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英雄

    所有正当追求的自由

    摘自托马斯·杰佛逊《弗吉尼亚州散论》

    美国式民主和文明给男子气概的意义添加了新的复杂性。在某些方面说，美国人吸取了更古老的经典理想，希望为民主式的美德提供一个模式。在《弗吉尼亚州散论》中，杰弗逊说，最大的幸福来源于这样的一种自由：一种自由的教育可让我们开发自己最高的潜能以追求正当的事业。杰弗逊本着可以一直回溯至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的经典理想认为，公民接受教育是良好政府的必要条件。真正的男子气概如果没有学习是不可能具备的。通过古代历史和希腊及罗马经典著作的学习，年轻的美国人将了解过往道德及智力水平的最高点。

    他们的记忆里也许会存储希腊、罗马、欧洲和美国历史上最有用处的一些事实。道德的第一批要素也有可能因此而植入他们的脑海，这样一来，当他们的判断能力有所增长的时候，这些要素就会告诉他们如何创造出自己最大的幸福，因为这些道德要素会告诉他们说，幸福并不取决于凭机会而出现在他们面前的生活条件，一个人的幸福总是良好的道德心、健康和职业，以及追求正当事业的自由的结果。利用父母的财富或国家财力而注定能够接受较高学识的人将去文法学校学习，然后进入下一阶段，也就是语言的学习。学习希腊文和拉丁文听说在欧洲将要停止了。我不知道他们这么做出自什么理由，也不知道他们在考虑什么东西，但是，在这方面如果我们照着他们的样子做，那将是缺乏判断力的行为。人的一生有某些时段，比如从8岁到16岁的时候，大脑跟身体一样尚没有健壮到适合于进行体力劳动或严谨思辨的程度。如果强行滥用，人会成为过早利用能力的早期受害人，一开始会在这些年轻和幼小的国民身上表现出过于美丽的模样，因为他们还是孩子的时候就显得像成人，而最后却让他们成为孩子，而此时他们本应该是成年男子。因此，人的记忆此时是最容易受影响，也是最容易留下印象的时候，语言的学习主要是一项记忆力上的工作，因此，看来非常适合这一时期的脑力，而这段时期长到足以掌握最为有用的一些语言，不管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语言。我并不认为语言就是科学，它只是获取科学知识的工具。但是，磨刀不误砍柴功，花在为未来的作为提供工具上的时间并没有损失掉，在这个例子当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为此目的而放在青年手中的书籍可能同时还会在他们的大脑里留下有用事实和良好原则的印象。如果把这段时间消磨在闲逛之中，大脑会变得懒惰起来，无精打采，就如同大脑借以存身的肉体不在同时加以锻炼的话也会变得有气无力。肉体与思维之间在其上升、前进与下落之间同时发生的现象太过明显，不容易使我们从一种向另一种推理的时候发生错过的情况。等他们到达一定年龄的时候，应该将他们从文法学校转移到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阶段，让他们去那里研究可适应其世界观的各门科学。通过计划的这一部分，也就是在贫穷者当中选择出青年天才，我们就有望让国家利用这些天才。大自然将天才自由地分配在穷人与富人当中，但如果我们不主动寻找或加以培养，有时候这些天才会在得不到使用的情况下自行消失。尽管对这一规律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将这些天才变成他们自身自由的安全而最终的守护者是最要紧的，没有哪一种观点比这更重要，更合法。出自这样一个目的，在第一阶段，也就是他们将接受完整教育的阶段，主要的读物是历史上的。历史让年轻人了解过去，因此也使他们对未来作出评判。历史会让他们得到其他时代和其他国家的经验，历史使他们成为有资格评判人的行为和图谋的人，使他们知道以任何形式掩饰起来的野心。了解了历史之后，他们就能挫败这样的野心。地球上有各种各样的政府，每一个政府都有人类弱点的痕迹，都有一些腐败和堕落的细菌，但聪明的人会发现这些，而弱者也会开窍，从而培育和改进这样的政府。每一个政府如果仅仅交给人民的统治者去管理，那就一定会堕落下去。人民本身因此而成为它惟一安全的存放处。为了让青年更加安全可靠，他们的头脑必须改进到一定的程度。这的确不只是所必须做的所有事情，但是，它是最为关键的一件事情，非做好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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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起武器来

    摘自帕特里克·亨利《演说选集》

    这是不朽的革命召唤，1775年由聪明绝顶的演说者和政治家帕特里·亨利（1736—1799）所撰写。

    没有人比我把爱国主义看得更为崇高的，也没有人比我把刚刚在国会发言的几位有价值的先生的才能看得更高的。但是，不同的人常常从不同的角度看待同一个问题，因此，我希望，如果我把跟诸位正好相反的一些意见表达出来，不会被上述诸位先生视作大不敬的行为。我将坦诚以言，毫无保留，现在不是讲求礼仪的时候。

    国会今日面临的是这个国家最危急的问题之一。在我这方面，我觉得它与自由或奴役的问题不相上下，因为事关重大，因此也应该有畅言辩论的自由。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希望看到事情的真相，承担起我们向上帝和国家承诺的责任。如果在这样的时刻我因为担心冒犯别人而隐忍不发，那我会觉得自己犯下了无异于叛国的大罪，在上帝面前也是一种不虔敬的行为，而我对上帝的虔诚又超过了对人间一切君王的敬畏。

    总统先生，尘世之人耽于希望的幻想并非罕见之事。我们都情愿在痛苦的事实面前闭上自己的双眼，我们都情愿只听见女妖的歌声，直到她把我们全都变成野兽。作为涉及为自由而进行伟大且艰苦斗争的聪明人，这是他的一部分吗？我们情愿充当这样的人吗？他们有眼却看不见，有耳却听不见如此接近他们现时解救的诸多事情。在我这方面，不管这会带来多大的精神痛苦，我都愿知道最糟糕的情形，并为之想出一点解决办法来。

    我只有一盏灯供我照明行走，这盏灯就是我过去的经验。除开通过往昔的经验教训来判断未来以外，我并不知道还有别的什么办法。而要借鉴过去的经验教训判断未来，我希望知道英国海军部在过去十年里都做了哪些事情，因而让那些很高兴能够让自己和国会都得到安慰的先生们的希望得到合适的解释。是不是因为我们的请求最近得到了批准，因而出现了让人难以明白的希望？不要相信这一切，先生；一切都将证明这是摆在您脚下的一个陷阱。不要让您自己被一个吻背叛，因而让自己经历磨难。请问问您自己，对于我们的请愿表现出来的如此慷慨的接受，跟铺满我们的水面，笼罩住我们大地的战争准备是否相称。如果是一件出自爱的工作，如果是为了达成和解，船舰和军队是必需的吗？我们是否显示出自己极不愿意和解，因此而必须让别人调动军队才能赢得我们的爱？先生，我们不能自欺人了。这些都是战争器具，也是镇压的工具。那是国王们愿意使用的最后手段。

    总统先生，我想请教诸位议员，如果这种军事布阵的目的不是想迫使我们投降，那它到底有何别的用途？诸位先生能否为此提供别的可能动机？大英帝国在世界的这个角落是否还有别的敌人，因而需要陈列如此庞大的海军和陆军？不，先生，她没有任何别的敌人。这些士兵派往这里，目的是要在我们身上绑上铁链，并加上铆钉，而这样的铁链正是英国海军部在过去十年里慢慢锻造起来的。对于这些东西，我们有什么加以反抗？我们是不是应该多加辩论？先生，辩论的事情我们已经进行了十年。在这件事情上，我们是否还有任何新的东西可以拿出来？没有。我们已经竭尽全力从各个可能的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但是，一切努力全都是白费。我们是否可以尝试恳求和低三下四的祈愿？有哪些条款不是已经无所不尽其极的？我恳求您，先生，不要再欺骗自己了。先生，我们已经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目的是要转移正在形成的风暴。我们恳求过了，我们抗议过了，我们已经发出过祈愿，我们已经屈服在皇室面前，我们请求皇室插手此事，让海军部和国会专横的手掌暂时收缩回去。我们的请愿被人轻视，我们的屈服引来额外的暴行和侮辱，我们的哀求召致别人的轻蔑。我们被人弃绝，被人鄙视，而且就在皇室的脚下！经过了如许的侮辱，但愿我们不要在和平与和解自作多情的希望之下瞎耽误功夫。再也没有希望的余地了。如果我们希望自由——如果我们真心希望一直以来为之奋斗的不可估量的权利不受侵犯——如果我们真心希望不要如此下贱地放弃一直以来都在参与，而且保证永不放弃，直到实现伟大目标的伟大斗争——那么，我们就必须战斗！再重复一次，先生，我们必须战斗！我们必须依赖武器，必须依赖上帝的力量，这是我们剩余的一切！

    总统先生，他们告诉我们说我们十分软弱，说我们不能够对抗如此可怕的敌人。但是，我们什么时候比现在更为强大？是下个星期还是明年？是不是等我们全都被收缴了武器，是不是等英国卫兵站到了各家各户的门前再说？我们应该通过犹豫不决或无动于衷来积聚力量吗？我们是不是应该仰卧在地，紧抱住希望这个虚妄的幻影作为获取有效抵抗的方法，直到我们的敌人将我们的手脚捆紧？

    总统先生，如果我们把大自然的上帝赋予我们的力量之中的那些东西加以合适的利用，我们就不是软弱的。为了自由这一神圣事业而在像我们拥有的这么一个国家武装起来的300万人口是敌人派来的任何力量都难以征服的。另外，先生，我们不应该仅凭一己的力量进行这场战斗。有一个公正的上帝在主宰着各国的命运，他会召集友邦为我们战斗。而这场战斗，总统先生，并非仅仅向着强者的，它还向着保持警惕者，积极主动者和勇敢的人民。另外，总统先生，我们并无别的选择。就算我们如此下贱，竟然想从中退缩，现在也太晚了。没有退路，只有投降和奴役！绑缚我们的铁链已经打造好了！铁链的响动已经响彻波士顿的平原！战争无可避免——那就让它来吧！我重复一次，总统先生，让战争到来吧！

    掩饰问题是没有用的，先生。一些先生也许会大喊，和平，和平——但根本没有和平可言。战争实际上已经开始！从北边刮来的下一阵大风会让我们的耳朵听到强有力的武器碰撞声！我们的兄弟已经进入了战场！为什么我们还要闲在这里呢？先生们到底希望得到什么？他们会有什么？难道生命如此可贵，或和平如此甜蜜，以至于必须以铁链和遭奴役的代价去换取？无所不能的上帝啊，不要让这样的事情发生！我不知道别人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但对我来说，要么给我自由，要么让我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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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仰伟人乃人之常情

    摘自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国会代表》

    信仰伟人乃人之常情。如果我们儿童时代的同伴最后变成了英雄，而且他们也的确该担此名，那么，我们所有人都不会感到惊讶。所有的神话都以半人半神开篇，他们的环境不错，富有诗意，也就是说，他们的天才是不可阻挡的。在释迦牟尼的传奇故事当中，第一批人吃了土，结果品起来是甜的，味道很不错。

    自然看来是为杰出者存在的。这个世界靠好男儿讲实话支撑着，他们使这个世界有益身心。跟这样的人生活在一起的人发现生活快乐而富于滋养。人生之所以甜蜜和可以忍耐，正是因为我们相信有这样一批人存在着，而且，不管是实际的情形还是理想中的状态，我们都想尽办法与优越者生活在一起。我们让自己的孩子取他们的名字，我们给一些地方取一些伟人的名字，他们的名字编织进语言的动词当中，他们的作品和肖像摆设在我们的家中，每天的生活都可以找到他们的某一段轶闯趣事，不管是在什么样的情境中。

    年轻人把寻找伟人当成一个梦想，也看成是有男子气概的严肃大事。我们到异地他乡去寻找他的作品，如果有可能的话，最好能够看看他一眼。但是，命运常常捉弄我们。你说，英国人讲求实际，德国人好客，在巴伦西亚，天气好得不能再好，而在萨克拉门托山区，还有黄金供人们收集。的是，但是，我并不会出远门寻找令人愉快、富有和好客的人，或清澈的天空，或代价太高的金块。然而，如果有磁铁指出有天生的富人和力量无穷的人的方位和房舍所在地，我会卖掉所有东西去买这种磁铁，今天就上路。

    他们的声誉使我们愿意继续这样的竞赛。我们如果知道城里有位发明了铁路的人，那么，全城公民的声誉都会有所提升。但是，人口再多，如果都是些乞丐，那也是叫人恶心的，就跟一群会动的傻子，一堆蚂蚁或跳蚤一样，越多越糟糕。

    我们的宗教是爱戴和珍视这些守护人。寓言中的神仙是伟人的闪光时刻。我们在一个模子里浇灌所有的器皿。我们有犹太教、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这样一些庞大的神学理论，这些都是人类思维必需的，是建筑人类思维的材料。历史学者就跟去仓库里购买衣物或地毯的人一样。他幻想自己会找到新东西。如果他去工厂，那就会发现其中的新东西仍然在重复可以在底比斯的金字塔墙内找到的卷册和圆形花饰。我们的一神论是对人类思维的净化。人类会画人，或者制造人，或者思考人，除此之外不思考其他的东西。他相信了不起的材料元素都源自他的大脑。我们的哲学会发现一种本质收集在一起，或者分散于各地。

    如果我们现在进而探求从别人那里得来的服务，那就应该警惕现代研究的危险，并从低处着手。我们不能对抗爱，也不能否认其他人实质性的存在。我不知道我们身上会发生哪些事情。我们有社会力量。我们对于其他人的爱形成一个优势，或支点，而这是别的任何东西都不能提供的。我可以通过另外一个优势做到这一点，但这优势又不是我独自一人能够形成的。我可以对你们说我无法首先对自己说的话。另外一些人都是镜片，我们借这些镜片来阅读我们自己的思维。每个人都从自己身上搜寻不同品质的东西，这对他们的同类来说不无益处，也就是说，他在寻找别的人，还有极不相同的人。人的天性越是明显，它的反应能力就越是强。让我们拥有这种纯洁的品质吧，这是让我们独处的一点点天赋。

    但是，伟人——这个词是有害的。有没有种姓存在？有没有命运存在？人对美德的承诺呢？会思考的青年哀叹自然的肤浅。“慷慨而大方，”他说，“那就是你的英雄；可是，看看你可怜的帕迪，他的国家就是他的手推车；看看他整整一个国家的帕迪吧。”为什么自从有历史以来，群众总是刀斧与弹药的对象？这个想法让一些领袖十分生气，他们有情感，有意见，有爱，有自我奉献精神，他们让战争与死亡成为神圣的东西——但是，对于他们请来并杀掉的那些不幸的人来说呢？人类被看成低贱是每天都发生的悲剧。真正发生的一个损失是，别的人必须是低贱的，正如同我们也必须低贱一样。因为我们必须拥有一个社会。

    如果说社会是一所佩斯塔洛兹式的学校，那能不能算作对这些想法的回答呢：所有人都是教师，所有人同时也都是学生。我们一边接受教诲，一边传授知识。都了解同样一个东西的两个人不可能成为长期的朋友。但是，如果把同样聪明但有不同经验的人放在一起彼此交换，那就如同在低处挖一道水池来放掉湖里的水一样。看起来这是一种机械上的优势，对于讲话的人来说也是极大的益处，因为他现在可以对自己描绘自己的思想了。在我们自己的情绪当中，我们很快便能从尊严走向依赖。如果有任何人看上去从来都没有坐过椅子，如果他总是站着，总在为别人服务，那是因为我们并没有把这样的团体关系拿到足够长的时间段里予以观照，以确定即将到来的各部分的轮转。至于我们所谓的群众是什么，所谓的普通人是什么人——根本没有什么普通人。所有的人最多是同样大小；真正的艺术只有在这样的信念中才得以成为可能：每位天才都在某个地方有其自身的神化部分。公平竞争，公开的竞技场，还有最新鲜的桂冠献给所有赢得它们的人！但是，苍天为每一个生灵保留着一个平等的机会。每个人都希望在那个凹面球上留下他私人的一束光线，并看到自己的天赋得到了最大程度的释放和提升，否则，大家都会感觉不安。

    此刻的英雄相对伟大，相对有更快的成长，否则他们会处在这样的情境中：在成功的时刻，一种品质成熟了，然后又处在请求当中，别的日子可能要求有别的品质。有些光线没有为普通的观察者看到，它们需要有相当精细的眼光才能发现。问问那位伟人，看看还有没有更伟大的人。他的同伴就是；并不是不伟大，而是说社会并没有看到他们。自然从来不会将一个伟大的人物送到这个星球上而不同时向另外一颗灵魂透露这个秘密。

    从这些研究当中还可导出另外一件让人感觉亲切的事实——我们的确存在爱的升华。19世纪的名论将来有一天会被引用来证明这话的鄙俗。人性的天才写在我们年鉴里的真正主题。我们必须多多推断，在这个记录里填补上诸多的空白。宇宙的历史是有征兆可寻的，而生命也有助于人的记忆。著名的人物来来往往，层出不穷，但没有任何人是我们一直在寻找的理智、启蒙与本质，他们只是一次展示，在某个领域里展示新的可能性。我们可否有一天完成那巨大的数字，就是这些公然的观点排列成的那个巨大数字！对许多个人进行的研究引导我们走到一个基本的领域，在这里，个人会消失，一切都以其最高点来计量。所产生出来的思想与感情不可能因为性格的任何樊篱而阻滞。这才是伟人力量的关键所在——他们的精神能自我发散。新的一种思维品质在黑夜和白天走动，从起源之处沿着向心的圆移动，并通过不为人知的方法自行显现：所有思维的联合看来都是私密的；能够通达一处的，绝不可能被阻挡在另一处之外，不管在哪个地方，所获取的最少量的真实，或最基本的能量对于灵魂的共同体来说都是大有裨益的。如果天赋与立场之间的不一致在个人处于为完成各自的事业而必须完成的过程当中为人所见，因而消失掉的话，那么，当我们上升到所有个人最重要的身份的高度，并且知道它们是由可说可做的实在之物构成的，则表面上的不公正就会更快消失。

    人类的天赋是历史观照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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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父辈的荣耀

    摘自卓西亚·昆西《7月4日美国革命讲演》

    谈到父辈的荣耀，我们指的不是通过肉体的力量可以获取的庸俗的名声，也不是指可以通过智力获取的更高名望。上述两者经常能够在没有高尚思想，或纯洁的意图，或大度的目的的前提下存在。我们要赞颂的荣耀，是严格意义上的道德和宗教性质的荣耀，它的目的公正，正如其手段也是公正的一样。美国革命的起源既非因为有何野心，亦非出自贪婪，不是因为嫉妒，也不是出自鲁莽的狂热，美国革命是按照自然意志和事物的相互关系而进行的，而且也是按照由此得出与母体国家分离的需求而进行的。它的进程受到那种需求的限制。在斗争当中，我们的父辈展现出强大的力量和目标上的适当把握能力。在困难时期，他们以智慧行事；在有怀疑的时期，他们以坚毅自持；在危险时期，他们以勇气自勉。在压迫的考验前，他们挺直腰杆；在巨大的诱惑面前，他们不为所动；在危险的黑暗时期，他们无所畏惧；在繁荣的光明时期，他们保持信仰。

    引发他们起而反抗的，不是专制的军队立即唤起的感情和压力，而是那支军队派过来想要镇压下去的原则。他们可能支付了印花税，还有茶叶税，还有英国政府强加在他们头上的其他负担，哪怕那些负担扩大了一千倍。但是，支付就是确认权利，但他们弃绝了那种确认的后果。尽管有了那些行动，他们还有可能幸福地生活，并且购买、销售，甚至得到收成，而且相安无事。而他们本可以保有那些幸福的，只有继续对一个遥远的外国政府保持依赖，只要继续请求一个国王，或他的宠臣，或他们在其中没有说话余地、其利益也得不到表达、而且也不太有可能为人了解的议会的恩准就可以了。他们明白，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们的繁荣会是不稳定的，他们的财产不能够确定，他们的安逸也是不名誉的。

    但是，最重要的是他们意识到，这样的负担虽然对他们不是很重，但在未来的岁月里却会对我们，也就是他们的后代形成沉重的包袱，也许是难以承受的重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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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主与伟人

    摘自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

    根据1831年至1832年在美利坚合众国进行的为期9个月的访问，一位年轻的法国贵族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写了一本叫作《论美国的民主》的书，这本书后来成为最有影响力，也是针对新世界民主文明最有预见性的诊断。在此，托克维尔不知道在对历史进行的民主解释中是否还有伟人的位置。

    贵族时代的史学家一般会把所发生的一切归因于特定人物的意志与性格，他们随时准备把最微小的事件说成是最大一场革命的诱因。他们会不厌其烦地追踪极小成因，结果反而让最重大的一些事件不为注意。

    生活在民主时代的史学家显示出相反的倾向。

    其中大部分人很少把人类命运中的任何影响归因于哪一些个人，也不会把对一个民族命运的影响归因于普通人。

    因此，生活在民主时代的史学家不但拒绝承认有些公民也许能影响一个民族的命运，而且他们也会从人民身上拿走他们修正自己命运的能力，并让他们依赖于不易改变的天意，或依赖于盲目的宿命感。根据他们的意见，每一个民族都难以改变地被其位置、起源、先辈和自然条件约束在一个固定的命运中，这是任何力量都难以改变的。一代人紧紧地约束在另一代人身上，从此以往的时代全都如此，从一种需求到另一种需求，他们可以上溯至世界的起源，铸成一根约束力极强的巨大的链条，将人类束缚其中。

    他们并不满足于显示事件是如何发生的，而是为证明这些事件不可能以别的方式发生而自豪。她们看到的国家是已经到达某个历史时段的国家，而且他们还强调，这个国家注定会走上引导它走到那里的道路。这比证明它如何可能踏上更好的一条路要容易得多。

    阅读贵族时代的史学家的著作，尤其是那种属于古代遗迹的著作时，看起来会形成这样一个印象：为了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为了统治其人民，一个人只需要成为自己的主人就可以了。细读今日所写历史著作，人们会推测，人并没有力量，对自己和对周围的环境都无法施加任何影响。古典的史学家教人们如何发出命令，我们自己时代的史学家却只教人们如何服从。在他们的著作当中，作者自己常常是大的，但人类往往是小的。

    我还想补充说，在目前这个时候，这样的教条是相当有害的。我们的同辈人太容易堕入怀疑，想怀疑什么就怀疑什么，因为每个人都感觉自己在各个方面都受制于自己的弱点。但是，他们会坦率地承认，人们团结在一个社会体里会有很强大的力量与独立能力。重要的是不能让这样的想法渐渐暗淡，因为我们必须提升人的灵魂，而不是让他们的灵魂走向彻底的衰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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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盛顿的剑！富兰克林的杖！

    摘自约翰·昆西·亚当斯《演说集》

    亚当斯于1825年成为美利坚合众国总统，他在称赞两位开国之父。

    华盛顿的剑！富兰克林的杖！啊，先生，这两个伟大的名字让人产生多么强烈的联想！除开为祖国的事业而外，华盛顿的剑从没有拨出来过，但当他的剑为祖国而挥舞的时候，却又从来没有插入剑鞘！富兰克林是位哲学家，但他也研究过雷电、印刷机和犁铧！在人类的行善者稀有的对话中，这是些何等样的名字！华盛顿和富兰克林！他们都生活在18世纪的基督教国家里，但却给他们生活的时代及其以后的时代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他们那个时代，还有哪两个人能有这样的建树吗？

    华盛顿，他是勇士，也是立法者！在战争中，他驰骋疆场，为了国家的独立和人类的自由而战，同时，在战争的可怖情景中，他还通过格言与实例显示出他对于和平法则的尊敬与对人性最温厚的同情；在和平时代，他平息了同胞之间不和谐的纷争，让一切歧见变成了和谐与统一，因而使他那把现已呈交国家的宝剑具备了只有古时俄耳浦斯的歌声才有可能具备的更大的魔力。

    富兰克林！他是自己命运的机械师，他早年身处贫困枷锁之中的时候就已经在教导人们如何走向通往财富的道路，也教人们如何在默默无闻之中找到通往不俗的道路。到了壮年，他消除了雷鸣带给人们的恐惧，让闪电失去了给人致命一击的神秘，并从暴君的手中夺下了专制压迫中更容易带给人痛苦的权杖：在冬季的寂静中，在横跨大西洋的过程中，在长达数年的斗争期间，在凛洌的寒风里，他手中紧捏住亲自参与制定的《独立宣言》，向从自立的国家到欧洲最强大的君王摇动手中的和平橄榄枝，机智地料理着商务，为热爱和平的人们寻找保护与安全的护身符。他经历了毫不宽容的残酷，经历了战争的无情和贪婪。

    而最后，在他一生的最后阶段，额上印满80年的沧桑，在一种无法治愈的疾病的折磨下，重返了自己的故乡，在他接纳的国家作为行政首长终了一生。此前，在华盛顿总统治下，在向上帝虔诚祈祷并得到赞同后，他还参与制定《美国宪法》，并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在这部宪法的权威之下，我们作为北美人民的代表齐聚于此，并以北美人民的名义，为了北美人民的利益接受这位睿智、警醒和我们这个伟大的合众国善良的缔造者留下的值得尊敬的纪念品——这是我们这个黄金时代的神圣符号。但愿他们永久存放于我们政府的档案之中！但愿每一位从今往后敬重他们的美国人都向宇宙终极的统治者发出由衷的赞美，正是由于这些人有了极大的慈悲心，我们的联邦才得以在这个世界狂乱的沉浮与转动中存留下来。让我们每一个美国人都来称颂，但愿这些福祉通过上帝的意志分配给我们的国家，让它恒久不断，万世连绵，从我们这一代直到时间的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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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人永生不死

    摘自爱德华·艾弗雷特《演讲集》

    这是著名演讲人和政治家爱德华·艾弗雷特（1794—1865）献给两位美国英雄的赞美词。

    不，同胞们，我们不可将亚当斯和杰佛逊丢弃在遗忘与死亡的冷室里。这两位可敬的人令我们崇拜和自豪的东西不可能死亡，亦不可能被人遗忘。我差不多就要说，他们才刚刚开始生——他们度过了产生过无与伦比的影响、享有洁白无瑕的声名、不曾中断过的幸福的一生，他们的才能和为国家做出的贡献使他们当之无愧。他们是人类的精英，是其生命以物质存在的形式暂居人世的极少数一批人，他们的感官可能睡下了，但他们的心还在观察，他们的灵魂已经成长为更高的存在，他们的快乐是要当有用之人，他们的财富是无疵的美名，他们呼吸可敬声名的气息，他们有意和自觉地把称之为生命的东西置于危险之中，这样他们就能在后来者心中长久活下去。这样的人不会死，这样的人不可能死。

    尸骨冰冷，一动不动，没有呼吸，没有感觉，也不能说话，但对于他们来说，这并不是存在的结束，因为他们已经把自己的灵气吹人这个国家的机构之中，他们已经把自己的性格刻在时代的柱廊上，他们已经将自己的心血灌注在公共繁荣的渠道之中。在神圣的高处行走的人，请告诉我，沃伦是否已死？你难道看不见，他的面容并不苍白，他的神情并非疲惫，他英勇无畏的心从他惨白的伤口流出血来，却在荣誉的田野上闪出灿烂的光芒，来自天上的玫瑰盖在他的脸颊上。在他的眼中，你难道看不出自由的火花在闪耀？

    告诉我，那朝弗农的阴影走去，进行虔诚朝拜的人，华盛顿当真已经在那冰冷狭窄的房间里闭嘴不再说话？造就了这些人，造就了跟这些人一样的英雄的东西不可能死亡。那起草过《独立宣言》的手是一动不动了，那些诵颂过《独立宣言》的雄辩的嘴唇的确是合上了，但是，酝酿、议决、完善和维护了《独立宣言》的那些高贵精神却不会停息，因为那《独立宣言》本身对于这些人来说就是“值得度过的生活”，下面这些是不会过时的：

    当时问过去，当世界不再存在，

    它们却能抵挡腐朽的袭来：心可以在冰冷尘土里不再跳动，

    但它温暖过一次的东西却永不败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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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主政体与贵族统治下的男子荣誉

    摘自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

    封建贵族统治是在战争中诞生的，也只为了战争而诞生；它通过武力获取权力，也利用武力维持这个权力。因此，除开武夫的蛮勇之外，封建贵族统治并无更重要的东西值得一提。有鉴于此，很自然地人们就把勇气放在一切美德之上。勇气的任何一种流露，哪怕是以牺牲常识和人性为代价，也都会因此而得到许可，而且经常还因为那个时代的风范而成为非做不可的事情。个人的奇特想法仅仅能改变成这个制度的细节。

    男子应该把别人拍打自己的脸颊当作不可忍受的侮辱，并应感到非单打独斗杀死拍脸的那人不可，这是并非强制的规定，但是，贵族却不能安然无恙地忍受这样的侮辱，他必须打斗——这是出自尚武的贵族统治的基本原则和需求而产生的结果。

    在流行于美国人当中的很多看法当中，人们仍然能找到一些散乱的概念，全都是从老式的欧洲贵族荣誉观脱胎而来的，但是，这些看法并无深厚的根基，也没有形成强大的影响力。这就跟一种宗教一样，庙宇尽管去盖，尽管可以留下来，但再也没有人去信那种教了。

    在这些差不多就要消亡外来荣誉感当中，一些新的看法渐渐形成，这就是构成可以称为当代美国荣誉感的东西。

    我已经向大家说明美国人如何连续不断地趋向贸易与产业。他们的起源、社会条件、政治构成，甚至他们生活的那片土地，一直都在不可抵挡地迫使他们朝这个方向发展。因此，他们现在形成了几乎排它的产业和贸易社会，这些分门别类的社会群体散布在巨大的国土上，而国土的利用也就是他们最主要的利益所在。这才是最有特征的地方，它使美国人与其他大部分国家有所不同。

    但是，所有这些骚动的德行却在同一个民族的公共看法中被人看轻，因为它们时而给社会带来荣誉感，时而却引起很大的社会麻烦。人们可以看不起这些德行而不丧失同胞的尊敬，而如果获取这些德行，人们却有失去同胞尊重的风险。

    美国和欧洲中世纪的荣誉观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两者都将勇气看作是第一美德，并视其为一个男子最大的道德必需。但是，两种概念在看待勇气方面却有不同的角度。

    在美利坚合众国，武夫蛮勇很少为人看重，最知名和最为人所理解的那一类勇气是让一个男子与海洋的风浪搏斗，并以较快速度到达对岸的那种，还有在荒野和孤独之中忍受生活供给品的匮乏而毫无怨言的勇气，因为这样的匮乏和孤独较任何一种缺失都更难以忍受。再就是一个男子辛辛苦苦挣到一大笔钱却突然损失得一干二净时，面对差不多要发疯的情绪，立即开始寻找新的办法赚钱的勇气。主要是这一类的勇气才保存了美国社会，并使美国繁荣昌盛的，因此，他们都特别尊重这份勇气，给予它很高的荣誉。如果谁显露出缺乏这样的勇气，那就是莫大的耻辱。

    在美国，我有时候见到这样一些年轻人，他们在气质上不适合做任何不舒服的工作，但却又被迫去找一份工作来做。他们的性格和财富本可以让他们什么都不用做的，但是，公众的看法会专横地禁止这种行为，因此必须遵守。但在一些欧洲国家，一些贵族虽然仍然在拼命挣扎，随波逐流，但是，我常常看见这样一些人，他们的需求和倾向本来总要他们采取行动的，但最后还是闲着什么都不干，这样就不至于在同代人面前失去脸面，他们觉得无聊和不舒服比去工作更易于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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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在美国有理想的人多，而有崇高理想的人却少？

    摘自亚历克西·德·德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

    在美国，最令人吃惊的一件事情是，有数不清的人总想脱离他们原来的社会境况，其次是，在一个所有人都雄心勃勃的国土上，却很少看到有什么人心怀远大理想的。每一个美国人都为出人头地的欲望所吞噬，但他们当中很少有人志在高远。所有人总在极力获取财富、名声和权势，但很少有人从大处着想。初一看，这样的事情令人惊讶，因为美国的道德和法律当中都没有明显的阻碍因素对这种勃勃野心加以限制，或阻止这样的雄心四处泛滥。

    争取生活状况的平等看来很难成为这种奇怪现象的有力解释。因为，当这样的平等最初在法国达至平等时，结果却再次引发了几乎无限制的个人野心。不过我觉得，我们也许能找到的最主要的原因还是社会状况以及美国人的民主心态。

    每一种革命都会引发男人的雄心，这在推翻了贵族统治的一场革命当中尤其真实。

    当以前阻挡住众人获取名声和权力的种种障碍突然间被拆除时，就会产生一股强烈的冲动，人们会朝长期以来可望而不可求，但终于有希望拼死一搏的权力高处攀爬。在这第一次成功的得意中，对大家来说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可企及的。不仅仅人的欲望没有限制，而且，满足自己的权力看来也没有限制。习俗和法律突然问发生了普遍和突然的变革，所有人和所有的规则都陷入庞大的一场混乱之中，凡夫俗子起伏跌宕，朝为臣子，夕为平民，权力易手频繁，没有人应该为权力的更替而绝望。

    重要的是还必须记住，摧毁贵族统治的人曾在贵族统治的法律之下生存，他们看到过它的辉煌，因此也会在无意中吸收贵族统治下酝酿的感情和想法。因此，当贵族统治解体时，它的精髓会继续笼罩在民众的头上，而且在贵族统治被摧毁的很久以后，它的本能仍然会保持很长时间。

    因此，在民主革命持续期间，雄心会保留在很大的规模上。但是，等民主革命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之后，事情就不再是原来的样子了。

    对于亲眼目击的重大事情，人类通常不会很快就忘记，革命唤起的激情并不会在革命结束的时候完成消失。安逸的成功生活的希望会在产生成功的命运之轮奇特的转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持续下去。大规模的渴望仍然留存着，不过满足这种渴望的方法却日渐减少。人们仍然渴望巨大的财富，虽然这样的财富事实上越来越少，不管在哪个领域里，都有很多忧心忡忡的人，他们被勃勃的野心和不断受挫的打击弄得精疲力竭。

    但天长日久，那场战斗最后的一些残迹终于消失，贵族统治的残余寿终正寝。伴随其没落的重大事件慢慢为人所遗忘。战争过后，和平到来，新世界重新恢复秩序。人的渴望再次跟能借重的方法配成比例。需求、想法和感觉再次体会到极限的意义，人们找到了自己相称的位置，民主社会最终确立。

    在我们观察一个进入持久和正常状态的民主社会时，看来它跟我们刚刚在考察的那个情景极不相同。我们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虽然当生活境况处在平等化的过程中时，远大的雄心会膨胀起来，但是，这样的特点在平等成为一项事实之后便会消失。

    财富被分割了，教育延伸及大多数人，之后，没有人被绝对地剥夺受教育的权利，也没有人被剥夺获取财富的权利。当这两项权利和社会等级都被取消，人们拆除了使自己动弹不得的束缚之后，进步的想法就自然而然地进入每个人的脑海。欲望会再次膨胀，人人都想出人头地，所有人都希望放弃以前的社会地位。雄心成为弥漫全社会的主导思潮。

    但是，虽然平等给每个公民都提供了新的资源，但它也阻止人们获取更大规模的资源，因为这个原因，欲望必须限制在相当狭窄的范围之内。这样一来，在民主政体内，雄心既急切又常新不断，但总体来说，看上去都不是志在高远。从绝大多数情况看，人生就是在可以伸及的范围内急迫地获取较小的战利品。

    使民主政体中的人们远离崇高理想的主要原因，与其说是想守住他们少量财富的愿望，倒不如说是想增大财富而必需要的经常不断和艰辛的操持。他们绞尽脑汁，得到的却是琐碎细小的结果，而这些支离破碎的结果很快和不可避免地限制了他们的眼光，并使其能力套上了枷锁。他们越穷其上进之心越强。

    在这样的民主政体当中，少数富有者也不能构成这个定律当中的例外。一个凭一己力量慢慢获取财富和权力的人，在那样耐心的爬升过程中，也会染上审慎和克制的习惯，这些都不是他在以后能够轻易抖落的。一个人的思想不可能跟一幢房子一样眨眼间就盖好，必须有很长的时间来培养。

    像这样的一个人，他的子孙也是一样。的确，他们也许出身高贵，但他们的父辈却是低下之人。他们在其中成长的感情和思想是以后很难逃脱的。人们不妨假定他们能继承父辈的直觉和财富。

    另外一方面，人们还会发现一个贫穷的贵族后代倒显出极大的雄心，因为对他的种族来说属于传统的看法和他的等级精神，在某些时候会使他具有超过他实际的财富的雄心。

    民主时代的人，如果希望实现伟大的理想，他们会受到另外一种阻碍，那就是，在他们进入一个有能力进行这类事情的位置时，大量的时间已经过去。帕斯卡说：“做高贵者是有很大优势的，因为这会使一个人在18或20岁的时候就走在前列了，否则，他可能要等到50岁才能得到同样的机会，这就是说，这高贵者得了30年的便利。”在一个民主政体当中，有雄心的人一般得不到这30年的便利。平等虽然允许任何人去实现任何一个目标，但也阻止一个人很快实现那个目标。

    在民主社会里，就跟在别的任何一种制度下一样，只有少数有幸的人才能成功。因为通往这个目标的职业生涯是不分区别地向任何人敞开的，每个人的进步因此就变得很慢。如果所有竞争者看来多少都是一样的，那么，要在这些人之间进行任何一种选择而又不违反平等的原则都是相当困难的，因为平等是民主社会的最高法则，我们能够想到的第一个办法就是让他们都以同样的速度前进，并且让他们经历同样的测试。

    因此一来，当人彼此越来越像，而平等的原则已经慢慢渗入这个国家的体制和办事方式中去时，进步的规则就更僵化了，也会使进步本身速度更慢。要很快进入有重要意义的位置就越来越难。

    出自对于特权的仇恨和选择的尴尬，所有人，不管他们的能力大小，最终都被迫挤过同一只筛子，他们全都没有区别地被迫通过很多小型预选测试，耗尽他们的青春，窒息他们的想象力。因此，他们终于弃绝享受所能提供的所有美好事物的想法，等他们最终达到一个可以做点非同寻常的事情的位置时，想这么做的欲望已经远离了他们。

    在中国，人们花费极大精力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维持平等，任何人从一地调任另一地官员都必须首先通过考试。他的仕官生涯随时伴随着各种各样的考试，现在，这种想法已经深深植根于这个民族的礼仪之中。我记得自己读过一本中国小说，里面的主人翁历经磨难后终于有机会通过了考试，因此而感动了他的情人。高尚的理想很少能够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得以呼吸。

    关于政治而说过的一些话，在别的一切事情上面也可以应用。平等在各处导致同样的结果。哪怕在没有法律管制与约束进步的地方，竞争也会产生这样的效果。

    因此，较大和快速的进步在羽翼丰满的民主政体里是较少见的。此类事件是总体规律当中的例外。他们的独特性本身就使人容易忘记这种事情的发生是如何的罕见。

    民主政体里的居民的确也在最后了解所有的事实。他们的确在很长时期内喜欢这一点：虽然法律在他们面前打开了一片不受限制的田野，虽然所有人都能在那里取得一些进步，但是，没有人敢自夸他的进步是很快的。他们看到无穷多的小小的中间障碍必须慢慢地予以克服，这些障碍就夹在这些人与终极欲望的伟大目标之间。因为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会对雄心产生束缚作用，并打消人们的理想。因此，他们会放弃遥不可及和值得怀疑的希望，情愿寻找不那么高不可及但比较容易得到的快乐。没有一项法律遮挡他们的视野，但他们这么做完全是出于自身的原因。

    我曾说过，崇高理想在民主政体中较之在贵族统治下比较少见。我还必须补充，尽管有那么多天然的障碍，但当这种理想出现的时候，它们就会呈现出另外的面孔。

    在贵族统治之下，职业生涯的前程往往是远大的，但里面的范围早已规定好了。在民主政体当中，志向的行动领域通常很狭窄，但一旦这些狭窄的边界被通过，那就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挡住它了。因为人是软弱的，彼此隔离的，也是可以更换的，也因为先例没有什么力量，法律不能持久，对革新的抵抗就是半心半意的，社会的经纬从来也不能编织得那么紧密而结实。结果，有雄心的男子一旦攫取权力，他们就会认为自己可以斗胆什么都于。当权力从他们的手上夺走时，他们的思想立即就转移到推翻国家以重新夺回权力。

    这就使重大的政治理想带上了暴力和革命的色彩，而在某种意义上，这是贵族统治中很少见的。

    有很多不足挂齿但非常合理的欲望存在，一些较高和控制不好的理想会从中生发出来——这在民主政体中是较为常见的一种状态。在这样的状态下，人们很难找到既有尺度，克制但志向高远的理想。

    我曾在别处说明，平等通过隐秘的手段使对于物质享受的激情和对于即刻实现的快乐的极大兴趣主宰了人类的心灵。来源不同的这些本能与野心混在一处，因此理想也就带上了这些本能的色彩。

    我觉得，在民主政体下，有野心的人相对别的很多国家的人来说较少关心后代的利益和评判。现实的一切完全占据了他们的心，并吸纳了他们。他们在极短时期内完成极大的工程，目的是要竖起历时长久的纪念碑。他们更喜欢成功而较少操心个人荣誉。他们希望从别人那里得到的尤其是服从。他们最想要的是权力。他们的礼仪差不多总是落后于社会地位的上升。结果，庸俗不堪的品位时常跟繁荣昌盛的欢庆混在一起，而且看起来，他们爬上权力顶峰的惟一目的就是要较为容易地满足琐碎和粗俗的胃口。

    我觉得，今天尤其有必要清除人的野心，应该对它加以控制，让它保持适度的比例，但是，如果我们想饿死它，或者毫无理智地困死它，那将是十分危险的。我们要完成的任务就是提前给它施加一些限制，让他们无法超出边界。但是，我们应该非常小心，不要在允许的范围内阻挡它的自由能量。

    我承认，我相信民主社会所要担心的，与其说是大胆妄为，倒不如说是目标的不足取。最让我担心的是这样一种危险：在所有持续不断和屑小的考虑，比如私人生活当中，雄心会失去其力量和伟大崇高，人类的激情会变得越来越温顺，同时更为低下，结果是，社会的进步会一天天更为安静，一天天较少刺激。

    因此我觉得，如果新社会的领袖想让公民在太整齐划一和安宁的幸福之梦中安睡，那就会犯下严重的错误，他们应该时不时让公民们面对不同和危险的问题，唤起他们的雄心，让雄心得到施展的场所。

    道德学家总在抱怨，说我们这个时代令人不悦的毛病在于自傲。

    说这话是有一定道理的：人人觉得自己比邻居好，人人都不情愿接受上司的指点。但是，还有另外一重意义在这句话里面隐藏着，但它与现实相去甚远，因为同样一个不能够忍受从属地位或平等的人对自己却不会形成很差的看法，他觉得自己来到这个世界就是要享受粗俗的快乐的。他出自自己的自由意志而让自己限制在屑小的欲望当中，因此而不敢面对任何崇高之举；的确，他完全没有能力想象到那样一种可能性。

    因此，我并不认为我们应该向自己的同时代人交待一下为人谦恭的事情，我希望人会努力给自己和全人类树立更远大一点的志向。谦逊远非对他的健康有利的东西；在我看来，他们最缺少的东西是自豪。如果那是一个毛病，我情愿牺牲多种小小的美德而换取这样的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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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一个梦想

    马丁·路德·金

    马丁·路德·金是一位杰出和勇敢的民权运动领袖，这是他最著名的一篇演讲，演说于1963年8月28日在林肯纪念堂前进行。金博士的演说与他深信的神学信念是一致的，即，人内在的行善精神力量是通过与暴力的断绝来实现的，如果还有任何一个美国人受压迫，那么，美国人就不可能得到真正的自由。

    今天，我很高兴能跟大家一起参加将成为我国历史上为争取自由而举行的最盛大的示威集会。

    一百年前，一位美国伟人签署了《解放宣言》，此刻，我们就站在他的纪念像下，接受他象征性的庇护。这篇重要的文献是千千万万在非正义烈焰中煎熬的黑奴面前出现的一座高耸的希望之塔，有如驱散囚室中漫漫长夜的一束欢乐曙光。

    然而一百年后，黑人依然没有获得自由，一百年后，黑人的生活依然悲惨地套着种族隔离和歧视的枷锁。一百年后，在物质富裕的汪洋大海中，黑人依然生活在贫穷的孤岛之上。一百年后，黑人依然在美国社会的角落里艰难挣扎，他们发现自己被放逐在自己的国土上。

    所以我们今天来这里揭露这个骇人听闻的事实。从某种意义来说，我们是到我国的首都兑现一张支票来了。我们共和国的奠基人写下宪法和《独立宣言》的庄严词句时，就是签署了一张期票，许诺每一个美国人都得成为国家的继承人。这张期票保证一切人具有不可剥夺的生存权、自由权以及追求幸福的权利。

    显然，就有色公民而言，美国并没有兑付这张期票。美国不但没有承担这项神圣义务，反而付给黑人一张失效票，一张打着“现金不足”记号的退票。但我们不相信正义的银行已经破产。我们不相信这个仓廪充盈、机会良多的国家里，会发生现金不足的情况。因此我们来要求兑现这张支票——这张能够付给我们所要求的自由财富与正义保障的支票。我们到这神圣的地方来，还为了要提醒美国：目前是万分紧急的时期。现在不是奢谈冷静或以渐进改革为麻醉剂的时候。现在是实现民主诺言的时候；现在是从种族隔离的黑暗荒谷中走上种族平等的阳关大道的时候；现在是使我们国家从种族不平等的泥潭拔足到博爱的坚固岩石上来的时候。现在是让正义成为所有上帝之子面前的一项事实的时候。忽视此刻的紧急程度，会对我们的国家造成致命后果。在这个酷热的夏天，黑人以合法形式表达出自己的不满，除非自由和平等的秋天到来，让人欢欣鼓舞，否则这个夏天永远不会过去。

    1963年不会是一个终点，而是一个起点。有人以为，黑人有太多的能量需要发泄，现在应该知足了，但是，如果我们的国家恢复常态，这样想的人会猛醒过来。

    除非黑人得到了他的公民权利，否则美国不会有安宁与平静。反抗的旋风会继续摇撼家国的石基，直到公正到来、日朗天晴。

    但是我还有一句话要对站在温暖的门槛上，准备进入正义之宫的同胞们说清楚：在争取合法地位的进程中，我们不要用错误的行动使自己犯罪。我们不要用仇恨的苦酒来缓解热望自由的干渴。我们必须永远站在高处，使我们的斗争方式保持尊严，坚守纪律。我们一定不能使富有创造性的抗争沦为使用暴力的低下行动。我们必须努力不懈地站在以灵魂力量来对付肉体力量的神圣高度。

    已经席卷黑人社会的战斗气氛决不要导致我们对一切白种人的不信任。因为我们许多白人兄弟今天到这里来集会，就证明了，他们已经认识到他们的命运和我们的命运紧紧联结在一起，我们的自由和他们的自由完全分不开。我们站在共同的立场上，向不公正的城垛发动猛烈的进攻，这场战斗必须由两个种族组成的军队共同打响。我们不能单独行动。

    当我们迈步前进时，必须许下这样的诺言：我们将永远前进，决不退缩。有人问献身于民权运动的人说：“你们什么时候才算得到了满足？”只要黑人仍然是野蛮警察难以描述的恐怖行径的受害者，我们永远也不会满足。

    因为走了很长的路我们浑身酸痛，我们疲乏的身体在高速公路的汽车旅店和城市的旅馆中找不到歇息的场所，只要事情仍然是这样，我们就不会满足；只要黑人最基本的活动区域仍然是从较小的贫民窟到稍大一点的贫民窟，那我们就不会满足。

    只要我们的孩子因为“仅供白人使用”的标志而被剥夺了他的自我和尊严，我们就不会满足。只要密西西比的黑人无权投票，只要纽约的黑人相信他没有任何可以投票赞成的东西存在，那我们永远都不会满足。不，我们没有满足，我们也不会得到满足，除非公平之潮翻滚，滔滔向前，正义之溪涌起，汩汩不停。

    我非常清楚，你们当中的很多人今天之所以来到这里，是因为你们饱受拷问，历经磨难；你们当中有很多人刚刚从狭窄的囚室里出来，你们当中有很多人来自这样的一些地区，在那里，你们对自由的渴望让你们饱受迫害的虐待，让你们被狂风一样的警察残暴行径所震摄。你们已经惯于挨打受骂，你们对花样百出的虐待行为见惯不惊。让我们继续努力，要相信飞来横祸和不期厄运总有赎回的一天。

    回到密西西比去吧，回到阿拉巴马去吧，回到南卡罗莱那，回到佐治亚，回到路易斯安那，回到北方城市的贫民窟与少数民族居住区，让我们记住，这样的痛苦终会解脱，一定会有解脱的一天。我们不能困在绝望的深谷中。

    朋友们，今天我要告诉你们：尽管当前还有许多困难和挫折，我仍然怀有一个梦想。这是深深扎根于美国人梦想中的梦想。我梦想有一天，这个国家能够站立起来，实现她信条中的真谛：“我们把这些看作是不证自明的真理：一切人生来就是平等的。”

    我梦想有一天，在佐治亚州的褐红山岗上，以往的奴隶和奴隶主的子孙能在兄弟之爱的桌前一同坐下。

    我梦想有一天，在不公正的毒焰甚炽，在压迫人的热浪翻滚的密西西比州，自由和正义的绿洲会取而代之。

    我梦想有一天，我的四个小孩子将能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国度：他们不会因为自己的肤色，而是根据自己的人格接受判断。我今天就有这样的梦想！

    我梦想有一天，在南方的阿拉巴马，虽然那里还有品行不端的种族主义分子，虽然它的州长还在空谈干预和废除种族主义，但就在那个州里，黑人的儿女和白人的儿女将跟兄弟姐妹一样携起手来。我今天就有这样的梦想！

    我梦想有一天，每一道沟壑都会抬升，每一座山岗将被夷平，弯曲小道拉得笔直，崎岖之路变为坦途。主的荣耀将昭示出来，所有人将一同目睹。

    这就是我们的希望。这就是我带回南方的信念。怀着这个信念，我们能够把绝望的大山凿成一块希望的磐石。怀着这个信念，我们能够将我国种族不和的喧嚣变为一曲友爱的和谐之言。怀着这个信念，我们能够一同工作，一同祈祷，一同奋斗，一同入狱，一同为争取自由而斗争，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终将得到自由。到了那一天，上帝所有的孩子将能同声高唱新歌——“是你，我的祖国，甜蜜自由的国土，我为你高唱赞歌；这是我祖辈安葬之地，这是朝香者自豪的国土；让自由的钟声响起，响彻群山旷野”——如果美国要成为伟大的邦国，那就必须要实现这样的梦想。

    因此，让自由的钟声响彻新汉普厦巍峨的山顶。

    让自由的钟声响彻纽约的高山。

    让自由的钟声响彻宾夕法尼亚不断升高的阿勒格尼群山。

    让自由的钟声响彻科罗拉多白雪皑皑的洛基山脉。

    让自由的钟声响彻加利福尼亚婀娜多姿的山坡。

    不仅如此。

    让自由的钟声响彻佐治亚州的斯通蒙奇。

    让自由的钟声响彻田纳西州的卢考特山。

    让自由的钟声响彻密西西比的高山小丘，响彻每一道山岭，让自由的钟声敲响吧。

    我们使自由之音响彻千村万户，响彻每个州郡，每座城池，就会促使那个日子尽快到来。到了那一天，上帝的一切儿女，无论黑人、白人，犹太人，非犹太人，基督教徒和天主教徒，都将携手同唱那首古老的黑人圣歌：“我们终于得到了自由！终于得到了自由！感谢全能的上帝，我们终于得到了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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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贴近民众的人

    摘自西奥多·罗斯福《西奥多·罗斯福眼中的美国精神》

    西奥多·罗斯福于1907年在哈佛联合会就公益服务与公民职责所做的一篇讲演。

    除非一个民主政体基于每一个真正拥护任何一项权利的人热心公益服务的原则之上，否则它就不是真正的民主。拒绝，或耻于提供必要的公益服务的人不适合生活在民主制度之下。一个本人觉得某项服务不体面，或者觉得自己不合适提供这项服务，但又要求从别人那里得到这项服务的人，他不是一个真正热爱民主的人。如果自己觉得某项服务不体面，那任何人都无权要求得到这样一项服务。除非他以某种方式为此项服务付出，否则他也无权享受这项服务，他的付出包括尊敬提供这些服务的人。民主制度必须意味着双向提供服务，还要尊敬所提供的服务。

    受过教育的人会想尽办法弥补自己缺乏为美国政治带来成功所需的一些坚毅品质的缺撼，但如果他一味抱怨世风日下而不是匡救时弊，嘲弄从事实际政治工作的人而不是亲身投入，那他就是一个可怜的人，而且就他没有派上用场的软弱的力量而言，他对国家是一个损害而不是什么帮助。

    这是个令人不快的标准，你们也许离这个标准相差很远，但仍然可以成为一个社会的无用成员。如果你们的头脑里有思想错误，以为你们所受的教育和培养只是替代而不是增强在生存斗争中没有你们的优势也能成功的普通人所具备的资质，那么，教育和培养就算是白费了。如果你们所受的大学教育不拿到实际当中去予以检验，那就不会为你们带来任何益处。教育使你们承担起一项责任，你们必须证明自己比不具备这样的优势的人做得更好。如果这样的教育只是让你们相信自己可以脱离实际的生活，远离人群与事件，那么，教育与其说是一个福分，倒不如说是一个诅咒。另外一方面，如果你们觉得自己所受的教育是自己手中掌握的一件利器，使自己更适合于在艰难的工作中出类拔萃，而不是拿它当作脱离实际斗争的借口，那么，教育就是对你们的一项益处。

    请你们每一个大学生都在以后的生活当中记住，从基本的层面上讲，大家跟没有上过大学的社会普通成员没有两样，如果他要有所成就，而不是仅仅让自己去诽谤已经取得成就的其他人，那么，他就会想办法跟这样的一些人达成某种形式的工作关系。当然，也有一些时候，一个公民最高的职责是要独立于世，或者差不多要独立工作。但是，如果这是一个人的常态——如果一般来说他无法跟相当多的人一起工作——可以放心地说，这个人不适合在民主政体中充当有用之人，做有用的事情。在受欢迎的政府当中，值得拥有的结果只能够由把有价值的理想与实际的常识结合起来的人完成；他们始终不渝地为良好的目的而有所成就，但他们总能够为了必须完成的工作而有所合作，有所取舍。另外，请记住，一般来说，政治生活的主要目标应该是有所成就，而不是仅仅发布一些宣言——当然，除非这样的宣言有助于获取这样的成就。道德上的无情是极不好的，因为道德无情是一种病。但是，就公众而言，良心的燃烧也是同样不健康的。如果一个人的良心意在告诉自己做一些愚蠢的事情，他一定会做这样的事情，并猜忌良心的机制。最有用的信教者不是那些只顾拯救自己灵魂的人，而是那些其宗教促使他去提高自己的礼仪水平和廉洁的生活，并让世界成为其他人在其中生活的更好的一个地方的人。这与普通公民完成政治生活的普通职责时是完全一样的……

    过去的十年是这个国家取得重大成就的十年。在这段时期里，我们已经和正在处理很多重大的事务。在所有这些事情当中，公众生活当中有很多人，在私人生活当中也有很多人，他们的行动一直都是空洞无效的批评或毫无成果可言的阻挠。这些人在成就和成功的伟大记录上，在有价值的有益工作的记录薄上根本就找不到自己的名字。其中一些人也是大学生，但他们所有人都是不称职的公仆，如果不是有害的话，也都只是一些无用之人。在过去的十年当中公众生活中形成的有益功能都属于在上述事务当中做下了确实事情的人，而不属于那些不管有用没用却一直在想办法阻挡和妨碍已经做成的工作的人。

    简短地说，你们这些大学生应该成为行动者，而不是要成为另外一些人的成就的批评者。应该为了自己的理想站到高处，但在心里应该记住，崇高的理想只能通过实际的成就方法才能够实现，或者部分实现。请永远记住，我们这个共和国是真正民主的一个国家，你们只能显示自己肚子里确实有货才能得到自己的成功。头脑聪明和接受过教育的大学生应该在每一场战斗中走到前列，为了民众的正义，也为了社会的正义。只有本着彻底的民主精神，与他的同胞站在一处，而不是远离他们，他才能起到这样的带头作用，他应该跟群众打成一片，这样才能够了解、感觉和同情他们的希望、他们的梦想、他们的原则，甚至是他们的偏见，他应该作美国人中的美国人，应该做普通大众中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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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真正的人吗？

    约翰·肯尼迪

    什么东西确定一个人的意义？在1952年的参议员就职演说中，约翰·肯尼迪作为马萨诸塞州的当选参议员作了这篇动人的回答。

    得到许多的人也应该付出很多。到未来的某一天，当历史的最高法院对我们每个人作出评判，我们在短暂的服务生涯中是否完成了对于国家的职责，我们在不管主持的哪些政府工作当中的成功或失败，都将根据下列四个问题予以裁定：

    首先，我们是否真正有勇气的人，有否勇气面对自己的敌人，有否勇气在必要的时候面对自己的同事，有否勇气抵抗个人的贪婪和公众的压力？

    其次，我们是否具备判断力的人，对过去和未来是否具备敏锐的判断力，对别人和自己的错误是否有判断力，有否足够的智慧去了解我们不知道的东西，是否有足够的坦率精神来承认不知道的事情？

    第三，我们是否真正诚实的人，是否从不放弃自己相信的原则，也从不放弃相信我们的那些人所坚持的原则，是否金钱上的收益和政治上的野心都不可能使其偏离神圣的信赖的人？

    最后，我们是否有献身精神的人，是否其荣誉感不会抵押给任何一个单独的个人或团体，也不会因为个人私利而妥协，而只会献身于公众利益以及国家利益的人？

    勇气、判断力、诚实心和献身精神，这些都是麻省人向来的历史品格，我们麻省人把这些品质源源不断地输往波士顿的贝肯山，也送往华盛顿的国会山。在上帝的协助之下，马萨诸塞州的儿女们希望这些品质会在未来四年的风风雨雨中成为我们政府行为的特征。我谨请求上帝帮助我完成自己的职责，但我清楚，在人世间，上帝的意志只能通过人的工作得以实现，因此我请求你们的帮助和你们的祈祷，但愿自己能够完成这次庄严的新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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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宾汉还是白宫？

    摘自马克·吐温《汤姆·莎亚历险记》

    在《汤姆·莎亚历险记》中，马克·吐温重温边疆童年时期的英雄主义精神。年轻人仍然受到所爱之人的吸引，罗宾汉的生活看来也远较当大官有吸引力得多。

    他游走于人迹罕至之地，远离孩子们习惯去的一些地方，寻找符合他情绪的孤寂场所。河中木排令他神往，他想象自己坐在木筏的最外边，思忖深不可测和永不止息的溪流，心想，要是能突然一下子淹死在河里，根本意识不到大自然让人淹死时非得要体验的痛苦过程就好。之后他想到了他的花。他拿出花来，揉皱，让花干死，结果正符合他阴沉的快感。他不知道，假如知道他淹死了，她会可怜他吗？她会不会哭，会不会希望自己有权抱住他的脖子？或许她只是冷冷地转过身去，跟整个虚伪的世界一样？这样的情景带来又甜又苦的疼痛，竟让他在脑海里三番五次地演出各种各样不同的场景，直到跟衣服翻线一样无法再演了。最后，他叹口气站起身来，在黑暗中出发了。

    约在九点半或十点的样子，他来到一条没有人迹的街上，“人人喜爱的无名者”就住在这条街上。他停留片刻，竖起耳朵听，结果什么声音也没有。一座两层楼的窗口里有暗暗的烛光投射在窗帘上。那里有神圣的东西存在吗？他爬过篱笆墙，踮起脚悄悄穿过植物，来到窗下站着。他长久望着那里，心中激情翻涌。然后，他仰躺在窗下的地上，双手放在胸前，手里还攥着那朵已经凋谢的可怜的花。他情愿就这样死掉——就在那寒冷的世界里，无家可归的头上没有任何遮盖之物，没有一只友好的手抚去他冰冷的眉毛沾上的潮湿的露珠，当最为痛苦的时刻来临时，没有一张充满爱心的脸带着怜惜在他身上弯下来。等欢快的早晨来临，她四周打量一番就会看见他，然后是啊！她会在他没有了生气的可怜的尸体上滴下一星半点的泪水吗？一个年轻聪明的生命就这样冷冷地凋谢，就这样中途夭折，她难道不会发出一声轻轻的叹息？

    再说这位姑娘。他做了什么？什么也没有做。他有心在这人世做最好的事情，但得到的却是狗一样的待遇——真的就像一条狗。她以后可能会感到很难过——也许等一切都太晚了的时候。啊，他要是能临时死一阵子就好！

    但年轻人灵活的心却不可能像弹簧一样长久压缩成一个形状。汤姆眼下又慢慢开始回想此生必须要关心的一些杂事了。要是他此刻转过身去，一下子神秘地消失会怎么样？如果他走掉，走到很远很远的地方，一直走到没有人知道的乡间，远在千山万水之外，永远不再回来，那会怎么样呢？到那时，她会怎么想？但是，小丑的想法此刻又回到了他的脑海，让他的内心充满厌恶。因为当轻浮的举动、玩笑和脏兮兮的紧身衣侵入已经跃升到庞大无边的八月浪漫王国的心灵，那是一种冒犯。不，他愿意当兵去，多年之后再回到故乡，成为一个经过战争洗礼和杰出的人。不——最好还是到印第安人的部落里去，跟他们一起赶水牛，踏上崇山峻岭中的征途，走上遥远的西部无迹可循的大平原，到很久的未来之后，他会作为一名浑身插满羽毛、满脸涂着油彩的大酋长回来，在某个昏沉沉的夏日早晨昂首阔步地走进主日学校，发出让人鲜血凝固的战争怒吼，让他所有的同伴因为无法平息的嫉妒而瞪大双眼。可是，不，还有比这更了不起的事情。他要去当一名海盗！就是这了！现在，他的未来明明白白地摆在他眼前了，他的未来闪出无法想象的耀眼的光芒！他的名字会在全世界传颂，让一些人听到他的名字就吓得发抖！他会开着自己又长又低，还有黑色船舱的快艇，充满荣耀地航行在万顷海浪之上，就是那艘“风暴之灵”，前面还有飘动的旗帜！到达他的名望最高峰的时候，他会突然间出现在这古老的村庄，悄悄走进教堂。他脸色黝黑，一脸沧桑，穿着黑色的绒线衬衣和水手短裤，长过膝盖的长统靴，还有深红色的系带，他的皮带上插有马上用的大型短枪，腰间插着手刃过敌人的短刀，懒散的帽子上插着随风而动的羽毛，他的黑旗展开着，上面画着骷髅与交叉股骨的图案，并带着极大的满足感听到人们窃窃私语：“那就是海盗汤姆·莎亚！——他是南美洲加勒比沿岸的黑色复仇者！”

    然后，汤姆又成了罗宾汉，他被那阴险的女尼从自己掉以轻心的伤口处放血一样抽走了全部的血液。最后乔终于到来了，他代表一大群哭泣的逃犯前来将他拖走，对着他无力的双手深深鞠了一躬。汤姆就说：“此箭所落之地，乃可怜的罗宾汉在绿树下的藏身之所。”然后，他就射出一箭，然后本应该倒地身亡的，可是，他突然间倒在荨麻上了，因此很快喜滋滋地跳起身来，不像一具尸体。

    那些男孩子们打点行装，藏起了自己的装备，然后消失了。他们的内心充满悲伤，因为世上再没有逃犯了，他们不知道现代文明将做哪些事情才能弥补这样的损失。他们说，他们情愿在舍伍德的丛林里当一年逃犯也不去美国当一年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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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的男子气概

    讲求民主的老爹

    摘自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

    虽然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文明吸取和发展了欧洲自古代、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代以来形成的男子气概的理想，但是，新世界的生活跟欧洲的传统有很大的差别，因此男子气概和为父之道的新经验注定要出现。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描写了一位欧洲贵族的印象，阐述了家庭生活的意义如何因为民主和平等而在美国发生变化。在俄亥俄州，没有卡托一样的人。罗马时代以来古老的家长制——父亲跟一位仁慈但有绝对权威的君王一样统治着全家——移植到新世界以后无法生存。根据托克维尔的看法，民主削弱了父亲对孩子的权威，但增强了父亲与子女之间公开的亲情表达。你的孩子不再认为你是君王。但是，你可以跟孩子们一起玩掷铁环游戏，也可以抱起枕头互相打闹。这在古代罗马会是无法想象的情景。

    在美国，家庭已经不再存在，假如我们取家庭这个词在罗马和贵族统治时代的意义的话。人们只在孩子出生的初年才能找到那种断断续续的父亲与子女之间的关系残迹。然后，父亲会在没有反对的情况下行使家庭内的独裁权力，这是他儿子的年幼无知使之必要的时候，而儿子的弱点和父亲无可置疑的优势使这种家庭独裁成为合理的。

    但是，当年轻的美国人开始接近男人的领域时，子女的驯服缰绳就日渐松懈。孩子成了自己思想的主人，他很快就可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了。在美国，的确也不存在什么少年期。到儿童时代刚刚一结束的时候，他就已经成为一名男子，并开始摸索自己的人生道路了。

    如果假定这是某种家庭斗争的结果，那就错了，因为在家庭斗争之内，因为某种道德暴力的原因，儿子已经赢得了父亲拒绝给他的自由。导致前者攫取权力的同样的习惯与原则也使后者承认它作为一项不可置疑的权利的可贵之处。

    因此，在前者当中，人们看不到摆脱压制的仇恨和无序的激情，这样一些激情常常使人在抖落传统重轭很久以后困惑不已。后者感觉不到失去威权后的痛苦和愤怒的遗憾。做父亲的人长期以来期盼着他的权威必须结束的一天，当这个时候到来，他会在没有任何抱怨的情况下缴械投降，拱手让出权力。儿子提前知道了什么时候自己将成为真正的主人，什么时候能得到自己的自由而不需要赶快或多费力气，作为一项所有物，它会自然而然地到来，没有人会费很多精力从他们手中争夺权利。

    在一些以贵族等级制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国家当中，权威从来就不是直接针对被统治者全体而言的。人们联系在一起，他们花费很大的精力控制链条上的下一等级的人。其余的人也照做。这样的情况对所有具备一个领袖的社团适用，也适应于一个人的家庭。在贵族统治社会里，实际上人们只关心父亲。这样的社会只通过父亲来控制儿子。社会统治他，他统治自家的儿孙。因此，父亲不仅仅具备他天生的权力。他还有一种政治特权，可以在家里发号施令。他是家庭的创造者，也是家庭的支持者。他还是家庭的执法官。

    在民主时代，政府的长臂单独伸及人群中每一个不同的个体，为了让他服从共同的法律，因此，不需要中间有任何传达的人存在。在法律的眼里，父亲只是一个比儿子年长和稍微多一些钱的公民。

    当生活条件一般很不平等，而且这种不平等达到永久程度的时候，高人一等的概念就会对人的想象力产生作用。甚至当法律不为任何当父亲的提供特权时，习惯与公众看法也会提供这种特权。但是，如果人与人彼此差别不大，而且这样的差别也不是长期的，接受尊长概念的程度就越来越低，越来越不明确了。一个立法者把一个服从于他，听他发号施令的人放在跟他相比较极其低贱的地位是毫无用处的，民德会将这两个人拉得近一些，而且一天一天让他们处在同一个水平上。

    因此，即使我没有看到贵族统治下的立法没有给家长赋予额外的特权，我也可以放心地说，他在那个制度下的权力受到的尊重及其，范围远胜于在民主制度下，因为我知道，不管法律是怎样的，在贵族统治制度下，高人一等者总会看上去高人一等，而低人一等者也总是低人一等，这与民主政体下的情况完全不同。

    当人更关心过去的情况是怎样的，而不太在乎现在的状态如何的话，而且当他们更急于知道他们的祖辈觉得自己应该是怎么一个样子的时候，父亲就是自然和必要的连接工具，可以把过去和现在连接起来，也就是这两个链条得以重合与联系起来的一个接近点。因此，在贵族统治时代，父亲不仅仅是家庭的政治户主，而且还是传统的工具，是习惯的解释者，也是风俗方面的权威人士。他的话人们必须小心听取，说到他的时候人们必须心怀敬意，人们对他的亲切感总是与敬畏相伴的。

    当社会状态转入民主以后，人们就采纳了这样的普通原则，即，为自己判断一切是合适和正当的，人们可以汲取过去的信仰，作为提供信息之用，但不能成为一个规矩，父亲的看法对儿子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小，正如他的法律威严也随之减小一样。

    精读贵族统治时代留存下来的一封家庭内的信件足以说明这方面存在的两种社会状态。信件的风格总是正确的，带有一定的礼仪形式，刻板而且冰冷，因此，天然的亲情温暖很少能够从信件里面感觉出来。

    但是，在民主国家里，儿子写给父亲的信件当中，每一个字都含有自由、熟悉和温柔的一面，这会使人们立即对家庭内弥漫的新关系产生强烈的印象。

    孩子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发生了类似的革命性的变化。

    在贵族统治社会里，正如在贵族统治的家庭里一样，所有人的位置都是确定的。不仅仅父亲独有特定的地位，享受巨大的特权，而且，孩子们也绝非彼此平等的。年龄和性别固定了彼此的关系，并确保某种程度的特权。民主推翻或削弱了这样的障碍。

    在贵族统治家庭里，最大的儿子，也就是将要继承大部分财产和几乎所有权力的人成为孩子中的首领，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还是其他兄弟的主人。一切荣耀和权力属于他；对其他人来说，则可以存在平庸和依赖性。但是，如果假定在贵族统治社会里，长子的特权只对他一个人有利，如果假定它们只会引起其他兄弟的嫉妒和仇恨，那就是一个错误。

    长子通常花费很大气力为其兄弟获取财富与权力，家庭的一般声望反映出户主的信誉。较小的儿子努力帮助长子完成他进行的所有工作，因为户长的很大权力增强他宏扬家威的能力。因此，贵族统治家庭的各个成员都紧密团结在一起，他们的利益互相联系起来，他们的思想彼此一致，但是，他们的心却很少和谐相处。

    民主也使兄弟姐妹团结在一起，但方式却不一样。

    在民主国家，法律规定孩子都是完全平等的，因此也都是独立的，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强迫他们在一起，但是，也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强行使他们分开。因为他们有共同的来源，因为在同一个屋顶下长大，而且得到了同样的对待和关心，因为没有任何特定的权力使他们彼此有所不同，或者使他们有所区别，因此，儿童时期的亲情和坦率的亲密关系很容易在他们当中生根发芽。差不多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打破这样的血缘关系，因为这样的关系从出生时起就已经固定了，因为兄弟亲情每日每时使他们相处在一起，也没有必要产生磨擦。

    因此，不是利益，而是共同的回忆和不受阻挡的思想上的共鸣，以及品味的一致使民主政体下的兄弟团结在一起。他们的继承物是要划分的，但是，他们的心却可以自由地联系在一起。

    民主社会的礼仪温情深厚，因此，哪怕贵族社会的支持者也为之吸引，当他们在一定时期里品尝过这种关系的甜蜜之处后，就再也不想回到老式的贵族家庭礼仪的套路当中去。他们会很高兴地保持民主社会的家庭习惯，只要他们能拒绝其社会状态和法律就行。但是，把这一切放在一起来说，没有人能够欣赏这一优点而不忍受另外一个缺点的。

    我关于子女之爱和父亲亲情所说的一些话，适用于植根于大自然本身的一切自发的感情。

    如果某种思想方式或感情是某一种特定的生活条件的结果，那么，当条件改变的时候，一切就都不会剩下。因此，法律也许会在两个公民之间建立很密切的联系。如果法律废止，他们就会分开。在封建社会里，没有任何东西能比将领主和仆从连接在一起的那种关系更紧密的。现在，这两个人不再彼此了解了。将他们束缚在一起的那种担心、感恩之意和亲情已经消失。人们连它的影子都找不到了。

    但是，因为人类天生是有一些感情的，因此事情并不是这样的。每当一项法律试图以某种特定的方式形成这样的感情时，它几乎总是削弱这样的感情。它本想增强什么东西，结果总是拿走了一些东西，如果继续留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则他们的力量会更强大。

    民主几乎摧毁或遮盖住了所有让人更难建立新民德的社会习俗，因此，民主导致来自那些习俗中的几乎所有感情完全消失。但是，它只是修改了另外一些习俗，经常还会赋予一种以前没有过的力量与温情。

    我觉得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本章和其它几章的全部内容。民主使社会联系松驰一些了，但是，它又使自己的联系得到加强。它使公民彼此隔离，同时又使亲情进一步贴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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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生君子”

    摘自威廉·亨顿《信札与文件》

    有时候，男子的美德要经受不幸婚姻的考验，并在这样的考验中闪出光芒。林肯的婚姻一片灰暗，他哀叹自己无法像自己的妻子希望的那样爱她，但是，看来正是这样的自责使他更加下定决心尽职尽责地兑现对于家庭的承诺。林肯的绅士精神和对于公正的爱护在他的婚姻生活的痛苦中得以留存，并在终生的忧郁之中发扬光大。柏拉图有一句格言，说美德从习惯开始，以一个人真正的气质结束，林肯就是这句格言了不起的体现者。他的传记作家亨顿的结论是，尽管林肯出身低贱，但他是“天生的君子”。

    林肯先生是自基督以来最好的人，最仁慈的人，最温柔的人，最高贵的人，也是最可爱的人。他比华盛顿更好，更纯洁。在人们的脑海里，他站在高处，无可比拟，时常闪现在人们的心中。他现在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上帝祝福阿伯拉罕·林肯！

    当然，你知道吗，林肯先生1841年在这个城市的时候“跟真正的疯子一样发疯”，他不坐，不去立法会，但如果有这样的情况，那也只是一部分（尤其是1841年的那一次）；你知道他也发过疯吗？你可曾知道，他当时被自己的一些特别好的朋友强行扣留起来，他们必须把他房间里所有的刮胡刀、菜刀和手枪等全都拿开，因为担心他会自杀。你可否知道，他发疯的原因一部分是由那种古老原始的爱引起的，因为他的爱与他将要建立的新的人际关系发生了冲突。他的忠诚是无与伦比的。你可曾知道，林肯与妻子之间全部的挣扎、困难等，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林肯夫人觉得林肯不爱她而爱别的女人？林肯告诉他的妻子说，他不爱她，甚至在娶她之前都这么说过，她很清楚这样的事实：林肯爱着另外的人。你可曾知道，林肯经历的百般痛苦全都是因此而起的？林肯夫人知道，林肯不爱她，但爱着别的人，这就是两人之间的麻烦所在。我是说，林肯告诉她说他不爱她。这个世界并不了解她，了解林肯夫人的痛苦、她经历的一切考验，还有事情的起因。同情她吧。我永远也不会剥夺她的公平，那是她应该得到的。可怜的女人！她将得到属于她的回报。

    林肯夫人会责怪我，可怜的女人，她不知道我是她的朋友，我决心在全世界人的面前为她说明白。她忍受过她的苦难，如果我活在当时，她将会得到她的公平。但愿我能够跟你谈一个小时就好。林肯夫妇的婚姻是一次不幸的婚姻，我可以告诉你我知道的事情，而且会说出有利于两个人的话——这就是说，事情会说明，林肯夫人有她受苦的理由，也有差不多发疯的原因，而林肯也牺牲了自己，而不能光是承担不名誉的罪名。这样的人是世间少见的，而且永远也不会再见到这样的人。上帝祝福他——如此纯洁，如此温情，如此善良，如此可敬，如此高贵，如此可爱的一个人，是这个地球开始转动以来最高贵和最可爱的一个人。林肯先生被铲进了她的火炉，但是，可怜的女人，她却要反叛。林肯为此受苦，像钉在十字架上一样经历了45年或50年的磨难。这个过程为他带来了荣耀，但世界看来却不想了解这一点。你已经感觉到，我并非正统的基督教徒，但是我相信，林肯是上帝选定的人。

    林肯家族的情况，我连三代以内的族系图都画不出来，还不如大家能够从档案里找到的多。

    我对阿诺德所说的话过去是对的，现在也是正确的。林肯先生到死都爱着安娜·鲁特律治，这一点错都没有。后来他追求欧文女士，再后有玛丽·托德，在这整个期间，他最后在爱德华女士的脸上停了下来。林肯从来没有爱过，也就是说，从没有很爱他的“玛丽”——他跟她正打得火热，爱德华女士却插了进来。他对安娜·鲁特律治的爱与死发过誓，他向玛丽许过诺，他们还订有盟约，还有爱德华女士插足进来，等等，这一切让林肯第二次发疯——你可以在自己的档案里找到洛根法官的证词（在我送给你的一本小书里），可以看到斯图亚特的证词、爱德华女士的证词，还有另外一些人的证词。你必须反复阅读那些纪录。如果能够证明任何事情，我对阿诺德所说的话就会得到证明。我本人知道众多的事实，如果不能说是全部的话。我和林肯、斯彼德在一起睡过两三年，也就是说，在同一个屋子里睡过觉，当时我是斯彼德的文书人员，而林肯当时跟斯彼德睡一个屋。我听到林肯谈到这些事情，根据我知道的，根据我听到自己特别相信的一些人所说的话，如果我告诉阿诺德的话得不到证明，那我说，世上就没有能够得到证明的东西存在。你不妨以这种方式降低这里面的因果关系：说林肯的荣誉向托德夫人保证过，他看到并爱过另外一位妇女爱德华女士，而且他希望与托德女士分手，然后跟爱德华女士走到一起，说这样的斗争引发了他第二次发疯，而且——我知道安娜·鲁特律治这个因素插进来之后，就跟别的因素一样不可抵消了。他对她或她的记忆的誓约等跟他在无论别的任何时候的荣誉是一样强而有力的。你明白了吗？请反复阅读你的记录。这会省去你和我的很大麻烦。你所说到的两种推测并非（未破解）。共同存在，的确共同存在。第二次失常源自他对安娜·鲁特律治的原来的爱。他与他的“甜蜜的玛丽”的约定以及他要解除这个约定，并与爱德华女士结婚的决心，我重复一次，是他第二次失常的原因。我不希望跟你有不同意见，但是这又不可避免，也看不到你所看到的困难。请原谅。请读你的记录，仔细反复地读。

    事情是这样的，有时候，林肯会在星期天带着他的一两个小孩子来到我们的办公室，他用那种小推车推着孩子，而且在我们的办公室里写一些宣言、请愿和其他的司法文件。而那几个孩子——当然是惯坏了的几个孩子——会把办公室弄得乱七八糟，把书散落一地，把笔弄坏，把墨水泼到地上，还满地拉尿。我有很多次想扭断他们小小的脖子，但是，出自对林肯的尊敬，我一直闭嘴不言。林肯没有注意到他的孩子们在干些什么样的事情，也不知道过去都干了哪些事情。当林肯办完了自己的事情后，他会再次推着孩子们回去，再去听那种古老的责备或新起的更严厉的责备。他以哲学家的态度忍受了一切。我的天，林肯的家是什么样的一种地狱！那是什么样的一个妻子！

    你想更多了解林肯的家庭生活。那是一段悲惨的历史，非常悲惨。我可以肯定地对你说。我看到有很多次林肯来到我们的办公室，比如早晨7点，有时候还带着他当时还很小的儿子包勃。我们的办公室在公用广场的西边，而且在楼上。进入我们办公室的门上半边是玻璃做的，里层有窗帘，是印花布窗帘。如果我们不希望有任何人看到里面，就会从里面放下窗帘。嗯，我说，有许多次我都知道林肯来到了我们的办公室，有时候是包勃跟他一起来的，他胳膊下还夹着奶酪、饼干和大腊肠。他不跟我说话，因为他满心悲伤、忧郁。他常常拖过沙发，坐在上面，打开早餐盒子，跟包勃两个人共进早餐。事实上，我知道林肯是被人从家里赶出来的，要么是用棍棒，要么是用刀子，要么是用舌头，因此我会从里面放下窗帘，走到门外去，反手把门锁上，身上带着门钥匙。我会在外面逗留比如一个小时，然后找各种理由回到办公室，如果林肯当时不说话，我会跟以前一样，也就是再次出去，等等。在接下来的那一个小时内，我会再次回去，如果林肯说话，我就知道一切都过去了，也就是说，他的悲伤的时刻已经过去了。也许他会说点什么，或者我会说点什么，然后他就说：“比利，这让我想起一个故事。”他常常会讲出那个故事，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一会儿大笑，额头上的乌云也会从深深的皱纹里消失，而上帝祝福于他的快乐阳光也会从他的嗓音里流露出来，那善良灵魂的情绪就会开始轻歌曼舞，彼此追逐。朋友，我现在都能在眼前重演那一幕一幕，我的心里感到悲伤。

    我希望说说林肯的家庭关系，那是我不想忘记的一些事实。约在1857年，一个名叫巴勒特的人经过第八大街靠近林肯住宅的地方；他看到手臂很长，个子很高的一个人在奔跑，还看到一个小个子的矮胖女人手拿屠夫用的刀跟在后面赶。仔细一看，他发现那男的是林肯，女的是林肯夫人。林肯在第八大街的家面朝西边。他顺着自家宅地里的一条小路的东边跑去。斯迪芬·怀特赫斯特住在同一个街区。他家面朝东，房子就在林肯住宅的东边，这样，两家的后门就彼此对望。那天是个星期天，怀特赫斯特站在自家后门处，看到了所发生的一幕。林肯在自家宅地的小路上奔跑，但是，他看到进出教堂的人，因此立即停了下来，然后转身，一把抓住林肯夫人的后颈和衬裤，带着她，或者说把尖叫不止的她拖回房子处，将她推到厨房处，打开门推了进去，同时，按照怀特赫斯特的话说，照着她的屁股就是一巴掌，一边对她说：“听我说，待在房子里别出来，不要在人前做出他妈的傻子相。”

    又有一次，是在1857年冬天，最高法院正在开会，林肯有非常重要的一桩诉案要辩护。他来到文员办公室，也是那间法律图书室。他的鼻子涂着膏药，用薄橡皮膏布贴着。我们现在来说说事实。林肯头天有点心不在焉，不知在想什么，因此让起居室的壁炉差不多熄火了。林肯夫人从厨房来到起居室，说：“林肯先生，要加点火了。”林肯没有听到她的话，也没有注意把火弄一下。林肯夫人又来到起居室，说：“林肯先生，该把火弄一下了。”此时火已经快要熄灭了。林肯没有听见林肯夫人的话。她又进来了，捡起一根劈柴说：“林肯先生，我已经告诉你三次了，让你去把火弄一下，但你假装没有听见我的话。这次我要让你听见我的话。”话毕，一连串的劈柴飞将过去，其中一根砸中林肯的鼻子，一下子鲜血直流。法庭里有人问林肯鼻子怎么回事，他找个借口随便应付了一句。林肯的女人这么说的，假如别人不知道此事的话。根据我对事实的了解，这事当真的可能性大过不真实的可能。我相信有此事，律师协会的人都相信这是真事。林肯和他的妻子之间的确发生很多争吵，林肯的家庭生活是这个地球上最糟糕的一种。

    林肯先生在哲学上持一种宿命论观点，他在宗教上也持怀疑观。他是个悲伤的人，一个情绪忧郁的人，一个充满内心伤痛的人，假如还谈不上十分痛苦的话。他的这一状态可能是身体不好所致，也有可能是宿命论观点造成的，他认为自己会突然间死得很惨。某种不可知的力量看来在他的脑海里嗡嗡作响，总在他耳边说：“小心，前面有危险！”林肯身上的这种特别之处，多年以来我注意得很清楚，在这个城市里也并非什么秘密。他曾不止一次对我说过：“比尔，我感觉就好像会遇到可怕的结尾。”他不知道什么东西会打击他，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那种打击的力度如何。他是盲眼而智慧的曾孙，在黑暗中与命运搏斗。根据个人的观察，我多年以来都有那样的感觉。我经常想办法让他显露出悲惨命运的成因，但我并没有那份勇气去做，也觉得那不太合适。

    当你处在隐隐约约的危险之中，或者假定处在这样的危险之中时，当你遭受可怕的痛苦时，你会祈求某种力量来帮助你消除痛苦吗？我会，所有的人都会。林肯先生处在极大的危险之中，或者觉得自己如此，而且跟你我一样做了他应该做的事情。他调来情报工作者，认真地询问他们，要他们拿出实际可行的办法来解决他的烦恼——就是围绕他的事件和命运的事情。他对未受过教育的人的普通判断力有很大信心。他相信，普通人掌握着哲学家们做梦都想不到的真相，他相信普通人的普通判断，远甚于对科学家的依靠。我并没有说他做得是对的。我只是在说我所知道是事实的东西，我只是在说我认为是真相的事实。

    林肯先生某些阶段的本性是很迷信的，也有可能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在郁郁寡欢、神情沮丧、悲伤难过、担惊受怕和绝望的时候，他有可能召唤过死者的亡灵来向他显示他郁郁寡欢、神情沮丧、悲伤难过、担惊受怕和绝望的原因。他找到所有特工部门，想从他们那里知道他生命不可知的未来。

    我可以对你说，有很多很多次，我跟林肯先生有浓厚的同感，知道他所受的极大痛苦，但是，我不敢撞入他思想的神圣领地，因为那些思想如此悲伤，如此阴郁，如此可怕。

    总起来说，这是一位十分敏感、与众不同、谨慎小心和天生的绅士。他思想深沉，意志坚定，为人诚恳踏实、耐心和甘于承担痛苦，有一颗善良的心，有仁善之爱，有热爱公正、剔除邪恶的良知，他有很多美德，少有不良的缺陷。他坚强，凡事依靠自己，诚实，有实际的智慧，有绅士精神，高贵。他站在所有时代人杰的顶峰，是自由体制和这个基督教文明世界里出类拔萃的人。如果要我来作一篇没有任何过度夸张的颂词，我会说：这是一个在普通生活当中有坚强意志，有毅力和有高贵言行的人，在他的生死之中，世界提升到了更高的存在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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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的男女

    摘自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

    在贵族统治下的人们，其出生和命运经常会使一个男子或女子成为极其不同的人，他们有可能永远也不能够彼此结合。他们的激情使他们互相吸引，但是，社会条件和他们脑海里产生的思想却阻止他们以永久和公开的形式结合在一起。必然的结果是很多短暂和偷偷摸摸的勾搭行径。法律设下的种种樊篱，自然会悄悄地予以纠正。

    当生活条件的平等扫除了分隔男女的真实和想象中的障碍之后，事情就不是这样了。没有哪个女人会觉得她不能够成为最喜欢她的那个男子的妻子，这就使得婚前的不规矩行为很难产生了。因为不管激情让我们多么轻信，却很少有一种办法让一个姑娘相信，当你完全可以自由地娶她，但又没有娶，同时还能说明你爱她的。

    结婚之后，同样的原因也在起作用，但方式更为间接一些。

    除开强迫婚姻或因为偶然的机会达成的婚姻以外，没有什么能够让不合法的爱在体验过这种爱的人或在一旁观看的人眼里看来更为合法的。

    在一个妇女总可以自由选择，在教育告诉如何仔细地选择的地方，公众意见对她的毛病总是无情挑剔的。

    美国人的严格之处有一部分就是这个原因。他们认为婚姻是一种合约，虽然时常成为负担，但其每一个条件却都是双方尽力去满足的，因为他们事前都知道这些，而且知道自己在结婚前完全可以不受任何条件的约束。

    使夫妻彼此忠诚成为必然的原因同样也使其轻易解体。

    在贵族社会，婚姻的目的更多是要将财产而不是人结合在一起，因此经常发生这样的事情，即，丈夫尚在求学期间就选定了，而妻子尚在吃奶的年龄。因此毫不奇怪，将已婚夫妇的命运交接在一起的婚姻缘分使两个人的心四处游荡。这是那种婚姻契约自然的结果。

    但如果人人自己选选伴侣，完全没有任何外部的干预甚至促进，将男女带到一起的往往只是类似的品味和想法，这些类似之处使彼此保持约束。

    我相尽，虽然民主时代的人们让女子有自由选择丈夫的权利，他们也会极其小心地给予事先教育，让她们的意志有足够强的力量以作出这样的选择，而在贵族制度下偷偷违抗父亲的威权而私下投入一个她们既没有时间也没有能力作出评判的男子怀抱的女子，她们就缺乏所有上述保障。人们不应该奇怪，她们第一次利用这样的权利时经常会错误地利用自己的自由选择，她们在没有接受民主教育，就希望在婚姻中能够遵循民主制度下的习俗。

    但是，事情远不止如此。

    当一个男人和女人不顾贵族社会制度而希望走到一起时，他们要克服巨大的障碍。他们打破子女的孝顺或逃脱了对于尊长的服从后，还必须努力摆脱习惯的影响和别人的专横看法。然后，当他们最后走到这段崎岖难行的狭路的末端时，会发现自己在亲朋好友面前成为陌生人，他们违抗过的偏见使他们彼此产生隔阂。这样的情形很快磨损他们的勇气，使他们的内心产生苦涩感。

    如果接着发生这样的事情：以这种形式结成的配偶首先不快乐，然后产生内疚感，人们不能假定这是因为他们作出了自由选择，而是因为他们生活在一个不允许作出这样的自由选择的社会。

    人们还不能够忘记，鼓舞一个男子突破一般性谬误的同样的力量，差不多总会驱使他走出理智的范围，为了让他有胆量向他的国家和时代宣布战争，哪怕是合法的斗争，意味着他必须在性格当中具备某种暴力和冒险的精神，而这类人不管朝什么方向前进，很少有能够获得幸福或修炼成什么正果的。人们可能顺便说，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哪怕在最为必要和最神圣的革命当中，人们也很少发现有哪些革命者行为适度和为人诚实。

    因此，如果在贵族统治时代一个人仅仅凭自己的品味和倾向选择妻子，不久他就会发现不合常规的行为准则和低劣的品质撞入了他的家庭生活，对此我们没有任何感到意外的充足理由。但是，当这样的行为属于事物自然和普通的秩序的一部分，当社会制度使其简而易行，当父母的权威支持这样的活动，当公众看法承认它的合理性时，人们就不应该怀疑，家庭内在的安宁会因此而有所增强，而且婚姻内的忠诚也会得到更好的保护。

    在民主社会里，几乎所有的男子要么进入政治生活，要么干某一种行当，有限的收入迫使妻子留在家里亲手照料家庭经济的点点滴滴。

    所有这些分开和必要的职业形成了许多天然的屏障，两性得以分开，一方的诱惑出现的频率将减少或者不那么热切，也使彼此的抵抗较为容易。

    并不是说生活条件的平等就一定会使男子更纯洁，而是说平等会使他的行为准则的反常成为较为不那么危险的性格。因为男子再没有闲暇或机会攻击希望捍卫自己的那些人的美德，因此，虽然有很多妓女存在，但同时也有很多坚持操守的诚实妇女。

    事情弄成这个样子，导致很多可悲的个人不幸，但它不会阻止社会整体保持坚强和警醒。它不会打破家庭，也不会削弱国家的道德水平。社会不会受到少数不检点者的危害，而只会受到所有人意志松驰的影响。立法者担心卖淫嫖娟，但他更应该担心私通之风的泛滥。

    平等让男子过上不断受到打搅和令人厌烦的生活，这不仅仅会通过剥夺他们饱暖思淫欲的闲情逸致从而使他们远离做爱的心境，而且还会通过更为秘密但相当确切的路径使他们转头思考别的东西。

    生活在民主时代的每一个人多少都会染上工业和贸易阶级的心理习惯，他们的思想会发生180度的转弯，他们会成为精打细算和讲求现实的人，他们很高兴远离理想，转头去追求可见和有机会成功的目标，那些目标看来是他们的欲望自然和必要的追求对象。平等不会因此而摧毁人的想象力，而是会剪掉想象力的翅膀，让它仅仅贴着地面飞。

    比起民主时代的人来说，没有任何制度下的一种人是想象力更差的。人们很难发现一个有心境让自己沉湎于像在闲适和孤寂的心境中进行沉思默想的活动的人，而沉思默想往往就是预兆和产生巨大的心灵激荡的活动。

    的确，他们也珍视获取那类深沉、规则和平和的亲情，这能使生活保持幸福和安宁。但是，他们不愿意追求火热但不可预测的激情，因为那会搅乱生活，会使人生命短暂。

    我们希望从社会及其政府得到什么？这是必须弄清楚的。

    你希望使人类进入这样一个高度，使其能够对此生的一切事务一览无余吗？你希望用对物质财富的嘲笑来激发一个人吗？你希望酝酿深沉的信念，并预备好通往彻底献身的道路吗？

    你是否关心道德的净化、礼仪的提高、艺术的繁荣？你希望得到诗歌、名声与荣誉感吗？

    你是否有意组织这样一个国家，使其对其他所有国家都产生影响？你期望这样一个国家干出惊天动地的大事来，以至于无论其结果如何，最终都将在人类发展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

    如果你认为这就是社会中的人应该持有的主要目标，那就不要支持民主政府，民主政府显然不会引导你走向那个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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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轻丈夫

    摘自阿尔伯特·贝佛律治《年轻人与世界》

    阿尔伯特·贝佛律治的《年轻人与世界》（1906）是一个文集，其中文章最早发表于《星期六晚间邮报》。他的著作反映了世纪之交流行的道德说教与提高道德的倾向。这是在美国背景下进行的极具特色的维多利亚时代美德说教。

    你父亲营造了旧屋一、你自己造一栋新屋来证明你配他一生的努力。他搭起了栋梁为你遮风避雨，你也搭起栋梁为别人遮风避雨。有人说：“这座星球，还有过往尚且没有数过的无数世纪，都是为我而不是别的任何人创造的，我也会按照这个逻辑生活。我要一个人独享其成。”说这话的人心怀着何等样不正常的自我主义啊。

    一位有钱，有派头而且很聪明的妇女提到他儿子时说：“但愿约翰结婚不那么早就好了。”

    “为什么，他多大了？”她的朋友问。“25岁，”她说，“他本应该再等10年的。”“我不这么看，”跟她谈话的那位无所不通的先生回答说，“如果他找到了一个好妻子，他没有再等下去是他的运气。”

    “不，”那位母亲坚持说，“他应该花更多时间‘到处看看’。结婚太早会影响一个年轻人的事业。”

    这是从一段真实对话中截取的，数不清的其他一些人也喜欢这样说，这表明一种错误和肤浅的哲学观，如果这种哲学观成为国人的普遍想法，那会使年轻人的生活不正常，也会使我们20世纪的文明显得矫揉造作和神经质。甚至到现在，还有很多人在思考“事业”上的事情。母亲们在谈儿子的“事业”。年轻人在梦想自己的“事业。”

    很多人认为，年轻人的注意力如果不分散，他的能力不因为必须要抚养，必须要为其买衣服和认真考虑的妻子和孩子而降低，那么，他就能“开创自己的事业”。生活中的这类虚伪和无情的自私想法应该毫无争议地予以拒绝。必须有一份“事业”的是什么样的人？不管怎么说，“事业”到底是干什么用的？

    我是说，你已经足够成为一名男子了——一方面不是自私的机器，另外一方面也不是对男性的苍白模仿。我的意思是说，你想到——而且更重要的是要感觉到——自然知道她是什么；“上帝不是供人嘲弄的”，因此，你应该与万有法则和谐相处。

    因此，我的意思是说，你已经建造或者将要建造新的房子，以便替代原来的老房子。我假定你会在满头白发、一脸皱纹之前完成这样的工作。

    当然，没有人说年轻人就应该匆匆忙忙地赶着结婚。你最好要学会游泳，但这个事实并不是说见了哪条河流就要立马跳将进去，衣服鞋子都不脱。你无疑应该先“安顿下来，”也就是说，你应该先准备好自己一生准备做的事情，然后才开始做。上大学的时候不要考虑这件事。如果你准备当律师，那就应该先得到法律方面的教育，并开一间属于自己的律师行。如果是想当商人，那也应该“先开张”。如果准备当艺人，那你必须要掌握专业的知识。但是，等更长的时间完全没有必要。

    你没有必要先“干好一个”行业，也不必赚很多钱，或者作为熟练工人拿到不同寻常的一个高工资。该开始的时候就开始，两个人的生活两个人过，一起经受磨难，让你们的运气，不管是好运还是坏运都成为你们共同的经历。

    当然，你会把所有额外的时间花在家里。这也就是家的用途所在。住在自己家里；不要仅仅在家里吃饭和睡觉。家不是一个寄宿处，这一点一定要记住。书在那里，音乐和人类的同情以及巨大的关怀都会给你，在家的影响下，年轻人的灵魂会成长为真正伟大的力量和美。确保你让每一天都有玩乐的时刻。

    谈到政治上的事情，我总在想，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都应该问问自己的妻子和其他家庭成员，看看他们在投票的事情上有何想法。如果一个人只是按他个人觉得最好的东西去选择，那他有什么投票的权利呢？他是毕竟是一家之长嘛。这个共和国不是由单个的人构成的，而是由千千万万的家庭组成。它的单元不是寄宿处，而是家庭。

    当然，要当一位美国人，要成为一个绅士，你会有美国绅士尊重妇女的概念，还有他对一位用自己一生的陪伴给予了他幸福的女人表达由衷的敬意。你会珍视她，这样一来，只有美国绅士才会十分明白这里面的意思。你会善待她，会关心她的健康与幸福。

    你会勇敢且善心，聪明而坚强，配得上她急于向你表达的敬意。你要努力赢得她根据本性而一定会奉献给你的献身。你要赢得她一生最引为自豪的对你的崇拜。你最终会得到她的双手能够给予你的一切关爱，一份终生的欢乐，这样的欢乐会年复一年地增强，当你满头白发时，这样的欢乐会达到最圆满和最完美的程度，而且，你们相互的步伐不再会在“新家”的门口犹豫不决，因为你们在自己的生活之初便建造了这栋房子，它现在是你们孩子的“老屋”，而孩子们也会在屋顶之下“长大成人，见面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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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德力量让男子无畏，让男子平静

    摘自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训诫》

    重要的是要记住，仅仅说和做所有人一致同意的正确的事情远远不够。我说过，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独一无二的头脑。因此，你有职责去寻找和发现特别的价值。你必须以自己的方式工作，而不是人云亦云。你必须做有德之人，以自己的方式显出自己的智慧，就跟你应该以自己的嗓子说话，而不能仅仅模仿别人一样。要过上有道德的生活，第一步关键的努力往往因为无谓地参与时下最流行的事情而遭逢尴尬。也许有许多仁善之举——一些建筑方案，或慈善活动，或公共改革，这是大家都有兴趣的事情，但这些事情都无法影响你。那就不要去做这些事情。如果你仔细研究过这些事情，然后怀疑其有效性，或者因为觉得自己没有力量推动这些事情前进并因此而满足，那就不要因为这些事情很流行而赞美它们，也不要因为其他人觉得需要你的帮助就非做不可。如果你自己的感觉无法说服自己，那就不要试图用更强有力的表达方式来强迫自己。不要让自己的人格的忠实性处在风险之中，不要半心半意地去做任何事情以消解你的天才。无论什么事情，无论有多么好，如果对你不好，那就无须去做。

    不仅要看到文字中的真相，而且还看到自己的真相的习惯——正好就是你所倡导的合适对象，如果这强大的道德力量在一个真诚的人的文字里出现，那可真是一件奇妙的事情。你会感觉到讲话的不是他，而是真相和理智在通过他说话。

    我们描述的这样一种人还有另外一个印记，那就是他的无畏与习惯性的宁静。驯从上帝者，上帝回报以安宁。暗中顺从内心的引导的人，会从自己身上解脱他的文字和行动中的责任，并把这个责任扔给上帝。当一个人歇息在他的公正行动的简单领悟之上时，他与后果就没有任何关系了。他超出了后果之上。他与他的例子产生出来的影响毫无关系。他在顺从上帝的指引，一点也不能走偏。我依照自己良心的指引迈步向前，因此明白永远也不可能会感到羞耻。如果坚持己见，我知道自己的行为就能够说明一切，哪怕我已经完全忘记了周围的环境。

    这样一种人人需求的性格的特性我已经举过很多例子了。我希望自己有能力展示跟普通习惯中的沉闷与盲从形成惊人对照的例子，这样的对照是由从如此活跃的一颗大脑中刚刚产生出来的一个生命表达出来的。我希望自己有能力展示一个不为小小的担心所妨碍，没有低下的野心，而是用伊甸园中的亚当那样自由的步态行走在这个世界上的人所具备的雅致与力量，而这样闲适的步态根据最高意义上的权威也全都属于他自己。这样的人一旦为人所理解，就会发现能把一切可爱和欢闹的雅致与最高程度的自豪结合起来，

    这样的人表现出来的性格片断我到处都能看到；他们构成了一个社会的甜蜜可爱之处和美德，但是，不管出身高贵或低下，也就是坚信这样的目的的人，他们是多么难以找到啊。

    最后，假如有人提出下面的问题要我就此作答：“这样的性格当中独一无二的品质或真相是好的，但难道就没有比这更好的吗？”我愿意补充这样的话：这样的信念必须植根于我们的脑海，即这样的性格上的真相与一种宗教生活是相同的，也就是说，它们是同一个一模一样的东西，而且你自己脑海里的这道声音就是上帝的声音，你之所以必须要心怀虔敬，就是因为那是你的创造者的意志的直接显现，这些意志在其产生的许多代以后并没有写在书里，也没有被任何远方的神迹所证明，但它写在血肉之中，在你体格的能力与情感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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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生活与普通人的职责

    摘自西奥多·罗斯福《西奥多·罗斯福眼中的美国精神》

    如果没有真正的家庭，如果家庭不是合适组织起来的那一种，那么，一个国家就会处在乱七八糟的状态下。如果男子不是好丈夫和好父亲，如果他心肠狠毒，言行怯懦或自私自利，如果妇女失去她的责任感，如果她沉湎于索然乏味的自我陶醉或让自己的天性被扭曲，如果她因此而喜欢空洞无用的假智性而不喜欢性格得到了不起和美妙的发展，也就是明白完全彻底地履行职责，作出自己的努力而且历经自我牺牲的人才具备的那种性格发展，那么，于家于国都不会有什么好处。

    在上述的分析当中，美国的福祉绝对仰仗于普通家庭，普通的男男女女及其子女是否能代表适合于一个伟大国家基础的那种公民职责。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个道理，那我们就不会明白带根本性的道德观，而一切健康的文明都是建立在这样的道德观上的。

    世上有很多古老的真理，这个世界一天不灭，真理的正确性就不会有错，也不是任何程度的社会进步所能更改的。其中之一便是这样的真理：丈夫的主要责任是做家庭的维持者，是他妻子和儿女的面包提供者，而女人的主要职责是当合作者，当家庭主妇，还要当好母亲。这样的妇女必须有大量教育上的优势，但是，除极少数的例外情况以外，男人必须，女人也需要，一般也应该接受训练，因此才可以从事作为家庭的面包提供者这个终生的职业。

    当然，时不时总有些人会在既定的危险中扮演英雄的角色，哪怕在另外的情形之下他会扮演屠夫的角色——的确存在这样的一些人，但是，如果假定因为一个人平常就是一头畜生，因此他就会在危机出现时成为一名英雄，那会是一种极不保险的说法。我们先把例外的情况放到一边不说，只从普通的正常情形来讨论，那么，除非他首先在自己生活的最亲密的圈子里当一个体面的人，否则，这样的人不可能对国家做出任何贡献，从对广义上的社会的有用程度来说他也不可能有所作为。任何一个社会都无法哪怕这样思考一刻钟：了不起的公众服务、了不起的物质成就，在无论在多少个方向上都能显示出来的能力将因为缺乏稳定的家庭生活而得到弥补。

    离婚率的倍增说明社会里面有某种东西在腐烂，说明有一种邪恶的原则在起作用，这样的事情必须予以反击、克服，否则，四处流布的疾病将接二连三地出现。同理，如果男子为自己宣布和实际体验一种不同的道德规范，同时又要求妻子按另一种道德规范行事，那么，无论他说自己为公众的理想贡献了多大的精力，也一点都不能改变他基本上是一个恶劣公民的事实。我不相信软弱。我相信一个人有能力做男子汉，因为这个原因，我憎恶这样的一些东西：他们利用“男人就得有男人样”的说法来掩盖自己作为一个邪恶和卑鄙之人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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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儿当为不顺从者

    摘自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训诫》

    大凡受过教育者，到一定的时候都会相信，嫉妒即无知；模仿即自杀；要么更好，要么更差，一切都必须自己来；以天下之大，万物尽有，但除非在分配给他的那一片土地里辛勤耕种，否则，他不会收割到任何有营养的玉米。聚集于他心中的是大自然的新生力量，除开他本人以外，谁也不知道他能做成哪些事情，而且除非他身体力行，否则他自己也不可能知道。一张面孔，一个人物，一个事实，之所以在他心目中留下深刻印象，决不是毫无因由的，他给别人留下印象的原因亦是一样。记忆中的这尊雕像决非没有事先的和谐即可以竖起的。光线所及之处，人的眼光会聚集，它可证实那束特别光线的存在。我们应该勇敢地让他发出忏悔中最终的那一个音节。我们只是表达出了自己的一半心声，我们耻于每一个人所代表的超凡的想法。可以放心加以信任，视它为合适和良好的议题，因而使其得到忠实的表达，但上帝不会让懦夫来显现自己创造的意图。需要一个超凡脱俗的人才能表达出任何非凡的东西。一个人如果全心投入自己的工作，而且尽了自己最大努力，那他才会身心轻松，充满愉快，但除非如此，他所说和所做的一切都不会给他带来安宁。这是一种未曾完成的释放。这么做的时候，他的天赋会离他而去，没有女神会亲近他，没有创作，没有希望。

    信任自己吧：每一颗心都随着那条铁弦颤动。接受上帝赐与你的那一片地吧，那就是你同时代者的团体，就是种种事件的联结。伟人一向都是这么做的，他们跟孩子一样把一切都透露给同时代的天才，根本不管自己的这样一种感觉：永恒正在刺激他的内心，通过他们的手起作用，主宰着其存在的一切。我们现在是人，必须在最高境界的思维中接受同样的超验命运，我们不能做被人逼到死角的人，不能做在革命前逃走的儒夫，而应该做补救者，做行善之人，做虔诚的有志者，做全能者手下贵重的泥土，让我们踏过混乱和黑暗前进吧。

    自然在这个文本中把惊人的神谕刻在儿童、婴儿甚至畜生的脸上和行为中。有分离和反叛的思想，有对灵敏感觉的不信任，因为我们的算术已经计算出与我们的目标相反的力量和手段，但这些还没有。他们的思想是完成的，他们的眼力尚且没有被征服，朝他们的脸上看过去的时候，我们会仓皇失措。婴儿期不顺从任何人，一切都顺从于它。因此，婴儿会在站在他面前胡扯和玩耍的人当中认出四、五个人来。上帝也以同样的方式武装了青年和少年还有成年人，使其自备一种痛快和迷人之处，并使它值得人嫉妒和感到亲切，它所具有的权力不得忽视，假如它自身能够独立的话。不要以为青年没有力量，因为他不能够对你和我讲话。听！在隔离的房间里，是谁在清晰地和断然地说话？看来他知道如何对同时代的人说话。我的老天！是他！正是那害羞和多痰的人几个星期都不说话，你到他身边时他只会吃，可现在却吐出这么多词句来，就跟阵阵钟声似的。不管害羞还是大胆，他都明白如何让我们这些长者纯属多余。

    确切知道有一顿晚餐，常常跟主人一样不屑于做任何事情，或者说任何话来安慰别人的孩子，他们的冷淡是人类天性的健康姿态。孩子就是社会的主人，他独立，不负责任，站在他自己的角落里看待过往行人或事实的时候，他会审判他们，会根据他们的价值来给予他们以判决，就是孩子们特有的迅速和总结性的办法，比如好人或坏人，有趣或愚蠢，口若悬河，招惹麻烦。他从来不拿后果和利益来妨碍自己，他拿出独立和真正的判决。你必须想办法获得他的支持，但他不求你帮助。但是，这样的人跟他过去被自己的意识关进牢房里是一样的。一旦他开始带着荣誉行动或说话，他就是一个有所承诺的人，数百人的同情或仇恨在看着他，这些人喜欢与否现在必须记在他的帐上。这里面没有什么遗忘河可言。啊，但愿他能再度进入中性的、神仙一样的独立状态就好了！能因此而失去誓约，而且经过观察之后又从那同一种未受影响，没有偏见，不可收买，无法恐吓的天真当中进行观察，这样的人一定是可怕的，一定会引起诗人和此人的注意。在这样永生不死的青年时代，力量一定会有人感觉到。他会针对所有经过的事物发表看法，只要这样的事物不被看作私人，而是必要处理的事物，那就一定会为人所理解，就跟标枪投入人的耳朵一样让人害怕。

    这些都是我们在孤寂之中听到的声音，但是，当我们进入这个世界的时候，这声音变得越来越微弱，越来越难以听清楚了。各处的社会都在对其每一个成员的男子气慨进行密谋。社会是一家合股公司，公司成员都同意，为了让每一位股东都能更好地保障自己得到面包，可以放弃吃下面包者的自由和文化。大多数要求当中的优点就是顺从。自力更生是它的大敌。它不喜欢现实，不喜欢创造者，而只需要名称和习惯。

    无论是谁，好男儿一定是不顺从者。

    愚蠢的一致就是心胸狭小者的怪物，它受到小政客和哲学家以及牧师的喜爱。没有一致性，一个伟大的灵魂就无事可做。他不妨关心自己投在墙上的影子。张开你紧闭的嘴唇吧！要么用打包绳把自己的嘴唇缝起来，缝吧。否则，如果你愿意当这样一种人，你用真实如加农炮弹一样的文字把今天想的话说出来，明天再把明天用真实的文字想出来的话说出来，哪怕它与你今天所说的话相矛盾。啊，那上了年纪的老妪惊叫说，你一定会被人误解的！误解！这是凡事皆正确的愚人的话！被人误解难道就那么可怕吗？毕达哥拉斯被人误解过，苏格拉底、耶酥、路德和哥白尼以及加利略和牛顿都被人误解过，每一颗纯洁和智慧的心灵都曾是血肉之躯！当伟人就是被人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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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劳动者无以得快乐

    摘自西奥多·罗斯福《西奥多·罗斯福眼中的美国精神》

    我想宣扬的，不是无耻的安逸，而是艰辛生活的说教，就是劳动和奋斗的生活，是勤劳和上进的生活。我要宣扬最高形式的成功，这样的成功不是给仅仅希望享受安逸无事的日子的人，而是给在危险面前不退缩，不怕艰苦，不畏辛劳的人，给最终赢得辉煌胜利的人。

    懒惰安逸的生活，也就是缺乏欲望或毅力去追求伟大事业，仅仅享受从空中掉下来的安逸的那种生活，于国于己都毫无价值可言。我只有这样的要求：每一个有自尊心的美国人要求他自己和他的儿子具备的东西，也应该为作为一个整体的美国所要求。你们当中有谁会教你们的孩子说，这样的安逸，这样的平静是他们眼中的第一位考虑——成为他们以后要追求的终极目标？你们芝加哥的人让那个地方变成了一座伟大的城市，你们伊利诺依州的人做了你们应该做的事情，而且超过了你们应尽的职责，你们让美国强大，因为你们都没有宣扬这样的说教，也没有亲自那么做。你们自己劳动，你们让孩子长大成人以后也去劳动。如果你是个富人，如果你值得当富人，你们会教自己的儿子说，虽然他们可以有很多空闲时间，但这样的空闲时间不能在百无聊赖中度过，因为过得聪明的空闲生活仅仅说明拥有这份空闲的人，虽然不需要为谋生活而去劳动，但都是那些本应该从事某种报酬不高的工作，比如在科学领域里，在文学上，在艺术中，在探险中，在历史研究当中——这类工作往往是我们国家最需要做的，把这类的工作做好的话，会展现出国家的最高荣誉。我们并不喜欢胆小和贪图安逸之人，我们崇拜体现出获胜追求的人，这些人从不对邻人做坏事，随时准备帮助一个朋友，这些人具有男子汉的气概，具备在实际生活的严酷斗争中赢得胜利的品质。失败令人难受，但从不尝试取得胜利却更糟。

    根据上述分析，健康的生存状态只能够存在于当男人和女人都尽力过上纯洁、热情和健康的生活，当儿童都接受过应该努力奋斗，不怕困难，克服困难，不图安逸，而是通过艰苦劳动和与风险搏斗最后赢得胜利的教育之后。男人须乐于做男人的工作，敢于冒险，敢于忍受痛苦，敢于从事艰苦的劳动。应该乐于养活自己，并且养活依靠他的人。

    对个人如此，对国家亦是一样。说没有历史的国家是幸福的国家，这是一个低级错误。有光荣历史的国家幸福三倍。敢做大事，赢得光荣的胜利，哪怕有失败的可能，会比跟一班可怜的庸人打成一片，跟一班既不想有很大作为，也不想受太多苦的人混在一起强得多，因为他们生活在灰暗的夜色里，既不知道胜利是什么滋味，也不知道失败会有多么难过。如果热爱联邦的人在1861年相信和平是一切的结束，相信战争和奋斗是所有事情当中最差的一种，并且按照自己的想法行动，那我们有可能会节省上亿美元的钱，挽救数十万人的生命。另外，除开节省大量钱财和拯救许多人的生命以外，我们还会使众多的妇女不至于伤心欲绝，使无数的家庭免于拆散，而且我们还会免于看到一个在长达几个月的时间内阴沉沉和蒙受了巨大羞耻的国土，因为当时看来，我们的军队阔步前进，结果却打了一个接一个的败仗。我们只需要从困难中退缩出去，一切苦难就都可以避免了。如果我们果真这么退缩出去了，那我们就会证明自己是懦怯者，我们也不适合站在世界强国之列。感谢上帝，感谢我们父辈的雄心，他们继承了林肯的智慧，在格兰特将军的军队里扬剑举枪！

    同胞们，因此我向大家宣扬，我们的国家召唤的不是安逸的生活，而是努力奋斗的生活。二十世纪就要到来，世界各国都面临考验。如果我们闲坐无事，如果我们只贪图虚胖和懒惰以及无耻的安逸生活，如果我们在男子必须与危险搏斗才能挽救自己的生命，才能保住一切可贵之物的严酷斗争中退缩，那么，更坚强和更大胆的民族就会从我们身边走过去，他们会赢得胜利，统治全世界。因此，让我们大胆面对严酷的生活吧，下定决心恪尽职守，像个男子一样把自己的工作做好，下定决心以自己的言行伸张正义，下定决心以诚实和勇敢来为最高理想服务，同时又从实际可行的方法着手。最重要的是，让我们免于精神或身体的冲突，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除非我们确信这样的冲突有正当的理由，因为只有通过斗争，通过艰苦和危险的努力，我们才能最终赢得胜利的目标，才能够成为真正的世界强国。

    你们的工作是艰苦的。你们以为我提到这一点是因为我可怜你们吗？不，一点也不。对于做任何值得做的艰苦工作的人，我从来都没有可怜心。我崇拜这样的人。我只可怜那些不肯劳动的东西，在社会尺度的无论哪一个末端，他都无法称自己为一个人。完成好有价值的工作的法则就是成功的美国生活的法则。

    最广泛意义的工作和爱——工作，就是让一个人耻于不能够尽职尽责，不能够在没有任何人看见的情况下为自己和别人做一些事情的品质。在所有可怜的人当中，那些游手好闲者，不管他处于什么样的社会地位，从长期来说都是最可怜的人。如果一个人完全是自私的，如果完全无视别人的权利，如果他没有理想，如果他仅仅出自低俗的冲动而劳动，如果他劳动是为了让自己得到满足，那他对于社会就是无用之人。我觉得哪怕在这样的时候，他有可能别当一个游手好闲的人强一些，但除非他既有让他参加劳动的品质，也有使他爱别人的品质，并且跟别人一起劳动，为别人劳动，为了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而劳动，否则，这样的人可谓一无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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