后感情危机”。
纵观近100年的中国科幻史，载人航天不但是最重要也是内容最丰富、风格最多样的科幻题材。作家在航天技术的全方位探索的同时，更加关注载人航天科技发展给人类生活造成的影响。
中国载人航天科幻作品的主要特点
中国载人航天科幻作品，至少有如下几个重要的特点。
首先，与西方载人航天科幻作品不同，中国的载人航天科幻文学，灌注着对整个中华民族历史和现实的思考，是中国独特文化史的一部分。
如果说西方的载人航天科幻小说主要描写人类在宇宙中的探索，那么中国载人航天科幻小说则先要确认中国人在地球世界中的位置。在经历了数千年自我陶醉之后，中国人心中的梦想在19世纪末达到了最低点。飞天之梦也与所有其他梦幻一样，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沉睡下去。是科学技术为人们带来重拾旧梦的机会。能否以新科技拯救中国呢？从荒江钓叟、东海觉我到郑文光、刘慈欣，以航天技术拯救中国的文化主题，一直在中国科幻文学领域中占据着压倒地位。以郑文光的作品为例。他的每一部与载人航天相关的科幻小说都试图探讨中国文化复兴的某个方面。《火星建设者》讲述世界共产主义联盟对火星的征服，在这一征服中，中国宇航员是一支主要的力量。在《飞向人马座》中，“东方”号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宇宙飞船。这飞船能够远征黑洞。
对国家的关注、对现实的关注与科幻这种让人觉得遥远而缥缈的文学竟然以如此有趣的方式结合起来，造就了中国科幻文学的一道壮丽景观。从发展上看，中国载人航天科幻的爱国主义情结是从狂想甚至自我安慰逐渐转变到理性和自我拓展的。早期的科幻小说多有宣泄沮丧或鼓舞人心的特征，这些作品中的最终结局，还带有反击侵略的意味。新中国以后，以爱国主义为基础的强烈自信进入了作品。忠于自己的祖国是光荣而又不言而喻的事情。刘慈欣是当代最有名望的科幻作家之一，在他的作品中，对中华文明的尊崇及对国家的认同成为鲜明的标志。反对霸权、倡导科技的共同进步是其作品经常宣扬的主题。世界大事不再发生在美国或其他什么“先进”国家，而是发生在历史悠久的中国，中国成为世界进步的前沿。另一位当今享有盛誉的作家王晋康作品中，也随处可见这种立场鲜明的立论。
当然，关注现实并非只关注民族自豪感，它还意味着更多东西。在郑文光的《地球的镜像》(1980)中，宇航员在遥远的外星球找到了十年动乱的历史画面，并在这里反思中华文化应该如何繁衍。在飕飕的《登月自行车》(2002)中，人生的苦难与登月的梦想交织在一起。在《猫城记》中，旧中国的种种文化劣行在猫城中同样发生。正是这些交织着思考与振奋的作品，使中国载人航天科幻文学能够在文化领域中占据到自己的位置，也在读者中受到了广泛好评。
在寻找中国人立足世界地位的同时，中国载人航天科幻小说将目光放置于宇宙。全方位地探索宇宙，激发人们多途径进行太空旅行的激情，是中国载人航天科幻小说的第二个特点。绿扬在《鲁文基系列》中构造了一个太空研究站，在这里可以日复一日地观察宇宙的变迁。刘兴诗在《辛伯达太空浪游记》(1989)中让主人公游历各个星球，目睹世间万象。这样的观察从星系的形成到星球上个体的生存状态，无所不包。在郑文光的《战神的后裔》中，人类成功地改变了火星的地貌，种庄稼，造池塘。在苏学军的《火星三日》中，人们努力建设城市，面对艰苦的环境不怨不悔。他们有冒险精神，他们要向宇宙更深更远的地方进发。当然，这种探索也并非都一帆风顺。在刘慈欣的《中国太阳》中，讲述了一位农民逐渐远离自己的家园走到城市最终进入宇宙太空的故事，这几乎成了现代版的丑小鸭的童话。但童话故事的结局，则让你对宇宙精神产生无尽的向往。而另一位当红作家韩松则在《宇宙墓碑》中展现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宇航员墓地，用一种告诫人类将为自己的冒险付出代价的方式反向激励宇航精神。
任何文学样式如果风格统一就意味着僵死。中国载人航天科幻小说的第三个特征是风格方面的多元化。与郑文光对宇宙的诗意表达不同，童恩正的《石笋行》（1982）则是对中国古典科技文化的追寻。与星河的思维爆发方式不同，韩松的冷寂和不动声色则将宇宙空间的严酷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此外，王晓达、尤异、郝应其、葛红兵等的载人航天小说也都各有特色。
载人航天科幻的意义
中国载人航天科幻的发展同中国的近代史分不开，同中国的航天科技发展分不开，更同整个人类的航天梦紧密相关。应该说中国载人航天科幻自始至终与现实的发展有着积极的联系。一方面，载人航天科幻小说激发人对空间探索的向往。另一方面，载人航天的发展也为科幻小说的发展拓展空间。表达两者关系的一个最好例子，就是原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科幻协会负责人之一饶俊同学。饶俊自幼喜好科幻，疯狂地阅读科幻作品，还在《科幻世界》杂志上发表过自己的科幻习作。大学毕业以后，他毫不犹豫地进入宇航科研岗位。现在，他是“神舟”号飞船飞行控制管理方面的科研人员。对宇航的梦想导致他最终成为了真正的航天人。据悉，饶俊的“主席”职位继任者杨宇，目前也已经毕业进入国家航天局，并正在为中国登月计划计算着轨道。
从整个科幻文学的历史看，无论是美国还是苏联，当第一次载人航天飞行成功的时候，都是科幻小说得到大力肯定和发展的时刻。我们热切地等待着中国载人航天的顺利成功，并期望中国载人科幻小说在载人航天技术的激励下进入一个更新的辉煌时代。
3 科幻文学的思考天地
没想到我在《科技时报》发表的关于非典的短文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据说网络上和书店里，寻找叶永烈和王晋康小说的人越来越多，两位作者还收到了许多报社的采访邀请和读者的祝贺邮件，连海外的几家出版社都找过来，要求编辑他们的“自选集”。我不得不向他们解释，说我并没有打乱他们创作计划的意图，实在是因为非典把自己封在家中偶然为之而已。
事情过后反过来想想，科幻文学能获得如此的关注，也实在是我们社会文化变迁的一种表现。想到20年前，科幻作家受到诬陷、作品被打上“思想上的黑影”的标签，一些人还假装领导干部，“四处出击”，到地方性的文学刊物去兴师问罪，而罪名只是这个刊物发表了科幻作者的一封与他自己意见不同的信件……想到这些事情，就不能不让你对今天的变化产生由衷的感动。
许多人说，科幻的环境变好了，人们开始逐渐地懂得文学作品和科普作品的区别了，开始逐渐懂得一种想象力对改变民族精神的重要意义了。但我却不这么认为，越是环境的好转，我越觉得前面道路的漫长，越感到任重道远。
最近几年来，一些责任感很强的科幻作者和研究者纷纷进入中国科幻发展的这一领域。精力充沛的《科技日报》记者尹传红收集了大量资料，准备撰写一部探讨20世纪80年代中国科幻兴衰的专着。我也准备安排研究生去深入80年代的主题。在作家方面，继叶永烈的两部传记出版之后，刘兴诗和郑文光的传记也即将出版。可以肯定，随着许多重要资料的曝光，有关中国科幻文学发展中出现的种种问题，都将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
这怎么能不说是一个好的现象呢？
自然科学家无法解决我们生活中遇到的所有问题，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的本质是什么？一个小读者给我来信说，是SARS病毒。我说你再好好想想。他后来告诉我，看来比这要复杂得多。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突如其来的灾难的本质，要从社会、心理、政治、历史、民族的科学精神等许多方面去研究，简单化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我说，很好，但还不够，请继续思考。他又来信说，本质就是灾难都有它自己的发展过程，人们先是否认、然后恐惧、然后适应、然后反抗……我说还要继续探究才行。
这位读者年龄比较小，对科幻作品的阅读不多。我这些年多次阐述过这个观点，科幻文学是一种演练未来生活的文学。我们的时代变化越来越快，未来越来越超出人们的理性认知的范围，而阅读1000部科幻小说所带给人们的1000种未来，有助于个体去迎接真实世界中的第1001种未来。
但是，光有这种准备是不够的。阅读科幻文学，还要思考。在欧洲，科幻文学的英文缩写SF有与美国不同的解释，在一些知识分子的眼中，这个词汇不仅仅可以解释成Science Fiction（科学小说），更可以解释成Speculative Fiction（思考小说）！思考小说重在思考，重在启发人的心智。我们的科幻小说，在这方面仍然有着很大的欠缺，情节简单化、人物小儿科化、思想深度“0度化”、未来理想化等等，所有这些，都影响着我们的科幻文学在文化生活中起到更多的作用。
谈到我们的科幻文学中的不足，我认为一个重要问题是90年代之前的作者来源上的欠缺。据有人统计，90年代之前，中国科幻读者都是在“科普的旗帜下长大的”。科普读物的创作基本上是一个意识过程，是期望将艰深的科学用浅显易懂的文字表达出来。过分的意识作用使科普读物的作者难于使用潜意识去感受科技进步给人、给社会造成的影响。而好的科幻作者，则是那些尽量设法摒除意识作用，热切期望依靠潜意识去感受科学发展造成的焦虑（anxiety）的人。意识性和潜意识性，是区别科普创作与科幻创作的重要的标志。
好在90年代以后，中国科幻文学的创作队伍进行了“换届”。今天活跃在科幻文坛的作家群中，来自科普旗帜下的人一个也已经没有。这为中国科幻文学的创作前景打开了通路。一些博士、高级工程师、甚至院士的加入，也极大地改变了原有作家的知识结构方面的偏差。不存在“科普教条”的羁绊（本来，科普也不应该有教条）、更加接近科研过程使他们更能感受到科学带给人性变化方面的蛛丝马迹。我认为，他们的加盟，是中国科幻文学真正进入飞跃期的有效保证。
但是，仍然对文化的反弹不能掉以轻心。关于科幻的种种奇谈怪论仍然在一些地方时有出现。好在有一批虚心好学、勤于思考的读者，他们的开放精神、他们的实事求是精神，总能让我由衷地感到兴奋。
最近，一个小网友写信问我不少问题。你们科幻作家会预测吗？科学预测是怎么回事？科幻作家是否应该学习未来学？我们于是可以谈论未来学到底是怎么回事，预测又是怎么回事。
我没有告诉他，除了管理心理学以外，我还是中国未来学会教育未来学专业委员会的副秘书长，常常参加地区或学校的发展战略规划和企业的商业预测工作。在这些工作中，我们不但要处理时间序列的数据（time series analyses），做未来领先指数(leading index)扫描，还有专门人做类似科幻小说创作（scenario）的工作！
不告诉他这些，也没有关系。我们的下一代是能够自己去思考、自己去发现的一代。
我看过网上一些读者写的分析科幻文学的文章，其中的论述方式和引文都非常符合科研规范。他们对作品的每个言词和语句，都可以做细致入微的考察，还引入了各学科的新思想新方法作为理论基础。读着这些，再想到那些80年代中期“睁眼说瞎话”、根本不看作品就大放厥词的所谓评论家的“作品”，真觉得科学精神中“实事求是”这一点，算是开始普及得有点眉目了。
既然提到思考，就出个小题目。谁能看出我前一篇文章《科幻与非典之灾》中的一处明显错误来？我等了一个月，也没有人真正找到。实在不能揭秘，我将在下月的专栏中给大家公布答案。
最好还是你能抢答成功。
但是，别以为很容易，需要你对科幻这个行业的深入了解作为基础呢！
4 中国科幻的独特表征
科幻文学是关于现代性的文学。在西方，这类文学导源于启蒙主义和工业革命，导源于民主和科学所导致的现代社会的产生。在18—19世纪的那些年代里，一些西方作家感受到了科学可能带给这个时代的紧张，更看到了科学可能带给社会的变化。于是，雪莱夫人从“魔法到科学”的越界思考，凡尔纳自以为是的“未来罗曼司”，威尔斯“从前现代到现代”的全面过渡，使科幻文学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独特表征方式和内容。一方面，科幻文学作品确认科技进步使人类生存的内外边疆全面拓展，另一方面，这些作品又对种种变化充满忧虑，对越界、渎神、乃至“最后的审判”，充满恐惧。西方科幻文学正是以这些独特的表征赢得了读者，进入了大众文化的主流。
有趣的是，边疆拓展、越界、渎神、最后的审判……所有这些西方科幻美感赖以生存的文化基础，在中国社会中都相当淡薄。于是，中国科幻文学必然呈现出某种全新的表征。
近年来，我们对中国科幻文化表征的研究发现，大凡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中国科幻作品，都包含有中华文化自身的独特表征。在叶永烈的名作《小灵通漫游未来》中，人类的未来生活瑰丽灿烂井然有序。在郑文光的小说《飞向人马座》中，世界虽经战争洗礼，但终究一片大同。在童恩正的《珊瑚岛上的死光》和王晋康的《生命之歌》等作品中，主人公面对不公正的世界秩序，尽力地反抗。而刘慈欣的小说《中国太阳》，则生动地构造了改革开放时代普通农民怎样将自身需求与社会要求相互融合，最终从乡村走向宇宙太空……
我们发现，所有这些曾经在读者心目中产生过强烈共鸣的获奖作品，内中都饱含着中华文化的重要理念：公平、正义、和谐和大同。正是因为作品饱含了这样的理念，才导致他们获得了众多读者的青睐。
当然，我们所说的公平、正义、和谐和大同，不会凭空地出现在这些作品之中。所有的一切获得，都经过了不同程度的“苦难历程”。例如，在一个缺乏科学精神的文化氛围里，怎样引入科学？这本身就是一个科学与人之间如何和谐共处的问题。童恩正的小说《雪山魔笛》，围绕着神秘现象的科学破解，将宗教、神秘主义、科学探索等不同认识世界的方式进行对比，形象地表达了科学与中国文化之间的协调过程。而他的另一篇小说《追踪恐龙的人》，则让事实给那些缺乏科学精神的人以严厉的教训。在肖建亨的《不睡觉的女婿》和王晋康的《生死平衡》中，作家不但探讨了科学进入我们文化的方式，更探索了人体自身与科学技术之间的协调，探讨了世界上不同种族、文明之间如何公平相处的主题。金涛在小说《月光岛》中，寄予了对新型人际关系、新型社会关系的深深渴望。而在星河的诸多网络题材小说中，则描写了当代青年在国家转型过程中的心理紧张和思维断裂。一些读者可能会质疑这些“不和谐”的故事，但当他们厌倦遐思，便会体验到和谐的可贵。
中国优秀的科幻作家不单单关心人与人的协调，更关心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刘兴诗的《辛伯达太空漫游记》，将人类对环境的破坏放置在宇宙的尺度上思考。而韩松的《红色海洋》，则直击那些将会断送我们民族命运的种种短期行为和非法暴力。
综上所述，中国优秀科幻小说中的公平、正义、和谐与大同，既表现在人与人之间、也表现在人与科技、社会、甚至宇宙之间。而这些理念的出现，不以某种苍白的说教形式，恰恰相反，它们是被良好构思、情节、人物和思考所展示的。优秀的中国科幻文学是以和谐的唤起和通向和谐倡导的卓绝努力作为基本内容表征的。
对中国科幻文学和谐表征的追求，起源于1902年鲁迅先生撰写的《月界旅行辨言》。在这篇文章中，鲁迅提出了科幻文学应该“经以科学，纬以人伦”的叙事主张。而这一颇具 “纺织”韵味的主张，深刻地反映了鲁迅将东西方文化熔为一炉的园融思考。
遗憾的是，多年以来，在我国的科幻创作中，盲目模仿西方文化的表征方式和表征内容、脱离中国文化土壤的现象比较普遍。这种现象是多数中国科幻文学停留在小众范围、无法获得大众支持的重要原因之一。笔者认为，在当前，如何加强对中国科幻文学独特表征内容与表征方式的研究，将是带动这一文类全面复苏的重要课题。而这一课题的突破，将导致更多有中国特色科幻文学作品的产生。最终，被优秀的文学作品回馈、感动和启迪的读者，将以新的热情投身到建立一个公平、正义、和谐和大同的世界的伟大使命中。
5 “反伪”考古
歌唱家们在舞台上演唱，没有受过训练的普通人可以模仿。电视台还会为此专门制作模仿秀专题。对这一行为，无人反对，更没有法律规范和制裁。
但同样的事情如果发生在其他行业，据说就违反了法律。例如，如果有人想要采用科学的方法模仿科学家去解决问题，这就冒了天下之大不韪，就将受到“科学共同体”的反对，将被投诉，将被斥为“伪科学”，最终，将可能被投入监狱或处以极刑。
惊异吗？小题大做吗？且慢，让我们还是继续观察歌星共同体。
即便知道有人正在模仿，有人正在采用歌唱家的唱法自娱自乐，歌星们也并不大惊小怪。这也难怪，歌星本来就是一群“只有自己，没有公德”的家伙。他们竟然对泛滥于从家庭到媒体的“伪唱”有这么大的容忍力，景况令人揪心。
腐败的文艺界，低俗的文艺界，权威一败涂地的文艺界！
我们辉煌的科学殿堂中发生的事情，将与此完全不同！
在当今，科学已经变成了一个无比辉煌的“公共事业”，这就需要有人维护它的权威，保持它的纯洁。
于是，一些科学共同体外围的人充当起了保洁员的角色。这个工作比较好找，做不出科研也没关系。只要能捡起一根写着“科学”两个字的大棒，能把看不惯的人打成“伪科学家”，就万事大吉。个人的科学权威就在这种打打杀杀中确立了起来。在“棒子工厂”工人的眼中，没有受过科学训练的人不能触碰科学、没在大学中当上副教授的人不能触碰科学、没当过洋博士的人不能触碰科学、没参加过揭露伪气功的人不能触碰科学。这些人自己，就是科学（或科学共同体）的代名词，任何想要在日常生活中模仿科学去解决问题的人，都是犯上作乱，都是扰乱科学，都是扰乱社会治安！
科学，一种踏踏实实的认识世界方式，到底怎么一下子成为了能四处挥舞的大棒，这一改变又经历了怎样的社会学过程，它的产生到底来源于怎样的历史环境？所有这些，都是当今社会学研究所必须面对的课题。
在中国，将“伪科学”施以大棒以打击敌手的方式，至少起源于上个世纪50年代。在那个政治第一的年代里，有多少人一哄而上、参与了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或摩尔根的遗传理论打成伪科学的运动？又有多少人在“文革”期间将对手的任何与自己不同的政治观点说成是伪科学？
相当可惜的是，以科学大棒轰击对手的方式，并不起源于中国。这个世界第一，我们伟大的国家还抢不到手。因为，早在这之前，我们的苏联老大哥已经在俄罗斯试验了这种方法的成功效用。在那样的苏俄时代，就有所谓的“科学家”或者某些人的“共同体”认为，相对论或摩尔根遗传学严重违背了马克思主义。
帽子一大，事态就变得恐怖了。当我们确认马克思主义是唯一正确的科学时，任何一种学说如果能被打成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就一定是彻底错误的，就一定要被整体剔除，就一定要被贴上反动的标签。
不幸的是，他们找到的这个标签正是“伪科学”！
于是，一切都显得堂而皇之。在全苏境内，李森科院士果断地举起了这只大棒，迅猛地向自己的学术敌人瓦维洛夫打去。“伪科学”的标签能杀人吗？你说呢？如果科学能用真伪的方法与政治挂钩，杀人还不是个小意思？瓦维洛夫终究成了政治犯，一颗子弹就能决定这个反动派的命运！
反对伪科学的重要作用在于，它能将学术问题转移成政治问题，能全面树立起正确观点的权威性，能排斥异己。最终，还能建立自己的学术地位。于是在苏联，李森科成了科学的代言人，成了正确的代表，成了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者！
“反伪”逐渐在苏联和中国成为了时尚。参与者逐渐建立起了自己的理论和运作方式，以便能在政治运动之后，自己的饭碗仍然能够保留下来。为了消除人们对这一行为中强烈政治性的反感，反伪者巧妙地将“科学＝马克思主义＝正确”这一公式的中间项隐匿掉，让它看起来好像与政治无关。他们还吸纳了科学理论中的“科学共同体”的概念，把自己也巧妙地融化在群体之中。
最近几年来，有关反伪问题的争论越来越大。一些被打成伪科学的人常常会莫名其妙地问，难道学习科学、模仿科学的做法错了吗？没有大学文凭，就不能参与研究科学吗？为什么动不动就用伪科学的帽子打击人？还将这个“政治遗骨”写入法律法规？
我个人认为，伪科学问题其实不是什么科学共同体面对世界的方式。伪科学是一些人为了维护自己的特权所找到的权力栖息所。倚仗这个栖息所，一些人找到了自己成名成家的可能性，而另一些人则在“葫芦僧判断葫芦案”的状态下莫名其妙地失去人生的乐趣甚至生命。
有趣的是，当你研读反伪文献时，并没有发现所谓的“共同体”。没有任何一个专业学会曾经对某个问题提出过自己的观点。年前在一次讨论会上，王志新院士曾经说，科学界内从来也没有真伪之争。这些争论是媒体和科学界之外才存在。他恰恰是侧面验证了我的说法。此外，王院士还指出，邹承鲁先生对生物全息论的确有所过问，但把他当成反伪明星，可能离实际还差得远了些。
所以，我们看到的所谓科学共同体，其实就是只有少数具有特别需求的人所组成的跨专业的联盟，这些人所做的，通常是借助科学的名分，采用一般人人皆知的常识去裁判社会事件，给它打上一个伪科学的标记。而被裁判的问题，常常不但与他们的专业相距甚远，有的跟科学或模仿科学根本沾不上边。探索自然之谜是伪科学吗？宗教或迷信现象是伪科学吗？科幻文学是伪科学吗？探险、宗教、文学都是与科学平行的范畴，在这些范畴中去“打击和揭露伪科学”，参与者的居心何在？
归根结蒂，反伪其实是一种生存方式。这种非常政治化时代的遗骸在新的时代被包装后，仍然无法掩盖自己追求权力的张扬本质。只要看一眼这些反伪者在媒体上风光一世的姿态，就令人立刻感到毛骨悚然，好像回到了那个政治化的年代。
澄清了反伪的真实历史和本质特征，读者可以重新去审视如下的问题：科学真的需要棍棒护院吗？社会真的需要一群人采用常识去维持治安吗？普通人真的无权采用科学的方法探索问题吗？模仿科学家的行为方式真的能扰乱科学和扰乱社会吗？
其实，三岁的儿童都能回答这些问题！
6 谈谈科幻作品与科学教育
多年以来，有关科幻作品与科学教育的关系，一直引发着众多的想象。在各个不同的社会中，具有想象力和创新性的文化学者对它们之间的正向关系饱含期待，而那些维护科学纯洁性的人却对它们之间的正向关系满腹狐疑。在前者的文章中，科幻小说是可以激发创造力、想象力的文学，是促进社会发展的科学展望，是今天的镜子或对明天的预言。而在后者的文章中，科幻小说是否能跟科学扯得上关系都令作者充满疑问。在他们看来，科幻小说不是科学知识的传播者，恰恰相反，它是反科学信息的提供者，是伪科学的标本，是污染精神的问题书。①
在笔者看来，上述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其实都是作者们想象的产物。对科幻文学激发创造力和想象力的说法，至今有多少真正扎实的研究证明？常常阅读科幻作品的人比没有或很少阅读科幻作品的人想象力和创造力更强吗？在没有证据的前提下，我想倒过来看问题，是否前世界上最有创造力的科学工作者、人文工作者、社会实现者有多少是科幻作品的狂热读者？回答是“少得很”。对于第二类观点用这种反证法也将不攻自破。试问：“常常阅读科幻作品的读者是否比不读科幻作品的读者有更多错误的科学观念？更相信伪科学？”答案也是否定的。我经常参加科幻迷的聚会，发现这些人多数是科学爱好者，不但如此，他们对科学的看法，比那些仅仅阅读包含着“正确科学知识”教科书的读者更加全面和深刻。而且，他们对科学充满热情，对科学所造成的社会影响，充满警觉。
看来，想象和真实之间，横亘着巨大的鸿沟。科幻作品与科学教育的关系，需要更多认真的研究、严肃的实践和深入的思考。
一个可以肯定的事实是，从元初意义上调查可以发现，科幻小说不是为科学教育而被发明出来的。无论是刻卜勒写的《梦》还是雪莱夫人写的《弗兰肯斯坦》，都不是为了当时当地科学教育而创作的。②它仅仅是作家的一种创意，一种感受，一种对时代的思想反馈。刻卜勒是天文学家，以探索天文现象为自己的天职，在探索过程中，一些无法证实却相当有趣的思想激发了他，于是，他想到也许借助鬼魂可以上升到无法触摸的月球和行星。而对雪莱夫人，一个家庭妇女，一个大诗人的婚外妻子，抒写某一天的梦，该不是什么特殊的事情。只不过，在这个梦中，伏打电池激发了尸体，让死人复活。于是，短暂的人生再添一段科技时代的循环曲。两个小说在当时都无法被当成教科书搬入课堂。但两个作品都以创造力作为核心特征。它们面对现实，却超越现实。
元初科幻小说从创作到内容方面的许多特征，奠定了后世科幻小说的特征基础。首先，科幻小说是现代社会围绕科技发展而进行的边缘书写。科学技术不是小说的核心，只是情节的激发物。换言之，他们描写的是这个包含了科技的社会，以及生活在其中的人。《梦》更多地集中在个体的认知成长方面。自己（带着读者）认识了新的世界。而《弗兰肯斯坦》则更多地集中在包含着科技进步的社会将怎样改变人的生活方面，人造了人，这些人的出现毁坏了元初人的生活，而这些新人，也将不得好死。新人和旧人之间将进入一种永恒的斗争状态。其次，科幻小说是具有创造性和创新性的文学作品，它的创造和创新，一方面将改进人类的认知状况，将拓展知识领域，将带来界外知识，象刻卜勒所呈现的行星社会或行星上的景色，还有通往行星道路上的种种器官。另一方面，科幻的创新发生在建立一个科学改变了社会的新天地上。你将在另一种文化中生存；你将有一个不同的未来。
科学不是中心，它只是产生故事的激发性材料，以及创新是科幻小说的灵魂这两个特点，十分明显地为科幻小说能否进入科学教育领地、如何进行科学教育划定了界限。至少，它不能用来当成学生的背诵课本。科幻小说中的知识一来体系不完整，二来可能超越今天的认知实践。
但是，恰恰是这两点，却使科幻小说成为了科学教育的良好范本。之所以这么说，主要是因为，科学教育不但包含着知识的传递，它还应该包含着科学精神、科学思想、科学方法、科学作为一种社会活动的特征、以及科学家作为一种职业的行为方式与道德良心等多种不同内容的教育。
如果从这样全面的观点观察科学教育，那么，科幻作品确实是一个有价值的科学教育载体。它上天入地，除了能奔走在时空到达的所有地方，还能超越时空，进入心灵和电脑的空间。它极大程度地体现了人类的探索精神和永无止境的好奇心。由于是一种基于现代科技时代的人类所进行的探索，种种不同的面对自然的方式都会受到试炼。现实主义的求实精神、浪漫主义的空想方法、理想主义的乌托邦乞求，所有的一切都会在故事中受到检验。这些面对自然和人类未来的方法是否奏效？哪些才能获得更好的回报？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自然而然地从作品中流露出来。至于科幻小说中充满了围绕现代科学发生的故事，则更是将环绕着科学活动的主人公的生活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科学家作为一种职业，是否会面对正常人所无法面对的选择？他们将怎样选择？他们将具有怎样的爱情、婚姻、事业与家庭？所有这些，都是科幻作品鲜活地向读者提供科学教育素材的良好方向。③
现在要面对最关键的两个问题。第一个，科幻作品能否进行科学知识的教育。我的回答是肯定的。当我们追寻知识的概念源头，必然发现，知识其实是一种可以被辩护的真。多年以来，我们的教学都太强调“真”这一点，忽略了它应该可以辩护，可以在各种不同的条件下跟相关概念之间有所区别。笔者认为，科幻作品恰恰是提供了这样一种可能性，让读者在认识中辨识，在理解中寻求，在差异中辩护。在这方面，着名作家阿西莫夫谈得很好。他说他9岁就开始阅读有关火星的故事，但随后就发现，这些科幻小说充满了知识上的错误。但他却通过阅读更多有关火星的读物辨识了火星，了解了真正的火星。我相信，阿西莫夫所了解的火星，跟一个从课本或教师的讲授中所了解火星的读者完全不同。阿西莫夫的火星知识是更加真实、牢固、清晰的火星，是一个从辨识、辩护中得到的真火星。④
有关科幻小说中无论提供怎样的知识都有益于知识教学的看法，是笔者在这些年逐渐跟一些国内外科幻教学专家的会谈中获得并掌握的。在这些教师的类似实践中，科学知识恰恰是通过跟科幻小说中提供的知识索引相互对比，才获得了更扎实的认知，更有效地获得了运用。至于说科学知识本身的对与错，概念建立的是否全面或正确，这些都跟教学过程本身有关，跟科幻小说中所提供的相关内容无关。多数情况下，全面掌握了科学精神的读者会通过辨识、辩护的过程更好地发展起自己的科学概念。而那些仅仅阅读课本、从教师的例题中获得一点点变式资料的读者，往往会在今后再度跟现实世界遭遇时发生误解或根本性的错误。
把科幻小说当成一种科学教育的有效方法，不单单是阿西莫夫所持的观点，也是天文学家卡尔·萨根所持的观点。萨根也曾经在自己的散文集《布罗卡的脑》中回忆过科幻小说对自己的影响。他跟阿西莫夫殊途同归地指出，科幻小说作为科学的引入物，常常能让读者爱上科学，并在今后跟科学之间的交往中发现，科学其实比科幻小说还要神奇！⑤
在回答了第一个有关知识的问题之后，笔者想回答第二个问题，科幻作品能否培养读者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多年以来，有关创造和想象力的研究虽然车载斗量，但人类找到的开发两类能力的方法却相当稀少。随着认知学习理论和研究的拓展，人们逐渐发现，创造力和想象力跟问题界定的方式有关。通常，一个界定良好的问题跟一个界定不良的问题会引发不同的创造行为。一个被界定好的问题，由于外周封闭，解决所需要的知识也已经被划定。这样的工作一般来讲，不会有太多创新存在。恰恰是外周界定不好的问题，反而让人寻找不同的可能知识来解决。在科幻作品中，不明来历的飞碟到达地球，人工制造的黑洞脱离控制，来自三体世界的宇宙人想要封杀地球人的科技发明，纳米机器人想要从人体内部占领思维的主动权……所有这些问题，都是事先没有界定好的，也都是激发人从多种不同的知识体系中吸纳知识去解决问题的好的引子。当一个读者试图去解决作者所提供的问题的时候，他们的创造性和想象力就被调动了起来。在这个意义上讲，科幻小说确实是比课本更加有效的创造性激发物。
上面几节分别从科幻小说的特征、科幻小说与知识学习、创造力想象力激发方面讨论了科幻小说与科学教育之间的关系。在更多情况下，由于科幻作品是唯一集中面对科技发展对人类影响的作品，因此，它让人们保持对科学的关注、兴趣、热情、甚至警惕。它是科学兴趣的诱发物，也是科学造成社会影响的实验室。科幻小说和电影中能展示现实无法展示的遥远世界、未知世界、神秘世界，也能展示我们可能或不可能达到的好的与不好的未来。科幻小说对科学的展示是全面的，全息的。整个社会都在科学的发展中滚动向前。科幻小说中对科学的看法是正面的也是反面的，它告知我们人类会命悬一线，可能被拯救，也可能进入无可返回的灾难境地。而所有这些，都依赖于我们把人性、社会、道德思考、宇宙哲学融会贯通。我们的科学教育，一定不要忘记科幻小说的存在。
早在上世纪初，鲁迅先生就曾经在《月界旅行·辨言》中指出了科幻作品用于科学教育的重要价值和好处。30年代末，顾均正先生还用自己的作品《在北极底下》亲自进行了尝试。⑥随后，到50年代，郑文光等开始新中国科幻小说创作的同时，在西方的大中小学课堂上，科幻小说就已经被用于科学教育。而进入80年代之后，在大陆、香港、台湾等地的华人世界中，科幻教学也逐渐兴起。笔者就曾经在人民大学旁听了一个学期由李志刚老师所讲授的“科幻物理学”，觉得受益匪浅。学生通过《超人》、《隐身人》、《阿凡达》等科幻作品，将物理学所能展示的世界进行了重新演绎，探索了物理学规律在现实世界和空想世界中的种种可能的作用。在课后我所进行的随机访谈中，多数学生都表示了对课程的喜爱。他们认为，不但对知识的掌握更加清晰，而且对物理学更加喜爱，对授课的教师也更加爱戴。这点让我深有感触。
为了更好地推广科幻教学，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成立了科幻与创意教育研究中心，力图在更广大的范围内推进科幻教学。目前，这个中心已经逐渐开始跟全国各地大中小学建立联系，试图在校本课程开发、科幻进入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方面作出更多努力。
爱因斯坦用自己的实践证明了知识的有限和想象力的无限，我们则认为，在科学教育的天地中，课本永远是有限的，而科幻所创造的多种可用于探索和辨识的世界是无限的。快投入到科幻与科学教育的研究和实践中来吧！
7 从异托邦到资本主义太空城
科幻是怎样的一种文学？
半个多世纪之前，英国着名天文学家弗雷德·霍伊尔曾经给克拉克的一本名着作序，在序文中他写道：“将来最伟大的文学，恐怕要到科幻小说中去寻找。”
霍伊尔是位天文学家，他对文学的评判虽然给科幻界强烈震动与亢奋，但对整个文学领域的影响力甚小。但很快，这一论断就从科幻文学走进更大范围。
这一次，给科幻高度评价的是美国后现代思想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詹姆逊在美国的地位，是可以跟欧洲思想家福科、德里达相提并论的，他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深度解析了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特征。
在詹姆逊看来，多数西方的经典文学作品即便再有批判性，也是站在资本主义立场上的，它们无法摆脱社会束缚。唯有优秀的科幻作品，通过超越现实的设定，才能彻底颠覆资本主义！
与前两位评论家的看法稍有不同，以小说《三体》闻名的当代中国科幻作家刘慈欣也在一次讨论会上指出，文学是人学，它以人为中心，但人类只是这个世界上的一个物种，以它为中心的作品只是描述我们世界很小的部分。在刘慈欣看来，想要描述一个宏大的世界，描述我们赖以生存的这个多元宇宙，只有依赖科幻文学。传统的文学，再伟大的作品也只是这个大范畴中的一个分支。
刘慈欣这种对传统文学分类的颠覆，表面看起来是对科幻文学境遇的情绪化反应，但如果放下情绪去认真思考，我们就无法不同意他的看法。科幻确实是一个面对大世界大宇宙的整体之镜，它不但描述人的境况，还反映人类的整体生存，反映物种的过去和未来，反映生命、天体、宇宙、时间空间的万物走向，它饱含了人类的认知，又超越人类的认知，通过变形化和叙事方式呈现人类的精神追求和物质追求，把人与世界的关系最大限度地反射出来。
前卫艺术与异托邦
在我看来，科幻其实有两个功能，一个面对现实一个放眼未来。正是由于科幻的现实性，导致它给我们提供一种科技时代的真诚表述，并让我们能在过去现在未来的时间夹缝之中找到自己的生活位置。
中国当代作家韩松的小说《高铁》，应该是以现实为目标的科幻小说的代表作。在这部作品中，国家投资巨大开发的新一代高铁，能够将火车的速度提升到突破物理规律的极限状态，这样在火车上旅行的人，不但能快速迅捷地到达目的地，还能发现他们所要到达的地方已经今非昔比，彻底是另一个样子。小说深度展示了技术创新带来的当前困惑，我们到底需要怎样的技术？
韩松的另一部小说《再生砖》选择了强烈震后重建主题，将混合着人的骨肉和尊严的泥土重新合成的砖块会建构起怎样的生存大厦？故事传达的那种悲壮，怕是其他任何作品无法企及的。
陈楸帆的新作《荒潮》，以广东某地电子垃圾场为原型创作。在小说中，西方国家为了自身利益向东方倾倒垃圾，且借此传播电脑病毒遏制中国的发展。而在本土，贫富差距、官场腐败、世风日下形成的合力，使外国技术渣滓长驱直入，不但威胁着国人的当代生存，也彻底断送了可能的未来。阅读这部小说给人的感觉是多层次的，小说中的电子垃圾可以置换成任何技术过时的剩余物。
科幻在某种程度上属于前卫艺术，正是这种艺术对当前的阐释超越了主流文学通常的“爱与死”的范畴，进入了种族生存甚至宇宙发展的宏观范畴。有趣的是，当我们观察今人的生存状态的时候会发现，一些深度持有科幻思想的人正在社会的夹缝中生存。在美国的硅谷、在中国的中关村和各地的大学、创业园、产业园，一大批思想独特、生活方式跟主流社会规范格格不入的人正在坚守自己的独特生存状态。这些人不按照传统的方式走完“读书工作，结婚生子，找关系升官发财”的老路，反而集中在自己对技术发展或社会变革的独特理想上抛弃了许多正常人的生活内容。他们的存在构成了哲学大师米歇尔·福科所谓的异托邦的社会空间。他们与社会正常状态迥异，却不认为自己的存在大逆不道。
科幻作品是最早描述这种异托邦的GEEK生存的文类。而以这类人生活为主要表述对象的美国电视剧《生活大爆炸》，则真实地反映着他们的思想和生存。
到底是科幻支持着异托邦还是异托邦孕育着当代科幻？这是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但科幻作品全方位地展示着当前丰富多彩的社会现实，则是任何人都不能否认的。
3D打印能否摆脱资本主义困境？
科幻不但是现实的镜子，更展示着对未来的谋划和发展驱动。
两个月之前，香港学者王建元在内地巡回宣讲科幻，他讲的第一个故事，就是小说《弗兰肯斯坦》与当代克隆技术之间的神秘联系。在这部写于1818年的科幻小说中，科学家弗兰肯斯坦用“电击死亡器官”的方式创建了全新的生命，而近年来克隆技术所取得的首次突破，也是通过电击对细胞进行处理。
两个事情相隔将近200年，但思想的脉络惊人的一致！科幻展现未来的图景清晰可辨。
有关科幻跟未来的关系，许多学者做过分析。我觉得长期旅居北美的批评家苏恩文的看法最有价值。在他看来，科幻的中心问题其实是资本主义问题，是一些具有敏感观察力的作家看到采用创新设计以避免资本主义深度危机的有效方案。在苏恩文的《科幻小说变形记》和《科幻小说面面观》两本巨着中，苏恩文不承认“所有打着科幻标志的作品都是科幻作品”这样的说法，恰恰相反，他觉得如果作者墨守成规，没有彻底动摇我们今天的规范和建制，那只能是跟资本主义同流合污，只能麻醉和毒害人民。而只有那些敢于面对未来的作家，敏感地按照创新规律发现和描写事物，才能展现人类多种可能的未来，以逃离资本主义、集权主义和反人性的巢穴，走向通往自由的道路。
我特别赞赏苏恩文的这个看法。没完没了地描写“外星人入侵”，“地球环境末日”的作品不是科幻，只是娱乐和惊悚。傻傻的乐观主义，认为科学发展永远带来福利的看法也是儿童心理和一厢情愿，真正的科幻作品是能给人深度思考，给人跳出当前窠臼的谋划与驱动。这些作品才是科幻的真正经典，这些作品才能带领我们通向更好的未来。
可喜的是，100多年来，中国作家在上述领域中也很有建树。《新石头记》中的老少年，对科学改变中国文化的信心描述，可能是晚清小说中最引人注目的人物塑造方式。《猫城记》中对民族性的思考，虽然发生在遥远的火星表面，却深深地打动了我们这些“地球人”的心灵。《月光岛》、《我决定跟我的机器人妻子离婚》等对中国社会风貌与精神风貌恶化的担忧与觉醒，为我们揭露实用主义和集权主义。而《红色海洋》、《三体》等作品，则更在民族与宇宙之间建立起全方位的联系。
面对一个改革中充满迷雾的交叉路口，我们将走向何方？科幻小说还将起到多大作用？许多人都在试图进行更多尝试。
今年是我停止科幻创作，走向科幻研究的第10个年头。面对科幻文学如此重要的作用，我也无法继续旁观。刚刚发表的《打印一个新地球》是我尝试恢复的第一个试笔。我希望小说中谈到的无所不能的3D打印，不会被解读成科学主义者的幼稚的叫嚣。我真正想表达的是科技体制和教育体制改革中我们必须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我们不但要开发全新的科技，更要建立一种能摆脱现实困境的全新文化。
科幻将带领我们超越在资本拓展目标下建构的古典太空城，也能穿越在反抗权力压迫目标下建立的民族复兴的太空城。但太空城毕竟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要面对的是无穷无尽的遥远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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