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片断当中，有一些的确看起来阴沉沉的。它们谈到了无家可归的感觉，既是指现实生活中的，也是指精神需求上的，他们感觉到毫无目标，感到十分绝望。这里面谈到的一些年轻人忘了应该有什么样的感觉，或者不能够把自己的感情用文字表达出来，因为没有告诉他们使用爱与荣誉的语言。因此，他们有强烈的激情，有深厚的爱，这样的激情时常闷在心里，压抑着，无法宣泄，因为他们无法在诚实与微妙的情感表达当中得到释放。
但是，整体的情形并非那么阴暗。现代人也许是隐形人，但是，当他从孤寂无人的街上走过时，你仍然能看到他的影子。这些片断时常令人压抑，有幻灭感，但同样也有天真的惊奇感，有丰富的感情，有对于英雄主义与冒险精神的渴望，他们也希望善待别人，因此也极希望得到别人的回报。在阴影当中，时常会有智慧的火花闪现出来，有对男子已经失去的东西产生的诚实和地道的暗示，让人想到做一个好人，一个好丈夫，一个好父母，一个好公民应该是什么样的滋味。认识今天的许多年轻人的人，很少有完全陷入绝望的。年轻人仍然喜欢英雄，他们仍然希望当英雄。他们仍然希望恋爱，也希望证明自己的确值得所爱的人爱。今天可能属于隐形的年轻人，明天可能就会重新出现在阳光下。
——
某种东西的结束
摘自欧内斯特·海明威《在我们这个时代》
20世纪给爱与战争都赋予了一种新的残酷性。这两个领域里的英雄主义与骑士精神看来都过时了。欧内斯特·海明威笔下的人物象征了从传统的浪漫用语到默不出声的无话可说状态的转移：“爱不再使人激动了。”
我们在蒙斯的一个园林里。年轻的巴克雷带着他的巡逻队从河对岸过来了。我看见的第一个德国人爬过了园林的围墙。我们一直等到他迈过一条腿来才开枪。他身上带着极重的装备，看上去很粗笨，一下子就摔倒在地上了。接着，又有三个德国兵过来了，一直朝墙这边走。我们干掉了他们。他们一个个都跟刚才那个人一样倒在地上了。
很久以前，霍顿斯湾是一个木材城。住在城里的人都熟悉湖边锯木场的大链锯传出来的噪声。后来有一年，再没有木料供加工木材用了。运木材的纵帆船就到了河湾，把堆在木材加工场的木材都运走了。所有的木材全都给运走了。人们把木材加工场高楼里面很多可以移走的机械设备全都搬走了，由在那家木材场工作的工人吊到船上。纵帆船从河湾里开走，一直到了外湖，船上有两把大锯，有木料运送床将木料夹住推往圆形大锯，还有众多的轴承、轮子、皮带和铁块，全都堆在深及舱底的木料上。它的开口处盖着帆布，都用绳索拉得很紧。纵帆船的船帆鼓得满满的，一直朝外湖驶去，船上装载的就是使木材加工场成为木材加工场，也使霍顿斯湾成为一个小镇的一切东西。
只有一层的平房、餐厅、公司的办公大楼、木材场的办公室，还有木材场本身，全都荒废了，盖上了厚厚一层锯屑，河湾附近的沼泽地里全都是这种锯屑。
十年之后，尼克和玛约里划着船沿河湾行进，除开地基上破碎的白色石灰石在沼泽地的次生林里隐约可见之外，这里的一切都已经看不出当日锯木场的模样了。他们沿着主河道边沿滚钓，在这里，河底从沙质浅滩突然下坠，成为12英尺深的黑水。他们一路滚钓，朝海岬那边驶去，准备去那边架好夜线钓虹鳟鱼。
玛约里说：“你看那边，尼克，是原来的废墟。”
尼克在划船，他看着绿树丛中的白色石块。
“是啊。”他说。
“你还记得当初木材场的样子吗？”玛约里说。
“记得起来。”尼克说。
“看上去更像是一座城堡。”马约里说。
尼克没有说什么。他们顺着河岸线朝前划，再也看不到木材场了。接着，尼克横过河湾。
“鱼都没有咬钩。”他说。
“没有。”玛约里说。他们滚钓的时候，她一直盯着鱼竿，哪怕说话期间。她喜欢钓鱼。她喜欢跟尼克一起钓鱼。
就在离船很近的地方，一条大鳟鱼跳出水面。尼克使劲划了一下船桨，这样，船就朝一边转弯，鱼饵在远远的后面转动着，正好能够通过鳟鱼吃食的地方。鳟鱼的鱼背露出水面的时候，小鲦鱼也在乱跳。它们在水面跳动，就如同朝水面扫射了一番。另一条鳟鱼跳出水面，在船的另一侧吃食。
“鱼在吃食。”玛约里说。
“但它们不咬钩。”尼克说。
他划船去到两条鱼进食的地方滚钓，然后直接朝海岬那边划去。玛约里直到鱼船靠岸后才收起线来。他们将船拖上岸，尼克将一桶活鳕鱼提了起来。鳕鱼在桶里的水中游动。尼克抓住其中三条，切掉鱼头后剥皮，此时，玛约里也用手在桶里摸水，最后摸到了一条，切掉鱼头后剥皮。尼克看着她手中的鱼。
“不需要把腹鳍取出来的，”他说，“当鱼饵用一点问题也没有，把腹鳍留在里面还好些。”
他把剥过皮的每一条鳕鱼都用鱼钩挂好尾巴。每根鱼竿上都上了两只鱼钩。然后，玛约里将船划到主河道上，鱼线咬在嘴里，望着尼克，尼克站在岸上拿着鱼竿，一直往外放线。
“差不多了。”他喊。
“扔下去吗？”玛约里也喊，她手中拿着鱼线。
“扔吧，扔下去。”玛约里将鱼线从船头扔下去，看着鱼饵沉进深水里。
她把船划回去，拿起第二根线再划出去。尼克每次都用一块厚重的浮木压住鱼竿的尾端，再用一小块浮木将鱼竿抬起来，形成一个角度。他把松驰的鱼线收紧，这样，鱼线就可以拉紧沉在沙底的鱼饵，然后把鱼竿上的声音卡子卡好。河底如果有鱼进食，咬到了鱼饵后，它会拖着鱼线跑，结果使鱼线飞快地放，线轴上的声音卡子就跟着卡卡响个不停。
玛约里朝海岬那边划过去一点点，这样她就不会搅动刚刚布好的鱼线。她使劲划，结果船头一直冲到岸上，激起一排排浅浪。玛约里从船上走下来，尼克将船拖到岸上很远的地方。
“怎么了，尼克？”玛约里问。
“不知道。”尼克说，他在找木头准备生火。
他们用浮木生起了一堆火，玛约里去船上拿过一条毯子来。晚上将烟雾朝海岬那边吹去，因此，玛约里将毯子铺在火与湖之间。
玛约里坐在毯子上，她的后背对着火，然后等尼克来。他过来了，坐在她旁边的毯子上。他们身后是海岬上茂密的次生林，前面是海湾，正对着霍顿斯河口。天还没有完全黑。火光一直映到水面上。他们两个人都可以看到黑水之上的钢制鱼竿。火光在线轴上闪出光芒。
玛约里打开晚餐盒。
“我不想吃。”尼克说。
“来吧，吃一点，尼克。”
“那好吧。”
他们吃晚餐，没有说话，看着鱼竿和水里的火光。
“今晚可能有月亮。”尼克说。他抬头朝海湾那边看去，对面的小山在天际留下越来越明显的背影。在小山那边，他知道月亮正在升起。
“我知道。”玛约里幸福地说。
“你总是什么都知道。”尼克说。
“啊，尼克，求你了，别这样！我求你，别这个样子！”
“禁不住。”尼克说，“你的确是这样的。你什么都知道。这就是问题所在。你自己也明白你什么都知道。”
玛约里什么也没有说。
“我教你知道了一切。你知道你明白的。你不知道什么呢，说说看？”
“啊，闭嘴吧，”玛约里说，“月亮上来了。”
他们坐在毯子上，彼此挨都没有挨着，只是看着月亮升起来。
“你不必说些傻话的，”玛约里说，“真正有什么问题呢？”
“我不知道。”
“你当然知道。”
“不，我不知道。”
“说吧，说出来吧。”
尼克看着月亮，月亮已经从山上爬起来了。
“不再好玩了。”
他不敢看玛约里。然后，他朝她看了看。她坐在那里，背朝着他。他看着她的背。“不再好玩了，一点也不好玩。”
她什么也没有说。他继续说下去。“我感觉好象内心的一切都糟糕透了。我也不知道，玛吉。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他看着她的后背。
“爱不再使人激动吗？”玛约里说。
“是啊。”尼克说。玛约里站了起来。尼克坐在那里，他的头埋在手掌里。
“我要去取船，”玛约里对他说，“你可以从海岬后边走回去的。”
“那好吧。”尼克说，“我来把船推下水去吧。”
“不必费神了。”她说。她上了船，在月光闪烁的水面上划动。尼克回去了，头埋在毯子上躺下来。他可以听到玛约里划船的声音。
他在那里躺了很长时间。他躺在那里，听到比尔从林中空地里走上前来。他感觉比尔来到了火边。比尔也没有挨着他。
“她就这么走了吗？”比尔问。
“是啊。”尼克说，他还躺着，面朝毯子。
“吵了一架？”
“没有，没有吵架。”
“你感觉如何？”
“啊，滚吧，比尔！先一边待着去吧。”
比尔从午餐篮子里挑了一块三明治，然后走过去看鱼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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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全都见鬼去吧，那少年想
摘自约翰·契弗《子弹公园》（1966）
约翰·契弗纪录了20世纪50年代和20世纪60年代富裕的郊区人心中的精神空虚。对少年来说，郊区是一个内心挫折和不自然生活的豪华监狱。
宝德山的灯光在闪烁，里面的烟囱在冒烟，一只粉红的天鹅绒马桶座垫在晾衣绳上吹动。从一个热心少年差不多不可能的距离看去，越过起伏交错的高尔夫球链，那片天鹅绒看起来就像是一份出版许可、一枚奖章、一项奖品，电像是宝德山的旗帜，在它的后面，行进着穿窄小英式皮鞋的军团，他们交换妻子，迫害犹太人、斗酒和与精神破产的抗争。啊，全都见鬼去吧，那少年想。见鬼去吧，那些明亮的灯，没有人在灯下读书；见鬼去吧，那连续不断的音乐，因为没有人听得见；见鬼去吧，那豪华钢琴，因为根本没有人会弹；见鬼去吧，那些白色的房子，连它的雨檐都抵押出去了；见鬼去吧，他们毁掉海洋就是为了找鱼来喂水貂，好让他们穿上水貂的皮；见鬼去吧，他们的书架，上面除了用粉红织锦包装的电话薄以外就没有一本书了。让他们的虚伪见鬼去吧，让他们的精明见鬼去吧，让他们的信用卡见鬼去吧，让他们不再重视人类精神的荒原见鬼去吧，让他们的完美见鬼去吧，让他们的淫荡见鬼去吧，最重要的是，让他们从生活当中抽走一切使生活有意义的力量、恶臭、颜色和热情见鬼去吧。嚎叫，嚎叫，嚎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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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年轻人站不如擦枪通条，谈不如德摩斯梯尼”
摘自詹姆斯·迪恩为《无由头的反叛》所作的辩护（1955）
24岁那年，詹姆斯·迪恩成为青年一代人情绪混乱与渴望的化身。
由于我才24岁，因此觉得对正在成长的一代人有跟任何同龄人一样准确的洞察。我发现，大多数年轻人站不如擦枪通条，谈不如德摩斯梯尼。因此，当我真的装扮一个青年的时候，比如在华纳兄弟公司的《无由头的反叛》中，我就会努力模仿生活。该影片讲的是现代青年的问题。这是对今日受了误导，并且造成很多社会问题的青少年的浪漫化的描述。我觉得这部影片里较新的一点是：孩子们对父母的要求出现了心理偏差。父母一般都有错，但孩子们也有自己的过错。但是，如果你希望孩子们来看这部影片，那就不能显示遥远和田园诗一般的行为概念了。你得显示出事情本来的样子，你得努力站在他们的立场上理解他们。你知道，有很多次，一个年轻人都很喜欢的大的孩子可以回到高中去，对那班小孩子们说：“瞧，看看我吧，为什么要当朋克，为什么要惹法律的麻烦？为什么仅仅要为那点刺激去作毫无意义的事情？”我希望《无由头的反叛》能够做点此类的事情。我希望它能够提醒大家，别人也是有感情的。也许他们会说：“我们需要这些干什么？”如果一部影片是受到心理动机的影响而产生的，如果里面的人际关系还有一些道理可言，那么，我觉得这部影片就不错。我的确相信《无由头的反叛》就是这样一部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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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我们应该选择什么，重还是轻？
摘自米兰·昆德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如果我们生命的每一秒都能重复无限量的次数，那我们就被钉在了永恒之上，就如同耶酥基督给钉在了十字架上一样。那是可怕的情景。在生死往复、永无止境的世界里，不可承受的责任的重量沉重地压在我们身上，每走一步都困难。正因为如此，尼采才把永久复归的概念称为是最重的负担（dasschwertze Gewicht）。
如果永久复归是最重的负担，那么，我们的生命就可在这样的重负背景下展现出无比辉煌的轻来。
但如果负担的重负使我们垮下，我们在重负下沉沦，那生命之重就将我们固定在地上了。但在每一个时代的情诗中，妇女都渴望为男人的身体所压倒。最重的负担因此而同时是生命最强烈的实现的一个形象。负担越是重，我们的生命离大地就越是近，它们也就越是现实和真实。
反过来，重负的绝对缺席让人比空气更轻，会升上九重云天，会远离大地，会脱离普通存在的意义，也成为半现实的东西，他的移动跟他们本身没有意义一样自由。
那我们应该选择什么呢？重还是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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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游戏越来越丑恶了：施虐狂、肢解、卖淫
查尔斯·曼德尔，《环球邮报》（多伦多，1998）
近来，年轻男性所犯暴力罪行令人不安，这跟电子游戏有没有什么关联？本文提出的资料令人发怵，要了解一下孩子们在电脑上实际在干什么。
纽克姆公爵跑步上前，抓起机关枪，对着房间内就是一通扫射。“哇呀。”游戏机里面的主人公就用这种粗哑的噪子大叫一声，之后就开始将外星浮渣吐在血淋淋的肉浆上。
听上去血淋淋的吗？对某些游戏开发人员来说显然并非如此。美国主要的软件开发公司将要使《纽克姆公爵》和《末日》等不名誉的溅血游戏看上去如同儿戏，因它们今年秋天正准备推出新一轮的游戏，使玩家能操纵逼真人像，让它们完成拷打、肢解和甚至卖淫活动——不管你信不信。
互动游戏制作公司自豪地推出其《野人9号》游戏，作为第一部动作片游戏，它鼓励玩家拷打敌人。阳光娱乐公司是互动游戏制作公司的下属公司，该公司正在完成《弥赛亚》游戏，在这部游戏里，一只小天使要去除这个世界的腐败行为。“见过一万伏电压穿过人体的样子吗？”这个游戏的广告语是这样的，“想见见吗？”
维京交互公司不甘示弱，正准备推出《刺激屠杀》，这是一系列具古罗马格斗风格的战斗，是在蠢人之间进行的，这些蠢人在一间像行刑室一样的房子里彼此撕咬。
《麦克斯·潘恩》是义务警员风格的游戏（里面的主要人物是“极限疼痛”的谐音，他喜欢找受害人来折磨），该部游戏正由3D娱乐公司推出。这部游戏激发《PC游戏杂志》的编辑们高喊：“如果说《纽克姆公爵》中受睾丸激素影响的双关语、毒打外星人的暴力行为和玩弄女性的生活方式让人抬起眉毛来，那么，《麦克斯·潘恩》里面的族问仇杀行为和令人震惊的暴力成分就发展到了让参议员们尖叫起来的程度。”
明年即将推出的其它一些包含暴力成分的游戏还有《死亡陷阱之地牢》和《地牢看守者之二》（根据《计算机游戏世界杂志》：这部游戏“图像更清晰、人物更多、拷打办法更多”）。
这些游戏最令人吃惊的地方还在于，它们都是一些大公司推出的。例如，互动游戏公司是基地在美国的最大的娱乐软件出版商之一，过去6个月的销售额为8，100万美元。维京交互公司是理查布兰森数十亿美元的英国媒体巨头做软件的分支机构。
但是，其赌注也是很大的。电子游戏巨头GT交互软件公司1996年从开发商弗姆金手中购买了《纽克姆公爵》的全部版权，之后该公司在全球销售掉了400多万份。这些销售业绩确立了GT交互公司作为美国第二大娱乐软件出版商的地位，仅次于电子艺术公司，年营业额达到5．31亿美元。总起来说，美国游戏市场1997年的总价值为13亿美元，这是市场调研公司PC数据公司的数据。从全球看，这个数字为170亿美元。
虽然游戏开发商说暴力完全针对成人，但是，另外一些人指出，根本没有什么防范措施阻止软件流入儿童之手。斯迪芬·克莱因是英属哥伦比亚伯纳比地区西蒙弗雷泽大学的传播学教授，在游戏娱乐文化方面教过很多课程，他最近发表了一篇研究报告，结论是，父母倾向于不太注意自己的孩子玩什么。根据克莱因对650名青年的调查，电子游戏——不管是计算机上的CD游戏还是在任天堂机器上玩的游戏，或者是索尼或塞加游戏机上的游戏——都有助于形成儿童对世界的看法。
“瘾大的游戏玩家显示出跟瘾小的玩家不同的判断能力，”克莱因在一次采访报告当中说，“女性玩家尤其如此，还有一些人显示出传统的脱敏现象。相对瘾较小的游戏玩家，他们觉得像流血和内脏、强奸和性骚扰不那么具有侵犯性，不那么有暴力倾向。”
克莱因的研究说明，约有四分之一的儿童沉醉于电子游戏（具体地说，有24％的人每周玩7到30个小时的游戏）。
不仅如此。在这个新的游戏世界里，有暴力的地方时常就有性。《尘埃2号》是即将推出的一款游戏，讲的是核屠杀之后的时代，里面讲有很多机会“恋爱、结婚，然后将自己的配偶拿去卖掉，换一点零钱用用。嘿，这是个黑暗和危险的世界”。卖淫也是前述《弥赛亚》游戏中的主要特色，里面的人物包括数名袒胸露臀的妓女。
暴力游戏里程碑
虽然下列游戏软件的销售额并非出类拔萃，但是，它们在残杀流血方面可谓数一数二。克里斯·查拉是计算机游戏杂志《下一代》的编辑，他带我们回顾22年来的电子游戏心灵大屠杀。
《死亡竞赛2000》
这是一种投币式游戏机的电子游戏，1976年出产，是第一代暴力游戏。该游戏是现代版电子游戏《大决斗》的原本，其目标是压死过路的人，凡碰到者皆变为小小的白色十字架。
《溅血屋》
这是介于万圣节电影系列与《得州链锯大屠杀》之间的游戏。你是戴着曲棍球面罩的人，手拿着一把大链锯，在房子里四处奔走，杀死各种怪物。
《生死决战》
20世纪80年代末期问世，这是最早探索武术主题的电子游戏之一。关键行动是将对手的头拧下来。
《沃芬斯坦3D》
1992年，视频技术得到长足发展，玩家可以通过三维空间把人物移到更近的地方，更具人性，也更血淋淋的。革命性的沃芬斯坦3D点燃了三维游戏革命的烈火。
《黑夜陷阱》
这是全动作影像游戏，讲一名近乎赤身裸体的妇女为一群怪兽所追赶，这部游戏引起美国参议员于1993年提出要对电子游戏进行级别评定。
《大决战》
1997年，英国电影及录相分级委员会拒绝为《大决战》评定级别，当时，英国媒体正在就大卫·克罗伦伯格有争议的电影《撞击》进行激烈争辩。
《邮路追杀》
1997年的一个电子游戏，讲一名持枪男子在诸如快餐店等的公众场所滥杀无辜。该游戏差不多引发了美国邮政工人的抗议大罢工。
《罪恶》
杀人杀到了新层次，这是1997年推出的一款新游戏。例如，打中胳膊跟打中比如头部会有不同效果，受害人以不同方式倒下。
《地平线上》
刺激杀人，极邪恶的暴力打斗游戏，是今年秋季最震憾人心的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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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为何不参战
迈克尔·凯利，《伦敦时代》（1997）
美国国内毁灭性的暴力活动正在上升（琼斯波罗、利多顿以及其他不那么知名的事件），但美国人对于海外的军事冲突却有越来越大的厌恶感，这是令人哭笑不得的事情。美国人宁愿使用大规模杀人武器杀人（伊拉克、科索沃），但不愿派地面部队作战，以避免与敌人直接接触。因此，迈克尔·凯利说，美国人没有吸取别的民族从战争中得到的痛苦教训：世上有些事情是值得为之战斗，为之赴死的。
1995年夏季和秋季，波西尼亚的战争接近尾声。我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去比哈克，是那个国家西北角一个漂亮的小山城，当时是塞尔维亚之围的最后日子。比哈克由波西尼亚军队中的V军守卫，这支部队由仅仅几个排组成，都是当地的志愿军，就几支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和猎枪，但这是一支非同寻常的了不起的部队。在两年多时间内，V军抵抗住了大批武装精良得多的围军，他们所进行的那场战斗更像1917而不是1995年的战争。
前线的士兵一连几个月生活在狭窄的战壕里，只有少数一些用沙袋和树枝搭成的简易床铺，都是在靠有树的山脊和山边上挖成的。在战争的大部分时间内，他们只有极少数的供给和弹药，部队进入战斗的时候时常每枪只有20粒子弹。他们短暂和阵发性地射击，他们从泥水中钻出来，从洞里钻出来，对敌人发动突然袭击，用射击，用刺刀，用肉搏，结果通常是一边的人全死光，或死的死，伤的伤。
这些士兵大部分都是年轻人，而且都没有受过军训，但是，他们对战争非常熟悉，因为熟悉也就不怕战争。虽然他们也怕死，但他们不再考虑生死问题。这会产生一些不愉快的后果。在比哈克，有很多人有精神压抑的问题。但是，对生命的轻视也有其积极的作用。它使人们不再像平时那样把生死看得那般可怕，杀人和被杀不再成为禁忌，当然，这也使他们自己免于被杀。结果，接受死亡在战胜死亡当中不可缺少。
由于美国又一次担心，不知拿巴格达怎么办，这就成为一个值得深思的麻烦问题。萨达姆·侯赛音能让美国坐立不安，就在于他明白美国已经很害怕战争伤亡了。虽然美国人在国内的死亡恐怖事件中已经麻木不仁了（在街头，在电影里），但是，他们对于战争伤亡差不多已经发展到了零宽容的程度，不仅仅害怕美国人的伤亡，而且还害怕任何一种伤亡。在波西尼亚，美国看到塞尔维亚人进行种族灭绝宣传，但在三年多时间内没有做任何有实质意义的事情加以阻止，因为他们不想让任何人死掉，也不想为任何人的死亡负责——哪怕是进行种族灭绝活动的罪犯。
海湾冲突本身也许是有史以来所发动的死亡最少的一次大规模战争。在全部战争期间，只有一次属于真正引起麻烦的大规模屠杀行为，那就是伊拉克地面部队从科威特撤回国内时沿路对其进行的空中和坦克攻击。而这样的攻击却使战争结束了。
攻击发生之后的几天，看着被烧焦和炸烂的尸体，在我看来很明显的事情是，战争必须立即结束，继续进行单边屠杀是找不到任何理由的。在很多人看来也是如此，其中一些还是职业军人，有些人还是总统的顾问。因此，战争结束了，突然结束，灾难性地结束了，萨达姆·侯赛音继续在位，还受到武装精良、薪金丰厚的共和国卫队的保护，而在当时，美国只需要几天时间便可摧毁这支部队的。
如今在我看起来非常明显的是：当时在我看来明白无误的事情，实际就是由于所知甚少而突然发展为无知的错误。我从来没有见到战争的后果，所看到的结果吓得我魂飞胆丧。在这方面，我当然是这一代记者当中最典型的。从军事角度来看，结果是新闻团体总在遭受一种集体性的自夸病的侵害。对于军事生活当中最不起眼的一些事实——士兵变成残忍的人，变成猪狗，将军犯下愚蠢的错误，子弹打死人——我们看到后都会震惊万分，总想赶紧找点提神药。
媒体总体上对战争事实的害怕反映出的是更广泛的社会的意见，而这更广泛意义上的社会就包括军人本身。美国自越战以后一直没有经历过什么大规模战争，没有见过大规模的战争伤亡（在越南死掉的58，000名美国人只是大规模战争中极小的一个阵亡数字），而那次冲突在四分之一世纪以前就结束了。12岁的比哈克儿童都知道这么一个道理：世上有东西值得为之赴死，为之杀人。而在我们这个国家，知道这个道理的人越来越少，知道的人年龄也越来越大。
因此，美国人愿意让萨达姆·侯赛音拖延下去，直到他藏好大规模杀伤武器，然后，他会让联合国巡视员滚回去，而美国人也只能听之任之。或者，他们也会对伊拉克施加一些打击，也会杀掉一些人，但不是太多，因为人，也就是说美国人，会禁不住那样的画面。美国人连这个也可以忍受。但是，这些日子以来，有人，我们立即想到了北朝鲜，又在准备开始一场真正的战争。到时，我们会看到自己能够忍受哪些事情。
——
为男子铺上红地毯
多纳·拉夫兰布瓦，《环球邮报》（多伦多，1998）
在今日社会，男子是主要的受害者吗？女权主义者也许让我们看不到他们有多大的麻烦。
我们不时会看到一些消息，我们时常会碰到这样的事实：当男子并不是女权主义者希望我们相信的那种红地毯体验。
年轻男子更有可能受到他们父母的生理虐待，更有可能辍学，更有可能面临失业。在15至24岁的年龄，他们自杀的可能性比女性高出5倍。作为成人，男子更有可能无家可归，更容易受到酒精和赌博成瘾的危害，被抢劫或谋杀的可能性高出1倍，在工伤事故当中死亡的可能性高出9倍，一般来说比女性提前6年进坟墓。
我们都习惯于接受这样的观点，认为父权制把人类社会改造成了有益男性的样子，因此，这样的事实就不为人们所注意。如果上述情况发生在女性头上，那么，报纸头条一定会大肆渲染，如果男性受到不公平的待遇，那就不是什么重要的社会问题了。
例如，谈到青少年自杀的问题，大家会得知，值得注意的不是男性死者的数字有多大，倒是事实上女性企图自杀的数字比男性高出多少。
最近有个例子可以说明这样的心态：“谁在乎呢，他们都是男的嘛。”有报道称，女生在学校的成绩平均来说比男生强。1996年，安大略省和英属哥伦比亚省十分之六的高中荣誉毕业生是女生。
虽然女性在十年以前也比男生强（1986年，安大略省有53％的荣誉毕业生是女生，英属哥伦比亚省有57％的荣誉毕业生是女生），但是，20世纪90年代的媒体还是在大张旗鼓地宣传什么值得我们关心的是女生。1994年，米拉和大卫·斯多托的著作《男女不平等：学校在欺骗女生》出现了。一年之后，米歇尔·兰茨伯格在《多伦多星报》的专栏中写了一篇文章，名叫《学校的性别歧视非常严重，几乎司空见惯》。《多伦多星报》上还登载了一篇新闻故事，讲蒙特利尔的辍学生水平高于正常指标，意味着我们应该关心这一现象，部分是因为“45％的辍学生是女性”。尽管她们处在少数，但男性就根本不值一提了。
如果说女生在数学和科学课程当中成绩差一些，如果她们在高技术行业或工程业当中不容易得到好的工作，那么，这个教育系统一定是出了问题。她们的父母没有鼓励她们，学校以男生为主，对女生不欢迎，男生喜欢欺侮女生，社会也在向她们发出传统角色模式的信息。
但是，如果男生成绩差一些，那就是他们自己的错误了。虽然他们都是儿童，责任却直接落在他们瘦弱的肩膀上了。在最近一期的《环球》杂志当中，有一篇文章（《班上成绩好的不是男生》，2月26日）讲，教育工作者应该告诉媒体，“有太多的男生似乎根本都不努力”，并且抱怨说：“男生时兴一种新文化，他们喜欢虚张声势，精神疲软，愚蠢自娱。”他们不是请男生来谈谈自己的看法，反倒去请女生来批评男生有如何如何低劣的学习习惯。
男性精神与知识水平总是不太容易合拍，这是一个事实（足球运动员很容易找到约会的对象，而书虫却不然），但这样的事实根本就没有人谈起。
男生也许在是否应该做得更好的事情上拿不定主意，因为女权主义已经在女性压迫与男性成就之间划了一条直线，这样的概念也没有人讨论。
小学主要是女性担任老师，她们经常数落男生，惩罚男生，多过对女生的处罚，而且男生有学习障碍的情形比女生多，这样的事实也没有人提起。
说教育工作者、父母和政府在过去的15年中一直在忽略男生，因此，他们本身对于那样的表现是否满意，这一点也没有人注意到。
女生是环境的受害人，男生是他们自己命运的主宰者。女生为社会压力所造就和控制，男生作出自己有意识的选择。女生可以抱怨任何人，但就是不能责怪自己。人人都可以责怪男生。
女权主义不是说要废除双重标准吗？
——
爱的混乱
把不准的约会游戏
乔纳森·福尔曼，《女性季刊》
“约会”有些什么内容？一位英国人对美国女性进行观察后，对约会的诸多意义感到迷惑不解。
在我的家乡英格兰，人们时常问起我来，说美国女性是否跟他们听说的一样，在性的事情上很主动。不是很了解美国的英国男性都相信，美国女性都是很凶的，都是些抱怨个不停的女权主义者，认为她们总是让人惊讶地强迫男子，经常主动邀请男子。“她们是不是在酒吧里走上前来就要你跟她们睡觉？”有个人问道。
真实的回答是：“嗯，通常不是这样。”美国妇女比较起英国女性来，在性的事情上并不是更加活跃，事实上，如果在酒吧里遇到女士，找英国女性更靠得住一些。（调查显示，英国人是西欧最喜欢滥交的民族——比法国人严重得多。）
尽管美国社会对性的事情比较开放，但是，美国女性经常过着令人烦心的两性生活。这并不是因为美国女性在任何一种意义上说假装正经。反过来，主要是“约会”的规则使两性关系复杂起来。
我在美国生活了十年，我父亲是美国人，我在加利福尼亚渡过了所有的大学假期，但我仍然不是很明白美国人所说的“约会”是什么意思。我知道，这很难相信，但是，我们在英国就是没有“约会”。这并没有听上去那么奇怪。我们仍然有性生活。我们仍然结婚生孩子。的确，我们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把这方面的事情办得很好。就我个人知识所及，“约会”在美国以外的地方很少存在。
例如，有一次我曾听一位美国女同事说：“我目前正在跟三个人约会，没有特别认真的。”我感到十分奇怪。她能同时跟三个男的睡觉吗？一位做律师的朋友解释说，她并没有跟他们睡觉，她只是在跟他们“约会”——换言之，跟他们一起外出吃饭。我问这个朋友，这是否意味着任何时候，只要一个男子跟一个女子吃饭，他们就算是在约会呢？不，完全不是这样，她解释说。晚餐要变成约会，必须要有浪漫的意图在里面。
此时，我觉得自己明白什么是约会了。那是一种在餐馆进行的侦察活动，是两个人开始建立两性关系之前发生的事情。除开吃饭以外，并没有什么肉欲上的事情发生。
但有些时间，背景就不是那么清晰了。如果我遇到一位未结婚的女子，她告诉我说她在跟某人约会，已经有三个星期了，或者三年了，那是什么意思呢？她是单身吗？（作为欧洲人，我会很快乐地把所有女性当作潜在的情人——我长大的过程就是看着女人的眼睛，而不是她的戒指——但是，因为我生活在这里，我情愿避免误解。）
还有很多类似的问题，所有这些都取决于对这个神秘概念的正确理解。我如何知道一次午餐、晚餐或跟一位女性一起喝一次饮料是否构成“约会”？许多美国女性感觉，除非是第二次或第三次“约会”，否则，她们不应该跟你睡觉，或者在极端的情况下不应该跟你接吻。但是，如果是女性请男性外出，或者双方都没有实际使用“约会”这个词，则有些女性就认为那不算约会。
更奇怪的是，如果彼此见面算作是“约会”，则另有一些女性要求男性为此付费。（可以假定，这些女性把约会视作一种交易，其中一部分跟经济有关：三次约会都可以算作预付的分期付款。男子的回报就是律师所称的配偶权，指相伴、家务与性交等的合并。）
我想知道的是，在你可以宣称自己在与某人“约会”之前，需要有几次约会？为什么跟某人“约会”含有专一的意思在里面？不与某女性“约会”能与她睡觉吗？
这最后一条就触及“约会”概念的根本错误了。对一名外国人来说，这整个习惯含义模糊，内容奇怪，同时还很生硬，它表明存在一种语言学上的短缺。美国人并没有足够多的词汇来描述两性关系当中多种复杂的含义。他们在不能够为“订婚”、“一夜情”、“跟人外出”等词汇确定的人际关系中感到很不自在。这种情况对某些美国女性来说显得尤其真实，很多人都知道她们喜欢很晚进行长时间的谈话，并在谈话期间确定和描述两者之间的“关系”。
“约会”的概念之所以发生混乱，很大程度上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郊区的配对仪式。原来的约会基本上是表示使深交正式化的一种方式，当时那个时代，通过别人介绍而结婚已经过时，陪伴活动不现实，汽车让青少年逃脱父母的管束。
在人们年轻轻就结婚的一个时代，如果你希望一种人际关系能够发展到“什么程度”，那就只有跟对方约会。约会假定是通向结婚的第一步。因此，如果自己的孩子跟来自不适当的种族或等级的人约会，父母就会提出反对意见。
在英国，我们从来都没有养成那样的约会制度，因为我们在20世纪50年代还买不起汽车，也买不起那种意义上的郊区的房子。而英国的汽车尽管做得很漂亮，但要么太小，不适合于做性交用途，要么是请司机来开的。因此，我们形成的一个办法流动性很大，很实际，很难称其为一种制度。
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在剑桥当学生的时候才慢慢明白这个道理。首先，人人都喝很多酒（但不是啤酒），大家一直乱抛媚眼。我会跟女性的朋友们一起吃晚餐（或午饭，或喝茶，或喝饮料）。有时候，我们之后会睡觉。在某些女性当中，这是一种常规的做法。在另外一些女性当中，你只会跟她们睡一次觉，但可以继续与她们保持一般性的往来。
再还有一些人，两者之间的友谊总是柏拉图式的。只有你跟某人发生定期的性交，两人之间的关系才变得重要起来。问题在于：这是一种浪漫情感吗？你们是否应该保密？或者你们开始“外出”？这非常简单，也很好玩。
我们都去伦敦，并在那里开始工作后，情形还是如此，只是毕业后三年之内，我认识的四分之一的人已经结了婚。再过三年之后，另四分之一的人也结了婚。再过十年，跟我同年龄的四分之三的人已经收网结绳定安下来了，证明英国模式让单身的人在较为合理的年龄就结了婚。而在纽约，不是在伦敦，成千上万焦急的30多岁的男女整天站在镜子跟前看着自己脸上日渐减少的价值。
约会的制度也许在20世纪50年代的郊区环境下很适用，但在今日的大都市里再也行不通了。政治上正确的清教思想是一个原因。人类的交配仪式如果没有喝酒、抽烟和跳舞等的益处，要么毫无生趣，要么太工于算计。没有彼此挑逗，这样的活动的确枯燥无味。这些日子以来，男女挑逗已经成为一门正在死亡的艺术。挑逗处理得不好，极有可能会断送你的职业前途，甚至有可能让你直挺挺地站在法庭上。
另外，在20世纪50年代的黄金时代，“约会”的人通常在高中时代就彼此认识，或者经父母介绍而相知。是否适合的问题因此远在“约会”实际发生之前就已经解决了，这里面最主要的问题看来就是要看看彼此的性化学是否相配。今天，“约会”经常涉及问及对方一些很无聊和老套的问题，比如职业、家庭、兴趣等。
经第三者安排进行的盲目约会是最差的一种，尤其是工作访谈的时候，你个人的性别自尊会受到极大挑战。而且这样的约会可能毁坏你与得罪自己的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你的约会对象不仅仅有可能排斥你，而且当你看见约会对象时，你立即便明白自己的朋友觉得你属于哪一个圈子。
解决的办法当然不是“约会”。请人们外出吃晚饭，下午出去喝咖啡，不要仅仅请适合的人，也不要拿它当作某种科学实验的“第一步”。你最老和最好的朋友可能是适合你的人，或者请你的老板。这就是浪漫要讲的故事：兴之所至，冒险即始——所有这些都跟“约会”水火不容。
——
1962年，生下来就失败
《社会变形，天堂与地狱之间》（1992）
1962年我降生这个世界
大家看看我并没有多少选择
到八岁的时候我已经看出一切已经太晚。
我已经在朝错误的目标攻击。
我上学的时候你觉得我是个傻子，
总在破坏很多规矩。
我逃学，父亲打我的光屁股，但我
当然忍着装酷。
他们说这叫生下来就失败，
你明白我还不如死掉算了。
生来就失败，你就是一条坏消息，
永远没有第二次机会。
这是七月中旬一个炎热的夏夜，
隔夜醉酒，一只眼睛还是黑的。
你母亲说我是个失败者，往死胡同里钻的一条船，
而在我的内心，
我知道她是对的……
——
性与那个后现代主义姑娘
摘自大卫·福斯特·沃莱斯《采访可恶的男人》（1998）
如果你还没有被90年代的爱完全弄糊涂，那请看看这篇文章。
K：今天的女人要什么。这是个大问题。
E：同意。的确是个大问题。就是称为……
K：换个说法，今天的妇女自己以为自己想要什么，相对于她们内心里真正需要什么。
E：或者说你觉得她们应该要什么。
K：从男性这里。
E：从男子这里。
K：性欲上的。
E：从古老的交配之舞来看。
K：不管这听上去是不是有尼安德特人的味道，我都要说这的确是个大问题。因为现在，整个问题已经变得一团糟了。
E：这话你可以再说一遍。
K：因为现在，现代女性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矛盾问题，她不知道自己应该要求什么，也不知道自己应该在性的事情上有何等样的期盼和表现。
E：现代女性的一大堆矛盾是她们自己强加在自己头上的，结果让她们自己无所适从。
K：正因如此，人们才很难了解她到底需要什么。困难是困难，但也不是不可能。
E：我们可以拿圣母与妓女这个矛盾来举例，也就是良家妇女跟荡妇的区别。就是你自己尊敬并带回家见老母的姑娘与你仅仅操一通就完事的姑娘。
K：我们还不要忘了，在这之上还有新女权主义与后女权主义期待的问题，就是说，女性也是性代理人，正如男性一样。人显露一点色欲并无问题，对着男人的屁股吹几声口哨没有问题，主动一点没有问题，追求自己所要的东西也没有问题。随便跟人胡搞也没有问题。对于今天的女性来说，四处胡搞几乎是非做不可的事情。
E：但仍然有值得尊敬的姑娘与荡妇这个老问题。如果你是女权主义者，四处胡搞没有问题，但是，由于大部分男性并不是女权主义者，所以四处胡搞也是个问题，如果你四处胡搞，他们不会尊敬你，也不会再给你打电话。
K：行又不行，这真是个两难问题。
E：一个佯谬。两种办法都行不通。媒体永远都会炒作这个问题。
K：你可以想象所有这些东西给她们的精神造成的内在压力。
E：历来如此，很长时间了。
K：因此，有很多女性傻不拉叽的。
E：因为内心的压力而失去理智。
K：甚至都不是她们自己的错。
E：头上扛着如此沉重的负担，在今日媒体文化中总有如此尖锐的矛盾存在着，谁又能不发疯呢？
K：关键在于，当你对一个人产生性方面的兴趣时，你很难想象她到底希望从男性这里得到什么。
E：完全是一团糟。你要是想猜测出到底采取什么措施，完全可以把你给整疯。她有可能吃你这一套，也有可能根本不买账。今日女性完全可谓是一项风险事业。就如同想弄明白禅宗公案一般。如果你想猜出她们需要什么，最好闭上眼睛盲目一跳。
K：不敢苟同。
E：我是指象征意义上的。
K：我不同意完全不可能推断出她们到底想要什么。
E：我觉得自己没有说不可能。
K：但我同意，在今天的后女权主义时代，要真正严肃地使用推断力和想象力，那是难上加难，从来没有过的难。
E：我意思是指，从真正确切的意义上来讲，是否完全不可能推断我们作为一个物种会发展到哪一步。
K：但我的确同意，光是凭她们说什么，你不一定能够搞得准。
E：因为她们之所以那么说，是因为她们假定应该那么说吗？
K：我的立场是，实际上，你大部分时间都可以推断她们想要什么，我意思是说，差不多可以从逻辑上推断出来，如果你愿意费心思理解她们，并理解她们所处的困难境地的话。
E：但你不能仅仅根据她们所说的话，这才是大问题。
K：我只好同意。现代的女权主义者及后女权主义者想说她们需要的东西，就是在个人自治当中的彼此尊敬。如果性交必须要发生，她们说，那就必须得到双方同意，而且必须是两个独立的个人自主的欲望，并对各自的性欲和表达方式负同样的责任。
E：我刚才说的正好就是这个意思。
K：但这一切全都是废话。
E：她们当然都懂这类关于权利的暗语，这是肯定无疑的。
K：如果你开始考虑一下我们刚刚谈到的两难处境问题，那就很容易明白这全都是一通废话。
E：这一点并不难看出。
K：她必须在性的事情上解脱出来，同时又有自主权和确定性，可同时，她仍然明白良家女子与荡妇之间的双重矛盾的老问题。她们明白，有些女子让人在性的事情上随便利用而自己得不到任何尊重，但想到被人看作随随便便的女人时她们仍然会退缩。
E：我们还要记住，这样的后女权主义女性还明白，男子性范式与女性的性范式有根本上的不同——
K：《火星与金星》。
E：是啊，正是如此，她明白作为一个女性，她天生就必须在性的事情上保持高姿态，要做长远的打算，她必须更多从人际关系的角度看问题，而不仅仅只想着操，所以，如果她放下架子胡操一番，最后不免为人所利用，她觉得是这样的。
K：这当然是因为今天的后女权主义时代也是今天的后现代主义时代，人人都知道所有记号语言底下发生的一切是怎么一回事。人人也好像都明白每个人坚守的范式是怎么样的，因此，我们所有人作为单个的个人都在性的事情上保有责任，因为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有的放矢，是在消息灵通的情况下作出的决定，超过以前所有时代。
E：同时，她仍然处在这种难以置信的生物学的压力之下，她必须找到一个配偶安定下来，筑一个巢，养儿育女。例如，我们可以看看《规则》这样的书，看看为什么这样的书会流行起来。
K：关键在于，今日女性对现代性和历史都必须负责任。
E：还不谈最简单的生物学。
K：生物学已经包含在我所说的历史的范围之内。
E：这么说，你所用的历史这个词更多是指福柯所指的历史。
K：我所说的历史是一系列有意识的、主动的人性反应，而生物学和进化只是人性必须作出回馈的一系列力量的一部分。
E：重点在于，这对妇女构成了无法忍受的负担。
K：真正的关键在于，事实上，她们只是在逻辑上互不相容，就是这两种责任。
E：哪怕现代性本身也是一个历史现象，福柯经常会这么说。
K：我只是想说明，没有人能够承担两种在逻辑上不能够相容的明确的责任。这与历史没有关系，这是纯粹的逻辑。
E：从我个人的角度看，我抱怨媒体。
K：那么说，有什么解决办法呢？
E：精神分裂症一样的媒体言论可以找到比如《大都会》风格的言论作为范例，一方面解放出来，另一方面确保你能得到一个丈夫。
K：解决的办法在于要意识到，今日女性处在很难的一个境地里，很难承担自己明确的性责任。
E：我可以买熏肉回家，哼哼，我可以放在锅里煎，哼哼。
K：生活总会找到一条出路的。
——
彼此之间
帕特里克·巴克雷
这是一篇大学入学考试作文，后来发表在《纽约邮报》上。它表达了一个少年对男性角色模式——不管是家庭内还是家庭外的男性角色模式重要性的认识。
1992年4月25日，那是改变了我一生的日子。一个月之前，一位友好的邮递员送来了一个邮件，是一只盒子，里面装有一些图纸和许多块小木块。图纸是我订购的一条无线电控制的高级帆船的组装图，那是我为过生日从一家模型公司订购的。我自9岁起就开始做汽车模型了，但等我打开这只盒子后，却差不多惊呆了。里面只有木头。没有塑料件，没有设计得十分完好的零部件和照片说明图供参考。惟一的指令就是一张很大的图纸。
在一两个星期的时间内，我一直在努力，想摸清楚从哪里开始。我家里没有谁能帮上忙。我母亲对机械上的事情并不熟悉，我父亲又很少见到面，他生活在弗罗里达。因此，在那个炎热的四月天里，我决定做一件很多精明的纽约人认为是浪费时间的事情。我决定去中央公园的船只模型池，看看那边有没有人能够帮上我的忙。我跟母亲一起去了公园，她一路对我说，如果找不到任何人帮忙，千万不要泄气。
她说，“现在的纽约人都忙得很，”她提醒我，生怕被人拒绝后对我打击太大，“但是，也许有人能够告诉去哪里找得到一个培训班，或者找到一本书来帮忙。”我母亲总是想尽一切办法保护我，哪怕在很小的时候我就明白，由于我的生活当中缺少了一个父亲，她一直为此感到极其难过。她很悲观，但是，在我们接近船池的时候，我的决心却越来越大了。我以前去过那里很多次，只是为看看船模，还去爬旁边的“爱丽丝漫游奇境记”青铜雕像。
我们接近船池的时候，我的热情高涨起来，我看到很多条船的桅杆在水面起伏，在树影中时隐时现。模型船平均有4到5英尺长，桅杆有6到8英尺高，这些船都属于大号模型船，让很多孩子看着就服气，当然也包括我本人在内。在船库门前，有很多人在走来走去，手上都拿着无线电遥控器。因为我才只有11岁，而且比较害羞，因此，大部分话都是我母亲在说。然后我注意到一位年纪大的老先生，他身边还围着几个人。他手上没有遥控器，但他在回答一些问题，还在发一些传单，介绍一些模型供应商。
我和母亲也开始提一些问题。他名叫哈尔，自9岁时起就开始做模型了。他现在有72岁，是一位颇有风度的绅士。他在布鲁克林长大，二战时在海军服役，还当过贝尔实验室的首席工程师。我告诉他说，我过生日时订了一套船模散件，但不知道从哪里开始着手装。我不能肯定可以指望他来做点什么。我天真地想，也许他有一张图纸可以解释木制船模的技巧。结果，所发生的事情完全出乎我的想象。
“嗯，如果你愿意，我可以帮助你组装起来，也许还能帮你做好第一步工作。”哈尔说，这让我感到意外。我们约好第二天放学后见面，而那“第一步工作”结果成为300多个小时的工作。这300多个小时的工作是指放学以后，还包括我首先完成自己的家庭作业，然后才开始研究极复杂、有趣、精巧，也很具体的船模制作说明。每天我们要工作几个小时，要画出很精确的设计图，要对图纸进行仔细研究，材料和工具也必须做得很称手。我们把每个小时的工作都登记下来，做了一个预算，并且严格按照时间进度表进行，把我们漂亮的起居室变成了一问木器场，堆满了锯屑、油漆皮、各种漆具，四处都是锈迹，我们非常耐心，花费很大力气做船模。
不管刮风还是下雨，不管下雪还是什么，哈尔每天都准时到达，一来就开始工作。多年以来，我父亲，后来又是继父，总在对我食言。父亲经常说他会来的，结果一次又一次却没有到场。我记得，5岁的时候，我拿着一张手绘的邀请书请继父参加学校的一次重要活动，但他却转身对我说：“我没有时间搞这种鬼——！”学校演戏的活动我错过了，毕业典礼错过了，生日聚会错过了，运动会错过了——野营之旅从来都没有去成：这些都是我习以为常的事情。哈尔从来不食言。一次都没有。哪怕在他生病的时候（他发过严重的心脏病，心脏一直不太好），他也会准时到来，随时准备工作。
我和哈尔为那条船整整勤奋工作了一年时间。有时候，要我继续下去可真是难，因为，作为11岁的孩子，我的注意力经常会发生转移，而那份工作总像没有完结的一天，而且也并非总是那么有趣。但是，哈尔的决心深深地影响了我。他以身作则，告诉我一些重要的经验，如何组织安排，如何把紧要的事情放在前面，如何做有责任心的人。他跟我一起设计船模上的电子用具，因此而培育了对于科学的极大兴趣。
1993年5月，我们的玛里鲁号下水了，是以我教母的名字命名的。我很自豪地说，她是公园里人们拍照最多的一艘船。她有一根6英尺高的船桅，有4英尺高的樱桃红船体，还有涂过清漆的桃红木甲板，连人的影子都照得出来。接下来的那个9月，我们开始做第二条船，是金币号，是按缅因州的一条驳船的样子做的，总共花了500小时才做好，里面有无线电遥控的蒸汽，有完备的船长室内舱，还有双层甲板——一切都是从零开始做的。
我11岁的时候，哈尔对我解释说，他一直都想把自己得到的所有机会还给社会，但是，他不知道应该如何做到。当时，我还不是很清楚他到底是什么意思。现在，我已经是17岁的人，当我回想那次跟他造船的经历时，突然就明白了，我当他的学生，也当他的朋友，他不仅仅帮助了我，而且我还帮助了他，因为我帮他完成了他生活当中错过的一部分。
我与哈尔的友谊让我明白了许多事情，它们是讲人的耐心、忠诚心、毅力、教育和责任心。这次体验还确认了我对生活的乐观精神，并帮助我明白，尽管我们都会有心痛的时候，尽管我们都会有某种损失，但如果我们寻找，如果我们相信，那就会有最重要和最珍贵的礼物：彼此之间。
——
“我不想牺牲自己，也不想牺牲我的家庭。”
摘自罗伯特·希尔伯恩对克特·柯班的采访，《洛杉矶时报》（1992）
克特·柯班和柯特蕾·勒芙是互相敌对文化的偶像伴侣，很像是安东尼与克莉奥帕特拉。柯班的自杀留言是一个对家庭充满爱但又生活得不幸福的男子最后的动人道别，他“感觉对不起每个人，但又理解所有人”。这次采访是他女儿出生后几个星期内进行的，显示出偶像后面那个内心复杂的男子。
“我不想让自己的女儿长大以后，有朝一日跟学校的那帮烂仔争吵……我不想让人们告诉她说，她父母都是吸毒的人。”
克特·柯班，现年25岁，是极走红的著名摇滚乐队“涅瓦纳”的领导者，他坐在好莱坞山庄公寓的客厅里，抱着才4个月大的弗朗西丝，是他和克特蕾·勒芙的女儿。
这是柯班差不多一年多来的第一次正式采访，需要时间才能打开话匣子。
他是个害羞和敏感的人，谈起女儿来非常轻松，但有一件事情是他最不愿意谈的，尽管他知道自己非谈谈不可。
“涅瓦纳”是多年来最热门的新乐队，谈论这个乐队的数篇文章曾传播说，柯班有吸毒爱好。
他现在承认，他吸过毒，包括海洛因在内，但是，他吸毒并没有谣传或摇滚业界传播的那么厉害。他还小声但又坚决地说，他现在不吸了。
“没有什么比拥有一个孩子更好的。”柯班开心地说。
“我一向都喜欢孩子。我以前放暑假常去青年基督教协会工作，帮着带30多个学龄前儿童。
“我知道，当我有了孩子后，我会被那样的感情所陶醉，而事实也的确如此。我无法告诉你，自从有了弗朗西丝之后，我已经变化了多少。抱着孩子是世界上最好的毒品。”
可是，柯班的音乐讲述的全是青年人的愤怒与异化，他担心，持续不断的谣言会把他弄成一个颓废的摇滚歌手的形象。他也不想成为少年歌迷心目中的坏人形象。
他知道，如果说毒品不再是自己生活的一部分，很多人不会相信，但他还是觉得非说出来不可。
问及有人对他的真诚表示怀疑而他对这些人有什么样的反馈时，他说：“我想说，我想重塑自己的形象，这就是我能够做的一切。我们有很多年轻歌迷，我不想让自己跟任何引发毒品狂潮的活动有什么关联。有些人在推广毒品，他们都是些……（骂人话）。我选择跟毒品作斗争。我不为自己感到什么遗憾，但是，我对它们也没有什么好话可说。它们纯粹是浪费时间。”
虽然柯班的歌词写作技巧让这支乐队在主流中获得了成功，但是，他与地下／毒品世界的联系使他处在灯光下感到不舒服。在他看来，主流不仅仅意味着妥协与肤浅，而且，他还感觉自己身上有极大的压力。
“我猜，仅在去年一年，我差不多都有10次要脱离乐队了。”他说，他把孩子递给妻子，妻子也跟他一起在客厅里。
“我本想告诉经纪人，或者告诉乐队的，但大部分时间还是仅仅站起来对克特蕾说：‘好吧，就这样了。’但是，一两天之内就过去了……音乐总能够把我拉回去。
“对我影响最大的事情还是全无道理的谣言，也就是关于海洛因的谣言，所有这些猜测都在进行中。我感到自己的权利受到了侵犯。我从没有意识到我的私人生活会成为如此重大的话题。”
丹尼·高尔德伯格是亚特兰大唱片公司的经理人，他一直是这个乐队的经理人之一，他在单独的一次采访中说，他看到自去年春天以来，柯班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
“克特处理自己未曾料到的成功时曾遇到很大麻烦，”高尔德伯格说，“他来自极不同的一个背景，差不多可以说，我第一次开始为他做经理人的时候，他差不多连住的地方都没有。然后，大概在几个月的时间内，他成了一位国际名人。他有一阵子完全弄不清楚，但看来又恢复了。他有一个健康的孩子，最近的表现是我多年来看到的最好的时候。”
高尔德伯格说，他觉得当了父亲后有助于柯班认真对待自己的事业与生活。
“我相信那一天（去年春季）就是我看到变化的一天，他拿到了孩子的超声波图片。看上去就好像黑白的宝丽德快照，你可以看见孩子的手，还有子宫内的其他东西。回家后，他就把图片贴在墙上了。
“我觉得这张照片让他想起自己的生活，让他考虑未来的生活，因为不管以后发生什么样的事情，这个人都会在他的生活当中。他可能在想：‘啊，我是个朋克摇滚歌手，现在我是个摇滚歌星，可是，我自己从来都没有想到要去当摇滚歌星。’他就是可这么一个姿态。养了一个孩子后，一切对他有了很不同的意义。”
我们再回到他的公寓，柯班从他妻子手里接过孩子，然后谈了谈他的将来。他现在思考的事情是几个月之前完全不可能去做的事情：再灌一张唱片。
“我们想灌一张真正的原始唱片，都想了一年多了，现在看起来我们终于准备好灌制工作了，”他说，“医生给我开了一些治胃疼的药，可以帮助我止痛，我还参加了疼痛治疗。我还吃一些别的药物。我们希望在明年再次巡回演出之前把唱片灌好。”
提到巡回演出时他停了一会儿。该乐队在MTV大奖之后要去西雅图和波兰特开演唱会，但那是他们今年在美国惟一的一些预定演出。
“我们也许不再进行长时间的巡回演唱会，”他说，但有些犹豫，“我们能够开演唱会的惟一办法，是我必须找到某种办法防止翻胃。我们可以灌唱片，我们可以时不时来一次演出，但是，如果让我一连几个月忍住胃疼去巡回演出，那可真是太难受了。我希望健康，我希望活着。我不想牺牲自己，也不想我的牺牲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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