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人模式:3000年关于男子品性的智者高论-从政的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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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古希腊罗马人来说,离开完全献身于公共生活中的职责和公民道德的培育则无从谈起男子气概。亚里斯多德在《论政治》中一句著名的格言中把这一点阐述得很清楚:“人天生是政治的动物。”在我们的时代,这句话初听起来可能很是奇怪:毕竟,我们有职业政客,他们得到选举就是要在全日制的基础上从事公众事务的,而我们其他的人就专心从事政治以外的其他工作,在其他的领域里做一个不错的人——当一个好丈夫,好父亲,或好朋友,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或通过数不清的其他渠道向社会做出贡献。

    可是,当古代人把男子气概与公民道德联系在一起的时候,他们想到的政治有时候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狭义上的政治。对他们来说,政治远非只是一种实现私利交易的领域。跟公民相关的意义不仅仅只是个人之间的一种契约,以保护社会成员不受犯罪或外国入侵的损害,并在和平的气氛中度过私人的生活。对古代人来说,城市或“城邦”是一个无所不包的概念。当公民不仅仅是安全和保障的来源,不仅仅可以免除不公正的待遇,而且具备美学和文化上的满足感,这是通过社会共有的传统来实现的,甚至还可以通过共有的信仰来实现宗教上的满足。根据古代人的看法,通过为共众利益服务,我们可以对自己的道德和智力水平进行仅仅通过私人生活无法实现的锻炼。跟其他公民一起商谈战争与和平、正义与非正义、高贵与低贱等等大事,我们的天性就会得到开花结果的空间。家庭生活对于讲求道德的男子组成的共和国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因为它使儿童最开始就适应良好的行为,为他们将来当好一个公民作好准备。但最终,一个男子的公共生活可以说比他在私生活中当一个丈夫或父亲具备更高的尊严与重要性。像公平、克制、勇气、心胸开阔和智慧等的重要品德只能在我们作为一个公民的生活当中得到最完全的表现。

    因此,本章收录的一些读物讲的是作为从政者的男子。希腊表示从政者的那个词是“politikos”,意思是指完整意义上的“公民”——不是被动地坐在那里让事件一个接一个发生的人,而是积极主动地主宰事物的进程,要么与同事一起,要么参与事件的把握。当然,总有这样一种危险存在:一个相信自己确有领导能力的男子可能会变得专横起来,听不惯不同意见,或者嫉妒别人的才能。最开始是以政治才能出现的东西,到最后可能变质为暴政。因为男子的自傲和荣誉感有好的一面,也有变坏的可能。在其最高的水平上,它可以在家里积极主持公道,必要的时候又可以献身国家,抵御外侮。但是,如果不受限制,人的骄傲感会导致过度的傲慢、野心和建立帝国的梦想,到最糟糕的时候,它可能变成一种推翻公共利益,充当暴君的低俗意愿,完全以牺牲别人的方式达到自我满足的目的。本章的很多内容都探索这样一个问题:男性的雄心如何通过某种渠道从专横的自私变成可贵的公仆精神?

    因为这些原因,政治才能总与道德和智力教育紧密相连。根据柏拉图的《共和国》,在一个公正和秩序井然的社会里,作为个人的公民的灵魂将会在作为一个整体的共同体的行为中反映出来,而这个共同体反过来也会使单个的公民在最高水平上发挥自己的潜能。在个人灵魂与广义上的共同体结构当中,都应该有这样一个结构,使理智能在这个结构层次里掌握住激情。为了在个人灵魂中达到这种和谐,为了在公民与他为之服务的共同体之间达成这种和谐,政府必须率先提供公民教育。

    年轻人需要接受这样的教育,使其在他们的性格当中建立秩序感、和谐感和正义感,从而反映出宇宙本身的秩序。如果一个人的灵魂进入这种天体模式,他会稳定、清醒、庄重和自律——成为真正的绅士。柏拉图教育的目的是要约束住人的野心,使其远离放纵与恣意妄为,回归到公民德行与精神生活中去。在他的对话录中,我们会遇到困惑不解的年轻人,他们希望成为善良的人,但又受到享乐生活或支配一切的欲望的诱惑,也因为缺乏来自父母、师长或其他权威的清晰的道德指引而茫然。人人都告诉他们应该做一个好人,但又告诉他做一切必要的事情让自己出人头地,让自己得到成功!对照而言,苏格拉底却把灵魂的生活特征描述成从肉体的快乐向心灵的更高快乐的上升,这样的心灵快乐包括对家庭的爱,并通过使家庭生活走向更高的共同福利而使其高贵。

    读者将在本章看到基于这种古典公民理想的基本原则上的许多变种,这样的基本原则将真正的男子气概与节制、深沉和公民事务必需的稳定以及对学识的尊重等同起来。这可以从西塞罗对伟大的罗马将军与政治家小西庇阿·阿弗里卡奴斯的描述当中看出来。小西庇阿完美地体现了积极与深沉美德的古典层次。通过他的例子可以看出,要做一个男子汉,人就必须展示公民道德,包括尚武之力,为自己的国家服务,因此而得到公众荣誉的恰如其分的回报。公民德行和公众的荣誉固然有价值,学识、艺术和文化生活的价值却更高。知识的美德应该掌管公民德行,这样的话,两者都可以繁荣起来。政治与军事力量掌握不好会使人太粗野和自傲,但是,如果他处在常识与文化的更高贵美德之下,则有可能受到限制。真正的男子是一个强者,但他是一位不出声的强者,不事张扬的强者。他言行节制有度,慷慨大方,也和蔼可亲,不夸夸其谈,亦不仗势欺人。在积极与深沉美德之间建立一个平衡的政治才能理想在西方历久不衰,跨越了所有时代,一直到美国开国之父的时代,一直传递到近代像丘吉尔等的伟人之处。

    那么,回想起来,政治才能的古典理想对于我们就不像初看起来的那样陌生,因为这种公民与治国理想的很大一部分都通过其现代崇拜者的影响而让我们熟悉起来,比如托马斯·杰佛逊、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和西奥多·罗斯福。它的影响仍然作用于我们,并深深地影响了我们,哪怕我们也许失去了与这一传统日常的直接联系。因为哪怕在我们对于追求名利和现代政客的言行最为悲观的情绪当中时,或者因为我们自己的某些领袖没有能够展示出我们不无理由地期盼的成熟与诚实时,我们仍然能够感觉到自己在呼唤那种古典的理想。那种坚强而公正、威武有力而又深思熟虑的领袖才能的形象离我们并不太遥远。杰佛逊在本文集稍后位置的一篇文章中告诉我们说,自由的民族必须在古人颂扬的同样的道德与知识美德基础上予以自由式的教育,只有这样,他们才不会让自己的自由流落蛊惑民心的政客之手。如果要自由的民族和自治的共和国存在下去,男子就必须起而升华,从仅仅当一个政客成长为从事国务工作的人。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曾写道:“只有我们个人对自由的信念,才能使我们保持住自由。”

    ——

    作为治国君王的男子

    互起冲突的两位国王:阿基里斯与阿伽门农

    摘自荷马《伊利亚特》

    怒气为武士之必需,但如果跟嫉妒和受伤的荣誉感混在一起,则有可能导致危险的不稳定性。当希腊人的王中之王阿伽门农剥夺希腊最伟大的战士阿基里斯的战利品后,这名年轻的武士就退出了希腊军队。阿基里斯本人也是国王,他相信自己比法定的总司令的才能更高,因此准备牺牲己方的安全与胜利,以报复希腊的总司令,恢复自己受伤的骄傲感。这是老套的青年对老者、天生的资质与权威之间的冲突。在另一方面,阿伽门农一向对阿基里斯心怀不满,因阿基里斯一直不服从他的最高权威,这在他们激烈的争论中看得很明白。阿基里斯抛弃希腊人后,最终导致特洛伊人差不多就要打败希腊人了,同时,替代阿基里斯位置的普特洛克勒斯战死,他是阿基里斯最好的朋友。因此,荷马在此说明,过度的愤怒和自傲会导致品格的堕落。阿基里斯希望希腊人战败,这样他们才会意识到他们多么需要他。他的愿望是实现了,不过代价太高。

    歌唱吧,女神,普琉斯之子阿基里斯的愤怒造成毁损,给亚该亚人带来了成千倍的痛苦,亚该亚人的千军万马和精良武士成批倒毙在冥王地府的门前。他们的尸体成为飞禽走兽的美食,阿特柔斯之子、众人的主帅阿伽门农与武艺高强的阿基里斯生平第一次发生冲突,结果令宙斯的意志得以体现。

    此时,武艺高强和行走如飞的阿基里斯回答说:

    “阿特柔斯之子,最高傲和最贪婪者,你急于获取众男子的战利品,慷慨的亚该亚人现在怎么能赠予你什么奖品呢?并没有多少东西可以拿来点缀我所知道的一切。但是,我们狂掠城池所得之物已经分配下去,已经分送出去的东西,要想再收回去是极不合适的。不,暂时先把那姑娘交回于本王。我们亚该亚人将偿付你三倍乃至四倍之多,如果宙斯把固若金汤的特洛伊要塞当战礼品送交于我们。”

    接着,威武有力的阿伽门农再次答话:

    “这样不行,哪怕你是勇武的战士,庄严的阿基里斯。如果你有心欺骗,那就不能说服于我,因你不是欺骗之人。你需要什么?你想留住自己的战利品,却让我坐在这里一文不名?你是在命令我将这姑娘送还与你吗?要么慷慨的亚该亚人另送我一件礼物,而且必须按我的欲望来选取以弥补损失这姑娘的痛苦,如果他们不给,我就自行获取她,也就是你的战利品,或艾杰克斯的,或俄底修斯的战利品。”

    接着,快腿的阿基里斯不快地看着他说:

    “啊,真是羞耻,你总想着获取自己的利益,亚该亚人如何再会按你的要求远走他乡,如何会在战场上再次为你卖命?在我,我来这里并不为要与特洛伊的枪兵殊死搏斗,因他们从未加害于我本人。他们尚且没有赶走我的牛羊与马匹,在土地肥沃、人丁兴旺的普西亚,他们也没有毁坏我的庄稼,因为我们中间的确阻隔着不少东西,有阴影重重的高山,有回声不断的大海。可是,为了你的缘故,啊,这真是叫人羞耻的事情,为了帮助你,我们紧跟着你,为从特洛伊人手里赢得你的荣誉,赢得斯巴达王的荣誉。你把这一切全都忘了,你再也不管这么多了。而现在,你竟要亲手从我这里夺走辛辛苦苦得来的战利品,要知道这是亚该亚人的子孙的礼物。当亚该亚人攻陷特洛伊人壁垒森严的城堡时,我从来都没有得到跟你平等的战利品。浴血奋斗的最大部分总在我这边,但当大家分配战利田时,你总是得到最大部分的回报,而我只是得到极小的一部分,那是当我厌弃战斗时想带回战船上去的珍贵的东西。现在,我要回到普西亚去了,因为我带着战船回到故乡去要好得多,我不想再毫无颜面地留在这里为你堆积奢华和财富。”

    然后,众人的领袖阿伽门农回答他的话:

    “如果你有心如此,那请你走吧。我不会恳求你为了我的缘故而留在这里。还有其他人让我感到光荣,还有众人之上的宙斯在这里提供指导。对我来说,你是众神所爱的所有国王中最可恨的。

    “你心里总是喜欢争吵,你喜欢战争和战斗,如果你果真强壮,那也是神灵的礼物。那你驾着自己的船回去吧,还有跟随你的同伴。你去当盲从者的王吧。我不再关心你。我也不拿你的愤怒当一回事。但我这里还有一个警告要送给你。哪怕太阳神阿波罗要把我的克律塞伊斯带走,我还是会将她放在我自己的战船里带回去的,而且要派我自己的人员护送。但是,我会把你的战利品,也就是脸颊红润的布里塞伊斯留下来,我会亲自到你的掩体去,你也会明白我比你强大多少倍,再不会有人动不动拿自己跟我相比,也不会总想跟我对着干。”

    ——

    大卫与歌利亚

    摘自《撒母耳》(上,16—20章)

    这是《圣经》里面极动人的一个故事,讲年轻人的勇气可为其国王效力,但也有可能威胁到国王的权力。

    耶和华对撒母耳说:“我既厌弃扫罗做以色列的王,你为他悲伤要到几时呢?你将膏油盛满了角,我差遣你往伯利恒人耶西那里去,因为我已在他众子之中预定一个做王的。”撒母耳说:“我怎能去呢?扫罗若听见,必要杀我。”耶和华说:“你可以带一只牛犊去,就说‘我来是要向耶和华献祭’,你要请耶西来吃祭肉,我就指示你所当行的事。我所指给你的人,你要膏他。”撒母耳就照耶和华的话去行。到了伯利恒,那城里的长老都战战兢兢地出来迎接他,问他说:“你是为平安来的吗?”他说:“为平安来的,我是给耶和华献祭。你们当自洁,来与我同吃祭肉。”撒母耳就使耶西和他众子自洁,请他们来吃祭肉。

    他们来的时候,撒母耳看见以利亚,就心里说,耶和华的受膏者必定在他面前。耶和华却对撒母耳说:“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看人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耶西叫亚比拿达从撒母耳面前经过,撒母耳说:“耶和华也不拣选他。”耶西又叫沙玛从撒母耳面前经过,撒母耳说:“耶和华也不拣选他。”耶西叫他七个儿子都从撒母耳面前经过,撒母耳说:“这都不是耶和华所拣选的。”撒母耳对耶西说:“你的儿子都在这里吗?”他回答说:“还有个小的,现在放羊。”撒母耳对耶西说:“你打发人去叫他来;他若不来,我们必不坐席。”耶西就打发人去叫了他来。他面色光红,双目清秀,容貌俊美。耶和华说:“这就是他,你起来膏他。”撒母耳就用角里的膏油,在他诸兄中膏了他。从这日起,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大卫。撒母耳起身回拉玛去了。

    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扰乱他。扫罗的臣仆对他说:“现在有恶魔从神那里来扰乱你。我们的主可以吩咐面前的臣仆,找一个善于弹琴的来,等神那里来的恶魔临到你身上的时候,使他用手弹琴,你就好了。”扫罗对臣仆说:“你们可以为我找一个善于弹琴的,带到我这里来。”其中有一个少年人说:“我曾见伯利恒城耶西的一个儿子善于弹琴,是勇敢的战士,说话合宜,容貌俊美,耶和华也与他同在。”于是扫罗差遣使者去见耶西,说:“请你打发你放羊的儿子大卫到我这里来。”耶西就把几个饼和一皮袋酒,并一只山羊羔,都驮在驴上,交给他儿子大卫,送与扫罗。大卫到了扫罗那里,就侍立在扫罗面前。扫罗甚喜爱他,他就做了扫罗拿兵器的人。扫罗差遣人去见耶西说:“求你容大卫侍立在我面前,因为他在我眼前蒙了恩。”从神那里来的恶魔I临到扫罗身上的时候,大卫就拿琴用手而弹,扫罗便舒畅爽快,恶魔离了他。

    非利士人招聚他们的军旅,要来争战,聚集在属犹大的梭哥,安营在梭哥和亚西加中间的以弗大悯。扫罗和以色列人也聚集,在以拉谷安营,摆列队伍要与非利士人打仗。非利士人站在这边山上,以色列人站在那边山上,当中有谷。从非利士营中出来一个讨战的人,名叫歌利亚,是迦特人,身高六肘零一虎口;头戴铜盔,身穿铠甲,甲重五千舍客勒:腿上有铜护膝,两肩之中背负铜戟;枪杆粗如织布的机轴,铁枪头重六百舍客勒。有一个拿盾牌的人在他前面走。歌利亚对着以色列的军队站立,呼叫说:“他们出来摆列队伍做什么呢?我不是非利士人吗?你们不是扫罗的仆人吗?可以从你们中间拣选一人,使他下到我这里来。他若能与我战斗,将我杀死,我们就做你们的仆人;我若胜了他,将他杀死,你们就做我们的仆人,服侍我们。”那非利士人又说:“我今日向以色列人的军队骂阵。你们一个人出来,与我战斗。”扫罗和以色列众人听见非利士人的这些话,就惊惶,极其害怕。

    大卫是以法他人耶西的儿子。耶西有八个儿子,当扫罗的时候,耶西已经老迈。耶西的三个大儿子跟随扫罗出征。这出征的三个儿子:长子名叫以利亚,次子名叫亚比拿达,三子名叫沙玛。大卫是最小的,那三个大儿子跟随扫罗。大卫有时离开扫罗回伯利恒,放他父亲的羊。那非利士人早晚都出来站着,如此40日。

    一日,耶西对他儿子大卫说:“你拿一伊法烘了的穗子和十个饼,速速地送到营里去,交给你哥哥;再拿这十块奶饼,送给他们的千夫长,且问你哥哥们好,向他们要一封信来。”扫罗与大卫的三个哥哥和以色列众人,在以拉谷与非利士人打仗。

    大卫早晨起来,将羊交托一个看守的人,照着他父亲所吩咐的话,带着食物去了。到了辎重营,军兵刚出到战场,呐喊要战。以色列人和非利士人都摆列队伍,彼此相对。大卫把他带来的食物留在看守物件人的手下,跑到战场,问他哥哥们安。与他们说话的时候,那讨战的,就是属迦特的非利士人歌利亚,从非利士队中出来,说从前所说的话,大卫都听见了。以色列众人看见那人就逃跑,极其害怕。以色列人彼此说:“这上来的人你看见了吗?他上来是要向以色列人骂阵。若有能杀他的,王必赏他大财,将自己的女儿给他为妻,并在以色列人中免他父家纳粮当差。”大卫问站在旁边的人说:“有人杀这非利士人,除掉以色列人的耻辱,怎样待他呢?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是谁呢?竟敢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吗?”百姓照先前的话回答他说,有人能杀这非利士人,必如此如此待他。

    大卫的长兄以利亚听见大卫与他们所说的话,就向他发怒,说:“你下来做什么呢?在旷野的那几只羊,你交托了谁呢?我知道你的骄傲和你心里的恶意,你下来特为要看争战。”大卫说:“我作了什么呢?我来岂没有缘故吗?”大卫就离开他转向别人,照先前的话而问,百姓仍照先前的话回答他。

    有人听见大卫所说的话,就告诉了扫罗,扫罗便打发人叫他来。大卫对扫罗说:“人都不必因那非利士人胆怯。你的仆人要去与那非利士人战斗。”扫罗对大卫说:“你不能去与那非利士人战斗,因为你年轻太轻,他自幼就做战士。”大卫对扫罗说:“你仆人为父亲放羊,有时来了狮子,有时来了熊,从群中衔一只羊羔去。我就追赶它,击打它,将羊羔从它口中救出来。它起来要害我,我就揪着它的胡子,将它打死。你仆人曾打死狮子和熊,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也必像狮子和熊一般。”大卫又说:“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扫罗对大卫说:“你可以去吧!耶和华必与你同在。”扫罗就把自己的战衣给大卫穿上,将铜盔给他戴上,又给他穿上铠甲。大卫把刀跨在战衣外,试试能走不能走,因为素来没有穿惯,就对扫罗说:“我穿戴这些不能走,因为素来没有穿惯。”于是摘脱了。他手中拿杖,又在溪中挑选了五块光滑石子,放在袋里,就是牧人带的囊里;手中拿着甩石的机弦,就去迎那非利士人。

    非利士人也渐渐地迎着大卫来,拿盾牌的走在前头。非利士人,见了大卫,就藐视他,因为他年轻,面色光红,容貌俊美。非利士人对大卫说:“你拿杖到我这里来,我岂是狗呢?”非利士人就指着自己的神咒诅大卫。非利士人又对大卫说:“来吧!我将你的肉给空中的飞鸟、田野的走兽吃。”大卫对非利士人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能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我必杀你,斩你的头,又将非利士军兵的尸首给空中的飞鸟、地上的野兽吃,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又使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争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手里。”非利士人起身,迎着大卫前来。大卫急忙迎着非利士人,往战场跑去。大卫用手从囊中掏出一块石子来,用机弦甩去,打中非利士人的额,石子进人额内,他就仆倒,面伏于地。

    这样,大卫用机弦甩石,胜了那非利士人,打死他;大卫手中却没有刀。大卫跑去,站在非利士人身旁,将他的刀从鞘中拔出来,杀死他,割了他的头。非利士人看见他们讨战的勇士死了,就都逃跑。以色列人和犹大人便起身呐喊、追赶非利士人,直到迦特和以革伦的城门。被杀的非利士人倒在沙拉音的路上,直到迦特和以革伦。以色列人追赶非利土人回来,就夺了他们的营盘。大卫将那非利士人的头拿到耶路撒冷,却将他的军装放在自己的帐棚里。

    扫罗看见大卫去攻击非利士人,就问元帅押尼珥说:“押尼珥啊,邢少年人是准的儿子?”押尼珥说:“我敢在王面前起誓,我不知道。”乇说:“你可以问问那幼年人是谁的儿子。”大卫扣死非利人叫来,押尼珥领他到扫罗面前,他手中拿着非利士人的头。扫罗问他说:“少年人哪,你是谁的儿子?”大卫说:“我是你仆人伯利恒人耶西的儿子。”

    大卫对扫罗说完了话,约拿单的心与大卫的心深相契合。约拿单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那日扫罗留住大卫,不容他再回父家。约拿单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就与他结盟。约拿单从身上脱下外袍,给了大卫,又将战衣、刀、弓、腰带都给了他。

    扫罗无论差遣大卫往何处去,他都做事精明。扫罗就立他作战士长,众百姓和扫罗的臣仆无不喜悦。

    大卫打死了那非利士人,同众人回来的时候,妇女们从以色列各城里出来,欢欢喜喜,打鼓击磐,歌唱跳舞,迎接扫罗王。众妇女舞蹈唱和,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扫罗甚发怒,不喜悦这话,就说:“将万万归大卫,千千归我,只剩下王位没有给他了。”从这日起,扫罗就怒视大卫。

    次日,从神那里来的恶魔大大降在扫罗身上,他就在家中胡言乱语。大卫照常弹琴,扫罗手里拿着枪。扫罗把枪一抡,心里说,我要将大卫刺透,钉在墙上。大卫躲避他两次。扫罗惧怕大卫,因为耶和华离开自己,与大卫同在。所以扫罗使大卫离开自己,立他为千夫长,他就领兵出入。大卫做事无不精明,耶和华也与他同在。扫罗见大卫做事精明,就甚怕他。但以色列和犹大众人都爱大卫,因为他领他们出入。

    扫罗对大卫说:“我将大女儿米拉给你为妻,只要你为我奋勇,为耶和华争战。”扫罗心里说,我不好亲手害他,要藉非利士人的手害他。大卫对扫罗说:“我是谁,我是什么出身,我父家在以色列中是何等的家,岂敢做王的女婿呢?”扫罗的女儿米拉到了当给大卫的时候,扫罗却给了米何拉人亚得列为妻。扫罗的次女米甲爱大卫。有人告诉扫罗,扫罗就喜悦。扫罗心里说:“我将这女儿给大卫,做他的网罗,好藉非利士人的手害他。”所以扫罗对大卫说:“你今日可以第二次做我的女婿。”

    扫罗吩咐臣仆说:“你们暗中对大卫说:‘王喜悦你,王的臣仆也都喜爱你,所以你当做王的女婿。’扫罗的臣仆就照这话说给大卫听。大卫说:‘你们以为做王的女婿是一件小事吗?我是贫穷卑微的人。’”扫罗的臣仆回奏说,大卫所说的如此如此。扫罗说:“你们要对大卫这样说:‘王不要什么聘礼,只要一百非利士人的阳皮,好在王的仇乱身上报仇。’”扫罗的意思要使大卫丧在非利士人的手里。扫罗的臣仆将这话告诉大卫,大卫就欢喜做王的女婿。日期还没有到,大卫和跟随他的人起身前往,杀了二百非利士人,将阳皮满数交给王,为要做王的女婿。于是扫罗将女儿米甲给大卫为妻。

    扫罗见耶和华与大卫同在,又知道女儿米甲爱大卫,就更怕大卫,常做大卫的仇敌。

    每逢非利士军长出来打仗,大卫比扫罗的臣仆做事精明,因此他的名被人尊重。

    扫罗对他儿子约拿单和众臣仆说,要杀大卫;扫罗的儿子约拿单却甚喜爱大卫。约拿单告诉大卫说:“我父扫罗想要杀你,所以明日早晨你要小心,到一个僻静地方藏身。我就出到你所藏的田里,站在我父亲旁边,与他谈论。我看他情形怎样,我必告诉你。”约拿单向他父亲扫罗替大卫说好话,说:“王不可得罪王的仆人大卫,因为他未曾得罪你,他所行的都与你大有益处。他拼命杀那非利士人,耶和华为以色列众人大行拯救。那你看见,甚是欢喜,现在为何无故要杀大卫,流无辜者的血,自己取罪呢?”扫罗听了约拿单的话,就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说:“我必不杀他。”约拿单叫大卫来,把这一切事告诉他,带他去见扫罗。他就仍然侍立在扫罗面前。

    此后又有争战的事。大卫出去与非利士人打仗,大大杀败他们,他们就在他面前逃跑。从耶和华那里来的恶魔又降在扫罗身上(扫罗手里拿枪坐在屋里),大卫就用手弹琴。扫罗用枪想要刺透大卫,钉在墙上,他却躲开,扫罗的枪刺入墙内。当夜大卫逃走,躲避了。扫罗打发人到大卫的房屋那里窥探他,要等天亮杀他。大卫的妻米甲对他说:“你今夜若不逃命,明白你要被杀。”于是米甲将大卫从窗户里缒下去,大卫就逃走,躲避了。米甲把家中的神像放在床上,头枕在山羊毛装的枕头上,用被遮盖。扫罗打发人去捉拿大卫,米甲说:“他病了。”扫罗又打发人去看大卫,说:“当连床将他抬来,我好杀他。”使者进去,看见床上有神像,头枕在山羊毛装的枕头上。扫罗对米甲说:“你为什么这样欺哄我,放我仇敌逃走呢?”米甲回答说:“他对我说:‘你放我走,不然,我要杀你。’”

    大卫逃避,来到拉玛见撒母耳,将扫罗向他所行的事述说了一遍……

    ——

    阿基里斯与阿伽门农和解

    摘自荷马《伊利亚特》

    阿基里斯因小小的一点私事而离弃了希腊人,但现在他又回到了希腊大军,要为他个人的损失而复仇——普特洛克勒斯为赫克托所杀。在大量礼物的帮助下,阿伽门农与阿基里斯达成和解。俄底修斯是荷马另一部长诗中的主人翁,他匆匆出场,话语不多,但典型地反映了他作为一名行事审慎、擅长处理事务的男子实际的智慧。阿基里斯希望希腊人直冲敌阵,打跨敌人,但俄底修斯却建议他们首先好好吃一餐,以保存自己的体力。

    “我今来此,为要送你所有的礼物,跟卓越的俄底修斯昨天去到你的营中向你许诺的一样多。要不然,你可稍候片刻,哪怕你急于冲锋陷阵,待我的手下去我船上取来礼物送到你的跟前,这样你可亲眼看见我为安慰你的情绪而送你的东西。”

    接着,快腿的阿基里斯如此答话:

    “阿特柔斯之子,高傲的人君阿伽门农,如果你愿意,尽管送你的礼物,我等觉得并无不妥,你也可以自己留着那些东西。但现在让我们记住兵法的快乐,此刻就记住,因为留在这里浪费时间不太合适,也全无延迟的必要,还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去做。这样,有人会再次看到阿基里斯冲在众人的前列,用他青铜制的长予捣毁特洛伊人的阵营。因此,请你们各位记住这一点,大家前去杀敌吧。”

    接着,足智多谋的俄底修斯前来答话:

    “神样的阿基里斯,切切不可如此,哪怕你是勇猛的战士。伊利昂的亚该亚子孙腹中饥饿,此时不可驱赶他们与特洛伊人打斗,神灵在双方点燃了怒火,一旦大军相接,彼此混战,恶斗将会持续很长时间。你应告诉亚该亚人乘各自的快船前来此地,饮下葡萄酒,然后要饱餐一顿,因这会令战事猛烈,兵法圆熟。如果兵将饥饿,则无力气全天打斗,直到太阳下山。哪怕士卒求战心切,但不久之后,他们的四肢将渐感沉重,饥饿与干渴会困住他们,令他们行走无力,腰膝酸软。但如果饱饮美酒,狂啖美食,然后全天与敌对抗,他们的心中将充满快乐,他们的四肢也不会酸软,直到各方准备停战为止。因此,来吧武士,要你的人马各寻好地,准备吃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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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狮子的王国

    摘自《伊索寓言》

    田间与林中的野兽立狮子为百兽之王。他不动怒,不残忍,亦不专横,公正且温情,就跟真正的国王一样。统治期间,他召开了一次大会,飞禽走兽都来参加。会上,他发布一项皇家宣言,起草了大同盟的条件,他要让狼与羔羊、黑豹与小山羊、老虎与牡鹿、狗与兔子一同生活在和平与友爱之中。兔子说:“啊,我早就盼望着这一天了,弱者将泰然自若地留在强者的身边。”

    ——

    青蛙寻王

    摘自《伊索寓言》

    不要把自己的运气寄托在神中之王身上。

    青蛙苦于没有固定的统治者,因此派使臣到朱庇特那里,恳求赐它们一个王。朱庇特见青蛙朴实单纯,因此扔下一根巨大的圆木到湖里。圆木落水发出巨大的声响,青蛙们吓得钻进深深的水底。但不久之后,它们发现那巨大的圆木一动不动,因此再次游上水面。因为不再害怕了,它们就慢慢小瞧圆木,爬到上面蹲起来。再过一些时候,它们开始觉得自己受了愚弄,竟然叫人送来这么迟钝的一个统治者,因此再派使节前往朱庇特处,恳请另派一个统治者来。朱庇特另派一条鳗鱼过来统治它们。青蛙发现鳗鱼性情太随和,因此第三次派人去求朱庇特,请他再派一个国王。朱庇特见它们总难满足,心下不悦,因此派一只苍鹰来。苍鹰天天跟青蛙玩耍,直到湖里再没有一只青蛙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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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上总会有暴君

    摘自《伊索寓言》

    狼见一只小羊脱离群羊,决心不对它动粗,而是要找到一个借口,向小羊说明自己有权吃掉它。因此他对小羊说:“小子,去年你大大侮辱了我。”“真的吗?”小羊用哀伤的声音咩咩地说,“去年我都还没有出生哩。”狼又说:“你在我的草地里吃草。”“不,好心的先生,”小羊说,“我尚且不知草为何味。”狼又说:“你在我的井里喝水。”“不,”小羊急忙分辩说,“我从来都没有喝过水,我妈妈的奶水对我来说既是食物又是饮料。”听到此话,狼就抓住小羊吃掉了,一边还说:“哼!哪怕你驳倒了我所有的责难,我还是不能不吃早餐的!”

    暴君总会为自己的专横找到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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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的大船谁来开?

    摘自柏拉图《共和国》

    这一篇出自《共和国》,是说明良好政府的著名比喻,苏格拉底告诉阿戴曼塔斯为什么城邦需要一个“领航者”。

    现在,想象这么一个人,他是一支舰队或单独一条船的领航者,全船人就数他身强力壮,但不知怎么有些耳聋,还有近视的毛病,而且他的航海技术跟大家差不多。另外,大家再想象一下,所有的水手都在为领航术争吵,人人都认为自己才应该当领航者,哪怕他从来都没有学习过这门技术,也无法说明谁是他的师傅,也说不出他在哪个时候学到这门技术。除此之外,他们都说这门艺术本身无法传授,谁要是敢说这艺术能传授,大家就准备把他撕成碎片。再想象一下,他们都挤在领航员身边,乞求他,设各种套子骗他把舵交给自己,有时候,因为不能像别人那样说服他,他们要么杀掉另外的一些人,要么将他们扔到甲板上。他们或用曼陀罗草,或用葡萄酒将领航者弄醉,让高尚的领航者无能为力,然后就在水手的帮助下自己航行,边开船边大吃大喝,这样的人一向就是如此行事的。除此之外,如果有聪明人帮助他们把管理权弄到了自己手里,不管是通过说服还是通过暴力,把水手弄到一边去了,他们就赞扬这个人,称他为精通航海的水手或领航者,同时把任何不是这种性格的人称为无用之人——他们根本不考虑真正的领航者必须研究年份、季度、天相、星星、风向和属于这门艺术的所有知识,假如他愿意当一条船真正的主宰者的话。但同时,谈到尊重这门艺术和治理人事的事情上,不管愿意不愿意,他们都觉得人不可能从领航者的艺术中掌握人的治理方法。行船的事情处在这样一种状态里,大家难道不觉得真正的领航者会被如此掌握着的那条船上的全船水手称作一个单纯的观星者,一个不务正业者,而且对他们一无用处的人吗?毫尤疑问,阿戴曼塔斯说。我就说,我觉得你并不想要我来解释,这个比喻是为了说明各城邦的人对真正的哲学家的感觉,但是,你非常清楚我的意思。他说,我非常清楚你的意思。首先,谈到这方面的事情时——也就是说,一个人奇怪为什么哲学家在一些城邦得不到重视——你必须让他们明白这个比喻的意思,努力说服他,如果哲学家得到了尊重,事情会好得多。他说,我会这么做的。另外,如你看到的一样,研究哲学最好的人对于整体的人类是没有用处的,这也是正确的说法:但是,尽管事情如此,他们并不打算把责任推到哲学家头上,而是怪罪人们不利用哲学家,因为领航者请求水手让他来管理他们是不自然的,另外,让智者拜倒在富人的门前也是不自然的:谁自以为聪明地说了这样的话,谁就犯了错误;因为不管谁病了,无论贫富贵贱都必须拜倒在医生的门前,谁想得到治理,谁就应该服侍治理者,这是再自然不过的方法。一个真正有价值的治理者去求被治理者服从自己的管理,那才是不自然的事情。但是,把我们目前的政治统治者拿来与我们刚刚谈到的水手相比,你不可能因此错得太远,而拿他们称之为无意义或占星家的人与真正的领航者相比也不会错得太远。言之有理,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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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圆桌骑士起誓

    摘自托马斯·布尔芬奇《布尔芬奇神话》

    国王昭示所有骑士,对不富裕者他送给土地,要他们永远不得参与暴行与残杀,永远不得有叛国行为,另外,不得有残忍之举,对请求怜悯者永远要给予怜悯,而让他们忍受剥夺崇拜权和贵族地位的痛苦。对妇女、少女和女贵族要提供服务,不惜一切代价。另外,不许有人因误解而起争斗,这对法律和任何一个社会都毫无益处。听此言,所有圆桌骑士起誓,无论长幼。每年的圣灵降临节他们都要重新起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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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舍伍德林中的王

    摘自罗斯玛丽·苏特克利夫《罗宾汉编年传》

    罗宾汉让他的人马各起“荣誉誓言”。

    “带领你们?”罗宾汉喊道,“那就听我说话,伙计们,如果要我来带领大家,那我就不许你们跟抢匪一样让诚实人的生活成为一场恶梦。首先,你们不得伤及妇女,有女士相伴的男子也不得伤害,这是为了我主之母玛丽亚之故。其次,不得抢劫或折磨跟你我以前一样为了养家糊口而劳动的贫穷者和诚实的自耕农;亦不得抢劫周游四方的贫穷骑士,不得抢劫孩童。但是,对于富商、男爵、大腹便便的牧师,你们尽可以为所欲为,因为他们将弱点踩在脚下,把卑微之人可怜的一点财产全数揽人自己贪婪的腰包。因此,也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我才能当你们的首领。绿林好汉们,你们接受我的条件吗?”他的声音越来越大,他最后的话在夜半的林中回荡,就如同向压迫和不公正发出的挑战。

    大伙快乐地齐声高喊:“我们接受你的条件,我们要你当我们的大王,巴恩斯戴尔的罗宾。”他们全体匍伏在地,一个一个来到他的跟前;在那边,他们全都跪在火堆前,伸手放在罗宾汉的手中,表示效忠于他,发誓对他不说假话,彼此信守忠诚,直到死亡到来的一天。

    之后他们在火堆前躺下,因为白天经历过很多事情,他们大部分人都累极了,很快便入睡了。但是,罗宾汉很久难以入睡,只是睁着眼睛躺在那里,看着从树枝间透过来的这颗那颗星星,听着森林发出的细微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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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男子气概的领袖与公民

    有性格的男子

    摘自夏尔·戴高乐《剑之刃》

    夏尔·戴高乐是20世纪公认的伟大政治家之一,二战时期,他在海外组织了法国反纳粹占领抵抗运动,最后胜利回到解放的祖国,成为法国总统。《剑之刃》是戴高乐关于政治才能的一些思考,思想敏锐,行文流畅,观点现实。

    有性格的男子遇到事变的挑战时,总能显示出自己足智多谋的特点。他本能的反应是让自己通过行动留下印迹,为此承担责任,并使其成为自己的事情。他不会躲在职业上司的身后寻求庇护,不会钻进书本寻求避难所,不会让管理制度来承担他自己有可能作出的任何一项决定的责任,他伸出铁肩,担起道义,直面眼前的问题。这并不是说他就会对来自上司的命令视而不见,也不会闭耳不纳良言,而是说他充满激情地展现自己的意志,下定自己的决心。并不是说他就不明白这么做的风险,也不是说他就不计后果,而是说他要诚实地估量各个步骤,并坦率地予以接纳。最重要的是,他以主人的骄傲感欢迎所有的行动,如果他参与此事,行动就是他的,只有当行动的确是他本人的作为时,才会准备好品尝成功的快乐,但并不会从中攫取什么利益。他同样也做好失败的准备,哪怕心中也会因为失败而难过。简单地说,真正的斗士会在自己身上发现自己需要的热情与支持,真正的赌家更关心成功而不是利益,真正的男子拿自己的钱去偿还欠债,从而让自己的行动显出高尚的本质来。没有他,那就只剩余下奴隶的繁复苦役,有了他,一切就成了英雄的崇高运动。

    这并不是说他会在没有援助的前提下独自执行自己的计划。有自我牺牲精神和服从意识的人会分享他的目标,执行他的命令时会尽他们最大的努力。还有一些人甚至会帮助他完成计划,他们是一些技术人员,是一些顾问。但是,正是人的性格才构成了最基本的要素,就是创造性的手笔,就是神性的火花;换句话说,也就是做开路先锋的基本事实。正如天才会让一件艺术品带上理解与表达的特别印迹,有性格的男子也会把自己充满活力的品质贯穿于行动的要素之中,并使这样的行动带上个人的品性,这样的品性说到底就是会使一次行动有生命,能运动,正如艺术天才会把生命吹进物质一样。

    使一项行动活起来的能力,暗含着足以承担其后果带来的负担的能力。有性格的人苦中求乐,在困难中找到吸引力,因为只有在克服困难的过程当中,他才能够意识到自己的潜力所在。他是否能够证明自己是更强者,那是这个困难与他本人之间的事情。他是一个嫉妒的情人,不愿意跟任何人分享战利品,也不要别的任何人来承担克服障碍时遇到的失败的痛苦。不管对他的代价有多高,他并不追求更高的回报,他只想体会明白自己是负责任的人这个极度的快乐。

    这种依靠自力的激情明显伴随着方法上的粗略。有性格的人会把自己努力时固有的严肃精神溶入自己的性格中去。这可以从他的手下身上感觉出来,有时候,他们会因此而抱怨。不管怎么说,具备如此品质的领袖不可避免会有一些远离众人的特点,因没有威望便没有权威,没有距离也没有威望。处在他的命令之下的人会就他的自傲与他提出的要求窃窃私语,但是,一旦行动开始,批评就会消失。有性格的人会把每个人的希望与意志统一在自己的跟前,就像磁石吸住铁屑一样。当危机来临,他们跟随的人是他,承担责任的人是他,哪怕他不堪随这样的负担。另外一方面,因为知道能力较差的人对他有信心,因此也会使有性格的人得到升华。他手下的信心让他产生一种责任感。这会强化他的决心,但也会增强他的仁爱之心,因他是天生的保护者。如果他的努力得到成功,他会伸出慷慨的手分散于众人。如果他遭遇挫折,他会独揽一切抱怨,不使其落在除他以外的任何一个人的头上。他提供的安全感使众人尊敬他,因而得到回报。

    他与上司的关系一般来说处在不利的地位。他太自信,太明白自己的力量,不可能让自己的行为受到仅仅为取悦于人的愿望的影响。他在自己的内心找到决策的力量,而不是靠一项命令使自己权重一时,这样的事实经常使他不愿意采纳被动接受的姿态。他只要求得到一项任务去完成,然后让自己独自行事。他希望当自己那条船的船长,而这正是许多高官所不愿看到的,他们天生不能看得更远,因而把大量精力放在支离破碎的小事上,并从繁文缛节当中吸取自己的精神力量。正因如此,许多权威人士害怕这样的一些军官,他们有能力做出决策而不按例行方式行事,也不会说一些安慰人的话。庸俗的人说他“居功自傲,不服管理”,他们拿恳求的话对待优秀的人才,就如同对待一头不肯移动的驴一样,却没有意识到粗暴是一个坚强个性的另一面,你只能依靠能拿出反对意见的东西,与其去找天性温顺但而无主动措施的人,倒不如去找性格倔降,用起来极不方便的人。

    但当形势严峻,国家极需要有主动意识,可以依靠和愿意冒险的领袖时,事情就会以完全不同的角度来看待了,谁该得到荣誉谁就得到荣誉。某种起白海底的风潮会使有性格的人浮出水面。他的谏言会被采纳,他的能力会得到称颂,他真正的价值会体现出来。困难的事情当然也会交付于他,他会出来主持大局,会完成决定性的使命。他所说的一切都会有人进行认真的思考,他所有的要求都会得到满足。在他那方面,他不会利用自己命运的改变而谋取私利,反而会显出慷慨的气质,受到召唤的时候会全力以付。他甚至很少去品尝报复的甜蜜滋味,因他全部的智慧和才能都用到必须采取的行动上去了。

    事到紧急,危险将至时,人们就会积聚在有性格的人跟前,这是一种本能冲动的外在表现,因所有的人都会在内心里意识到自立的终极价值,他们知道,没有自立精神,那就没有有价值的行动。到了最后关头,按照西塞罗的话说,我们必须“拿可以找到的最好例子来评判所有的行为”,因为没有这样的激情,什么大事也办不成,而这样的信心只能在有性格的人身上找到。如果不是对自己有信心,如果他们没有完全掌握手中的任务,亚历山大不可能征服亚洲,加利略不可能演示地球的运动,哥伦布不可能发现美洲,黎塞留也不可能恢复皇室的权威和尊严。如果他们放任短见的审慎和懦弱的克制,布瓦洛不可能建立古典品味的法则,拿破仑不可能开创帝国,雷赛不可能穿凿苏伊士地峡,俾斯麦不可能统一德国,克列孟梭也不可能拯救他的国家。我们可以进一步说,大凡有杰出成就者,经常会承担起忽视纪律当中仅仅是繁文缛节的一面的责任。这方面的例子多不胜数:塞巴斯托的佩利谢将皇帝威吓的信件看都没有看一眼就塞进口袋,只在他的行动结束之后才拆开看。兰勒萨克在沙勒洛抗命停止了战争,因此而拯救了他的军队。里奥迪不顾级别越来越高的上司指令而在1914年占据整个摩洛哥。英德日德兰海战期间,英国错过了摧毁德国舰队的战机,战后,当时任第一海军大臣的费谢尔海军上将接到杰利科的信件之后发出愤怒的呼喝:“他具备尼尔逊的一切品质,但就缺少一项:他不懂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道理!”

    不用说,伟人取得的成功总是取决于掌握许多不同的技巧。性格本身如果得到不到其他品质的支持则只会导致轻率和固执。另外一方面,纯粹的智力天赋,哪怕是最高级别的智慧,也都是不够的。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人,他们虽然有远超常人之上的天赋,但发现自己的努力全都付之东流了,因为他们缺少性格的魅力。不管是否以最专业的方式服务或背弃其主子,他们都完全缺乏创意。他们可能值得人注意,但永远都没有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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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本杰明·富兰克林的信,1781年8月

    摘自艾德蒙得·伯克《艾德蒙得·伯克书信集》

    政治家有时候必须跨越国界彼此联系。爱尔兰出生的国会议员和作家艾德蒙得·伯克(1729—1797)是现代保守主义的开创者之一。

    亲爱的先生,

    跟一个诚实和良善的公民应该产生的感觉一样,我为目前这场令人不快的战争造成的伤亡感到难过。但是,这些伤亡对我个人产生惟一的影响,在于我必须中断与你的书面交往,但是,这一不幸让我觉得跟许多的不幸一样沉重。我可以真心地告诉你,与你的友谊是我一直以来努力以求的目标,如果对你的天赋和品德高度和真诚的尊重能让我为之获得一个权利,那我绝对不值得获取这份殊荣。我让自己宽心说,你对这些感觉的真实程度的信任会让我找到借口,好把自己极其关注的这件事情摆在你的面前。这样的做法完全来自我自己的决定,而非别的任何人授意的结果。

    我最近确知,而且不无惊讶地听说,国会作出一项申请,希望将我的朋友柏哥伊恩将军继续关押在美国,而此时,其余几乎所有协定军官的交换工作已经完成。这项申请当前已经撤回,这是真实的情况,但之后,它在任何一个时候都有可能恢复,目前尚没有提出或做出一种安排来防止从各个角度来说都是如此不可接受的一件事情发生,因我们会看到完全相反的利益联合起来迫害一个人,让这个具备无可比拟的坦率和克制品德的人去调和最不易产生一致意见的几方作出有利于他的结论。

    国会的这一做法的确让我震惊不小。我不得不相信,一种非同寻常的老手操作,或前所未有的错觉在起作用,结果形成无法以任何性质的普通原则或政策来解释的一个结果。

    这项声明之后的协定的细节我不准备一一道出,也不想来建构或执行这个协定。也许,我没有能力公平看待这件事情的好处,如果有,我也不准备拿来当作争辩的立场,因为(不管别人可能会,或者应该做什么)我都不会借托某项严格的权利观点,而只是诉诸你广为人知的荣誉与慷慨原则,加上长久的友谊给人带来的自由和特权。我假定你完全熟悉伯哥伊恩将军所受到的非同寻常的待遇的整个情况,因此我不准备对你如此可靠的记忆力和如此适当的判断力显示任何怀疑,就好像要让你的记忆力重新唤起,让你的判断力找到一个线索一样。

    我乐于承认,柏哥伊恩将军一直都是(看他能够忍受多长时间的痛苦),现在仍然是对英皇室充满感情的热切的仆从,在美国,他是国王指派去的军官(就他的运气所及),文武双全,有过人的忠诚心、活动能力和精神力量。亲爱的先生,你虽然对自己赞同的这项事业表达过惊人的强调,也熟知人类的天性和人类的道德感,但你比任何人都更明白,人们愿意,而且有时候非得对自己的职责采纳不同的观点或采取不同的步骤,这是各地的利益和职业情形所致。我们在完全不同的行为过程中可能都有共同的优点。你知道,别的人也许值得你高度赞扬,而这件事情本身却又是你极力反对的。但是,不管我们对这场致命战争的起源抱什么样的看法,我都想对你说,伯哥伊恩将军具备优良的品德,他从没有强行驱动战争,没有通过邪恶的手段使其得到滋养或存活,也不会以不必要的热情去恶化其自然的损害,他在所有情况下都是一种军人脾气,他热爱自己的职业,这种职业作为一个手段经常会使他有极慷慨和极富人性的举动。

    你听说过在大海的这边,他已牺牲掉自己极强的荣誉感,那些牺牲远远超出原则的要求。这对于他的国家来说并无任何益处,他在那里也受尽责备。美国是否也召唤更重大的牺牲,而这些牺牲对于提出要求的人来说又没有任何益处呢?我明白政治需求的严酷,但在这里我看不出任何必要,既非权宜之计,也无适当可言。我知道应该尊重公众机关的意见,但是,所有这些机关都是有可能犯下错误的,而能够让这些团体蒙受的最不名誉的羞耻就是假定它们都不可能纠正一个错误。

    如果我不是完全相信你自由思想和有男子气概的作风,那我就不应该假定在我所处的最有敌意的情形当中向你提出这么一个要求。但在这小小的实验哲学观中,我并没有冒开罪于你的风险。我没有向美国大使提出申请,而是向一个作为哲学家、朋友和爱人类的富兰克林先生提出要求,从这个角度来看,不管政治会带上什么色彩,我都将拥有一份荣誉成为,亲爱的先生,等等,等等。

    艾德蒙得·伯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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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信与男子权威的奥秘

    摘自夏尔·戴高乐《剑之刃》

    为人领袖者如何激发跟随者对他的信心?用他自己的最高理想。

    和在没有食物、饮水和睡眠的情况下人不能求生一样求生,人的内心里也不能没有控制。作为政治动物,他们感觉对于组织的需要,也就是说对于一种确定的秩序和领袖的需要。威权可能在其不稳定的基础上摇摇欲坠,但是,或迟或早,处在一切事物基础之上的自然平衡会提供新的基础,不管是更好的还是较差的,但在任何情况下,都一定是可以用新的办法重建风纪的那种基础。这些新基础哪怕到现在都还在出现。在给一些个人的价值确认当中,在少数人的擢升当中也是相当明显的。人们过去给予出身或从政经验的东西,他们现在都给了那些坚持自己权力的人。有哪位合法的君主曾像现在的独裁者一样受到人们卣目的崇拜,而这样的独裁者之所以爬上高位,难道不是因为别的东西,仅仅是因为自己厚颜无耻?有哪个确定的权威能够在事件当中留下如此的痕迹,就像工程师的高效工作给现代世界留下印象呢?什么样的征服者被人们狂热地称作我们的运动员,而他们的成功全都是自己努力得来的?

    权威的这种变化一定会在军纪当中体现出来。在军队里,就跟在别的任何地方一样,人们说:“尊敬正在消失。”但事实上,尊敬只是变化了自己的对象。要别人服从自己,处在指挥位置上的人今天必须较少依靠他自己的级别而更多依靠自己的价值。我们再不能把权力与权力的附属特征混为一谈了。

    当然,这并不是说所有必须有所约束的东西就可以完全取消了。人不可能变化得那么快,那么彻底,人的天性也是跳跃移动的。在别人头上行使的权威在更大范围内取决于围绕级别和官位的光环。同时,有主人性格的人所具备的优势,以及他确保别人服从于自己的顺理成章的能力也总是存在着的。但在这样一个不稳定的时代,在传统和习俗已经受到剧烈冲击的一个社会里,服从的习惯力量越来越弱,命令的主要动力现在只能在领袖个人的威信当中找到。

    威信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感觉、暗示和印象的事情,它主要取决于一种基本的天赋,一种不太容易分析出来的天生的敏捷。事实是这样的:某些人看来天生就具备抵挡不住的权威感,就像那是一股洪流,尽管不太可能说出这样的权威感到底是由什么东西构成的。就连处在其影响下的那些人,也会惊讶于自己对这种权威的反应。这种现象与爱的感觉有共同之处,如果没有我们称之为“魅力”的东西在场,那就不可能表达得很清楚。更奇怪的是,有这么一个事实存在着,某些人表现出来的权威感经常与其内在的天赋或能力没有任何关系。我们不难发现,很多有杰出智慧的人却没有权威感,而较少这方面天赋的人却又具备相当高的权威感。

    虽然我们所称的“天生的权威天赋”当中有很多不是后天可以获得,而只能来自于某些人最深层的自我,而且各个人的情况还有差别,但是,也有很多经常出现和必要的因素在里面,都是人们可以加以了解的,这部分要素就是可以获得或培养的。真正的领袖,如同大艺术家一样,是一种有内在倾向的人,这种内在的倾向可以通过他对这门艺术的练习加以强化和利用。

    首先,没有神秘就不可能有威信存在,因为熟悉的东西会滋生轻篾。所有的宗教都有它们最神圣的东西,没有人能够在自己的贴身仆从面前当英雄。在领袖人物的外貌、风度和精神活动之中,一定有“某种东西”是别人完全无法了解到的,这使别人感到困惑,让他们不安,并引起他们的注意。我这么说并不是指他一定是让自己躲在象牙塔内,离他的下属远远的,让他们无法靠近。反过来,如果一个人要影响别人的思想,他就必须仔细地观察他们,并明确弄清楚这个人和那个人有什么不同,但只是在一个条件下来做这件事情,即,他不会流露出任何东西,他必须保留住某些秘密的知识,这些知识任何时候都有可能出来干预,并更有效地避免令人惊异。群众潜在的信仰会把其余的事情做完:领袖一旦被判断出能够把他自己的性格增添到任何一种情形之中的已知因素中,接下来的希望与信心会对他们心中的信仰产生极大的促进作用。

    领袖必须回应这样一些人的渴望,他们本身并不完美,但一直在追求着完美,他们也是为了这个目的才受到召唤的。他们知道自己有自己的缺陷,而且天性也不是太好,因此让自己产生无穷无尽的幻想和希望,人人都在衡量自己的屑小,因此而接受集体行动的需要,但有一个条件,那就是它应该达到一个目标,这个目标本身还必须是远大的目标。除非能够触动这根弦,否则,任何领袖都不可能成功地突出自己。其作用在于命令和指挥群众的所有人都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这是雄辩的基础。所有的演说家都会让最差的论证披上伟大的外衣。大企业的顶梁柱是:所有公司的说明书都在公众面前把自己跟进步等同起来。这是政治党派的跳板:所有的党派都在无休止地说,所有人的幸福是其党纲的最终目的。因此,不管领袖发出什么样的命令,都必须用高尚的布片包裹起来。他必须登高远望,显示他有远见,能干成大事,因此而在那些挣扎于浅水中的人的慷慨七建立自己的权威。他必须把对偶然事件的轻蔑人性化,并交由他的下属去料理。他必须把枝节琐事全都扔到一边去,让喜欢做单调事情的人去仔细研究,慢慢解决。这里不会出现德行的问题。《福音书》里教导的完美从来都还没有建立起一个帝国。每一个喜欢行动的人都有很强烈的自我倾向,有自傲和坚毅的一面,也还有狡猾的一面。但所有这些都会得到人们的原谅,它们会被看作是高尚的品质,只要他能利用它们当作实现伟大目标的手段。因此,满足一个人内心的秘密欲望,为他们生活中的一些杂事做一些补偿,他就会捕捉住他们的想象力,而且,哪怕他中途失败,在他们的眼中,他还会保持住自己的威信,因为他们相信他仍然会带领他们走到那个目标。但是,从不能够从庸俗的事务当中脱出身来,而且满足于小有成就的人,他永远也不会有所成就。他最多让人们记住他是个好仆人,但永远也不会成为一个大师,他不能够把人类的信仰和梦想吸引到他的身边来。

    的确,一项可以观察到的事实是,人类所有的领袖总是把自己跟崇高的理想联系在一起的,不管他们是政治人物、先知还是军人,他们总能够从别人身上得到最好的一部分,这就使他们的影响力得到更大的力量和广度。他们活着的时候为人所跟随,是因为他们代表心灵的博大精深,而不是仅仅为了自私自利,他们在后世为人所景仰,多半是因为他们气魄宏大、果断有力,而不是因为他们所取得的成就有多大的用处。虽然有时候理智会谴责他们,但是,感情却会在他们身上罩上一层荣耀的光环。在伟人的中央广场上,拿破仑总是比帕尔蒙迪埃的级别高。因为这就是真切的情况,历史竟然也给这样一些人一种阴暗的重大意义:他们的声名主要依靠这样的事实,即他们是煽动叛乱和残酷行为的人,因为他们的犯罪行为打着某种听起来很高尚的名义。

    ——

    随时做好战争准备

    摘自尼克尔·马基雅维利《君主论》

    政治家避免走向战争的最佳办法就是随时做好发动战争的准备。

    罗马人在所占领的外省总是采取这个办法,他们建立起殖民地,用这个办法来诱骗力量稍弱的国家,同时又不必增强自己的军力,他们压倒强国,不让外国统治者从他们那里获取影响力。我引证希腊省作为一个例子。他们与亚该亚人和埃托利亚人交朋友,马其顿王国被推翻,安提克王朝被赶走,他们也不让亚该亚人或埃托利亚人的优势为其扩大疆土,说服菲律普也不会引发他们在不削减他的影响之前与他交朋友,安提克的力量也不能说服他们允许他在那个省里拥有任何一个地盘。

    在上述这些例子当中,罗马人做了聪明的君王应该做的事情,他们不仅仅考虑当前的局势,而且还要考虑到未来的不协调情况,并想尽办法严加防范。因为早早就看出了有可能出现的问题,因此很容易找到解决的办法,但如果人们等到事情已经火烧眉毛了才去想办法,那可能就药石罔救了,因为那时已经病入膏肓。这种情况跟痨病热一样,医生说,初发的时候治起来容易但很难看出,等到容易看出的时候,治起来就不太容易了。因此,这样的事情在治国的过程当中也是一样。早早看出正在酝酿的问题(只有谨慎的人才能担当此任),那就很容易解决了。但是,等到因为缺乏这方面的知识,因此听任问题不断发展下去,到了人人都能明白的程度,那就难以找到救治办法了。因此,罗马人未雨绸缪,运筹帷幄,总能在事情尚未发生的时候找到解决办法,因而不必增加兵力就可以避免一场战争。他们明白,战争不能够避免,但可以推迟到有利于自己的时机。因此,他们在希腊向菲律普和安提克宣战,因此而不必与他们在意大利决战,虽然他们当时本可以避免这两场战争的。这不是他们选择的,他们从不想做那件事情,而现在很多聪明人都在念叨着这样的事情,也就是得到推迟的优势,但他们更喜欢信任自己的美德和谨慎。因为时间会带来一切,也许会产生或好或坏的影响。

    ——

    模范公民

    摘自普鲁塔克《希腊罗马贵族的生活》

    从很多方面来看,布鲁图·马库斯是普鲁塔克所谓的积极与深沉美德的理想混合。他是哲学研究者,为罗马共和国反抗凯撒这样的篡位者和野心家行动的辩护人,他有一个出类拔萃的妻子,可以与之分享秘密和痛苦。哪怕他在凯撒那边的敌人,比如马克·安东尼,也都称赞他人格的高贵和信念的真诚。普鲁塔克(46—127年)为希腊和罗马英雄及政治家写过众多的传记。

    布鲁图·马库斯是布鲁图·朱尼厄斯的后代,他的铜像由古代罗马人竖立在首都,跟众多的国王并呈一处。他的雕像表现他拔剑出鞘的样子,为的是纪念他驱赶塔昆族并摧毁君主制的勇气和决心。但是,布鲁图族的这位祖先天性严厉,顽固不化,性情如铁,学问再深,思想再广博也不能软化其性格。结果,因为对暴君极其愤怒,极其仇恨,竟然因为参与暴君的阴谋而将自己的几个儿子也杀死了。但是,我们现在要来说一说的布鲁图却有温厚的性情,这种性情又因学识水平和对哲学的研究而大有提高。虽然他性情温和深沉,但他还是参与商务与公共事务,使自己陶冶出最适合于有德行者的气质。就连因为他与凯撒为敌而站到他对面去的政敌也说,如果在这整个的事件中有什么可敬或高贵之举可言的话,那他们全都会说布鲁图,而且会把一切野蛮和残酷的东西归属于岂撒,凯撒本是布鲁图的亲戚与亲密朋友,但从为人诚实和目的的纯净上看,他们根本不是同级别的人。

    哲学家卡托是布鲁图的母亲塞维莉娅的兄弟。在所有罗马人当中,此人是他的外甥最为敬佩的人。布鲁图起而模仿他,后来还娶了他的女儿波西娅。布鲁图研究过所有希腊哲学家,在这些哲学家当中,他最崇拜的是柏拉图派的哲学家。

    当罗马分裂成两个派系后,庞培和凯撒各领一支军队彼此争斗,整个帝国陷入混乱之中,一般人以为,布鲁图会站到凯撒一边,因为布鲁图的父亲为庞培所害。但是,布鲁图认为他有职责把公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而把个人的私情放到一边去,他的判断是,庞培从事的是正义的事业,因此跟他站在一边。他这么做了,哪怕以前如果碰巧遇到庞培,他甚至都不愿意跟庞培打招呼,根本就不拿庞培放在眼里,因为他觉得跟杀死父亲的人哪怕说极少的几句话也是一种羞耻。但现在,他认为庞培是一国的将军,因此投到他的门下听命于他,并扬帆前往西里西亚,充当塞斯迪乌斯的副官,塞斯迪乌斯当时是那个省的总督。

    据传,凯撒第一次听布鲁图在公共场所讲话时对朋友说:“我不知道这个年轻人想要什么,但不管他要什么,他都非要不可。”他天生的思想力量极其强大,一般很难说服他,他也不太容易改变自己的立场以取悦于恳请他宽恕的人。一旦投入有合适理由和主动道德选择动机的行动,不管他朝哪个方向前进,都会肯定地保持原来的方向,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不管什么样的谄媚也不会使他动摇到听信不公正请求的程度,尽管有些人因为克制和羞怯而赞扬这样的行为。但是,布鲁图却觉得,允许自己被这种可耻和阿谀奉迎的恳求所动摇,那是能够落在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头上的最大的羞辱。布鲁图经常说,他总觉得那些无法抵挡住这些恳请的人,风华正茂时不可能有过很大成就。

    布鲁图很清楚他们将要遇到的危险,他感觉到,因为其美德、出身和勇气而广受人们尊敬的罗马人的安全取决于他。因此,当他处在公共场所的时候,会尽一切力量掩盖住自己不安的一面,控制住自己的思想,但到了家里,尤其是在夜里,他就不是同一个人了。有时候,他的担忧会使他从梦中惊醒,这是违反他的意愿的事情。另有一些时候,他完全沉缅于深思之中,考虑他的各种困难,他的妻子会躺在他旁边无能为力,但会注意到他受到异常的困扰,因为一些危险和复杂的事情而不得安宁。

    我在上面说过,波西娅是卡托的女儿。她跟表哥布鲁图结婚时还非常年轻,因为她第一个丈夫死掉了,而且还有一个儿子,名叫毕布鲁斯。现在还有一本小书,叫《布鲁图回忆录》,就是他写的。波西娅很喜爱哲学,极爱她丈夫,很能理解人,而且极且勇敢。因此她决意不过问布鲁图的秘密,除非自己先行经过了考验。她让所有的仆从离开卧室,拿出一把小刀,就是人们用来削指甲的小刀,然后在自己大腿上刺上很深的一个口子。她流了很多血。之后是极度的疼痛和让人颤抖的发烧,那是因为伤口引起的。在最疼痛的时候,当布鲁图因为她感到很焦急,很痛苦的时候,她就对他说:“布鲁图,我是卡托的女儿,我之所以嫁给你,不仅仅是要与你同榻共枕,同桌吃饭,就跟侍妾一样,我还要与你同甘共苦。在你那方面,你对我无微不至地关怀,因此我无所抱怨。但是,如果我不能够分担你隐密的痛苦,如果我不能够分享你的秘密和信任以便为你提供一些参考,那你能从我这里得到什么样的满足,我有什么东西拿来作为爱你的证据呢?我非常清楚,妇女看来太软弱,天生就不能够把秘密说给女人听,但是,布鲁图,高贵的出身、良好的教育,并且是良善和值得尊敬的男子们的朋友,这些都有助于形成我们的性格,因为我是卡托的女儿,也是布鲁图的妻子,因此我感到骄傲。我现在甚至对此更有信心,远胜于我拿自己当试验品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完全能够忍受痛苦。”然后,她把自己的伤口拿给他看,告诉他说这是为了试验她是事能忠贞不二。他感到万分惊讶,举起双手祈求上天帮助他成为值得这个妻子爱的丈夫。然后,他就安慰了妻子。

    布鲁图计划行刺凯撒的这天,有人从布鲁图家急急忙忙地跑来,告诉他说妻子要死了。因为波西娅太激动了,她受不了自己可怕的焦虑。她几乎无法让自己留在家里,听到任何一点响动,听到任何人说话她都心惊肉跳,如同发酒疯的人一般。从论坛回来的任何人她都要问一问,看布鲁图在干什么,并且接连不断地派信使询问他的情况。最后,因为等得太久,她再也忍受不下去了。她的精神因为疑虑和担心而崩溃,直到失去控制,开始晕倒过去了。她不去卧室休息,反而坐在一些妇女堆里,结果一阵突如其来的昏厥袭来,她的脸色变了,再也不能够说话。妇女们大声哭喊起来,邻人都来到布鲁图家,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消息很快传出去,说波西娅死掉了。但是,在那些妇女的帮助下,波西娅又恢复过来。布鲁图听说这个消息后,感到极其难办,但也不无理由,但是,他并没有被自己个人的伤痛所困扰,并没有从公事当中脱出身来。

    卡西乌斯是一个时常为愤怒和激情所控制的人,他的自私自利时常超出公正的范围。他历经战争和远行的痛苦以及各种危险,不辞劳苦,目的是想要为自己挣取统治权,而不是为人民谋取自由。跟先前其他一些破坏罗马和平的人一样,比如齐纳、马略或卡波,事情已经很明显,他们都把自己的国家当作一个赌注,谁赢了就归谁。他们差不多公开承认,他们是为了一个帝国而战的。但是,我们得知,哪怕布鲁图的敌人也不会说他有此嫌疑。不!许多人听安东尼本人说,布鲁图是惟一一位因为荣誉感和行动的明显正义性而谋反凯撒的,其余所有人起而密谋陷害凯撒,仅仅出自个人的嫉妒和恶意。另外,从他自己的文字当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布鲁图并不那么依靠武力,他依靠的是他自己的德行。因为他在与敌人交战之前不久写给阿提库斯的一封信里说,他的事情处在他能够希望的最佳的状态下,要么他会成功,并把自由交还罗马人民,要么他自己死掉,让自己免于沦为奴隶。他写道,虽然其他的一些事情是确切的,而且超出偶然的范围,但是,有一件事情仍然处在怀疑之中,那就是他是否能够作为自由人生或死。他补充说,马克·安东尼因为自己的愚蠢而受到了惩罚,因为当他有机会跟布鲁图和卡西乌斯以及卡托站到一边的时候,却选择了加入奥克塔维厄斯一类的人。他预测,虽然他们不可能两个人同时被打败,但他们不久会彼此打斗。在这方面,他看来是不幸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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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男子得称颂的一切

    摘自西塞罗《论共和国》

    西塞罗的《论共和国》流畅地表达了有男子气概的国民的古典理想。做一个好男儿不仅仅要热心于公益事业,而且还必须做一个有修养、高尚和有学识的人,熟悉艺术、音乐和哲学等的崇高之美。

    让我们把探讨人生哲学的人视为伟人——他们的确也是这样的人——让我们把他们看作追求真理与杰出的学者和老师。但同时,让我们承认艺术是存在的——不管是由面对公众生活沉浮的那些政治家发现的,还是由你的哲学家在一种学术退隐状态中发现的——也就是构成政治与对人民的管理学说的那门艺术,这样的一门艺术实在不可轻视。这门艺术如果跟天生资质结合起来,能产生一种超乎凡人之上和具备神性的人物,过往的历史莫不证明这一点。当人们跟参与本对话的人一样感觉到,他们必须将学术上的兴趣与对人生更丰富的理解增加到从自然中获取的脑力以及在公众生活中磨练出来的经验上时,这样的人就必须被广泛接纳为优于其他昕有人的天才。将在重大事务中的实际经验与对于文科的学识热情结合起来,还有什么能比这更值得荣耀的吗?小西庇阿,普布留斯·科内利乌斯、加伊乌斯·拉伊里乌斯或卢修斯·费鲁斯都是人杰,他们为了不忽视可能带给杰出者最高荣誉的任何东西,而把他们在家中学来以及从祖先那里继承而来的行为规范与从苏格拉底处得来的外国哲学结合起来了,还能想象有比这更完美的事情吗?因此我认为,有能力和愿意将这两方面的兴趣结合起来的人,以祖先的方式和人文学术两种方式约束自己的人,他们就已经获得了令男子得称颂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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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偷与看家狗

    摘自《伊索寓言》

    公民须当小心的看护者。

    有小偷黑夜入室。他身边带有几块肉,可令看家狗平息,因此不会汪汪大叫而惊动主人。小偷将肉块扔给看家狗,狗就说:“如果你觉得因此而堵上了我的嘴,那可真是大错特错。你施于我的一时好意只会使我更加警惕,因为在你给我这不曾预料的恩惠时,一定想满足你自己私下里的某种愿望,而此举却会令我的主人受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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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即秩序,自由即力量

    摘自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讲演录》

    作为国会议员,福克斯(1749—1806)是自由与人权的热心拥护者。

    自由即秩序,自由即力量。抬头看看世界,大家一定会看到有益的情景。你们会看到自由不仅仅是力量与秩序,而且还是主宰一切和不可征服的力量与秩序,它嘲弄别的一切力量的来源。可否可笑地想象在自由之中成长起来的人——第一批因为形成了自己的社会契约而产生值得荣耀的自豪感的人——可在自己的权利上被打压到无话可说的程度?有否可能想象,已经在如此长的一个时期内体验到自由的光芒与幸福的人能够再次被约束起来,并在愚昧和堕落的阴影里再次闭嘴?先生,您不妨这么试试,看看能否用一座可怜的大坝堵起急流汹涌的河流!猛烈翻滚的潮流会冲毁人类能够扔在里面的任何障碍物,而这种无用的行为惟一的后果只能是这样的:因为临时的堵塞而积聚起新的能量,迫使自己通过新的渠道,它会在河流的各边扩大毁灭和废墟的范围。自由的进程跟溪流的进程是一样的。如果保持在其范围之内,它肯定会使流经的地区更加肥沃,但是,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住它的前进,而试图转移其流向的人,其内心一定是短视和恶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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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家对投票人有何职责?

    摘自艾德蒙得·伯克《对布里斯托尔选民的演说》

    根据1774年针对立法者的责任所作的这篇著名声明,重要的不仅仅是被动地满足投票者的愿望,而且还要代表投票者进行商讨,哪怕一项决定最后与投票者的愿望相反。

    先生们,当然地,一位代表应该与选举者完全保持一致,保持密切的联系,而且毫无保留地告知自己的选举者,这应该是他的幸福与荣耀。他们的愿望应该在他的心里占据重要的位置,他们的看法应该得到他极高的尊重,他们的事务值得他进行不间断的关注。他有责任牺牲自己的休息,自己的快乐,自己的满足以迎合他们的愿望,而且最重要的是,在所有情况下,他都必须以他们的利益为上,而不能仅仅照顾自己的利益。但是,他不怀偏见的看法,他成熟的判断,他受过启迪的良心却不能够牺牲给大家,不能牺牲给任何人,任何活着的哪一群人。这些东西他不是从你们的快乐中得来的,也不是从法律和制度中得来的。它们是来自上苍的信任,如果滥用这些东西,他就罪责难逃。你们可以说自己的代表不够勤勉,但不能让他牺牲自己的判断力。如果他牺牲自己的判断力而迁就大家的意见,那他就不是在为大家服务,反而是背叛了选举人。

    我极有价值的同事说,他的意志必须屈从于你们的意见。如果仅仅如此,事情就没有太大关系了。如果政府仅仅是随便站在哪一边的一件事情,那么,你们这一边显然是更好的一边。但是,政府和立法机构是靠理智和判断力行事的,完全跟倾向没有关系,如果决定在讨论之前即已经做好,如果一批人在商讨而另一批人在下决定,如果作出结论的人也许在离听到辩论的人300英里之外的地方,那么,这样的理智是什么样的一种理智呢?

    发表意见是所有人的权利,而选举人的权利是一种拿出有分量和值得尊重的意见的权利,一个代表应该总是乐于听到这样的意见,他也应该总是最认真地听取这样的意见。但是,具备权威性的指令,所发布的训令,也就是成员必须盲目和预先假定好地遵照执行,投票同意,并且为之进行辩论的一套命令,哪怕跟他的判断力和良心最明确的信念相矛盾,这些就是这个国家的法律完全不清楚的东西,它们源自我们这个制度全部秩序和信条当中最基本的一个错误。

    国会不是来自不同或者敌对利益的代表们开会的地方,这样的利益人人都必须捍卫,是一位代表和倡导者针对另一位代表和倡导者必须要捍卫的利益,但是,国会是一个国家进行协商的大会,只有一个利益,那就是全体的利益,这里要实现的不是局部的目标,不是当地的偏见,而是全部的利益,来自全体人普遍的理智。你们的确是选举了其中的一个成员,但是,当你们选举他的时候,他却不是布里斯托尔的成员,他是国会的成员。如果当地的选举人有一个利益,或者匆匆形成一种看法,而且明显与这个社会其他的真正利益相反,代表那个地区的议员就应该跟别的任何议员一样远离这样的看法,不要使它产生法律效果。对此问题我说了太多,请求大家原谅。我一直不愿意陷在这个话题里面,但是,我情愿用一种可敬的坦率跟大家交流。作为你们忠实的朋友,作为你们热心的公仆——我会一直保持这个身份直到生命的尽头——一个谄媚者是你们大家都不希望看到的。但是,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我们之间要产生什么歧见还真是不太可能的事情。也许我会给大家带来太多而不是太少的麻烦。

    从我受到鼓励努力寻求大家的支持那一个小时起,直到获取大家支持的那个快乐的日子,我从来都没有向大家许诺过任何别的东西,而只有谦卑和不遗余力地完成自己的职责。我承认,这个职责的份量让我发抖,任何想知道在这个世界的一切事务当中,这职责到底有多么沉重的人,都一定会吓得飞跑,因为这实在不是一件让人能肯定和贸然轻率以就的事情。让我来告诉大家,要当好国会议员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尤其是当现在这个时候,人们都有很强的愿望,他们希望在奴性的顺从与失控的欢迎之间冒险走极端。要将慎重与热情结合起来,那是绝对必要的,但又是非常困难的。我们现在是一个富裕的商业城市的成员,但是,这个城市只是一个富裕的商业国家的一部分,而国家的利益是多种多样的,形式繁复的,复杂多变的。我们是这个伟大国家的成员,但这个国家本身也只是更大帝国的一部分,这个帝国我们通过美德和自己的财富延伸到了东方和西方的最远处。所有这些广泛的利益都必须加以考虑,都必须加以比较,都必须在可能的情况下予以调和。我们是一个自由国家的成员,我们当然都明白,一台自由制度的机器并非简单的事情,它有价值,同时也很复杂,很容易弄坏。我们是一个伟大而且古老的君主制国家,我们必须带着宗教精神来保存主权的真正法律上的权利,它形成了一块拱心石,使我们这个帝国和我们这个制度结实和宏伟的拱顶得以安放。由得到平衡的权力构成的一个制度永远都必须是最关键的内容。我知道自己有能力上的缺陷,我希望得到来自各处的支持。我尤其希望得到友谊,我将保持与你们送给我的最有价值的同事之间最好的联系。

    我不再麻烦大家了,只想说声谢谢。对各位先生,谢谢你们的支持;对候选人,谢谢你们克制和礼貌的行为;对各位治安官员,谢谢你们的操行,这样的操行可所有就任公职的人引为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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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终于拿到授权,可以安心睡觉了。

    摘自温斯顿·邱吉尔《风暴聚集》

    温斯顿·斯宾塞·邱吉尔是二战期间的英国首相,也是盟军击败第三帝国行动的主要设计师。他也是一位有天赋和高产的史学家、传记作家和散文家,体现了积极和沉思型美德之间的平衡,这样的美德是本文集中反复出现的男子气概的关键。邱吉尔是阿道夫·希特勒早期和一贯的抨击者,在他的二战历史著作中,邱吉尔描述了希特勒厚颜无耻地撕毁了与张伯伦在慕尼黑签订的和平条约,以及张伯伦政府随后的倒台。他关于纳粹的警告终于得到了印证,之后描述自己如何成为首相。

    我无法准确地想起5月9日上午事情是如何发生的,但发生过下面这样的事情。负责空军事务的国务卿金斯雷·伍德爵士跟首相关系密切,他是首相的同事和朋友。他们长期在一起工作,过从甚密,彼此信任。我从他那里得知,张伯伦先生决心成立国民政府,而且如果他不能出任这个政府的首脑,他会推举任何值得他信赖的人。因此,到了下午,我意识到自己不妨主动一试。这样的前景既没有让我激动,也没有让我惊讶。我想,这可能是到目前为止最好的计划。我急于让事件不断展开。到了下午,首相召我去唐宁街,我发现哈里法克斯勋爵也在场。谈了谈总体的形势之后,我们得知,阿特利先生和格林先生将在几分钟内到达,商议一些事情。

    他们到了之后,我们三位部长坐在桌子一边,对方领导人坐在桌子另一边。张伯伦先生宣布非常有必要建立一个国民政府,并想确知工党是否愿意派员接受他的领导。工党正在布恩茅斯开会。这次谈话进行得彬彬有礼,但很明显,工党领袖不愿在没有与自己的人商议之后参与此事,并且发出比较明确的暗示说,他们觉得反应不会是有利的。然后他们就退出了。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晴好下午,我和哈利法克斯勋爵在唐宁街10号花园的长凳子上坐了一会儿,并没有谈到什么特别的话题。然后我回到海军部,整个晚上和大部分夜晚都在那里忙一堆事务。

    5月10号天亮后,传来一个惊人的消息。成箱的电报从海军部、陆军部和外交部送了过来。德国人蓄谋已久,终于出手了。荷兰和比利时都受到人侵。他们的前线在数不清的地点被突破。德国陆军针对低地各国和法国的全部军事行动已经开始。

    约在10点钟,金斯雷·伍德爵士过来找我,他刚才还跟首相在一起。他告诉我说,张伯伦先生觉得,鉴于刚刚爆发重大战事,他有意继续留在目前的岗位上。金斯雷·伍德曾告诉他说,反过来,新的危机使成立国民政府的需要更迫切了,依靠这个政府才可以面对危机,他还说,张伯伦先生接受了他的看法。11点,首相再次召我去唐宁街。我又在那里发现了哈里法克斯勋爵。我们在张伯伦先生对面各就其位,坐了下来。他告诉我们说,组织一个国民政府的事情超出了他的能力,对此他很感满意。他从工党领袖那里得到的回答使他确信如此。因此,问题在于,他自己的辞呈被同意后,他应该向国王建议由谁来继位。他的态度显得很冷静,不慌不忙的,似乎这事跟个人感情毫无关系。他隔着桌子看着我们两个人。

    我在公共生活当中曾有过多次重要的会见,这次当然是最重要的。一般来说我会谈很多话,但这次我默不出声。两个晚上之前,张伯伦先生明显一直在考虑下院那场暴风雨一般的情景,当时我看来处在与工党的激烈争辩当中。虽然这对他是一个支持和辩护,但是,他还是感觉到在这样关键的时刻,那会成为一个障碍,阻碍我获取他们的支持。我记不得他说过的准确的话,但是,其含义大概如此。他的传记作家费林先生确切地说,他情愿选哈里法克斯勋爵。因为我默不出声,因此就出现了很长时间的停顿。它肯定看来比人们在停战纪念日的纪念会上的那两分钟长得多。接着,过了很久以后,哈里法克斯发话了。他说,他感觉作为一个上院议员,在下院之外,在像眼前这场战争的局势中,他很难放下自己手头的职责而承担起首相的重任。他愿意为很多事情负责,但是,他没有力量引导两院大会,因每一个政府的生命都取决于两院的信任。他就这个话题谈了几分钟,到他结束的时候,事情已经很明显,这个职责就要落到我的头上了——事实上已经落到我的头上了。然后,我第一次发话。我说,除非得到国王组建新政府的任命,否则我不会与任何一个反对党接触。就这样,一场关键的谈话结束了,我们又开始谈起普通的轻松话题,还有一些熟人的事情,这些人一起工作了很多年,他们在政界进进出出,一生都在英国政治的友好气氛当中度过。然后,我回到了海军部,正如可以想象到的一样,一大堆事情等着我。

    荷兰的部长们都在我的房间里。他们形容枯槁,十分疲倦,眼中显出惊魂未定的神情。他们刚刚从阿姆斯特丹飞过来。他们的国家在没有任何哪怕最轻微的借口或警告的情况下受到攻击。铁与火的雪崩滚过前线,当阻止无效,荷兰守军开枪还击时,铺天盖地的屠杀从天而降。整个国家处在疯狂的混乱中,长久准备的防御计划投入运行,堤坝打开了,四处一片汪洋大海。但是,德国人已经突破外围线,现在正沿着围绕萨伊德希的堤道长驱直入。我们有办法阻止此事吗?走运的是,我们在不远处还有一个小舰队,很快便命令此舰队封锁堤道,并大量杀伤蜂涌而来的入侵者。女王仍在荷兰,但看来她也不可能在那里久留了。

    作为这一系列商谈的结果,海军部发出大量命令给我们在附近的船只,并很快与荷兰皇家海军建立起紧密联系。哪怕他们知道最近挪威及丹麦遭到蹂躏,但是,荷兰的部长们看来仍然不能够明白像德国这样一个了不起的国家竟然会突然大开杀戒,无情打击,因为就在头天晚上,他们还在表达友谊,而且还有条约许诺要尊重荷兰到目前为止一直在坚守的中立地位。谈过这些事情,再加上别的一些事,一两个小时就过去了。又有一大堆电报从前线发过来,德国的先头部队已经到达那些地区。看来,图谋已久,最近又加上荷兰的“老施莱芬计划”已经投入全盘操作。1914年,德国侵略军庞大的右翼横扫比利时,但到荷兰外围就停了下来。当时大家都知道,假如战争再推迟三到四年,额外的军团就会准备好了,铁路终端和通信将调节到位,并可直通荷兰。现在,这次著名的行动已经发动了,他们有所有这些设施,并且极有可能会发动突袭和背叛。但是,还有其他方面的发展摆在前面。敌人决定性的打击不会是从两侧迂回包抄,但是从正面直接突破。这是我们当中任何一个必须负责任的人,或法国人都没有料到的。当年早些时候,我曾在一次公开的访谈中警告这些中立国家,要他们警惕悬在他们头上的命运,因为从军队的部署和公路及铁路的开发当中可以看出来,当然还有截获的德国计划。我说的话遭人愤恨。

    因为这场规模庞大的战争造成粉碎性的冲击力,我们在唐宁街进行的安静的谈话很快就被弃之脑后了。但是,我记得有人告诉我说,张伯伦先生已经,或者正准备面见国王,这当然是可想而知的事情。不久之后,有通知过来召我6点钟去皇宫。顺着莫尔街开车从海军部到那里只需要两分钟。虽然我假定晚间报纸一定会登满来自大陆方面的可怕消息,但没有谁提到内阁出现的危机。公众尚没有时间来消化海外或国内正在发生的事情,皇宫门前也没有挤满等候的人群。

    立即有人带我面见国王。国王陛下热情欢迎我的到来,并让我坐下。他带着审视和探询的眼光盯了我好一会儿,然后说:“我假定你不知道为什么召见你吧?”我按他的口气说话,因此答道:“陛下,我显然无法想象出为什么。”他大笑起来,然后说:“我想请你来组建一个政府。”我说我当然会这么做的。

    国王先前并没有约定这个新政府必须在全国规模上组建,我也感觉到我的任命从正式形式上说也不取决于这一点。但是,鉴于目前已经发生的情况,以及导致张伯伦先生请辞的种种情形,全国规模的政府势在必行。如果我以前发现不可能跟反对党达成一致,那么,从宪法角度来看我不可能被剥夺形成有史以来最强有力的政府的权力,组成政府的人必须在国家危难时刻与国家站在一边,只需要这样一个政府能够在下院得到多数通过即可。我告诉国王说,我会立即请工党和自由党的领袖前来商议,说我准备组成战时内阁,由5到6名部长构成,还说我希望让他在午夜前拿到至少5个人的名单。说完此话我就离开了,然后返回海军部。

    在我的请求之下,阿特利先生于7点或8点之间到达我这里。他将格林先生也带来了。我告知他自己已经拿到组建新政府的授权,并征询他的意见,问工党是否同意参与。他说他们愿意。我假定他们应该占到三分之一以上的席位,在战时内阁的5到6个席位中占到2个席位,然后我请阿特利先生让我得到一个名单,这样我们就可以商讨具体的职位了。我提到贝文先生、亚历山大先生、莫里森先生和道尔顿先生,急需要这些人进入高层服务。当然,我在下院的时候认识阿特利先生和格林先生很长时间了。在战争爆发前的11年里,我站在自己多少属于独立的立场上经常与保守党和国民政府产生矛盾,远远超过与工党和自由党反对派的矛盾。我们愉快地谈了一会儿,然后,他们去打电话告诉他们的朋友和在布恩茅斯的追随者,当然,他们在过去的48小时内一直与这些人保持密切的接触。

    我请张伯伦先生出面领导下院,充任议长一职,他在电话里回答说,他接受我的邀请,并已经作出安排,在当晚9点播出新闻,宣布他已经引退,并号召所有人支持和协助他的继任者。他这么做完全是出自个人的雅量。我请哈里法克斯勋爵留任外交大臣,同时加入战时内阁。约在10点钟,我送了5个人的名单给国王,兑现了自己的诺言。必须立即指派三位军机大臣。我已经想好了这3个人的名字。伊顿先生将去陆军部;亚历山大先生将到海军部,阿斯波尔德·辛克莱爵士是自由党的领导人,他应该出任空军部的负责人。同时,我接任国防部长一职,但并不准备确定国防部的范围与权限。

    因此,5月10号当晚,在那场战争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便获得了国家的重要权力,在接下来的5年零3个月的世界大战期间,我一直充任这个职位,直到战争结束,我们所有的敌人都已经无条件投降,或者正准备投降。之后,我立即被英国选民解除权力,不再过问那些事情。

    在这一系列政治危险的最后一些日子里,我的脉搏任何时候都没有加快跳动过。一切逆来顺受,依势而为。但我不能够把下面这个事实对读者有所隐瞒,早晨3点钟我去睡觉的时候,我体会到了一种深深的解脱感。我终于拿到了授权,可以左右整个局势了。我感觉自己好像在跟命运同行,感觉我过去所有的生活都一直是在为这个时刻做准备,都是为了接受这样的考验。我在政治的荒漠里摸爬滚打11年,终于使自己从日常的党派之争中解脱出来。我在过去6年里发出的警告如此之多,但没有人能够否认我的说法。没有人能够抱怨我发动了战争,也没有人能够抱怨我为战争作了大量准备。我觉得我对此有很深的了解,我也知道自己决不会失败。因此,虽然我迫不及待地等待早晨快快来临,但是,我还是睡了一个好觉,也没有必要做一个好端端的欢庆之梦。事实总是比梦想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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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里克利在殉国将士葬礼上的演说词以及修昔底德对其政治才能的评价

    摘自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史》

    这是由史学家修昔底德转述的西方历史上最著名的政治演说词之一。伯里克利(前495—前429)鼓励城邦公民为自己的城邦忠诚服务,因为这样的城邦结合了强有力的民主帝国的优势与对于学识、宽容和文明的尊重。

    今年冬天,雅典人按照祖祖辈辈的习俗,用公费以下述的方式安葬了在这场战争中第一批倒下的人们。他们搭起帐蓬,将死者的尸骨提前三天摆放在里面,人人都可将自己喜欢的(送葬之物)拿到自己亲戚的帐蓬里。开始葬礼的时候,有车拉来柏木棺材,各族一具。死难者按族别各入其棺,另有一具空棺也抬来,供敛葬尸骨难寻的死难者,以纪念他们的亡故。无论公民还是陌生人,只要愿意加入殡葬行列的,尽可以自由加入。女性亲戚可跟随至安埋地嚎哭吊丧。他们将死者安放在公墓里,公墓一般会设在城邦最好的郊外,人们一向在这样的地方安葬战争死难者(至少除开在马拉松倒下的那些人;但是,由于人们觉得他们的勇气使其出类拔萃,因此也在那个地方为他们辟一块安葬之所)。将他们放在地上之后,国家会选一个人出来,此人须才智超群,声望卓著,他就这些人说一些适当的称颂的话;之后,他们就全部退场。他们就这样安埋死者:在整个战争期间,他们一直都是这样做的,只要有机会,他们就按照已有的习俗进行。在这第一批死难者的安葬仪式上,桑西帕斯之子伯里克利被选来讲话。到了讲话的时候,他从墓地走上事先搭好的高高的讲台,这样,他讲的话就可以为尽量多的人听到。他的讲话大意如下:

    “迄今为止在此讲过话的大部分人,都已经习惯于称赞把这种演讲规定成一种习惯的人,他们觉得,为在战场上倒下的人们说一些赞颂的话是一件适当的事情。但是,在我看来,当人们通过自己的行为证实了自己的勇敢,他们的荣誉也应该通过一些行为予以昭示——如大家在此次用公费举行的葬礼中可以看到的一样——这才是恰如其分的事情。而且,并不是说许多人的美德就应该在单独一个人的身上冒险,因为一个人的荣誉应该根据他表现的好坏来给予。对于哪怕一个人的坦率印象也是带着某些困难而确立起来的这样一个话题,很难作出适当的评判。对于一个熟悉事实,对做成这些事的人也心怀善意的听众来说,他有可能觉得把这些人赞扬到如此程度是不太适当的做法,尤其是跟他既为之祈愿也知道的人相比较的话。虽然不熟悉他们的人有可能觉得某些地方可能言过其实,因为他们可能出自嫉妒而形成这样的看法,而且假定他听到任何超过他本人的天赋的东西。因为对别人的称颂只有在一个人觉得他自己也有可能做到他听说的事情的时候才能够予以忍受。但是,一旦这样的行为超过他们自己的能力的时候,人就会立即产生嫉妒和疑心。但是,由于我们的祖先认定这是合适的习俗,我也只好服从这样的做法,我必须尽量满足每个人的希望与看法。

    “因此,我先从我们的祖先说起:这样的事情是公正的,同时也是合适的:在这样的时刻,我刚刚提到的荣誉应该给予他们。他们长久栖居于此,子子孙孙一直保有,因为他们的勇猛,他们使这样的荣誉一直传承至我们的时代。他们应该得到称赞,我们自己的祖先更应该受到称赞。除开继承得来的以外,他们还获取了我们现在拥有的这个帝国,而且经由痛苦的努力一直传承至今,交到我们的手中。不过,我们自己对这样一个传统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我们一般来说仍然生活在这样的严谨传统之中,我们也给这个城邦增添了一切应有的东西,战时与和平时代都可以自给自足。现在,谈到我们在军事上的成就,因为我们的大部分所得皆籍此而来,不管在任何情况下是不是我们自己的所为,或是父辈的所为,我们都勇敢抵御了野蛮人或斯巴达人针对我们的敌意。因为大家对此都已经非常熟悉了,我就不打算就此话题放开谈了,我想略过这一部分。但是,经由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我们才获得如此强大的力量,经由什么样的政府形式以及因为什么样的习惯我们才变得如此强大,这些问题我想首先解释一番,然后再来称颂这些勇士。我觉得,在目前这个时候,不可在不当的情形下提到他们,这对于今天参加大会的不管是公民还是陌生人来说都是有益的。

    “我们的政府不抄袭邻国的做法,我们不模仿别人,反倒是别人来效仿我们。我们的政府为大多数人而不为少数人谋利,这就是它被称为民主政体的原因。法律方面,所有个别情况不同的人都得到同样的公平对待。至于人们的社会地位,在公众生活中获得擢升的人均具有真才实学而非徒负虚名。有才干的人不容受其所属阶级的影响,贫穷亦不至于阻挡其前进的道路。能为国家服务的人不因出身低微而受困扰。我们在政府工作中享受的自由,在日常生活中也可得到。我们绝不因嫉妒而互相监视,不因邻人做自己喜欢的事而生气,甚至不喜欢常常脸露不悦之色。因为这种脸色虽无实际惩罚作用,却着实令人反感。我们与人交往随和,但不会因此成为目无法纪的公民。正是畏惧流于目无法纪的心理,成为捍卫我们法律的主要保障,教导我们服从行政机构和法律。我们恪守保护受害人的法律,不论其是否明载于法典。即使这类法律不成文,违反者必定蒙受耻辱。

    “此外,我们提供多种方法,使人在从事纷繁的事务后得到休息,头脑清新。我们终年举行娱乐活动及祭神典礼。优雅的住宅成为我们日常欢愉生活的泉源,驱散我们的忧闷。我们规模宏大的城市吸引世界各国将产品运入我们的港口,让我等得以经常享用其他各国及本国的产品。

    “我们的军事策略也与敌人的不同。我们的城市向世界敞开大门。虽然敌人或会因我们自由开放而进行窥探得益,我们从不作出排外法令阻止外国人至此学习和观察。相对来说,我们不大依靠政策制度,反而较为信赖我们公民天生的爱国精神。在教育方面,我们的对手以严酷的纪律自小训练公民的英勇精神,而我雅典公民则完全随意生活,却同样能随时面对任何真正危险。为证明此事实,请注意,斯巴达人侵略我国时,动辄与所有同盟者联合,不敢单独前来。而我雅典人进入邻国领土时,不需要别人支援。我们在国外打仗,往往不费吹灰之力便征服了保卫自己家园的异国人。我们不用整支部队对外克敌,因为我们既要守护海上,又要公民在陆地执行上百种不同勤务。如此看来,无论敌人在何处遭遇我方武装力量分队,战胜我们的分队可扩大视为战胜我们的国家,相反,如若失败,便等于败在我们全体人民之手。然而,尽管我们习惯于安闲而不惯劳苦,我们的勇气来自天生而非训练所得,我们仍然愿意面对危险。我们具有双重的有利条件:既可免于事先经受严格训练之苦,又在需要时能够同经常警戒的人一样无畏地迎接艰险。由此看出,我们的国家在这些方面和别的许多方面都值得人崇拜。

    “我们研究适度的品味,还有不做作的哲学,我们利用财富达到行动的目的,而非自我吹嘘。虽然承认贫穷并不是什么羞耻之事,但不努力逃脱贫穷却是可耻的事情。另外,同样的人既可同时参与公众事务,也可以料理自己的家务,从事商业的人也可以对政治问题拿出足够有力的判断。我们认为不参与这些事务的人不属于不爱管闲事,而是无用之人,我们是惟一这么看问题的民族。如果我们自己没有想出一些措施来,那我们会公平合理地判断别人的措施。我们觉得文字不会对人的行为构成障碍,但是,如果人行事之前没有受到文字的教育,那就是一种障碍了。我们的特点是,既敢于大胆冒险,同时又精心筹划,而对于另外一些民族来说,无知才会造成大胆,而精心筹划又会导致担惊受怕。但是,但凡熟悉什么是可怕的,什么是可爱的,但又不会因此而在危险面前退缩不前,这样的人我们认为是最为勇敢的人。说到善行方面的事情,我们也与旁人不同。我们交朋友,不是为接受朋友的善意,而是要向别人传达善意。与人恩惠的人是更可靠的朋友,因他可借对接纳恩惠者表示的善意维持责任,而欠人恩惠者则不会有如此强烈的感受,因为他明白那不是一种恩惠,而是一份债务,他以后必须将这笔人情债还掉。不仅如此,我们是惟一一批勇敢无畏地与人方便的人,我们这么做绝非权宜之计和精打细算,而是因为我们对宽大为人有充足的信心。

    “简单地说,全城都是为希腊人开的学校,在我看来,我们当中同样的一批人都会证明自己有资格参与各种各样的行动,而且有灵活多变的能力。而且,此话绝非因为今天这个场合而特别使用的吹嘘夸大之语,因为这就是实际的事实,我们通过类似的习惯赢得的国家的权力都可以提供证明。在目前,我们是惟一一个面临考验的时候,其实际能力反而比声名更优越的民族。对于进攻我国的敌人,我们决不给他半点理由为遇到如此强大的敌手而愤怒,也不会给从属于我们的人留下任何找借口,以埋怨自己没有得到机会让更值得建立帝国的人来领导。但是,我们会得到这一代人和未来无数代人的崇敬,因我们以证据展示了自己的能力。我们不再需要荷马来称颂我们,也不需要别的任何人用自己的诗行歌颂现在的时刻,事实的真理常常会阻碍关于这些事实而形成的想法。我们迫使每一个海洋和每一片陆地接受我们大胆的探索,我们在四处建立了永久不灭的丰功伟绩,不管是好还是坏。正是为了这样一个国家,这些人才下定决心不让别人从我们手中夺走它,并在为祖国的战斗中倒下。他们的子子孙孙都将愿意为之献身。”

    “因为这个理由,我才就国家的特点说了如许的话,我想证明的是,在目前的情况下,这场战斗不是为了不具备同样优势的那些人努力以求的同一个目标。同时,我想通过证据来说明我将要对被颂扬者说的话。这里面最主要的地方我已经说过了,至于我刚刚称颂过的这个城邦的许多事情,是这些男子以及与他们一样的一些人的美德为这个城邦增添了色彩。而在斯巴达人当中,虽然他们的名声也跟这些人是一样的,但他们的声名却很少得到与他们的业绩同样程度的平衡。这些人最后的一幕在我看来又一次提供了人性价值的证据,这样的证明首先让我们得到尊重其价值的信息,其次也使我们确信其最后的确认。很多人在别的方面可能不如人,可能属于较次一等的性格,但是,让他们为了祖国的缘故而贡献出他们尚武的勇气,以此作为遮盖其不足之处的屏障也不失公平。他们以自己的善扫除了自己的恶,从集体的角度来说就是提供了更大的服务,远胜于他们单个人的行为所能造成的损害。但在这批人当中,没有一个人因为守财之念而成为懦夫,也没有一个人因为脱贫致富的奢望而在危险面前畏首畏尾。他们认为,对敌人的复仇远较这些目标更为重要。他们明知这是极其危险的行动,但他们希望借复仇的机会获取这些带风险的优势。他们把成功的不确定性看作一种希望,但在他们所能看到的事情上却确定要相信行动。在行动中,他们下定决心要么坚守到底,要么死亡,因此不会考虑到逃跑,这样就能躲过不名誉纪录的羞耻,同时他们以血肉之躯忍受住战斗的冲击。经过最短时间的危机之后,他们在光荣中牺牲,而不是在恐惧中倒下。

    “这些将士就这样证明了自己,就跟这个国家的性格一样。你们活着的人必须祈祷有更成功的决定,但必须决意不得在敌人面前有半点的胆怯,不仅仅用文字来思考这种精神的好处,尽管你们非常清楚这一点,而且还要时时注意这个城邦实际的力量,而且不断增强对于国家的热爱。如果你们觉得这是个伟大的国家,那就只能通过勇敢,通过明白自己的职责,并通过对于可耻行为的时时提防,才能获得这些东西。假如他们没有做成什么事,因为他们不会觉得让自己的国家失去这样一份勇气是正当的事情,而是会向国家奉献更壮观的联合行动。他们作为一个集体为祖国献出了生命,但是,从单个人来看,他们却得到了这样一个永不磨灭的声名,他们还会得到最好的墓地;他们躺在里面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的荣耀会流传后世,每当有机会凭吊过往的英雄,不管是用文字还是用行动,他们都会永久为人们所纪念称颂,而这样的时候会在历史上不断重复。对于杰出的人来说,整个大地都是他们的公墓,不仅仅他们自己国土上的墓刻碑文会指出这一点,就连并非他们自己祖国的大地上,人们心里也都留存着一份怀念,而不一定是用物质材料建筑起来的石碑。轮到你们与这些人竞争的时候,要把幸福看作是由自由构成的,自由由勇气构成,但不要忽视战争的危险。不仅仅是那些不幸的人,也不仅仅是那些没有任何转好希望的人才会不无理由地轻置自己的生命,而且还有另外一些人,他们在生活当中仍然会引发向相反情形变化的风险,而且,如果他们遇到这种相反的情况,这样的变化对他们来说就极其严重了。至少对一位有崇高境界的人来说,在他有力量的时候,在他希望为公众利益出一分力的时候突然阵亡,那是可悲的一件事情,然而,伴随怯懦而生的可怜却更让人痛苦。

    “因此,对于死者的父母——你们当中的很多人就是这样的父母——来说,我想表达的更多是安慰而不是哀悼。他们知道自己是在种种的不幸之中成长起来的,但是,对于已经获得最为荣耀的悲哀的人来说,也就是你们看到的死亡,他们的命运是幸福的,这大家已经体验到了。对于生死如此确定的人来说,他们是生得幸福,死得也幸福。我知道这话的确难以说服大家,你们大家会看到别的一些人的好运,因此而想起他们来,你们本身也曾体验过这样的好运。悲哀是感觉到了,但不是为了人们在没有完全体验到幸福之前就被剥夺了幸福的机会,而是为了人们在习惯一切之后再丧失时感到的幸福。但是,你们应该在别的孩子身上看到希望,你们当中很多人的年龄也允许你们再拥有孩子。对于你们单个的人来说,随后再生下来的孩子将成为你们忘记已经不在人世的那些孩子的理由。而对于国家来说,这样的事情有两重意义上的利益,国家的人口不会减少,同时也会因此而感到安全,有保障。那些没有跟自己的邻居一样把孩子推到有风险之地,因此而冒了很大风险的人,他们不可能提供任何公平合理的建议。但是,你们当中已经超过生育年龄的人必须要考虑,你们兴旺顺利的较长时期的生命已经是很大的收获了,剩下来的生命将会是短暂的一部分,你们应该为失去的亲人得到的相当大的声名感到宽心。对于荣耀的热爱是永远也不会变老的一种感情,当人们老到再也无能为力的时候,能够让人感到最大快乐的不是某些人所说的任何收益的获得,而是荣誉的品尝。

    “另外一方面,对于死者的儿子或兄弟姐妹,我看你们会遇到极大的竞争。人人都习惯于称赞已经不再回返的人,但是,人们却很少认为你们跟他们一样值得尊重,而只会觉得你们稍次一等。哪怕你们极应该得到同样的尊重。活着的人会受人嫉妒,但是,不妨碍任何人的人却会得到人们的极大尊重,而且没有任何人提出反对意见。如果我必须就杰出妇女的话题再说点什么,特别是那些现已成为寡妇的妇女,我只想用简短的一个劝告表达自己的意思。并非因为自然原因,而是因为报效祖国死亡的人,你们的荣耀是崇高的;而无论是好话还是坏话,但在男人当中被谈论最少的妇女,她们的荣耀也是崇高的。

    “按照习惯的要求,我已经用言辞表达了自己在这个场合应该说的话,而在行动上,在这里下葬的人已经得到了他们的部分荣誉。接下来,国家将用公费抚养他们的儿子,从现在起直到他们成年,因此,国家为这样的竞争而给予这些人以及他们的子孙有益的回报。在为美德而拿出最大奖赏的地方,就一定会在公民中发现最有德行的人。现在,你们已经向自己的亲戚表达完了自己的悼念,让我们离开吧。”

    修昔底德对伯里克利的评价:

    在和平时代,伯里克利是国家的首脑,他温文尔雅,在他的治下,一切都井然有序,国家处在安全之中,而且上升到了最崇高的境界;当战争爆发,他看来也已经预见到了战争的威胁。战争开始两年半后他去世了,他死之后,他对战争进程的预见更显真切。他曾说过,如果他们保持沉默,悉心培养自己的海军,并在战争期间不再获取额外的控制权,也不让城邦处在危险之中,那他们就会赢得战争的优势。但是,他们正好做了相反的事情,而且还在看来跟战争毫不相干的事情上也是一样。出自个人野心,也为了一己的私利,他们采取了错误的步骤,对自己和盟友都是一样。他们的措施如果成功,则会使个人得名利,但是,如果失败,则会因为战争而使国家处在危急之中。这里面的原因是,他是一个水平甚高,天赋也极高,因而强有力的人,他拒绝任何形式的贿赂,以独立的精神控制大局,是他引导他们而不是相反的情况。他不说取悦他们的话,不经由不合适的手段获取权力,哪怕有引起他们不快的风险,他还凭借个人的性格力量表达与他们不同的意见。例如,每当他感觉他们自信得没有道理,或者极其自傲的时候,他会用自己的语言警告他们,引起他们注意。另外一方面,当他们没有道理地惊慌失措的时候,他又会再次向他们鼓气,让他们产生信心。因此,虽然名义上那是个民主国家,事实上它还是一个由第一位的人掌握的政府。但是,继他之后的人都处在差不多同等的位置上,大家彼此争当第一,甚至不惜动用否决(不仅仅他们的言论,而且还有)他们的措施的手段,以迁就一些人。此举的后果是还犯下了其他诸多的大错,这在一个伟大的主权国家完全是有可能发生的,尤其是表现在对西西里的远征当中。谈到他们派兵攻打的人,那还不能说是极大的判断错误,但是,后来却没有投票表决供应军用物资,而是出自个人私心准备获取下院的领导权,这一方面贻误了军机,另一方面也第一次使彼此卷在城邦的杂事之中。但是,哪怕他们在西西里已经损失掉了其他一些武装力量,并且牺牲掉了大部分舰队,现在又在国内的骚乱中脱不开身,他们还是维持了三年,一方面与以前的敌人作战,另一方面是与来自西西里的敌军作战,并且与刚刚反叛的盟友较大的一部分作战。国王的赛拉斯后来也加入他们,并为伯罗奔尼撒人提供了大笔金钱供舰队使用:他们因为私利的原因,也没有能够在被推翻之前,在被自己毁掉之前放弃。假如伯里克利当时在世,有了如此多的手段,他本人就一定能够轻松地预见到自己在针对伯罗奔尼撤人的战争中能够获取的有利地位。

    ——

    狼对护羊犬说:给和平一点机会

    摘自《伊索寓言》

    狼对护羊犬说:“我们在很多方面都是一样的,为什么你们不能跟我们保持一样的想法,就跟兄弟姐妹一样生活在一起呢?我们跟你们只有一点不同。我们生活在自由里,而你们却在人前低头,当人的奴隶;但人却用鞭子抽你们,在你们的脖子上套上项圈,以此作为对你们服务的回报。他们还让你们看护他们的羊群,他们吃掉羊肉,仅仅把骨头扔给你们。如果你们听劝告,就应该把羊群交给我们,大家一同享用,直到大饱为止。”护羊犬听信了这些话,与狼为伍,结果在狼窝里被撕成碎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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