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柏拉图主义盛行于罗马帝国后期（公元3至5世纪），它以柏拉图哲学为思想基础，融会了希腊化时期以后来自东方的各种神秘主义和信仰主义，构成了希腊形而上学向中世纪基督教神学转化的重要理论中介。新柏拉图主义的思想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世纪的一位希腊化犹太人斐洛（Philo），他曾经运用柏拉图哲学对《圣经·创世纪》进行了一种隐喻性和神秘化的重新解读。但是新柏拉图主义的真正创始人是罗马帝国的普罗提诺，他和他的学生波菲利使新柏拉图主义成为基督教神学全面控制西方思想之前的最后一个古典哲学形态。

    斐洛

    新柏拉图主义的先驱斐洛（Philo，约前25—40）被布鲁诺·鲍威尔称为“基督教教义之父”（塞涅卡则是“基督教的叔父”），他是生长于亚里山大里亚的犹太人，熟谙犹太经典。他把希腊哲学和犹太神学结合起来，以柏拉图的眼光到旧约圣经里去寻求微言大义，并利用柏拉图的“分离说”和神秘主义切断了人的理性和神的一切关联。他认为神是高于一切有限事物的，没有任何描述能表达神的完美和善，神是无名的、不可思议的。神和世俗事物之间只有靠一种“中介存在者”即柏拉图的“理念”才有联系，而理念就相当于犹太教的“天使”，它们结合成逻各斯或“一”，代表神的理性和智慧，是神创造世界的工具。神的创世就是凭借逻各斯从物质的混沌中整理出一个秩序来。物质代表邪恶和非存在，它构成人的肉体，人的灵魂则在肉体中轮回，所以人生来就有犯罪的倾向，只有禁欲才能净化灵魂。但最高的美德并不是禁欲，而是虔诚，因为一切善都归于那不可言喻的神。所以他主张抛开一切知识，在一种无意识的“出神”状态中接受更高的启示。斐洛的这种粗糙的表达在普罗提诺那里被精致化了。

    普罗提诺

    普罗提带（Plotinus，204—270）出身于埃及，早年曾跟随亚历山大里亚的著名学者阿蒙尼乌斯（Ammonius）学习哲学（有人把阿蒙尼乌斯说成第一个新柏拉图主义者），40岁左右时来到罗马开办自己的学校，吸引了不少达官贵人，甚至包括加里安皇帝和皇后，一时间影响极盛。普罗提诺生活的时代恰恰处于被吉本誉为“黄金时代”的安东尼王朝刚刚结束、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的新秩序尚未建立起来的混乱状态中，罗素把他称为“古代伟大哲学家中的最后一个人”。面对着悲惨的现实状况，普罗提诺像一个真正的柏拉图主义者一样把目光投向了现象背后的唯一真实的理念世界，投向了善与美的形而上学的永恒之域。他晚年所撰的54篇哲学论文由其弟子波菲利整理汇编为著名的《九章集》。

    普罗提诺的形而上学建立在“太一”、“努斯”（又译作“心智”、“理智”）和“灵魂”这三个概念的神秘统一之上，三者的关系就如同基督教的三位一体的圣父、圣子和圣灵的关系一样。“太一”是一个无法用定义的方式来加以表述的本原概念，它有时被称为“神”，但比通常理解的人格化的神更为广阔和原始，有时称作“原初之善”。普罗提诺说：“它不是一个存在，因为存在的东西有着存在的形式，而它是没有形式的，甚至没有灵明的形式。我这样说，是因为创造万物的‘太一’本身并不是万物中的一物。所以它既不是一个东西，也不是性质，也不是数量，也不是心智，也不是灵魂，也不运动，也不静止，也不在空间中，也不在时间中，而是绝对只有一个形式的东西，或者无形式的东西，先于一切形式，先于运动，先于静止。”这样一个无以言状的东西，上承克塞诺芬尼的不可规定的“一”（即“神”），下启基督教中的“否定神学”，体现了西方哲学中的神秘主义传统。

    比“太一”次一等的实体即“努斯”或心智，它是“太一”因自身充盈而“流溢”的结果。“我们应当怎样来想这些围绕着‘太一’的常住不变的本质的次等实体呢？我们应当把它想成一种从‘太一’发出来的辐射，从常住不变的‘太一’里发出来，正如围绕太阳的太阳光永远不断地从太阳里产生出来，太阳的实体却毫无改变和运动一样。”因此，努斯是太一借以显示自身和认识自身的形式。普罗提诺有时候也把努斯称作太一的“影子”，并且认为这“影子”与太一本身乃是同一个东西，不可定义的太一正是通过努斯而获得了自身的规定性。

    “努斯”（noue）是体现为一的“太一”，它是一种整体性的精神，一切理念都是它创造的；当它进一步“流溢”而分化为多时就产生出诸多的“灵魂”（psyche），这些灵魂居住于它们凭借理念所创造的物质世界中，成为人的灵魂或其他自然生物的灵魂。再往下流溢出来的就是物质了，纯粹的物质是纯粹的黑暗，没有理念赋予它们确定的形式，它们就是非存在。这整个是一幅世界堕落的图景。然而，作为赋有灵魂的人来说，由于他本质上来源于一个更高的世界，所以他有一种要返回到太一的向往，每个灵魂都力图通过与努斯的联系而窥见和分有太一。但由于灵魂又被肉体所拖累，它时时面临滑向黑暗变成非存在的危险。而善的生活就在于摆脱肉体邪恶的束缚，循着从实践的美德（如政治）到理论的美德（如辩证法）到精神的沉思这样一个方向上升，最后还要借助于一种无意识的“出神”（“迷狂”）状态，才能与神或太一直接融为一体。普罗提诺说：“摆脱了自己的身体而升入于自我之中；这时其他一切都成了身外之物而只潜心于自我；于是我便窥见了一种神奇的美；这时候我便愈加确定与最崇高的境界合为一体；体现最崇高的生命，与神明合而为一；一旦达到了那种活动之后，我便安心于其中；理智之中凡是小于至高无上者的，无论是什么我都凌越于其上。”但普罗提诺承认，这种境界极难达到，他本人一生中也只有六次这样的顿悟。

    普罗提诺的三位一体的形而上学具有浓厚的思辨色彩，同时也带有明显的神秘主义成分。这种神秘主义成为基督教摈绝肉体享受、侧重灵魂自由的神学思想的重要根源，并为超理性的信仰提供了理论支持。在一个基督教徒看来，普罗提诺的“太一”就是上帝，“努斯”就是圣子基督，“灵魂”则是渗透于每个信徒的信仰中的圣灵。太一通过流溢而呈现为努斯，这就是上帝的道成肉身；努斯分化为灵魂并与太一重新达到合一，这就是基督复活和在信仰中（以及宗教社团中）实现的灵魂救赎。无怪乎奥古斯丁认为，如果普罗提诺再晚生一点儿，只需“改动几个字句，就是一个基督徒了”。

    波菲利

    波菲利（Porphyrios，233—304）是叙利亚人，早年曾在雅典等地求学，262年来到罗马，不久后成为普罗提诺的学生。他也是普罗提诺的传记作者和著作编纂者，并著有《亚里士多德〈范畴篇〉引论》《句要篇》等论文。

    波菲利在《亚里士多德〈范畴篇〉引论》中把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分歧归结为关于共相性质的三个问题：（1）共相（种或属）究竟是独立存在的实体，还是仅仅存在于人的思想之中？（2）如果它们是实体，那么它们究竟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3）如果它们是无形的，它们究竟是与可感事物相分离的，还是寓于可感事物之中？波菲利认为，这些问题是极其高深的，需要下很大的功夫才能进行研究。他本人对于这些问题并没有给出答案，但是从这三个问题中可以看出柏拉图主义与亚里士多德主义的根本分歧。此外，尽管波非利本人对当时方兴未艾的基督教持一种坚决的反对态度，曾专门撰写了15卷的《反基督教》一书，但是他所提出的这三个问题后来却成为中世纪基督教经院哲学中实在论与唯名论激烈争论的焦点。

    波菲利把东方神秘主义宗教与希腊理性主义哲学奇妙地结合起来，他一方面强调灵魂的罪恶本性，另一方面又大力宣扬净化灵魂的道德学说和关于神恩的救赎论思想。他站在希腊哲学的立场上来反对基督教，同时又在灵肉二元论的基础上把柏拉图哲学与基督教神学连接起来；他激烈地批判了基督教以及希腊罗马多神教的外在性的崇拜形式，同时却在无意之中将希腊式的思辨精神输入到基督教的内在血脉之中。到了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合法宗教甚至国教之后，新柏拉图主义与希腊的其他各种哲学流派一样，也遭受到了被排斥和被禁绝的命运，不得不掉头向东方去寻求生存与发展。但是新柏拉图主义的精神内涵却深深地渗透于基督教的神学理论中，成为经院哲学崛起之前的基督教哲学——教父哲学——的主流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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