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尚时常在战争与搏斗中受到人们的赞扬，尤其是当情形很危急，也许是毫无希望的时候。“勇者乃高贵，”莎士比亚让克利奥帕特娜在马克·安东尼自杀，她也准备自尽的时候这么说，“我们来按罗马的风尚自杀，让死亡高傲地取走我们的性命。”遇到命运的打击，不管是以战争、自然灾害还是疾病或遭受背叛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人都能保持尊严，坚贞不屈，这是高尚性格的关键之一。但是，高尚也时常用来描述人的思想品质，描述范围大、意义深的思想，描述对人生与人类天性的博大精深的理解。“什么是诗歌？”维多利亚时代的艺术史家和批评家约翰·拉斯金说，“那就是通过想象力暗示高尚情绪的高尚基础。”亚瑟·柯南道尔说过：“在所有毁损的事物当中，高尚思想的损毁是最令人痛心的。”
另外，高尚也时常跟有德行的人格联系在一起。的确，对于一些作家来说，高尚是所有道德言行的基础。梭伦是古雅典伟大的立法者，他奉劝我们与其听信海誓山盟，“倒不如信任人格的高尚”。根据西塞罗的看法，“一个人越是高尚，他越是不会怀疑别人比自己次一等”。跟绅士精神一样，真正的高尚更体近人的性格而与社会等级有所不同。英国有句老话说：“高尚者最谦逊。”高尚的人不会让自己或别人成为奴隶。的确，跟艾德蒙得·伯克所说的一样，真正高尚的天性多会看重自由公民的尊敬而不太在乎主宰被压迫者：“优先考虑自由民者最高尚，而非在奴隶群中恣意妄为者。”当然，高尚也与藐视行为可耻之人、怯懦者、欺世盗名者和操纵者联系在一起——因为他们不配做有男子气概的人，也没有可敬的人格。根据许多传统意义上的权威说法，有时候，与其屈辱求生，倒不如从容赴死，尤其是当求生的代价涉及背叛别人和卖国罪行的时候。不幸的是，罗马哲学家塞涅卡说，在很大程度上，“人类并不关心他们活得是否高尚，他们只在乎能活多久。高尚而生是人人可达的境界，但要活得长久却并非人力所能企及”。由于我们所有人最终都不免一死，为什么不把心思花在过尊严和体面的生活上，而不管到底能够活多久呢？
本章的读物集中在多个重要的层面上，讲当一个高尚的人是什么意思——胆识、诚实和荣誉感。战争中的勇猛今天已经不是流行的话题了。有时候还暗含有这样的意思：哪怕只是讨论这样的可能性，即某些可敬的人类品质有可能在像搏斗等的情形当中出现，都是不适当的，更何况还有穷兵黩武和宣扬暴力的意思。但是，读者会发现，观察战争的有思想的人很少一致赞同搏斗，也不会在战争的残酷会对年轻人的心灵产生的有害影响方面视而不见。的确，这些故事和关于尚武之勇的反思之所以令人非看不可，正好就在于它们对战争使人性高贵或卑贱的影响力十分敏感，有时候，这样的影响力会在同一个人的身上体现出来。但最终，愿意为国捐躯，或者为正义事业捐躯的思想总还是具有持久的吸引力，不管那是塞莫皮莱，是巴尔格之战，还是废除奴隶制和种族歧视的斗争。值得人们记取的是，更广泛意义上的勇气有时候被描述为道德勇气。有时候，最勇敢的人不是战场上殊死搏斗的人，反而是为捍卫正义事业坚定不移的人，是帮助被压迫者与孤苦无助者的人，这也许是所有战斗中最严酷的一种，这是对他们自身最恶劣冲动的最终胜利。
古希腊表示“高尚”意义的词同时也用来指“美好”或“极好”，尤其是当用来描述人的心灵或心灵之美的时候，这种内在的性格之美、感觉和性情当然是一个人的行为让我们觉得高尚时让我们产生的感觉。高尚是一种理想，涵盖一个人身上最值得赞美的几乎所有的东西。这里面包括荣誉感、正义感、同情心、慷慨和诚实在内的美德。但是，对于这些其他的德行，高尚会增添更多的意义：超越一般的水平，甚至是崇高的自我牺牲与而对危险或压迫时表现出来的沉着镇定，有时候几乎达到超人类的高度。一个不伤害他人，尊纪守法，完成自己作为一个公民、朋友或配偶的日常责任的人是一个正义的人——但是，高尚却是少见的。高尚的人具备罗马人称作integritas的品质。正直这个词的意义，指的就是一个人具备多种美德，他坚毅勇敢，具备同情心，有耐心，还有在比如战斗、受迫害、生病和被人剥夺一切以及失望时等的不管多么严酷的考验面前镇定自若的态度，以及在人类经常碰到的种种挑战面前毫不退缩的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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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猛的男子
军人的品格
摘自夏尔·戴高乐《剑之刃》
我们能想象没有武力的生活吗？不，戴高乐说，不仅仅因为人类的天性不能够改变，而且还因为理想与激情对于高尚和低贱的事业同样重要。“军人的品格是人类遗传当中有机的一部分。”伟大的军事指挥者将智力与本能结合起来。战争呼唤人最鄙下的本能，但同时也体现出人最优秀的品格。虽然战争经常服务于贪婪和暴政，但是，战争也可以用来捍卫被压迫者的利益，传播文明和宗教的理想。
人类尽管有很多希望，但是，我们有什么理由奢望作为男人与男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发生武装冲突的根本起因的激情与利己主义会自行消亡，有什么理由奢望会有任何人心甘情愿地放弃他已经拥有的东西，或者不去索取他想要的东西，简单地说，有什么理由奢望人类的天性会变成不是它本身的东西？当前，弱小者希望变得强大，强大者希望主宰弱小者，旧的东西希望继续保存下去，这样的平衡真有可能继续保存下去而不发生变化吗？如果进化继续沿着目前的方向发展，边境如何得以稳定，权力如何受到扼制呢？就算我们假设在一段时期里各国都同意按照主权国的和约保持目前双边关系，就算按照目前的做法加以实施，这样的和约会有多大的效果呢？里茨的枢机主教说：“没有武力支持的法律只会招致人蔑视。”除非有军队阻止其被人侵犯，否则，国际间的和约就会形同虚设，毫无价值。不管世界会朝哪个方向前进，没有军队的最终裁决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
能想象没有武力的生活吗？只有当儿童停止出生，只有当思想开始僵化，只有当感情冻结，人类的需求被麻醉，只有当世界停滞不前，武力才有可能被废除。否则，武力会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存在，不可或缺，因为，没有武力，思想就没有驱动，行动就没有力量。武力是运动的先决条件，也是进步的媒介。不管是作为权威的壁垒，还是作为王权的保护者，还是革命的原动力量，我们都需要依靠武力才能依次获得秩序和自由。武力是文明摇篮期的守护者，武力是帝国的统治力量，武力挖掘了衰落的坟墓，武力让各族人民得到了法律，并使人民的命运得以控制。
如果说战斗精神、战争艺术、军人的品格是人类遗传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那倒是真的。这些都是各个时期的历史的一部分，是历史表现自身所借重的媒介。没有萨拉米我们就无法想象希腊，没有军团就无法理解罗马，没有剑就无法明白基督教，没有弯刀就不能明白伊斯兰，没有瓦勒米就不能明白我们自己的革命，没有法国的胜利就不可能有国际联盟。个人为社会作出的自我牺牲，变成荣誉的痛苦——这两样东西是从军者最基本的要素——对应于我们的道德和审美概念。哲学和宗教的最高教义也找不到更高的理想目标。
因此，如果掌握着法国凝聚之力的那些人感到气馁，结果就不仅仅是国家的危亡，而且还是文明的全盘崩溃。如果武力的控制权从一位智慧和久经操练的指挥者手中剥夺，它会落入什么样的疯狂和不负责任者的手中？已经到了军事精英再次意识到自己扮演重要角色的时候，他们必须再次专心于自己惟一的职责，也就是做好准备，随时应战。他们必须抬起头来，登高望远。只有当军人的合适哲学观得以恢复，刀剑才有利刃可言。在这样的哲学观当中，他会找到世界观的高尚，他的职业的荣誉，还有影响他自身之外的世界的机会。在这样的哲学观中，直到荣耀的曙光到来的那一天，他将发现值得考虑的惟一的回报。
伟大的战争领袖总是会意识到本能的重要。亚历山大称之为“希望”，恺撒称之为“运气”，拿破仑称其为“吉星”的东西，难道不就是他们知道自己有特别的天赋，能够与近到足以主宰他们的种种现实情况发生接触这么一个简单的事实？对于那些天赋极高的人来说，这样的本领经常会在他们的人格当中闪现出来。他们说什么，他们以什么样的方式说出来，这本身可能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是，其他在场的人都有一个印象，觉得有一种天然的力量注定会掌握事件的进程。福楼拜表达过这样的感觉，他描述尚在少年期的汉尼拔就已经笼罩在“一身无法确定的英武之气，终将成就大业的荣光”中。
但是，虽然没有本能的激励就无法酝酿出行动或工作，但是，光有激励还不足以使这样的概念准确成形。它们是“自然的礼物”这个事实本身意味着它们是简单的、粗糙的，有时候还是混乱的。现在，一个领袖要指挥一个军事单位，也就是说一个系统的复杂军力，它有自己的特性和风纪，它只能按照自己的某种模式才能形成自身的力量。正是在这里，智慧才会显出其作用来。掌握住本能的原始材料，它就能使其日臻完善，使它具备特定的外形，使其成为一个定义明确和前后连贯的整体。之后，运用合适的方法，按照其重要性的次序确定这个整体的不同价值，并在时空上分配不同的部分执行各自的计划，将不同的部署和调动的阶段连贯起来，使它们通力合作，前后连通，使指挥人员的手中掌握住有效和有节奏的工具。最重要的是，不管某些东西是好是坏，都必须得到合适的利用，这样才可避免导致混乱的结果。方法虽然不好，但总比没有方法强。
指挥官如果要抓住基本内容，抛弃无关紧要的内容；如果他要把总体的行动分割成一系列互补的行动，这样一来，一切都将合并起来实现单个行动要达到的目的，他就必须有能力从整体上看清形势，将相对的重要性归附于单个的目标，抓住情形中各要素之间的联系，并确认各自的局限所在。所有这些都暗含一种组合的天赋，它本身就要求很高程度的知识能力和水平。必须使他的问题中的基本要素从由伴随的纽节构成的混乱状态中解脱出来的将军很像使用立视镜的人，他必须在能够看到立体的景象之前将自己的双眼集中在图像上面。正是这个原因，惯于搞大动作的伟人总是深思熟虑的人。他们无一例外都具备很高程度的内敛能力。拿破仑曾说：“军事领袖必须有能力针对单个的一批对象进行相当深，相当长，而且不知疲倦的思考。”
如果希望一次行动的深思熟虑达到效果，也就是说使其适应具体的情形，那就必须结合智慧和本能。但是，战争行动的评论家们很少愿意承认这两种功能各有其必要的成分，岂知这两者缺一不可。
指挥官的企业精神本身从来都不是一个危险。
反过来，它是领导才能中最基本的要素。指挥官不能仅仅拿着一只上了发条才能走的时钟，而是要跟“利用工具的人”协同努力。这些人怕死，他们挨饿，受饥渴，缺少睡眠，还要受恶劣天气的苦。有些人很勇敢，有些人不是那么勇敢。有些人领会很慢，有些人总是头脑清醒。有些人相信你，忠实于你，另外一些人心生嫉妒，从不服从。简短地说，他们自身可能有千般万种的差别。要让他们行动起来跟一个人似的，指挥者光是凭自己的脑袋在那里考虑应该做什么是不行的，仅仅让自己发号施令以贯穿自己的意图也是不够的。他必须在他的手下人心里树立起信心来。他必须有能力强调他的权威性。
这是必要的品质，它会得到军队当中永久存在的军纪的帮助。这是人类经验的产品，独立于这位或那位指挥官的性格之外。环境的迫使、法律的设定和习惯都会对它产生影响，使其或多或少对军人产生影响，因此，它的外形可能这一国与那一国不同，而且还会受到当时的条件和时代的道德气候的影响。这是所有军队的基本要素。通过纪律约束，某种类似合同的东西就存在于领袖与下属之间了，有组织的团体的各个构成部分都必须尽其最大努力完成上级下达的指令。这样，就能建立起善意的基本态度，从而保证最低水平的凝聚力。但是，作为一个首领，仅仅依靠非个人感情的顺从而将自己的人马聚成一个整体是不行的。他们的内心都希望看到他留下个人性格的印迹。如果他想切实有效地掌握住自己的人马，就必须知道如何使他们的意志成为自己的意志的一部分，因此而唤起他们，给他们以启发，让他们觉得分配给自己的任务是他们自己的选择。他必须提高和增强仅仅依靠纪律产生的效率，让手下人心里产生一种道德暗示，从而超越所有的推断，并使手下人确切地认识到他们所有的信仰、希望与奉献的潜力。
因此，正是这种智慧、本能和领袖的权威合并起来，才使得战争的产品成为它本来的样子。但是，如果说这些能力不是强有力和足智多谋的人格表达，那又是什么呢？其他的一些事情也是一样的，可以放心地说，作战者的价值，同命令他的人的性格的价值成比例。战争的训练首先就是对领导人的训练，对于军队和国家来说，真实的情况是，领袖如果是良善之人，那其他的人只会使善意得到增强。
这是人人都能在原则上同意的选择过程，当然在实践中，人们还会遇到很多困难。
首先，在长久的和平时期，吸引有杰出才能的人从军都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从根本上说，诱惑这些人从军的东西就是对于权力的期盼。毫无疑问，没有哪一种权力可以与战争领袖的权力相比拟。因此，只要有一天能在战场上大显神威的可能性存在着，高品质的人和杰出的人才就不会缺少，他们可以用来为有着强大战争传统的一些国家补充高层作战人员。但是，我们这一代人都相信，再也不可能找他们去打仗了，这一代人里面不太可能藏有真正高素质的人才，他们不会自愿成为通常的军人，而在一个讲求和平的时期，情形就更是如此了，因为军人被认为没有什么大用处，从声名或钱财的角度来看都没有什么诱人之处。因此，意志坚强的人，有创业精神的人，还有那些有出众人格的人，并非不自然地倾向于从事会使他们得到权力的工作，也不会从事能为同胞解忧的职业。
有领袖才能的人一旦进入军队，就有必要从中选择最优秀的人，并作好各种安排，让他们进入最高层的职位。没有哪件事比这更难办的，哪怕有时间，哪怕有和平时期可以利用，也不太可能评判处在指挥地位的那些人的智慧甚至权威，因为没有机会看出他们在多大程度上具备军人的真正本能。毫无疑问，演习和战地经验可提供有用的评价训练，也能够很快形成决定，但只能用学术和传统的方法进行。这样的训练依靠的是理论而不是事实，因为战争事实无法有说服力地在模拟的搏斗中体现出来。它缺乏最大的一种测验，就是各种各样的事件，也无法在真正的恰当与表面的聪明之间做出区分。因此，应更多关注一个人学习的能力，较少关心他是否有可能具备创造性的本能，更多掌握一种情形的眼前的特征而不要讲求看透其各个要素的能力，更多关注思维的灵活性，而较少看是否有真正的理解力。如沙恩霍斯特所言：“接受过机械式教育的大多数人在和平时代都比具备真正的观察力和天赋的人做得好。”另外，强有力的人，具备尚武精神和军人素质的人，有能力经受重大事件考验的人，往往缺乏能赢得普通人所欢迎的那种表面魅力。强有力的人历来粗暴、不受人欢迎，而且有攻击性。市井之人也许会偷偷地承认他们的确是出类拔萃的人，而且不妨说几句恭维他们的话，但是，这样的人一般还是不逗人喜欢，因此很少引起什么好感。当事情涉及选择人来进入高层的时候，运气常常归属那些逗人喜欢和温顺之人，而不是去找有功之人。
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不适合选择和造就军事领袖。我们最近经历的考验使决心的弹簧一下子放得太松。谈到有坚强性格的人，压力已经降低了许多，我们现在处在一个道德疲乏的时期，因而使军人的职业成为不名誉的选择，因此，哪怕天职感很强，哪怕决心很大的军人也会受到人们的怀疑。任何一名军人都有可能把一位著名女性所说的话应用到自己身上：“我为何在此？我不知道！这个世纪全部的希望都已经被吞噬掉了……”在这样一个什么都要怀疑的年代，法国军事力量的链条不能够松软下去，生来就应该当领袖的人的热情和高品质也不能够弱化。
战争会在人的心中搅混最低俗的本能之泥。它褒奖暴力，滋养仇恨，也使人的贪婪肆无忌惮。战争压迫弱者，使没有价值的人得到晋升，支持暴政。因为战争的盲目愤怒，许多优秀的计划流产，强烈的本能不止一次受阻。战争一次又一次摧毁有秩序的生活，使希望破灭，使先知过早死亡。但是，虽然魔鬼曾经利用过战争达到自己的目的，但天使长也是一样。战争有战争的品质，它不也使人类的道德资本更加丰厚了吗？因为战争，勇气、奉献和高尚的精神都达到最顶点。战争使贫穷者得到伟大，使戴罪之人得到原宥，向凡夫俗子显示出自我牺牲的可能，使无赖得到荣誉，并使奴隶得到尊严。战争使军队有了思想，战争使军人的素质得以改造。战争为宗教开辟一条道路，并在全世界产生一种影响，使人类因此而得到再生和安慰，并使人类进人更佳的状态。如果不是因为无数军人遍撒热血，那就不可能有希腊文明，不可能有罗马文化，没有基督教，没有人权，也没有现代的诸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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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有命令，否则不许后退一步！
摘自M·S·舒米洛夫《血火200天》
斯大林格勒之战伤亡惨重，但是，那场战斗也是二战期间德国入侵俄国末日到来的开始。除开少量宣传口号外，由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参与者进行的这段描述非常生动。
在大炮与迫击炮的支援下，敌人派来一个步兵连与10多名海军陆战队员作战。波塔波夫受了伤，但仍然留在战场上指挥射击。每发动一次攻击，海军陆战队员的力量就减少一点。到第4次攻击的时候，只剩下两个人来击退敌人了。德国炮火稍减之后，受伤的波塔波夫悄悄爬起来，摸到敌人的机关枪营地，用手榴弹袭击敌人。此时，他又中了一枪。8个小时的苦战后，70名德国人被打死，两名海军陆战队员扛着受伤的同伴撤退到唐恩一带。这些人值得信赖。
在最开始的关键时刻，我们靠海军陆战队帮忙。7月下旬，我军左翼受到被敌人包围的直接威胁。大群坦克突破辛姆里昂斯卡亚地区冲了过来。154海军步兵旅从唐恩前线抽调过来保护我军左翼，并成功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大草原上的激烈战斗还在没日没夜地进行。我军作战人员明白形势严峻，因此死命抵抗，不放过每一寸地盘。他们的勇敢可以从敌方伤亡中看出来。1942年7月21日至8月1日之间，纳粹死伤16，000多人。敌人鲜血流尽，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会放弃自己的意图。相反，敌人展开了更疯狂的进攻。
我军最大的危险是霍思的第四装甲部队，刚刚从高加索地区抽调过来。纳粹还将其卫星国的部队派过来与我们作战。攻击在柯特尼柯沃至斯大林格勒铁路线上展开。我们的困境到了危急的程度。精疲力竭的第51军团在我们的左侧抵抗。
我决定从第29步兵师和第154海军陆战旅抽调部队，组成一个单独的集团。这个集团军英勇作战，给敌人造成重大伤亡。
穆拉托夫上尉是706团（属刚刚从苏联远东调回的第204步兵师）的一名营长，他的事迹于同年8月传遍全军。多年来他进步很快，是一个精力旺盛和勇敢的军事指挥人员，也是忠诚于自己祖国的一名共产党员。他在那个营里受人推崇，因为他热情待人，为人严谨而诚实。他的手下都知道，到了危急时刻，他们的营长不会让他们失望，他的勇气使他们的信心增强。穆拉托夫那个营摆在团部布防的正中央。该营长久作战，损耗极大，能作战的只剩下不到20余名兵员。尽管人很少，他们仍然必须阻拦凶猛扑来的敌人。在这样的情况下，仅凭意志是不行的，你必须有能力以极少的兵力守住阵地，你必须准备好战斗到最后一口气。战斗的前夜，穆拉托夫给每位士兵下了指示，检查他们的作战准备情况，同时自己抱了一挺重机枪。
这个秋天的早晨，天刚亮的那一刻，敌人开始朝这个营的阵地狂轰滥炸，火炮飓风一样袭来，炮弹如倾盆暴雨落下。接着，一群Ju－88轰炸机朝穆拉托夫的人马扔下大批炸弹。大草原上硝烟弥漫，大片黑烟四处飘起，在浓烟的下面，坦克以极快的速度冲过来。之后是手端冲锋枪的士兵一路跑一路扫射，但是，穆拉托夫的队伍毫不动摇。他们各自坚守阵地，用炮火使步兵与装甲分离。营长从侧面向德国人猛烈开火，使冲锋枪手成批倒下，因为他知道没有步兵的话，坦克就会失去其作用。结果的确也是这样的。一次进攻紧接着另一次进攻，越来越难以打退敌人了。活下来的人围在营长身旁。“马克西姆”重机枪因为不停发射而停顿下来，护套上的水珠不断滚下。天快黑的时候，营里只剩下两个人和受了伤的穆拉托夫还活着。他的伤口在流血，但是，他从一个掩体跑到另一个掩体，不停用步枪射击，以制造一个假像，好像整个战线仍然还有活人，还有人在不停抵抗。
黑夜来临。营长用一张纸片写下这些话：“顶住了6次进攻。敌人数十名官兵死亡。我们只剩下两个人了。我仍然在射击。穆拉托夫。”送信的人向团长描述了战斗的情况。勇敢的上尉寡不敌众，终于倒下，至死没有退后一步。
“除非有命令，否则不许退后一步。”这道严厉的命令已经融入官兵的血肉之中，激发起最高程度的无私精神和自我牺牲精神，这可以从穆拉托夫的例子中看出来。“站起来，征服！”这是战场上铁的纪律。
共产主义者穆拉托夫希望活下去。他勇敢的心热爱生命，但是，他强烈的爱国热情愿意在需要的时候让自己死于战场。有幸的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藐视死亡，因此才能打退凶恶和强大的敌人。
在伏尔加广阔的原野上，战斗中的集体英雄主义是良好行为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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恋爱中的狮子
摘自《伊索寓言》
狮子向樵夫的女儿求婚。樵夫不愿答应，又不敢拒绝狮子的要求，因此想出权宜之计，想躲过狮子的强求。他说愿意接纳狮子向女儿求婚，但有一个条件，说狮子必须允许他拔掉它的牙齿，砍掉利爪，因他女儿害怕这两样东西。狮子愉快地答应了。但是，等它再提出要求的时候，樵夫已经不怕它了，因此抄起大棒将狮子赶回林中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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胆识的意义
摘自约翰·肯尼迪《胆识略谈》
得过勋章的战斗英雄以及未来的总统约翰·肯尼迪在1956年出版的这本书中总结了胆识对于民主领袖的重要性。
这是一本讲胆识与政治的书。政治提供情势，胆识为之提供一个主题。胆识是世人公认的美德，但是，这样描述胆识无法排除政治的神秘。
我们在前面的部分讲过很多人的故事，但这些人当中没有一个人能够形成动机与成就的简单和清晰的情景。在那每一个故事当中，复杂的情况，前后不一致的情形和疑虑等会让我们摸不着头脑。不管我们对生活的研究有多么详细周到，每一个人仍然是谜一样的东西。不管他的胆识产生的效果有多么明确，但其根源还是蒙着一层无法扯开的面纱。我们也许能够自信地宣称其中的理由——但总有某种东西看来会逃避我们的注意力。我们以为自己掌握了答案，但它却会从我们的指尖溜走。
动机总是很难评估的，任何一位精神病医生都会这么对我们说。在政治的浑浊海洋里，尤其难于捕捉住人的动机。那些为了国家的利益而放弃了他们的州和地区利益的人——比如丹尼尔·韦勃斯特和山姆·休斯顿这样的人，他们对于希望谋求高位的雄心无法隐藏——他们让自己受到人们的抨击，因为他们只想找机会满足他们当总统的野心。那些与自己的政党分裂，转而谋求更广泛原则的人——比如约翰·昆西·亚当斯和艾德蒙得·罗斯之类的人——他们面对的批评是，他们在一面旗帜下接受职位，但在危机出现的时刻又放弃这面旗帜，转而投到别的旗下。
但是，在我们于前面一章陈述出来的特别事件当中，经过对纪录进行长期研究后我不得不相信，国家的利益，而不是私人或政治的收获使上述那些人的动机有了内容，他们的行为已经在上面描述过了。这并不是说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就不会想办法从他们已经步入的困难途径里获取优势，尽管很少有人能够成功。作为政客——我用政客这个词来描述他们所有人并无轻蔑的意思在里面——他们这么做肯定是说得通的。
当然，如果我们假定，每个人在献身于更高原则的时候完全忘记自己，那么，本书描述的勇敢行为将更有启迪意义，会闪出传统英雄崇拜的光芒来。但是，事情也可能是这样的：约翰·亚当斯总统当然是我们拥有过的最无私利和聪明的公仆，他在《为美利坚合众国宪法辩护》中写道：“事实上，热爱公众超过热爱本人，这样的人是不存在的。”他这样说无疑离真理更近。
如果这是真实的，那么，是什么引起前面所说的那些政治家的行为的呢？不是因为他们“爱公众超过爱他们自己”。反过来，正是因为他们爱自己——因为为每个人自己保持对自己的尊重的需求比他更受别人欢迎的需要在他看来更为重要——因为他赢得或保持诚实和勇敢的声名的欲望大过他保持职位的欲望——因为他的良知，他的个人道德标准，他的诚实或道德感，随便你称其为什么——远比公众反对的压力强烈得多——因为他相信自己的事业是最佳的事业，因而最终一定会实现，远远超过了他对于公众报复的担忧。
尽管公益是他作出牺牲的间接受益者，但是，产生前面描述的种种不利结果的不是模糊和一般性的概念，而是推动他沿着已有的行动路线前进的自爱的压力，或数种压力的合并。当政客既不爱公众事业，也不爱自己，当他对于自己的爱极其有限，并且满足于官场的外部标志的时候，公众的利益才会受到最大损害。当他对于自己的看法如此之高，竟至于他的自尊要求他沿着胆识和良知之路走下去的时候，大家才都能从中受益。只有在这样的时候，他认为自己的事业是正当的想法才会使他说出约翰·卡尔霍恩所说的话：“我从不知道南卡罗莱纳州对措施如何考虑。我从来都不问她。我尽力按照自己的判断和良知行事。如果她同意，那是再好不过，如果她不同意，因此希望别的某个人来接替我的位置，我随时准备度假。我们扯平了。”
这并不是说有胆识的政客和他们为之呐喊的原则就总是正确的。据说，约翰·亚当斯本应该意识到，禁运会毁掉新英格兰但几乎不会使英国人动怒。根据丹尼尔·韦勃斯特的评论家说，他徒劳无益地安抚了奴隶部队。托马斯·哈特·本顿是一个顽固和华而不实的自我中心主义者。山姆·休斯顿狡猾多变，极不可靠。艾德蒙得·罗斯在一些人的眼中看来曾投票支持过一位藐视宪法和国会的人。路西亚斯·拉玛始终不明白，为什么有意的通胀恶果有时候会比不受控制的萧条悲剧更好一些。有人还说，诺里斯和塔夫特更多倾向于盲目的分离主义而不是宪法原则。
所有这些话都说过了，还有更多的话要说。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自行决定这些人为之努力的事业到底有什么益处。
但是，有必要非决定这个问题不可，以便赞扬他们的胆识吗？人必须仅仅为了一些原则有意拿自己的职业生涯冒险，而这些原则过后看来是正确的，以便让后人因为他们的胆识而赞扬他们吗？我觉得不然。在美利坚合众国，兄弟曾经与兄弟搏斗，显然，我们并没有根据他们为哪一面旗帜而战斗来评判一个人在战火中勇敢与否。
我可并没有说，所有拿自己的职业生涯打赌，以便宣扬自己的主张的人全都是对的。的确，很清楚，韦勃斯特、本顿和休斯顿在1850年的“妥协”中不可能都是对的，因为虽然他们每个人都追求保存邦联这个同样的目标，但对于那个综合措施他们却持有完全不同的观点。路西亚斯·拉玛违反立法机关的指令后拒绝退职，这表明他有与约翰·泰勒完全不同的一种胆识，而泰勒之所以结束了自己在参议院的工作，就是因为他相信那样的指令是有约束力的。另外一方面，泰勒不喜欢亚当斯。而亚当斯又因为“丹尼尔·韦勃斯特天性妒忌，野心勃勃，内心腐败”而深恶痛绝。共和党人诺里斯和塔夫特彼此都无法拿眼睛看对方。民主党人卡尔霍恩和本顿也简直就是不共戴天。
这些人并非总是站在一边的。他们并非总是对的，并非总是保守派，也并非总是自由派。其中一些人也许一直代表其选民默不出声的大多数人实际的情绪，因此而与表达机会更多的少数人的尖叫声形成对立；但是，他们大多数人都不是这样的。其中一些人也许实际上是在为其州政府长远的利益而努力，因此而与其选民短视和狭隘的偏见形成对立；但是，他们其中的一些人却并非如此。有些人也许是纯洁和慷慨的，在其整个政治生涯中都是高尚的人，最符合美国英雄的传统，但其中大部分人却不是如此。诺里斯是个顽固的人，主张硬拼到底；亚当斯是个令人难受的暴发户；韦勃斯特是生意人的受益者；本顿是言过其实的欺软怕硬者——我们实际生活中的政治英雄就是由这些人构成的。
有些人为绝对的原则不屈不挠，以此展示自己的胆识。另外一些人通过妥协，通过调解，通过合作而不是对抗来显示自己的胆识。当然，他们的胆识从品质上来看是平等的，虽然各自使用的手段不一样。如果每个处在职责位置上的人都像约翰·亚当斯一样把一些问题当作高等数学解，对各地的需求和人性的缺点只给予有限的关注，那么，美国的行政制度就无法行使正常的职能。
尽管各有差别，但是，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都有很多共同之处——让人屏气而听的演说才能，学者的智慧，超乎党派与地区概念的广博，而且最重要的是，对于自己深信不疑的欣赏，觉得自己为人是诚实的，事业是正当的。
胆识的意义，跟政治动机一样，都是经常为人所误解的。有些人喜欢对胆识不同的解释带来的激动，另外一些人却看不到其后果的含义。有些人喜欢胆识在别人身上或别的时代的表现，但没有能够理解它在当前的潜在意义。也许，为了让这些政治胆识的故事的意义更明确一些，谈谈本书想达到什么目的似乎更好。
本书并不想为了独立而为独立辩解，也不想为反对所有妥协的固执行为辩解，更不想为对自己个人的信念过度自信或固守己见的人辩解。本书不想说明每一件事情都有正确的一边和错误的一边，不想说除开流氓或傻瓜以外的所有参议员都能找到正确的一边并与之站在一起。反过来，我很同意麦尔本首相表达出来的那种感觉，他因为当时还属于年轻史学家麦考雷的批评而激怒，因此说他本人倒极想跟麦考雷本人一样对任何事情都确信无疑。我在国会工作了9年，经验让我明白了林肯包含在这些话里面的智慧：“很少有什么事情是完全邪恶或完全正义的。几乎所有的事情，尤其是政府的政策，都是两方面不可分离的结合，因此，我们需要持续不断地在这两者之间的优势当中做出最佳的判断。”
本书并不想说，党派对立或党派责任就一定是邪恶的东西，任何时候都不能影响我们的决定。本书也不想说，一个人的州或地区的当地利益就没有合法的权益在任何时候予以考虑。反过来，每一位参议员的忠诚都被分配给了他的党，他的州和地区，他的国家和他的良知。在党派争议中，他的党内忠诚对象一般会处在控制地位。在地区的纷争中，他的地区责任人有可能引导他的事业发展方向。考验胆识的是关于国家事务，是挑战党派和地区忠诚对象的良知。
跟自己的总统、自己的党派或一个国家据统治地位的思潮发生争执是需要胆识的，但是，在我看来，这些还都不能跟一个参议员藐视控制其未来的选民的愤怒力量所要求的胆识相比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才没有在本书中把这个国家最著名的“叛臣”的故事包括进来，他们是约翰·兰道尔夫、萨多斯·史迪文森、罗伯特·拉弗莱特和其他一些人。那都是些有胆识，有诚心的人，但是，这些人之所以勇敢战斗，是因为他们明白自己会得到家乡父老的投票支持。
最后，本书不想藐视民主政府和民众的统治。选举人满怀热情不公平地抨击讲求原则的人，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但是，这并不能构成不可辩驳的理由，说明在选举过程中不能允许最大范围的参与。面对公众的残酷诽谤而成就了有益事业的大有人在，但他们的故事并不是最后的证明，说明我们在所有时候都应该忽略全国规模的投票人的感情。温斯顿·邱吉尔曾说：“民主制是最差的一种政府形式——除开不时加以尝试的所有其他形式以外。”我们可以改进我们的民主过程，我们可以进一步理解民主制度存在的问题，我们可以增强对于诚实者的尊重，这些人觉得有必要不时尝试公众意见反对的事情。但是，我们不能通过废除或剥夺民主制度来解决立法独立和责任的问题。
因为民主不仅仅意味着人民的政府和大多数人的统治，不仅仅意味着一系列政治技巧去迎合或欺骗极大多数的投票人。没有乔治·诺里斯这样一些在大众统治的大海里保持个人良知的里程碑一样的人物来监督，那种民主就不值得冠以如此堂皇的名字。真正的民主，有生命，不断成长和有启迪意义的民主会把自己的信念寄托于人民，相信人民不仅仅会选举能够忠诚和恰当地代表自己的观点的人，而且还会选举将要作出自己发自良知的判断的人，相信人民不会谴责其对原则的忠实导致他们走向不受人欢迎的路途的人，相信人民会回报胆识，尊重荣誉感，最终也会确认其权利。
我讲的那些故事就是这样一种民主的故事。的确，如果这个国家没有保持其自由言论和持不同政见的遗产，如果这个国家没有培育意见的诚实冲突，如果这个国家没有鼓励对于不受欢迎的意见的宽容，那就不可能有这种故事存在了。犬儒主义者也许会指摘我们没有能力为每一个章节提供一个快乐的结尾。但是，我肯定这些故事不会被人看作注意不能太勇敢的警告。许许多多的人忍受了公众舆论的压力，最终得到了其余人的拥护，他们持续不断的政治上成功使我们能够对人民长时期的判断力保持信心。
因此，过往和未来的胆识展示都不会仅仅局限于参议院。胆识和良知的问题不仅仅涉及我们这个国家所有从事公职的人，不管多么小的官员，也不管多么重要的部门，不管他是对什么样的人负责——投票人，一个立法机构，一台政治机器或一个党派组织，这些问题还涉及我们这个国家的每一位投票人，也涉及不参加投票的人，那些对政府没有兴趣的人，那些对政客和官场持有藐视态度的人。这些问题涉及所有抱怨过高层腐败的人，以及坚持认为自己的代表应该尊重他的愿望的所有人。因为在一个民主政体里，每一位公民，不管他对政治的兴趣如何，都“有一席之地”，我们每一个人都处在一个必须负责侄的立场上。说到底，我们得到的政府取决于我们应该如何履行这些职责。我们，也就是人民才是老板，不管是好还是坏，我们都应该要求和得到这样的一种政治领袖。
这些问题甚至都还不止涉及政治，因为胆识或顺从的基本选择持续不断地让我们所有的人面临，不管我们担心选举人、朋友、董事会可能会生气，还是担心我们的工会有所不满，每当我们面临就竞争激烈的议题而产生的强大的意见之流时都是如此。我们不想轻视很多人赴死时心怀的勇气，但我们也不应该忘记比如本书里提到的很多人借以生存的胆识。生的胆识经常没有最终时刻的勇气具有戏剧性的壮观情景，但是，它同样也是胜利与悲剧、悲情与欣喜的庄严交集，而且毫不逊色。人类做自己必须做的事情，不计带给个人的后果，不计障碍、危险与压力，这就是所有人类道德的基础。
这些故事清楚地表明，要做有胆识的人，根本无须超人的资质，也没有什么神秘配方，更无须时间、地点或环境的特别组合。这是迟早都会呈现在我们所有人面前的一次机会。政治只不过充实了一个舞台，这个舞台展示了对于胆识的特别考验。在人生无论什么舞台上，人们都会遇到对于胆识的挑战，如果他顺从自己的良知，不管他要面临的是什么样的牺牲——损失朋友、财产、满足感，甚至是同胞的尊重——每个人都必须自行决定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过往的胆识故事可以确定其构成成分——它们能给人教诲，它们可提供希望，它们可以提供灵感。但是，它们并不能提供胆识本身。因为这个原因，每个人都必须打探自己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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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勇气
摘自亚里斯多德《尼康马奇人的道德观》
一人引以为怪者，对另一个人就不一定如此；不过，有很多东西属于无法抵挡的一类，连最坚强的人也为之惊骇，让所有具备理解力的人心生恐惧。然而，对于这样的事物，其可怕但并不超过人类本性力量，而且彼此在可怕的强度上有所不同，其可信的理由充分程度也不一样，勇气就能够在真实和表面的危险之间进行区分。对于前者，勇敢的人就应该不为所动，无所畏惧，大胆面对，让害怕的本能反应从属于理智和荣誉感的主宰。人们暴露出自己软弱的一面，不仅仅是当害怕本来并没有那么可怕的事物的时候，而且还在于我们受真正的危险影响的时机不适当，受感染的程度也不适当。勇敢者会避免犯这样的错误，他们根据真正的价值来判断事物，宁可选择习惯性的坚贞不屈所表现出来的从容与美丽，而不想靠丑陋的怯懦换取并不可靠的安全保障。但是，他并不会因此而粗心大意，很少显出过量的无所畏惧，因这跟其他许多的不良品行一样不好说出一个名字来。不过，除开疯狂或最愚蠢的鲁莽无知而外，没有任何东西能使人在地震和洪水之中保持那份不为所动的姿态，这也就是凯尔特人向来具备的一种品质。评估信心产生的理由时过分夸大，因而形成过量的勇气，这就称为愚勇；一种夸夸其谈的勇气，那也是真正男子气概中的猿类水平。真正勇敢的人所具备的品质，只是粗鲁愚勇者想从外表上显出来的东西，他主动挑起不必要的危险，但到了考验的时刻又会退缩，这种人在大部分情况下都是惊惊乍乍的欺软怕硬者，在模仿出来的勇气掩盖下，还是会透露出相当大的怯懦。但是，完全和真正的怯懦者很容易就露出自己的尾巴来，他们害怕本不可怕的东西和害怕真正可怕的东西时，都显出过分的慌乱。他的缺点更容易看出来，因为这样的缺点总还伴随着痛苦的外在表露。他生活在持续不断的惊慌之中，因此无精打采，心情灰暗；而勇气本来会使我们的内心温暖，使我们的希望充满活力。这样才是真正有勇气盼眭格，根本不是一个极端的鲁莽，也不是另一个极端的怯懦。它处在这两种不端品性的中间，那就是镇定与稳重。它从不主动挑起危险的事情，但也总是做好准备，以值得尊敬的姿态迎接包括死亡在内的一切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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懦夫
摘自西奥佛雷斯特《格论性情》
看来，怯懦是恐惧引起的精神崩溃。在船上，懦夫会是这样一种人，他把地岬误看作海盗船，大浪扑打船侧的时候，他会问船上是否有人不相信。或者，他会突然出现在舵手跟前，想看看一种天气到底意味着什么，或者想弄清楚自己是否只走了一半的路。他对最近的人讲述他的担心起因于一个梦。因为他预备着最恶劣的事情会出现，因此会把自己的外衣脱掉，交给一个仆从，或者对他说：“让我安全上岸！”
我们再假定他参与了一场战斗。当步兵向前推进的时候，他会招很多人转在自己身旁。他希望他们停下来看看四周，之后再往前进。他说，看看谁是敌人，这是相当重要的工作。一听到喊叫，一看见有人倒下，他就对身边的人说，这么刺激人的事情让他忘了拔出自己的剑来。因此他往回跑进营帐里，派勤务员出去侦察，把剑藏在枕头底下，然后慢慢花时间假装找剑。另外，如果他看到外面有人受伤，而且知道正在往里抬，他就会跑出去帮着抬人，并对他说：“勇敢些！”他会照料那个人，清洗他的伤口，坐在他身旁替他驱赶蚊蝇：只要不让他回到战场上去面对敌人，干什么都行。另外，听到返回战场的呼唤时，他会留在原地不动。他的反应是：“啊，见鬼，别再喊天喊地的了。你们难道不能让这受了伤的人睡一会儿？”他身上会沾满别人伤口流出来的血，对前线下来的人解释说：“我至少想办法救了一个人。”就好像他是拿自己的脖子冒险救了这个孩子一样。他还让来自家乡的人来照料伤员，仍然不停地对所有人解释说：“我自己把他背回来的——一直从火线上背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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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义之战
摘自斯塔茨·特克尔《正义之战》
美国二战退伍老兵回忆自己在欧洲和太平洋战场上的经历。
罗伯特·拉斯莫斯
战后我已经生活了38年，而战前我也生活了20年。对我来说，这就是战前与战后。我想可能有很多人跟我是一样的。力、事的时候，我时常会说，这可真是要了我的命，但是，跟在战火下渡河比较起来，那可真是算不得什么。（大笑）
我有这样一个奇怪的感觉，以为自己在一场世界性的闹剧中活了一生。1939年9月，德国人人侵波兰，当时我才14岁。我记得母亲说：“包勃，你可能要去打仗了。”我当时希望她说的话是对的。在那个年龄，你盼望的是赶热闹，根本不知道战争有什么可怕之处。
当然，我不仅参了军，而且还当了步兵。我们那个师投入了战斗，就那么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冲。最后你会分派到一个班里面去，凡事总得走在最前面。你是个先头侦察兵。我来这里到底要干什么——这是一场世界性的闹剧，而我又必须走在最前面，这到底是要干什么？（笑）
你在电影里面看到那些场景，你会在新闻影片里看到。当我那个年纪的时候，自己的国家都还没有参战。一切看起来不太像是真的。可突然间，你一下子就冲到了最前线，身边的人一个个倒下，你吓得屁滚尿流，脑袋随时可能会开花。（笑）
我是个步兵，因此很清楚随时可能会丢命。在一种层面上，这是动物一样的害怕心理。我根本就不想要这样的害怕。另一方面，我有这么一种强烈的冒险欲望。我的天，跨过海洋，看到军队，一切真是让人激动。我当时就在场。
你得明白我们那个连队的文化。大多数士兵都是上过大学的。他们是成批一下子扔到这个步兵师的。未经任命的军官都是老资格了。他们都是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的乡下人，其中许多人是南方来的。未经任命的军官与士兵之间存在一种健康的相互鄙视。有位军士最不招人喜欢。一个十八九岁的小伙子，在一次布防过程当中，因为恨那个不近情理和不幸的军士都要哭出来了。他说：“如果我们打起仗来，我一定会把他杀了。首先就把他给干掉。”谁第一个死掉？是这个军士。我肯定那是敌方的子弹打死的。我可以拿自己的性命打赌。我肯定那些想弄死他的小伙子都吓得要死，因为他们的愿望都变成事实了。
我肯定我们那个连队属于典型的那一类。我们的伤亡率在百分之多少多少。不用怀疑，如果人们能够逃避作战，他们宁可跑断自己的脚趾。有些人会失踪。战斗的时候一切都乱七八糟，有人很容易朝相反的方向跑。比如你会失踪，会生病，会受伤。等你再回到营地的时候，好几天的时间已经过去了。
我们还记得卡斯帕尔·米尔奎托斯特：他是个普通人，但有极强的英雄主义精神。但你必须接受这样的事实：平均来说，就跟在平民中一样，总还是有些懦夫和逃兵的。我们的步话员把无线电给毁掉了，因为他以为我们就要被捉走了。怕成那样。我当了火箭筒发射员，因为原来的那个扔掉火箭筒跑掉了，因此我只好接过来。
我们的班长说：“把尸体收拾一下。我们不能把战友的尸体留给敌人。”我们被隔开了，必须找到营部的其他队伍。我们得临时想办法扎简易担架。我把自己的上装脱下，然后将袖筒里朝外翻出来。我们把步枪穿进袖筒，这样就成了一付担架。我们把军士抬到我们的担架上，我的天，他的半边头都给炸没了，脑浆流到我的两只手上，还有军装上。我曾是妈妈的好孩子，我曾去主日学校，现在我却在这里参加战争，弄成这一付样子。
我记得当晚躺在战壕里。真是一场恶梦。我现在明白死人看上去是什么样子的了，就是他们的脸上透出来的颜色。我想我们班所有人都跟我一样经历了一场恶梦。白天到来了，我们又进入另一座城镇。这是那种没日没夜的经历。
真正上过战场的人，比如诺曼底登陆那种残酷的战斗，他们会嘲笑我们经历的那么一点子事情，但对于我来说……我们从一队人马旁边经过，是另一个连队的人，他们赶到我们前面去了。我们只经历了一天这样的事情。我们的军装都脏得不行，看上去血乎乎的，脸上的表情似乎已经在那里打了几个星期一样。我们现在知道这个感觉了：你们这些可怜的天真的孩子。
我们无法把尸体全都带走。迫击炮打得太凶。第二天早晨，我们班被派到很深的后方去清理尸体。太阳高高照着，四周非常安静。我们经过被我们打死的德国士兵。看着那一个个死掉的德国人，每一个人都和另外一个不太一样。再也不是什么抽象的概念了。他们不再是什么凶残的德国鬼子，不再是新闻影片里的一脸凶相和头盔。他们跟我们一样的年龄。跟我们一样的小伙子。
回头看看那场战争，尽管有极不好的时候，显然还是我一生最令人激动的经历。影片《特瑞和海盗》中有一个人物说：“我们把第一卷胶片里最后的一张拍了。”就我的理解，就我当时的年龄看，我们的确是到了最高潮的时候。之后的一切都只是蛇尾。
E·B·斯莱支
战争没有什么拿来当男子汉精神炫耀的。我们当时是一群吓得半死的小伙子，但人人都必须干点什么。人们告诉我说，我的行为不像以前当过海军陆战队员。前海军陆战队员应该有什么样的行为呢？他们的脑海里全都是好莱坞电影里的人物。不，我看上去不像约翰·韦恩。我们参军是为了让战争结束，这样我们就可以回家做自己一生想做的事情。
我当时19岁，是1944年6月替补上去的。参加瓜达康纳尔岛之战的那个师里，八成的士兵都只有不到21岁。我们比普通军队的年龄都小一些。
在我看来，有两种不同的战争。一种是你得冲到前线去。不受伤或死掉就不能下来。或者，如果走运的话，有别的部队来接替你们。另外一种就是后援部队。在太平洋战争里，前线的每1名步兵都有9名士兵在后方支援。他们对于战争的看法跟我的不一样。前线的人每天都把自己的生命放在火线上，一直到了差不多绝望的程度。
让你一直往前的惟一的东西就是你对于战友的信心。那只是一种友谊。我从没有听说有人在那边自残。其他部队来的人说，欧洲战场上有人这么干。啊，有太多时候我真想自己身上弄一个价值百万美元的伤口。（浅笑）比如打断一根脚趾。比死亡更糟糕的是让你的战友瞧不起你。你不能让他们看不起你。那是比国旗和祖国还要重要的东西。
跟日本人打的时候，战斗持续了整整一个晚上。渗入敌阵，悄悄摸过去扔手榴弹。或者插着刺刀或手提马刀砍将过去。他们整晚都在行动。你的战友想小睡一会儿，你就只好在一旁警戒。然后，你们再换班睡一会儿。事情就这样持续下去，一天接着一天。完全就只是一种生存本能。惟一的出路就是打死他们，这样才能保存自己。我所了解的战争就是惨无人道的野蛮行径。
日本人按他们觉得是正确的一种道德标准作战。称为武士道。这个道德规范就是：没有投降。直到你走上前线打那些处在无望绝境中而绝不投降的人的时候，你才会明白这个道理。如果你想帮其中一个日本人，他通常会拉响手榴弹连你一块儿炸死。被俘虏是一种羞辱。对我们来说，那也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知道发生在巴丹半岛的事情。
彼德·贝泽齐
美国人不知道战争是什么。我知道，参加过战争的人都明白。俄国人明白，波兰人明白，犹太人也知道。但是，美国人根本不知道战争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们从来没有尝过战争的苦味。我们希望永远也不要去尝那个苦味。
我兄弟，他属于真正的美国小伙子，名叫杰克·阿姆斯特朗。他在军中得到提升。他是个有事业心的人。他们在查他的背景，还有所有那些狗屎事情，就是联邦调查局的人。他们来找我爸爸，到他上班的地方去查，他们说了一些关于俄国的话。这是战争刚刚结束之后的事情不是吗？他们说：“你是谁？共产党员还是什么？你知道吗，俄国人是我们的敌人。”“铁幕”等等的话。我爸爸说：“我说，他们不是跟我们一起也在打仗吗？”政府在说他们是我们的盟友，可突然间俄国人就成了坏蛋。
他们希望了解我兄弟的事情。他有否左倾意图？他干了这个没有？他干了那个没有？我说：“你再也找不到一个地地道道的美国小伙子了。”他参加了巴尔支战役。
我们现在来说说我的两个儿子和越南。我对那种爱国主义充满深情。如果你家房子着火了，我会帮你灭火。如果你跟妻子吵架，我会站到中间去。就好像我们在这里也在进行革命一样。他们谈到赤色分子，我们会在这里争吵起来。美国革命。看看法国人都在那边干些什么事。我们被法国人骗了。
我的战争过去了，不是吗？然后他们又去了越南。我的一个儿子辍学去了越南，打了一年半的仗。另外一个儿子拒绝参军。那不是因为宗教原则，因为我们并不是信教的人。他说杀人有违他的原则。斯迪夫并没有烧掉征兵卡。他说：“我要去越南建医院。”他跟我一起造东西。他们甚至来采访了正在工作的小伙子们。斯迪夫是你知道的最可爱的小伙子。他是个喜欢行善的人。他每周义务为谢得水族馆工作一天。他是个地地道道的美国小伙子。真是可耻的事情，战争毁掉了他的一生。
他做的事情比我做的事情需要多得多的勇气。这些大英雄抓住他，将他投进县监狱。这孩子一生从没有受过罚的。这就好像摘一朵花，跺得碎碎的，然后扔到墙角去不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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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弗兰德斯的田野上
陆军中校约翰·麦克雷
在弗兰德斯的田野上，
罂粟在十字架间成排吹动，
标记我们藏身的地方。
云雀还在天上勇敢地飞翔，
地面炮声隆隆，听不清它们歌唱。
我们是死者。几天前还活着，
感到了黎明，看见了落日余光，
我们爱过，也被人爱着，现在，
我们却躺在弗兰德斯的田野上。
请继续我们与敌人的战斗，
我们用无力的双手将火把递上，
你们要高高擎起这火把的辉煌。
如果背弃死者最后的希望，
我们将无法安息，哪怕罂粟摇曳
在弗兰德斯的田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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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实与有荣誉感的男子
阿基里斯与河流搏斗，结果汲取了一次教训
摘自荷马《伊利亚特》
阿基里斯杀了很多特洛伊人，斯卡曼德罗斯河血水翻滚。那条河就跟早期的环保主义者一样，不愿意让自己受到污染，但阿基里斯竟跳入河中，跟河水搏斗，想压服斯卡曼德罗斯河。等他逃上岸想洗掉脚上的泥土时，那条河想将他吸进水里，不断地跟在他身后追赶。这是可笑的一幕，但也预示了阿基里斯作为一个凡人因为目标太高而必定早年夭折。通过这个故事，荷马想说明，男子的英武是有一种宇宙力量限制着的。我们并不能实现我们所有的愿望，不管我们有可能多么勇敢，意志多么坚强。从根本上说，人类的生命是一场悲剧，因为我们的力量受到需求和机会的限制，我们最终都得死掉。明白这样的悲剧可使我们收拾起自己的傲慢，让我们的雄心有一点尺度感。
现在，快腿的阿基里斯杀掉了更多的帕伊奥尼亚人，竟至湍急的河流愤怒已极，学着人类的样子对他说话。声音从漩涡的深处传过来：
“啊，阿基里斯，你的力量十分强大，你的行为比所有人更为狂暴，因天上的神仙都在庇护你。如果克隆诺斯的儿子把所有的特洛伊人给你毁灭，至少要将他们赶到平原上去供你大开杀戒，不要在我眼前戕害他们。我的河水本来清澄可爱，现在都被尸体玷污了，我找不到渠道把我的水体排入明亮的大海，因我全身皆为你无情杀掉的死人所堵塞。让我清静一下子吧，人中豪杰，我厌恶已极。”
快腿的阿基里斯对此答话：
“所有这些，杰出的斯卡曼德罗斯，完全可以按你说的做。但是我不会放过傲慢的特洛伊人，我要把他们全体关在城里杀掉，然后去找赫克托单打独斗，直到他杀死我，要么我就杀死他。”说完此话，他又直冲特洛伊人而去，完全不像凡人所为。
此时，漩涡翻滚的湍急河流向阿波罗高声呼喊：
“可耻啊，宙斯的儿子，银弓的大神，你没有遵守克隆尼恩的话，他要你站在特洛伊人一边保护他们，直到太阳西下，最后落到山后，黑暗笼罩住大片的耕地。”他说：可是善使长矛的阿基里斯从绝壁上纵身跳进水的中央，河水溅在他的身上，四处的急流升起来，将被阿基里斯杀死的堆积起来的众多死尸推挤到河的两侧。他跟一头公牛一样喘着粗气，把这些尸体全都撮到岸上，但又把活人仍进水里，让他们藏在暗流的深处。就在阿基里斯发疯的时候，一个凶猛的巨浪打来，冲刷推挤着他的盾牌。他无法用双脚站稳，但一手抓住了又高又结实的一颗榆树，但是，榆树被连根从崖上拔起，翻落进滚滚激流，结果把水流都堵住了。阿基里斯一把从激流中窜了起来，恐慌地迈开快腿急奔岸上，但是，有大神不愿他逃上岸去，因而从铺天盖地的水浪中扑向他，意在阻止阿基里斯不再杀人，以免特洛伊生民涂炭。珀琉斯之子急步逃开，他的步伐大过投予的距离，如同天上飞翔的黑鹰那么快。黑鹰是飞禽中的掠夺者，曾是最快和最强壮的。他快步逃走，跟黑鹰差不多快，他胸前的青铜盔甲发出怕人的声音。他想从河里逃上岸，但河水却咆哮着紧追不放。如同一个手拿鹤嘴锄自黑水开渠引水到自家的植物和园林中去的人会把渠中的石头清理干净一样，湍急的水流会把底下的卵石悉数冲走，起先慢慢流动的水会突然间在很陡的地方冲刷，结果连开渠的人也躲闪不及。阿基里斯也是一样，尽管他腿快如飞，但河水的滔滔大浪还是跟在他身后，因为河神是神，而他毕竟是凡胎。聪明而快腿的阿基里斯每每转身与河水搏斗，想看看所有托起青天的神是否都在他身后，但每次都会有天上来水的河流翻起的巨浪扑打在他的肩头。他绝望地抬起自己的脚，希望冲到高高的地方，但河水总是凶猛地扑向他，掏空他脚下的泥土，令他双膝酸软，欲逃无力。珀琉斯之子对着青天一阵愤怒的狂喊：
“我父宙斯，我身陷惨境，没有哪位神灵可费力救助于我。我会落个什么下场呢？做下此等事的不是乌拉尼亚的神灵，反倒是我自己的母亲，因她以谎言诱骗我，她说在武装的特洛伊人城堞之下，我会为阿波罗的飞杖击死。但愿赫克托现在就杀死我，他是在此地成长起来的最伟大的人物。应该由一位勇敢的人来充当屠杀者，因那被杀的也是一位英武之人。可现在，我却困在这条大河里，就好像我是一个小孩子或牧猪的，他想在暴风雨中涉水过河，结果为激流冲走。我命该困在这里，这么个死法让我如何能不伤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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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勇气
摘自查尔斯·狄更斯《双城记》
并非所有的勇气都只能在战场上体现出来。《双城记》是狄更斯最著名的小说之一，在这部小说里，西尼·卡顿为一个被错判死罪的人顶罪赴死。
当晚，城里人提起他来，说那是人们见到过的最详和的一张脸。许多人还说，他看上去庄严崇高，一脸先知先觉的神情。
不久之前，在同一台绞刑台下，有一名妇女死于同一把斧头，她是最值得人提起的受刑人之一。死前，她曾要求把自己当时想到的东西写下来。假如他也有机会把自己的想法写下来，而且都是一些预言的话，那很可能就是下面这些内容：
“我见到巴萨德，还有克雷、迪法格、复仇女神、陪审员、法官，长长的一大排新压迫者的名单，他们毁掉旧的，并从中发达起来，但他们正在消失，就在这台报应机器不再投入使用之前。我看到一座美丽的城市，还有很多有聪明才智的人从这深渊里升起来，在他们争取真正自由的胜利与失败当中，在即将到来的未来岁月里，我看到此时的邪恶和自然产生这个东西的古老的邪恶在慢慢消失，越来越难以辨认了。
“我看到为之赴死的许多人的生活宁静详和，有益，发达，幸福，就在我再也看不到的那个英国。我见她的胸前抱着一个孩子，孩子取的是我的名字。我见到她父亲，他年事已高，腰弯背驼，但他因此得以复生，在自己的治疗室里忠实地帮助所有的人，心境平和。我见到那位心善的老者，他是他们长久的朋友，在10年的时间里以自己所有的一切丰富他们，他死的时候心境安宁，那是给他的回报。
“我见到自己在他们的心中建起了一处避难之所，在他们子孙的心中，在从今以后的无数世代里。我看见她，一位老妪，她在我的祭日里暗自哭泣。我见到她及她的丈夫，他们的事业完成了，他们临终前在世间的床榻上并肩而卧，我知道他们彼此尊重，知道自己在对方的心里神圣无比，但我却活在他们两个人的心中。
“我看到躺在她怀里的那个孩子，孩子取的是我的名字，在我曾经走过的人生道路上，这个人一路艰辛向前。我看到他每有成就，我的名字就因他的光芒而名垂千古。我看到我扔在上面的污点，慢慢消褪。我看到他了，他是最公正的法官，最值得尊敬的男子，将这取我名字的孩子带到这里，那种前额我是知道的，还有一头的金发。他看上去那么漂亮，根本不似今天这般落魄的样子。我听到他在对孩子讲我的故事，声音温柔，略带颤抖。
“今天做下的事情，比我做过的一切还要好，我要得到的安息，比我知道的一切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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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性中的尊贵与威严：阿拉伯的劳伦斯
摘自温斯顿·邱吉尔《当世伟人》
几个世纪以来，尽管男子气概的理想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欧洲和美国作家所理解和赞美的那种更高层次的男子气概还是相当一致的。《当世伟人》是邱吉尔写的一篇简短但极流畅的散文，称赞T·E·劳伦斯。从形式与内容两方面看，邱吉尔对劳伦斯的赞美都有可能由亚里斯多德或西塞罗进行，它与可以延及古典时代的男子修养与荣誉感的传统如此密切和自然地吻合。根据邱吉尔，劳伦斯体现了积极与深思型美德，我们发现同样层次的德行可以通过欧洲传统一直延至遥远的古代。他是一位了不起的将军、政治家和领袖人物。但是，从邱吉尔的角度来看，更值得人崇拜的是，他还是一位杰出的学者与作家。邱吉尔再次告诉我们，有积极美德的生活当然值得人称颂，但精神生活却是更可敬佩的。“一部史诗，一位奇才，一个饱经磨难的故事，但在这一切的中心是——一个男子。”
我是战争结束之后才见到劳伦斯的。那是1919年的春天，维和者，或至少可以说是一批条约缔结者吧，在巴黎聚会，而此时，战后的英国处在一片混乱之中。战争的压力是那么大，战争的规模如此惊人，在法国进行的多场战斗那么惊心动魄，我只是隐隐约约听说过阿拉伯人的沙漠起义在艾伦比将军的攻势中所起的作用。但现在有人对我说：“你得见见这位非凡的年轻人。他的功绩可谓彪柄千秋。”这样，劳伦斯就来到午宴。一般来说，在此时的伦敦或巴黎，他会披上阿拉伯服装，为的是要使自己代表费索国王的利益，以及当时处在激烈争辩中的阿拉伯人的要求。但这次，他却穿上了平常的服装，初一看就跟许多修剪整齐的年轻军官一样，这些人都是在战争中获取高位和声望的。
之后我有几个星期没有再看到劳伦斯。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那是在巴黎，他穿着阿拉伯人的长袍，堂堂正正的面容。他仪态端庄，说话准确，谈话范围广泛，质量甚高，这一切都因为极端庄的阿拉伯头饰和服装而强化到了极高的程度。他头饰上飘动的盖布，突出了尊贵的面部特征，嘴唇精雕细刻到了完美的程度，扑闪着的眼睛透出神采和无法掩饰的理解力。他看上去就是他当时的样子，是这个地球上最了不起的王子之一。这次我们相处熟得多了，我开始对他的力量和资质形成了很好印象，自此以后都没有忘掉。不管他穿英国日常生活中普通的衣服，还是后来穿着空军机械师的制服，我总可以在奥古斯塔斯·约翰才气四溢的素描中看见他的身影。
我开始听说很多关于他的话，是一些曾在他手下战斗过的人，的确，在各个圈子里都有人在无休止地谈论他，军界、外交界和学术界。看起来，他是一名军人，但更是一名专家；他是一名勇于行动的人，也是一名考古学家；是一位阿拉伯王公贵族，也是一名才学过人的学者。
一个重要的职位要劳伦斯去就任，他立即接任了，虽然我对此并不感到意外，但很多人还是吃惊不小。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错综复杂，棘手的也不少，但这里显然不是详细谈论那些事情的地方。我只大致说一下梗概。有必要当场处理此事。因此我在开罗召集了一次会议，几乎所有的中东问题专家和权威都到场了。在劳伦斯、胡伯特·杨和空军部的特伦查德的伴随下，我动身前往开罗。我们在开罗和巴勒斯坦逗留了将近一个月。我们向内阁提出了如下主要提议：首先，我们必须修复已经对阿拉伯人和麦加地方长官官邸造成的损害，扶植埃米尔·费索做伊拉克的国王，并信任埃米尔－阿布杜拉的约旦河两岸政府。其次，我们将从伊拉克撤回差不多所有的地面部队，并将防卫任务交给皇家空军。第三，我们提议对巴勒斯坦地区犹太人与阿拉伯人之间当前的麻烦作出一些调整，以此搭建未来的基础。
针对前两个提议，出现了极强的反对意见。法国政府对我们向埃米尔·费索表示的支持十分愤恨，因为他们觉得他只不过是一个被打败的叛乱分子。英国陆军部对于撤回地面部队的决定深感震惊，他们预计这样一来，那里会发生流血事件和毁灭行为。但是，我已经注意到，每当特伦查德着手去办一件特别的事情时，他总能圆满地完成任务。我们的提议被接受了，但是，对于匆匆忙忙作出的这项决定，要求进行一年的艰难运作才能使其产生效果。
劳伦斯作为联合国工作人员的任期是他一生非常独特的一个时期。他态度镇定，举止得体，人人都深感惊讶。他乐于跟别人合作，很耐心，使最了解他的一些人感到无法理解。在这些专家之间一定发生过多不胜数的谈话，有时候彼此的关系一定会紧张到极点。但就我而言，我总是得到多方的建议，这几个人是我一生有幸共事的最好的人。如果把新政策带来的极大成功的所有荣誉全都归属于劳伦斯一人，那显然是不公平的。令人吃惊的在于，他总是能够隐忍自己的个性，磨练自己意志当中专断的一面，并把自己的知识投入到公共事业中去。下面这件事情就是明证之一，说明他人格伟大，多才多艺。他看到自己有希望在很大规模上兑现自己向阿拉伯酋长们许下的诺言，并有可能在那个广大的地区重建说得过去的和平。为了这个事业，他有能力当一个——我冒险用一个词——单调乏味的官员。他的一番心血并没有白费。他的目的达到了。
接下来的一段就是他的《智慧的七根支柱》的写作、印刷、装订和出版。现在可能到了谈谈英国文学上的这篇珍宝似的著作的时候。这是一本讲战争与冒险的书，描述阿拉伯人对这个世界的意义，在这方面，没有别的任何一本书能够超过它。它可以列入用英语写作的最伟大的著作之一。如果劳伦斯仅仅写了这本作为他的想象力的结果的著作而从没有做过别的任何事情，那他的名声就只能到——按麦考雷的一句陈腐的话谠一“这个地球的任何一个角落还有人讲英语”的时候。《天路历程》、《鲁宾逊河流记》和《格列佛游记》是英国家庭倍感亲切的读物。这里却是一个极富创意，在兴趣与魅力方面不相上下的故事。但这是事实，而不是虚构。作者还是一位军事指挥人员。恺撒的《高卢战记》说的是更大一些的数字，但在劳伦斯的故事当中，发生在战争与帝国里的所有事情一样都不缺少。关于这场了不起的战争，已经出现了大量的文献，当其中的大部分被未来几代人以摘要、纪事、历史等形式予以过滤和更替的时候，当步履沉重的大军所进行的复杂和代价高昂到无以复加程度的军事行动仅仅为后世的军事学者所关注的时候，当我们的斗争被后人以越来越淡化，越来越真实的分寸重新考量时，劳伦斯关于沙漠起义的故事会在永生之火中闪耀光芒。
我们会看到在被太阳烤焦和枯萎的大地上严酷的骆驼之旅，大自然最极端的孤独使旅行者望而生畏。我们现在也许可以开着汽车或乘飞机考察这种令人不寒而栗的孤独，无尽的沙漠，那被太阳炙烤和强风吹打的岩石，新月下的山涧峡谷。骑在骆驼上的人装备短缺，步履艰难，他们载着炸药经过这些地方，为的是毁掉铁路桥梁，为的是赢得战争的胜利，而且按我们当时的想法，还要解放全世界。
此时我们可以看到作为军人的劳伦斯。不仅仅作为军人，而且还是一位政治活动家：他唤起性情暴躁的沙漠人，看透他们内心的神秘，带领他们进入选择好的行动地点，经常还亲自引爆地雷。这里有很多详细的描述，讲在他的指挥下，数以千计的人在这地狱和火山岩一样的战场上进行残酷的战斗。这里没有集团效应。一切都是紧张的，单个进行的，有感情的，但一切又是在看来禁止人类生存的环境里进行的。在所有的行动当中，只有一个想法，一个灵魂，一种意志。一部史诗，一个奇才，一个历尽磨难的故事，而在这一切的中心是——一个男子。
劳伦斯的性格在他朋友脑海里的印象一直是鲜活的，生动的，失去他的痛感在他的同胞心里从来都没有消褪过。他已经远离我们而去，这让所有人都感觉更难过。这些日子以来，危险和困难集聚不列颠和她的帝国，我们都意识到缺乏一位杰出的人物一同来克服这些困难。而在这个人身上不仅存在着巨大的工作能力，而且还有人人都可以看出来但又无法说清楚的天才感。在他冒险和指挥的辉煌时期，或者在后来这些年的自我压抑及隐忍期间，他都总是深深地影响着他接触的那些人。他们都感觉自己面临一位超凡脱俗者。他们感觉他潜蓄的力量和意志深不可测，无法估量。如果他起而出手，谁能够说有什么样的危机是他不能平息或消除的？如果事情真的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看到他突然出现该是多么让人宽心的一件事情啊！
这种令人激动的威信其中的一部分秘密，当然就在于他对于大部分奖励、享乐和生活舒适品的蔑视。一个人对于家乡、金钱、舒适、级别甚或权力和声名都不太在乎的话，这样的人自然会引起世人的敬畏。人们不禁会心怀忧惧，知道这样的人不在尘世的管辖之内，在这样的人面前，世上一切的诱惑之物形同虚设。他是一位奇怪的超脱者，不为传统所驯服和约束，不随波逐流，在人生的大潮中特立独行。这样的人随时可举行暴力起义，也可作出最大的牺牲。他是一个孤独的人，一个简朴的人，对他来说，生存是一种责任，但又是必须忠诚履行的一项职责。他的确是一位活在山顶上的人，那里空气寒冷、清新、稀薄，在晴好的日子，那里的视野遍及世上所有的王国和王国的荣耀。
劳伦斯是这样的一种人，他的生活节奏比常人快，也更紧张。如同一架飞机只有在一定的速度和迎着空气的压力时才能飞翔一样，他也只有飓风中才飞得最快最平稳。他与平庸不共戴天。残酷的二次世界大战把生活的节奏提高到了劳伦斯的标准。众多的人被推着前进，直到他们的节奏与他的节奏一样。在这样一个英雄时代，他发现自己与人和事件处在了最完美的相互关系中。
劳伦斯是一位真正多才多艺的天才。他掌握着一把总钥匙，可以打开许多扇珍藏宝物的大门。他是军人，同时也是专家。他是讲求行动的人，也是一位考古学家。他是哲学家，也是一位机械师。他有沉默和反思的经验，这样的背景看来使他与他人相处的时候更具魅力，更逗人喜欢，更体现出他天性中的尊贵与威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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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桑·弗朗索瓦·多米尼奎：军人、政治家、殉道士
摘自温德尔·菲律普斯《演讲集》
这是一篇称赞海地独立运动领导人杜桑·弗朗索瓦·多米尼奎（1743—1803）的演说词，作者为美国废奴运动改革家温德尔·菲律普斯（1811—1844）。
如果我站在这里为大家讲拿破仑的故事，那我会说出法国人嘴里的话，因为法国人觉得没有哪一种语言丰富到足以描述这位19世纪的统帅的故事。如果我为大家讲述华盛顿的故事，那我会说出你们心里的话，因为你们觉得没有哪一块大理石洁白到足以刻上这位开国之父的名字。但是，我将要为大家讲述一位黑人的故事，他几乎没有留下一行书面的文字。我将从英国人、法国人、西班牙人不太情愿的证词里收集他的故事，这些人讨厌他，因为他是黑人，是奴隶；恨他，是因为他在战斗中打败了他们。为他的传记而收集的材料全部来自他的敌人之嘴。我们先暂停一会儿吧，让我们找点什么东西来衡量他。你们记得麦考雷比较克伦威尔和拿破仑的时候说过，克伦威尔是更了不起的军事天才，假如我们考虑他40岁以前从来都没有见过军队的话，而拿破仑从小就在欧洲最好的军校里接受教育；克伦威尔自己组建部队，而拿破仑在27岁的时候就成了欧洲最强大军队的首领。麦考雷说，他们两人都是成功者，但是，因为英国人处在不利的地位，因此而是更了不起的天才。不管大家是否同意这样的推断法，至少都会同意这是一种公平的衡量方法。我们把这个方法应用在这位黑人头上。克伦威尔40岁才见过军队，这个人50岁才见到一名士兵。克伦威尔自己组建军队——招募的什么人？英国人——欧洲最优秀的民族。英国人中的中产阶级——英伦岛上最优秀的一批人。他用这批人征服了什么？英国人——他们同等的人。这个人从哪里招募兵员？从你们称之为可厌的一个种族，他们是黑人，品质恶劣的人，因为200年的奴役而丧失了斗志的人，其中的10万人在4年内进口到那个岛上，他们甚至都不能用彼此听得懂的话交流。可是，就是从这样一批人当中，从这样被你们看作是可厌的乌合之众当中，他形成了一道霹雳，然后劈向了什么人？欧洲最自傲的民族，是西班牙人，并将他们征服后赶了回去。欧洲最好战的民族，就是英国人，他们偷偷躲到了牙买加。好吧，如果克伦威克是一位将军，至少这个人就是一位士兵。
好了，蓝眼的萨克逊人，为你们的种族骄傲吧，现在跟我一起回到本世纪的开始，选择无论你喜欢的哪位政治家吧。不管他是美国人还是欧洲人，不管他有没有作为六代人文化结晶的大脑，也不管他有没有大学日常教育的成熟培育，再加上更好的实际生活方面的教育吧，在他的太阳穴上披上70年的银色卷发吧，然后让我看看那有萨克逊血统的男子，因为他最热切的崇拜者将为他戴上桂冠，这桂冠将如同心存怨恨的敌人在这位黑人眉毛上披戴的桂冠同样华丽——少见的军事才能、对人类本性深厚的了解、能弥合党派歧见的内涵，还把自己的国家托付给子孙的血液——先罗伯特·皮尔50年，跟罗杰·威廉斯一起接管他的车站，远在任何一位英国人或美国人得到这项权利之前；可这就是敌对国家的历史为这位名叫圣多米尼奎的令人鼓舞的黑人所做的纪录。
有些人怀疑这位黑人的勇气。去海地吧，站在法国最优秀的5万名士兵的坟上，问问他们觉得这黑人的剑法如何。
我倒想称他为拿破仑，但拿破仑在通往帝国的路上趟过了血海，而且累累毁约。这个人从来没有说话不算话的时候。我想称他为克伦威尔，但克伦威尔只是一个军人，他创建的国家跟他一起走进了坟墓。我想称他为华盛顿，但那位伟大的弗吉尼亚人自己也蓄奴。这个人宁肯拿自己的帝国冒险也不愿让奴隶贸易存在于他治下的任何一个微不足道的村庄。
你们觉得我是个人崇拜狂，因为你们读历史不用自己的眼睛，而是带着自己的偏见。从今往后50年，当真理有人听见的时候，历史的女神会用弗西恩代表希腊，把布鲁图看成罗马，把汉普顿看作英国，把法耶看成法国，历史女神会选择华盛顿，把他看作我们早期文明灿烂的圆满之花，然后用她的笔饱蘸阳光，用最清澈的蓝色首先写下这位军人、政治家和殉道者杜桑·弗朗索瓦·多米尼奎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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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境对于伟人的价值
接自塞涅卡《论天意》
普通人可以获取成功，甚至连凡夫俗子也有成功可言，但是，遭逢劫难、历经痛苦而仍然有所建树，却只有伟人才能做到。的确，一个人如果总是欢天喜地，一辈子从来没有精神痛苦，那他对于自然的另一半可谓全然无知。你可能是个伟人，但如果命运之神从没有给你一个机会显示你的价值，那我怎么可能知道呢？你作为竞技者参加了奥林匹克运动会，但那只是你一个人参加的运动会，你得了皇冠，但胜利不属于你。你得到我的喝彩，不是作为一个勇敢的人，而是说好像你得到了领事或代诉人的地位一样。你使自己的地位得到了稳固。同样，我也可以对一个不错的男子说，如果没有更严酷的环境让他有机会独自一人展示自己心灵的力量，“我判断你是一个不幸的人，你一生都没有找到对手，没有人会知道你能做什么，甚至连你自己都不知道。”一个人要了解自己，他必须受到考验；除非历经考验，否则，没有人知道他能干什么。因此，有些人主动接受迟到的不幸，并找机会在自己的价值快要消隐无踪之前展示出来。我说，伟大的人物经常逆来顺受，战场上勇敢的军人也是一样。我曾听说，台比留时代的一位格斗士特里鲁姆菲斯抱怨表演越来越少了：“多么美好的一个时代已经过去了！”
真正有价值的人会寻求危险处境，并多想其目标而少想所要经历的痛苦，因为就连将要经受的痛苦也是荣耀的一部分。武士的荣耀在于自己的伤口，并乐于展示因为较为幸运而溅出的血。从战场上归来的人，如果身上没有伤，他也有可能经历过战斗，但带伤归来的人却会吸引更多人的注意。我说，上帝特别青睐这样的人，每当得到完成一项勇武和有胆识的业绩的任务时，都能够按希望的那样展示他最大可能的美德，而且为了这个目的，他们必须要经历人生的磨难。你学会在暴风雨中了解一位领航员，你学会在战场上理解一位军人。如果你沉迷于财富之中，我如何得知你面对贫穷时会有怎样的精神面貌？如果你在掌声中一直活到老——如果不可抵挡的好感包围着你，并因为人类头脑里某种倾向而扑向你，那我如何得知你面对羞辱、不名誉和公众仇恨时会有多么坚强？如果你所有的孩子全都围绕在膝下，那我如何知道你痛失亲子时会显出何等样的镇定？我听到你安慰别人时说的话。如果你对自己说那些安慰的话，如果你告诉自己不要悲伤，那么，我有可能会看到你真正的性格。我请你不要退缩，不要害怕不死的神灵向我们的灵魂不断发来的挑战。灾难是美德的机会。因为过量的好运而感到枯燥的人，那在安静的大海死寂的平静中歇息的人，完全可以说他们是些不幸的人，无论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对他们来说都是一种变化。残酷的命运对没有经验者打击最甚。新兵想到受伤就脸色惨白，但老手面对自己身上的血块纹丝不动，因为他们知道血经常就是胜利的代价。同样，对于他赞同的，他所爱的，上帝会给他磨难，会考查他，会劳其筋骨。但是，对于他看来要恩宠的人，对于他看来想保护的人，上帝其实故意使其在即将到来的灾难面前软弱不堪。如果你假定有任何人能够免于灾难，那你真是错了。哪怕洪运高照的人，迟早也有一天会遇到自己的灾难，任何看来逃过一劫的人，其实都被判了缓刑。上帝为何要让疾病、悲伤或其他形式的不幸降临到他所宠幸的最好的人头上呢？因为同样的原因，最勇敢的士兵往往在军队里被派往最危险的地方。将军会挑选一些士兵夜袭敌人，侦察敌情，或拔除敌营。这样的人执行命令时都不会说：“我的长官故意找我的茬。”而是说：“他在赞扬我。”同理，所有接受召唤而承受懦夫或胆小鬼吓得要哭的苦难的人都会说：“上帝把我们看作实现他的事业的有用工具，他要发现人的天性能够忍受多少痛苦。”
逃避奢华，逃避让人赢弱无力的好运，逃避让人头脑麻木的一切，如果没有任何东西干预进来，提醒他们共同的命运，他们会跟过往的历史一样沉入无穷尽的醉态和昏沉。总有光滑的玻璃窗户挡住气流的人，双脚总有不时更换的热敷用品保暖的人，那些享用总有热空气从地下通过，在墙体里循环，因而暖烘烘的餐厅的人，只需要一阵轻风就能使他们处在巨大的危险中。虽然所有的过量都是有害的，但最危险的还是没有限制的好运。好运使人激动，它会在人的脑海里唤起虚荣心，并在真实与虚假之间的界限上罩上浓云厚雾。与其骄奢淫逸，享福无边，借助美德的帮助而忍受无尽的不幸难道不是更好？饥饿使人死得轻松，但滥食令人肚腹爆裂。
因此，在好人的例子当中，神灵遵从的规则跟老师教育学生时的规则一样，他们对寄予厚望者做出最多的要求。古代斯巴达人当众鞭打自己的孩子以考验其勇气，你能想象他们是恨自己的孩子吗？他们自己的父亲鼓励他们勇敢地忍受鞭子的抽打，哪怕打得全身皮开肉烂，半死不活，还要鼓励他们拿出自己受伤的身体让人继续抽打。因此，如果上帝让高贵的人历经磨难会是一件奇怪的事情吗？对人的德行的考验从来都不是轻描淡写的。如果我们被鞭打，如果我们被命运折磨得死去活来，那就让我们忍受吧。那不是残酷，而是一种斗争，我们参与这样的斗争越是多，就越是会坚强。人体最强壮的器官往往是经常使用的器官。我们应该把自己交给命运去考验，在我们与命运搏斗的过程当中，会因为命运而坚强起来。这样，命运之神就会慢慢将我们变成与她相配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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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几何时，我们的祖辈拥有这美丽的家园
摘自瑞德·杰克特《论白人与红脸者的宗教》
一位首领捍卫人民的尊严与诚信。1805年，一个基督教传教士提议在六族同盟中传教，美国土著领袖瑞德·杰克特就此在六族同盟大会上讲话。
我的朋友和兄弟：我们今天在此聚会，这是大神的旨意。他主掌一切的事务，给了我们这样一个晴好的日子召开这次大会。大神在日出之前揭去了他的外衣，因而让它的光芒照耀在我们头上。我们的眼界大开，故能看得更清，我们的耳朵不再阻塞，故能听见你们的呼声。所有这些恩遇，我们感谢大神，也只感谢我们的大神。
兄弟，请听我说完我要说的话。曾几何时，我们的祖辈拥有这美丽的家园。他们的土地从太阳升起的地方一直延伸到日落之所。大神让这美丽的地方归印第安人使用。他创造了水牛，鹿和其他供我们食用的动物。他创造了熊和海狸，它们的皮毛供我们裹肤穿戴。大神把一切的创造物遍布在各处，方便我们取用。他令大地出产玉米，好教我们做成面包。大神成就所有的一切，全都是为了他红脸的子孙，因为他爱这些红脸的孩子。如果我们就狩猎之地发生争执，一般都会协商解决，根本不用血流遍野。
但是，邪恶的日子到来了。你们的祖先远涉重洋，来到了这片美丽的国土。他们的数量很小。他们交结朋友，从不树敌。他们告诉我们说，他们从自己的祖国逃命出来，因为害怕邪恶之人，他们来到这里是要过自己的宗教生活。他们只要一小片土地。我们怜惜他们，满足了他们的要求，他们就在我们中间安置下来。我们拿出玉米和肉类给他们，他们却回报以毒药。
兄弟，白人发现了我们的国土。消息传了回去，更多的人来到我们这里。但我们并不害怕他们。我们拿他们当朋友。他们称我们为兄弟。我们相信他们，给他们更多的土地。他们的人数在不断增加。他们需要更多的土地，他们想要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眼睛睁开了，我们的情绪开始不安。战争爆发了。有人雇印第安人去杀印第安人，我们的很多族人都被消灭。他们还带来很多烈酒，烈酒热辣灼人，成千上万的人因此倒下。
兄弟，我们的国土曾经广大，而你们的土地曾只有一点点。你们现在已经成为一个伟大的民族，而我们却只有很小一块地方铺展我们的床毯。他们拿走了我们的国土，但仍然不满足，还想强迫我们接受你们的宗教。
兄弟，继续听我说吧。你们说来这里是要教我们如何按大神的意旨崇拜大神，说如果我们不能掌握你们白人传播的宗教，之后我们就不会幸福。你们说你们是对的而我们只是迷失的人。我们如何才能知道事情是这样的呢？我们知道，你们的宗教写在一本书里。如果这样的宗教是为我们而创的，为什么他不让我们的祖先也知道有这么一本书呢，为什么不让我们掌握正确理解这本书的方法？我们只知道你们告诉我们的一切，我们经常受白人欺骗，我们如何能够再相信他们？
兄弟，我们不能够理解这些事情：我们得知，你们的宗教给了你们的祖辈，然后父子相传直到今天。我们也有一个宗教，这宗教给了我们的祖辈，也代代相传一直到今天：这宗教告诉我们说，人要知恩图报，要彼此相爱，要和睦相处：我们从不在宗教的事情上争吵。
兄弟，大神创造了我们所有人，但是，他在自己的白肤色孩子和红肤色的孩子之间留下了很大的差异：他让我们有不同的脸色和不同的习惯。对你们他给了艺术：这方面他没有打开我们的眼睛。由于他还在其他许多方面留下了许多的差别，那他为什么不能给我们一种不同的宗教呢？大神做得很对：他知道什么东西对他的孩子们最好。
兄弟，我们不想毁掉你们的宗教，也不想从你们那里接受宗教。我们只想过我们自己的宗教生活。
兄弟，我们得知你还在向这里的白人传教。这些人都是我们的邻居。我们会等一阵子，看看你们传教会对他们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如果我们发现这使他们变成诚实的人，而且以后不再欺骗印第安人，那我们会重新考虑你所说的话。
兄弟，你现在听完了我的回答，我们目前也只想说这么多的话。鉴于就要离开了，我们会再次回来牵你的手：我们希望大神会保护你一路平安，并将你安全送交你们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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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祖辈全都是武士
摘自《特库姆塞致哈里森州长信，1810年》
肖尼族的大酋长特库姆塞（1768—1813）试图组织落族联盟以阻止白人殖民者不断西进。
不错，我是肖尼族人。我的祖辈全都是武士。他们的儿子是武士。从我的祖辈我获取了自己的生存，从我的部族我什么都不取。我是自己命运的主宰者。啊，当我想起主宰这宇宙的大神，但愿我能让我红脸部族的运气，但愿我能让我祖国的运气跟我想象中的一样好。这样的话，我就不必来找哈里森州长，不必请他撕掉和约，不必请他拔掉界桩，反而我会对他说：“先生，你们可以自由地回到自己的国家去。”
我内心的存在与往昔的岁月交流，它告诉我说，直到不久以前，这个大陆上并不存在什么白人，这整个大陆全都属于红种人，他们源自同样的父母，创造了红脸人的大神把红脸人放在这个大陆上，让我们守卫这个地方，让我们在这里来回行走，让我们享用这里的物产，让我们在这里繁殖同样的子孙。我们曾经是一个快乐的民族，但这个种族因为白人的到来而过上悲惨的生活，白人从不满足，他们不断地进犯。阻挡和停止这恶魔的办法，也是惟一的办法，就是所有红脸人联合起来，宣布我们在这块土地共同和同等的权利，就跟最开始一样，以后也要这样，因为这个国土从来都没有进行分割，而是属于使用人共同使用的。因为没有任何一方有权买卖，哪怕彼此间的买卖，更不用说卖给陌生人了——这些人希望得到全部，少一点都不行。
白人无权从印第安人手中拿走土地，因为印第安人最早拥有这片土地；土地是印第安人的。他们可以卖掉土地，但所有的人都必须参加，没有经过所有人同意的销售是无效的。最近的交易是不好的，那是单边构成的一笔交易，一方是不知道如何交易的。为所有人谈一笔交易就需要所有人参加。所有红脸人对未居住的土地都有同等的权利，拥有的权利在一个地方跟在另一个地方是一样的，同一个地方不可能为一方以上的人拥有，最先拥有的权利排斥其他人的拥有权利。狩猎和旅行就不是这样的，因为同样的一片土地可作多种用途，而这些用途一天可以一个接一个地产生，但是，营帐是不动的，这就是拥有。它属于第一个坐在自己铺在地上的毯子上或皮毛上的人。直到他离开以前，别的任何人都没有拥有它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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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升华
摘自荷马《伊利亚特》
阿基里斯杀掉赫克托，但仍不解恨，拒绝归还这名特洛伊人的尸体供人们体面地安葬。他把赫克托的尸体拖在战车后围着特洛伊的城墙转，羞辱赫克托的尸体。阿基里斯的母亲警告他说，天上的神灵对他不尊重一位有价值的对手的行为甚是恼怒。神灵赞扬男子的骄傲感，但要求有价值的人应该彼此尊重，哪怕是处于敌对关系当中。阿基里斯是在发泄只有神灵才有权实施的报复。
头盔闪光但有气无力的赫克托对他说：
“我恳求你，看在你妻子，你的子孙，你的父母的面上，不要让狗在亚该亚人的战船旁边撕咬我的尸体，你尽管取走无限丰富的青铜和黄金，拿走我的父母会送给你的宝藏，只求你放过我的尸体，让他们运回家去，让特洛伊人和特洛伊的妇女们按仪式行火化之礼。”
但是，快腿的阿基里斯却面露凶光地答道：
“你这条狗，别再乞求我了，不要拿我的子孙或父母来乞求，但愿我的愤怒和心境能让我砍下你身上的肉生吃掉，因你对我犯下了种种的罪行。因此，没有人来牵走撕扯你脑袋的狗，哪怕他们把10倍20倍的赎金拿到我的面前，而且许诺更多都不行，哪怕特洛伊的达旦罗斯之子普里阿摩斯王愿意拿与你身体等重的黄金来也不行。我不让生了你的母亲将你摆放在死人睡的床上哀悼你，不，我要让狗和鸟拿你的尸体当美餐。”
头盔闪亮的赫克托气息奄奄，他对阿基里斯说：
“看着你的眼神，我已经很了解你了，我知道自己无法说服你，因你的胸膛内的确是一颗铁石之心。现在请你注意，因我可能变为神灵对你的诅咒，到那天，帕里斯和福波斯·阿波罗会在斯卡伊安的城门取你的性命，哪怕你一生英武勇猛。”
说着，死亡的后门就在他身上关上了，他的灵魂脱离了肢体，一路下到死神的屋里，哀叹她的命运，让青春和男子气概留在了她的身后。现在，虽然赫克托已经成了死人，但英武的阿基里斯却还在对他说话：
“去死吧。到时我自己也会死的，宙斯和其他的神灵想要我什么时候死就什么时候死。”
他那受人尊重的母亲来到他的身旁，坐在他的旁边。她用手安抚他，称他的名字，然后对他说：
“我的孩子，你这样因悲伤和哀悼而让自己揪心，不吃不睡的日子还要持续多久？此时哪怕找一个相爱的女子上床躺一会儿也会好一些。因你不会跟我太久了，死神和大力的命运之神已经在你的头上盘旋。你听我说吧，因我自宙斯处来，还带有他的口信。他说众神对你心有不悦，他本人尤其对你特别生气，因你在狂怒之下将赫克托的尸体挂在船侧，没有给他应有的尊重。来吧，把他放了吧，把人们为尸体交的赎金收下。”
（特洛伊的国王普里阿摩斯来到希腊人的营帐，请求将他儿子的尸体归还给他。这位老人抱住那年轻人的双膝苦苦恳求。阿基里斯想起自己远在万里之外的父亲，因此心就软了。赫克托的葬礼得以举行。在诗的结尾，阿基里斯因为体验到了除他自己之外的其他人的痛苦，因此而得以升华，变成了一个凡人。哀悼超越了战争的界线，阿基里斯终于成为完全意义上的人类。）
身材高大的普里阿摩斯悄悄来到阿基里斯的身旁，他抱住阿基里斯的双膝，吻着那双杀人无数且弄死了他那么多儿子的危险的手。一个在自己的家乡杀死了人的男子，凶险的灾难会降临在他头上，因此他来到异国他乡，碰到一个了不起的人，因此，看他的人都会产生一种惊奇感。同样，阿基里斯就这样看着神样的普里阿摩斯，内心充满惊奇，另一个人也是一样惊奇，他们彼此对望。但是，普里阿摩斯现在开始用恳求的语气跟他说话了：
“神灵一样的阿基里斯啊，请想想你的父亲，他跟我差不多大岁数，都是一把让人悲伤的年纪。住在他周围的人围住他，伤害他，却没有任何人来保护他不受愤怒和毁灭的打击。可是，当他听说你，而且得知你还活在人世，内心里一定会充满欣喜，他的日子就会在希望当中度过，因为他知道你从特洛伊回家的时候，就会看到自己心爱的儿子。但对我来说，命运真是太不公了。我有特洛伊最好的儿子，但我再也看不到一个儿子会留在我的身边了。亚该亚人来到这里的时候，我一共有50个儿子。有19个儿子为一母所生，另外的妇女在宫中为我生下了其余的孩子。在这些儿子当中，狂怒的阿端斯夺走了他们大部分人的力气，但有一个留了下来，他守住我的城池和人民，可就是这个儿子，几天前为了保卫他自己的祖国而死于你的手中。赫克托就是我的儿子，我今天来到你们亚该亚人的船上，目的就是要求你放掉他的尸体，我还带来了数不胜数的重礼。阿基里斯啊，请看在众神的份上，想想你自己的父亲，可怜我这一把老骨头吧，我是比你父亲更可怜的人。我经历的痛苦不是凡人所能承受的，亲手杀死我几个孩子的人，我来吻这个人的手。”
他这么说着，在另外一个人的心里勾起对于自己父亲的伤心回忆。他拿开这老人的手，将他轻轻推到一边去，这两个人就各自陷入了回忆。普里阿摩斯在阿基里斯脚下缩成一团，在那里为骁勇善战的赫克托哭泣，而阿基里斯现在也一会儿为自己的父亲哭泣，一会儿为帕特罗克洛斯哭泣。他们哀悼的声音在房间内回荡。接着，伟大的阿基里斯在悲伤中得到了满足，之后，哀痛的情绪从他的身心里消失，所以他从座椅上站起身来，牵住老人的手，将老人拉起身来。他怜惜这老人一头白发，怜惜他一脸灰白的胡须，并用恰当的话语对他说：
“啊，不幸的人，你的脑海里一定经受了不同寻常的痛苦。我是滥杀无数凡人，包括你众多儿子的凶手，你竟敢一个人来到亚该亚人的战船，让我本人看见你？你的心一定坚如铁石。但是，不要失望，不要永无止境地哀伤，因为无论你哀伤到什么程度，对你的儿子都没有任何用处。人死不能复生。不久之后，你还会体验更多的悲伤。”
对此，老迈和神样的普里阿摩斯说：
“你是宙斯所爱的人，赫克托被人遗弃在一旁的时候，请不要让我坐在椅子里。请你快快将我的儿子归还于我，让我的眼睛可看到他。我带来了赎尸的礼金，请收下吧，了不起的人。你可欢心地收下这笔钱，回到你自己父辈的国家，这样你可让我继续活下去，继续看到人世的阳光。”
接着，快腿的阿基里斯不悦地看着这个人说：
“不要再烦我了，老先生。我本人正在考虑将赫克托的尸体交还于你的事情。”
——
攀登
摘自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
马可·奥勒留相信，如果人的灵魂是自由的，那他就处在最高意义上的自由中，不管他是皇帝还是奴隶，有时候，人所经历的可怕和不名誉的专制压迫，会严重到足以让人的灵魂发生改变的程度。一开始他们可能是被动的受害人，但是，他们所受的折磨和经历的苦难会慢慢地净化他们，使自己抛弃尘世的依恋和浮华，灵魂脱离肉体，并从俗世的地位与权利追求梦想中解脱出来。人会失去赖以生存的大部分东西，但他们会获取超凡的精神力量，是压迫者无法触及的。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回顾他在古拉格群岛漫长的囚禁史，讲他在那许多年里如何得到了改造，如何成为更好的男人。《古拉格群岛》是本世纪最动人的小说之一，确认了人类的精神能够战胜专制暴政最残酷的羞辱与折磨。
很多年过去了……
不是迅疾的断奏，不是他们在劳改营里所说的那种“冬一夏，冬一夏”，而是持久的秋天、无尽的冬天、勉勉强强的春天，还有极短的一个夏天。在古拉格群岛，夏天总是短暂的。
时间只有1年，可是，我的天，感觉起来是多么的漫长啊！在这一年时间里，人有多少时间可以思考问题啊！在330天的日子里，你得跺着脚出来排队，不管是毛毛细雨还是泥泞的雨天，不管是透骨的暴风雪还是零下多少度的撕咬般的严寒。在330天的时间里，你得干让人憎恨的奇怪的活，脑袋里面空空落落的。在330个夜晚，你躬起腰来，浑身湿透，冻得发抖，排在下班的队伍里，等待极远处的看守塔楼派来集合的卫队。再后是远距离行走，再走回来。弯腰躬在730碗稀粥上，弯腰躬在730份粗磨粉食品上。是啊，然后在多层床上醒来和睡去。没有收音机，没有书籍让人分一下神。什么都没有，还得感谢上帝。
而这才不过是1年，但总共有10年，总共有20年……
再后，等你因营养失调而住进医院后，那就是一段美好时光，是你可以思考的美好时光。
思考！从不幸当中得出一些结论。
说到底，在那些没有终点的时间里，囚禁者的脑海和灵魂难道不是处在不活跃的状态里？远远看去，那一大堆人就如同蜂拥而动的虱子，但是，他们是创造物顶层的人不是吗？毕竟，曾几何时，上帝的一星微弱的火花也曾往他们脑海里吹动过一次，难道不是这样的吗？因此，这些东西现在怎么了？
多少世纪以来，一直认为罪犯之所以有一个刑期，正好就是因为这个目的，就是要让他们在整个刑期里思考自己的罪行，让他们的良心受到打击，让他们懊悔，然后慢慢改造。
但是，古拉格群岛根本没有良知的痛苦！这里的人100个当中就有5个小偷，他们所犯的罪在他们看来根本就不是什么应该责备的事情，反而只是勇气的标志。他们幻想将来要更大胆和更聪明地大偷特偷。他们没有任何值得懊悔的事情。还有5个是……大盗，但他们不是从人群中盗取东西。在我们这个时代，能够做大盗的惟一地方就是政坛，而政坛本身就从人民那里无所怜惜地盗取钱财，因此，对这些人来说，他们有什么值得懊悔的呢？也许他们没有偷得更多，分得更多，因此而保持自由？因此，就剩下的那85％的人来说，他们从来都没有犯下任何一种罪行。他们应该为什么事情而懊悔呢？他们觉得自己的想法是什么样的？（不过，他们想办法折磨和糊弄其中的一些想法，直到他们的确有一些忏悔为止——他们忏悔自己为什么会如此堕落……我们来回忆一下尼娜·佩里古德的绝望吧，因为她根本配不上卓亚·柯斯莫德米扬斯卡亚）。或许是一个投降了，因此在一种无望的情形中成为战俘的男子？或许因他在德国人手下做过事，而不是因饥饿而死亡？（不过，他们想办法让允许做的和不允许做的事情混在一处，这样就有一些人会受到极大的折磨：与其以那种方式去挣取面包，当时我应该一死了之的）或许是在集体农庄的农田里劳动，什么也得不到的时候，他拿了一点东西回家喂孩子？或者他因为同样的原因把工厂的某个东西拿回了家？
不，你不仅仅不会懊悔，而且你清澈得如同山顶湖水的意识在你的眼中会闪出光芒来。（你的眼睛因苦难而净化，会在别人的眼里看出最模糊的疑虑。例如，你的眼睛会看出密探来。例如，契卡队员并没有意识到我们能看透真相的能力——那是我们针对那种制度的“秘密武器”。而国家安全部门在我们这里总是吃败仗）
就是我们这种差不多没有异议的天真的意识才使我们与杜斯妥也夫斯基笔下的重体力劳改犯不同，才和雅库波维奇笔下的重体力劳改犯不同。在那里，他们意识到自己已经被定为叛节者，而我们却自豪地知道，他们可以像关押我们一样关押任何一个自由人。我们知道铁篱只是一种名义上的界限将我们彼此隔开。更早一些时候，大多数人都有一种无条件的个人内疚感，而在我们中间，存在极强的灾难意识。
为了不在这场灾难中消亡，就必须存活下来。
劳改营里自杀的人极少，这难道就不是根本的原因？是啊，极少，尽管以前的囚犯很可能都能回想起一件自杀事件。但他能回想起更多逃狱的事情。逃狱的人肯定多过自杀的人！（赞成社会现实主义者的人可以表扬我：我是在沿着乐观主义的路线前进）而且，自残的人也多得多，自残比自杀多得多！但这也是热爱生活的表现，这是精打细算的行为，牺牲局部而保全整体。我甚至想象，从统计学上讲，劳改营中每千人口的自杀数远远低于处在自由中的人口。我当然没有办法来验证这个说法。
但是，斯克里普尼柯娃想起一名30岁的男子，他于1931年在梅德伏基哥斯克的一间女厕所里上吊死了。就是他要被释放的那一天！因此，也许那是因为对于当时的自由产生的一种厌恶感？（两年前他妻子抛弃了他，但他当时却没有上吊）嗯，设计师沃隆诺夫在伯里波勒姆劳改大队营的俱乐部里吊死了。共产党官员阿拉莫维奇是第二次来服刑的，他于1947年在克纳亚波哥斯特一家机械修理厂的顶楼上吊死了。在战争年代的克拉斯拉格，立陶宛人主要因为他们以前的生活当中没有任何东西让他们为当时的残酷生活做好准备，因而成了一个完全陷入绝望的地方，他们迎着步兵游行，好让自己被枪打死。1949年，在佛拉迪米尔一弗林斯克，一名年轻人因为审讯受了惊，因此试图上吊，但波农尼乌克及时将他放了下来。在卡鲁加盖特，前拉脱维亚的一名官员在劳改营的医院里偷偷爬到直通尚且没有修好的空荡荡的顶层的楼梯。契卡护士看到了他，因此在后面追赶。她在六层楼的开口阳台上抓到他了。她只抓到了他的衣服，但自杀者扯脱了衣服，结果什么内衣也没有穿，全身光光地飞身跳下，跟一道白色的闪电一样落在忙碌的波尔沙亚卡鲁奇斯卡亚的街头，当时是夏天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艾米是一名德国共产党员，得知她丈夫的死讯后，她在零下几度的天气里离开劳改营，脱掉身上的衣服好患上感冒。在弗拉迪米尔特别监狱里，英国人凯利用技巧割断了自己的血管，当时大门都敞开着，监狱的看守就坐在门口。
我重复说一次：还有很多人可以重述类似的案件——但是，在服过刑的数以百万计的人当中，这样的数字毕竟是小数。哪怕在这些例子当中，极大部分自杀案件也都是外国人、西方人讲出来的，这一点相当明显。对他们来说，转到古拉格群岛对我们来说是更大的打击，因此，他们就以此方式了结一生。自杀者通常还都是些忠诚的人（在铁石心肠者中间却很少见）。人们能够理解其中的原因——毕竟，他们的头脑已经完全混乱不堪，脑袋里面整天都在嗡嗡响，他们如何受得了？（卓西娅·萨尔勒斯卡是一位波兰贵族妇女，她把一生献给了“共产主义事业”，为苏联做情报服务，但她在审讯期间三次企图自杀：她上吊—但被他们放了下来；她割脉——结果他们又阻止她了；她爬上七楼窗台——但昏昏欲睡的审讯人员却抓住了她的衣服。他们救了她三次命——这样他们就好枪毙她）
可是，如果有一个人没有什么忏悔的——那么，这个囚犯整天会想什么呢？“贫穷和监狱让人长智慧。”的确如此。但是——这样的智慧拿来干什么用呢？
看看其他一些人，而不仅仅是我的境况。我们最初的地方，也就是滚滚黑云与火山喷发岩一样的黑柱构成的监狱的天空——这就是庞培的天空，最后审判日的天空，因为不是每个人都被逮捕，只有我——我是这世界的中心。
我们最后的监狱天空高到了无限的程度，是那无限清澈的天空，比天蓝色还要蓝的天空。
我们所有人（除开信教者以外）都从一个地方开始：我们想拔掉头发，但头发已经剪得很短了！……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如何能不发现那些瞒着我们告密的人？我们如何能看不到自己的敌人？（我们是多么憎恨他们啊！我们如何才能报复他们呢？）多么鲁莽，多么盲目，多少错误！如何得以纠正？这些问题必须立即予以纠正！我们必须写下来……我们必须说出去，我们必须交流……
但是，我们一点办法也没有。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救我们！在合适的时候，我们会签署200号表。到了合适的时候，法官会当着我们的面宣布我们的刑期。
接着就是转押期。此时，我们会时不时想到自己未来的劳改营，现在也想回忆当时的一些事情：当时有多少机会没有利用啊！……我们现在如何弥补这样的损失？如果我能活着出去，啊，多么冷漠，多么聪明，我会活下去的！我们未来被释放的那一天？它像太阳一样闪出光芒！
结论是：活下去，迎接那一天的到来！活下去！不惜一切代价活下去！
这只是用词的一种转换，是一种说话的习惯：“不借一切代价。”
但不久，这几个字会因为它们真实的意义而膨胀起来，一个严肃的誓言形成了：不借一切代价活下去。
刚一放弃“不惜一切代价活下去”的目标，并且去到镇定和简朴的人们去的地方——监禁就开始对你以前的性格产生作用了，这样的作用过程令人惊讶。监禁使人的性格朝完全无法预料的方向发展。
看起来，在这样的情形当中，怨恨的感觉，被压迫造成的内心紊乱，无目标的仇恨，易怒的心态，还有紧张感都会成倍增强。但你本人并没有注意到，随着时间难以触摸的流动，被奴役的状态会在你心里养成矛盾感情的小苗。
曾几何时，你会感觉极其偏狭。你常常会处在急急忙忙的状态里。你经常感觉时间不够用。现在，你有大量的时间可以利用了。你会因为时间过多而恶心，有无数的月份，有无数的年头，你前后左右都是时间——一种有益和有镇定作用的流体在你周身的血液里流动——耐心。
你在攀登……
以前你从不原谅任何人。你判断别人的时候毫不留情。你赞扬别人的时候也没有节制。现在，一种可理解的适度成为你尚且没有分类的判断力的基础。你慢慢意识到自己的弱点——因此你可以理解别人的弱点。你会对别人身上的长处感到吃惊。你希望自己也具备那些长处。
石头在我们的脚下发出沙沙的响声，我们在攀登……
多年之后，一种装甲一样的克制力包裹住了你的心，包裹住了你所有的皮肤。你不忙着提问，你也不忙着回答。你的舌头不再那么容易翻动了，它们已经失去了弹性。你的眼睛不会因为好消息而闪出快乐的光芒，也不会因为悲伤而显出忧郁。
因为你得检验事情到底是不是那个样子的。你得确定高兴和悲伤的意义。
你生活的规则已经变成了这个样子的：找到了不要高兴，失去了不要哭泣。
你的灵魂以前干枯如槁木，现在却因苦难而成熟。如果你尚且没有按基督教里面所说的那个意义去爱邻居，至少你现在会爱自己身边的人。
那些围在你身边，同处在奴役状态里，精神上离你最近的人。我们有多少人都慢慢明白了：正是在奴役状态下，我们才第一次明白什么是真正的友谊！
还有你的血亲，他们在以前的生活里围绕着你，他们爱你——可那些时候，你在他们的生活中却扮演着暴君的角色……
你思想可以发展的方向就在这里，它让人安慰，是一个永无尽头的发展方向：重新思考你以前的生活。记住你自己做过的所有坏事，可耻的事，好好想一想，你现在难道不能改正吗？
是啊，你不为什么就给关押起来了。你在国家和它的法律面前没有什么可以忏悔的，但是，在你自己的良知面前呢？在单个的一些人面前呢？
回头看，我发现在自己全部有意识的生活当中一直都没有明白自己，也没有明白自己做过的一切。在以前那么多的时间里一直觉得有益的事情，现在看来实际上却有致命错误，我所走过的道路通往了相反的方向，那的确是我必须做的事情。但是，正如海浪会打翻没有经验的游泳者，将他冲回沙滩一样，我也因为不幸的打击而被冲回到了干地上。正因为这个原因，我才有机会走过一直都想走的道路。
在监狱的这么多年里，我就得到了拿自己弯下的腰去肩负这个重担的机会，差不多都给压垮了，我得到的经验是：人类如何会变得邪恶，人类又如何会变成善人。在年轻时代的成功当中，我陶醉其中，以为自己多么了不起，因此我是一个残酷的人。我手握大权，因此而成为一个杀人犯，也是一个压迫者。在我最恶的时候，我相信我自己做得不错，我有系统的理由。只有当我躺在监狱腐烂的杂草上的时候，我才感觉在自己的内心里有一条善恶的线条，这根线条不通过不同的州县，不在阶级之间穿过，也不在政党之间——这根线就在人心里穿过——它穿过全人类的心。这根线是会移动的。它在我们的体内移动，它会随着岁月而发生变化。哪怕在内心里，哪怕为恶所包围，都还保留着小小的桥头堡一样的善。哪怕在最善的人心当中，也是留存着一点尚且没有拔除的恶之根的。
自那以后，我慢慢明白了世界所有地区的真理：他们都在与人心里的恶（每个人内心里的恶）作斗争。不可能从这个世界里完全清除掉人心之恶，但可以将这份恶限制在每个人的内心深处。
自那以后，我慢慢明白了历史上历次革命运动中的错误：它们仅仅毁掉同时代的恶的携带者（因为太着急，也没有能够区分善与恶的携带者）。然后，它们会把实际的恶本身当作一份遗产留给自己，是那种更大规模的恶。
纽伦堡审判一直被认为是20世纪特别的成就之一：纽伦堡审判灭掉了恶本身这个概念，虽然那些审判只杀死了为恶者当中极少数的一批人。（当然，斯大林在此没有什么功勋可言。他一定会同意少解释，多杀人。）如果到21世纪人性尚且没有成长起来，一直没有让自身窒息，也许，这样一个发展方向会取得最终的胜利？
是啊，如果这能胜利，那么，所有人性的历史就会成为一大片空白作业，只不过标记着时间的过去，没有至少一点点意义可言。我们还能朝别的任何方向前进吗？仅仅是朝敌人头上来一棒，这连原始洞穴人都知道。
“了解你自己！”人只有充分了解自己的罪行、错误、谬误，才能够唤醒全知的觉醒。历经许多年转来转去的心灵考问之后，每当提到我们最高层官僚们的残酷无情，提到行刑者们的残忍，我都会想起自己戴着肩章的样子，还有我们那个营在东普鲁士行进的样子，当时，东普鲁士一片腥风血雨，我说：“我们比以前强一些吗？”
当人们就西方想让我们崩溃的倾向，因此而引起的政治短见，还有其中的不和，还有思想的混乱等而当着我的面表达出烦恼的时候，我也记得：“在我们穿过古拉格群岛之前，我们难道就更坚定吗？我们的思想更不易动摇吗？”
正因为如此，当我回首自己多年的监禁生活时会说：“祝福你，监狱！”这话时常让我周围的人万分吃惊。
列夫·托尔斯泰曾梦见自己在监狱里坐牢，他这么做是正确的。到了一定的时候，巨人会耗尽力气，他实际上需要监狱，正如同干旱时需要大量的雨水一样。
很多作家本人并没有服过刑，但他们也写监狱的事情，他们这么做的时候总是觉得自己有责任同情犯人，有责任咒骂监狱，我自己在监狱里呆了很长很长的时间。我的灵魂在监狱里得到滋养，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
“祝福你，监狱，因为你曾进人了我的生活！”
（一个声音从坟墓的那边传来，他应声说：你这么说真是好，因你活着从监狱里出去了！）
7．美国男人
从最开始起，美国的男子气概一直都是一件复杂的事情。欧洲关于男子气概的含义，包括丈夫与妻子、父亲与儿子的相互关系的传统随着第一批开拓者进入新世界，但是，许多早期美国人之所以离开欧洲，正是因为他们发现那种古老的封建和神权统治权威模式令人窒息。从一开始起，美国人就尊重个人自由。从早期的殖民者开始，这意味着在一切别的自由之上，首先就是崇拜自己觉得合适的东西的良心自由。新一代美国人成长起来，他们在这个大陆的土壤里扎下了更深的根基，对个人自由的信仰就延伸到商业、政治辩论和个人生活中去了。
美国的建立因此而成为一种实验，它鼓励个人自由的繁荣成长，去除了早期欧洲道德模式和共同福利的妨碍或竞争。但是，如果说美国的个人主义与早期的男子气概、父权制和政治才能传统完全没有任何联系，那是一种误导。约翰·洛克和亚当·斯密在美国创立的原则上产生的影响是广为注意的，这几位哲学家都不支持毫不受限制的自私或自发冲动。反过来，他们都认为，道德人格的教育是必须的，如果要个人自由不堕落成放荡和无政府主义的话。
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观点是最为知名的，它赞成资本主义自由企业，其立论是，市场一般会自行纠正错误，并把艰苦劳动的回报分配给应得报酬的人。但是，斯密把认可劳动道德的基础建立在对他称为“内在人”的道德和智力品行的教育上面，认为这就可以防止我们完全钻进钱眼了。因为斯密坚信，除非一些商业关系受到基于理智和同情的更广泛的道德训练的指导，否则，人类不会在商业活动中彼此公平对待。
洛克也许因为他为个人获取财富的权利辩护而最为知名，杰佛逊就把洛克的画像挂在蒙迪塞罗的显著位置上。但是，洛克从来没有说财产权是所有其他权利的基础。根据洛克的观点，大自然的第一条法律就是个人从专制和其他形式的犯罪暴力及压迫下解放出来的自由。要行使这项最基本的自然法则，首先就是获取财产的权利，崇拜的权利，四处移动的权利，还有参加公共辩论的权利。财产权只是众多自由当中的一个权利，它来自于脱离专制的权利，并向专制显示我们更为基本的权利。
洛克及其美国弟子并不把自由民主当作自由企业经济体制的一项产品。反过来，是自由民主才创造和保持一种市场经济的，而且只有在它有助于社会每一个成员的自由和尊严的范围内才得到存在的理由。相应地，跟亚当·斯密一样，洛克也对教育年轻一代人的人格道德表现出极大兴趣，希望年轻人有同情心，有宽容心，这是有责任地行使一个人的权利所必要的。他建议在孩子的教育上采取更灵活和更开放的方法，应该成为美国教育的理想：
“教育这件事情……就我看来并不是要让学生在任何一门学问当中完美无缺，而是要打开和利用他们的头脑，最好让他们今后在合适的条件下有能力去研究一门学问。如果人长期只习惯于一种思想方法，他们的头脑会在其中变得僵硬起来，无法随时转向另外一些思想方法。因此，应该让他们得到这样的自由，我觉得他们应该去了解各种各样的知识，锤炼他们自己的理解力，知识范围越大越好，越广泛越是好。”换句话说，那就是要解放你的思想，成功会随后到来。
等到年轻的法国贵族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于1830年代游历美洲，急于把这个奇怪和狂欢的新社会介绍给欧洲人的时候，美国人已经在全国规模打上了这种个人主义启蒙哲学的烙印。跟托克维尔所说的一样，美国人从一开始就是天生的笛卡尔主义者——他们是法国理性主义者热内·笛卡尔的信徒，哪怕很多美国人从来都没有读过这位哲学家的著作。笛卡尔认为，个人不应该相信任何东西，而应该把一切信仰和观察置于他们自己的理性自主能力之下。怀疑一切！这就是他的座右铭。虽然美国人并无哲学品味，但是，托克维尔说，他们每天都在进行这种怀疑主义的实践。的确，直到今天，美国人仍然是自我依赖的，他们怀疑任何继承来的集体权威。从历史上说，他们抵制了欧洲人对于家族、氏族、阶级和教会的老式的责任感。美国人相信民主和平等是惟一合法的政府原则，他们没有显示一丝一毫的欧洲人对于贵族统治的顺从，对于欧洲的保守、精致或高雅举止传统极无耐心。
托克维尔相信，在美国人的生活方式与欧洲人的生活方式之间有一条清晰明白和无法避免的选择。两者各有长短，但是，它们又无法合并一处。但是，如本章所摘文章所示，也许从长期来看，重合的部分远较他估计的为多。不管人们从政治或战争的角度来看待美国品牌的英雄主义，还是从美国人的性格在个人生活或家庭事务中的进化来看，有些主题是只有美国才有的，而另外一些可能植根于更古老的传统，那就是经典的古代传统，封建欧洲的传统和文艺复兴的传统。因为美国人把自己的民主形式的个人主义信条推广到了这个神秘和有时候很危险的大陆上，历经考验的男子美德——勇气、政治才能、骑士精神和家庭生活——都从属于前所未有的新挑战。演化出来的东西是独特的美国杂交产品，它们是古老的渴望和品德高尚的男子气概两者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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